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从秦朝到清朝的历史循环（1/1）

“按下葫芦起了瓢”

一

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周秦之变之前。第二阶段是从秦始皇到晚清。第三阶段是从晚清近代化到现在。

为什么要把从秦到清划为一个历史单元呢？因为这2000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很多朝代，其实是沿着一个简单的逻辑前进的，那就是不断完善和修补秦始皇开创的皇帝制度，也就是大一统郡县制度。

二

汉代对皇帝制度进行了重大升级，实现了制度初步稳定。除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重大举措外，汉代还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对秦制进行了修补。

我们说，秦灭亡的基本原因当然是对民众的过度汲取。但是从技术上分析，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那就是没有预立太子。

秦始皇几乎防范了威胁他统治的所有因素，可是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立太子。因为他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对自己的健康太自信了，但他没想到自己的死那么突然。

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外出巡视的途中突然生病了。他预感到自己这次病得不轻，有可能不行了，就连忙写了一道诏书，发给正在北方边境上的长子扶苏，让他马上动身回咸阳。干什么呢？当然是准备接班。诏书还没发出去，秦始皇就死了。

秦始皇活着的时候，他的命令没人敢违背，但死了可就不同了。诏书写完了是要经过太监赵高的手发出去的。但是赵高没有马上发。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让扶苏当皇帝。他想让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继位，胡亥能力比较差，只喜欢吃喝玩乐，好操纵，赵高可以借机获得大权。于是赵高经过与李斯和胡亥的密谋，篡改了秦始皇的诏书，捏造了扶苏的罪名，要他自杀。扶苏很听话，秦朝的政治特点就是执行命令不打折扣，所以马上自杀了。于是胡亥当上了皇帝。

扶苏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如果他上台了，说不定秦朝能多活几年。可惜秦二世胡亥非常不靠谱，一上台就胡作非为，不断折腾，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汉朝建立之后，立刻吸取了这个教训，汉朝君臣总结说：“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秦朝就是因为没有早早把扶苏立为太子，让胡亥钻了空子，导致灭亡。因此汉高祖二年（前205年），还在戎马倥偬中的刘邦就立了刘盈为太子，堵上了秦始皇留下的一个政治漏洞。

但是堵完了这个漏洞还不算完。皇帝们发现，皇帝制度漏洞太多，按下了这个葫芦，又会起了另一个瓢。刘邦明智地立了太子，却留下了另一个政治漏洞，那就是太后干政。

刘邦死后，年仅17岁的刘盈即位，刘盈没什么经验，主要权力在母亲吕后手里。吕后控制欲特别强，什么事都要管，她强行把自己的外孙女许配给刘盈当皇后。刘盈不喜欢这个皇后，不和她同床，和一个宫女生了一个男孩。吕后把宫女杀了，把这个孩子抱过来，说是自己外孙女亲生的，立为太子。刘盈这个皇帝做得当然很郁闷，只做了7年就死了。小太子继位，吕后干脆就临朝称制，公开掌握了权力。结果过了3年，小皇帝知道自己亲妈是被吕后杀的，孩子太小不懂事，就四处嚷嚷以后要为母亲报仇。“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壮，即为变！”你居然杀了我妈立我，你看我长大了怎么收拾你！结果吕后一听，把自己的亲孙子也杀了，之后重用自己的娘家人，大封诸吕为王。结果后来“诸吕谋为乱”，想把刘家的天下变成吕家的天下，直到周勃等人诛灭诸吕，才稳定了刘家的统治。

所以刘邦想到了立太子，却没有防范好自己的老婆。汉武帝接受这一教训，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后，就把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杀了，防止她以后专权干政。汉武帝怕大家不理解，还专门进行了一番解释。他说：“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

汉武帝立了太子，又杀了妃子，按理接下来应该政治稳定了吧？结果按下了太后干政这个葫芦，又浮起了权臣这个瓢。

太子没有亲妈，年纪又太小，不能主掌朝政，怎么办呢？汉武帝临死前任命了一批大臣为顾命大臣，为首的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结果霍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权臣。霍光性格很强悍，他掌权后，族灭了自己的政敌上官桀和桑弘羊，还杀掉了皇族中的重要人物长公主和燕王旦。此后霍光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大小事情他一个人说了算。刘弗陵21岁时病死，没有儿子。霍光决定，让昌邑王刘贺，就是著名的海昏侯墓的主人当皇帝，但是刘贺只在位了27天，霍光非常讨厌他，说他不到一个月就犯了1000多条错误，平均一天犯错40次，因此把他给废了，然后又立了汉宣帝。汉宣帝对霍光表面上很尊重，但是实际上非常害怕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非常不舒服，说“若有芒刺在背”。这就是皇帝对权臣的感觉。霍光本人虽然在历史上是得了善终，但是他死了之后，霍家还是倒了霉，他的儿子霍禹被腰斩，霍云、霍山自杀，霍家一族遭到满门抄斩，妻子、侄子等也全部被杀或者自杀。

三

因此，皇帝制度的运行，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清代乾隆皇帝曾对中国传统政治中威胁皇权的因素做了一次总结：

