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多事之秋（1/1）
兵归细柳
文帝登基后第十六个年头，重新改元。
帝王改元之事，此前并不多见，此后则逐渐频繁起来。
改元是为了讨个好兆头，借新元伊始，希望一切重新开始。
只是，改元后的大汉，看不出与往年有何区别，并无变好的迹象。
这些年来，糟心事实在太多，天灾频仍，干旱、洪涝、瘟疫接踵而至，匈奴人又不时扰边，烧杀抢掠。文帝几乎没睡过几天安稳觉。
一句话，他这皇帝做得太苦了，太不容易了。
与父辈和子孙相比，文帝工作努力，生活节俭，拒绝铺张浪费，不好大喜功，对臣下也比较宽厚，纵然有人犯了错，也不过于苛责。他奉行轻徭薄赋政策，不断改进法律，努力减轻民众的负担。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饱尝离乱之苦的大汉王朝，能够早日繁盛起来。
该做的他都做了，但成效并不明显，仿佛老天总是跟他过不去，那该怎么办呢？
剩下的还有一条路，就是求助于鬼神，他频频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不过，鬼神也没给他带来多大福运。
文帝子嗣本就不多，又一个个先他而去，早年在代国为藩王时，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早夭。后来生的四个儿子中，最喜爱的梁怀王刘揖死于意外。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另外一个儿子，代王刘参也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文帝察觉到自个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绝不能就这样困于长安，坐老等死，他决定要亲自到帝国的边境视察，了解大汉边防现状。
从文帝后元二年开始，他频频离京出巡。
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夏，巡雍地的棫阳宫(秦昭襄王建，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北)。
文帝后元三年春二月，再次回到代国视察。
文帝后元四年夏，巡幸雍地。
文帝后元五年春正月，巡幸陇西，三月到雍地，秋七月行幸到代地，这一次出巡等于花了大半年时间，走遍了大半个帝国疆土。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文帝花了近一半时间，行走在路上。他内心世界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不难想象，他心情很沉重，充满了对未来的深深焦虑。
匈奴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就如北方草原的风暴一样飘忽不定，令人捉摸不透。虽说近几年来，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一直没有打起来，但北部边疆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状态，大战随时有可能爆发。
多年来，匈奴人掌握着战事的主动权，汉朝多处于守势，被动应付的局面一直无法扭转过来。
文帝也试过用和平手段稳住匈奴，让汉匈两国的紧张局面缓和下来，他曾主动致信匈奴单于，希望两国能够和平共处。
然而，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和平从来不是靠单方面良好的意愿就能实现的。
匈奴人言而无信，一而再、再而三毁约。有好多次，双方和平宣誓结束不久，匈奴大军就开始扰边。
逐渐地，文帝对匈奴人不再抱有幻想，自文帝十四年匈奴人大规模入侵以后，对匈备战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说文帝后元二年，汉朝与匈奴再次和亲，文帝也正式下诏，向天下宣布汉匈两国自此既往不咎，过去的事都翻篇了，往后两国约定为兄弟之国，要相亲相爱犹如一家人。
没有人拿外交辞令当真，这些话说出来，估计文帝自己都不相信，在此以后，他根本没有放松对匈奴的戒备，反而更加频密地出巡。相信匈奴人会放弃杀人放火，就等于相信狼会斋戒，不再吃羊一样。
就在宣布和亲短短四年后，匈奴人再次兵分两路，一路三万人马杀入上郡，另一路入侵云中郡，许多无辜的军民惨遭杀害。
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为了迎击匈奴，朝廷任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驻兵于飞狐口(河北省蔚县东南恒山峡谷口之北口)，原楚相苏意为将军，驻兵句注山(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二十五里)，郎中令张武驻兵北地郡，要求严防死守，务必将匈奴人拦截于塞外。
不过，鉴于匈奴人善于搞轻骑突袭，为拱卫长安的安全，文帝特意命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驻兵细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宗正刘礼(楚元王刘交之子)为将，驻兵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驻兵棘门(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国家处于战时状态的特殊时期，肩负保卫京城安全重任的将领必定是深受皇帝信任之人。
刘礼是宗室子弟，徐厉有何能耐不得而知，倒是周亚夫在此次京城保卫战中脱颖而出，备受天下人瞩目。
周亚夫出身显赫，父亲是大汉开国元勋周勃。
当年，周勃罢相后，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寂寥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岁月，于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辞世，他的绛侯爵位由长子周胜之承袭，次子周亚夫出任河内太守。
在河内太守任上，周亚夫遇到了相面大师许负。
许负一生阅人无数，早年她遇到高祖和薄太后时，就断定高祖当得天下，薄太后当生天子。她的预言后来都一一得到应验。
自从和薄姬别后，许负销声匿迹已久，江湖上久不闻其人。不知何故，二十几年后她再次现身，成为周亚夫的座上宾。
与这样神级的预言家相逢，机会难得，周亚夫自然要问问自己将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此时的周亚夫处境很微妙。
周勃追随高祖开创大汉，立下不世之功，又在诛杀诸吕、拥戴文帝上位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再造大汉。如此功勋，在朝堂上罕有人能与之比肩。
可就算如此，最终也落得个黯然出局的下场。
不过，周勃虽然下野，但其个人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周亚夫出任河内太守，固然是个人能力出色的缘故，但又何尝不是文帝对功臣后裔的安抚？
父亲曾经是一棵大树，如今已无法为他遮风避雨，但功臣之后的标签，是周亚夫一辈子注定要背负的。
