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2）（1/1）

杨恽的父亲，就是汉昭帝时期的丞相杨敞。杨敞是霍光一手提拔的，此人胆小如鼠，在霍光和上官桀等人斗争时，明知道上官桀要谋害霍光，但因为怕惹祸上身，当了骑墙派，上官桀事败后，杨敞没有任何封赏。不过这种凡事不敢出头的行事风格，在霍光执政的时代还是很容易明哲保身的，杨敞凭借谨慎和听话，最后一步步当上了丞相。

几年后，霍光打算废了刘贺，找杨敞商量，杨敞更是吓得差点儿背气，幸好他夫人鼓劲，他才战战兢兢地支持霍光。杨敞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之人，小心脏实在受不了这些狂风暴雨，刘病已当上皇帝几个月后，他就死了。

杨恽不是杨敞的长子，没有资格继承杨敞的安平侯爵位。杨恽有个非常有名的外公，就是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在当时算得上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甚至是禁书），没有几个人能读到，可杨恽因为和司马迁的独特关系，早早就读过了。

杨恽从小就被认为才华横溢。他读过外公的书，被外公的气质所感染，为人洒脱不羁，好结交英杰才俊，在朝中颇有名声。

杨恽在汉宣帝八年（本始四年，前68）迎来他人生的一大机遇。那年，霍禹等人谋反，事情被杨恽知晓（张章首先知悉，他告诉董忠，董忠再告诉杨恽），他立即将此消息报告给皇帝身边的侍中金安上（刘彻临终前留下的辅政大臣金日的侄子），使刘病已有了准备。杨恽因为报信，被封为平通侯，职务也升为中郎将（比二千石）。

杨恽在担任中郎将期间，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使郎官队伍焕然一新，刘病已对他很满意，将他提拔为光禄勋（即之前的郎中令，是中郎将的长官，中二千石）。

那时候的杨恽，深受刘病已器重，事业蒸蒸日上。他本人又轻财好义，出手大方，经常给兄弟和亲戚散钱，那实在是他一生的黄金时期。

但事业的顺利让他开始飘飘然，他有些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为自己的品行和办事能力沾沾自喜。

杨恽有能力、有才干、有品行，你说他这样做有错吗？

没错，可你整天夸自己能干，让同僚们情何以堪呢？就算你说的都对，别人也有权不爽。

况且杨恽不是什么缺点都没有。

他和盖宽饶一样，喜欢发掘别人的隐私，而且做事情有些刻薄。更不堪的是，他报复心强。那些和他同级别的人，要是忤逆了他，他一定想办法陷害对方，压过对方一头。这种事做得多了，杨恽的名声就好不到哪儿去，再加上他喜欢到处逞能，弄得不受人待见，人们就将他的缺点放大。正因为他有这些毛病，结果被太仆戴长乐怀疑，最终引发了一场政治斗争。

有一回，戴长乐被人告了，被告后的戴长乐心里很不是滋味，想了想，觉得这肯定是杨恽在背后下黑手。

也不知杨恽到底有没有搞鬼，反正戴长乐认定了是他。戴长乐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上书一封，历数杨恽平时说过的大逆不道言语。里面包括：

第一，杨恽诅咒刘病已。有一次高昌侯董忠（因告发霍氏谋反被封侯）的马车狂奔入北掖门，杨恽说昭帝驾崩前也有马车撞上殿门，如今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天意，他还把这话说给张延寿（张安世之子）听。

第二，妄议朝廷的决策。之前左冯翊韩延寿（后面会讲此人）有罪下狱，杨恽替韩延寿辩解，有人问他是否有把握营救出韩延寿，他说什么正直的人往往不能保全，他尚且不能自保，所以没把握救出韩延寿。而他为什么不能自保呢？按杨恽的说法是，自己的才能太高。

第三，有使者说单于打算来汉朝，可杨恽偏要唱反调，说单于明摆着不会来（意思是刘病已蠢，单于明明不会来，可他竟看不出来）。

第四，胡说八道。他观看古人画像的时候，指着夏桀和商纣的画像说：“天子经过这里时，应该以他们为师，好好询问他们的过失。”那么多画像，有尧舜禹汤这些明君他不称赞，却非要天子效法暴君，胡说八道之至。

第五，杨恽听说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因为谈论单于而被杀，非常气愤，他说：“怎能有这等不贤能的君王呢？大臣出的好计策他不用，非要自取灭亡。秦朝时，君王只重用小人而诛杀忠良，最终导致亡国。假使秦国能重用贤臣，就可以延续至今了。那时的暴君和今天某些人一样，乃一丘之貉。”杨恽这畜生胡乱引用古代亡国之君的例子来诽谤当世，无人臣之礼。

