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初安天下（1/1）

国家外夷之患，北虏为急，两粤次之，滇蜀又次之，西羌又次之。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

隆庆一朝阁战激烈，阁臣间摩擦频起，可贵的是，在国家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口，诸相公皆能摒弃前嫌，同心谋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两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封贡互市，从此北方安定，边贸互市繁兴；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打开中西交流的大门。其中尤以“俺答封贡”影响更为深远。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建立大明帝国，蒙古贵族势力退回塞北草原，重新过上了游牧生活，当初横跨亚欧大陆的元帝国一去不复返，但大明朝的北方边境并不安宁，时有部分蒙古部落来侵犯抢掠。

明中叶以后的劫掠者中，以土默特部最为强大。其首领俺答占领河套地区，坐镇一方，人称“套贼”。

“套贼”侵拢下，明朝北部边政日见败坏，边将的腐败无能不时引发边兵叛逃。边兵私通蒙古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了“蒙古士兵为大明官军站岗放哨，大明官军助蒙古兵逐草放牧”的奇观。

放在如今倒也是民族交好的典范，但在明朝大环境下，这种畸形的日子下也掩藏着诸多无奈……

边防残破导致蒙古骑兵的入寇更加惨烈，蒙古骑兵的大举入侵，又加剧明朝边政颓败，如此恶性循环，南北对峙的明蒙双方不知不觉中，已冲突征战了两百余年。

就在张居正入阁的那年秋天，俺答入侵大同，攻陷石州（今山西吕梁离石区），抢掠交城（今山西吕梁交城县）、文水（今山西吕梁文水县），烽火照遍山西中部。东部的土蛮也不消停，进犯蓟镇，抢掠昌黎（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卢龙（今河北秦皇岛卢龙县），直至滦河。直到十月，山西吃紧。如果太行山一线失守，去往北京便是一马平川，少有天险，时局紧张，整个北京都弥漫在战争的恐慌中。

隆庆皇帝一时手忙脚乱，下诏群臣议论是战是守的重大事宜。

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推荐将两广总督谭纶、总兵俞大猷、戚继光北调畿辅，专事练兵操司，节省诸镇征调困扰。

张居正亦有此意。

很快，兵部商讨决定，俞大猷年事已高，不宜北上，升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

朝廷一声令下，威名远震的戚继光和谭纶飞速从抗倭前线去往北边的蓟辽一带。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十五年间，他们撑起了京畿门户的边防。

面对军事积弊日复一日的明朝，若想起而振之，必须从源头入手。

有明一代重文抑武，前方将士出生入死，在刀剑矢石中的奋力拼搏，不敌文人墨客一纸空洞华丽的长篇大论。

有鉴于此，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谭总督试图摆脱地方官的牵制，减少地方官干涉军务的权力，顶着重重压力为边将请命：“臣以为，军务上最为紧要之事，惟有练兵和作战。蓟镇之所以练兵十多年来毫无效果，是因为没有专人专任，切实执行。如今应该授予臣谭纶、戚继光专断处置之权，不要让巡按、巡关御史参与其间。待三年训练有成，再派遣视察。”

谭纶的奏疏仿佛给帝国政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挑战帝国开国一百五十多年来以文制武的传统，不可避免地激起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

正当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居正如及时雨一般出现了，他苦苦斡旋于阁僚与皇帝之间，说服庙堂诸老“宽文法以伸将权”，即对武将放宽文法，扩展将权，正式下令地方巡抚不得参与军务，为谭纶、戚继光等人争取了独立的指挥权。

戚继光以总兵官加总理，专门负责训练，总督巡抚麾下从裨将到标兵都归他操演调遣，生杀大权在握，文官小吏都惟他马首是瞻，非他帅所能比。即便有故意与戚帅为难的文官武将，也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他镇，以免遇事掣肘。

身在福中的戚继光自然感激得无以复加。相传戚继光每遇张居正，总腼腆低头自称“相君门下沐恩小的戚某”。

工作方面，戚继光不负厚望，将张居正亲授的治军之道、用人之规铭刻在心，他严谨治军，经常不知疲倦地深入边塞考察边情。

戚继光青年时就曾戍守蓟州五年之久，熟悉当地风土民俗，山川地势，几十年眨眼而逝，形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实地考察中，他获得许多兵书上没有的重要信息。