周亚夫暗自一直在努力证明：靠自己努力，也能打出一片蓝天。目下，他要设法走出父亲留下的阴影。
未来怎么办？将来的路会走向何方？周亚夫心中没底，很想有人为他指点一下迷津。
然而，许负给他的答案，完全出乎意料。
许负说：“我仔细观察您的面相，可以断定，三年之后，您将封侯，再过八年，就能出将入相，位极人臣，此后九年，你将被活活饿死。”
世人皆知相面者就是讨个安心，图个好心情，所以观相之人大多数会说点吉利话，就算不准确，多年以后，谁还记得？
但是，许负不是那些骗吃骗喝的江湖骗子，她是个有职业操守的预言师，她的眼神坚定而又诚恳，看上去根本不像在说谎。
周亚夫静静注视了她足足一刻钟，然后突然笑了起来，说：“我们家的侯爵，已被我大哥承袭，就算有一天他有所不测，空出的爵位也由他儿子继承，根本没我什么事。再退一步，诚如您所言，假若有一日我会封侯，怎么又会被饿死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吗？”
不过，许负没有笑，她的表情依然冷峻，她用那枯树枝似的手指了一下周亚夫的嘴巴说：“不知你是否注意过你的口型？”
“我的嘴怎么了？”周亚夫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嘴巴。
“你的嘴唇有竖纹入口，这是将被饿死的征兆。”许负答道。
而后，宾主二人陷入长久的沉默，谁也不说话。
至于许负是什么时候离去的，周亚夫没有察觉到。
时光飞逝，周亚夫平静地度过了三年时间。
无病无灾，任期内也无大事，关于许负的预言，他都快忘记了。就在此时，他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哥哥周胜之被剥夺爵位，下狱了。
原来，周胜之不知何故竟然杀了人。
被杀之人是谁，不知道；为何杀人，也不知道。这些都不是重点，关键是他的夫人，也就是文帝的女儿，这一次并没有像上次公公周勃下狱时那样，站出来求情。
原因很简单，夫妻二人长期不和，公主经常被老公冷落。皇家和权臣家庭的联姻，本身就是权力联盟的产物，自然没有任何感情而言。父亲的倒台，估计进一步增加了周胜之对公主的厌恶，夫妻俩感情越来越差，以至于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换了寻常人家，夫妻俩走到这一步，大不了一拍两散，但是王侯世家做不到。别说是和皇家联姻，就是两大王侯世族通婚，也绝不能轻易解除婚约。
因为，自他们结婚那一天起，就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的家事，而是两个大家族共同进退盟约的信物。解除婚约就意味着两大家族毁约。
一句话，皇帝的女儿没法退回去。
不过，公主在婆家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受了不少气。
周胜之冷落女儿的事，文帝肯定知道，自然很恼火，于是便以周胜之杀人为借口，下诏将他处死。
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在将侯国废除一年后，文帝还是决定再次恢复周家爵位，并计划从周勃诸子中选择一个德才兼备之人，出来继承侯爵。
于是，周亚夫被推了出来，封为条侯(食邑在条城，今河北省景县)。
此次匈奴大举入侵，文帝特意将周亚夫调来，让他驻军细柳，委以京城防卫之重任，就是要考验一下他的能力。
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如今，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将军们已凋零殆尽，文帝身边缺乏独当一面的大将。一旦大敌当前，又该靠谁冲锋陷阵，御敌于国门之外呢？
战争才是军人的磨刀石，卓越的将领都是在战场上磨砺出来的，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和平年代出不了真正的大将之才。
战争是国家意志的较量，个人英雄主义从来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所以，真正的大将不一定饱读兵书，本人武功不一定要有多强。
战争中主将的智慧、胆识、意志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将成千上万将士握成一拳，打得出去，收得回来，能够号令如一，令行禁止。
汉军已沿着北方防线布置了大量军力，但文帝依然不敢掉以轻心，京城的布防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他决定亲自到各处去视察一番，做到心中有数。
文帝从长安出发，先到刘礼统领的霸上军营，再到徐厉统领的棘门军营。
听说天子亲自前来劳军，两地驻军早早做好准备，将军营收拾一新，待到皇帝车驾来临时，全体将士在军营门口夹道欢迎，任由卫队在军营内纵马狂奔。
谁不想借此机会，给皇帝留下个好印象呢？
但文帝似乎开心不起来，脸上没有丝毫笑意，眉头紧蹙，忧心忡忡。他看出来了，两处驻军军纪松懈，将士们松松垮垮，一旦匈奴人突破边塞，不出两日便能抵达关中腹地，像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指望他们战胜敌人？
视察完两地后，文帝没有稍做休整，立刻直奔细柳而来。
皇帝护卫队的前行开路人马先行一步，提前抵达细柳军营门外。
与前两地不同的是，军营大门外空空荡荡，没有人出来迎接。相反，壁垒之上将士们都铠甲鲜明，一个个刀出鞘、箭上弦，戒备森严，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军营上下弥漫着战争的紧张气息。
前行人马别说入营，根本靠近不了，无奈之下，只得冲营内喊话：“天子将至，速速开门迎接。”
谁知军营都尉冷冷地回话道：“军中只听将军军令，不听天子诏令。”
碰了个钉子，前行人员气得不行，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傻站在军营门口。双方就这样对峙着，直到文帝率领大部队到来。
不过，军营都尉依然不肯开门放皇帝一行入营。
文帝无奈，只得派人带上皇帝符节前去传话：“皇帝前来慰劳军队，请开门迎接天子。”
半晌，才见军营大门缓缓打开，文帝正准备纵马入营，有个守门的小吏站出来提醒说：“我们将军有令，在军营中不得纵马疾驰，望陛下见谅。”
文帝心头一凛，不由自主地放缓步伐，徐徐进入营来。待走到将军营帐外时，方见周亚夫满身披挂，手执兵器在帐门外等候。
令人感到惊诧的是，见到皇帝驾临，周亚夫并没有跪下行君臣跪拜大礼，仅仅略微躬身，行拱手礼，说：“臣下身着甲胄，望陛下原谅臣不能行大礼，允许臣以军礼相见。”
入营后，文帝发现细柳军营内军容整肃，将士们士气昂扬，毫无颓废之气，不由得为之一振。再看周亚夫器宇轩昂立在车驾前，不怒自威，颇有大将风范，心下不由得暗生欢喜，便扶着车前轼木，神态肃穆地向将士们致意，并让人对周亚夫传话说：“将军辛苦，皇帝陛下特意来慰劳将军!”
劳军仪式结束后，文帝当即离去。随从人员慑于周亚夫军威，一个个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直到离开大营后，才长舒了一口气。
众人觉得周亚夫对皇帝态度如此不恭敬，莫不是要图谋不轨(联想到周勃的结局)？大家都一脸恐慌地看着文帝，但无人敢吭声。
一路上，谁也不敢说话，怕惹得皇帝大发雷霆。有人私底下暗自幸灾乐祸，等着周亚夫倒霉，看他的笑话。
不料过了半晌，文帝却由衷赞叹说：“像周亚夫如此治军，才称得上真正的将军啊。至于霸上、棘门军营，犹如儿戏，防御形同虚设，倘若敌人偷袭，主将迟早会沦为俘虏；至于周亚夫，谅匈奴人连进攻的胆量都没有!”