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乾隆皇帝：《御制古稀说》）

威胁皇权的，有强大的地方藩镇，有敌国外患，有权臣，有外戚，有后妃，有太监，有奸臣，有小人。几乎所有人都盯着皇帝的权柄，一有机会，就想取而代之。

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当然是当皇帝的好处太大了。当上了皇帝，掌握了权力，就成了人间的上帝，要什么有什么，尊严、享受、金钱、美女，都不在话下。

但是天下凡事都是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皇帝把所有的好处垄断在了自己一家一姓手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下所有人都是皇帝他们家的潜在敌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就像BBC（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动物王朝》中介绍的，居于统治地位使大猩猩首领尽享一切，但是它谁也不能信任，每只其他雄猩猩都时刻准备取代它。

所以皇帝就要以一人敌天下，以一个人对付所有政治力量。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必须是高压的、排他的，要镇压掉一切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但是皇帝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需要防范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情况下顾不过来，所以就处处都是漏洞，按下葫芦起了瓢。

在传统社会中，对皇帝构成威胁的人通常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皇族。因为身上流的都是开国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后代理论上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点导致了历代王朝无休止的内斗。父子相屠，兄弟相残，几乎成了每个王朝都会演出的经典戏码。最有名的例子，有唐朝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明朝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以及清代雍正和兄弟之间的残酷斗争。

第二类是后妃，是皇帝的妻子和母亲，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难之际，往往被委以重任，获得大权。从吕后、武则天到慈禧，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第三类是外戚。外戚就是皇帝母亲那边的亲戚，舅舅、姨父之类的。他们往往在皇帝年纪小的时候掌握大权。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小时候和普通小孩一样，凡事主要是听母亲的，而母亲会提拔谁呢？当然是自己娘家人。所以历史上外戚乱政不绝。

第四类是太监。太监本来地位非常卑贱，可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很容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皇帝生活中处处离不开他们，很容易信任他们，这是历代太监为患的主要原因。

西汉和东汉末年政治的规律是外戚干政和太监干政轮流进行。为什么呢？皇帝小的时候容易被外戚控制，一旦长大成人，就要夺回权力，和外戚之间就要发生冲突。朝廷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外戚的爪牙，皇帝要想夺回权力，只能依靠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太监。因此形成了外戚和太监轮流乱政的局面。

有人说，我们不要唯出身论，后妃、外戚、太监掌权有什么不好？反正总得有人管事吧？

其实这不是出身的问题，是执政能力的问题。后妃、外戚、太监的特点是因为和皇帝个人关系近而掌握权力。他们不是专业官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知识，所以他们专权的时期，往往朝政比较混乱。

第五个威胁因素是权臣。后妃、太监、外戚能力通常比较差。但是权臣能力往往比较强，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斗争升上来的，都非常精明强干，如果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有特殊的历史机遇，常常可以掌握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比如张居正。权臣执政，对百姓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他能力强，措施靠谱，但是皇帝却很害怕，因为他们经常架空皇帝，甚至夺取皇帝的天下。

第六个是朋党。所谓朋党，就是官员们分门别派，分成山头，相互斗争。朋党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韩非子就讨论过如何防止大臣结党，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难以治理。作为个体，官员在皇帝面前当然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成朋党，形势就发生了逆转。他们协调行动，皇帝就很难控制他们了。明代就是朋党之祸直接导致了亡国，所以崇祯皇帝给李自成留下的遗嘱是什么？是杀光所有文臣。

第七个威胁就是地方割据势力。历史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难处理。地方的权力太小，办不了事；权力过大，又会坐大，不听中央指挥。唐代为了平定安史之乱，给了各地藩镇过大的权力，结果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这些权力就收不回来了，导致唐代的藩镇之祸。

第八是敌国外患，就是周围的这些国家，还有少数民族对皇权形成的威胁。北宋和南宋都是被北边的敌国给灭了。

第九个是农民起义，官逼民反，这个就更常见了。

实际上，我只是举其大端，如果细数下去，威胁皇帝的因素还有很多。

所以朱熹说，中国政治很难搞：

措置天下事直是难！救得这一弊，少间就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热药，少间又变成燥热；及至病热，下寒药，少间又变得寒。

翻译过来，就是治理天下真是太难了。你把这个刚搞定，那边又出事了。比如给人看病，这个人是寒病，下热药，结果吃下去又变成了燥热病，你又得下寒药，结果寒病又起来了。

所以中国从秦到清的历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频繁地“改朝换代”。秦制的规律是，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就像新手机开机，开始总会运行得比较顺畅。有一段政治清明期，甚至会出现盛世。然而几代之后，就会腐败混乱，官逼民反，各种危机爆发，导致大一统郡县制王朝经常出现系统崩溃，不得不重新启动。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新的王朝，再次开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同样的历程。这个游戏我们乐此不疲地玩了2000年，所以留下一套史书叫二十四史，留下一首《朝代歌》：“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秦汉三国东西晋，南朝北朝是对头，宋元明清帝王休。”

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每一位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不停地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加以修补。中国在这2000年间，就是通过皇帝的智力接力，对皇帝制度进行一代代的修补，从秦到清的政治发展，就是沿着这样一个基本逻辑展开的，由此造成了这一阶段的很多政治循环。

丞相名称背后的权力演变

一

中国历史上，“丞相”的名称一直在变化。

秦朝和汉朝，丞相为文官之长；到了隋唐，三省长官中的尚书令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宋代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明代称宰相为“内阁大学士”；清代时，“军机处大臣”中的“领班大臣”是大臣中的一把手。