兵无定势，水无常形，戚将军到蓟州后转变思维方式，着手创造新的战略战术。

蒙古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要战胜风驰电掣的强劲之敌，要么拥有更快更猛的部队，要么设法减弱敌人速度。前者难度太大，后者可由战车来实现，所以首先涌入他脑海的便是建立车兵。

戚继光看好车战的发展前景，决定创建一支由装甲车部队、骑兵、步兵三军联合的大军。三军各有分工，车兵抵御敌军冲击，步兵以车为掩护出击敌军，骑兵则包抄突袭，简直就是标准的多兵种联合立体化作战。

可自己手下的蓟州守军大多是“千锤百炼”的老兵油子，打仗冲锋不见人影，吃饭拿饷样样争先。若指望靠这种兵完成防御任务，恐怕杜工部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自己的写照。

比军纪涣散更恶劣的是，蓟州一带城墙低薄，有些险要之地，仅有单墙一线；很多圮塌间断不接处，连墩台都没建立，敌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破。

此情此景促使戚继光恳切向朝廷请求：修各路边墙，辅助练兵。

练兵修墙非一蹴而就，需要大量财力、物力支持，大臣听了戚继光的建议纷纷摇头，预算实在太大，如此劳民伤财之举真能带给大明太平吗？

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时，张居正再次挺身而出，他认定修边墙练边兵是设险阻、守要塞的善法良策，鼎力支持戚继光放手去做。

张居正恃才傲物，却对戚继光这位军事奇才推崇备至，“一切用兵兴建，惟继光之言是听”。他对军粮、训练等军中常事，无不细致入微地一一过问，确保万无一失。

在各方的筹备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修墙筑台工程，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蓟县的长城始建于南北朝时的北齐。大同、宣府一带的长城，在嘉靖朝翁万达、杨博任总督时曾经修过，建起了许多烽火台。而蓟州长城的边墙又低又薄，天长日久，大都倒塌，难以成为阻挡劲敌入掠的屏障。

谭、戚二人亲率士卒，加固加厚城墙，在墙两面均设垛口，外墙下修筑短坡，以屏障墙垣。又在黑峪关等要冲之地，增筑重墙，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空心敌台”。

与空心敌台对应的还有实心敌台，空心敌台多修建在冲要之地，实心敌台则多建于缓冲地带，敌人轻易不能到达。

敌台之下，另有屯田军队，平时在敌台附近驻军屯田，供应军粮，遇有敌情，以烽火为号，群起抗击，配合台上雄狮。

经过两年多紧张而又艰苦的施工，共建墩台一千零一十七座。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在幅员万里的土地上，屹立起一道钢铁防线，坚固雄壮的敌台随蜿蜓曲折的地势，高低相间，崇墉密雉，蔚为壮观。

与修敌台同步进行的还有训练边兵，经过谭、戚两人的精心整顿，创立了车营，修整和配备了许多精锐武器，积储了钱粮，淘汰了一批浑噩度日的庸碌将官，提高了车兵、步兵、骑兵联合作战的战术。

兵部尚书吴百朋、侍郎汪道昆奉命视察蓟州军区，印入他们眼帘的是“十六万之师毕至，营伍必整，旌旌火鼓必齐，约束必坚，号令赏罚必信”。

谭、戚两人的锐意任事，铸就了一支钢铁不败之师，无论火器的编制训练还是单位战斗力，都堪称同时代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科技最先进、战斗力最旺盛的劲旅。蓟州边军面貌焕然一新，真正成为帝国边防的铜墙铁壁。

正如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在大明帝国的漫长北方边境，一两个据点的固若金汤并不代表整条防线的高枕无忧，蓟州边军采用了“练边兵、高筑墙”的办法，相邻的其他防区面对的敌人和自身的防御条件有所不同，自然不会采取完全相同的设防方法。

蓟镇的邻居宣府、大同在以边防重责为己任的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的带领下加强防务，积极贯彻张居正“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他们注重边将、边兵、边费、长城各要素之间的整体协调，灵活运用战略战术。

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内阁接到大同传来的密报，说鞑靼头目把都儿，即俺答弟弟昆都力哈之子青台吉调集诸部，统领数万蒙古铁骑，欲分道入犯京蓟等地。