好在匈奴人在边境滋扰一番后，便自行离去，仗终究没有打起来。月余后，朝廷也下令，拱卫长安的三大营也撤防。至于周亚夫，事后被文帝拜为中尉，留在了长安。
中尉，位列九卿，负责京城的治安，兼管中央武库，可谓位高权重。文帝将如此重任交给周亚夫，对他的欣赏与器重可见一斑。几年后，周亚夫凭借他的勇气和忠诚，将陷入内乱的大汉帝国从危亡之际拯救过来。
事实证明，文帝有着过人的识人眼光和敢于用人的魄力。
外患暂时解除了，但内忧却接踵而至。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盛夏之际，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庄稼大面积枯死，紧接着蝗灾又起，田野里到处是铺天盖地的蝗虫，它们肆意破坏，无论庄稼、花草树木，无一幸免。蝗虫过后，赤野千里，化为一片白地。
面对各地不断传来的灾情，文帝焦灼不已。他下诏宣布，从现在起，暂停各诸侯国向朝廷的进贡，取消对一切山川沼泽的封禁令，允许百姓们入禁区狩猎捕捞，展开生产自救；同时缩减宫廷各项开支，对郎官等人员进行裁减，命令打开官仓，拿出粮食赈灾；另外，允许有爵位的百姓出售爵位。
然而，灾情依然无缓解的迹象。
文帝想：朕即位二十多年来，宵衣旰食，兢兢业业，但上天为何还是如此待朕？难道是朕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恼了上苍？
朕生活中节俭为本，拒绝一切奢华；无论对诸侯还是百姓，都宽容相待，废除肉刑，抛弃秦以来的苛政；重视人才，从基层选拔有才之人；尊重功臣，让他们善始善终，生荣死哀，能做的朕都做了，但为何上天对朕依旧如此不公？
懊恼、忧虑、恐惧、疑惑，文帝百思不得其解，种种困扰之下他病倒了，自此一病不起，再也没有康复。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文帝病情越来越重，他感到死神正在向他招手，自己时日不多了。
对于生死，文帝看得很开。自古以来，哪有不死之人？生老病死，皆出于造物主之手，有谁能逃脱？想开了，也就释然了。
文帝知道，他能坐上皇帝之位，完全是一场意外，与天命和德行完全无关。现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结束坎坷曲折的帝王生涯，要趁着清醒，将身后事交代清楚。
他太疲惫了，临死之际，没了对生的留恋，没了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多了些从容，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解脱。
自己身后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千斤重担将由儿子刘启挑起来。外有匈奴强敌压境，内有诸侯隐忧，太子能否扛得起来？他心中没底。
对于身后的人事安排，文帝没有太多的交代，只是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周亚夫。
“我死后，万一国家有难，周亚夫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可以委以重任，让他率兵出征，必能力挽狂澜，切记切记。”
文帝用最后的力气，叮嘱太子刘启。
新朝气象
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夏，六月初一，文帝驾崩于未央宫，时年四十六岁，在位二十三年。
在身后遗诏中，他一再强调自己德行浅薄，反对厚葬，丧葬仪式一切从简，切不可过于扰民。遗体下葬三天后，无论官民，即可停止举哀。至于后宫嫔妃，悉数送回娘家。
先秦以来，帝王丧葬本着事死如生的原则，无不极尽奢华，恨不得将生前所有生活用度如数搬到地下去，更有罪恶的人殉制度，逼迫后宫嫔妃等人殉葬。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幕，但文帝终止了它，这一点实在值得嘉许。
皇帝临终遗诏，本该交代身后国计民生、内政外交、人事安排等大政方针才是，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他一概不提，唯独不厌其烦地叮嘱丧葬之事，甚至吊唁人员的丧服和哭灵天数，都反复叮咛。
文帝留下这些令人费解的遗言，背后的原因估计只有一个，他知道自己一生无论文治武功都乏善可陈，唯一可以称道的是苦心竖立起来的仁君形象，这是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他非常在乎后世怎么看自己。
一个人，尤其是作为帝王，爱惜名誉，在意后世的评价，说明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倘若像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实在可怕。
不可否认，文帝遗诏有很大的作秀成分。
数百年后，他的墓室被盗，盗墓者从霸陵的玄宫中盗窃出大量陪葬品来。事实说明，文帝墓葬也并非如他宣示的那样节俭寒酸。
但这并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好皇帝。
纵观数千年历史，靠文治武功彪炳千秋的帝王不乏其人，但像他这样懂得克制和内敛，并为自己设立了清晰底线的帝王并不多。
文帝驭龙宾天后，太子刘启遵照父亲的遗愿，提拔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同时，任命典属国徐悍为将屯将军(一种杂号将军)，任命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
复土将军是临时职务，皇帝去世时，负责陵寝营建及下葬工作，葬礼结束后，随即撤销。
文帝还是代王时，张武就追随在文帝身边，后来，他跟随文帝入长安，多年来深受倚重。如今，由他来完成文帝尘世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情理之中。
朝廷征发长安附近各县士卒一万六千人，又调集内史(自秦时起，京畿附近由内史治理，故该区域以官名为名，不称郡，治所在咸阳)士卒一万五千人，由张武统一指挥调度，负责霸陵墓道的开凿，以及举行皇帝棺椁下葬仪式。
沉寂的霸陵，一下子冒出了三万多人，变得喧嚣起来，錾子凿子开凿山石发出的叮叮当当之声在空谷间回荡，士卒们的号子声震动四野。
正当张武率领士卒们在霸陵工地热火朝天干活时，在长安庙堂上，大行皇帝的丧礼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文帝走后，皇太子刘启扛起了父亲撂下的重任。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九，刘启即皇帝位，是为汉景帝。
景帝尊父亲为太宗孝文皇帝，谥法慈惠爱民曰文，文是相当高的美谥了。
紧接着，景帝下诏，要求在京城和各诸侯国为文帝立太宗庙，与高祖庙一样享受世代供奉。
作为皇帝，文帝或许算不上太出色，不过，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不好大喜功，不瞎折腾，在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和处处掣肘的内部朝堂之间辗转腾挪，艰难维持大汉没有散架，已经尽力了。
逝者已矣，举国悲哀的丧礼表面之下，新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了。
根据宗法制，王朝开国者为始祖，然后他的法定继承者(理论上应该是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其后君位应由他这一脉继承，至于他本人死后则应被尊为太宗。