那么，这个官位名字为什么要变来变去呢？仅仅是为了好听吗？显然不是。这背后隐藏着中国式权力演变的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对权臣的防范。

权臣是威胁皇权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朝建立了丞相制度，让丞相替皇帝处理繁重的日常政务，但是皇帝制度本质上又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皇帝总是担心丞相夺了自己的大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丞相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戒备的。有一次，秦始皇在山上俯见李斯的车骑队伍滚滚而过，声势很大，他很不高兴，随口骂了一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李斯，李斯马上减少了随从。结果秦始皇又大怒，追问左右是谁向李斯透露了消息。随从们没人敢承认，于是秦始皇将当时随侍在左右的几百个随从全部处死了。

这一事件典型地说明了皇帝对丞相的戒心。汉武帝时期，曾经走马灯一样地换了13任丞相，其中除一人在汉武帝托孤时留任外，其他12位丞相中被免职的有7人，有5人因犯罪自杀或被下狱治罪。被免职的7个人中也有2个人是非正常死亡，一位是窦婴，他被先免职后弃市，另一位是田蚡，被惊吓至患精神分裂症而亡。这是伴君如伴虎的真实写照。

汉武帝换了这么多丞相，感觉还是用着不顺手，于是就开始重用近臣，来架空丞相。什么近臣呢？尚书。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里，所谓尚书，相当于部长，中国古代的政府分为六部，每个部的部长叫尚书。

然而事实上，尚书一开始是一个很小的官职。秦代和汉代有六尚：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与尚书，替皇帝管理帽子、衣服、饮食、洗澡、家具这些小事，其中管理书籍的叫尚书，也就是皇帝身边的贴身小秘书，是级别很低的官员、服务员。

但是汉武帝就开始用自己的贴身小秘书来处理重大的国务，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由尚书处理，而不是给丞相。为什么呢？因为小秘书地位低，又随时在身边，很好使唤。宰相除了上朝能见到皇帝以外，平时连见一面都很难，而身边的人长期与皇帝朝夕相处，却逐渐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感。这就相当于今天有些官员会把很多事交给司机去管，为什么？因为司机贴身，靠得住。

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时间长了，“尚书”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职务，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时候，尚书令名正言顺地成了真正的宰相。原来的丞相这个官职还在，但没有了权力，“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而已”。

到唐朝，皇帝又感觉“尚书令”的权力太大了，因此，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三省的最高长官全部被称为宰相。所以唐代一开始的时候，宰相的名字就特别复杂，因为三省的长官名字不一样。尚书省的长官开始叫尚书令，后来叫尚书仆射，中书省长官叫中书令，门下省长官叫侍中，名称不统一。后来唐太宗说，统一了吧，都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他们的官品都是三品。所以唐代前期的宰相，正式的名字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很怪的名字。这个名字体现的是三省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以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思路。

虽然把相权一分为三，但是三省毕竟是外朝，皇帝控制起来不方便，于是，到了后来，唐代皇帝又开始重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样的小一级的官员，架空原来的宰相，不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获得了实权。因此，到了宋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或平章）又演变为新的宰相。

到了明代，猜忌心特别强的朱元璋连续用了几个丞相都感觉不顺手，不放心，把他们杀掉后干脆搞了一个重大政治创新，废除了丞相制。这样，皇帝就身兼了皇帝和宰相两个职务了，每天不得不亲自阅览大量奏折。《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创造了8天之内批阅内外诸司奏折共1660件，处理国事计3391件的辉煌纪录，也就是说，他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结果时间长了，他也受不了了，实在忙不过来了，就把自己信得过的几个文官任命为“大学士”，临时组成一个秘书班子。

我们一听“大学士”这个词，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是一品大员，其实不是，在整个明朝，大学士都是正五品，是小官。因为朱元璋就是怕大学士演变成宰相，所以特意规定，你就是小秘书，拼命压低官品。

然而不管怎么压低，事实上后来大学士还是演变成实质性的宰相了，因为他毕竟实际权力大。所以明代后来没有宰相，但是像严嵩、张居正那样的大学士又变成了实际上的宰相乃至权相。

清朝建立后，皇帝又感觉大学士们用着不顺手，因为内阁后来又制度化了，大学士们又获得了制度性的权力，不好操纵。于是雍正帝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秘书班子，叫“军机处”，用这样一个临时机构，来架空内阁大学士。军机处又成了新的宰相机构，军机大臣成为大臣群体之首。

二

所以2000年间，皇帝与丞相之间一直在玩同一个游戏，皇帝总喜欢用自己身边的秘书班子来架空丞相，临时班子时间长了就演变成了正式的宰相。可是一旦演变成正式的宰相机构，皇帝又不信任了，又开始用自己的亲信组成新班子取而代之，这样不停地循环下去，乐此不疲。

这个游戏背后反映出的是法家创立的皇帝制度的一个基本逻辑，即制衡和防范。皇帝对任何人都持怀疑态度。在宫中，怀疑仆人和妃子们通奸，干脆把他们都阉了，建立太监制度。在中央，怀疑宰相不听话，用身边的亲信秘书来分他们的权。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虽然独尊儒术，但秦代之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大体上是沿着法家的逻辑来进行的，皇帝们的政治老师一直是韩非子。当然，因为《韩非子》这本书名字已经臭了大街，所以很多皇帝是偷偷地读的。比如和王安石一起搞改革的宋神宗，早在登基之前做颍王的时候，就对《韩非子》非常感兴趣：