万里北疆已然阴云密布，京师迅速戒严。

鉴于鞑靼分道入犯，明军势力亦要分区防守，此时的张居正颇有“羽扇纶巾”的风姿，从容镇定地调兵遣将，命蓟辽总督谭纶负责蓟北沿长城一带的关隘曹家寨、墙子岭、古北口、石城闸诸处；蓟辽总理戚继光负责马兰峪关、大安口等地；蓟镇巡抚刘应节独挡燕河城以东……

一番精心部署之后，以往边防的死角统统消失，各路守军防区明确且能互相呼应。

蓟辽以西的宣府除了加强防备，更注重先声伐谋。

一般说来，敌军入犯蓟镇，京师告急，宣大督、抚必率大兵赶往河北怀来守卫皇陵，就连宣府、大同两位总兵也要带兵入关解围，这就留下两座空镇。

王崇古依照惯例，已驻扎怀来，做好战争准备。大同巡抚方逢时认真分析敌情后，对此颇不以为然，他向内阁高拱、张居正二老以及兵部尚书力陈己见：北虏东犯，他们的营帐尚在云中、上谷之间，如果他们虚张声势引诱我兵全部东移，以尾为首，趁虚反从大同突然攻入，那么大同必危。如今督抚之兵已驻扎在怀来，大同总兵马芳之兵应该留在大同。等他们真的东犯，我们就直捣板升（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攻其必救。

方巡抚精彩的军情分析赢得庙堂诸老啧啧称赞，张居正深韪其是，特意嘱咐王崇古协助方逢时谋划。

西北边兵平时多驻扎在长城外的各个边台中，出击时往往集中起来。休战时，边台戍卒本以侦查敌情为职，不肖者畏惧强大的鞑靼骑兵，反而成为“双面间谍”，明军虚实动静，悉数为鞑靼知晓。

方逢时深知其弊，他施展疑兵之计，把边台驻军全部撤走，佯装出一副进攻之势。

鞑靼人发现明军尽撤敌台，而且马芳尚留在边关，既疑又畏，心想明军是要来反攻鞑靼，竟不敢靠近边台。

方逢时知道俺答已然中计，更张捣巢之声，不战而屈人之兵。

大同巡抚方逢时和蓟辽总督谭纶互为掎角，默契配合，不费一兵一卒妙解蓟镇之围，成就了近世罕见的辉煌战果，捷报传遍整个北京城。上至庙堂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交口称赞两位总督是国家干将。

恰恰此时，谭纶、方逢时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荣誉与奖励面前，谭纶、方逢时暴露出了名臣的另一面，他们互相诋毁，彼此争功。

谭纶无视宣府牵制敌军，当仁不让地上疏请功，认为是自己和蓟州兄弟的拼搏，才换来今日的成功。

方逢时当然不服，他看了谭纶的上奏勃然大怒，也奋笔疾书，大书特书自己的功劳，死贬谭纶及其蓟辽镇所作贡献。

纸墨遮天，口水蔽日。

这场纷争表面看来仅仅是谭纶、方逢时二人的私怨，实则显露出蓟辽和宣大两大唇齿相依重镇的隐约对立，如不尽早消除隐患，必然会影响帝国的长治久安。

张居正耐心看着双方激烈的口舌之战，苦笑一番，方逢时、谭纶都是他平素敬慕的国家栋梁，疆场宁谧，国家无事，人臣并受其福，何必非要据为己功？

张居正既赞赏方逢时先声伐谋之功，又肯定蓟镇足饷守卫之劳，正是两者联合才破鞑靼诡计。

他劝说首先请功的谭纶采取高姿态，停止与宣府争功，同朝为官，要顾全大局，保存袍泽之谊。说着说着，张阁老竟亲自指导谭总督撰写感谢对方援助、检讨自身不足的奏文，他看来，这样自然会打动宣府人士，宣府也会为从前的激进言行心生愧疚。

谭纶如是上奏，一场剧烈的边将纷争有效平息，方、谭二公亦由争功推过改为推功让过。

张居正等倾全力苦心经营北部边防，实施灵活的边防新政，他一面支持边将铸就巍峨的万里长城，一面在帝国的西北建立一座令百姓安居乐业的无形长城——封贡互市。

而这十几年成功经营西北边防的契机，源于一个叫“三娘子”的女人。

三娘子是蒙古族人，原名钟金哈屯，她从小钦慕中原文明，模仿汉人的行为举止、服装打扮。她机智聪明、美貌异常，明代史籍中称她“幼颖捷，善番书，黠而媚，善骑射”，可谓集美女、才女、侠女于一身。

