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户籍制的前世今生（1/1）

经过缜密侦破，终于揭开了一起意外交通事故背后的隐性间接杀人案真相，警方抽丝剥茧的功夫实在了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在八十年代初治安形势恶化、刑事案件井喷的特定时期，瓢城各个媒体会怎么样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实在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警方大获全胜也就是金一品大获全胜。金一品当然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爱女金银秀了，但金银秀又怎么就能含笑于九泉呢？她毕竟是为她的那个鬼打墙一样的与生俱来的农村户口而死的。

刘胜龙曾经一再追问金银秀“你不会怨我吧”，妹妹找哥何止于泪花流，妹妹找哥竟能把命丧，被自己亲爱的哥哥一样的丈夫蓄谋已久带入死地，金银秀当然怨恨刘胜龙至于死不瞑目，但她绝对不会仅仅止于怨恨刘胜龙的。

刘胜龙当然成了千夫所指，当代陈世美为了自己独享国家户口的种种好处，连农村发妻都可以谋杀，人面禽兽，十恶不赦。

罪恶都是个人的，社会依然是干干净净的。

瓢城师范专科学校开除了刘胜龙的学籍。

刘胜龙的城市户口当然一并注销。

机关算尽终成空，聪明反被聪明误。

城里人谋杀乡下人的故事最终还是还原成了农村人相互残杀的悲剧。

一桃能杀三士，而那个桃子都可以是子虚乌有的。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妖桃呢？

我们实在有必要弄清楚户籍制度的前世今生了。

户籍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各级国家机关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经济管理、人身管理的重要途径，所以，历代王朝都沿袭着这一制度。

户籍登记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如殷墟甲骨卜辞“辛巳卜，贞，登帚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登人三千呼战”等等就是。《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了人头统计。这可以看作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见，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对生齿（男孩满8个月，女孩满7个月为生齿）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别登记于册，即“书于版”，并分城（都）乡（鄙）进行人口统计（这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城乡人口划分）。另外，每年要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进行登记，以掌握自然变动情况，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即“大比”），孟冬（阴历十月）时上报。所以说，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大兵源，增加赋役，稳定社会秩序，纷纷建立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即“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的内容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作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如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中国历代政府为掌握户口数量而设置的一种簿籍登记制度。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建立了这种制度。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命令男子不论是否成丁，一律登记年龄，补充了旧有的户籍制度。汉代户籍又称民书。汉代政府非常重视户口数，它是政府制士处民，征收贡赋，制造器物，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根据。汉沿袭前代旧制，每年县、道官吏负责进行登记验查户口，当时称为案户比民或案比，在案比的基础上，县、道编造户籍。户籍的内容包括每户男女人口、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

三国战乱，民多脱籍。西晋统一全国后，国家户籍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时户籍皆用经过药物处理的黄色的木牍，故称黄籍。东晋南朝承西晋之制，仍用黄籍，但却有为侨居江南的北方流民所设立的临时户口，时称白籍。凡入白籍者，无徭役赋税。此外，依附于门阀士族的部曲、佃客亦不在黄籍之内。针对这种现象，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东晋南朝曾多次进行“土断”。其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将部分白籍户纳入黄籍，并清查隐匿漏户。由于流民不断南下，土断政策贯穿整个东晋、南朝。在北朝，户籍制度亦逐步完备。孝文改制，颁均田令，行三长制，就有较严密的户籍制相配合。西魏、北周，有计帐，户籍之法。

唐代户籍主要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项内容。规定三年一造，其依据是每年登记一次的计帐和手实。户籍登记得非常具体详细。目的是为了加强控制，防止逃亡，保证赋役剥削的对象不致减少。但是逃亡仍然不能避免，作伪亦层出不穷。宋代官府依据民户有无税产的情况，把全国居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在主户中，又依据税钱或家业钱的多少，将乡村户划分为五等，坊郭户划分为十等。

宋代版籍有户口版籍和二税版籍。户口版籍有时简称版籍或户籍，又称人户产业簿、丁产等第簿，或五等簿、五等丁产簿等。二税版籍又称税租簿、夏秋税簿、夏秋税管额帐等。分别相当于唐代三年一造的户籍和一岁一造的计帐。熙宁年间实行募役法和保甲法以后，五等户簿虽未明令废止，但逐渐被保甲簿所代替。辽代人户分隶诸斡鲁朵（宫帐）、部族和五京州县。金代人户分别隶于州县和猛安谋克（汉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谋克户）。其户口计账三年一籍。