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僚雠校，永曰：“韩非险薄无足观。”王曰：“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颍王好学，有一天拿出一本《韩非子》，让秘书去校对错字。秘书说，这本书阴险刻薄，不是本好书啊。颍王说，我就是收藏一本，不是喜欢它。

宋神宗虽然知道这本书名声不好，也要偷偷钻研，因为它很实用，是最好的帝王教科书。所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是法家文化一天也没有从中国政治中消失。

以上我们讲的是中央。

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皇帝们也花了很多心思去捉摸。中国古代有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内重外轻”，一个叫“外重内轻”。当中央权力强大而地方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叫内重外轻；在中央权力弱、地方势力强大的时候，叫外重内轻。

决定中央和地方力量对比的一个关键是中央下面一级政区的面积多大比较合适。

面积大，地方官的控制能力就大，好处是当地方上有起义及外敌入侵等突发事件时，中央可以大面积组织资源进行抵抗，但是坏处是中央不好控制地方，容易出现分裂，东汉和唐代就是这样。面积太小，权力小了，皇帝倒是好控制了，但是地方上权力太分散，一旦有大规模的起义或者外敌入侵，地方上就无法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朝和明朝是这样。

所以周振鹤先生总结说，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理想目标是“轻重相维”，也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使地方有适度的分权。但是轻重之间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很难的，难度主要在于省一级政府的大小的掌握。中央政府一方面希望省一级政府大到可以集中力量来平息各地起义，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小到没有能力反叛中央。[1]

这就导致中国传统时代的政府总是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

[1]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的地方政府

一

中国秦朝和汉朝都是两级政府，郡县制，大致相当于今天省县两级制。秦代史书上说是三十六郡，实际上是40个左右。到了汉代，感觉40个左右太少，每一个面积太大，不好控制，就变成100多个郡。这样，每个郡的力量都不太大，不足以对中央构成挑战。

但是，当郡级政府的数量变成100多个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数量太多，皇帝不好记，也不好管。

所以汉武帝把全国分为13个部，也就是13个大区，每个大区设一个刺史，每个刺史管几个郡。不过这个刺史不是固定的地方官，而是流动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地方官，防止皇帝管不过来，地方官在下面营私舞弊。所以他们的级别不高，是13个小官。汉武帝不想让他们成为大区区长。为什么呢？全国13个大区，每一个力量太大了。

然而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整个中国北方陷入一片大乱，每个郡都太小，无法单独抵抗起义军，只有联合起来。怎么联合呢？就是把全国原来的13个大区变成13个战区，叫“州”。13个大区原来级别很低的刺史，变成大权独揽的长官州牧。我们知道，秦代设立的郡县制度，在郡一级原来就是三权分立的，军权、财权、人事权是分开的，但是州牧是集权的，因为这样才有利于集中地方权力镇压起义。这样，中国的行政体制就由郡县二级制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了。

然而，由二级变成三级，问题一下子就出来了。全国13个州，每个州的势力都很大，所以镇压完黄巾起义，这13州本身却成了分裂的力量。东汉在13州的结构之下，很快演变成了军阀割据，进入三国时代，东汉灭亡。所以我们读三国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各种州的名字。刘备是豫州牧和荆州牧，曹操是兖州牧和冀州牧，孙坚也做过豫州牧，孙权做过荆州牧。因此，三国的军阀大都是州的长官。

三国之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安全，就不停地把州越划越小，到了南北朝的后期，达到了200多个州，唐代则进一步达到了358个，全国是以358个州统辖1551个县。

对一个皇帝来说，一级政区300多个其实是太多了，连名字都记不过来。因此唐太宗只好把300多位州刺史的名字写在卧室屏风上，天天背诵。但是唐太宗宁肯自己如此不方便，也不愿意在州上面再加设一级，为什么呢？因为他牢牢记住了东汉后期的历史，生怕地方势力控制不住。

结果后来的皇帝没有唐太宗这样的好耐性，这358个州实在是让他们头痛，只好重复汉代的故事，在州上面新设一个级别叫“道”，40个道，但它们并不是固定的一级政府，作用只是分巡各州，也就是替中央监视各州。这种设置和汉代设置刺史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

然而后来的历史又一次复制了东汉三国。安史之乱起来后，300多个州导致地方力量太分散，根本没法组织有效抵抗，朝廷只好在地方上把道变成一级实际的政府，叫作“方镇”，任命了一大批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的节度使，来抵抗安史叛军，两年之间，全国共设置了40多个方镇。然而安史之乱被平定后，方镇就成了州之上的一级政区，也就是“藩镇”，又回到了三级政府。结果就像唐太宗担心的那样，这些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的藩镇，最终演变成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

