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大家一起来算账（1/1）

被点名的刘邦非常不满，抱怨道，“现在大汉百废待兴，加上匈奴还有各诸侯王的威胁，要兴建长安，完善官吏系统。

还有赏赐打天下的将士们，以及阵亡士卒的抚恤问题等等，哪个不花钱。吾收这些税赋有什么问题，非得被这个胖子拿来说。”

刘盈在旁边陪着父亲抱怨，他知道这些税赋确实是必须的。心中暗道侥幸，实际他也没多想过百姓的生存现状。

幸好未来的他没干啥压榨民力之事，不然也得被这胖子数落不可。

不过，他这个弟弟真是厉害，以爵位换粮食，再减轻百姓的负担来收买民心，确实高明。

汉文帝刘恒心中苦笑，这种收买民心之事，他不做也得做。吴王刘濞倚仗国内有矿以铸铜钱，不收百姓赋税，甚至出钱帮百姓免徭役。如果他对百姓苛刻，不显得他这个天子比一个地方藩王还不如吗，那还争个啥民心。

宣帝刘询叹了口气，他心里清楚那些地方豪强是怎样兼并百姓土地的。但他又有什么办法，最多也就以厉法来惩处犯事豪强，强硬迁徙他们一些人来关中。

他知道这样治标不治本，但拿不出其他办法。就连他的曾祖父武帝，那么强势的人，告缗令也就进行了四年不到。

【1973年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了一些简牍。该墓主人名为张偃，曾任里正，葬于汉景帝四年。简牍中的4号、5号木牍记录了墓主人所在的西乡所辖市阳、当利、郑里等三个里征税的“算簿”，大家请看。】

光幕列出了算薄的类容：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卅五钱三千九百廿正偃付西乡偃佐缠吏奉受正□二百卌八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十钱千一百廿正偃付西乡佐赐口钱

市阳二月百一十二筭筭八钱八百九十六正偃付西乡偃佐缠传送

市阳三月百九筭筭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三月百九筭筭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三月百九筭筭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筭筭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筭筭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筭筭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市阳四月百九筭筭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偃佐赐

四月五千六百六十八

市阳五月百九筭筭九钱九百八十一正偃付西乡佐（人名，上奋下心）

市阳五月百九筭筭廿六钱二千八百卅四正偃付西乡佐（人名，上奋下心）

市阳五月百九筭筭八钱八百七十二正偃付西乡佐偃（人名，上奋下心）

五月四千六百八十七

市阳六月百廿筭筭卅六钱四千三百廿付□得奴

郑里二月七十二筭筭卅五钱二千五百廿正偃付西乡偃佐缠吏奉

郑里二月七十二筭筭八钱五百七十六正偃付西乡佐佐缠传送

郑里二月七十二筭筭十钱七百廿正偃付西乡佐赐口钱

当利正月定筭百一十五

正月筭卌二给转费

正月筭十四吏奉

正月筭十三吏奉

正月筭□传送部

正月筭□□□□

当利二月定筭百

二月筭十四吏奉

二月筭十三吏奉

二月筭廿□□□缮兵

三月筭十四吏奉

三月筭十三吏奉

三月筭六传送

【“筭”就是算，我们来计算一下，市阳二月到六月总共收钱14次，每算也就是每人收227钱。

郑里二月收钱3次，每算53钱。

当利正月到三月收钱11次，有些字看不清，但能看清的已经有149钱。

这里可以清楚知道，西汉朝廷收的所谓“算赋”，跟大家印象中每人交120钱完全对不上，而且，收钱的时间也是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处于七国之乱，特殊情况下的税收。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汉初的算赋并不是定额，是根据朝廷的预算支出来收的。这个说法可能更合理。

为何呢。

其一，上面每次征收的算赋，基本都写明了用途。比如官吏俸禄，修缮兵器，运输费用等等。

其二，关于当利的算赋记录。前面有个“当利正月定筭百一十五”、“当利二月定筭百”意思是不是本来预备收这么多，实际下面加起来，是没收这么多的。

在同墓中出土的《郑里廪簿》，记录了郑这个里的百姓户口、田亩与贷粮的情况。

郑里共有25户共105口人，成年男女为69口，共有耕田617亩。最多的一户为54亩，最少的一户为8亩。

举个例子，下面有一户：

“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亩，贷一石二斗。”

击牛一家有4人，成人2人，田只有十二亩。

实际，按照秦汉的授田制度，一个无爵之人最多能拥有的田地是一顷，即一百亩。显然郑里百姓所拥有的土地远低于百亩。是因为土地兼并卖掉了，还是朝廷手中没有土地用于授田，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我们再看郑里所收的算赋，只有53钱。是不是说明汉廷征收算赋，除了根据政府的预算支出以外，还根据各个百姓家经济状况来定呢？

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是不是汉庭真的是“量吏禄，度官用”后，再征收算赋呢？】

【也许大家对西汉的钱没有概念，因此我简单说一下。

在《二年律令·田律》中：“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

那么你以为是刍蒿便宜，我们再看司马迁在《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期，“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

在晁错的《论贵粟疏》中，晁错这样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而有的地方记作“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

那么，我们取个中间值，粟的亩产2石。

把粟的价格拉高点，不说十余钱，拉到30钱吧。

郑里击牛一家四口，十二亩地，产粟24石，得钱720钱。

如今我们再来看前面秦始皇兰池刺杀案后大索关中二十余日，粟涨到一石一千六百钱，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那么，各位计算一下，把我前面提到的赋税交交，击牛一家还剩多少钱？

要注意，张偃留下的征税“算薄”，记录的时间可是文帝末期，景帝初期，离武帝征匈奴还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