蒙古建国（1206）之初，即按千户制编籍全国游牧民，共编九十五千户，并在成吉思汗子弟中实行领民分配这些都登记在青册上。元统一全国后，居民按职业分为一般民户及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僧道、鹰房、打捕等十几种，分别著籍，称为诸色户计；一经定籍，即不得更易，世袭其业，承担不同的赋役。由于没有实行定期籍户的制度，元代户籍脱离实际的情况尤为严重。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命户部籍全国户口，置户籍、户帖。户帖格式由户部制定，颁行各州县，各州县照式刻印，给予里甲人户。十四年编制赋役黄册后，户帖逐渐失实以至废弃不用。所谓赋役黄册，是明朝用以管理户口、征调赋役的制度。因皆以黄纸为面，故名。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推行里甲制度的基础上，诏令编制赋役黄册。规定每里（110户）编为一册，册首类总为图，记载税粮户口之数。册凡四：一本进户部，所在司、府、县各存一本。黄册以户为单位，所编皆民户，故又名民籍黄册。黄册编定之后，发给各户一纸帖文，按四柱式写明该户所纳粮签数额，据此纳粮当差。黄册每十年编造一次。依据旧册，重填各户人丁事产的变迁。这既能掌握全国每户人丁事产的变迁，也是为了使赋役负担尽可能比较合理。民籍黄册外，又有军籍黄册。用以管理军户承袭军职、补丁勾军、防止脱免等。也是一式四份，即兵部与所在省、府、县各一份。

清沿明制，以丁口定赋役，需确查人丁数目，据以征丁赋，故有编审户口制度。大致为五年编审一次。编审办法，将户分军、民、匠、灶四籍，各定上中下三等。城乡各籍军民每百一十户划为一单元，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坊、厢或里，推其中丁多者十人为甲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各户将16～60岁的丁男（个别省份，如江西，曾一度包括妇女）数目报告甲长，甲长以上逐级呈报，由户部汇齐全国总数，具疏奏报皇帝。清代历次编审，弊端甚多。各级胥吏借此勒索，百姓不堪其扰；有司官员恐因人丁数增而难于催征加收的赋粮，故意隐匿户口，不愿上报实数；商贾流民不能及时登记；偏僻地区及少数民族人丁更难统计齐全。因此，编审数字往往虚假不实。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钱粮册内载名的丁数为准，赋役永为定额；雍正年间丁税地税合一，将丁银摊入地粮。这样，为定赋役而实行的人丁编审已经失去意义，故于雍正四年（1726）议停。乾隆五年（1740），令各督抚于每年十一月将户口数与谷数一并造报。乾隆三十七年谕永停编审。

民国时期最臭名昭著的是让保甲制度死灰复燃，与日寇殖民统治如出一辙。

保甲制度的实质是通过联保连坐法将全国变成大囚笼。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专门发布过一份连坐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匣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长应取具户长二人以上之保证，详细填入保结书内，并分别捺印；各户长得随时互相监视，遇有行迹可疑之人，即予以逐出或报请军警机关逮捕之；各户内遇有匪徒潜匿不报，经人告发或被检举者，其连坐之保证人同受连带处分”。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内政部一名长期从事编查户口的官员谈到为什么要采用联保连坐法时说：以往，政府用悬赏来奖励检举者，但赏金的代价往往不能抵偿因受“匪方”报复所受的损失。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后，便起到拘束民众的作用，使其“畏法而不畏匪”。抗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整理川黔商省各县保甲方案》中修正了上述具给的做法，改为不具结而连坐。即各户不必签名具结，但如发生甲内居民有通“匪”、为“匪”等情，一经审判机关查明，对同甲各户立即予以连坐处分。在该法的说明中提出上述变动的理由是：同甲各户因贫富不同往往不愿联保具结；而愿意联保具结的各户则往往素来关系密切，某户如有非法行为，同结者必不肯告发，“故不如使同甲各户共负联保连坐之责，不另具结，只须于各户门牌内加以说明”。

保甲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制度。1932年8月蒋氏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后，正式开始在豫鄂皖三省红军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施行。后来先后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湖南、绥远、福建、浙江、山东、江西、四川等省及北平、南京市。1937年2月由行政院公布修正《保甲条例》，推行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

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后，一些省区曾自发地推行保甲制度；1923年后曾有一段时间实行闾邻制，但效果不理想。据研究，正式施行则起源于国民政府对当时红军的围剿。1931年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当地民众不支持政府。为去此“弊端”，司令部所属党务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地方自卫处，研究并草拟保甲制度和保甲法规，同年6月首先在江西修水等43县试行；1932年年8月司令部正式颁布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保甲制度在“剿匪”正式建立。1934年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推行；1935年，南京、北平两大城市也先后推行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以后鉴于各地地理、交通、经济情况各异，在实行“新县制”时采取了有弹性的办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长通常由当地地主、土豪、顽劣担任。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竭力通过保甲长牢牢控制民众，“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保甲制度实行“管、教、养、卫”并重原则，使保甲制既服务于“自治”，亦有利于所谓自卫。“管、教、养、卫”是蒋氏提出的。1934年2月5日在浙江省政府纪念周上，蒋氏提出了“教、养、卫”三字。1936年5月16日和1937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又增加了“管”字。“管、教、养、卫”分别表示了管理、教育、经济、军事四方面内容。陈立夫在《地方建设问题》（1941年4月）中解释说“管”即自治治事，“教”即自信信道，“养”即自养养人，“卫”即自卫卫国。但蒋氏解释得更明白，他说推行保甲，目的是为军事化服务，“军事化是我们今后要推行自治实行主义根本精神所在”，“军队组织就是人类一切组织的最高范型，而一切的社会组织，可以说都渊源于军”。

