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农桑为本 失子之痛（1/1）

至元二十年（１２３）七月，黄河流域连降大雨，汴梁一带河水泛滥，决堤的河水漫过翠绿的庄稼地，冲毁无数村庄和众多城镇，三十几万人被洪水淹死，一百多万百姓流离失所。消息传来，大都震惊。忽必烈立即上朝，命右丞相和礼霍孙率百官立即奔赴灾区指导救灾，安抚灾民，重建家园；命各行省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全力以赴支援灾区；命枢密院调动军队疏浚河水，筑堤固坝。洪水退后，忽必烈又命郭守敬为河渠副使，提举诸路河渠。郭守敬接到圣旨就立即带领水利专家奔赴灾区。

此时，太子真金也从南方回返，便代父皇到灾区考察慰问。

十月末，真金和郭守敬在重灾区汴梁相遇。郭守敬向真金汇报了水利工程的损毁情况。真金就问：“你是说，这次水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连续降水抬高了河水水位，这是天灾。但大堤长久失修，一冲就毁，这显然是没尽到人力。”

“可我们朝廷每年都下拨治堤款项，地方也每年都有这方面的投入，难道还不能保证大堤的安全吗？”

“这我可说不清楚，但那些钱显然是没有用到水利工程的建设上，或没有完全用到。”

真金火了，立即派人严查治水资金的流向，很快，就挖出了大大小小的贪腐官吏。经报朝廷审核，对罪大恶极的一些官吏给予了抄家和砍头的惩罚。年底，忽必烈仍未忘记这次水灾的教训，他专门责令郭守敬、王允中通盘研究一下治水方案。

郭守敬在经过多次论证以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欲彻底消除水患，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治标不治本，花钱不少效果不大。

下游发水，要治理上游，控制住中上游，这样才会减轻下游承受的压力。

而且治水还要兼顾防旱，还要兼顾农田灌溉。只有一举多得，才会显示出水利工程带来的好处。”

忽必烈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擢升郭守敬为都水监，主持兴修水利工程。

早在秦汉时期，宁夏就有秦渠、汉渠及汉延渠等水利工程。唐朝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改造和扩修，成为宁夏最大的灌溉工程，有支渠一百五十多条，能灌溉百十余万亩农田。后来年久失修，大多淤塞，发挥不了作用。郭守敬和王允中来到了宁夏，修复了这些水利工程，并进行改造，使其在排洪、减旱和农田灌溉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不久，郭守敬又大胆使用金国废弃的金口河，解决了当时修建大都所需的西山建筑材料的运输问题，同时解决了河水流经地区的农田灌溉问题。为了防止山洪暴发，他总结了金国治河失败的教训，在上游设减水口，如遇到山洪暴发，可以向西南方排洪。

郭守敬不辞辛苦，沿黄河骑马考察，在宁夏、山西、河南指导当地修了许多蓄水工程，使黄河汛期的水可分流存蓄，减轻下游的压力，天旱时又能利用蓄水工程灌溉农田。

他又指导河南，尤其是山东，加高加固了黄河堤防，疏浚河道。他对忽必烈说：“治水需常态化，每年秋冬季节都要投入资金和人力，这样才能保证来年汛期的安稳。”

淮河也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河流，两三年就一改道，给百姓的生命安全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郭守敬就根据淮河的特点，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整治。

由于忽必烈的重视，郭守敬等一些水利专家的措施得当，他们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全国都兴起了水利工程建设的高潮，西起甘、秦、陕，东至豫、冀、鲁大地，都新建了许多灌溉农田的水利工程。尤其是修复泾渠来灌溉关中的农田，使渭水平原的农业免受旱涝之灾。南方的广大地区也进行了大量的治水工作，太湖地区水利灌溉的推进，大大增强了该地区抵御洪水的能力，其粮仓地位得以巩固。

两湖地区（湖南、湖北）对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治理，使当地农业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四川盆地的原有水利工程都江堰也经过了疏浚和加固，确保了内江的灌溉、通航和成都平原免遭水患。这一时期，全国共有水利工程二百六十多处，其中南方有二百多处。

