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诸侯国的大小战“疫”：4、轴心时代的“两架马车”（上）（1/1）

4、轴心时代的“两架马车”--医与巫（上）

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七百多年，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它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the Axial Age）。

北纬25-35度之间的地域，是轴心时代先锋人物展现智慧和精神力量的舞台。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在这里开启人类思想的启蒙先河。

轴心时代中，星光灿烂。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佛陀……还有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先驱们，有名的、无名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实践，把蒙昧原始的黑暗，变成星河灿烂的夜空。

我们始终活在轴心时代的洞见中；我们始终仰望轴心时代的星光；我们也始终在观察和探索轴心时代的成果中，逐渐走出黑夜，走向天明。

相比印度和巴比伦的宗教哲学，希腊罗马的神话悲剧哲学，中国文明在轴心时代的历史道路上，留下了更加人本和理性的足印。

轴心时代是周王治下的时代。

在周王朝的大乐里，瘟疫仿佛是其中不为人所闻的杂音。这就像滥竽充数，把一个蹩脚的乐师放在乐队里，它只是一个百分比，泰然自处；然而到了单人独奏时，他就成了百分之百，无以自处。

每一场瘟疫，来临之前是天降灾异和人间乱象，之后是大地疮痍和尸臭连天。以“智慧”自居并存在于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势必要总结经验和建立手段，而不是让百分之百的破坏性瘟疫，淹没在微不足道的百分比中。

回顾了700多年的个案，每一例都不止于一人一城，不止于一国一地，也不止于发病和死亡。疫病的影响会发生“三向流动”：一方面自下而上地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地改变生产、生活和文化；并由近及远地改变历史、科学和思想。

作为与历史环境和时期并存的抗疫史，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并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以来，抗疫防疫手段和意识，都与这个高速进步和逐渐定型时期的特色相匹配。

1、民间自发自主抗疫手段，表现为鬼神崇拜和医药治疗相结合。

《史记·封禅书》记载了秦国的一种祭祀传统，“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在夏季入伏时，要在城门处杀狗，肢解，四分五裂。此时进入盛夏酷暑时节，热毒侵入人体，会导致疫病发生。时人认为狗的阳气旺盛，狗血可以震慑病毒，驱赶瘟疫。

进入夏天，秦国境内溽热难耐。初伏这天，百姓们都来了精神。大家纷纷奔向城门，观看屠夫杀狗。数不清有多少狗被集中在城门口的空地上，屠夫们手起刀落，嚓嚓嚓把狗剁成几段。

狗血喷出时，人们沸腾了。鼎沸的人声瞬间淹没了狗的惨叫。狗血汩汩汇成一滩，涌向人群。众人踮着脚尖，呼呼喘着粗气往后退。

等到一切都静下来，狗血凝固在地面，人们如释重负，擦擦汗水，放心地各自回家了。

这是公元前676年，秦德公二年初伏的事情：“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投胎是个技术活。若是投胎成狗，就千万别投成“秦国狗”。毕竟秦人秦地的传统总跟狗过不去，正所谓“好狗用在刀刃上”——病了要杀狗，是为“祛疫”；死了也要杀狗，是为“殉狗”。

除了相信某些神秘力量，此时民众也发现或接受了更为理性的防病、治疗方法。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发病原因，与天气、饮食或生活习惯相关，而不仅仅是天谴或命数所为。

比如《孟子·公孙丑下》云：“有寒疾，不可以风。”；《韩非子·五蠹》云：“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等。

对发病原因的认知，直接决定了治病方法的出现和推行。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了艾草抗菌祛病的药用功效。《素问·异法方宜论》云：“其地高陵居，风寒病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灸焫即艾灸。有经验的医者，会通过艾灸为民众治病。民间也有随身携带艾草香包、室内熏艾的习惯。

时至今日，中国南方依然保留着端午节悬挂艾草、制作香囊，熏艾草作艾叶食品的风俗。除了应景、祈福和弘扬传统外，端午时令对艾草的诸种应用，依然发挥着祛病、防虫、净化环境的功效。

2、彼时社会上形成了逐渐形成了医疗群体，抗疫行为逐渐走出蒙昧与迷信，抗疫防疫手段出现实效，发挥出救治功能。

最初的“专业人士”是巫医，伴随经验总结和科学觉醒，一部分医者与巫医群体分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进入战国时代，“医”的地位和作用全面上升，占据主导地位，而“巫”则成为了仪式性和表演性活动的象征。

“病入膏肓”，语出《春秋左传》。这个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恰好反映了春秋时期巫与医对待疾病的判断和诊疗方法。

鲁成公十年，即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梦魇，先找来巫师解梦，后又请医师治病。然而，前者治不了命，后者治不了病。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披头散发的厉鬼张牙舞爪地一边跳脚一边威胁晋景公：“你乃暴君，杀我子孙。我已禀明天帝，你就等着老天爷过来收人吧。”景公吓醒，急召巫师入宫。释梦后，略通医理的巫师委婉暗示：“大王恐怕是吃不到今年的新收成麦子了。”

想来此刻应是春夏。《周礼·天官》云：“春时有痟首疾。”，《灵枢·论疾诊尺》有云：“夏天伤于暑，秋生痎疟。”。换季气温变幻不定，生发之季旧疾容易复发。精神和情绪不稳定，身体不适则常常导致梦魇发生。

依照巫医的结论，晋景公的生命余额不足，基本无以支撑到秋收时节。这让他咋哪能服气呢！

“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景公立即向秦国求援。

国际医疗队跨国救援行动还没到达晋国，景公又做噩梦了。

“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梦中，疾病化身为两个小鬼。一个小鬼担心道：“秦国派来良医，会把咱俩弄死，要不要赶紧逃？”另一个小鬼则胸有成竹：“咱们现在待的位置，恰在膏肓之中，妙得很！任凭什么医生施展何种医术，都不能奈何你我。”

“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晋景公接受了病入膏肓的现实。面对目力可及的生命尽头，一句“良医也”，流露着怎样的绝望和怨愤啊。

“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晋景公最终挺到了麦收季节。他杀掉巫师，解了心中恶气。品尝了新麦的味道后，景公因肠胃失调，死于如厕时。

生得光鲜，死得埋汰。笑不出来，是后人留给晋景公最后的温柔。

在“病入膏肓”的故事里，当时医疗领域里的两类专业人士——巫师与医生——先后登场。

巫师除了继承了殷商以来的传统，通过占卜和祭祀仪式，施法驱魔，以神秘主义形式解读未知现象时，也研究疾病的成因、症状，治疗方法和疗效。正如记载春秋时代轶事的《逸周书》所说：“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

医生则向迷信和蒙昧发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