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如子(1/1)
一个在民间长大的皇帝,对老百姓的生活有着切身体验,对国家的政策得失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倘若和那些长于深宫、从小锦衣玉食惯了的帝王相比,老百姓更愿意将生长于民间的皇帝视为“自己人”。
终西汉一朝,当过平民的皇帝只有两人:刘邦和刘病已。刘邦执政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家稳定上,在反哺百姓方面,做得很有限。
那么刘病已这个“平民”代言人呢?
他应该是汉朝对老百姓最好的皇帝了。为了老百姓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他数次要求官吏们公正执法,为官勿暴;为了老百姓有一个安稳的环境,他探索出一条二千石官员的“长任”机制。
除此之外,当翻阅刘病已的传记《汉书·宣帝纪》,会发现里面内容大部分都和老百姓有关。我大概统计了一下,除了那些关于吏治的命令,还有31条内容是施惠于民的。他在位的25年间,13次给百姓赐爵(有时还是赐爵两级),9次“赦天下”(或“大赦天下”),11次慰问孤寡老人,10次给女子赏赐牛和酒。(赐女子百户牛酒。)
刘弗陵去世后,被葬在平陵。然而当年刘弗陵去世时,朝廷准备不足,以至于到汉宣帝二年(前72),陵区建设工作仍在继续。皇帝的陵墓建设,经费由国库即大司农承担,当时大司农田延年贪污三千万自杀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刘病已这才知道修建帝陵居然要花这么多钱。
刘病已那时也已知道,他有很多私房钱。天下凡是山水园池等自然资源,以及其产生的所有收益,都归皇帝个人。按照东汉应劭的说法,中央部门中,少府(中二千石级别)和水衡都尉(二千石级别)都是替皇帝管理私财的。
想到自己有那么多钱却花不了,于是在汉宣帝二年(前72),刘病已就下诏,要求修建平陵的开销由水衡都尉负责。
一个庞大的国家,就算一切都安安稳稳,也经常会发生自然灾害。刘病已执政期间,多次下诏,要求给灾情严重地区的百姓予以帮助,比如借公田、租借种子和粮食、降低盐价(那时候盐铁官营)、免去赋税,有时候,他甚至不用老百姓归还从官府借走的种子和粮食。
这是一个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的人。他要努力改变汉武帝时期形成的酷吏政治环境,因为当他在民间时,见过许多因为苛法而抱憾终生之人。他狠抓吏治,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官吏们执法勿暴,待民和善,他希望老百姓们不用噤若寒蝉,不用担心有一点儿小罪过就被抓去残害。为了百姓方便,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我在拙著《你不知道的汉朝:文景之治》中,汉文帝的部分,有一节内容的小标题,也叫“爱民如子”。汉文帝刘恒和汉宣帝刘病已这两个隔了五代的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
他们登基之前都不起眼,也都不是众人眼中的皇帝首选人——吕雉死后,皇帝的主要人选是齐王刘襄;刘弗陵死后,皇帝热门人选是昌邑王刘贺、广陵王刘胥。
他们都心系百姓,去世后百姓对他们的评价也非常高。据《汉书·王莽传》,后来赤眉军攻入长安后,西汉11个帝陵(不包括吕雉时代的两个傀儡小皇帝,以及废帝刘贺),除了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其余9个帝陵全都被盗了。另外,西汉诸帝陵中,其余9个都在渭河以北,而只有这两个皇帝被埋葬在渭河以南。
两个人执政年限也非常相近,文帝在位23年,宣帝在位25年。
两个人继位之初,都势单力孤,朝政由权臣把控,他们都懂得韬光养晦,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势力,最终成为国家实际上的一把手。
汉朝对庙号的认定比较严格,终西汉一朝,11个皇帝中,只有4个皇帝被后人认可拥有庙号,这4人就包括汉文帝(太宗)和汉宣帝(中宗)。
那么,如果把这两个好皇帝比一比,哪个更好呢?