忽必烈前几任大汗只重武功，没有认识到保护农业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之初，就采纳汉儒的建议，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这种以民为本，以农桑为本的思想，已不是游牧民族的思想，而是农业民族的思想了。忽必烈再也不似他的前几任大汗那样嗜杀成性，只掠夺财物，不治理地方，而是希望像汉族历代贤君圣王那样建立“王权”。虽然在窝阔台时期已采用了耶律楚材提出的发展农业生产、向农民征收租税的建议，但蒙古统治阶级真正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还是在忽必烈时期。

忽必烈曾问过刘秉忠，如何做个好君王。面对如此虚心、不耻下问的君主，刘秉忠的回答直截了当：“真正的君王应以天下为家，以老百姓作为自己的赤子，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忽必烈就点头，然后说：“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忽必烈也曾向张德辉问过民生的问题，他问：“百姓终年辛苦劳作，为什么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呢？”

张德辉直言不讳道：“这是缺少仁德之君的结果。”又言之殷殷地说，“圣上欲做天下之君，就应重视天下之本。农桑，天下之本也，衣食之从所出者也。男耕女织，轻徭薄税，天下太平也。横征暴敛，兵连祸结，天下之大乱也。”

忽必烈认识到，汉族人口众多，自己要做个好皇帝，就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因此，在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在邢州、关中进行了成功的劝课农桑的实验。

太子真金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虽然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因为他们在极力减轻人民税赋的同时必然在增加政府收入方面要放缓速度，这就引起了忽必烈的不满。忽必烈虽已年到暮年，但他雄心不减。他要扩展国土，还要征服日本，占领缅甸，讨伐安南，何况漠北也不安定，做这些事都急需大量财富，而要依靠汉法义理派就无法实现他的这诸多宏伟目标。有鉴于此，忽必烈便开始改弦更张，他要物色一些能够理财富国的人物。

桑哥发现忽必烈正在积极寻找理财之人，便将他熟悉的一个汉人卢世荣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便问：“此人有何才能？”

桑哥便说：“此人可谓奇才。他能使天下税赋倍增，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听了，便立即召见。

卢世荣本是大名（今河北大名） 商人，阿合马专权时他通过贿赂买官升为江西榷盐茶运使，创立门摊食茶课程，四年之后累增征课二万八千锭，后因罪罢官。他对忽必烈的问话对答如流，深得忽必烈的好感。为了让大家服气，忽必烈就亲自主持了一次中书省官员与卢世荣的廷辩会。辩论的中心议题是，为了富国裕民，中书省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互相诘难。

右丞相和礼霍孙及中书省的官员们只知讲仁义，说义理，却拿不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而卢世荣精通商道，谈得头头是道，得到忽必烈的赏识。此次廷辩会的结果，以卢世荣的胜利与和礼霍孙一派的失败而告终。此时正好安童从北方回来，卢世荣担心和礼霍孙等人不会支持自己，便建议仍由安童任中书省右丞相，当即被忽必烈采纳。于是，忽必烈罢免了和礼霍孙等一些人，任命安童为中书省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卢世荣推荐史枢为左丞，廉希宪为参政，拜隆为参议。由于忽必烈的信任，卢世荣实际上掌握了中书省的大权。

这是汉法义理派的一次大失败。

真金虽然对此不满，但又不便公开反对。安童知道太子的心情，两人私交又非常好，就问真金：“太子殿下可看好卢世荣？”

真金说：“重大义，轻小利，从长久计，终获大利；重小利，轻大义，是只图眼前利益。卢世荣暂时可使财富大增，但财富并非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终将取之于民。”

安童点头道：“上可裕国，下不损民，非一蹴而就之事，不可操之过急。”

真金说：“卢世荣之法，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

安童默然不语。

不忽木赞同真金的观点，他对忽必烈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迷时君，始者莫不以为忠，及其罪稔恶著，国与人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勿纳其说。”

忽必烈不悦，沉沉地说：“不试行一下，怎知不行？”