第六，他还跟我说：“自正月以来，久不降雨，《春秋》上对这一现象有过解释，夏侯胜也曾说‘长时间不下雨，肯定有人要谋逆’。所以我估计陛下今年肯定不能去河东郡后土祠祭祀了。”杨恽随便开天子的玩笑，太不道德！

戴长乐弹劾杨恽的这些事倘若属实，杨恽可真是够大胆的，因为这几件事情都是杨恽在表达自己对时政和天子的不满（除了建议天子询问桀纣过失那件），而且有些话还明显有诅咒天子的意思。

刘病已看到上书后，让廷尉处理此事。

廷尉于定国调查后，杨恽的罪更重了。于定国给刘病已写了个报告：“杨恽这人死不认罪，还让人告诫张延寿（张安世之子，杨恽的亲家），让张延寿给自己作伪证，说他没听到杨恽说过马车撞门预示着皇帝要驾崩的话。因为只要张延寿这样讲，就证明戴长乐诬告自己。可那人不帮杨恽给张延寿托话，杨恽急了，就拿刀威胁那人，让那人别把自己说的话讲出去。杨恽官居高位，是天子身边的近臣，常参与国家大事，深受信任，可是他心怀怨望，妄作妖言，工作中不尽心竭力，大逆不道，必须严惩！”

现在，杨恽被太仆戴长乐和廷尉于定国同时弹劾，而戴长乐和于定国又不是一般人。刘病已在民间时，就和戴长乐关系不错，后来刘病已为了站稳脚跟，提拔了一批亲信，戴长乐就是其中之一。而于定国差不多是那个时代最受好评的廷尉了，官场将他和汉文帝时代有名的廷尉张释之类比，说张释之当廷尉时，天下无冤民；而于定国当廷尉，就没有人觉得自己冤枉。这虽然有些夸张，但足见官场和百姓对于定国的信任程度。

但杨恽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的能量也非同小可。第一，他父亲是杨敞，虽然胆小，可毕竟是昭帝时代的丞相，是扶持刘病已上位的重要力量，当年，在弹劾刘贺的群臣联名上书中，杨敞的名字可是排在第一位的（霍光第二位）；第二，在霍氏家族谋反时，杨恽告发了霍家，成了刘病已的死党，他也因此被封了侯；第三，从戴长乐的控告中看出，杨恽其实是个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城府不深，这种心直口快之人容易得罪人，可也容易交到好朋友。

所以当杨恽和戴长乐掐起来，必定让刘病已十分为难，因为双方都跟他有很深的交情，也都有人帮忙说情。

也许两个人都有问题，所以刘病已最终将他们都贬为平民，如此戴长乐失去职务，杨恽失去职务和爵位。

这相当于把杨恽多年来的打拼全部清零，杨恽从小就家境优越，仕途也一帆风顺，他又有才华，一直以来都心高气傲，突然受到这等对待，羞耻恼怒之情涌上心头，于是对刘病已、对朝廷非常不满。

该怎样表达不满呢？肯定不能咒骂，也不能再说大逆不道的话了。

杨恽的办法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越猛，我就活得越自在；你越打压，我越快乐，越潇洒；你说我不好，我就交更多朋友，让更多人称赞我，气死你！

于是，杨恽回家后就开始做生意，结交宾客，把自己变成富豪，拿挣来的钱花天酒地，呼朋唤友。

杨恽这些行为并没有触犯法律，但的确惹得那些整他的人不爽。他有个好朋友孙会宗，在安定郡当太守，见杨恽回家后这样生活，担心杨恽会招来祸患，就写信劝杨恽收敛点儿：被罢免的臣子回家后，最好低调做人，闭门反省，不该大治产业、广结宾客、受人赞誉。

孙会宗说得很有道理，他也是真心为了杨恽好才说这些话的。因为，杨恽那个态度，明明是在表达内心的不服气，这谁都看得出来。他是个被朝廷处罚的官员，不该表现出不逊的姿态、昂起脖子和朝廷对着干。

可杨恽是个知识分子，是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看不惯官场那些钩心斗角，看不惯天子不明是非，他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嘴碎，就是不吐不快。加上杨恽是个傲气的人，因而朝廷对他的处置在他看来就是奇耻大辱。