才貌双全的三娘子令俺答孙子把汉那吉神魂颠倒。把汉那吉的父亲（俺答三子）早逝，他在奶奶（俺答妻子）呵护下长大成人。成年后的他先娶了妻比吉，可又看中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热切渴望娶她为妻。

不料把汉那吉的爷爷——老俺答也看上了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公然与孙子展开激烈争夺并取得最终胜利。爷爷竟然抢了孙子的情人，孙子忍无可忍，但又不是爷爷的对手。

盛怒之下，把汉那吉率妻儿、奶公等人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的深秋，冒着凌冽霜风，骑着十几匹鞑靼马匆匆赶到大同前线。大同官兵看到阵容不整的马队身无寸铁，绝非训练有素的蒙古骑兵，于是开门纳入。一问方知，这位十八岁的青年，竟是俺答爱孙把汉那吉。

此事犹如平地惊雷，震动明蒙双方。

远在京城的张居正听到风声，一面派侦使四处刺探情报，一面写信给当地督抚询问详情：“听闻俺答的孙子携十几人来降，是否真有此事？你们边关的统帅将，是亲眼见到了？他为什么来投降，这里的来龙去脉是否弄清楚了？这件事关系重大，希望你们尽快向内阁汇报。”

几十年来，大明王朝与鞑靼人一直处于开战状态。按照惯例，明朝不能接受鞑靼降将。一旦接受，必会引发事端。

大同巡抚方逢时以敏锐的政治头脑预见到“此奇货可居”，很是愿意收纳把汉那吉，但不敢擅作主张，立刻把此事转报给驻扎阳和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征求他的意见。

王崇古出身于山西巨商家庭，有着商人机智灵活的大脑，又嗜读兵书，熟知兵略，早年抗倭立下赫赫战功。隆庆年间，正是由高拱、张居正力荐，他才担任防虏要冲的宣大总督。总督任内，他严申军纪，革除边关守将种种陋习。

王崇古和方逢时同榜登第，军政工作上，两人有效配合，时人以“王方”并称。

当方巡抚将把汉那吉来降之事一五一十报告给王总督后，他和方逢时站在统一战线，深知此事“虽若甚微，其关系华夷之分，实当慎重，始之不谨，将贻后艰”，耐心询问把汉那吉等人为何降明，吩咐边将优给衣食招待他们，并留在军中。

这位蒙古籍的失恋少爷，一时之间摇身变为大明巡抚衙门的上宾。

此举在当时并不被总督部下们看好，有部将谏阻王崇古：把汉那吉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鞑靼小子，最好不要接受他。

激进的幕僚甚至建议，夷人全数斩首，挫挫俺答嚣张之焰！

王崇古听了反对意见，颇不以为然：“天朝是仁义之邦，不可和夷人一般德行。”

部下们面面相觑，搞不清总督和巡抚的心思，但看见他们如此胸有成竹，也不得不收回意见。

经过几番深思熟虑，王崇古、方逢时认定把汉那吉作为一个俘虏，明廷留着他不失为与俺答交涉的重要筹码，巧妙利用他，必能扩大鞑靼内部矛盾。

于是，两人联名上疏：“俺答横行塞外几乎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如今神明都厌恶他们的凶恶，让他们骨肉离叛，千里来降，我们应该供其宅舍，授其官职，华衣美食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防有诈。”

尽管边帅高瞻远瞩，最终决定权还在朝中，王方二人的计划必须获得朝廷批准方可实施。不幸此时朝中大多人持反对意见，廷臣围绕是否接受俺答投降，针锋相对地在大殿中激辩起来。

正方：支持受降。

反方：反对受降。

正方辩手：高拱、张居正等内阁大佬。

反方辩手：饶仁侃、武尚贤、叶梦雄等言路健将。

叶梦雄等反对人士率先发难：“受降就是示弱，当年北宋末接受辽国郭药师、张瑴之降，以致金兵入侵而国破家亡，历史悲剧岂不是要重演？现今必须遣送把汉那吉回蒙古，以免引发北方战祸。”

更有甚者，如直隶监察御史姚继可上来就口出狂言扣大帽：“虏寇不足为患，可怕的是我们大明国有内奸。方逢时纽寇纵掠，通敌谋反，罪不容诛。事迹昭然，通应并究！”