忽必烈要任命不忽木为参议中书省事，不忽木拒绝出任，只担任忽必烈的侍卫，不忽木私下对人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卢世荣也深知，自己要采取增加收入、讲究功利的政策，必将要增加赋税。但百姓田地不可能是增税的来源，何况“下不损民” 之言已下，就更不可以在百姓身上取财了。他认为，要在短时间内使国库财富大增，只有促进商品流通，加大对商人的税收，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做就要侵犯商人官吏的利益，将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

对于这一点，卢世荣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上奏忽必烈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

卢世荣在言语间流露出的担心，说明他也知道自己在推行新的理财政策后是要面临巨大危险的。忽必烈则告诉卢世荣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危，只要所做的对国家有益就放开胆子去做。为了让卢世荣打消顾虑，忽必烈不仅全力支持他采取的理财政策，还加强了对他的安保措施。

由于有忽必烈的大力支持，卢世荣就开始目中无人地滥用权力了。

左司郎中周演只因在议事上不同意他的观点，卢世荣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其废格诏旨，先奏令杖其一百，后又嫌其碍眼，干脆又“奏令杀之”，将周演砍头了。卢世荣得意忘形为所欲为，引起了群臣的反对，为了威慑众人，他又下令罢掉了行御史台和按察司，使自己的做法少受制约。他这些缺少政治头脑的行为，激起了御史台和按察司官员及汉法派官员的强烈不满。

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５） 四月，监察御史陈天祥上书弹劾卢世荣，因其所列罪状甚多，事例具体，数字明确，终于引起了忽必烈对卢世荣的怀疑。忽必烈当时正在上都避暑，便急命安童召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了解民事者，会同卢世荣细听陈天祥的弹劾奏章，然后让卢世荣和陈天祥到上都对质，命令御史台与中书省共同审理此案。审理结果是卢世荣肆无忌惮地“擅权”：如不经右丞相安童同意，就擅自支钞二十万锭；不经右丞相安童认可和皇上的批准，就擅自升六部为二品；不经枢密院同意，就擅自调动军队；不经中书省批准，就擅自调出县官钞八十六万余锭。

总之，罪状很多，皆属“擅权”，贪污方面的却一条没有。这些“擅权”都是因为卢世荣缺少政治头脑，只一心想要尽快让其理财政策见效而采取的强硬手段。但儒家义理派却抓住卢世荣的这些失当之处紧咬不放。中书省右丞相安童上书给忽必烈说：“当初卢世荣言过其实。如：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令钞复实，诸物悉贱，民得休息，数月即有成效。今已过去四个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此等言行不一之人岂能不误国事？”

翰林学士赵孟也上书道： “卢世荣刚上任时以能迅速增加财政收入自诩，那时人们不了解他的才能，认为他或许真能够扭转财政方面的颓势，为国家与百姓造福。但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不仅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还制造了不少混乱，不仅没有使财政好转，还进一步使国库亏损。依微臣看来，现在必须改弦更张，另择贤能了。”

而当陈天祥与卢世荣在忽必烈面前对质时，卢世荣却破绽百出，不得不承认陈天祥所列罪状条条据实。忽必烈本意还想庇护一下卢世荣，可听了他的招供，不由大为震怒，没想到卢世荣仅仅执政了四个月，不仅没有使财政有所好转，还屡屡“擅权”，造成了朝廷秩序上的混乱，激起众怒，使他忽必烈脸面尽失。为向大臣们和太子真金有个交代，忽必烈下令将卢世荣关进了监狱。

有一天，忽必烈问近侍忽剌出对卢世荣的看法，忽剌出说：“卢世荣已承认罪状，事实清楚，再拖延下去，恐影响新政的实施。”

忽必烈以为儒家义理派反对卢世荣是理所当然的，可他没想到蒙古大臣忽剌出也在此问题上与汉臣持同一观点，看来不杀卢世荣实难平息众大臣的愤怒。不久，忽必烈下旨，处死了卢世荣。

卢世荣之死，实在是因他太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结果。实际上，他推行的理财措施，多是针对朝廷时弊，对发展元代社会生产，促使财源进一步集中于中央，抑制和堵塞官员豪绅巧取豪夺，整顿财政秩序，都是有一定作用的。但他太重财轻义，这是儒家义理派所不能容忍的，又招惹了众大臣，特别是侵害了蒙古宗王贵戚等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反对他。卢世荣在事实面前无法辩解，短短的四个月他无论如何也搞不出政绩来。政绩全无，又惹众怒，就是忽必烈也救不了他了。

