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王世杰（1/1）

凄凉北望中谢幕人生

作为留法高才生，王世杰创办武汉大学，功在千秋，从政后身居高位，影响决策中枢。奉命签订中苏、中美友好条约，招致非议。赴台后陷入“王世杰事件”，在凄凉北望中谢幕人生。

姓名字号：王世杰 字雪艇

籍 贯：湖北崇阳

生卒年月：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 卒年90岁

毕业院校：法国巴黎大学

最高职务：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

生辰八字：辛卯 辛卯 甲午 辛未

属 相：兔

命 相：刚性固执如英豪，有突破万难之气魄。

姿性敏锐且有奇妙才能，能获大成功之运数。

若尚任意气，傲慢百出。

恐弄吉反凶，须谨慎。

个人爱好：写作、玩赏古董字画。

1895年——入私塾读书。

1903年——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学。

1913年——赴英国留学，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1917年——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研读法学。

1920年——任北大教授。

1921年——任北大法律系主任。

1926年——任汉口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

1927年——任首任立法委员，同时兼任法制局长、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

1928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

1932年——任国民政府国难会议会员、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1933年——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1934年——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主任委员。

1935年——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

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1939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1941年——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秘书长。

1943年——任中国访英团团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1945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1946年——任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8年——任国民大会代表、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任“总统府”秘书长。

1952年——任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8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962年——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4年——任“中美科学合作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7年——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0年——任“总统府”资政。

1981年——于台北逝世，卒年90岁。

◇创建武汉大学，功在千秋

王世杰出生于湖北崇阳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聪敏好学，4岁入私塾，12岁入武昌南路高等小学，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又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学系，在求学之路上可谓一帆风顺。北洋大学是天津大学的前身，为洋务派李鸿章所创，后来与王世杰同成为国民党委员的陈立夫也曾在北洋大学的采矿冶金系就读。

王世杰本想做一名出色的工程师来报效祖国，但是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王世杰毅然退学，星夜兼程赶赴武昌，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并担任了都督府秘书，曾参加守城战斗。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世杰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后因无法认同鄂省政要与袁世凯相互勾结的行为而退出政府。随后，王世杰与数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武汉创办出版了经济杂志，1913年参加了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王世杰心灰意冷，只身漂洋过海远赴英国留学，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并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四年后，王世杰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又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研读法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世杰与旅欧中国学生一同围守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所，并代表旅欧中国学生，力陈拒绝合约签字的主张。随后，王世杰任中国留欧同学会代表，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留欧期间，王世杰经常在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英法民主与政治制度，蜚声一时。

1920年，而立之年的王世杰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同时代的留学欧美的研究生里，后来基本都走上了两条道路：一条从政；一条治学。而王世杰兼而有之。

回国后的王世杰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担任教授，因工作突出，于第二年升任法律系主任，与胡适等从欧美回国的学人对北京大学的校务制度进行了改革。作为一名教授，王世杰所教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1922年，王世杰与石瑛等人一道发起组织了《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社以王世杰为首，以北大陶希圣、周鲠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40多名教授为骨干，囊括了众多当代著名学者，因他们大多住在吉祥胡同，因此被称作“吉祥派”。王世杰为《现代评论》提出“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的口号。《现代评论》创刊号刊登启事说：本刊内部包含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不认为本刊只是本刊同人的评坛，而认为是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在《现代评论》的基本成员中，除王世杰外，国民党员极少。在连续出版将近五年的《现代评论》中，内容服膺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的“议会政治”，从未宣传过列入国民党党章的孙中山“五权宪法”。即使是作为“大学丛书”风靡一时的王世杰的著作《比较宪法》中也无此内容。只有在他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部长以后，才不得不以与钱端生合著的增订版形式加上“五权”一章。王世杰没有公开发表过反共的文章，但在段祺瑞主张“善后会议”代替孙中山的国民会议时，《现代评论》表示赞同。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该刊只是发表一短评，且对于孙中山的新政纲领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宣言等只字不提。对此，周鲠生曾解释说，当时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对段政权有所顾忌，有些事，不得不采取灰色的态度，这也是1926年《现代评论》迁往上海出版的主要原因。

