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不祥的乾隆十三年（1/1）

乾隆皇帝这个人身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刚当皇帝那阵儿，他就预感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一个不吉利的年头。乾隆自己说过：“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就是说，我刚登基的时候，就感觉，乾隆十三年（1748年），必然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灾难。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预感呢，没人知道。我只想到了一个原因，那就是雍正在位恰好十三年，所以乾隆登极之初，就对“十三”这个数字心理上有一种不祥的预期。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爽地实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三月，孝贤皇后去世了。

孝贤皇后，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乾隆最钟爱的女人，她突然病逝，不光给乾隆的感情世界造成了巨大的风暴，同时，也引发了大清政坛的一次九级地震。

孝贤皇后去世，乾隆非常悲痛。那么斯人已逝，乾隆能做的，只能是为她办一个盛大的葬礼，尽尽自己的心思。所以乾隆对孝贤皇后的葬礼非常重视，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办得完美无缺，在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百分之二百的好，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乾隆心中完美的形象。

但是，大臣们不了解皇帝的心思。在他们心目中，孝贤皇后的丧事和别的皇室丧事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需要例行公事按部就班地完成既定程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葬礼办得就和皇帝的要求有了差距。

葬礼上需要宣读册文，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悼词。这个事归翰林院管。翰林院起草好悼词之后，乾隆说我要看一看，拿过来一看，发现草稿中有一处满文的译文，翻错了，把汉语中的“皇妣”，也就是皇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也就是祖母。说实在的，这类小小的错误在当时的文件翻译当中是很常见的，发现了，顶多警告一下，马上改过来就完了。谁也没想到，乾隆因此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就是关到监狱里，等秋天的时候砍脑袋。其他经管过此事的处级以上的臣僚，一律革职，全赶回老家卖红薯去了。这个处理，把满朝文武都吓傻了，草稿当中翻译错了一个词，就处理得这样重啊？不至于吧！

就在大臣们还没明白过味儿的时候，紧接着又发生了两件事。

按历代规矩，皇后的葬礼上需要使用黄金打造的金册。金册做完了，乾隆说拿来我要亲自看看做得怎么样，一看，乾隆说造得不够精致，“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制造金册这个事，归工部管，乾隆雷霆大怒，工部的所有司级以上的大臣，全部问罪。过了两天，乾隆又发现祭祀用的桌子擦得不够干净，这个事归光禄寺管，光禄寺主要大臣一律降职。（《清高宗实录》）总之，因为葬礼，乾隆处理了很多人。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满族旧习，遇到皇帝皇后的丧事，一百天之内，大臣们不能剃发，就得那么蓬头垢面地待着，表示自己光顾着专心致志地悲痛了，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了。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在国家法典《大清会典》中并没有记载。所以天长日久之后，到了清代中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把这个事忘了，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时，很多大臣在百日内已经剃发了，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追究。所以孝贤皇后死后，许多人也正常剃了头发。不料乾隆上朝后发现了，看到好几个人脑门儿剃得精光跪在自己面前。乾隆勃然大怒，说，你们居然对皇后这么不尊重！结果一品大员，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以及湖广总督塞楞额，被乾隆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两人也因此革职。谁也没想到，堂堂大清王朝的一品大员就因为几根头发，掉了脑袋！

所以总之，根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因为孝贤皇后去世，全国几十名大臣都倒了霉。原来风平浪静的朝廷上莫名其妙刮起了一股十级台风。这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心理学家说，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的状态，经常是无缘无故地指责别人，对别人发脾气。原因很容易理解，他们内心很痛苦，也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身处巨大痛苦中的人，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乾隆就是这样，他不明白天都塌下来了，他最亲爱的人都去世了，他的世界已经变得暗无光彩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却若无其事，该吃吃，该睡睡呢？

乾隆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痛苦，通过惩罚他人来泄怒，这才造成天下那么多人倒了霉，掉了脑袋。

当然，乾隆一时的情绪失控，只是造成这次政治大风暴的表面原因，或者说皇后的去世，只是一个导火索。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从更深层次来说，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乾隆对臣僚群体压抑了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我们说，乾隆朝政治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年宽仁，中期严峻，晚年宽纵。从乾隆即位到乾隆十三年的初政时期，乾隆的统治风格，是行仁慈宽大之政。

