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洪学智上将在边疆农场（1/1）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浙江知青 孙炎锋口述 胡立本整理

胡立本 男，生于1949年8月，原籍宁波。中共党员，大学学历。1969年6月支边到内蒙古金宝屯胜利农场二营，1974年2月转吉林省洮河“五七”青年战校基建连。1994年8月返回慈溪，在慈溪市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任办公室主任直至退休。在吉林油田洮河农场工作期间，曾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场长办公室主任；在吉林省洮河劳改支队工作期间任支队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70年代末从事文学创作，曾任吉林省白城地区作家协会理事。现为慈溪市、宁波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文汇报》《吉林时报》《宁波日报》《党史博览》《慈溪日报》等报刊。

1969年6月，一辆列车从余姚出发，呼啸着驶向北国边疆。这是余姚、慈溪两地的知青专列，他们将远赴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插场落户。

1970年9月，时年五十七岁的共和国上将洪学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也被下放到边疆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将军和一群江南知青于风雪边疆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970年的9月，正是北方秋收之时。一天，洪学智将军在几名警卫的“护送”下来到了农场。当时农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初到农场，军管会并未分配他干什么活。可是，出身贫苦、有着辉煌战斗经历的将军，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作风，自觉地担负起清扫军管会大院的任务。每天，将军“闻鸡起舞”，在锻炼一阵之后，挥起扫帚开始扫除大院里的垃圾，有时还用手捡起地上的树枝、纸张。他常常一边打扫，一边自言自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弄得军管会的头头们尴尬不已。后来，军管会正式给将军分配了工作任务：养猪，去当个“将军猪倌”。

我当时在胜利农场加工连工作，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军管会认为我既有才艺，又比较可靠，就让我和将军在粮库旁边养了五十头猪。将军很乐意地接受这个任务。我分析，这大概与他在军队里长期分管后勤保障工作有关。将军曾对我说，自古至今的军事史说明，后勤保障十分重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在战争年代，让战士泡上一次脚，吃上一碗猪肉饭，能够极大地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

因为饲料供应有限，五十头猪常常吃不饱。饥饿的时候，它们不安分，能把粗木围成的猪圈拱倒，然后一哄而散，糟踏庄稼。我和将军来回赶撵，十分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将军就会幽默地对我说：“这群‘猪八戒’真是难管，连本将军也不放在眼里，非请孙悟空不可了。小孙你也姓孙，向你的本家师傅求救吧。”

没过几天，他想出了个主意：让我每天去酒厂挑两桶酒糟，掺合在猪食里喂猪。因为酒糟内仍内含有一定的乙醇成分，从此猪吃了就睡，睡了再吃，不但不再拱猪圈，还长得特别肥壮。

将军和我养的猪，令军管会的头头们刮目相看。我在感到格外自豪的同时也认识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学问。

“我不信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

在与将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俩跨越了两代人的鸿沟，成了忘年交。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仅是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而且还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一次晚饭后，我俩散步到菜园旁边一块刚收割过的玉米地，忽然看到农场护青人员正在追赶一群捡拾玉米的老乡。将军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农场专门组织了护青人员，不让附近的老乡去捡拾丢弃在地里的玉米。将军沉思了一会儿，断然说：“这个规定不行，我得找军管会说说去。”我说：“你别多管这种事，太平点算了。”他说：“那不行。我不怕合情合理搞不过无情无理！”在回来的路上，碰巧看到军管会张主任也出来散步。将军让我去请张主任过来，然后一脸严肃地对张说：“这块地已秋收完了，过几天就要秋翻，不去拾它不是白白浪费吗？为什么老乡们拾点落下的玉米就要赶他们？要知道，这里的老乡连粗粮都吃不饱，你们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军人，你别忘了军人的生命线是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永远别忘了人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很快，农场为附近挨饿的老百姓放宽了拾捡玉米的政策。消息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由衷地说，洪将军是个好人啊，敢为咱们老百姓鼓与呼。

1971年春，我突然遭到莫须有的批判。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劳作一天之后，空闲下来无所事事，我们几个知青玩起了用扑克“算命”的游戏，没想到有人将此事捅给了军管会。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非常时期，我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当然，我也觉察到事情的本身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军管会开始安排我与将军同住一间房，同睡一铺炕，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我掌握将军的动态，将他的言行及时报告给军管会，以便他们及时向上面反映。没想到，我却切切实实地被将军的凛然正气所感动，哪里还会打什么小报告！

