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地守候（1/1）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钱子勇 冯迪意

钱子勇 男，1947年10月出生，浙江慈溪人。1969年6月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务农，1973年在内蒙古哲里木盟财贸学校读书，1975年留校任教，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调回浙江省慈溪市周巷中学任教，1983年调到慈溪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任人事监察科科长、副局级调研员直至退休。

1977年初秋，知识青年有了发展的有利转机。国家决定恢复文革以来的首次高考。这对于曾经遭受无情打击的千万学子来说，是一件十分重大的喜事。

无论仍然在农村的还是已经进入了工矿企业、国家机关的知青，他们听说都有这个机会，不知有多少人为之欢欣鼓舞。大家在工作和劳动之余都积极地准备着参加这次已让人望眼欲穿的考试。

那一年，我还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一个偏远乡村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按计划需要到年底才能回来。

知青好友劳祖玉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又在内蒙古摸爬滚打了十来年，理所当然有这个条件。而且他单位的领导还满腔热情地支持他去碰运气，这对他来说首先是个好兆头。

祖玉没有忘记我这位患难与共的学友，第一时间把这重要的消息通报给我，并约我一起去参加这一千载难逢的大考。

大学，是我毕生的追求。当然，有了机会我自然也有心去试一试。我明知这件事有巨大的阻力，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向工作团的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允许我安排一些时间复习高中课程，以便参加高考。可惜的是，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正值整党整风，调整和组建新的基层组织的关键阶段，工作任务十分繁忙。工作团团长额尔敦巴雅尔是一位非常直爽的领导，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想在农村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束前抽时间复习和高考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的一切都要为伟大的政治运动让路，希望我能正确对待。

额尔敦团长曾任科尔沁右翼中旗的旗委书记，对党忠诚，有极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所以，在他的职权内，对任何事都不会掉以轻心。他对下属不仅始终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姿态，让人望而生畏，而且还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非常手段阻断任何人哪怕一丁半点的遐想。

虽然我没有二话，但他还是做出了让我意想不到的决定。

不久，我和工作团办公室的张日山同志被派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白音花公社花吐古拉大队去蹲点。

那是一个十分偏僻的乡村。不仅人口稀少，还居住分散，多数为蒙古族牧民，汉语能力不强，思想交流困难重重。更严重的是，大队离公路数十公里，中间还隔着一丘沙漠和一大片胡杨林，如果没有骆驼和马车根本走不出来。

我知道，团里的领导叫我到那里去组织典型材料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其真正意图是要拴住我的心，不让我为没有把握的高考分散精力。

于是，我不得不在山高皇帝远的花吐古拉大队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好在蒙古族老乡淳朴热情，又不失礼貌与尊重。他们把我这位贸然闯入这片土地的不速之客待若上宾。大队书记乌力吉极尽全力为我的工作提供方便，乡亲们送茶倒水照顾我的生活起居，使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安下心来，开始寻找经过无数次教育运动洗礼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迹，打算为他们出点力。

我静心细酌为我提供素材的老乡生硬得无法辨别的口音，一点一滴积累着我所需要的东西。慢慢的，就把高考的事抛到了脑后，成全了领导对我的期待。

三个月后，我的调查报告《草原与牧场的辩证关系》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并获得大会的肯定，也为花吐古拉大队党支部书记乌力吉赢得了荣誉。

当我兴奋之余再回头看看自己的行程，却发现已错过了高考复习的最佳时机。

看着一群群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地走进大学的校门，我除了为他们祝福，只剩下无可奈何的叹息。

祖玉不负众望，考取了通辽师范学院（现改名为内蒙古民族大学）。虽不够理想，但总算圆了大学梦。

我对他的执着十分敬仰，也真心祝贺他能在这次真才实学的比拼中崭露头角，取得优异成绩。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束后，我带着遗憾回到原单位（哲里木盟财贸学校）工作。单位领导出于同情，任我为基础课教研室主任（其实也就是几个人的小组长），还分给我两间新盖的员工宿舍，以示对我的安慰。这在当时可谓较高的奖赏，就如冬天里的一股暖流，温馨得让人发晕。

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必须有新的打算。

秋后，迪意从哲里木盟财贸学校毕业，分配到哲里木盟百货批发站工作，就算有了基本的生活条件。

我们决定在通辽这座小城里永久地居住下来。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通辽城虽小，却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重镇，不仅延续着悠久的文明历史，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更何况经过我们数年不懈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多人脉。不求辉煌，只图安稳，小日子应该不会难过。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在通辽安顿下来。第二年，还有了儿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辽人。

那段时间，我们感觉过得还算愉快，也很充实。因为来通辽落脚的插友越来越多。其中有胤泽与羡尔、家林与小毛、新盛与雅娣、良军与启芬，还有祖玉等在通辽师院继续深造的许多学友。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

1978年，又一个浪潮席卷而来。知识青年从有条件回城到无限制返城，中央都予以默认和支持。于是全国近三千万知识青年纷纷找理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至此，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松权与惠芬拖儿带女地从金宝屯胜利农场取道通辽来和我们告别。从他们兴奋的目光中可以发现，那种无法掩饰的内心喜悦已溢于言表。毕竟，这十年的苦熬，终于看到了尽头，光明的前途已在向他们招手。

看着他们那么快乐的样子，真为他们动容。随之，我们的心里也泛起了一波又一波思乡的涟漪。他们都走了，留下了我们这些人，真有点像大浪淘沙后在广阔无垠的海滩上，被阳光和海风侵蚀得越来越小的沙子，可悲而无助。

我们常常以“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来聊以自慰。茶余饭后，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着那些年插友们共同的奋斗历程。那些用青春年华换来的精彩片段，有苦涩的快乐，亢奋的追求，艰难的留守。有时候，也会忘情地回望一下返乡的知青朋友们各自奔向的新天地，心中默念着他们，回城之举到底带给他们的是幸福、安康，还是更加深刻的磨难、考验？同时，对自己在这片土地上作出的抉择，进行认真的剖析，浪漫的猜测，不知哪条路才适合我们生存。

成了新的通辽人，我们自然失去了国家规定的探亲假。从这一年开始，探亲就成了奢望。这也意味着回家的路被自己阻断了，不知要在严酷的岁月里奋斗到何时。

当年春节，我们没有条件回乡，一家三口猫在寒冷的小屋里过年，虽然自有乐趣，但总觉少了很多。

插友们大批返城，给父辈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期待着自己的孩子也能顺利回去，合家团聚。可这仅仅是一种愿望，可遇而不可求。我们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严格地说，我们已由国家分配，不在返城序列。要想双双返乡，已难上加难。

数年后，我们才有机会先后调回慈溪，分别在国家行政机关和金融单位工作，算是有了一个完美的结果。

在平凡的坚持中，我们在塞北大地上平静地坚守了12个年头，虽然每一步都很艰辛，但走得却十分坚实。

2013年10月，写于慈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