但是仁慈之主不是那么好当的。乾隆对臣僚们宽大仁慈，一开始他们确实曾经如沐春风，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可是时间一长，有些人就故态复萌，又回到了康熙晚年那个懒散懈怠的老样子了。从乾隆五年（1740年）以后，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就开始出现废弛的苗头。许多地方，最勤奋的地方长官，也不过是能按时上班，处理完几个文件，早早下班，回家去听戏喝酒去了。这就已经算好官了。至于那些懒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才到衙门里坐一坐，平时老百姓根本见不着他们影儿。

这还不算大事。更为严重的是，乾隆一宽大，手一松，贪污之风又刮起来了。雍正年间，由于雍正皇帝大力整顿，臣僚们基本都能安分守己，到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朝中却先后发生了数起大案。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有人举报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加平入己”。什么意思呢？布政使是一个省里专管财政的长官，相当于今天的财政厅厅长，就是说山西财政厅厅长萨哈谅这个人，在收税的时候，随便滥收费，应该收一万两，他收两万两。多的那一万，归了自己了。

乾隆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意外，他本来想建成一个历代都不能比的清明盛世，没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会发生这样明目张胆的贪污行为。他非常生气。乾隆生气地问：“是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若辈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就是说，我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竟然把我当成了历史上那些可以随便欺负的无能之主吗？

这件事头一次引发了乾隆对自己的宽大之政进行反思。自己对大臣们这样好，为什么还是这么个结果呢？显然，自己的执政方针有问题。

到了这个时候，乾隆有点理解他的父亲雍正了。我们以前说过，乾隆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对雍正抱着很强的逆反心理。觉得雍正这个皇帝做得没风度、不聪明。成天急赤白脸，搞得大家对他都没好印象。但是到了现在，乾隆发现，父亲雍正那么严厉、那么苛刻，也不完全是他个性残暴，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大势所迫。是康熙晚年留下的一些大臣们不容他宽大。中国有个成语，叫水弱易玩，就是说，人们因为水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柔弱，所以很多人最后都是淹死在水里。一个统治者过于仁柔，结果可能是导致更多的大臣陷入法网。乾隆即位之初，学习唐太宗，诚心诚意对待百官，希望百官也能和自己一心一德，共臻盛世。然而，到现在，他发现，清代大臣整体素质，和唐代唐太宗的时候没法比。虽然皇帝对他们十分善待，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用相同的忠诚来回报君主。相反，他们把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当成了可钻的空子，只顾着拼命捞钱。所以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反省自己的初政说：“我登基之初，还有‘好名’之心作怪。”如今“阅事既多，才深知政治必须出于大公至正，才能不走偏”。（《清高宗实录》）我们说过，乾隆即位之初就明确的一个统治思路是宽严相济。现在他感觉，宽得已经超过尺度了，需要动用严的一手了。

所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好几年来，乾隆一直憋着一股劲，酝酿着，要对臣僚们来一次大整风。只不过因为孝贤皇后在，乾隆的生活很幸福，情绪一直很好，没有动得了杀手。现在，皇后死了，乾隆心情极度恶劣，就借着这个机会，玩了一个变脸。突然间就变成了一头暴怒的狮子，在大清帝国政坛上刮起了一股恐怖之风。

所以我们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是乾隆朝政治的一个分水岭。

那么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乾隆皇帝的统治方式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第一，统治方针上，由儒入法。

我们以前说过，乾隆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儒家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强调的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状态，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儒家的思想是，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调侃地说，我认为，法家的思想则是，人之初，性本贱。法家认为，人是趋利避祸的一种动物。你只有用利益去吸引他，用严刑峻法去吓唬他，他才会听话。我们说，儒家和法家的观点当然都是片面的，人性既有善也有恶。历代都有很多有理想有操守的大臣。不过不论哪个朝代，确实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你和他们讲多少大道理都没用，只有在他们面前悬起功名利禄，在后面举起皮鞭，他们才会乖乖地跟你走。这种人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到了明清两朝特别多。因此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乾隆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放弃了“以礼治天下”的儒家梦想，拿起了法家的屠刀和鞭子，像秦始皇那样以“法”“术”“势”来统驭大臣。这是统治方针和思路的转变。