一次挨批判回来，将军十分愤怒地说：“小孙，他们是对着我来的，不怕的。兵来将挡嘛，我找他们去。”

第二天，将军果真找到了负责批判我的那个指导员，对他说：“孙炎锋才二十来岁，二十来岁的小知青也变成了阶级敌人？军管会信，我不信！他有缺点大家帮助一下，让他提高认识不就行了嘛！为什么要大会小会地组织批判他？他何罪之有？人家千里迢迢从南方来到北方，从鱼米之乡来到茫茫草原，离开家庭父母，与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是响应主席号召而来的，行动是革命的。不仅小孙是好知青，而且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知青。”说完以后，将军补充道：“如果你还有正直之心，请你把我的话原原本本汇报给军管会。”

在将军的帮助下，后来军管会不仅不再为难我一个人，还解脱了一批与我有相同境遇的知青。将军的这一举动，无不让知青们拍手称快。

“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三忠于分子！”

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肆意践踏民意的日子里，将军的内心十分痛苦。一天晚饭后，我和将军正在下棋时，负责审查将军的专案组组长带着四名警卫员来到我们的住处。将军让我为他们倒了几杯白开水，并请那位专案组长坐下。我认为“来者不善”，像有什么重要谈话，便说了一句：“首长，你们慢慢聊吧。”然后拔腿要走，但被将军喝住：“小孙，别走，你还要添壶续水。”将军说这句时仍然端坐在下棋的位置上，纹丝不动，坚如磐石。他抬头问那位专案组长：“有什么事吗？”专案组长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一脸板正地说：“你的思想汇报写了没有？”将军平静地道：“没什么好写的。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到底反了些什么？我一不反对毛主席，二不反对毛泽东思想，三不反对党，要我写什么思想汇报？现在不写，以后也不写！你们看着办！”然后，他接着说：“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的。历史会证明的。”在沉默几分钟以后，专案组长又问：“你这段时间的劳动态度怎么样？”这下将军发火了，一拍桌子说：“你别问我！我在这里怎么样你去问军管会，你去问这里的群众，以后再不要来问我！”

慑于将军的一身正气，专案组长只好带着四名警卫员怏怏而去。

将军对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敢怒敢言，凛然不可侵犯，而对那些贫者弱者，将军则是另一副心肠。

1970年冬天的一天，将军的夫人张文来农场看望他。傍晚时分，有个贫下中农带着十四岁的女儿急匆匆地顶风冒雪从我们的住房门口经过，恰巧被将军看见。这个小女孩背着书包，穿着非常单薄的外套。看到这一情景，将军急忙喊住这对父女，又朝他的老伴喊道：“张文，快把你的短呢子大衣拿来。”他亲手给女孩子穿上了大衣，并说：“你每天上学来回好几里地，这件衣服就给你挡挡风吧。你要好好学习，做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虽然这只是一件半新半旧的呢子短大衣，但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文革”期间，它也算得上是一件珍品了。

“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洪学智哩！”

1971年11月，邓小平在得知林彪自我爆炸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这是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识，也是将军的企盼。

将军在1971年10月前后这段时间里，每天催我早点到场部传达室去拿报纸和信件，而且每天密切注意和按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在那些日子里，除了完成劳动任务外，他也破例取消了早、晚的散步，也不和我下棋、开玩笑了。这使我感到有些奇怪，被他的异常举止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天晚上，在收听晚间新闻后，将军突然问我：“这段日子，‘永远健康’的那个人的名字怎么听不到了？”问完以后，他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一言不发。而以我当时的年龄和政治阅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出分析判断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将军的“奇怪”神情似乎消失殆尽，朗朗的笑声多了起来，又恢复了早上和傍晚的散步习惯。后来我才知道，将军是从对最近一段日子新闻报导的分析，隐约感觉到林彪可能“出事了”。果然，没过多久，林彪叛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九·一三”事件后，根据中央的意见，调整了对将军的监管，吉林省委把他接到了长春。然而，“四人帮”在吉林的代理人仍然不给他自由，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监管。离开农场几个月后，我去长春探望他，发现他还没有完全“解放”。但因为林彪集团的覆灭，将军的处境毕竟好多了。那天在吃饭时，将军很高兴地对我说：“小孙啊，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洪学智哩！”原来，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曾向周恩来和韩先楚上将打听将军的情况，并问：“洪学智在什么地方？”

听完将军的话，我感到很高兴。我觉得将军的完全“解放”，为期已经不会太远了。

1976年10月，在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将军从吉林省调回北京，担任国家国防工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