景帝尊文帝为太宗，就等于向天下人宣布，从此以后，汉家天下都由他这一脉来继承，别人全都死了心吧。景帝这一招，实在厉害，抢先一步，站在了法理和礼法的制高点上。
与此同时，新朝人事布局也已开始。
丞相乃是百官领袖，不宜轻动，仍由申屠嘉担任。御史大夫由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之子陶青出任，至于廷尉则由张欧担任。
张欧是景帝太子宫的旧部下，专攻刑名律法，虽说是研究法学出身，但为人却温和宽厚。
这三人可谓老中青组合，是典型的阶梯型搭配，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做到了各派势力的最大平衡。可以看出，景帝颇费了一番心思。
景帝目睹了父亲在位时，一直受先朝老臣的掣肘的情景，父亲终其一生都小心谨慎，步履维艰。他暗自下定决心，要汲取教训，决不走父亲的老路。
最高权力架构安排妥当以后，剩下的事，就是最大限度扩充自己的班底人马。若没有把一班嫡系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景帝恐怕又会沦为弱势皇帝。
此时霸陵营建已完工，文帝的棺椁顺利送入玄宫，墓道填封后，文帝的葬礼在盛大的挽歌中结束。
随文帝下葬的，不仅仅是陶俑、生活用具等，还有张武的政治前途，也被一并埋葬。张武的郎中令头衔与复土将军这个临时职务一起被罢免。
像郎中令这样的关键职位，必须交给自己人，景帝才能睡得放心。
新任的郎中令是前太子舍人周仁。与贪财受贿的张武相比，周仁为人廉洁谨慎，值得信任。
朝廷司法和宫廷安保已经交给了自己人，但这还远远不够，京畿之地拱卫京城，地位非常重要，也必须安插自己人马才行。景帝下令将内史一分为二，由贴身智囊中大夫晁错担任左内史。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权力交替的规律。
通过一系列人事大洗牌之后，景帝很快稳固了地位，将朝政核心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
巩固内政之余，外交工作也丝毫不能疏忽。御史大夫陶青受命到代国边塞送公主与匈奴和亲，在此新老交替的特殊时机，景帝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必须设法稳住匈奴人才行。
不过，想要帝位永固，争取民心支持才是头等大事。就在即位当年五月，景帝宣布了一项重大惠民政策，减免百姓二分之一田税，降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为了便于了解这项政策，很有必要介绍一下汉初以来的税收变化。
汉承秦制，赋税制度莫能例外，不过是在原来秦朝制度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调整而已。汉时主要税目包括田租(农业土地税)、刍稿税(田亩附加税)、口赋(人头税)等，其中田租是最主要的一项税目，为朝廷财政的最主要收入之一。
田租是实物征收，即按照土地年产量的一定比例征收。大汉建立之初，高祖就命人重新丈量全国土地，按照十五税一征税。
高祖晚年，估计为了应对剪除异姓王战争带来的巨大开支，税率有所提高。待到惠帝时，又恢复了十五税一制，终惠帝、吕后执政之世，一直沿用不变。
及文帝即位，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分别于文帝前元二年、十二年、十三年将当年的田租在十五税一的基础上，再减免一半，即执行三十税一制。
不过，这几次减税政策仅限于当年。就是说，国家的正常法定田租依旧是十五税一，减税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优惠政策罢了。
此次景帝宣布，三十税一成为永久税制，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惠民措施(关于景帝推行三十税一制的时间，史书记载有差异，《史记》《资治通鉴》称景帝前元元年，《汉书·食货志》称景帝前元二年)。
除了减轻百姓税收负担外，景帝对刑法制度也做出了重大修改。
废除肉刑作为文帝的一项德政，为他赢得了名誉，然而，这项举措空有减刑之名，却行杀人之实。本来经受肉刑之后，还可以活下去之人，改革后却被活活笞打致死，因此，这项举措受到世人诟病。
景帝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下诏说，将原判处肉刑的罪犯改为笞刑，增加笞打数，实际上与判处死刑没啥区别，有些人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也沦为终身残废。此后，将本该判笞打五百次的，减为打三百次；原笞打三百次的，改为笞打二百次。
被按倒在地，挨二三百板子，尽管也是非常残酷的刑罚，估计还是不少人挨不住，被打死打残。但无论怎么说，比起挨五百板子，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了。
即位后不到一年间，景帝频密推出一系列内政外交措施，对提升自身形象着实加分不少。
紧接着，景帝将另一项大事也提上日程，那就是给自己儿子们封王。与高祖和文帝相比，景帝儿女较多，先后有十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大汉建立初期封的那些诸侯王，与景帝血缘已远。像吴王刘濞自恃财大气粗，实力雄厚，文帝在位时，已开始对朝廷多有不恭。如今，新皇帝即位不久，他更是倚老卖老，对景帝曾打死他儿子一事至今耿耿于怀，对朝廷心怀不满，天下人尽皆知。
为防范吴、楚等关东诸侯，必须未雨绸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关键时机，还是自己儿子值得信任(当然，在权力斗争中父子亲情也未必靠得住)，必须将儿子们封到各地，扶持和壮大他们的力量，一旦天下有变，儿子们就是有力的帮手。退一步说，就算帮不上忙，至少可以稳住基本盘，在诸侯面前，保持中央朝廷的相对优势，天下就不会出大乱子。
景帝皇后是奶奶薄太后(景帝即位后，尊为太皇太后)娘家人，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迎娶她为太子妃。
估计这位薄皇后，是文帝为了讨好老太太强行包办的，景帝一直不喜欢她。
薄皇后有个致命缺陷——不能生育(也有可能是景帝厌恶这门婚姻，不愿亲近她，使她根本没有怀孕的机会)。自古以来，皇后不育者，地位就很难坐得稳。果然，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夏四月，薄太后一死，薄皇后失去了靠山，很快就被废黜了。
至于理由，无法为皇家繁衍子嗣，这一条就足矣。
薄皇后一废，虎视眈眈的嫔妃们为了争夺皇后宝座，马上开始明争暗斗。皇帝的女人很多，但皇后却只有一个，皇后的凤冠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为了争夺它，在宫廷内上演的斗争之残酷，丝毫不亚于庙堂上男人们之间的斗争。
不过，就目前来看，后宫嫔妃中，最有可能成为继任皇后者，非栗姬莫属。
栗姬也是自信满满，以准皇后自居。
栗姬有自傲的资本，她一口气先后为景帝生下刘荣、刘德、刘阏三个儿子，其中刘荣又是皇长子。
由于薄皇后没生育，宫中缺嫡子，按照礼法，在皇位继承人顺序中，刘荣排列最前。若不出意外，刘荣被立为皇太子是早晚的事，而栗姬的另外两个儿子刘德、刘阏也分别被封为河间王和临江王。特别要介绍一下河间王刘德，他喜欢收藏书，不惜重金从民间征集购买上古遗书。作为一个爱书人，他有个很不错的习惯，每当收集到一卷好书时，特意让人将书誊写一遍，将副本送给原主人。
爱藏书之人比比皆是，但能做到刘德这样的的确不多。刘德藏书并非用来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而是认真钻研。