卢世荣死后，太子真金又使汉法义理派重新掌握中书省大权。当时，由于忽必烈年岁已高，又受足疾折磨，就很少接见大臣了。宰相和大臣有事只好向皇后南絆奏呈。南絆虽然年轻，但其做事风格酷似姑母察絆，因此得到忽必烈的信任。可尽管南絆在办事上没有出过什么大错，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有些大臣就觉得很是别扭，看不惯由一个小女子代皇上处理国家大事。这样就有人希望由太子真金尽早继承皇位。

忽必烈有一个优点特别突出，就是善于纳谏，他从没因谏劝而处分过大臣。所以，江南行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就上书，言说皇上年岁已高，应该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自己去做太上皇，以免皇后过问朝政，惹出麻烦。

御史台都事汉人尚文瞧见此文，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他知道即使忽必烈再能虚心纳谏，也不会容许有人干涉质疑他的皇权的。尚文想了想，就赶紧将此事报给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玉昔帖木儿也大为吃惊。

“怎么办？我们是无权截留上书的。”

尚文点点头，然后说：“报给右丞相安童吧！”

“也只好如此。”

安童了解忽必烈的脾气，你提什么意见都行，就是不准说他忽必烈不行了。安童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将上书压下来，不让忽必烈知道。

“责任由我来负吧。”安童安慰着他们。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除了深居简出的忽必烈以外，朝廷大臣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此次上书之事了。但知道不说也就罢了，偏偏这时主持理财工作的是阿合马的余党答即古阿散，他对御史台的御史们是恨之入骨。他认为这是报仇的好时机，不仅可以打击御史台，甚至连太子真金也会受到触动。他知道忽必烈是由于一时难以找到能理财的大臣才使用他的，一旦有一天太子真金即位，恐怕就没有他答即古阿散的好日子过了。于是他对忽必烈说：“海内钱谷，上上下下都有欺瞒，请检查内外百司吏案，以理算天下埋没钱粮。”他实际上就是想查出那份上书，以达到打击御史台和陷害太子的目的。但由于他的职务所限，不便明说。忽必烈哪知道他的心思，一听说是理算钱谷的事，就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给了他一张诏书，以便于行事。

答即古阿散诏书在手，就立即带人赶到御史台要求检查。御史台都事尚文知道他来者不善，就反守为攻道：“御史台乃国家重要机密所在，岂容他人随意查看。”

“我有皇上诏书，你敢抗旨不从吗？”

“诏命是让你钩考百司钱谷，你不去查与钱谷有关的机构，先来我们御史台是何居心？”

“诏书分明写着，诸司一律检查，御史台当然不能例外。怎么？我检查还得经你批准吗？难道你比皇上还大吗？你要是没做亏心事，还害怕我们检查吗？”

尚文就哈哈大笑，然后突然凛然说道： “你偏要问，我就告诉你，因为御史台这儿有揭发你的材料等待处理，所以暂时不准你们查看。”

“你，你胡说！”

“胡说不胡说你心里最清楚，待我们核实清楚了就会告诉你。”

“你……”

“吵嚷什么，有话不会好好说吗？”突然有人插话。

答即古阿散见是安童，就忙拱手道：“卑职给丞相大人请安！”

“什么事啊，这么吵吵嚷嚷的？”

答即古阿散就赶紧回禀。安童假装思考一下，然后不容置疑地说：“御史台是国家机密之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查看的，不仅是你，就是我这个丞相也没有权力查看他们的案卷。你既然是奉命查看，当然就另当别论。只是你得容他们将有关钱谷方面的文书挑拣出来，再来查看，不然泄露了国家机密，你是要掉脑袋的。你可以先到别处去，待他们整理完了，你再来查看也不迟。”

安童说得合情合理，答即古阿散无法反驳，何况他也不敢反驳安童的话，就连连点头带着他的人走了。尚文就对安童说：“丞相，事已至此，我们瞒是瞒不住了，弄不好，还得担欺君之罪，得想个办法了。”