这给了宋朝一个深刻的教训，宋朝统治者读史，认为唐代灭亡是因为给了藩镇太大的权力，发誓绝不能让地方官集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于一身。于是设了一个省一级的政区，叫“路”，但是不设集中的路级政府，而是实行多权分立，将路一级政府的财权、人权、物资权分开，设置了彼此牵制的“帅漕宪仓”，即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和提举常平司。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也不行，四权分立，极无效率，政出多门，终日扯皮，一旦有事则相互推诿，甚至造成政府职能瘫痪。所以，终宋一代，对外御敌的能力都很弱，“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宋史·文天祥传》）。这是宋代打不过辽也打不过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了皇位的安全，皇帝宁肯这样，也不给地方以集权。

到了元代，情况变了，元代认为宋代地方那样太没有效率，因此一开始就把全国分为十几个省，正式建立了省级政府，而且“行省平章”是集权的，大权独揽。

为什么元代皇帝魄力这么大，不怕地方上尾大不掉呢？

因为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汉人建立的王朝，皇帝总担心地方官员与地方社会合作，得到地方民众的支持，运用地方资源与中央对抗。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省一级政府划小，把省级长官权力限制住。[1]

但是，元朝派到各地当省长的都是蒙古人。这些省长以异族身份来统治汉族人，朝廷不担心他们会和汉族地方势力结合起来，对中央构成威胁。所以元代的省很大，省长权力也大。

这一点上清朝也是这样。清代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所以清代一开始就直接在全国建省，任命总督和巡抚，权力也很大。清代的总督基本上也都是满人和旗人，皇帝不担心他们和汉人团结起来对抗他。

但是夹在元和清之间的明朝就不敢这样处理了。明代是学习宋代，虽然有省一级政区，但是不设省一级主官，只设置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让他们分别掌握财政权、司法权、军权，相互牵制。结果这样一来，又和宋代一样，导致明代在防御外敌比如蒙古、女真以及镇压大规模农民起义时就很不得力。明代后期不得不设立总督和巡抚，又一次在地方上集权，来对付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但是已经晚了，镇压不力，导致亡国。

不过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制最终也导致民国时的军阀混战，为什么呢？因为清代后期，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满族统治者无法用自己的力量镇压起义，只能广泛起用汉人做总督和巡抚，天下督抚中汉人占了大部分，这样一来，督抚和地方势力就结合起来了，最后形成了分裂局面。

二

中国历史上汉人建立的王朝，秦、汉、隋、唐、宋、明，都有一个特点：一开始都是二级政府，而且坚决不愿设立面积较大或者权力统一的省级政府，但是后来因为省一级政府力量太小，地方动荡无法平定，只好下放权力，让省一级政区扩大，集权，以便有能力镇压起义，结果变成三级政府。然而地方每一次权力太大，总会导致分裂局面出现，新的王朝接受前代的教训，再一次强干弱枝。[2]因此汉人王朝的地方政府设计，就是在二级三级间不停地循环。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即元和清，不存在这种周期性循环。因为他们不担心省级长官和地方势力结合。[3]这是第一个规律。

第二个规律，也是这个大规律下面的第一个小规律，就是省一级政府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通常会将地方官的权力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四，比如秦汉郡一级的政权就是三权分立。好处是地方官相互牵制，无法对抗中央，然而坏处是地方政府力量很弱。所以东汉本来地方分权，黄巾起义爆发后，不得不让州牧集权。结果一集权，就造成割据势力，新王朝不得不再度分权。到了宋代，分权达到极致，四权分立，结果地方上没能力抵抗外族入侵，到了元代，再度集权。就这样，在分权、集权中不断循环。

第三个规律，是朝廷总不放心地方官，喜欢派出流动的巡视组来巡视地方，然而时间长了，这些巡视员权力越来越大，就演变成固定的地方官，然后朝廷再一次不放心，再派新的中央巡视组。所以，中国历史上地方省一级官员的名字听起来都不像常设官员，都有个动词，都像是在运动中，比如刺史、行省、巡抚。

汉代刺史的“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刺探的意思，检核问事的意思。所以这个官职本意是临时派出，相当于中央巡视组。结果到了汉末，刺史之权渐重，终于演变为州牧。

唐朝300多个州，管不过来，中央于是分设诸道，在道中设诸采访使，这也是一个动态的名字，目的是分巡各州，只是起监察性的作用，帮着中央看住地方官。但是后来又都变成了节度使，形成藩镇割据。

元代各行省长官叫“行中书省事”，本来是作为战时中央代表，临时行使中央特派之事，后来变成了固定的地方官。

明代后来不得不设置巡抚，来统合地方力量。一开始，这个巡抚也是如同汉代的刺史和唐代的诸道的采访使一样，是流动的，相当于巡视员，“巡抚”全称是“巡抚××地方都察院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就是代皇帝巡行地方的巡视组长的意思。然而到了明末，巡行渐渐变为常设，清代就直接把巡抚变成了一省的主官，明代设的布政使、按察使到了清代成了巡抚的副官。

所以中国历史政区的演变，后面体现的是皇帝对于地方官的猜疑和不信任，秦晖先生说，这也是“儒表法里”治理原则的一个体现。

三

我们看中国地图，会发现所有的省界都是弯曲的，非常不规则。为什么呢？因为划分省界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山川形便”。就是把天然的大山大河作为界线，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这样很方便，所以湖南和湖北就是以洞庭湖为界，河南与河北就是以黄河为界，山东和山西以太行山为界。

