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余汉谋（1/1）

“南海名将”的田园生活

余汉谋出身粤系，跟随陈济棠多年，关键时刻反陈投蒋，置陈于“死地”，被蒋介石“恩宠”一时。抗战中先失守于广州，后两战粤北大败日军，毁誉参半。战后被夺兵权，到台后避之郊外，过着种菜、赌棋的生活，后皈依基督，笃听天命。

姓名字号：余汉谋 字幄奇

籍 贯：广东高要（今肇庆市）

生卒年月：1896年9月22日—1981年12月27日 卒年85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 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军职：陆军总司令

生辰八字：丙申 丁酉 丁丑 丁未

属 相：猴

命 相：基础安泰，得人相助而达成功安逸，

但成功之后，不能向上伸张发展，

只能勉强维持原状，成败参半。

个人爱好：书画、读书。

1902年——入私塾读书。

1905年——在肇庆城西门正街图始小学读书。

1910年——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

1916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

1918年——分配到皖军当步兵排长。

1919年——投入粤军魏邦平的第三师任第六连连长。

1924年——任广东宪兵司令部副官长。

1925年——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上校团长。

1927年——任第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长、副军长。

1930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

1931年——任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一集团军军长。

1932年——任赣湘闽粤第六绥靖区司令。

1936年——授陆军中将，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同年，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任四路军总司令。

1937年——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兼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授陆军二级上将。

1948年——任陆军总司令。

1949年——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海南特区行政公署副长官。

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2年——任中央评议委员。

1965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1981年——病逝于台北，终年85岁。

◇粤军起家，私下里抵制“清党”

余汉谋出生于风光秀丽的广东省高要县（今肇庆市），其父余起鹏是清末秀才，曾任广东地方县政府职员，掌管文书，民国成立后，赋闲在家。由于家中人口众多，家境清贫，余汉谋自6岁入私塾、9岁在肇庆城西门正街图始小学读书、14岁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到后来继升武昌南湖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进入保定军校，其间所需费用均由他已出嫁的四姐提供。1916年，余汉谋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与邓演达、顾祝同、张发奎、叶挺等人为同学。

1918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余汉谋分配到皖军当步兵排长，于第二年回到广东，投入粤军魏邦平的第三师任第六连连长。

1920年的广东，时值粤军由闽回粤驱逐了旧桂系军阀，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发展革命力量。当时的粤军总司令是陈炯明，而这支粤军也是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时的军政府警卫军，全体指战员都是曾宣誓效忠孙中山的国民党员。之后，这支训练有素、颇有战斗力的粤系军队，就成了陈炯明与孙中山争夺权力的资本。作为一名下级军官，余汉谋对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斗争知之甚少，在上司的指挥下，率部参加了讨伐桂军陆荣廷的战役。平定两广后，余汉谋升任少校营长。

1922年6月16日，余汉谋所在的粤军，受总司令陈炯明的指使，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发动了军事政变。其间，余汉谋他是否参加了军事政变不得而知，但作为中下层军官，他没有主动参与的动机。1923年陈炯明兵败离开广州，7月余汉谋调升粤军第一师第二旅中校主任参谋，应该说余汉谋是忠于孙中山的。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驻粤各部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受国民政府指挥。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旅扩编为第十一师，余汉谋被任命为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上校团长，从此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

广东统一后，余汉谋率部驻防高要地区，兼任该地区警备司令。当时，该地区是广东省内土匪最多最猖狂的地方，余汉谋到任后，率部清剿土匪，除暴安良，发展生产，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地方人士和广东军政当局的好评。

北伐战争时期，第十一师随李济深留守广州，余汉谋仍驻防高要地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余汉谋颇感惶惑。在他看来，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尚未打倒，国家尚未统一，革命任务还未完成，革命阵营内部却发生分裂，此兆实属不祥。谁是谁非，不敢贸然附和。

紧接着，李济深与钱大钧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4月17日，余汉谋接到广东当局发来的密电，命令他在高要地区实行“清党”，搜捕“赤色分子”。电报中列出的黑名单中都是当地协助当局工作的进步人士，余汉谋觉得若按这个黑名单实行抓捕的话，未免太伤情谊，便将电报交给团政治指挥员梁应能，让梁秘密通知中共负责人黄学增等，要他们立即离开城镇。第二天，余汉谋派人展开搜捕，查封各地工会、农会和工人纠察队，以敷衍上级。