第二，具体措施上，严惩贪官。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开始，乾隆皇帝掀起了一场惩贪风暴。

我们读历史，一直有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清代惩贪最厉害的皇帝，是雍正。其实不对，是乾隆。乾隆比雍正仁慈，那是乾隆十三年以前的事。到了中期，乾隆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乾隆中期惩贪，有什么特点呢？

一，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

乾隆以前，雍正惩贪，实行的是“完赃减等条例”。就是说，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罪犯，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有公款部补齐了，就可以免死，减罪一等。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犯官自己到监外去筹款来还钱。第二年仍然没能补全的，犯官进监狱，而他的家里人，老婆孩子仍然可以帮他筹钱补赔。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最后很多人都没有被处死。

到了乾隆朝，乾隆在二十三年（1758年），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这个“完赃减等条例”。乾隆规定，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一千两，就判处斩首，绝不宽贷，你用多少钱，哪怕十万两，也买不回这条命。这一改革，就使大清王朝的惩贪力度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无数贪官，人头落地。这还不算完事，那人死了，钱就不用还了呗？不行，“其未完银在于各犯家属名下严追，并将所有家产尽数查出，变价还项”。就是，本人杀掉了，还要接着追查家属的财产，把所有家产都要追出来，这才算罢手。为了防止贪污的人转移家产，他要求各省总督巡抚一旦发现有贪污犯，第一件事，就要派最快的快马，去查封他的家产，防止他转移。所以乾隆惩贪手段之严酷，比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中国整个历史上，惩贪最严厉的皇帝，乾隆可排第二位，第一名，当然还是得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惩贪，用的是剥皮实草之法，就是只要贪污六十两，就要把这个官员的皮剥下来，里面填上草，放在下一任官员的办公桌边上，提醒你别再贪污了。这个办法，乾隆比不了。

乾隆惩贪的第二个特点，是执法从严，波及面广。高级大臣犯别的罪，也许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是贪污，即使情节轻微，只贪了几两银子，也绝不宽恕。而且凡是与此案有牵连的其他官员，都会受到严肃处理，一个也不会放过。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南总督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就是找一些土特产，做节日的贡品。云南产什么？历史记载，云南以产黄金闻名。《千字文》中不是说“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吗？丽水就是指金沙江。于是他想买点黄金，做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十四两银子买一两金子，而恒文呢，因为省政府经费不够，每两金子只出十两银子，让部下去买，钱不够，你们自己想办法。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部下之实，一个堂堂省级长官做这样的事，确实挺不光彩的。不过这件事，总共也没占几百两的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但是这个事被揭发后，乾隆的处理却很重。虽然恒文能力突出，一直深受乾隆的宠爱。但是因为事涉贪污，乾隆还是决定，赐恒文自尽，对于其他牵涉在内的人员，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三位高官，也一并被革职，与此事有关的其他五十六名州县的地方官员，都受到了处罚。可见只要涉及贪污的案子，乾隆就一点也不会手软，态度十分坚决。

乾隆惩贪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打击贪污没有禁区，哪怕你是皇亲国戚。

乾隆的后宫中，除了孝贤皇后地位最高外，第二高的是慧贤皇贵妃。这位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也很受乾隆宠爱，受宠程度仅在孝贤皇后之下。所以慧贤皇贵妃的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很顺利，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让他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但是这个人，很贪婪，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清高宗实录》）。贪了十三万两，胃口真不小。案发之后，乾隆一点也不客气，以其“辜负圣恩，罪无可逭（huàn）”，把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了。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乾隆心里很不好受，对高恒的后人很照顾。十年之后，又派高恒的儿子高朴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叶尔羌在今天的喀什地区。不料这个人跟他爹一样，到任不久就私自派人去开采玉石，转往内地贩卖，得的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乾隆虽然很痛惜，但还是下旨说，高朴“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就是不能因为他是皇贵妃的侄子而稍稍有所宽纵，所以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在叶尔羌当地就给砍了脑袋。