1926年北伐军到武汉后，王世杰一度南下，出任汉口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因受到左派邓演达的牵制而未得到重用。之后王世杰转赴南京，成为蒋介石的“稷下”问客。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权后，王世杰被任命为首任立法委员，同时兼任法制局长、海口国际仲裁所裁判官。任期中，南京政府颁布的众多“法规”，大都是王世杰主持制定的。比如当时谓之为“六法”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物权法、债权法、亲属继承法均是王世杰邀集专家学者草拟修订的。12月19日，湖北省政府改组，王世杰担任政务委员。

1929年2月，南京政府急需人才，决定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一所全国性的综合性大学。也正是这一阶段，李四光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周鲠生在中央大学任教，并在法制局兼职，他们都曾是北大教授，都与蔡元培保持着良好关系，遂由蔡元培创议筹建武汉大学。以刘树杞、王星拱、周鲠生等为筹委，又聘请了李四光、曾昭安、张难先、石瑛等人，以李四光为委员长。李四光受任后，以其地质学家跋山涉水实地勘察的精神，踏遍武汉市郊的山山水水，选定了邻近东湖的一处偏僻荒凉而又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罗家山（后改为珞珈山）和狮子山一代为武大新校址。随即聘请加拿大开尔斯工程师设计制图，拨建筑费150万元，中央、地方各出一半。

李四光、刘树杞先后去职后，王世杰受聘出任武大校长，他对南京政府教育部称：“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大现状的校长。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于美国，武大应与此重要地位相称。”在谈到办学思路时，王世杰说：“……只有经费独立，学校才能自主办好，不受政党集团、行政机关的干扰……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学校沦为‘官府衙门’，从而求得学术的自由。”

5月21日，王世杰来到武汉就职，他制定了创办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十年之后学生万人的宏伟计划。王世杰到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新校舍的建设。当时一股地方封建势力以“占用民地太多”为理由，掀起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的邪风。许多捣乱分子接二连三地推起“反对迁坟运动”，公开扬言“不许破坏风水”；“坟不能迁，风不能卖”，邮局寄来匿名信或署名的恐吓信一大批。甚至还有一批批恶棍闯入校长办公室捣乱，威胁说：“如果强迫迁坟，我们就不保证王世杰的人身安全，还要去崇阳挖王的祖坟。”从而又引起了崇阳王氏家族对王世杰的压力。而王世杰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在武大的建校过程中，王世杰只做了一桩妥协，不是为个人，而是为了学校。旧军阀石星川的一块山地，本来已经作价卖给学校，但山上原有2000多棵树，石星川硬说卖山没卖林，声言要砍伐。王世杰只好请石星川的一个同乡从中打圆场，结果以每棵2元的价格买下那片林子，被石星川敲诈了5000元。这个石星川后来在抗战时投敌，当了伪汉口市长。

王世杰创建武汉大学，功不可没。时任南京政府铨叙部长的石瑛曾多次接到反对迁坟卖地的人的控告信，便垂询武汉大学建校风波，他说：“王先生（王世杰）与我见面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一些建校曾遇到某些坏人兴风作浪，语焉不详。”他啧啧称赞王世杰：“干得好，有魄力。”

1932年1月，新校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原来挤住在旧校舍的全体师生搬进珞珈山，一般教职工，都能分配到一套三室带厨卫的家属宿舍。武汉大学校园的校舍之美，在全国首屈一指。

为了贯彻考试用人的原则，王世杰到武汉大学不久，即公开登报招考职员三名。原国民党迪化市市长金绍先以第一名被录取。经石瑛向王世杰推荐，特许金绍先半天工作，半天学习，金绍先从预科到本科，基本学完了政治、经济、法律各系的必修课程，还选修了历史、中文、哲学课。王世杰选聘教授的唯一标准就是学术成就，没有门户之见。教授中国民党员极少，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颇多，体现了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兼容并包”的精神。王世杰聘任的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在武汉大学任教十多年，一贯讲授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特别着重介绍剩余价值学说。而同样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范寿康教授，原是《现代评论》的核心人物，1933年进入武汉大学后，他在《哲学概论》课程里正式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后来范寿康曾赞许地谈到王世杰在武大“开明办学”，难能可贵。