刘德认真做学问，名气越来越大，获得了不少学者的敬重，有些人不惜拿出祖传的孤本藏书，献给刘德。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德藏书越来越多，快要赶上朝廷藏书的规模了。
刘德收集整理了不少周秦之际的古文(用籀文书写)旧书，包括《周官》《尚书》《礼记》《孟子》等，多是是儒家学说的经典文献。
许多山东儒学研究者得知后，都纷纷跑来和刘德交流切磋。
刘德做学问，不盲从、不迷信古人，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反复对比、筛选、甄别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后世流传极广的成语“实事求是”，最早就是用来称赞刘德的治学精神。
虽说生下了刘德这样高智商的儿子，但栗姬本人的智商实在堪忧。她凭着漂亮脸蛋，仗着皇帝宠爱，根本不屑与后宫其他嫔妃为伍，说话做事完全不经过大脑，一切心事都明白无误地写在脸上。
或许可以说栗姬是个性情中人，为人至纯无伪，然而，后宫从来就不是太平世界，像她这样的性子，能在后宫是非之地存活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
性格决定命运，栗姬的性格注定了她的一生要以悲剧收场。不过目前，她在后宫的风头正劲。
在宫里混的，无论嫔妃，还是宦官，哪一个不是人精？看到栗姬备受皇帝宠爱，都争着讨好她。
栗姬正在享受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只是，并非所有人都像栗姬这样母以子贵、子以母荣，比如唐姬母子。
唐姬原本是景帝另外一位宠妃程姬的侍女，她能够跻身皇帝嫔妃行列完全是一场意外。
有一次，景帝醉酒召幸程姬，不巧的是，程姬正逢例假期，便让身边侍女唐姬收拾梳妆一番，代替自己侍寝。
景帝当时醉意朦胧，根本没有分得清，春宵一度后，唐姬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后生下一子，取名刘发。
为皇帝生下皇子，固然可喜，但由于唐姬身份卑贱，母子二人在宫中不大受人待见。
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封王之际，栗姬儿子自不消说，其他几位嫔妃，如程姬的儿子刘余被封为淮阳王，刘非被封为汝南王(另外一个儿子刘端，后来被封为胶西王)，贾夫人的儿子刘彭祖被封为广川王，封地都是极好的地方。
只是，苦了刘发母子二人，被封到了潮湿狭窄的长沙国。
原长沙王吴著在景帝刚即位没几天，就去世了，他膝下没有子嗣，朝廷顺势就将封国废除了。就这样，汉朝异姓诸侯王时代至此彻底终结了。
长沙国狭小，地势低洼，加上气候潮湿，景帝就把它丢给了刘发。
同样是皇子，差别实在太大，刘发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数年后，刘发回到长安为景帝祝寿，宴席上，他起身献舞，只是缩手缩脚，好像肢体受到拘束，无法舒展开来一般。刘发扭扭捏捏的舞姿，惹得在场观众哈哈大笑。
景帝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便问刘发：“要跳，好好跳便是，为何搞成这副样子？”
刘发当下接过话茬儿，一语双关地说：“臣在狭窄地方待久了，一时间无法放开手脚。”
景帝马上明白过来，对刘发这孩子，确实有些愧疚。为了弥补，当下将武陵、零陵、桂阳三郡划分给长沙国。
不过，谁也没料到，时间过了一个半世纪后，正是谁也看不起的刘发后裔一支子孙，在汉朝倾覆危亡之际，扛起了复兴汉室、重振刘氏江山的重任。
至于其他人，彼时早已灰飞烟灭了。
一语成谶
景帝即位后，朝堂上的群臣中，要论君臣关系，无人能出晁错之右。就是丞相申屠嘉、御史大夫陶青这样位列三公的重臣，在景帝眼中，尚不如晁错这样一位区区内史，更别说廷尉张欧、郎中令周仁了。
景帝和申屠嘉在朝堂上论事时，完全是中规中矩的君相议事，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但是令申屠嘉感到郁闷的是，自己作为堂堂大汉丞相、百官领袖，在景帝上台半年以来，快沦为橡皮图章了，朝廷大事、法令修改等事，自己根本插不上嘴。
几乎所有大事，都是皇帝和晁错在私下商讨决定的，凡是晁错提议的，皇帝一律照准，而对于自己提的意见，景帝多敷衍了事。
申屠嘉这个丞相近乎成为摆设了。
一气之下，他干脆躲在家中生闷气。
虽说不出门，但毕竟是帝国丞相，申屠嘉耳目并不闭塞。很快，他得到一个消息，晁错办公的内史府新建了一座南门。
朝廷衙署建一座门，本是稀松平常之事，只是这座门修得不是地方，严重违背礼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内史府大门原本是向东开，晁错出门上朝办事，需要绕一大圈，给晁错出行造成极大不便。
晁错是个急性子，做事讲究高效率，不想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路上，便想从南面开一扇门。
只是内史府南面毗邻太上皇庙(祭祀高祖的父亲刘太公的庙)，要从南面抄近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凿穿太上皇庙的墙垣。
估计是，晁错因景帝的过分宠信昏了头，命人在太上皇庙墙上开了一个洞。
在皇家宗庙外墙打洞，实在是大逆不道之事。要知道当年有人盗取高祖庙供桌上的玉环，要不是张释之拦着，文帝盛怒之下，差点将盗窃者灭族。
论性质，晁错此举要比盗窃更加恶劣。
如此一个打击政敌的绝好机会，申屠嘉岂能放过？他立刻上书皇帝，要求诛杀晁错。申屠嘉是军人出身，习惯了按部就班，做事都按照程序来。
他自信以为这次掌握了晁错的把柄，罪证确凿，足以给政敌致命一击，扳倒晁错十拿九稳。
夜很漫长，申屠嘉静静等待，好不容易熬到天明，就动身入宫。一路上，他反复盘算了多次弹劾词。
申屠嘉见到景帝时，发现皇帝身后站着晁错，猛地有一种不祥预感涌上心头。不过，这种念头在申屠嘉脑海中仅仅盘旋了片刻，他就镇定下来。
申屠嘉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什么场面没见过？就不信晁错能翻了天。
于是，他无视晁错的存在，从容慷慨陈词，指摘晁错大不敬之罪，要求皇帝立即下诏，诛杀晁错。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景帝没有暴怒，没有咆哮，脸上平静得连一丝涟漪都没有。
“晁错凿墙之事，是经过朕同意批准的。”
景帝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平淡无奇之事，但对申屠嘉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着一脸错愕的申屠嘉，景帝很耐心地解释说：“晁错凿通之墙，是太上皇庙的外围墙，并非真正的庙墙。况且，在那里原本就住着一些散官，谈不上对太上皇庙的冒犯，这件事，晁错从头到尾都没错。”
皇帝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申屠嘉还能说什么？
既然晁错无罪，那么，申屠嘉就属于诬告了？
无奈之下，他只得违心地向皇帝请罪。
大家都是聪明人，景帝当然不会真的就此治罪，温言宽慰了申屠嘉几句忠心体国、其心可嘉之类的客套话后，就宣布结束朝会。
眼看一场血雨腥风，就这样风轻云淡地结束了。
申屠嘉生性耿直，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朝，为官清廉，私德无可挑剔，加上军人出身，说话做事干净利落，直来直去。
正因为如此，他向来自视甚高，不喜欢搞小圈子，敢于碰硬。可惜的是，如今天子不是文帝，晁错也不是邓通，他奈何不了。
申屠嘉下朝后，百思不得其解，只怪自己没有抢先一步，先下手为强。若是来个先斩后奏，先将晁错斩了，再去向皇帝报告，估计皇帝也只得面对现实了。
只是，时机一旦错过，说什么都晚了。