所以乾隆中前期，反贪确实是清代历史上决心最大，力度也最大的。乾隆中前期，省级以上大臣，被以贪污罪名查处的多达三十几起，其中被砍了脑袋的有二十余名。乾隆朝，在清代，是处死高级大臣人数最多的一朝。整个乾隆朝，有资料可查的大的贪污案，就有五百八十九件，这在整个清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以上是我们所说的乾隆惩贪的三个特点。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传统中国，有一个最简单的规律，只需要抓好“惩贪”这一条，基本上就能成功。你看历史上，只要惩贪比较有力度，政治纪律比较严明，那基本上都是治世。那么反之，惩贪抓得不好的，基本上都是乱世。所以乾隆中期，就牢牢抓住了“惩贪”这个关键，保证了清朝继续在向上轨道上前进。

乾隆由宽到严的这种突然变化，当然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在大家眼里，乾隆本来是一个儒雅、仁慈、自制力极强的君主。没想到，他身上竟然还有这样“喜怒无常”、纵情任性的一面，看来十三年了，人们对乾隆还是不够了解。看来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的儿子，雍正的冷酷，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了。确实，在反贪的同时，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也从开始的“以礼待之”，变成了颐指气使，呼来喝去，动辄痛骂训斥，和雍正当年，几乎一模一样。比如乾隆三十五年，他在圣旨当中，居然当众提了贵州巡抚宫兆麟的外号，他的原文是：“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宫兆麟这个人，只会耍嘴皮子，办不了实事，怪不得大家管你叫宫铁嘴。这道诏书可是明发全国的啊，这个省长的外号，这下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乾隆十三年后，乾隆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越来越向他的老爹雍正回归。

确实，人的遗传基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的时候，人会意识到自己遗传的缺陷，因此尽力加以掩饰和矫正，但往往效果不明显。乾隆虽然十分欣赏祖父康熙的宽仁，但是他自己性格中，还是继承了很多父亲苛刻暴烈的一面，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他拼命加以掩饰。但孝贤皇后之死，让他精神近于崩溃，没心情掩饰自己，他要任情纵性，随心所欲地做这个皇帝了。

因此，我们以乾隆十三年（1748年）为界，把他的统治分为前期和中期。如果说乾隆前期，像一轮初升的太阳，让大家感觉很温暖、很明亮。那么，进入中期，他就像一轮升到高天的烈日，烈日炎炎，热得让大家都受不了。

为什么乾隆在中期比老爹雍正还狠，后来的名声却远比雍正要好得多呢？这一个是因为第一印象很重要。乾隆刚即位时，曾经实行了十三年宽大之政，这个宽仁的形象深入人心，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第二个是不久之后，乾隆就将大清推向盛世顶峰，国家方方面面，都出现全盛局面，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政治纪律还保持了比较严明的状态，这在历代都是很难做到的，让人对他不能不服气，所以他的这种严猛，就被淹没在引人注目功绩之中了。

那么，除了统治风格的剧变，在具体的用人上，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讲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政治变化的第三点，大力起用新人。

我们之前讲过，乾隆刚刚继位时，为了保持政局平稳，保留了雍正留下的老班子。这并不是说他不想用新的人马，只不过是他感觉时候没到。他前后用了十多年时间，来进行新旧人员的交替。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前，唯一破格提拔的重要人物是讷亲。讷亲是满族镶白旗人，因为他办事干练，雍正挺赏识他，所以在雍正末年，年纪轻轻，就已经进入军机处。乾隆即位后，不是定下了亲贵不得干政的政治原则吗？好几位皇族被清除出了军机处，那么讷亲这个在军机处中本来排名最末，年纪最轻，又没什么背景的人就得到了乾隆的重用。乾隆让他兼管吏部户部，这两个最重要的部。又任命他为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进封一等公爵，一时权倾朝野。乾隆为什么这么重用讷亲呢，因为讷亲第一是精明能干，思路和乾隆经常能合拍。《清史稿》说，“讷亲敏捷，料事每与上合”。第二，是清廉，“以清介持躬，人不敢干以私，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清史稿》）。就是说，他在大门口拴了个藏獒，像小狮子一样，送礼的，都不敢上门。这两点，特别合乾隆的心思。不料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因为他指挥金川战争失利，最后被乾隆赐死了。