这个问题我就不来回答了,在刘病已去世几十年后,汉朝有人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可能比我推测的更准确。
当时,汉成帝刘骜(刘病已孙子)问中垒校尉刘向:“汉文帝和汉宣帝两个人,在治国理政方面谁更出色呢?”(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
刘向很精通当代史,他回答说:“宣帝在位时,政令和法令通畅,教化清明,边境安宁,四夷亲附,单于臣服,天下殷富,百姓康乐,汉朝在他的治下好过文帝时代。当然,这和宣帝时代匈奴宾服、四夷和亲有很大关系。”
刘骜有些不解,接着问道:“可是,后人都称颂汉文帝,说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几乎和理想中的太平盛世差不多了,说文帝的德行也和周成王相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向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帝对待言论的态度。文帝很尊重上书言事者,他不会诋毁上书者的观点,君臣之间能平等交流。臣子见到天子,就可以直接上前说话,而文帝也会停下来,认真听取意见。臣子说得对了,文帝会夸奖他;说得不对,文帝也只是一笑而过。因此,那些曾给文帝上书的人都称赞文帝,后人见到这些人留下来的文字尽是对文帝的夸赞,自然就认为文帝非常好了。可是陛下,这世人之毁誉,往往和真实情况不同。很少有人仔细了解事实真相,大都在随波逐流,有些事情甚至都是无中生有的。(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
“所以说,尧、舜没有人们说得那么好,桀、纣也没有那么坏。桀、纣并没有杀过父亲和君主,可世上如果有杀害父亲和君主的人,人们都将他们比作桀、纣,而实际上桀、纣没那么坏。就像文帝虽然仁义贤能,可也没有人说得那么好,之所以如此,乃因为世人褒扬文帝,才说他的德行可以比肩周成王,其治几近太平之世。
“文帝在勤俭节约、自我约束、为天下做表率、容忍言论、包容臣子过失等方面,是平常人做不到的,在这些方面,文帝似乎要强于孝宣皇帝。
“不过,在聪慧善断、明辨是非、远见卓识等方面,以及考虑到数十年来日理万机却没出大的差错,在治国天赋方面,文帝似乎比不上孝宣皇帝。”
我觉得,刘向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认为宣帝时代优于文帝时代,同时也说了主要原因是宣帝时代匈奴臣服、四夷和亲。
不过刘向这是在评价当朝皇帝,所以话都说得很委婉。他敢说一个皇帝在某些方面比不上另一个皇帝,言外之意其实是因为该皇帝在这些方面有做得不好之处,他不方便说罢了。
他说和宣帝相比,文帝更勤俭节约,更懂得自我约束、为天下做表率,其实是宣帝在当了几年皇帝后,听说了一些汉武帝的气派往事,也效法武帝,变得奢侈、迷信起来,全然不像刚继位时的那个朴素少年。京兆尹张敞有一次就上书劝谏:“希望陛下少接触车马等玩物,少听那些方士的虚妄之语,潜心研究帝王之道,那样太平之世很快就能实现了。”不但张敞,谏大夫王吉也劝过刘病已节俭。
刘病已对天降祥瑞有很深的兴趣,他在位期间的7个年号,后面的4个年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都是所谓的祥瑞,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些东西,刘病已觉得这是吉祥物,就以之作为年号了。在《汉书·宣帝纪》中,一共有12次天降祥瑞的记载,在他执政的第11年(前63)六月,他甚至颁布了一道诏书,诏书的内容是禁止三辅地区的人打鸟,原因是当年春天,有一大批五色鸟飞过,翱翔起舞,想要落下来聚集最终却没有。他在位期间,有很多大赦天下和给百姓赐爵等施惠于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是因为天降祥瑞后刘病已高兴才颁布的。
刘向说和宣帝相比,文帝更愿意包容臣子过失,文帝时代言论更加自由,是因为和宣帝相较,文帝更和善,而宣帝在执政时多了一些威严和霸道。在宣帝时代,杨恽、严延年是因为说话被杀,盖宽饶因言获罪后自杀。黄霸提了建议后刘病已觉得不好,就会把黄霸骂一顿,而不像文帝那样一笑置之。在汉宣帝九年时(前65),有凤凰降于彭城,少府宋畴认为凤凰未至京城,不值得赞美,这引起了刘病已的不满,宋畴被贬了官。总的来说,文帝比宣帝看起来更没有皇帝的架子,臣子在文帝面前更敢说心里话。文帝时代的官员更敢说话,说的话可能比宣帝臣子更出格,可文帝愿意包容(比如张释之、袁盎、冯唐和周亚夫都“顶撞”过文帝,那季布甚至当着文帝的面表达过不满),我们在史书上看不到一个关于文帝时代官员因言获罪的例子。
而刘向说宣帝聪慧善断、明辨是非、有远见卓识,其实是文帝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文帝没有主见,别人说什么他都信、都听,人家说周勃想造反,他就把周勃抓起来;人家说季布好,他就准备给季布升官,之后又听说季布不好,他又把季布打发回去;人家说魏尚贤能,他不详细调查就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这些优柔寡断的行为,在汉宣帝身上很难看到。
在治国天赋方面,汉宣帝的确比汉文帝强。汉文帝执政,是无为而治,社会安定、清静,但有了问题朝廷也不作为,所以谈不上繁荣;汉宣帝执政是积极作为,发现问题了朝廷就想办法解决,整个社会依然安定,但有一股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气质。可以这样讲,汉宣帝是汉文帝和汉武帝的合体。他没有像文帝那般过于无为,也没有似武帝般折腾过头;他身上有文帝的亲和与仁慈,也有武帝的刚强和威严。能将这两种风格集于一身,做到宽严相济、恩威并施,避免“不作为、乱作为”,让整个社会安定又有活力,这就是治国天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