一时，朝议汹汹，兵部尚书不知所措，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混乱之下，内阁两要员高拱和张居正却都出奇地冷静，二人不似那些从不调查研究、整日夸夸其谈的官员，多年来，他们对北方边境各大势力都了如指掌，经过仔细分析，二人不约而同地都站在王崇古、方逢时一边。

高阁老向来快人快语，面对其他官员的非议，他选择从辟谣入手：“方逢时年力精强，才猷敏练，舆论共推。你们说他通敌，可有明确证据？没证据就诬蔑宣镇，真是无知小人。”

相比高拱通过辟谣“曲线救国”的战术，张居正选择单刀直入，直言接纳把汉那吉是能改写双方历史的好事：“听说俺酋临边索要，我正担心他弃而不取，到时候我们就空抱人质而结怨于虏，现在他来索要孙子，正有利于我们啊。”

隆庆皇帝极度信任高老师，看到老师支持受降，旋即下决心支持：“这事关系重大，边臣们也一定明白这点，如今他们说可这样做，卿等就应同心协力，促成此事。”

隆庆皇帝听从阁臣之议，贬黜叶梦熊等顽固派，以息异议。同时，向俺答示好，授予把汉那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赏大红蟒衣一件。

远在千里之外的边疆大臣得知朝廷支持他们，倍感鼓舞，刚烈的王崇古听闻此事，大喝一声：“我就是将一家老小的性命搭上，也要极力促成此事！”

方逢时也由衷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亲身经历了这样伟大的事件，两人积极推进和平解决把汉那吉事件。

张居正顺水推舟鼓励王、方二公，并详授机宜，教导他们如何缓解俺答敌意，争取两方友好谈判：

横议之徒遭宸黜，诸公尽可勇敢任事。此事操纵在我，上不失朝廷之体，下可获柔服之利，乃为胜算……

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

若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

吾之略大概如此，望公相机行之，万不可轻易兴战。重兵防守，多派间谍疑惑其心；或遣精锐奇兵他道捣其巢穴，但不可杀掠抢劫，速去速回，他必不敢轻举妄动……

大致的意思是，那些恣意议论的人已经遭皇帝惩处，各位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必须处置得当，对上不要丢了朝廷的面子，对下也要得到实惠，这样才算成功。王大人您要监督鼓励将士坚壁清野，做好守备工作，派人好言告诉俺答，不是我们诱使你孙子来降，是他羡慕我们大明的先进文化、厌弃了你们的落后文化才来投奔我们的。再说，按照“中国之法”，凡是拿下虏酋及其子孙的首级者，可以赏万金，封侯爵。但我们万万不能这么做，因为那吉是慕我教化而来，我们怎能为求一己之利而双手沾满贵国子民的鲜血？所以我每天好好地款待他。当然，您若想把孙子带回家，就得端正态度来谈判，斩杀叛徒赵全等人，并且签订盟约，再也不来骚扰我边境。否则，你若真以兵戎相见，我们又怎会畏惧，宣府早已今非昔比。至于咱们自己这边，各位要相机行事了，可以在重兵防守的同时，多派奸细刺探情报，或者遣精锐骑兵捣其巢穴，让鞑靼见识大明骑兵的军姿，我谅他必不敢轻举妄动……

张居正成熟而细致的战略思想已跃然纸上，只等随机而动，持续的和平已可以预见。

王崇古拜读张阁老的公函，深叹一口气：“边疆之事张阁老真是了如指掌，令我们这些久居边塞的人深感惭愧。”于是，王大人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正确估计和分析明朝、蒙古双方情况，派遣机智善辩的鲍崇德为谈判使者。

鲍崇德通晓俺答部落的语言风俗，接到任务，他先认真研究中央政府的谈判精神，又摸透了俺答一面对和战问题举棋不定，另一面又对其孙深怀舔犊之情，担心孙子受到伤害的矛盾心理。

鲍崇德满怀信心地直奔蒙古大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述朝廷不杀把汗那吉并盛情款待之恩，接着口气一转，历数俺答荼毒生灵之罪。好在天朝仁义，不记旧怨，只要俺答改邪归正并执叛纳款，不仅可要回孙子，还可与明朝互市。

俺答听到这里，顿时两眼发亮。蒙古人逐水草而居，生产力相对低下，很多生活必需品无法自己生产，最希望跟汉人开展边境贸易。当初就因为明朝廷不许与蒙古互市，俺答才年年纵兵劫掠。