王世杰任武大校长的四年里，不仅办学开明，治校有方，全国各地名流纷纷报名应聘其麾下；而且章法有度，纪律严明，即使是日寇侵占我东三省，武大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时虽言辞恳切，态度坚决，但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勉励和好评，并电告武大。可以说，这是蒋介石赏识王世杰的开始。

创建武大，发展武大，对于王世杰来讲，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以至他在台岛临终的遗嘱中对子女说：“以后为我立碑时，去掉所有头衔，只须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雪艇先生之墓。’”由此可见，王世杰对亲手创建的国立武汉大学倾注着何等的深情和厚意。

◇出任高级要员，影响中枢

在1932至1933年间，蒋介石经常到武大约请王世杰为其讲学。王世杰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深为蒋介石所赏识。蒋介石拟请其出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对此婉言拒绝：“我已下定决心，创建武大，立志办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蒋介石又说：“你既立志办教育，那我就请你办全国的教育，当个教育部长，这不比只办一个武汉大学，更能发挥你的特长，多做贡献吗？”话已至此，王世杰便无法推辞了。1933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任命王世杰为教育部部长，此后，王世杰便步入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王世杰任教育部长5年，对全国的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一、确定了各国立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二、严格订立了考核标准，对于不达标的学校进行整改，并颇得成效。当时停办了上海二十几所不达标的学校；三、加强推行了国语的标点符号，促进了国语的统一运动；四、提倡了科学、医药、艺术及体育等专门教育，使国内学校多学科的发展；五、为了保护学校的资源，早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密令稳中有降，由各大学作内迁的准备，并帮助各学校内迁，减轻了各学校的损失，使得学校内迁后迅速地复课；六、督导故宫博物院将珍贵文物内迁，使得文物得以保全无损。

西安事变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于1938年设立军事参事室，任命王世杰为参事室主任。这是一个名小而权大的官职，其办公处设在重庆桂花街一个小院里，虽然下面只设了六七个参事和四五个专员，但它却无事不管。有关国共关系、外交、财经、工业化、战后复员等重大问题，一般都要让参事室——智囊团出谋划策，虽然并不是所有解决方案都能被采纳，但它对蒋介石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蒋介石每周举行的讨论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外关系的会议上，王世杰经常就外交部所处理的问题向蒋介石提出建议。

根据顾维钧的回忆，王世杰最低调，是一位很谨慎很认真的人，虽然当时他的外交经验不足，但是他能深切地理解蒋介石对所有外交政策的看法，每当出现争论时，他都能提出建议，而且总是能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因此颇受蒋介石的赏识。

同年6月，有国共和其他各方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王世杰兼任该会秘书长，开始负担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的联络与协调工作。7月，蒋介石指派王世杰组建中央党政训练班，简称中央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王世杰任总教官。历时5年，训练班开办31期，受训学员达23000之多，培训了大量的专门人才。

抗战时期王世杰两度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坚决主张联合英美对日抗战到底，同时和苏联密切联系。他还一度出任中央设计局首任秘书长。这是一个广泛罗志专家、学者的机构，曾提出战时党政军3年建设计划及西北10年建设计划，战后5年国防及经济计划等，费了不少心血。王世杰数年置身于最高决策圈，身兼数职。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运筹帷幄，深得蒋介石赞赏和倚重。蒋介石曾赞扬他：才华出众，功劳赫赫。