但是中国政治家划分省与省之间的界线，还有另一条原则，叫“犬牙相入”，又叫“犬牙交错”，像狗牙那样参差不齐。

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山川形便，对皇帝来说有不利的地方：以山川为界，经常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所谓“四塞之国”，周围都有天险，一旦宣布独立，凭险割据，就会变得很难控制。

所以皇帝就要打破大山大河的界线，把你的一块地方划给我，我的一块地方划给你。这样，你要是闹独立，你的险要地方在我这儿，我就很方便地越过天险去打你。

比如秦始皇征服岭南地区后，发现要控制这个地方很难，一个原因是很远，另一个原因是，五岭是天然的分界线，所以秦始皇就最先想出了“犬牙相入”的办法：让长沙郡一块叫桂阳县的地方越过岭南，让岭南的象郡的一部分越过岭北。有了这个地理优势，后来汉武帝才能够很容易地出兵平定南越国，让岭南地区重新统一到汉王朝中。

这个原则在元朝应用得最广泛。蒙古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发现地理因素太重要了，经常一个关口拿不下来，一座山越不过去，征伐之路就要费很多劲。所以元代就广泛运用犬牙相入的原则，让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比如陕西行省越过了秦岭，把原来四川的一块划入陕西。这主要是为了解决四川的独立问题。四川盆地北边有秦岭，东边有巫山，关起门来自成一统，易守难攻，是天然的独立区，所以中国历史上凡是天下一乱，四川都会出现一个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公孙述在四川称帝；三国时期，蜀国虽然又弱又小，但是能与魏、吴鼎足而三；东晋十六国时期，这里又建立了一个成汉；到了五代，又出现前蜀、后蜀两个政权。[4]

所以元代就一定要把秦岭以南的一大块区域划到陕西，这样，从北边出兵四川就方便了。果然，从元代之后，四川没再出现割据政权。元代行省面积和权力都很大，但没有出现过地方分裂。

[1]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2]参考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及《周振鹤谈政治地理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2月16日）。

[3]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4]周振鹤：《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重要因素》。

中原与草原的循环

一

在中国历史的循环中，还有一个大的规律，那就是大分裂和大统一相间。

中国历史的一个规律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中国共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

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的长达500多年的漫长分裂时期，到秦朝获得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一阶段，建立了秦汉帝国。第二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裂到隋朝获得了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二阶段，建立了隋唐帝国。第三次是五代十国宋金辽300多年的分裂到元统一，出现统一大帝国的第三个阶段，建立了元明清帝国。

这种大分裂到大统一背后的规律是，大统一后通过兼并战争建立的第一个王朝都是起自靠近草原的边缘地区，或者直接起自草原地区。第一次分裂由起自西部边缘受草原文化影响很深的秦统一，第二次分裂由隋统一，隋是直接建立在鲜卑人的北周基础之上的，隋的开创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因此隋的政治基因中也有浓重的草原因素。第三次分裂由元统一，元是直接起自草原的。[1]

由草原民族或者深受草原文化影响的军事力量来完成统一，主要是因为草原民族的战斗力强。草原的生活方式本身在不断地训练一代代的骑兵，《多桑蒙古史》说蒙古人是“生而为战士者”。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后汉书·西羌列传》中有描述：“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2]战死是最光荣的死法，死在床上是一件没面子的事。马背上的民族如同野兽一样能耐受饥寒，性格刚强勇猛。

农业文明则与此相反。在封闭的土地上，农民们提高自己生存概率的秘诀是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他们习惯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需的勇敢和果断。因此，在中国历史循环中还有一个循环，就是草原与中原、边缘与中央的循环，也就是游牧民族周期性入侵。

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地理位置上大致呈现顺时针的次序。

我们前面讲过，周人是起源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封建制建立了大一统的周朝。

然后，新的西北少数民族犬戎入侵，导致周人东迁，西周变成东周。接下来，游牧民族化的华夏政权，也就是起自西北的秦，统一天下。

到了秦汉晋帝国时代，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的，由西北变成了正北方的匈奴和突厥，为了维护统治，几代王朝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

晋代之后，威胁中原的力量就基本都是从东北部来的了：建立了北魏的鲜卑最初起自东北地区，鲜卑化了的汉人建立了隋唐帝国，再接下来，仍然是几个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唱主角：契丹人建立了辽，女真人建立了金，蒙古人[3]建立了元，满族人建立了清。

二

那么，为什么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会按照这个顺时针次序呢？第一个因素，是中原统治中心的移动。

周、汉、唐三代的统治中心都是长安，所以西边的少数民族总是被长安的繁华和富裕吸引，不断杀到长安。

后来，因为历代定都，关中平原地力和环境长期消耗，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长安的地下水经过几百年污染，“水皆咸卤”，没法吃了，已经不适合基本生活需要。因此中国的统治中心渐次移到了洛阳和开封。而洛阳和开封在地理上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这样，正北的乃至东北的少数民族就被刺激动员起来，加入对中原财富的抢掠之中。

来自西北和正北方的匈奴人和突厥人一般满足于掠夺和杀戮，并不想在内地建立自己的政权。但是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就不同了，他们对内地的征服越来越深入。一开始是鲜卑族统一了北方，建立了正式的王朝北魏，不过统治的时间不长。而同样起自东北的辽和金就进行了更长期、更稳定的统治。接下来，元更史无前例地征服了全中国，当然最成功的还是后起的、奠定了今天版图基础的清。因此，魏晋之后的中国历史，一半是被“东北人”主导的。