俺答在鲍崇德三寸不烂之舌的劝说之下，不由动了心，他屏去左右，对鲍崇德不无忏悔地说：“我本来是要向大明进贡归附的，都是白莲教余孽哄骗我，让我与大明作对，以致连年用兵，不得安生，如今我亲孙投顺大明，不仅未遭惩罚，反而加官获赏，才知天朝仁政。若大明肯放还我孙子，我愿意献上赵全等贼人以赎罪。”

对话中提到的赵全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嘉靖年间，此人随师傅吕明镇等人在山西、陕西一带传教，蛊惑人心，企图策划谋反，不料被地方官查缉，吕明镇伏诛，赵全则带领数千余党落荒而逃，投奔俺答。

俺答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斗争哲学，爽快接受了这些人。又适逢俺答两腿患疾，赵全略懂医术，并潜入应州（今山西应县）城内买药为他医好，遂大得俺答欢心。

自从赵全等人出现在丰州滩（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之后，每次内侵时，俺答总要先到赵家大摆酒宴，听赵全献计献策。有了这样的“军师”相助，俺答的进攻更加神出鬼没，令大明边防将领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俺答谈判中虽满口答应，但赵全等人毕竟给自己和整个部落带来了莫大利益，突然要舍弃他们俺答也有些动摇。俺答经过几番思想斗争，觉得以武力要挟，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显然不现实，明朝已非嘉靖之颓势，堪比永乐之盛。军事偷袭已不能保证回回胜利，且成本日益增高。但只要能和明朝互市，全家老小衣食无忧，族人也都有太平日子可过，确实是个诱人的选择。

俺答遂派两名蒙古使者与鲍崇德同入宣府，表达愿执送赵全等头目换取孙子把汉那吉的诚意。

六天后，俺答将赵全、李自馨、王廷辅、赵龙、张彦文、刘天麒、马西川、吕西川、吕小老九名叛乱头目引渡大明。

隆庆皇帝亲自在午门举行受俘仪式，祭拜老天，上告太庙，一一审讯后将他们凌迟处死，传首九边。

赵全等人伏诛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自此，笼罩在长城上空的战云顿时消散，和平的阳光又普照在这块饱经战火的土地上……

张居正等人也信守承诺，把俺答孙子封了明朝官职后，威风凛凛地礼送回家。俺答和钟金哈屯（即三娘子）感激得流下热泪，遣使感谢明廷不杀之恩，发誓再也不侵犯大同边境。

中央与边臣的齐心协力，取得交换人质的成功，然而这只是制虏安边的开始。王崇古根据内阁指示，动员俺答及其子侄昆弟先向明朝纳贡，俺答爽快地表示愿意遵办。

雪花飞舞的寒冬，俺答联合蒙古各部正式向明廷提出封贡请求。不巧的是，方逢时因“丁忧”回籍守丧，暂时离开岗位，由山西按察使刘应箕接任大同巡抚，刘氏与方逢时私交甚密，尤其支持前任巡抚对蒙政策。张居正就鼓励王崇古和新巡抚趁此绝佳机会建立不世之功。

前线形势一片大好，朝中政局却不容乐观。

保守派在上个回合一度支持诛杀赵全等汉奸，却始终不赞同开市贸易，他们继续团结起来反对封贡，一切又陷入僵局。保守派固执地认为：“堂堂大明和鞑靼互市，仿若汉与匈奴之和亲、宋与契丹之‘檀渊之盟’，丧权辱国，有损国朝颜面。王崇古为邀一时之功，不考虑国家长远利益。”

张居正无法忍受保守派的冥顽不化，厉色呵斥：“封贡一事是制虏安边的大机大略，这些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只顾眼前，不见长久，费尽心机搞破坏。国家以高爵厚禄供养这些人，但他们真连犬马都不如。纳贡丘市有利于国家朝廷，我们应勇于任事，绝不推脱！”

进而耐心地逐条分析与俺答通贡开市之五利：

一、边关多年来饱受战争之苦，通贡开市促使敌对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有利于边镇安定，边民安心农业生产，发展当地经济；

二、每年可为国家省下数十甚至数百万军粮、军饷，利用省下这些钱，明朝可趁此加强战备；

三、俺答臣服，地缘政治上对蒙古其他部落有巨大的牵制作用，东制土蛮，西制吉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四、收降纳叛，板升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十万汉人摇身变成大明子民，成了这块混杂之地一极重要制衡力量，可极大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进一步缓解边防的压力；

