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赤脚医生之梦（1/1）

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只做了一年东方红拖拉机手，就如愿以偿做了保卫小学的代课教师。

刘胜龙比妹妹刘巧英也大六岁。和韦仁富比他的姐姐小十多岁情况差不多。在他们兄妹姐弟之间，两家都有孩子夭折了。

刘胜龙当上代课老师后，成功娶大队支书兼大队长的金一品的掌上明珠为妻。刘巧英因为有了金银秀这个嫂子，了解到一些医疗事业发展状况，对赤脚医生有了感性真切的认识，甚至学到了涂碘酒红药水、包纱布、打针挂水之类的农村赤脚医生从业之皮毛。久而久之，刘巧英有时会免不了突发奇想：高中毕业回了家，要是永远跳不出农门，能像银秀姐那样，做个“赤脚医生”也不错。

毕竟，赤脚医生是那个时代农村里最需要最受人尊敬欢迎的人，是对乡亲们帮助最多最大的人。

1949年时，全国的医院只有2600家，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大中城市里，全国懂西医的西医师和西医士加在一起只有8万多人。在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里，多数连一家西医的医院也没有，只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医“郎中”开办的诊所，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是缺医少药。所以，在旧中国，乡下有钱的财主家里有人生了病，可以派下人抬了轿子到镇里去请郎中，而穷人生病，则只有死扛。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遇到家中产妇生孩子，都请的是民间的接生婆。

因而，早年农村缺医少药，农村家庭新生儿存活率并不很高，少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差不多家家都难免。

那个时候，农村里产妇分娩一般都在自家农舍里进行，接生的人俗称接生婆，农村人尊称其为老娘婆，每个生产队都有，说白了就是常帮人家接生的普通农家老太太，对医学其实同样一窍不通。就拿给婴儿剪脐带的剪刀来说吧，通常用的是在产妇家中临时找来的普通旧剪刀，把剪刀两面在烛火或油灯火上反复烤几次，就算是消了毒，就用来剪脐带;剪完脐带的婴儿，就用家常普通的布帛来包扎，接生婆自然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纱布、药棉、绷带之类，接生婆自然也不懂得给产妇进行伤口消炎处理，不懂得也不可能有条件给产妇打防破伤风的针剂等。还有，那时候的产妇家里人往往会在房前屋后的地里取一些“干净”的土，用一口铁锅炒热、炒干了，垫在产妇身下，这样做极易引起新生婴儿的感染，以及产妇的产后感染(当时医学上称为“产褥热”)。这就是那个年代新生儿死亡率奇高和产妇产后感染率极高的基本原因。

这种接生婆接生，遇上不顺产的，一句“要小孩还是保大人”的发问，就能让一屋子人魂飞魄散，弄不好最后还是大人小孩两不保。如果碰上产妇产后大出血的话，接生婆手足无措，连送城镇医院救命都来不及，一家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产妇血尽而亡。

刘巧英的母亲陆萍芝先后怀孕十一胎，其中三胎小产即流产，八胎为大养即大产。八胎正常生产中又只有最后一胎生育刘巧兰赶上了赤脚医生接生，其他七胎都是由传统接生婆即老娘婆接生的，真正是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

陆萍芝大产八个孩子，到现在也只存活着刘胜龙、刘巧英、刘巧凤、刘巧兰兄妹四个，另半数都先后夭折了。

像刘巧英韦仁富们这样健康存活下来的农村娃，绝对已经是万幸。农村婴儿，真正的生死由命。抽筋能抽死人，拉痢疾能拉死人，甚至就连生个白喉、害个疖疮什么的，也都有可能断送了农村婴儿的卿卿性命。

所以，那“赤脚医生”的制度创新都要受到联合国的称道推举。

所以，上海市川沙王桂珍县江镇公社培养的赤脚医生王桂珍，1974年能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一般有三个来源：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有纳入国家编制，也没有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就成了农村社员对这些乡村卫生员的尊称。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城乡大力推广“新式接生法”，并着手培训农村接生员，以取代原来的民间接生婆。到1965年最高领导人“六?二六”指示发表前，全国接生员的人数已达685740人。“六?二六”指示发表以后，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制度)普遍建立，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兼任接生员。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赤脚医生如果要兼任接生员的话，除了赤脚医生培训以外，还必须再接受6个月专门的接生员培训，成绩合格者方能从事接生员工作。

严格地说，接生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但仅仅是通过规范新生儿接生过程中的每一项操作，严格防止新生儿和产妇在接生过程中的病菌感染，仅此一项，曾经挽救或避免了多少新生儿和产妇的死亡，就是无法估算的。

从195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1965年最高领导人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后，加快了这一体制的全面落实。所谓三级农村基层卫生体制，一是要求全国每个县或县级行政区建立中心医院，二是在每个乡镇(公社)建立卫生院，三是在每个村成立合作医疗站。动员抽调中心城市里医疗水平较高的医护人员到农村地区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充任骨干，动员大量医科类学校毕业生充实各地县中心医院和卫生院，同时，培训大批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卫生员，即俗称的“赤脚医生”。在当时我国医护人员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在保障人民生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这一体制曾获得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

在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民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量小伤小病是不会上医院的，例如，一个农妇在做饭时不小必被菜刀切伤了手指，一个农民在割麦时被镰刀划伤了手或脚，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抓一把灶灰或细土敷在伤口上，找一块布条缠一缠，谁也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伤跑几十里路到乡镇卫生院去治疗，而有了赤脚医生后，可以很方便地请赤脚医生进行伤口消毒处理和包扎，这使无数农村人人避免了伤后感染或从小病发展成大病。在没有赤脚医生以前，农村中出现因溺水、触电、滚坡、农药中毒、机械性损伤、被毒蛇咬伤等各种意外，往往因为农民们不懂急救或急救不得法，待病人送到乡镇医院时，病人已咽气身亡;有了经过专门培训的赤脚医生以后，这些赤脚医生虽然没有高深的医术，却懂得怎样避免一些不正确或禁忌的急救方法，知道怎样给患者做人工呼吸，知道怎样用鞋带代替止血带扎住患者的动脉血管以防血流不止或毒性漫延，知道怎样用头巾代替三角巾给患者进行简单包扎，知道怎样用锄杠和绳子、衣物制做简易担架，知道怎样用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方法防止患者的休克和深度昏迷，知道在患者送往乡镇卫生院的途中怎样沿途护理。这又挽救了无数农村人的生命。

刘巧英十八岁读高二的那年，她二十四岁的哥哥刘胜龙把保卫大队“赤脚医生”金银秀娶进他们刘家，应该算得上是把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请进了家门，从此，刘巧英有了自己切近的人生榜样，又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刘巧英还具备了学做“赤脚医生”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