申屠嘉哪里知道，他在家中静待天明的那个夜晚，是个极不平静的夜晚。
一夜时间很短暂，但也很漫长，足够做很多事。有时候，一夕之间，足以改变历史。
就在申屠嘉将弹劾书递进宫不久，消息传到了晁错耳中。他大惊失色，立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趁着暮色入宫，抢先一步向皇帝主动请罪。
晁错先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向皇帝做了汇报，经过半宿诚恳反思和检讨，景帝大度地表示，鉴于晁错自动认罪，态度不错，此事到此为止，不会追究。
要说在战场上挽强弓冲锋陷阵，申屠嘉在行，但要是玩职场权术，他实在太低级了。虽说此时他已担任丞相五年，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在官场那些游戏面前，他依旧犹如一名新秀。
抑或不是不知，而是不屑为之。
但官场世界，单靠忠诚、廉洁、耿直远远不够，还需要生存智慧。
回想往事，自己历经九死一生，从没怕过谁，不料却栽在晁错这竖儒手中。申屠嘉实在不甘心，心中愤愤不平。
申屠嘉一口气憋在心头，无处发泄，回到家中后，急火攻心之下，大口吐血不止。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依照惯例，申屠嘉死后，御史大夫陶青递补为丞相，由晁错担任御史大夫。
经过此事，世人充分领教了晁错的政治能量，朝野为之震动，谁也不敢再去招惹这位皇帝身边的“智囊”。
申屠嘉之死，表面看似死于一场突发疾病，属于意外事故。实际上，死因是偶然，但结局是必然。
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日子太久了，景帝决不能容忍他们无休止地掌权下去，是时候改变这种局面了。
让申屠嘉继续担任宰相，只不过是景帝即位之初的临时安排，本来就是权宜之计。
对于毁坏宗庙外墙之事的处置结果，固然有景帝宠信晁错之缘故，但绝不这么简单。
景帝不甘心像父亲一样，做个弱势皇帝，他绝不希望朝堂上再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强势宰相，继续把持朝政。
试想，申屠嘉动辄在景帝面前说，当年臣追随高祖皇帝躬冒矢石，诛灭暴秦云云，景帝会是什么感受？
没有人能长期容忍一个爷爷辈的人，整天摆老资格，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地唠叨，景帝也不例外。
申屠嘉幸亏死得及时，不然，说不定景帝会亲自送他到地下服侍高祖去。但并非所有人都像申屠嘉这般，死得恰是时候。
景帝是个记仇的人，凡曾得罪过他的人，无论有心还是无意，他都记着。
张释之秉公执法，在宫门口拦截过他，他即位后，尽管表面上大度地表示不会追究，但短短一年后，就将张释之调离长安。不久，在落寞中，张释之死于淮南国相任上。
张释之好歹算是善终了，但邓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自文帝去世后，邓通就夹着尾巴做人，把自己关在家中闭门谢客，可景帝仍然没放过他。邓通给文帝吮吸脓疮，使自己难堪不已的往事，景帝一直记着，即位伊始，他就免去邓通太中大夫一职。
有些人很快就嗅出风向有变，邓通倒霉的时刻到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此时此刻正是落井下石的时机，还犹豫什么呢？
客观地说，邓通谈不上道德高尚，倒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文帝对他宠爱有加，但他也有自知之明，做人比较低调，很少掺和朝政大事，做人也比较本分。
但如今皇帝要整人，作为臣子，要是不积极响应，那就是大大的不忠。
打击政治人物，通常就是两个办法，要么从政治入手，查查是否有私下搞阴谋、涉嫌谋逆之类的行为；要么从经济入手，调查一下，看看是否存在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之类的行为。
可惜的是，这两种办法，在邓通身上都行不通。
文帝在世时，邓通在他心中的位置非常特殊，文帝与他的关系远比与景帝这个儿子还要密切。真要给邓通扣个谋反之类的不赦之罪，搜集证据实在有点困难。
至于贪污腐败，邓通更是不沾边，不是他不爱钱，而是他本身就是钱的象征。一般人或许什么都不缺，就缺钱，但邓通一辈子或许什么都缺，就是不差钱，因为他家本身就是铸钱的，要多少，就铸多少。
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再大的难题都难不倒有心之人。既然邓通最大的问题是钱，那就以钱为突破口。
不久，朝廷收到揭发信，检举邓通私自在西南境外铸钱。
邓通铸钱是合法的，但他跑到境外铸钱，究竟想干什么？难不成想勾结外敌，给大汉的敌人送钱？
邓通的主要铸钱基地就在蜀地，邓氏钱流通天下，是否有将钱输出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估计邓通本人都说不清。
据官方说法，经朝廷有关部门实地调查，确有其事，罪证确凿。
那还等什么？景帝立刻下令，将邓通的财产全部充公。
朝廷宣布，就算没收了全部钱财，距离罚款数额，邓通还欠过亿。
如此天文数字，邓通注定是还不清的，当然，景帝也没指望他还得清。
这是一场猫玩老鼠的游戏，景帝不急于让邓通马上去死。他就是想看着曾经富甲天下的邓通，一无所有后，穷困潦倒，在绝望和恐惧中一点点消耗生命，直到奄奄一息。
死亡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死期已定，自己却无能为力。景帝就是要看着邓通像溺水之人一般，慢慢地沉下去。那远比一刀处死他，更能满足他扭曲的报复心理。
可能是念在邓通曾忠心侍候过父亲的分上，长公主刘嫖于心不忍，私下派人偷偷给邓通送去一点钱物。
哪想到，邓通身边布满了朝廷的眼线，刘嫖的手下前脚刚走，后脚就有官吏上门，称邓通还欠朝廷亿万巨债，当即把她送的钱物给没收了。可怜的邓通，连个束发的簪子都不剩了。
刘嫖无奈之下，只得让人给邓通接济些衣食。
走投无路之下，邓通只能露宿街头，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邓通饿死在街头。
昔日，曾有相面者预言邓通会被饿死，如今一语成谶，难道世上真有未卜先知之人？
预言之类的事，没人能说得清，邓通的命运也绝非冥冥之中注定。
且不说这则预言是否真有过，就算是真有此事，也是在景帝一手操作之下，让饿死邓通的预言最终应验了。
景帝的恶毒远不止饿死邓通这一件事，数年以后，他让另外一条饿死人的预言，也得以应验。
邓通的死，让景帝压在心头多年的恶气终于得到释放。
但烦心事，依然不少，头号烦恼就是立储之事。
高祖、文帝都是在称帝不久便进行立储。按照惯例，景帝登基后就该册封太子，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三月，景帝封诸子为王，却没有册立皇太子。
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家宴风波
景帝迟迟不册立太子，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薄皇后虽然眼下膝下空空，但并不代表她以后永远不能生育，太皇太后薄氏还健在，贸然立一个庶子为太子，也要考虑一下老太太的感受。总之，即位之初，册立太子时机不成熟。
不过，就在封王过后不到一月，薄太后就去世了。
此后数年间，太子的位置一直空着，景帝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立太子之事，看上去遥遥无期。
这样的情况，在以前还没出现过。
之所以这样，主要是景帝顾忌母亲窦太后的感受。
窦太后已失明多年，老太太虽眼盲，但心里亮堂着呢。
俗话说，孩子都是娘的心头肉，但娘的心是长偏的，一碗水难端平。窦太后在对待儿子们的态度上，跟寻常百姓家老太太没多大区别，对小儿子刘武偏心一些，格外疼爱。