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封回信，表示朝廷既然如此待他了，他就只能当个农民，好好务农。由于朝廷这样的处置，让他不能再当追求仁义的卿大夫，所以只好当一个终日求财求利的下贱人。孙会宗的话，就是以卿大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下贱人。杨恽越说火越大，最后还把孙会宗骂了一顿——别人不懂我也就算了，怎么连你也变得如此不堪呢？我看你是在偏远地方待久了，连先前的优秀品格也丢了！哎，我总算看懂你这号人了。算啦，这是个皇恩浩荡的时代，你跟我这种人说话干啥，快抓紧时间当个大官吧！

孙会宗写这些完全是出于好心，否则人家堂堂太守，何必招惹他一介布衣，哪知杨恽是狗咬吕洞宾，差点儿没把孙会宗气死。

除了孙会宗，杨恽的侄子杨谭也劝过杨恽。杨谭没有孙会宗那么直白，他说：“以前杜延年也获过罪，但不久后又被重用。您的过错很小，又曾立有大功，我看很快就能复出了。”

如果孙会宗的话太直接，让骄傲的杨恽不能接受，那么杨谭的话呢？

杨恽无法反驳杨谭，可他又实在不爽，他实在不能忍受被罢官的耻辱，于是脱口而出：“哼！立了大功又有何用？那天子根本不值得我效命！”（有功何益？县官不足为尽力！）

天子不值得自己为之效命，这言外之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刘病已这人不值得效忠，不配当天子呢？再进一步，可不可以理解为他杨恽有另外值得效忠之人、想换个天子呢？如果天子只有一句话不能忍受，我看差不多就是这句了。

杨谭听了这话是什么反应呢？

杨谭愤愤然，很生气。

他不是因为杨恽“大逆不道”的话生气，而是觉得杨恽讲得有理，他说：“天子的确是这样的！盖宽饶和韩延寿都曾立下大功，可最后都被杀了！”

这俩人一唱一和，说的话还被史官记录下来被我知道，所以这番对话肯定泄露了。

这种话泄露了，他杨恽哪还有好果子吃啊！

但是让杨恽遭殃的并非这番对话，而是天象异常。

天象异常，指的是发生了日食。日食在当时被认为不吉利，天子是厌恶的。

天子眉头紧皱，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倒霉的事情。

臣子们纷纷出招，用自己的理论阐释这个天象，但都说得空洞，不能令人信服。

只有一个人的解释让刘病已赞同。此人认为：之所以日食，都怪杨恽！

杨恽怎么就整得日食了呢？

按照这个说法，正是杨恽心怀怨望，骄奢淫逸，不知悔改，老天才会发怒，用日食来警告天子的。

刘病已早就对杨恽怀有意见了，听了这个解释，疑窦尽解，联想起杨恽的种种出格之处，觉得这个说法太有道理，他立即目露凶光，下令严查！

严查，最后就查到杨恽和孙会宗的通信。朝廷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到孙会宗处，搜到了杨恽写给孙会宗的回信。

杨恽在那封信中的措辞可是充满了怨气的。孙会宗劝他温顺，他非要狷狂，孙会宗要他低调，他非要给自己的高调找理由，还一副“我本来不想这样，是朝廷逼我”的样子。

刘病已对杨恽这个态度非常不满，下令廷尉给杨恽治罪。

廷尉很快就有了结果：杨恽大逆不道，不知悔改，当斩！

杨恽没有等来救星，在汉宣帝二十年（五凤四年，前54）被腰斩于市。

杨恽死了，那些和他有关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牵连。其妻儿被发配到酒泉郡，其侄子杨谭因为没反驳杨恽的话，被贬为庶人。那些和杨恽关系好的如京兆尹张敞、安定太守孙会宗等人都被免了官。

杨恽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傲气、清高、不羁、洒脱、又有些才干，他先是和戴长乐互掐，后来心怀怨望，胡乱说话，以至身死。

杨恽的死，颇受争议，也值得人深思。我本来想把他的故事讲到这里就打住的，可实在忍不住去想一个问题：杨恽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呢？

杨恽有这样一些品质：洒脱不羁、轻财好义、才气逼人、傲骨嶙嶙、无视权威。这些都是很好的，可许多人不喜欢。

这都是符合偶像剧中男一号的品质，怎么会不喜欢呢？

因为他不是偶像剧男一号，他和自己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利益冲突。面对这样一个人，很多人对他恐怕是防范嫉妒大于欣赏赞美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别人不喜欢杨恽，有时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在无理取闹，从理性上劝自己改变看法。可问题是杨恽有些缺点，正是这些缺点，让讨厌他的人找到了讨厌的理由，而不必顾及他的优点。