五、利用俺答家庭内部纷争，大明也有了进一步牵制俺答的杀手锏。

王崇古得信后，不禁啧啧赞叹：“张阁老才是真正懂得国家大计的人呀！”在张居正策动下，王大人倍加自信地向大家保证：“当年嘉靖马市只是不得已的举措，现在与蒙古互市，则是双赢的局面，绝不会重蹈嘉靖马市覆辙。”他奋笔疾书，向朝廷上奏八条封贡互市的具体建议，分别是：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互市；五、议抚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戒狡饰。

隆庆皇帝阅过王崇古的奏疏，思虑缜密且切实可行，顿有柳暗花明之感；再看看那些与之争得面红耳赤的保守派大臣的意见，优柔寡断的他顿感头疼，遂召开御前会议，廷议此事。

内阁大臣们的意见比较统一，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新入阁的殷士儋也不反对。

廷议开得很激烈，投票结果很尴尬：

与会代表四十四人，其中，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佥都御使李棠等二十二个人赞成封贡互市；

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只赞同封贡，不支持互市；

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对二者都不赞成。

赞同和反对、中立的人不多不少，恰恰相等，都是二十二人，双方旗鼓相当。

在困局中，张居正敏锐捕捉到制胜关键，他机智地搬出他最擅长的国朝故事，引用成祖永乐大帝册封贤义、和宁、太平三王的典故，说明封贡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规矩，并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基本原则，交由总督王崇古全权执行。就这样，“俺答封贡”终于确定下来。

隆庆一朝内阁斗争激烈，可贵的是，诸位元老遇到国家大事却能摒弃前嫌，“协心一德，襄赞庙谟，折衷群议，授以成算”。兴奋之余，张居正以最快的速度敦敦告诫王崇古：

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最初应由官府布置，使民群知道这是有利的，自然会乐意跟从。

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对方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调换。

三、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

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加意防备。

对于封贡互市，张阁老多少也心存芥蒂，但是，只要想想封贡互市带给大明的不仅是稳固的边疆，且能为推行内政改革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很有必要冒这个险。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张居正用人不疑，选择相信王崇古和方逢时，历史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张居正倡导于前，王崇古呼应于后。

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还有一位中央官员密切配合高、张二相，他就是吏部侍郎张四维，此人在张居正身后一反江陵所为，可谓张居正改革的掘墓人，但在此时积极支持封贡互市，这缘于他特殊的家世背景，他父亲、弟弟都是从事汉蒙边境贸易的大商人，家人的耳濡目染令张四维熟知边境贸易状况，他清楚互市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更有利于张家的家族产业。

张四维的舅父正是大名鼎鼎的宣大总督王崇古，他深受高拱、张居正信任。特殊的身份促使他有效周旋于内阁辅臣与边疆督府之间，很快，大家的努力结出了甜美的果实。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五月，俺答遣使奉表称臣，上贡名马三十匹，隆庆帝派遣太史奉金册，在建极殿举行隆重的册封大礼，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弟、子及部落头目等皆有授。

一纸庄重的协议，成为蒙明双方多年共守的准则。从此，“唐宋以来笃骜不可制之虏为之外臣”，北疆大定。

按照和议，明朝在万里长城要塞开设了十余处关市，蒙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迎来“疆域宁兮征战息，边人乐兮保家室”的和平时期。

这次的成功也造就了数位功臣，王崇古升兵部尚书，仍兼宣大总督；方逢时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郭乾，待郎谷中虚、王遴，一概升赏，李春芳、高拱、张居正、殷士儋这些阁臣也获得了赏赐。

张居正不仅全力促成了封贡互市，而且始终高度关注边地的最新动态，任命督抚、制定政策、施展谋略等事，都要由他亲自过问，方可执行。

王崇古和方逢时两位功臣相继升任兵部尚书，离开边地，进驻北京。这样，宣大总督就由郑洛继任。

郑洛文武双全，精通边政，善于临机应变，深得张相公器重。他亲历了“俺答封贡”的全过程，深刻认识到双方封贡互市、和平交往能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互惠双赢局面，大力支持明蒙封贡互市。