她觉得，景帝做了皇帝，刘武却只是个诸侯王，实在委屈了他。
老娘的心思，景帝心中如明镜一般。
为了讨好老太太，景帝竭力满足刘武。
刘武的封地梁国，地处天下之中，下辖四十余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凡有好东西，景帝首先赏赐给这位宝贝弟弟，刘武库房藏钱接近一百亿，珠宝玉器更是数不胜数，远比长安皇家收藏还要多。
这么多钱，就是几十辈子也花不完，有钱花不出去也是件烦心事。
在古代社会，受技术条件限制，花大钱又好玩儿的事并不多。刘武想来想去，那就搞工程吧，他决定扩大梁国都城睢阳城的城建规模，经扩建以后，睢阳的周长达七十里，快超过长安城了。
而后，他又大规模营建园林，面积方圆三百余里，几乎可以与皇帝的上林苑相媲美。
有钱有势，自然有人会主动套近乎，不少人纷纷主动来投靠刘武。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出身不同，但目的相同，就是想攀上刘武这棵大树升官发财。
这些人中，有文人骚客，也有亡命之徒，既有给刘武涂脂抹粉装点门面之辈，也有出帮忙馊主意、下黑手的不法之徒。一时间，刘武的梁国内汇聚了三教九流的人物。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十月，一年岁首，诸侯赴长安朝见天子，刘武也在其列。
当刘武一行抵达函谷关时，发现长安方面早早派人在此等候迎接。
迎接刘武的标准，远远超出诸侯王应有的待遇，一切仪仗、车马都是天子规格。迎接使者手持皇帝的符节，请梁王登上皇帝御用辇车，一路浩浩荡荡，开往长安。
到达长安城郊时，皇帝已在迎候，兄弟二人同乘坐一辆车，一起返回未央宫。此后一段时间，哥儿俩又再次同车前往上林苑狩猎，看上去兄谦弟恭，手足情深，给天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是，其间究竟有多少是真情实意，又有多少是作秀表演，只有他们本人心里清楚。
不过，景帝如此大张声势、近乎夸张的做法，既有做给老娘看的意思，也有做给天下人看的成分。
窦太后有窦长君、窦广国两位兄弟，景帝即位时，窦长君早已去世，为了博窦太后欢心，景帝封窦广国为章武侯，封窦长君的儿子窦彭祖为南皮侯。
景帝知道，要哄得老太太高兴，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得在她心头肉刘武身上下功夫。
除了这一层外，景帝也想让那些对他怀有异心的诸侯们看看，他这个皇帝并非孤家寡人，还有个亲弟弟在支持，一旦有难，绝非是一个人在战斗。
朝会仪式结束后，景帝特意设家宴款待刘武。席间都是家人，没了庙堂上的礼仪拘束，大家酒喝得很高兴，景帝也不知不觉多喝了一些。
兄弟俩推杯换盏，亲切的话越说越多，不经意间，景帝说了一句让在场人出乎意料的话：“待我千秋万岁后，传位于梁王。”
景帝的话说得真真切切，本来喧闹的酒宴，一下子沉寂下来。谁都摸不清皇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有何用意。
是趁着酒意在试探刘武，还是酒后失言，在场的人都吃不准。所以，权当什么都没听见。
窦太后耳朵好使得很，听后当即喜形于色，欢欣不已，这是她等了许久、最想听的一句话，她感到心情非常舒畅。
刘武听后，内心也不禁一阵狂喜，但很快冷静下来，他可不像老太太那样，头脑简单好哄，他知道这肯定不是景帝的真心话。
兄弟情义再深厚，哪里比得上父子情深？哪有放弃自家儿子，将皇位传给弟弟的道理？
所以，欢喜归欢喜，他还是连连谦让了一番。
本以为这段家宴间的意外插曲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此时有人站了出来，义正词严地指出，皇帝的话是大错特错，会酿成大祸，并要皇帝纠正错误，立刻收回说过的话。
此人名叫窦婴，官拜詹事。
詹事主要负责太后、王后、太子等诸宫饮食起居等日常事务，秩二千石。
詹事官职前通常加上所在宫室名称，比如皇太后宫称长信宫，太后宫詹事称作长信詹事，太子府詹事称作太子詹事。詹事属官有率更、家令丞、仆、中盾、卫率、厨厩长丞等。
窦婴是窦太后娘家堂侄，世居观津，平常喜欢交游，朋友圈子比较广。文帝时，窦婴曾一度出任吴国国相，后来由于身体不适(估计是伺候不了吴王刘濞而找的借口)，去职在家疗养。景帝即位后，窦婴重新出山，担任詹事一职。
论身份，他是窦太后的家人；论职务，他是詹事。所以他出席皇帝家宴，是在情理之中。
刚才景帝那番话传入耳中后，以窦婴的政治直觉，马上觉得不对劲，皇帝心里怎么想他不知道。但皇帝说出如此高度敏感的话来，作为臣子，该如何回应？
立即附和称赞，陛下英明!若说出这样的话，就是政治白痴。很显然，窦婴不傻，不会蠢到自我作死。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聋作哑，只管闷头喝酒，当作什么也没发生，无论你们选谁做皇位继承人，都是你们老刘家的家事，跟我们老窦家毫无关系。作为外人，皇帝立皇太子我全力拥护，立皇太弟我双手赞成。
在局势尚未明朗之前，最好不要轻易表态站队，两边都不得罪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骑墙做法或许不可取，但做官学会两面下注，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法门。
窦婴显然既不是智商低能儿，也不是官场老滑头，他端了一盏酒，走到景帝面前说：“大汉的天下，是高祖开创的基业。帝位父子相传，是汉家制度，陛下岂能轻易改变规矩，传位给梁王？”
本来喜乐融融的宴会，顿时变得很尴尬。
在这种氛围下，不论如何打圆场、和稀泥，都是吃力不讨好。
景帝、梁王刘武、窦太后谁都不再言语。再丰盛的酒宴，此时吃喝起来都变得索然无味。
一场本来欢欢喜喜的皇家聚会，由于窦婴不合时宜地搅局，最终不欢而散。
这位不识相的堂侄，公然出来扫兴，让窦太后胸口堵得慌。好啊!你小子是见不得我太开心，成心给我添堵。
窦婴也明白，这一次算是彻底惹恼了姑姑，便再次称病辞职。这样一来，窦太后火更大了，你还跟我犟上了，看来不愿伺候我了，那以后干脆也少在我眼前晃悠，眼不见心不烦。
没过几天，窦婴接到消息，老姑姑已经将他从入宫名册上除名，剥夺了他入宫的资格。并传出话来，以后你且安心在家养病，朝廷春秋朝会大典，就不用参加了。
姑侄俩从此就杠上了。
梁王刘武看老娘为了他，不惜跟自家堂侄翻脸，暗中自喜，变得更加骄横。
唯有一个人，经过此次家宴后对窦婴颇有好感，觉得他立场坚定，值得信任。
此人便是景帝。
窦婴，你暂且等等吧，你终究会有出头之日的。
不过，窦婴在家赋闲的日子并没有太久，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就被朝廷请出山来。
直接原因是，吴、楚等诸侯发动叛乱了。
吴王刘濞不臣之心由来已久，景帝害得他老年丧子，这份恨他一直放在心头，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化。好在刘濞终究是经过战火考验之人，知道举兵反叛不是闹着玩的，反复权衡之下，拿不定主意，因而迟迟没有起兵。
有些人以为，刘濞年龄大了，胆子小了，其实不然。他的谋反之心多年来有增无减，他只是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合适的理由。
名不正，则言不顺。打仗并非单纯地在战场上两军对垒，争取舆论的支持，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文帝在位时，对刘濞这位堂兄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一直宽容大度，多加安抚。而吴国方面，一来蓄积力量需要时间，二来一时之间也找不到起兵的理由，一来二去，就拖到了现在。
对于刘濞的野心，天下人看得一清二楚，贾谊、晁错等人一再建议文帝，对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做好准备，有所作为。