抗战后期，国民党外交部长这一要职一直由宋子文兼任，但实际上宋子文只忙于对美外交。王世杰为主任委员，由于英属印度、缅甸已变成中国对外的主要道路，王世杰便分担了对英外交的重任，他曾任中英庚款董事、中英文化协会会长、中国留英学会会长，1943年他曾奉命担任访英团团长，向英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及拜访丘吉尔首相。同年11月，王世杰又陪同蒋介石参加了开罗会议。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即，但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背着中国，签署了《雅尔塔协定》这一不合理条约。从6月30日到7月12日，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面谈6次。由于苏联实力强大，中国贫弱，向来是弱国无外交。斯大林以老大自居，老谋深算，茹柔吐刚，掂斤播两，既有商人的精明、贪婪，又有政客的霸道、奸诈，根本不给中方商谈余地。

7月，宋子文回国，他已对中苏会谈视为畏途，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30日，王世杰正式接任外交部长。8月初，宋子文与王世杰等人再次前往苏联，与斯大林等人先后会谈4次。8月14日，损害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换文签字，从此，外蒙在脱离中国统治20余年的基础上，正式独立。而中方签字的人便是王世杰，这一介书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但应该说明的是，王世杰与宋子文对此《条约》持强烈反对意见，但他们的意见对斯大林毫无作用，斯大林对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的争辩根本不予理睬。在斯大林看来，请中国来苏联谈判不过形式而已。签订此《条约》，是斯大林、苏联，对中国主权、利益的强行索取，是地道的霸权主义行径。在苏联的惨败，宋子文、王世杰等人根本无力回天，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外交事件，而是国家、实力、地位的较量。

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最后阶段，蒋介石为赢得全面内战的时间，委派王世杰和张治中赴西安与中共和谈。历时4个多月，一连5次与中共代表进行和谈，均无满意结果。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赢得内战准备时间，一连3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内和平问题。1945年8月，为了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不顾个人生命安危来到重庆，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的签字，王世杰为国民党方签字成员之一。根据《双十协定》，中共在一周后将浙江、苏南、皖南等8个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撤到长江以北，但蒋介石并没打算执行《双十协定》，在签字第3天便下达了所谓“剿匪”密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了，王世杰吁天长叹，却无力回天。

王世杰之所以反对内战，因为他是一位醉心政党政治的学术权威，他不主张消灭“异党”，而是强调以“选票”而不是武力来解决问题，因此他又鼓吹“军队国家化”，并反对中共的“武装割据”。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曾规定大小官员都要写一篇“读后感”，王世杰先是请了一位参事替他写，那位参事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结果被王世杰一笔勾掉，自己另写了“君子不念旧恶”6字交卷，这6个字实际上暗示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

1946年11月4日，王世杰又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这一署名签字，再次为他换来唾弃和谴责。

从表面上看，“商约”双方享有对等权利，但中国生产落后，远洋运输不发达，“商约”中应享受的权利均无法实现，形成了美国单方面享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的特权的事实。因此，“商约”缔结后，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王世杰因此大受谴责。王世杰曾竭力辩解说这个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我国战后建设十分有利，这一说法更激起质询者的强烈指责。其中刘健群甚至指着王世杰的鼻子喝道：“我俩来订个条约好不好？你在我家吃午饭，我在你家吃晚饭，‘平等互惠’；但我刘健群比你块头大，胃口也大，午饭你吃我一碗，晚饭我吃你三碗，每天赚你两碗，这样的平等条约，你敢签订吗？”

而事实上，《中美商约》是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定案，蒋介石支持签订的。如果说“商约”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遭受谴责的也不应是王世杰，王世杰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王世杰在国民党内部的艰难处境。他虽然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但以学者参政，置身于各派系之外，因此，他虽一再任中宣部长，却不是中央常委。不过，王世杰当时对《中美商约》的态度，是站在国民党亲美派的立场上，他确实认为“对战后建设有利”。他宴请立法院立法委员时，仍然强调“这是一次‘闭关自守’与‘门户开放’的论争”。而后来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由摇摇欲坠到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美商约》之赐。

1948年12月，国共战场上形势已然明朗，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宣布下野，王世杰亦辞去政务委员及外交部长之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世杰随同蒋介石逃到台湾，从此开始了后半生远离故土漂零孤岛的生涯。