抗战期间，在华北沦陷区“治安强化运动”中也曾经广泛实行保甲制度。沦陷区“户籍调查及登记事项”“保甲及自卫团之警卫配备事项”，由日伪市政公署下设社会局和警察局分别负责。严格清查户口，严格实施保甲制度，“各按人数填发居住旅行证，一面厉行保甲制度，办理连坐”。凡市民，必须办理有效身份的良民证，各交通关口设有检查处，没有良民证无法通行。良民证有各区街长的证明方能发给，遗失后必须找保人证明，报告区街长，转报警察官署核准才能补发。对转于他人之手，因而发生案件者，受同等之处罚。

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察机构用来控制台湾社会的的制度也称作保甲制度。起源于1899年5月8日拂晓，以陈秋菊为领袖的700名抗日分子，袭击台北城、大稻埕。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召鹿港商人辜显荣来商量镇压“匪徒”之策。辜显荣贡献的“治匪”策，就是设“保甲制度”让地方协力“治匪”。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发令创设“保甲总局”，并命辜为第一任局长，同时以“防范土匪活动”为由，颁布《保甲条例》，并广设保甲、壮丁团。并由儿玉总督赐予武器，以便自卫之用。辜显荣花了2个月，募集17岁到50岁的男子组织“壮丁团”，并纠合各庄创立“联庄保甲局”，从此对镇压抗日“匪徒”发挥了相当的效果。

而由于保甲局发挥了空前的成效，于是日方废弃前任乃木希典总督的构想：由军队、宪兵、警察组成的三段警备制，改采“保甲连坐”和“壮丁团”的“治匪”办法。由日本警察领导保甲和壮丁团，但在台的日本本土人及外国人并不在此列。

此组织，乃仿效清朝以来就有的保甲组织，令十户组一甲，百户组一保，互相监视告密，并规定连坐处罚。而每一甲设一甲长，每一保设一保正，甲长由甲内各户选举推派，保正由保内各户选举推派，再由地方官认可后出任，任期两年、属无给职，负责地方的治安问题。

同时以强迫方式要村庄的青壮男子加入“壮丁团”，加入条件有：年龄17～50岁、身体强健、“品性善良”等，并设有团长、副团长，亦为无给职，有效的控制和对付抗日活动。儿玉和后藤利用保甲制度和壮丁团维持治安，被认为是由当地的“土人”辜显荣，给予日本统治者启发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保甲及壮丁团的业务范围扩大，除负责维持治安外，还包括调查户口、监视村庄出入者、警戒自然灾害、搜查抗日分子与鸦片买卖、协助预防传染病与虫害、义务劳动、修桥铺路、征收赋税、禁止缠足等，皆为其工作。到此，已成为基层行政辅助单位。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民国时期的户籍管控与殖民统治无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古代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上，而且体现在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7载：“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户籍管理一般应是人口的统计和管理工作，与社会治安并不直接相关。但是在我国历史上，户口的管理也对人口活动行为进行制约，它对封建秩序，特别是治安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宋代以后出现保甲制，赋予了户籍管理一项重要的社会治安功能。各种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其中，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并束缚在一起的社会治安网络，从而成为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废止了旧的户口制度，制发了新的户口簿册，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制度。但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仍保留有大量传统户籍制度的内核。如户籍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户籍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户籍管理带有很强的社会治安功能等。

城镇户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之一，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历史见证。

城镇户籍的价值显化包括货币化和非货币化两方面。非货币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把城镇户籍作为一种奖励与补偿。奖励主要体现在对有一定职称的知识分子家属、有一定年资的中小学教师家属、有功的军人、甚至是被评出的优秀外来工等给予城镇户籍。补偿主要体现在给予一些危险性职业和大部分城镇居民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如井下工人、殡葬工人、城市清洁工人等的就业者及家属以城镇户籍。

城镇户籍的货币化的价值显化几乎无所不在。

1953年10月作出的《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是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决议之一。统购统销制度建立后，一系列由政府推进的重要社会变革紧接着发生，其中一个变革是实行了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度，通过严格控制城镇人口数量来控制住粮食消费的数量、避免让农民缴纳太多的粮食，以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

195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命令》，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城镇居民粮食定量计划供应的历程。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条文形式限制农民进入城镇，从镇到城市也有限制，规定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必须有城市的招工或招生证明，或者有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允许迁入证明。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国城乡分割的人口管理体制正式形成。这主要是满足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管理体制的需要，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人口管理制度。

由于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可以用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购买到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与农民相比生活有相当的保障；又由于城镇人的许多福利是依靠地方财政拨款，而大部分农村并没有这种福利。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教育。由于城镇教育设施比农村优越的多，而没有城镇户籍的人是无法享受这些设施；如果要得到这种服务，就要付出高昂的费用。

城镇户籍的价值还体现在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远远高于农村居民。

城镇户籍的最大价值恐怕是它的继承性。如果父母有城镇户籍，子女也就有城镇户籍。这就使相当一些人为了子女的长远利益而争取得到城镇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