文帝由于内外受困，只能本着能拖就拖的原则，将问题留给了后人。
朝廷和刘濞对对方的心思都一清二楚，双方都在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时机。
景帝即位后，晁错觉得，诸侯坐大的局面已经形成，若再不果断出手，恐怕后患无穷。所以，他一再给景帝上书建议削藩。
君臣二人常在一起谋划如何削弱诸侯势力。
晁错在景帝耳边不断劝说，先出手将制人，后出手必将制于人。
景帝年轻气盛，也想趁着即位之初，打击诸侯，树立自己的权威。
虽说晁错跟着儒学大师伏生学了几年正宗儒学，但学术根基和为官原则还是以刑名之学为主。
学法律出身的他，缺少一般儒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做事严谨，讲究条理性，思维敏捷、富有逻辑，绝不会被一时热血冲昏头脑。
削藩一事，并非晁错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多年来坚持的主张。如今他成了帝国首席检察官，作为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岂能放弃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
关东诸侯们在景帝即位后，都已隐隐预感到，朝廷要拿他们开刀了。
削藩之事，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如此大事，必须在朝堂上集体讨论决议才行。
列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公卿大臣、诸位列侯和宗室，意外的是，会议现场很平静，没有人踊跃发言，也没有激烈争论，大殿上一片沉默。
申屠嘉的结局，大臣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知道跟晁错唱反调会是什么下场。
最后，还是窦婴站出来表示反对。
窦婴曾担任过吴国国相，跟刘濞打过交道，掌握吴国第一手资料。削藩一事，他远比朝堂上这些大臣们更有发言权。
窦婴意见很明确，目前时机特殊，实在不宜激化朝廷与诸侯之间的矛盾，只要朝廷不主动挑起事端，吴国也不至于率先叛乱。
诸侯谋反，唯有刘濞能挑头，但他年事已高，时日无多，只要熬到他死，一切就好办了。
晁错马上反驳，刘濞与朝廷离心离德这么多年，想谋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指望他幡然醒悟，无异白日做梦，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从此，晁错就记恨上窦婴了。
既然一时半会儿没法拿刘濞下手，不如先拿其他诸侯开刀，既可以敲山震虎，警告刘濞不要轻举妄动，顺便也能设法削弱他的潜在盟友。
晁错称，他得到可靠情报，半年前薄太后去世，正当全国官民都沉浸在巨大悲痛之时，楚王刘戊竟然在国丧期间淫乱不止，简直是禽兽不如!是可忍，孰不可忍，建议陛下下诏立刻处死他。
于是，景帝趁着刘戊来长安朝觐之际，将他拿下。
刘戊下狱，倒不是晁错故意罗织罪名，刘戊本身就是个十足的浑蛋，治他的罪，根本不需要故意陷害。
刘戊似乎就是基因突变。楚元王刘交、楚夷王刘郢客父子二人，都好读书，善待知识分子，无论做人还是治国，都中规中矩，就算吕后当国时，也挑不出他们什么毛病来，不得不称赞他们一番。
刘郢客刚死之时，刘戊尚能装模作样，装作继承了父祖礼贤下士的优良传统，但时间一长，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
最先识破他真面目的是穆生。穆生自楚元王起，就是楚国王宫的座上宾，深受元王敬重。
穆生不喜饮酒，元王特意为他准备了一种叫作醴的甜饮。刘戊即位之初，也常给穆生备着甜饮，可时间不长，穆生就发现桌面上的甜饮不见了。
穆生敏锐察觉出了这一变化，回到家后，对家人说：“是时候离开了，如果再待下去，迟早有一天会沦为囚犯，戴上铁项圈，押解到集市上，蒙受羞辱。”此后便装病不出门。
和穆生一起追随楚元王的申公、白生，听到消息后，觉得穆生器量未免太小了，不就是一杯甜饮吗？至于这样耍小性子吗？便径自逼上门来。
“先生难道忘了先王是怎么待我辈吗？今王不过是细微之处考虑不足，略有失礼之处，你至于这样吗？”一见面二人就埋怨穆生。
“你们以为我真的是为一杯甜饮而难以释怀吗？见微知著，从细节见真章，先王之所以敬重我们，是重视我们的学问和儒学大道，今王完全忽视儒学大道，我们还有必要留在楚国吗？这难道仅仅是小小的失礼吗？”
申公、白生被说得哑口无言，因为刘戊讨厌读书，一拿起书卷就犯困，他们也拿他毫无办法。
三人此次谈话后不久，穆生便以生病为由，自行离去。
刘戊自然乐得清闲，去吧，好走不送。
申公、白生二人念及楚元王、楚夷王两代先王的厚恩，不忍心放弃刘戊，依旧留在楚国，每日对他苦口婆心，劝勉他勤于政务，好好读书。
但刘戊往往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当回事。
如果说，刚开始刘戊还多少有点收敛，后来日子一长，他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整日过着淫靡奢侈的生活，为政暴虐，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楚国太傅韦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以刘戊的性子，犯颜直谏肯定没有好下场。于是，他换了个比较含蓄的手法，作诗一首，希望用旁敲侧击的方式警示他，谁知道刘戊根本懒得看一眼，直接丢到一旁。
韦孟算是看出来了，刘戊已是无可救药，再待下去说不定会招来杀身之祸，遂偷偷溜走，逃到邹地藏了起来。
刘戊习惯了淫乱放纵的生活，以至于在薄太后丧礼期间也不懂得加以节制，最终事情败露，传到晁错耳中。
削藩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击削弱诸侯的势力，至于是否从肉体上消灭诸侯王本人，倒不是重点。若是真的杀了刘戊，弄不好反而逼得刘濞等人直接提前造反，那样反而弄巧成拙，得不偿失了。
于是，景帝和晁错君臣二人分工明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晁错高声喊杀，景帝要求宽仁相待，刀下留人。
最终的处理结果是，朝廷下诏饶过刘戊死罪，但削去楚国东海郡、薛郡两郡，收归朝廷。
景帝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做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哪里知道，刘戊根本不思悔改，被削地后，他一气之下暗中派人勾结吴王刘濞，谋划一起反叛朝廷。
申公、白生得知后，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不忍心看着刘戊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遂一起对他进行规劝，希望刘戊回头是岸。
刘戊早就受够了二人的聒噪，一怒之下，下令将他们用绳子拴起来，他们穿上囚衣，将他们押去舂米。申公、白生二人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儒，加上年事已高，哪里受得了这罪？咬紧牙关熬了些日子后，申公设法逃了出来，白生下落不明，估计最终死于非命。
就在刘戊谋划叛乱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出现了一对逃难母子。
他们的出现，使得吴、楚企图作乱的阴谋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