为什么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能成功地统治内地，而来自西北的只满足于劫掠或者当雇佣兵呢？

因为东北和西北的地理条件不同。西北草原地带降水稀少，只能长草，不能长庄稼。所以西北少数民族只懂得游牧一种生活方式。

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区，每年生产大量的粮食。也就是说，东北的降水量，足以支持农业生产。

因此，东北的游牧民族不只会游牧，还会种地。或者用学术语言说，他们兼游牧、渔猎、农耕三种生活方式于一身。这样的话，他们既懂得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也了解定居的农耕民族的生活特点。

拉铁摩尔最早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我相信（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指出过”，所谓的游牧人征服，主体并不是纯粹的游牧人，而是混合文化人群[4]。巴菲尔德则直接指出，正是因此，“满洲边缘地带”是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摇篮。《哈佛中国史》精练地总结，正是因此，“他们能熟练地将游牧者的军队与汉式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5]。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来自东北的鲜卑人创建了一种二元结构，就是把游牧民族的军事体制和汉族的农耕社会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历史上，来自我的老家，也就是今天辽宁朝阳一带的慕容鲜卑，曾经建立了一个朝代叫前燕，这个朝代建立了两种并行的行政体系，一种专门用来管汉人，一种专门用来管鲜卑人。这样的国家在经济上能成功，因为有汉人负责提供粮食和赋税，有稳定的农耕为基础，[6]经济上已经汉化了。这样的国家在军事上也能成功，因为他们军事上不汉化，保持了马上民族的军事能力，能“理解游牧民族的联盟如何构成以及他们的弱点在哪儿”。

纯汉人政权建立的朝代，统治区域通常都局限在胡焕庸线以南，或者说，通常只在农耕区内，无法对草原进行有效的控制。

葛剑雄先生曾阐明过原因：

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7]

但是，在二元结构下，可以同时对草原和中原进行有效控制。因此，前燕之后，同样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以及继承了北魏遗产的隋唐和后来同样起自东北的辽、金、元、清，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二元或者多元结构的朝代。

三

秦文化受草原文化影响很深，隋朝的政治基因中也有深重的草原因素。

其实不光是隋，初唐政治也受到鲜卑文化的深刻影响。统一了整个中国的隋唐，是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对此可能很多读者有不同意见，因为在我们传统观念里，隋唐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汉人政权。

但是只要深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历史上除了有少数民族“汉化”，也有很多汉族的少数民族化的事实。

我们知道，北魏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很快就分裂成了北齐和北周。北周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齐是汉族人建立的。按理说，北齐是一个汉人政权，应该与北周不同。但是如果你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北齐与北周相比，鲜卑化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北齐的统治者是“鲜卑化”了的汉人。

“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奠基人高欢是渤海籍的汉人，但是因为祖上很早以前就与鲜卑族杂居，已经完全鲜卑化了。高欢能讲一口流利的鲜卑语，崇拜鲜卑文化，看不起汉人，因此朝廷上下弥漫着“大鲜卑主义”的气氛，“共轻中华朝士”。高欢的儿子高洋经常“散发胡服”，甚至“数为胡服，微行市里”。高洋的太子喜欢读书，这让高洋很不高兴，说他太像汉人了，“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在他的影响下，北齐朝廷中呈现严重的反汉化倾向。有一个叫韩凤的大臣，也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非常仇视没有鲜卑化的汉人，动不动就宣扬“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向皇帝建议杀光汉人文官：“汉儿文官……宜加诛戮。”而皇帝竟如其言，对汉人文官“并斩之殿庭”。

所以我们通常只知道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却不知道北齐鲜卑化了的汉人主导的“反汉化”运动。正是在这些鲜卑化汉人的主导下，北齐恢复了很多被北魏孝文帝禁止的鲜卑旧俗，比如“鲜卑语复盛，……谓之国语”。比如皇位继承中的“兄终弟及”，北齐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三位就是同父同母的兄弟。

那么，北齐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反汉化呢？因为有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教训在先。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一开始也是二元结构的，但是孝文帝取消了二元结构，要求30岁以下的鲜卑人一律放弃母语，从头学习汉语，用中原制度统一整个帝国。结果不旋踵，北魏王朝丧失了战斗力，迅速灭亡。这一历史教训正是后来北齐和北周反汉化的根本原因。

四

隋朝的创立者杨坚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史载杨坚出自关中名门弘农杨氏，陈寅恪则认为杨坚家族是山东的普通百姓家族。不论如何，这个家族数代都为鲜卑人服务，和鲜卑族生活在一起，已经严重鲜卑化，改姓“普六茹”氏。杨坚娶鲜卑柱国独孤信之女为妻，因此隋炀帝杨广身上至少有一半鲜卑血统。

正是因为已经鲜卑化，所以杨坚从自己的外孙——北周的末代小皇帝周静帝手中夺取政权时，得到大多数鲜卑贵族的明确支持。隋朝建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将军，鲜卑贵族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8]这是理解隋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1]参见许平中《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2]草原的风景非常美丽，自然条件却非常严酷。草原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夏天烈日炎炎。一年四季雪灾和旱灾交替出现，对人口的淘汰远远残酷于农耕地带。因此，在这里活下来的人，都是大自然严格选检过的，其平均体能远非农耕区的居民可比。

