第104章 安民为本（1/1）

汉朝初年。

刘邦越看，越对刘恒这个儿子的手段感到满意：“明确自己的处境，先示人以弱，再恩威并施，伺间而动，一击即中……天下之事至矣。”

没有因为得登帝位就一时忘形，也并没有因为缺乏力量而怯懦不安，而是心思沉稳、头脑冷静，通过各种方法先稳固自身，随后再制造或寻找时机来处理这些骄横无礼的功臣集团。

最后，既抑制了这些人，又没有引发动荡，做得实在是好啊！

这是乃公的儿子！

至于说周勃给薄昭送礼，让薄太后帮自己说话的事情，刘邦不以为意。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当时刘恒心里已经有数了，薄家不过是意料之内罢了，况且，大汉的外戚就是这样啊，和后世那些王朝还是不一样的。

他放松了身体，现在看来，大汉交到刘恒手上，他没什么不能放心的，现在的问题还是那个：自己若是没能多活几年，那在刘恒长成的这段空窗期，大汉该怎么办？

吕雉一扭头，就看见刘邦盯着自己。

她神色冷淡，暂时并没有什么和刘邦交谈的兴趣——左不过就是这人死了之后的事情，等神迹结束后再说也不迟。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对刘恒这个祖父报以极高的欣赏：“文帝素来仁德宽厚，力求消减刑狱，武侯又是有功的列侯，怎会蒙受不白之冤？”虽然他本人对黄老并不感冒，但是他对刘恒在当时施行宽厚政治的行为还是认同的。

汉家的治国之法，本就不应该局限于一家之言，而应当择适合者而用。

而周勃送千金给薄昭，在刘彻眼中却是印证了另一件事：外戚之家，有时候很好用。特别是一些皇帝不适合直接出面或发言的事情，通过外戚这个途径转个弯，就能处理了，若是再加上太后、太皇太后的出面，有孝道这个大旗，就更方便了。

与刘彻这个皇帝不同，在场的几位文武大臣们看到刘恒的这些故事，则是再一次在心中提醒自己，一定要谨言慎行，不可居功自傲、看不清形势。

虽然他们也知晓文帝的事情，但毕竟只是从长辈口中和一些文字中获取，受到的冲击远不如神迹直接展现画面来的强大。画面中，不论是周勃在封地时惶惶不安、披坚执锐的样子，还是他困守牢狱、被狱卒欺凌的场面，都让在场大臣不断以此警示自己。

大汉建立以来，文帝已经是最为宽和、仁慈、念旧情的皇帝了——啊，惠帝不算，但即便是文帝，同样会对威胁自己、不合自己心意的人下手，完完全全继承了高皇帝的风格，更何况如今的这位天子？

周勃是好运逃过一劫，他的儿子周亚夫又是个什么下场？

比之先帝，如今的陛下更加可怕。

【通过一系列举措，刘恒成功压制了一度气焰高涨的功臣集团，稳固了自己的皇位，也加强了汉朝的中央权力。】

【而在搞政治的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处理政事。】

【刘恒处理政事、进行决策的时候，基本围绕一个原则：安民为本。】

【这可以说是从刘邦建立汉朝以来，到吕雉，再到刘恒、刘启都基本遵循的一大原则，毕竟，汉初的民生着实凋敝，这也造成了汉朝初年国力的衰弱。】

【因而，对于汉初的执政者来说，保民生、促进民间恢复和发展可谓是第一要务。】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理所当然地认下了这个原则，没错，他执政的一个最大原则就是如此。

就像他登基之后，屡屡封赏刘氏王侯，就是为了让他们对抗那些功臣集团，而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法，除去他自身力量不足外，也同样是因为他不想让天下再起干戈——大汉实在是禁不起啊！

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连宫殿都不舍得建，妃嫔衣着都不允许华丽，为的就是让民间经济恢复，可不是给那些野心之人打来打去的。

唐朝，贞观年间。

李世民同样点头：“民为水也，重民为正。”事关天下百姓，再怎样重视都不为过，何况汉初那百废待兴的情况呢？

他的大唐同样如此，自己登基以来，对民生赋税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一部分。

魏征顺势发言道：“昔文景年间，敬民爱民，则天下蒸蒸日上，人皆乐也；后耽乐而后贪淫泆，不知恤民之际，天下苦之，四方皆怨气沸，大厦始颓毁。陛下宜戒此。”

李世民连忙点头，一边回想这几天自己又干了什么……没干什么啊？自神迹出现以来，自己每天从早忙到晚，连歇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去玩乐。

懂了，玄成这就是瞅准了机会说自己的！

【汉朝初年的经济情况相当恶劣。】

【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因为多年战乱，已经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商人囤积居奇，“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吕雉执政期间，虽然经济已经逐步恢复，但仍旧处于比较困乏的状态。】

【到了刘恒在位，想要修一个露台，因为要花费百金而作罢；他的宠妃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同样要保持节俭的作风。】

【这固然是刘恒爱惜民力，但同样也是汉朝当时的经济情况的一个反映。】

秦朝。

始皇帝陷入了沉默。

大秦有这么穷困吗？连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修个露台都修不起？明明没有啊。

而大秦和这汉朝，也不过隔了一个胡亥，至多再加上几年的征战时间，就能够让情况恶化到如此地步，历经几代皇帝都还没有缓过来——胡亥！

说到底，还是要怪胡亥。

不过，这倒是解决了他的一个问题，关于之前匈奴右贤王居然入侵中原的疑问。经济情况如此差，那对外的情况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