虽然杀了讷亲，但是从任用讷亲的过程中，乾隆却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有冲劲，不像老臣那样拖泥带水。特别是，他们与朝中朋党没有什么关系，皇帝用起来放心。所以继讷亲之后，乾隆又提拔了一个另一个青年大臣，叫傅恒。

傅恒是谁呢？是富察皇后的亲弟弟，也就是乾隆的小舅子。乾隆和皇后关系好，对这个小舅子也好，而这个小舅子也确实有才干。傅恒为人能礼贤下士，宽厚待人，和自己的姐姐性格很像。“款待下属，多谦和与共几榻，毫无骄状。”（《啸亭杂录》）就是说，下属到他那拜访，他从来不拿架子，不管多小的官儿，总是往炕上让。傅恒的另一个特点，也是能跟上乾隆的思路。乾隆后来决定攻打准噶尔时，满朝大臣一致反对，只有傅恒一个人支持皇帝。所以乾隆说“西师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后，乾隆就让傅恒做了首席军机大臣，也就相当于过去的“宰相”。这个时候，傅恒才不过二十五岁，是史上最年轻的首席军机大臣。这个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做了二十三年，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傅恒在征讨缅甸的时候，染病去世了。

我们以上讲的都是满族大臣。乾隆皇帝这个人，用人上比较重满轻汉，但是他也提拔任用了一些汉族大臣，最著名的叫刘统勋，就是刘墉刘罗锅的父亲。刘墉在民间故事中很有名，但是他父亲在历史上，比刘墉可重要多了。刘统勋，是山东高密人，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年间做到大学士以及军机大臣，有一个电视剧——《天下粮仓》，演的就是刘统勋的故事，在这部电视剧中，刘统勋是一个很清廉、很刚正的官员，在历史上，刘统勋也确实有这些特点。刘统勋的特点一是智商高，判断事情准确，乾隆说他“遇事神敏”，（乾隆所作《怀旧》诗中句“遇事既神敏”）；二是敢于直言，敢于弹劾朝中那些高级大臣，曾参奏大学士张廷玉、讷亲这样的权倾朝野的高官。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秉性刚劲”（《怀旧》诗中的下一句“秉性复刚劲”）。三是不结朋党。一个人独来独往，不拉帮结伙。四是清廉，《诸城县志》称赞刘统勋说“家故有田数十亩，敝庐一区”，家里只有几十亩薄田，几间破房子。乾隆对他非常欣赏，曾说：“譬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就是说，人们习惯把大学士称为宰相，其实只有刘统勋这样的人，才算得上宰相之才。

所以我们总结乾隆中期大量启用的新人，基本上都有这么几条的特点。

第一，是聪明，干练，能办事，跟得上皇帝的思路。

第二，是不拉帮结伙，不结朋党。

第三，是比较清廉，不贪污。

政治方针确定之后，下一个关键就是用什么样的人去执行，乾隆中期政治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以其过人的眼光，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臣僚队伍。乾隆不像有些传统帝王那样，重德不重才。他对大臣的要求是，“务得有猷（yǒu）有为”，有德无才的，坚决不用。对那些高分低能的书呆子他一直很讨厌。有德有才的，那当然一定要用；有才无德的，也会适度用。比如到了乾隆后期，乾隆也用了和珅这样的贪官。当然乾隆的这种重才轻德的做法，也埋下了深刻的隐患。

中国历史中最常见的政治疾病是“肠梗阻”，也就是最高决策无法有效通过官僚机构贯彻到社会底层。而乾隆在中前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乾隆中期的大臣队伍效率高，执政能力强，皇帝的重大决策基本可以得到有力贯彻。这就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组织保证。

乾隆提拔新人，打造新班子，一个重要目的，是瓦解旧的朋党。乾隆启用的这些人，都与朝廷中旧的帮派没有什么关系。随着新旧班子交替的逐步完成，乾隆终于可以对原有的朋党组织进行大的手术了。手术的目标，就直指当时最重要的一位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