“这事还挺棘手的。你不妨说说你的办法。”

“我看只好抢在答即古阿散之前向陛下禀告此事了，这样也显得主动些。”

“可答即古阿散也会有说辞的，怎么办？”

“这我倒是想过了。我们就趁此弹劾答即古阿散一本，他的罪状都在那儿摆着呢，只是陛下用他做事，大臣们就没有告他。”

“你觉得有把握吗？”

“丞相素有相机行事之大才，又是陛下的左膀右臂，您的话陛下是相信的，只要丞相肯亲自出马，必能逢凶化吉。”

安童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

“也只好如此了。”

第二天，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商量好了计谋，就一起去拜见皇上。行过君臣之礼后，忽必烈就让他俩坐下。可是这二人并不落座，忽必烈就问：“怎么不坐？”

安童禀道：“陛下，臣跟御史大夫有要事禀告。”

“哦，那就说与朕听。”

玉昔帖木儿就禀道： “卑臣今日进宫，有两件事向陛下禀告，只是……”

“唉，怎么吞吞吐吐的，直说就是了嘛！”

“第一件事，卑臣手下有一南台御史，上了一道本章，上言陛下年事已高，不如将皇位传与太子，陛下也可享享清福……”

“哦，有这等事？”

忽必烈面色肃然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便问：“你们二人也这么认为吗？”

右丞相安童就微笑着上前一步，躬身奏道： “臣等想都没有想过。

陛下当年在漠北蓄志图划，在金莲川运筹帷幄，在中原北伐叛逆，南征南家思，处事英明果断，四海臣服。今国泰民安，远夷来归，正是陛下大展宏图之时，臣等追随陛下，个个意气风发，正欲建功立业，怎愿让陛下退位呢？只是台臣有表，不能不报；不报，则有欺君之罪。

所以，我跟玉昔帖木儿大骂了这个糊涂蛋一顿，让他清醒清醒，他后悔得恨不得以死来表明效忠陛下，我们看在他做事还倒是踏实，也就没有降罪于他。”

“哦，言者无罪，你们做得对。”

玉昔帖木儿就说：“虽说言者无罪，但此事足以说明该御史见识短浅，对陛下的文治武功全不知晓，实在不能再担当重任。只是卑臣素知陛下从谏如流，从没有因谏劝而处理过大臣的先例，故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处置，还请陛下诏示。”

“唉！知朕者还是你们这些跟我一起打江山的爱卿啊！既然是个年轻人，就把他调出御史台，给个别的职务历练历练吧！”

安童看似十分激动地说： “吾皇万岁，这样安排实在是太妥当了，该御史今后不管在什么职位上，都会汲取教训尽职尽责以报皇恩的。

陛下虚怀若谷，宽厚仁慈，这真是臣子们的福气。只是这位年轻的官吏少不更事，竟然指责皇后不该参与朝政，可见他对我大元是太不了解了。其实，我大元历史上，女子的功劳是十分突出的，就说察絆皇后在世时，就协助陛下处理过许多事，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南絆皇后是察絆皇后亲自选定的，事实证明，南絆皇后聪慧过人。看来，这个御史真是目光短浅，愚蠢之极。”

忽必烈被安童说得脸上又挂上了笑意。安童是木华黎的孙子，霸突鲁的儿子，是忽必烈的开国老臣，已经是当了多年的丞相，他在忽必烈心里的地位不亚于儿子真金。忽必烈笑着说：“卿等不是还有一件事么？快说出来，然后陪朕喝些酒，朕在宫中想你们哪！”

忽必烈这么动情的话一时令安童和玉昔帖木儿眼圈都红了。玉昔帖木儿就擦了擦眼角，上前禀道： “陛下，卑臣给您带来一个坏消息，御史台收到很多奏章，弹劾答即古阿散等贪赃枉法，借理财之名中饱私囊。因为陛下正当用人之时，御史台就决定暂缓追究，但答即古阿散等变本加厉，丞相以为应禀陛下知道，所以延报之罪实在卑臣身上。”