1928年2月，李济深从南京回到广州，将粤军整编为三个军，任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余汉谋升任第十一师师长，调防高要。高要地区是余汉谋的故乡，余汉谋一边编练军队，一边肃清土匪，改组基层组织，修筑公路，建设城镇，为家乡做了一些实事。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企图以裁军的名义剥夺各地方实力派的军权，引发各派军阀的强烈不满。在蒋桂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蒋介石为破坏粤桂联合，将李济深诱至南京，囚禁于汤山，并拉拢陈济棠，陈济棠趁机投蒋，被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兼讨逆第八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掌握广东军权，与拥蒋的陈铭枢分治广东，余汉谋被任命为编遣后的第一师第一旅旅长。蒋桂战争开始后，余汉谋曾率部与桂军作战。

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权不久，1929年11月，在蒋桂战争中失败的桂系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拥护李济深的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举手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粤军同桂军作战。余汉谋奉命率部开赴清远，依北江西岸阻击桂军。由于陈济棠与省主席陈铭枢一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为了扳倒陈济棠，陈铭枢诬陷余汉谋暗中勾结徐景唐反对陈济棠。陈济棠信以为真，以通敌罪名将余汉谋关押起来，调李扬敬代理第一旅旅长。余汉谋部属为此愤愤不平，前方将士军心动摇，不愿作战。李扬敬不得不召集紧急会议，敦促大家率部阻击桂军。第三十一团团长黄涛愤然说：“如果幄奇（余汉谋字）死，大家就一齐死。”

眼见桂军已强渡北江，向花县挺进，粤军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加上李扬敬指挥不当，部队连连败退，一直退到军田车站，伤亡惨重。在军田车站，众将领强烈要求释放余汉谋，让余汉谋指挥作战。李扬敬无奈，只好电呈陈济棠，陈济棠担心激起兵变广州难保，在权衡利弊之后复电前方，同意余汉谋赴前方指挥作战。

余汉谋被释放后随即启程，到达军田车站后，将士们群情激奋，余汉谋在车站向官兵发表讲话：“桂军此次兴兵东犯，蹂躏吾粤，此种罪行令人不可容忍。希望全体官兵发扬邓仲元（即邓铿）的忠勇革命精神，保卫桑梓，勿以小挫即气馁，让桂军阴谋得逞。我与各级袍泽久共患难，保卫桑梓，责无旁贷，万望我全体将士跟我来保障广东安宁！”为了鼓舞士气，又高声问：“大家说，打不打？”全场情绪高昂，齐声高喊：“打！”

经过重新部署，余汉谋率部向桂军发起全面反攻，首先兵分三路围攻桂军主力，仅仅经过一天激战，桂军主力便全线崩溃，很快率兵全部撤回广西。此次粤桂战争遂告结束。从此，余汉谋深得陈济棠赏识。

1931年，蒋介石囚禁了反对他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纷纷南下广州，在“救党救国”的旗号下，云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和两广军人联合起来，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当局实行武力对峙。余汉谋被任命为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一集团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在广大民众团结抗战的呼吁下言和，广州政府取消。同年冬，余汉谋从中支持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余汉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2年春，蒋介石再次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要求陈济棠出兵入赣。余汉谋奉命率第一军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加桂军一个师进驻赣南，接受蒋介石任命，兼任江西第六绥靖区司令。余汉谋入赣以后，表面上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实际上并不卖力“围剿”红军，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策略应对蒋介石。鉴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屡遭惨败的教训，“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固为主，尽量避免与红军的正面接触，以保存实力。

余部在赣南三四年，基本未向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除在水口与红军彭德怀、林彪的部队有过一次大的战斗，其余都是小接触，其实力一直未受到损失。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命令余汉谋率部追击堵截，余汉谋为了保存实力，也为防止蒋介石的军队乘机入粤，在红军长征北上后即返回广东。

◇倒陈投蒋，民族大义为重

由于两广地区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令蒋介极为不满。而胡汉民居于广州，成为两广军阀的挡风墙。1936年5月胡汉民突发脑溢血去世后，蒋介石立刻要求陈济棠与李宗仁交出兵权，取消两广地区的独立状态。

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桂系首先做出反应，由白崇禧赴粤，向陈济棠游说，共谋反蒋。白崇禧对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分析，认为蒋介石此时一方面忙于在西北“围剿”红军，一方面要在华北防备越来越猖狂的日本侵略者，抽不出兵力对付广东，即使用兵也不会超过20万人，认为此时正是倒蒋时机，与陈济棠的目标不谋而合，二人遂决定公开抗拒再度倒蒋。