◇陷入政治旋涡，有惊无险

国民党逃台之初，面对混乱的政局，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三：治理社会、争取美援、权力转移。前两项任务的实施，离不开王世杰等人，而第三项任务的实施，则为“王世杰案”、“吴国桢案”等埋下了伏笔。

在国民党上层，有一批“持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人物，其中便包括王世杰、吴国桢、张群、吴鼎昌等人。他们多是留学英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较好。而蒋介石逃台之初急需争取美援，这批人便可用来装点门面，于是，王世杰、吴国桢等便被委以重任。

王世杰到台湾后，虽多次拒绝蒋介石的委任，但还是担任了“总统府秘书长”等职，与“副总统”陈诚尽力辅佐蒋介石。在外交上不断地与美国接触，以获得美国对台湾政治和经济上的援助。在台岛，他们主持土地改革，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善台湾的窘况。在陈诚和王世杰的努力下，这两项活动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台湾之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1953年，被视为保守派的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上台后不久就采取了一些亲蒋措施，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处境大为改观，虽然称不上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着实让蒋介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如此一来，王世杰这些党内“异端”分子装点门面的作用也就不再重要。相反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了蒋二代接班的绊脚石。

而就在此间，王世杰、吴国桢、张群等人极力想促成“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如果此事能成功，将大大增加他们的力量，陈诚为了能与蒋经国抗衡，也暗中帮忙。但蒋介石父子怎会允许，他们表面上同意，暗中却活动着取消“反共救国会议”。1953年11月中旬，在国民党召开的“七届三次全会”上，蒋经国宣布暂缓召开此会的主张，遭到王世杰的强烈反对。据说，王世杰为此曾与蒋经国拍案大吵，甚至上书蒋介石，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等于是以死相逼。虽然七届三次全会在陈诚和张群的支持下，通过了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但也成了蒋介石将王世杰革职查办的直接原因。

11月17日，蒋介石突然发布命令，称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宣布免去其“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王世杰的好友吴铁城听说后，立刻赶到“总统府”向蒋介石求情并当面顶撞了蒋介石，结果被蒋介石痛骂一顿，当场摔碎了一个茶杯，把吴铁城赶出了大门。吴铁城本已高龄，经不住这番刺激，竟因此暴病而亡。

之后，蒋介石发动台湾报刊攻击王世杰擅自批准吴国桢购外汇12万美元，但是当事人对此缄口不提，吴国桢也在美国发表声明澄清此事。蒋介石还指控王世杰利用《香港时报》董事长名义贪污八九十万元，证据在案。蒋介石这些举动的目的是打击亲美派势力，据报载，蒋介石还曾经下令拘捕王世杰，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以及张群、胡适等人的劝说下才作罢，这便是20世纪50年代初轰动台湾的“王世杰事件”。

此后，王世杰以戴罪之身，蛰居私邸。195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70寿辰，蒋介石通过“行政院”新闻局发布“以六事咨询于国人”的“婉辞”，针对这份带有政治作秀嫌疑的“婉辞”，《自由中国》同人顶风而上，倾力推出了由胡适、王世杰、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组成的“祝寿专号”，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的现代制度（《自由中国》是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许孝炎、俞大维等人，为了在坚持民主自由的前提下为大势已去的蒋介石提供学术支持和舆论支持，于1949年3月所创办的）。

然而，“祝寿专号”加印13版的轰动效应，换来的是台湾当局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围剿，王世杰提醒雷震“在不失掉自己立场之下要谨慎，以免自己被毁，目前是我们最困难时期”。雷震显然不具备王世杰和胡适通权达变的理性智慧，反而多了一份以救世主自居的表现欲望和英雄情结。结果，后来《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因此被判获入狱10年。