安童听到此，便截断他的话，说：“陛下！理财之人虽然难寻，但我们理的是国家之财，决不容许假公济私，趁理国家之财而中饱私囊。

国家从陛下到臣民都崇尚俭朴，俭以养德，奢侈败国。阿合马、卢世荣在理财上确实也有些才能，但陛下为什么杀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监守自盗，贪赃枉法，不能自律，久而久之，带坏了一大批由上至下的官吏，使国家的法度难以贯彻，使社会的风气尽皆败坏，使正直之人和平民百姓对朝廷失去希望，这样下去，国家必将不攻自亡。陛下，臣说的不对吗？”

“对！丞相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考虑问题。不管是谁，无论他地位有多高，也不管他的才能有多大，只要触犯了国家的法纪，就要绳之以法，该关进监狱的关进监狱，该杀头的就杀头，绝不能姑息养奸。”

玉昔帖木儿就说：“证据确凿，只需他本人当面对质。”

“对，必须当面对质才好。”

安童见好就收说：“陛下，那臣等就速去办理此案。”

“也好，等你们办妥此案，朕再请你们喝酒。”

安童与玉昔帖木儿出来后，安童立即派人将答即古阿散叫到中书省丞相府。安童问道：“查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基本正常。只是御史台还没有查看。”

“御史大夫已向陛下禀过，说里面有弹劾你的本章。”

“我……”

“陛下已诏命你前去御史台当面对质，如果你一身廉洁，就可以查看御史台。你现在就随外面的差人去吧！”

答即古阿散闻听此言，腿一软就跪伏在地，他声泪俱下地说：“丞相大人！请给卑臣做主啊！御史台实是心虚，他们想逼陛下让位与太子，怕我搜到证据，就对卑臣下了毒手，要置卑臣于死地而后快呀！”

安童猛地拍了下桌案，厉声道：“答即古阿散，你想借此来陷害太子吗？”

“我不敢，卑臣只是据实禀告。”

“你就不要胡说了！一个糊涂的御史写了一本糊涂的奏章，此事御史大夫早就禀明皇上，传为笑谈。皇上不仅没有把这点小事放在心上，还以仁厚之心，饶恕了那位年轻的御史。皇上都如此开明，难道你还想借此生出事端吗？你若不相信，我现在就跟你进宫去，看皇上怎样对你。”

“卑臣该死！卑臣该死！”

“出去吧！去御史台质对清楚，没人想冤枉你。”

差役进来带答即古阿散去了御史台。经调查质对，其受贿罪属实。

御史台将审讯结果呈报上去，忽必烈下令将答即古阿散及其同案人以奸赃罪处死。

这时太子真金正在河南视察黄河大堤的修建工程，闻听大都传来的逼父皇退位的事件，这令他很是郁闷。他把一些事交给郭守敬后，就急忙赶回大都。见了父皇，就跪伏在地说：“父皇英名盖世，胜过愚儿千倍万倍，国家有父皇在位，天下才能太平。孩儿宁可代父皇去死，也绝不会接受什么禅位。望父皇龙体安康，万岁，万岁，万万岁！”

忽必烈说：“起来吧，你现在不愿接位就算了吧。你若有意，可随时告诉为父，朕随时都可以将皇位禅让给你。”

“父皇明鉴，孩儿绝无此意！”

“好，好，快起来吧！”

虽然忽必烈没有怪罪太子真金，可真金却病倒了。他有一天将安童和伯颜叫来，拉着他俩的手说：“我不久将跟额吉在一起了，望你们念在我们情同手足一场，就替我专心襄助陛下吧！”

安童和伯颜闻言就赶紧跪伏在地，极力劝慰真金要想开，并说太子的病很快就会好的。但三天后，真金就死去了，终年四十三岁。

忽必烈在得知太子真金去世的消息后，怔怔地呆坐了一天。

第二天，安童和伯颜红肿着眼睛来看望忽必烈时，他竟然十分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悲伤了，人生无常。你们快去处理国事去吧。”

又过了几天，当忽必烈身边只有不忽木一人时，他突然慨叹一声，自言自语地说：“皇儿，是为父活得太长久了！”