5月16日，陈济棠召集余汉谋等高级将领在梅花村秘密商议倒蒋事宜，向余汉谋等人公布他的反蒋意图。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有的盲目服从，对陈济棠的计划拍手叫好；有的持谨慎态度，未予表态；有的即使持反对态度，为谨慎起见也未表示反对意见。

5月26日，陈济棠又召余汉谋、缪培南、李汉魂、张达等20余名将领开会，重申他的主张。在场的将领都默不作声，只有余汉谋站起来说：“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运输线，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请总司令详加考虑。”但陈济棠一意孤行，决计实施其反蒋计划，以图侥幸得胜，对余汉谋的意见未予理睬。

然而，大多数粤军将领经过思考后，对陈济棠在紧要关头不顾国家安危，不念民族存亡，为了争权夺利准备发动内战十分气愤，于是密谋倒陈，为此特派李汉魂、邓龙光、莫希德等人游说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希望他能站出来领导倒陈运动。由于余汉谋与陈济棠私交甚好，不忍倒陈，所以众将几经恳谏，余汉谋斟酌再三，终于借故从广州回到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余，对军队做出部署，准备对陈济棠实行兵谏。然后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请示报告。

蒋介石接到余汉谋准备倒陈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他立即给余汉谋复电，对他的举动表示赞扬，并派专机到大余，迎接余汉谋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7月6日，余汉谋、罗梓材、李煦寰等人飞往南京，向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报告陈、李共谋倒蒋的阴谋和在广州开会的经过，并表示了拥蒋的决心，汇报准备回师倒陈的计划，得到南京各方的赞许。

7月9日，余汉谋通电广东省各将领，呼吁大家服从南京，团结御侮，共济国难。首先是180余名空军人员积极响应，驾机40架北飞投蒋，加入南京中央军事系统。接着，广东军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封金挂印”，离职赴港，并推余汉谋收拾广东局势。

余汉谋于7月13日返回大余，同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做出决议：撤销陈济棠本兼备职，任命余汉谋为第四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其通电云：“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不料“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自己“忠言见拒，计智俱穷，用持飞京，请示挽救……”并敦请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以免同室操戈。

陈济棠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不得不给蒋介石发电，表示遵命下野，并于7月18日晚电告余汉谋，随后携家眷离穗赴港，余汉谋于24日抵达广州，接受广东军权，一场内战风潮终以反陈运动的结束宣告平息，西南割据数年的局面同时宣告结束，余汉谋从此成为蒋介石系统中的一名重要干将。

余汉谋的倒戈对蒋介石统一广东起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表面上对余汉谋加以重用，实际上则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粤系势力，对余汉谋给予压制。蒋介石以“军政分权，还政中央，军人不干预政治”为借口，改组广东省政府，趁机在各级要害部门安插嫡系亲信，以便控制广东。1937年又在余汉谋的绥靖公署之上设立军事委员长广州行营，以何应钦、陈诚为正、副主任，使余汉谋的绥靖公署形同虚设。同时采取调嫡系部队入粤，减缩部队经费，发展特务组织，消除余汉谋的军事分机关等各种手段，削弱余汉谋部的实力。同时挑拨余部内部矛盾，致使身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的余汉谋，不仅不能像陈济棠建权时那样干预党政，甚至连对自己部队的指挥布置也难以尽如其愿。余汉谋对此深为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余汉无谋，大意失广州

全面抗战爆发后，余汉谋就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闽、粤两省军事。在此后一年中，他奉蒋介石的命令，先后派出所部四个军的兵力赴上海、南京、陇海、赣北南浔线等地区参战，大部分官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尽管后来蒋介石为其补充了兵力，并恢复建制，增编两个步兵师，但余汉谋的嫡系部队已元气大伤。

1938年4月，余汉谋得到消息：日军在台湾集结海陆空7万余人，准备对广东大举进犯。于是，余汉谋全力以赴地布置防御，广东军政当局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抗战动员委员会，在各地建造工事，发放国防公债，一派准备抗战的景象。但不久又有情报说：日军改变战略，已将主力师团调往长江地区作战。广东军政当局为此大松了一口气，应战警报解除，各界开始歌舞升平，各级军官将领纷纷擅离防地到广州、香港等地游玩。