他喜欢自夸其能，做出成绩就到处向别人宣扬自己是多么多么高明、换别人肯定做不到他这样好云云；他严厉刻薄，经常发掘别人阴私；他自尊心极强，遇到同僚不顺从自己，就一定想办法斗败对方，以显示自己能力高强——老子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你就倒下，跟我玩儿，你还嫩得很！

杨恽是有些偶像情结的。他不贪财，但极其好名。好名，就是想得到人的称赞。但杨恽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名，因为他发现在现实中，夸他的人没有他想象的多，夸的力度也没有他预想中的大。这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大家还不知道我的厉害。没有人帮忙宣传，那就自己来吧。于是杨恽做了得意的事情，就忍不住要别人知道——看看，杨某人厉害吧！你看不懂我这么做的深意吧，来，杨哥跟你讲。

杨恽对自己非常满意，这种人一般是瞧不起别人的。瞧不起的理由很简单，即别人不如自己。既然别人不如他，那他就绝不能容忍这些人来挑衅自己的权威，一旦有人挑衅，他就恼羞成怒，非让对方吃亏不可，以显示自己的能耐——小样儿，就你那德行，也配和我过招，咋不看看你有几斤几两啊！

他觉得许多人没本事，是庸俗的，而且这些俗人还自以为高明，他看不惯这种人，就用高标准要求他们，发掘这些人的秘密，让他们现出原形，而他自己就像个除恶的侠士。

杨恽就像朵玫瑰，看上去很美，可身上又带了刺，让接触他的人感到难受。的确有一部分有胸怀的人欣赏他的才能和优秀品质，愿意和他做朋友，比如杨敞、孙会宗；可更多人被他扎过后，都觉得他不顺眼，他愈是灿烂，人家就愈想把他搞烂！

不低调，是包括杨恽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的特点，因为他们沉不下心来，他们觉得不张扬个性，不弄点不同的东西，就无法显示自己的才气，辜负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他们自以为良好，但尚无多少功业，就急需外界认可，于是一次次证明自己，每证明成功一次，就沾沾自喜，而且还要别人知道自己是多么厉害。

杨恽太清高了，从骨子里看不起大部分同僚，他视对方如草芥，那么对方就感受到他的不尊重，视他为眼中钉。他的胸怀不够，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这世界上有太多“俗人”，他不是很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也不太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杨恽有骨气，所以当刘病已将他贬官后，就非常气愤，他虽然不敢和朝廷明目张胆地对着干，但就是不配合。他也知道朝廷想要他怎样表现，可就是不愿意，还理直气壮地说是朝廷逼着他成为这个样子，一副自己非常委屈的样子。后来他侄子劝他好好表现，以便日后继续做官的时候，他为了显示自己“不食嗟来之食”的高贵品质，直接脱口而出：“那天子不值得我效忠！”

杨恽觉得自己受了朝廷的折辱，对朝廷的处置非常不满。可杨恽是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能通过暴力的形式来发泄不满（就算他有这个能力，也不至于这么做），那么要表达不满，杨恽最容易做的就是不配合了。

朝廷是不喜欢这种人的，虽然朝廷有杀死这些人的权力，可这种人为数不少，不可能全部杀光，所以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些不配合者。朝廷为了掩饰自己对这种刺头的无可奈何，会标榜自己是多么多么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和意见。

可问题是，朝廷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来自杨恽这种人的不满和不配合呢？

像杨恽这样的人，是没什么力量的，他们不像独霸一方的诸侯，也不像占山为王的强盗，可以和朝廷真刀真枪地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和朝廷作对时，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来自舆论的同情。

可这种同情又很不可靠，因为它往往起作用于杨恽们已经遭到打压甚至迫害之后，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同情针对是弱势群体。就算事后朝廷会受到非议和谴责，可对于被打压的人来说，他已经是个悲剧了。比如朝廷虽然因为杨恽事件受到谴责，可杨恽已经死了，朝廷有很多机会去消除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可杨恽再也没有机会和朝廷作对。杨恽之类的人，只要还没有形成一股能以暴制暴的势力，那么不论他们闹得多凶多激烈，朝廷都不会感受到太大威胁的，因为一旦局势到了紧要关头，朝廷就会启动暴力措施将他们碾压。杨恽等人对朝廷的制约，相当有限，朝廷容忍这种不配合，不是害怕他们，而是觉得他们罪不至死，那甚至是一种基于同情的容忍。

于是在强权面前，许多人选择了屈服。但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屈服，于是远离了政治。杨恽看似远离了，可那只是假象，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朝廷将他召回去，他在家里不配合，就是为了让朝廷知道自己生气了，否则他根本没必要摆出那样姿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