这意蕴深长的话语将忽必烈老年丧子之痛展露无遗，不忽木闻听此言就控制不住地呜呜哭了起来。不忽木是王恂的学生，而王恂又是刘秉忠的弟子。王恂曾做过太子真金的“侍读”，少年不忽木也就跟着当了真金的“伴读”。不忽木不仅同真金情同手足，而且一直陪伴在忽必烈身边，他是忽必烈最为宠信的臣子之一。现在真金走了，忽必烈瞧着从小就在自己身边长大的不忽木，就像真金还在身边一样。

“不忽木，朕几次让你进中书省做事，你为什么不去？”

“能去中书省做事的有许多人，不差臣子一个。”

“做官不好吗？”

“我只愿在陛下身边。”

“唉，你不是我儿却胜似我儿啊！”

“太子临终时也嘱咐我不要离开陛下。”

“哦，太子他……”

“太子临终时最为挂念的就是陛下。”

“唉，都是朕活得太长久了！”

“皇上龙体安康，天下生灵有幸！”

“唉，白发人送黑发人，朕之心只有长生天晓得。”

南絆在这些天里一边不断地安慰太子妃阔阔真，一边还要照顾好忽必烈，这些事情本来应由年长一些的女主人来做才相宜的，但察絆已去，就只好由南絆来担承。好在南絆行事大有察絆的遗风，她把两边都照顾得很妥帖。

但不幸的消息还是接二连三地传进宫来。先是耶律铸病逝，这位忠厚耿直博学的老臣的离去，令忽必烈很是难过。随后平滦、太原、汴梁或涝或旱，灾情严重，急需财政拨款救济。与此同时，北边传来战事，叛逆海都又组织了一个新的反元联盟，参加者有成吉思汗兄弟宗系中的诸旁系蒙古领袖们。乃颜、失都儿和哈丹等王子都加入了这个联盟。种种不幸和不利的消息，使大都的空气都透出紧张的气息来。

由于太子真金的去世，汉法儒臣派也彻底失掉了依托。救灾、战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财，功利派终于盼到了卷土重来的好时机。

陷入内外交困的忽必烈，想从调整中书省入手，加强理财大臣的权力。当时朝廷缺乏理财官员，桑哥的理财理念被忽必烈看重，于是便安排他参与中书省事务，并且由他拟定了一个中书省官员的名单。

卢世荣就是桑哥推荐给皇上的。卢世荣被杀，忽必烈又重用起桑哥来，这让桑哥一时不由感恩戴德起来，所以他初时还是小心翼翼，殚精竭虑地工作着的。根据桑哥的建议，忽必烈决定仍由安童任右丞相，由熟悉理财工作的麦术丁为中书省右丞，郭佑、杨居宽及帖木儿任参知政事，这个中书省虽然吸收了麦术丁，但仍然是一个汉法派掌权的班子，在理财方面没有拿出什么好主意。

忽必烈无奈，只好将用人目光转向南人，企图增加朝中的新鲜血液和制衡力量，借以找到一种更为理想的治国方案，于是省、院、台诸司都开始参用南人。赵孟、叶李、程钜夫都受到重用。而为了尽快增加政府的收入，忽必烈又在酝酿成立尚书省，以将中书省的实权转移到桑哥手中。

麦术丁感到自己理财无方，很难满足皇上的需要，就赞成成立尚书省，由尚书省负责财政。安童却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说：“微臣没有回天之力，皇上是否成立尚书省，臣不再固执己见。但臣恳求皇上无论如何不能重用桑哥这类人，这类人最重财轻义，最终将误国害民。

如果皇上成立尚书省，一定要选拔贤德之人来理财。”

但忽必烈为了解燃眉之急，重新设立了尚书省，主持全国财政。

任命桑哥、帖木儿为尚书省平章政事，同时将中书省六部改为尚书省六部，全国各地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这就等于是宣布由桑哥掌权的尚书省掌握朝中和全国的主要权力。中书省虽然也设官置员，但却成了一个空架子。

桑哥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更定钞法，印行至元宝钞。发行新钞，与旧钞一并使用，目的是避免社会震荡，以利于商品的正常流通及物价的稳定。而允许民间买卖金银，规定金银和至元宝钞的交易比率及手续费，使钞本金银有了比较充足的储备，这种做法基本上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