倒是扶苏此时精神一振：这就是要重视民的例子啊，等等找个机会和父说一说吧。经过他的观察，在神迹降临后，嬴政对待一些事情的态度也好似有了些许不同。

【那怎么恢复民力呢？最根本的还是赋税。】

【吕雉时，将田租税率降为了十五税一，又给所有汉朝百姓都分发了土地，哪怕是刑满释放的罪犯也能够分到半顷，推动了汉朝经济的恢复。】

【刘恒更进一步，田租不再是十五税一，而是三十税一，以此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十三年的时候，还将田租全部免除。

除此之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处理完税收后，还有徭役，刘恒“丁男三年而一事”，成年男子的徭役每三年服一次，极大地减少了百姓的负担，为农业留下了充足的人口。】

【除去关于农耕的政策，在钱币商业方面，刘恒也采取了措施。】

【由于汉初大发不义之财的问题，刘邦制定了对商业严厉压制的政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吕雉时期，因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稍稍放宽了限制；

而刘恒同样再次向前一步，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

【这样的政策，极大地放宽了限制、鼓励了商人踊跃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也促进了普通百姓的副业生产，以及盐铁业的发展。】

汉朝初年。

刘邦再次想起来自己当初连马匹都凑不齐的情况，虽然他心性豁然，但这件事他到底还是记得，实在是太穷了啊！穷得不仅皇帝的东西都凑不齐，更是面对匈奴都无法反击，只能被迫求和……

他暗自肯定了那个自己选择吕雉作为后继者的正确性，吕雉成功让大汉渡过了那段艰险的时期，扛到了刘恒长成、能够继位理事，那些政策，特别是给百姓分地，是实打实的根基。

回想后面几个王朝，哪怕是说搞什么“均田制”的唐朝，看起来都没有能够像大汉这样人人有田，人人可耕作。

想到这里，刘邦的嘴角勾了起来：那些朝代，绝对都没有乃公的大汉寿数长久！

明朝，洪武年间。

朱元璋看着汉朝、刘恒的种种政策，一时间感念不已：“三十税一，三年一事，耕者有其田……当年要是也能这样该多好！”田租低廉，徭役甚少，普通人又有起码一顷的田地用来耕种，若是能够这样，又怎会有饿死之人！

只是可惜，这样的制度，除去汉朝初年的时候能够达到，日后的王朝，再未能出现同样的政策和效果。“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剧宛若轮回一样不断发生，土地基本没有真正归属到那些最底层的百姓手中。

至于刘恒的商人政策，朱元璋是不太赞同的。把那么多东西都赋予那些商人，在当时确实帮助了汉朝的经济，但时间长了，又是什么样？

朱标劝道：“没有人能够保证每一步都绝对正确，爹爹无需苛责，只要那些人能及时改正就可以了。”

朱元璋听进去了，心情逐渐舒缓，但没等他彻底舒缓，又觉得有问题：如汉文帝一般人物，他的政策都会逐渐变质，那自己的呢？这个问题他之前就有所意识，但当时因为别的事情略了过去，如今想来，确实需要仔细查探、思考一番了。

【这些政策都有力地推动了汉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表现在商业上，就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而刘恒之后，他的儿子景帝刘启同样大力发展民生经济，为再之后的武帝刘彻发动汉匈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

【除去商业，在货币上，刘恒废除了盗铸钱令，允许私铸。只不过，这个政策到了武帝时期就被废除，私铸再次被禁止。】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挑眉，他倒不在意他关于私铸的政策存续与否，毕竟每一个时期都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需求，禁止私铸钱币也没什么。他关注的是禁止私铸背后的原因：到底为什么，才会让他的那个好孙子停止这一个延续两代的政策，转而禁止私铸呢？

是私铸本身导致了问题，还是私铸不能满足某种需求，而禁止私铸更能满足需求？

从神迹的寥寥数语能够分析出来，他的好孙子在位期间，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是当时的主要内容，且持续时间不算短暂——既然如此，当时的所有社会情况和政策都必然是要为汉匈战争所服务的。

那么，就是私铸不能满足刘彻发动战争的需求了，禁止私铸获利更大。

【在与民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刘恒也做了不小的改变。那就是刑罚。】

【登基之后，刘恒先是废除连坐法，也就是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

而到了十三年，刘恒又废除肉刑，以髡钳代黥刑，以笞三百代劓刑。笞五百代趺左趾，弃市代趺右趾。】

【肉刑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广泛应用，一直延续到了秦朝。秦朝灭亡后，刘邦建立汉朝，汉朝被称为“汉承秦制”，这样的形容在刑罚方面同样适用。刘邦虽然废除了一部分秦朝的严刑峻法，但同样保留了一部分，包括肉刑、连坐等。】

【到了刘恒在位，他本来可能就不太认为这些法律的必要性，加上当时发生了“缇萦救父”的事件，于是刘恒干脆废除了肉刑，用其他刑罚代替。】

宋朝，开宝元年。

缇萦救父的故事随着刘恒废除肉刑的举动一同流传史册，为所有读史之人所知。

赵匡胤语气中充满赞赏：“缇萦讼父，亦孔有识，推诚上书，文雅甚备。”哪怕如今不像汉朝那样病态地追求“孝”，但对于孝道的赞赏和推崇从未改变。缇萦的行为，不仅是汉文帝刘恒记载中体现他德行光辉的一笔，同样是宣扬孝道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