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天下”到“一统”：5．疾患人间因缘“荒”（中）（1/1）

5．疾患人间因缘“荒”（中、用兵之地）

用兵之地

秦汉时期疫病的一个突出特点，体现在发病地域和感染人群，即疫病常出现在南征叛乱和北战匈奴的军队中。这是由于疫病的流播特点决定的。

瘟疫，通常是指流行性传染病。病菌通过寄生生物，进入人体，致人生病。瘟疫起源地人口越密集，被病菌感染和互相传染的人就越多。该地人口流动越大，瘟疫向外传播的效率就越高。

军队恰恰就是一个人员集中，流动性强，卫生防疫资源相对紧张的小型社会组织。一但进入瘟疫地带，或者遭遇传染病菌侵袭，疫病会迅速在军中暴发，并随着行军路线扩散至沿途各地。

秦汉两代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一统”，然而实现“大”巩固和维护，是依靠一次次对外战争和对内平叛来实现的。和平只是相对，军队始终处于战斗中或准备战斗。

以两汉为例，战斗地点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是南方闽粤地带，属于南越王势力范围；另一个是西北草原地带，属于匈奴势力范围。

气候中的温湿度和季风等因素，决定着一地的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纬度较低的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生物种类更多也更复杂，使得病毒和细菌既有了适宜的繁殖和生长环境，也有了更丰富的寄生生物和中间宿主。这也是南、北方疫病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南方的疫病主要源于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而北方的疫病主要源于自然灾害和饥荒。

对于气候和地理形成的疫病，世代常驻居民往往具有先天的免疫能力，或者免疫能力高于外来人口。常年生长在北方的人，一但短期前往南方，又恰好赶上湿热病毒流行季节，难免要感染中招。

《诗经?小雅?四牡》云：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四牡騑騑，啴啴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春秋时代有小吏因“王事靡盬”而忠孝不能两全；两汉时代有战事因瘟疫而中断，尤以边疆战事为甚。南方疫病多发，军队劳师远行，缺医少药；将士水土不服，感染疫病，客死他乡。汉朝及新莽军队的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出征的队伍里军旗猎猎，班师的人马中不见灵幡幽幽。

南越国的“躁动”由来已久。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南海尉任嚣去世时，将职守托付于赵佗，建议他凭借山高路远和地理屏障独霸一方以自保。赵佗利用秦末中原战乱，无人他顾南方的时机，吞并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建国初年，百废待兴，刘邦君臣致力于巩固“一统”，平衡利益，恢复民生和安定北方。“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由着南越武王赵佗做大做强，乃时势所迫的权宜之策。

忍到公元前181年，秉政的吕后忍不了了。“七年冬十二月……南越侵盗长沙，遣隆虑侯灶将兵击之。”

《汉书》的记载如此简略，一行字带过了西汉建国后第一场大规模南下作战。

司马迁在《史记?南越列传》中，道出了了西汉与南越国的交战原委：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

吕后对南越国进行经济封锁，秦人赵佗分外恼怒。每每北望，故国故园故人遥不可及，相邻的长沙国近在眼前。左思右想，赵佗坚信汉朝廷的制裁，必定由长沙王挑唆而起，于是发兵袭击长沙国边境。

名为打长沙王的人，实为打高太后的脸。“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

当了太后的吕雉，早先已经把最后的隐忍留给了匈奴单于。“北”可忍南不可忍，当年七月，她派隆虑侯周灶率大军讨伐赵佗。

盛夏三伏，中原各地都笼罩在暑热中。从长安到江南再到岭南，越走越潮闷，越走越难耐。酷暑潮湿的时节，正是南方疫病高发期，周灶的部队遭遇疫病。将士们相继染病，体能下降，几乎无力翻越山岭，与南越军队对峙。

汉军在岭南未见有实质战果，军队因地理气候和疫病，深陷非战斗减员的困境。耗又耗不起，走又走不得。

“岁馀，高后崩，即罢兵。”

一年后，吕太后崩逝，周灶带领残部返回。隆虑侯的部队是败给了南越军，也是败给了南方的瘟疫。无论太后还是将军，他们都猜中了战事的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尾。

他们也没能看到太史公讲的结尾——“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

西汉的南部边境，与诸多小国小邦接壤。《史记》列传部分，除《南越列传》，还可见《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邻国之间唇齿相依，如硬币的正反两面，正面睦邻友好，反面兄弟阋墙。

基于前代经验教训，深知南方自然环境险恶，不利跨区域远征，淮南王刘安曾以《谏伐越书》规劝汉武帝的南征企图：“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

他以吕后征南越国为例：“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

之后再次强调：“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平定岭南，震慑蛮夷的军事行动，从不会因谏言而中止。刘安的苦口婆心，最终还是败给了汉武帝的战斗细胞。

新朝皇帝王莽，是个很擅长变脸的人。所以白居易才会在诗中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句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恨，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

当国伊始，他一反西汉时期各个帝王的边疆安抚政策，削去句町部首领的王号，将其贬为侯。

想必虚名之外，句町王和句町部亦受到了很多不公待遇，少了一揽子福利，多了一肚子委屈。恼火和不服之下，句町部干脆杀掉中原政府派驻的官员，造反了。

“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动。”

公元16年，天凤三年，王莽从巴、蜀、犍三郡百姓中征兵，任命冯茂为平蛮将军，率部前往西南边境镇压叛乱。在深山老林中穿梭三年，叛军乱民没寻到几个，冯茂部士兵却大多染上瘟疫，病死者高达70%。

蛮夷的“乱”没镇住呢，自己的巴蜀两郡倒跟着乱起来了。

冯茂无奈撤军，“变脸王”又开始表演。“莽征茂还，诛之。”当年壮士出征为国平乱的壮行场面不再，冯将军只见牢狱刑场和刽子手麻木漠然的眼神。

王莽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换上一批新将，征发更多士卒，调集更大批粮草补给，势要炫足肌肉，要句町部好看。

“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

西北西南各郡县的十万士卒和二十万人的后勤队伍，组成大军团，浩浩荡荡压向边境。交战初期，小有些战果，10万新朝大军杀掉了几千句町兵吧。之后，20万人的运输队竟供不上前方将士的粮草。饿肚子打仗，又遭逢疫病，三年下来，有数万轻壮鲜活的生命，没能走出那湿毒暗藏的山林。

“而粤巂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两次针对西南的战争，仿佛还是句町更占了优势。没有劳师袭远，更有天时地利。也难怪战后他们该杀人杀人，该封王封王，自己地盘自己说了算。

王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无论谁从哪个角度作何种评论，总不能绕开疫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