10月上旬，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牵制中方华南兵力，并切断中方从内地经广州至香港转往海外的国际联络线，集结在澎湖列岛的7万余兵力，大小舰艇30多艘，飞机60架，开始向广州发起袭击。而此时，广东仍在歌舞升平之中，毫无应战准备。10月10日晚，日军舰艇出现在大亚湾海面，位于最前线的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首先发现敌情，立刻惊慌失措地向上级报告，同时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请各电影院放映字幕，通知所属军官赶快返回驻地。

12日凌晨，日军一个师团在强大海、空炮火掩护下，在大亚湾附近的下涌、盐灶等处强行登陆；同日上午，日军另一师团也在大亚湾东岸玻璃厂登陆。余汉谋在大亚湾基本没有设防，只有一五一师的一个营担任海岸警戒任务。该营被日军轻松歼灭，全部牺牲。

紧接着，日军攻陷淡水，再攻惠州，余部在惠州稍作抵抗便奉命向增城退去。而增城也只有小股部队驻防，日军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增城。之后，日军准备进犯广州，而余汉谋奉蒋介石之命，将广州及附近守军全部转移到粤北，以图阻击日军北犯，使日军兵不血刃便进入广州城内，很快便控制了珠江及广州附近地区。

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到占领广州，仅用了10天的时间。当时国民党驻粤军队有13万多人，还有地方武装可以配合。而日军只有7万余人，应该说，中方在军队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余汉谋在战前奉蒋介石之命抽调近5万兵力北调参加武汉保卫战，严重削弱了广东的防务力量。当然，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对日军的进犯放松了防备，而且，在大敌当前，余汉谋与广东省长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带领广东省的党政军机关撤离广州，最终因诸多原因导致广州等地陷落日本鬼子手中。时人皆讥讽当局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粤语甫谱同音）

广州本是当年孙中山革命的策源地，竟然在10天之内陷于敌手，这激起了粤籍国民党元老、将领、华侨对蒋介石、余汉谋的不满和谴责。由于余汉谋在“西安事变”中第一个通电讨伐张、杨，为蒋介石立过大功，所以此次蒋介石只是给余汉谋记了一次大过，革职留用。

余汉谋带领驻粤的党政军机关撤退至粤北曲江，作为临时省会，开始设置防线，准备抵抗日军，以雪丢失广州之耻。1939年末，日军为了配合对广西南部的攻势，从广州向粤北韶关进攻，企图打开交通线。12月下旬，日军的近卫旅团逼近曲江，这是第一次粤北战役最危险的时刻，倘若不能击退日军的进犯，广东军政高层只能再次搬家。余汉谋在向蒋介石呈报粤北战局的电报中宣称：决心率直属部队上火线，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当时，日军进犯兵力7万之余，余汉谋的兵力达12万，虽然武器方面比不上日军，但依托粤北大山大岭的有利地形，加上失守广州一年带来的耻辱，使余汉谋和他的将士们斗志冲天。至1940年1月，终于把日军赶回战前的阵地，彻底粉碎了日寇第一次进犯粤北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广东军民自抗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利。

但日军并不就此罢休，经过4个多月的准备，日军于5月又派出4万精兵，第二次向粤北防线扑来。日军先以小部分兵力，由广从路直攻翁源，余汉谋则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在石床背、石岭圩将敌军包围。日军为挽救颓势，于21日大举增兵，扑向良口。余汉谋指挥部队在良口一带与日军激战20余天，终于使良口失而复得。接着，余汉谋指挥所部全线反攻，将敌军包围，同时，又派劲旅直逼广州，动摇敌军军心。日军四面受击，不得不夺路败回广州。余部乘机追击，终于取得第二次粤北会战的胜利。

余汉谋率第十二集团军取得两次粤北大捷，不但粉碎了日军的进攻，也为他自己恢复了声誉。何应钦从中周旋，在蒋介石面前替余汉谋说好话，最终使蒋介石取消了之前对余汉谋记大过的处分。战事结束后，原属第四战区管辖的两广地区，被划分为四、七两个战区，余汉谋被蒋介石提升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驻扎韶关，仍兼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全省的军事力量。

抗战8年中，余汉谋部前后参加江苏、河南、江西、湖南、广西等各省的抗战，有力地支援了各省友军作战。1945年5月，余汉谋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被解兵权，当了光杆总司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余汉谋与民同庆，以为终于可以重返广州了，并通知司令长官部的参谋人员，让他们随时做好接收广州的准备。然而事与愿违，在重庆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就在余汉谋与其部下兴致勃勃准备返回广州的时候，接到重庆方面命其为广东曲江、潮汕及惠阳等地区的受降主官，接受日本投降。然后由曲江返回韶关，办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后事宜，以待后命。