1957年10月，王世杰当上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也标志着王世杰政治上的“解放”。1958年王世杰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王世杰当官不忘治学，一直是法学界的权威，因而，1962年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世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采取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一、增设物理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二、聘请旅外学人利用暑假回台讲学，并提供台内教员以及研究员以进修机会，这两点改进了台湾中学大学师资力量，对台湾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与各公立大学合作成立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并从台内外广泛筹措经费，充实各研究中心的研究设备，不仅聘请台外知名学者到台湾讲学，而且还在台湾广泛选派优秀人才出台进修，再回台服务；四、组成“中美科学合作委员会”及“中美人文及社会科学合作联席会”，以促进“中美”文化学术的交流。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台湾岛内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1970年，王世杰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改任“总统府资政”。

王世杰还曾先后出任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两院共同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两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鉴于故宫古物以妥善贮存为主，不便于欣赏，王世杰组成“特别出版小组”精印石画300种。此后，王世杰又策划实物赴美展览，不仅提高了岛内艺术水准，还增进了国外人士对中国艺术的了解。

◇晚年安全退休，终老此生

王世杰的夫人萧德华，善于持家，相夫教子，为亲友们所敬重。萧德华女士身材高大，比王世杰高一头。有一次王世杰访美回来，萧德华前往机场迎接。飞机降落后，王世杰刚从扶梯上走下，在离地面还有二级的时候，萧德华迎上前去，一个中央社记者手持莱卡相机大喊：“‘开麦拉’快！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结果场上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可是王世杰仍然表情严肃。

王世杰夫妇育有子女4人，长女雪华习医，婚后与丈夫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执教。次女秋华在美国留学时，曾与一美国人相恋，并准备结婚。王世杰得知后甚为反感，当即写信寄往美国：“国人之巨，难道就没有你一个相爱的？”女知父意，不敢违命，便与美国人终止恋爱，后返回台湾大专院校教书。长子纪武生于1927年，中央大学肄业，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助理编辑、《自由中国时报》编辑。回台湾后，历任政治大学副教授、“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秘书长、“国际合作组长”兼任“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会、国际法学会会员等职。于王世杰逝世后的第二年，即1982年出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张忠琳女士结婚后，育有二女一男。

王世杰晚年极少过问政治，而是专心著书立说，玩赏古董字画。主编的《故宫名画三百种》和《艺苑遗珍》，均为我国艺术界空前巨著。另外，每日散步、咏诗也是王世杰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次，他读到《宝风波》的最后一句，“回首问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然后竟一言不发，泪如雨下。

1979年，因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恶化，王世杰受到刺激，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导致其身体日渐衰弱。到1980年1月，已经不能行走，并于3月住进医院进行手术。虽然手术非常成功，但因为王世杰年事已高，身体无法恢复。这时他的亲友门生故旧都劝他去美国疗养。王世杰却摇摇头说：“台湾虽是海上孤岛，但总还是中华国土的一部分。我死，也要灰留孤岛。将来有一天，也许有海风海潮把它送到崇阳故乡去，那我就含笑九泉了。”由此可见王世杰晚年的思乡之情。

1981年1月，王世杰病情加重，语言发生障碍，并开始呈现昏迷状态，3月27日，突然呕吐，送医诊治检测出白血球增加，身体持续高温。到了4月17日，其病情忽然转急，不得不移入加护病房治疗，最终因为年高体衰，于4月21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90岁。

王世杰临终前嘱咐儿女：一定要为家乡人民做件好事。当他看到儿女们点头后，才最终闭上了眼睛。

王世杰在武大和在重庆、台湾时曾一再说过，他以官俸结余所搜罗的书画文物，最后是要全部赠予武汉大学的。王世杰逝世后，他的子女按照其遗嘱，将其毕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昉以及宋元明清的沈周、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献给台湾“故宫博物院”。

1985年，遵照王世杰的遗愿，他的家属往王世杰的家乡湖北省崇阳县寄去款项，在回头岭修建了一口水井，井边竖立的石碑上刻有“郭睦饮水井”5个大字，含义深刻，意境深远。王世杰的女儿雪华和秋华还遵照王世杰“为家乡人民做一件好事”的夙愿，在崇阳大道捐建了“雪艇图书馆”，为繁荣科学文化、发展崇阳经济尽了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