郑洛推行内阁“内修守备，外示羁縻”的边防新政，带领八万宣大军民修缮加固前人修筑的、已被风吹雨打四十余年的墩堡强台，并用短短四年就完成了广袤六百里的北边边墙。紧接着，郑大人又组织修葺起军屯民堡。

消息传到鞑靼，惊动了蒙古贵族，俺答疑惑万分，连忙派使者询问：“我们都与大明和解通商，怎么明军还筑塞防边，难道又要兵戎相见？或是修完边墙后就要关闭互市停止贸易？”

郑总督笑笑，耐心解答，消除误解：“华夷自古以来就界限分明，如同兄弟分家后有各自的院落和围墙一样。你们如今虽然已经诚心归附，但为防止你那边的逃犯潜进我们这边，我大明的贼人跑到你那边偷马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才修筑边墙，这对你我双方都有好处。”

俺答这才放心，他积极响应大明帝国的边防新政，约束部众，配合明廷筑塞。

做生意发财致富之余，新的问题涌上心头，俺答计划着怎么再从明朝廷捞一把政府补助，实现利润最大化：“大明既然册封我为顺义王，我的部下僚属也升任将军、指挥使。有官衔就应该有俸禄，而我们却一无所得。郑总督您能帮我转奏给你们皇帝和首辅，依照中国职官惯例，给予我等俸粮吗？”

俺答显然粗中有细，有了官衔还讨粮的理论话糙理不糙，其实也是试探明朝政府的诚意。

郑洛反应机敏，当场给俺答上课，教授他大明典章制度：“官俸是由所管辖地域出的，比如我们大同官员的俸禄来自大同军民徭役，宣府就不用承担；宣府官员的俸禄来自宣府军民徭役，大同也不管。代王封地在大同，在大同的庄田就是他的俸禄；顺义王您管辖北地，北地有多少夷人您心中最明白，你们在板升地区（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所得的收成，便是您顺义王的俸禄。”

眼看着讨不来俸禄，俺答退而求其次，他又向明廷乞求升职：“你们中国官员三年一升迁，我归顺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升爵？”

郑洛义正词严：“普天之下，朝廷最尊贵，其次就是王位。顺义既已是封王，那么名号就是极品，还有什么职衔什么事功可以继续加封？如今边境安宁无事，我们总兵也是无事可做，无官可升。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做顺义王吧。”

俺答终于无言以对，叩首而去。

明廷封贡时授予俺答的金印，日久露铜，俺答看到黑漆漆的铜，十分不乐，他按捺不住，就遣使者前往大明请换金印。

当郑总督听到如此低级的问题，不由放声大笑：“世间哪有金子铸造的印章，金印只是说明它很贵重。”

他示腰间金带给鞑靼使者看：“我是朝廷大臣，腰束金带，身份也算极其尊贵了吧，但你看，我的腰带一样是铜铸的。”

在场几位鞑靼人相顾无言，知道自己又出闹笑话了，唯唯诺诺离开总督府：“原来如此，让总督大人见笑了，我等告辞。”

作为一线将领，郑洛常与深处政府中枢的张居正书牍往来，汇报边情。他深入贯彻朝廷对付鞑靼的战略思想，费尽二十年心血与鞑靼打交道。

张居正不仅悉心挑选任事边将，更为可贵的是，他把款贡事宜纳入制度化轨道，妥善解决双方在封贡互市中发生的矛盾纠纷，避免因小隙而丧失两族和好大局，督促明蒙双方都不断建立和完善制度法令。

他留心细节问题，总挑选最好的赐衣赠送给俺答，每年赏赐俺答的绸缎、铁锅、茶叶等物品，他都要亲自一一过目，以保证其数量和质量。

俺答为表感激，多次派鞑靼专业画师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张府，为久仰大名的张首辅绘像，并常常对着画像上的端庄大臣顶礼膜拜，寄托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感恩。

当然，张居正也从不迁就俺答提出的过分要求。俺答有时得寸进尺，贪婪之念日炽，制造摩擦侵扰当地百姓，明廷随即严令闭关闭市，直到俺答悔过自新，安分守己，才恢复关市。

正如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盛赞：“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和议互市，开辟了汉蒙间和平融合之新时代，西北边疆一带的人民再也不会遭受鞑靼铁骑的蹂躏，两族人民生产发展，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那绵延的长城、高耸的敌台、雄伟的城市成为张居正经略北边的历史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