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令其从广西前往广州，接受日军投降，掌管广东军事。广东全省各地区，全部划入张发奎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辖区。粤军期盼已久的大本营被鹊巢鸠占。

对此，余汉谋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余汉谋在抗战前已领教过蒋介石排斥异己的阴毒手段，知道蒋介石对非嫡系将领与军队历来“过河拆桥”，而此次其目的更在于在他与张发奎之间挑拨矛盾，制造是非，以此达到削弱、分化、瓦解粤军的目的。

既如此，余汉谋对部下坦荡相劝：“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50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为了抚慰愤愤不平的官兵，余汉谋把部队的大部分公积金以及可以公开变卖的东西，如运输汽车、剩余战争物资等，统统分给各级军官，以防蒋介石一旦解散粤军，这些军官们也可以靠着这些自谋生计。

果然没过多久，1946年初，蒋介石下令同时撤销了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自动被解除。余汉谋所指挥的第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和闽粤边区部队，有的被划归张发奎指挥，有的被蒋介石调到江苏、山东参加打内战，全部脱离了余汉谋的掌握，余汉谋苦心经营20余年的粤系军队被蒋介石彻底拆散。

为了安抚余汉谋，蒋介石特意晋升余汉谋为二级陆军上将，又委任他为有名无实的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而这个绥靖公署主任的主要任务，就是帮蒋介石看护浙赣铁路，实际等于无事可做。

在1948年5月的伪“国民大会”上，余汉谋又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这个职务听起来大得吓人，实际则有名无实，根本没有任何实权。余汉谋本身非常识时务，他知道连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也不过是充当高一级的“传声筒”，何况他一个被解除兵权的非嫡系将领。因此上任后就摆出一副清心寡欲的样子，整天赋闲在家，无所事事。后来他回忆说：“在这段时间我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也不容我想。”

蒋介石下野前，又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复任张发奎为陆军总司令。能回到广东，余汉谋非常高兴，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烦透了，他后来曾不无愤慨地对朋友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做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他与张发奎、薛岳商量后，提出了几个能打动、鼓舞广东人心的口号：团结大广东！继承粤军第一师精神！四、七、九战区大联合（抗战时，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分别是这三个战区的司令长官）！

与此同时，余汉谋还和薛岳一起，扩充部队，充实装备，将旧部布置在湛江、高要、海南等地，以图万不得已时，能退到湛江，以海南为基地，雷州半岛为外围，喘息待援。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华南各地都在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余汉谋旧部罗梓材等人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想利用他们与余汉谋的老交情，发动起义或设法保全广东，以迎接解放。

但余汉谋对起义的事情疑虑重重，他对罗梓材说：“这是谈何容易的事，且不顾念自己的历史问题，即对那班特工人员方面，行动上也有许多危险。只有将李振球的六十五军调回广州，有了可靠的兵力之后，在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考虑这些问题。”最后又叹息道：“到时候我不抵抗，自己走就算了。”

解放军很快便兵临广州城下，余汉谋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是无能为力了，决定放弃广州，他指挥部队从粤北、花县直到广州，一枪不发，节节退却，既不起义，也不抵抗。此时，余汉谋内心十分矛盾，思想一片混乱，他曾想过挣扎到底，但又深知自己无法对抗解放军；既知大势已去，又不敢弃暗投明，甚至潜意识里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张发奎、薛岳能够挽救败局。但形势已定，余汉谋无奈下之在广州自掏腰包，发放三个月薪水的遣送费，把其绥靖公署的职员分批遣散，令其各自逃走。他自带部分随从于10月13日从虎门坐海轮经湛江逃往海口。

此时的海南岛，俨然成为国民党的反共战略基地和大西南逃台的空中航线中转站，这个一向被南京方面冷落的中国第二大岛顿时热闹起来。余汉谋到海南后，自动请求取消了自己广东绥靖主任的头衔，表示愿意当薛岳的副手，协助薛岳在海南岛做最后挣扎。1950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渡过琼州海峡，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余汉谋、薛岳等率部逃往台湾。

◇为避猜疑，隐居郊区北投

尽管余汉谋与薛岳丢失海南，但由于是在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撤退的，且撤退计划周密，组织撤退有序，国军主力得以全部上船撤往台湾，因此蒋介石对丢失海南未予追究。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挽回刚“复位”的蒋介石的声望，把海南岛的失守说成是“歼匪逾万”后的“转进”。蒋介石对余汉谋非但没有任何责难，反而对其进行了表彰。

到台湾不久，余汉谋被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并被任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在国民党改造运动中，余汉谋从海南带到台湾的粤军经过接二连三的整编后，早已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混在一起，变得面目全非，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可以说“粤军”已经不存在了，余汉谋也已经一无所有。

国民党改造运动结束后，余汉谋在保留“总统府”战略顾问外，1952年又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尽管都是荣誉虚职，并无实际工作可做，但余汉谋仍乐于接受。环顾周围，大陆时期国民党军界高官元老，以往身份显赫的顶级人物，包括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何应钦等人也都赋闲在家，像他这样非嫡系一向受排挤的粤籍将领，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为了躲避政坛纷争，避免蒋介石父子的猜忌，增加蒋介石的好感，余汉谋干脆搬到台北的北投郊区居住，平时除了偶尔出门在近处游览一番外，据余汉谋的姻亲赖景瑚透露，每天以欣赏名人字画和读书看报为消遣，过着“种菜未容终老去，赌棋时约故人来”的闲适生活。

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梁寒操也搬到北投居住，成为余汉谋的邻居。梁寒操是余汉谋的小学同学，此刻两位粤籍同乡比邻而居，乡音联话，有不少的共同语言。从此两个怅怀故乡的老人结为莫逆，朝夕过从。1975年，梁寒操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余汉谋十分难过，为此伤心了很久。

余汉谋有一妻二妾，夫人上官德贤是他的保定军校同学兼密友上官云相的胞妹，又先后纳如夫人吴桂琼、林秀珍。其子女四人均学有所成，长子余国栋，次子余国梁，长女余肇文，次女余穗文，四人皆先后赴美国攻读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由于长期无所事事，儿女又大多时间不在身边，余汉谋不免精神空虚，无所寄托。妻兄上官云相便劝他加入佛教。上官云相在抗战期间曾奉蒋介石之命参与制造了“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官兵大肆杀戮。抗战胜利后，却被蒋介石打入冷宫。到台湾后，上官云相笃信佛教，自称“古穆和尚”，他常常以佛教中的“四大皆空”来开导余汉谋。余汉谋不信佛教，但在上官云相的影响下，与夫人上官德贤一起皈依了基督，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企求上帝赦免他以往犯下的罪孽。于是，余汉谋每天有了固定的生活习惯，那就是到教堂中去唱圣歌、做祷告，他像军人一样严格遵守时间，风雨无阻。

1975年蒋介石的去世，对于余汉谋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他的时钟每天照常运转。到1980年4月4日，台湾当局为纪念蒋介石去世五周年，举行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余汉谋作为军界元老被邀请前往出席。当时虽是春天，当日却骄阳当空，炎热如盛夏，会场上也没有遮蔽阳光的帐篷，余汉谋以85岁高龄，全身戎装，正襟危坐了两个多小时，集会结束后又进入纪念堂向蒋介石的铜像行礼，这时余汉谋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但他还是勉强撑持着参加完所有仪式。

回到家后，余汉谋感到胸部不适。家人急忙把他送到“荣民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患了肺癌，从此，余汉谋再也没离开过医院病床。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余汉谋在“三军总医院”接受治疗，病情时好时坏。

患病后，余汉谋对大陆老家的思念更甚以往。1981年，余汉谋在香港的姐姐余淑贤提出，要返回大陆定居。余汉谋从病床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说：“落叶归根是对的，我支持你这一行动，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并马上派他的第三夫人林秀珍从台湾赴香港，办理余淑贤返回大陆定居事宜。

此时的余汉谋虽然身患癌症，但仍旧忍着疾病的痛楚作了周密考虑和安排。由于余淑贤曾遭遇车祸，行走困难，余汉谋便让三夫人林秀珍给姐姐购买了轮椅及回国后所需的一切生活用品，并支付一笔预备金，作为今后姐姐返穗定居的一切生活开支。

那时余淑贤女士已经98岁高龄了，在余汉谋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在1981年底由香港回到广州定居。余淑贤抵穗后，民革广州市委领导同志登门慰问，并协助解决房屋问题和办理有关定居事项。当她搬进广州市东山百子横路的旧居时，十分动情地表示：“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照顾关怀！”可惜余汉谋已经没法看到这个动人的场面了。

1981年12月27日，余汉谋终因癌细胞扩散，医生回天乏术，带着对故乡的思念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