[3]蒙古人早期被称为蒙兀室韦，主要的生存地域在今天的黑龙江流域和嫩江流域。

[4]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至于蒙古人，虽然最初也生活在东北，但后来是直接在北方草原上崛起的，拉铁摩尔解释说，成吉思汗原本“不是大草原的人，而是草原边缘的人”，不过从小“被放逐到草原上而已”。“当他返回草原边缘时，有许多混合文化的下属，可以引导他从事新的征服。”

[5]陆威仪：《哈佛中国史——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第76页。

[6]前燕奠基者慕容廆非常重视农耕，甚至向晋朝朝廷求取桑种和蚕种。

[7]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第88页。

[8]参见邱久荣《鲜卑贵族在隋代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唐太宗是胡人还是汉人

一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也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

关于李氏家族的血统，学者历来有所争论。有人说这一家族是少数民族，冒用了汉族血统。早在唐代李世民当上皇帝的时候，就有一个和尚当面对李世民说李唐隐瞒自己的出身，乱认祖宗。唐释彦琮在《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中记载，法琳大师对唐太宗说：“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1]即其事也。”您本来是北代胡人的后裔，为什么非要认陇西汉人为祖宗呢？宋代大理学家朱熹也很肯定地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历代三》）。李唐本来出自夷狄，所以不像汉族那样讲究礼仪，随便乱来。明代学者杨慎讲得比这更彻底：“唐一·一·乃夷狄，非中国人。”（《升庵集。李姓非一》）

不过陈寅恪先生考证认为，李唐虽然不是出自他们冒称的陇西李氏凉武昭王一系，但应该还是汉人，“本为赵郡李氏之“破落户”或“假冒牌”。

那么，我们就姑且认为李氏的父系远祖确实是汉人，但是由于李唐家庭先是跟着鲜卑人拓跋魏起家，接着又投靠了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北国，被赐姓“大野氏"，世代与少数民族通婚，所以李唐血统中融入了大量匈奴人、鲜卑人的血液。唐高祖李渊之前的混血情况没有详细记载[2]，但是主流的历史研究资料显示，李渊的生母、皇后[3]和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也就是说，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几代连续混血，使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3/16的汉人血统。所以如果纯粹按血液成分的多少来算，李唐一族也可以算成是少数民族。

不光皇帝如此，唐代很多著名的文臣武将都是鲜卑人。比如现在被我们贴在门上当“门神”的人物尉迟敬德，还有宇文士及、长孙无忌、元稹等22位宰相，还有刘禹锡等诗人，都是出自鲜卑族。[4]

二

只有了解了鲜卑传统，我们才能理解隋唐两朝的许多政治和社会现象。

比如唐高宗娶了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相当于儿子娶“母亲”，这对汉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对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这正是遵从“父死，妻其后母”的鲜卑风俗。就如朱熹所说“闺门失礼之事不可以为异”，即对唐代人来说，在家里没什么礼仪是正常的。

李唐皇室中，儿子管父亲叫“哥”，父亲对儿子也自称“哥哥”。比如《旧唐书·王据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唯有太平。’”这里的四哥，指的是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淳化阁帖》收有唐太宗写给他的儿子李治的信，在信里，唐太宗自称“哥哥敕”。李唐皇族为什么会有此家法呢？方壮猷、胡双宝、赵文工等学者认为，这个“哥”字源自鲜卑语的“阿干”一词，鲜卑人以此称尊长。

唐三彩多是胡人模样，唐朝人“以胖为美”，喜欢体态肥胖的壮实女人，这都是鲜卑人的标准，而不是“纤纤弱质”的汉人标准。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有唐代出现了女皇呢？这也是鲜卑传统的浮现。

草原民族没有汉族男尊女卑的传统，特别是鲜卑族“贵母贱父”“其俗从妇人计”，妇女在家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性格也比较强悍。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隋文帝是一个公认的性格强悍的君主，但也是一个著名的怕老婆的男人，每天在后宫活得胆战心惊，不敢沾别的女人。有一次他偶然临幸了一个宫女，结果独孤皇后马上把这个宫女杀了。隋文帝不敢向独孤皇后发作，感觉非常郁闷，一生气离家出走，一个人策马出宫，跑到二十多里深的山谷。大臣们劝他回宫，他叹息道：“我贵为天子，竟然不得自由！”每次隋文帝上朝，独孤氏都同辇而去，到殿门方止；待隋文帝退朝，又前往相接，一同返宫。鉴于她和隋文帝有着不相上下的政治影响力，宫中把她和隋文帝并称为“二圣”。读者可能通常会以为“二圣”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合称，殊不知是独孤皇后开的头。

我们再往前追溯，《魏书·皇后列传》记载：“（灵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后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开始大家管灵太后叫“殿下”，后来称“陛下”，灵太后下达的命令叫“诏书”，自称为“朕”。汉族王朝中虽然也有不少后妃主持朝政，却没有一位后妃公开称朕、称诏、称陛下，这是北魏灵太后开的头。

因此，武则天不过是继承了灵太后和独孤皇后的传统，并且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三

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周期性征服，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分裂后的大统一都是由游牧民族或者游牧民族化了的汉人政权完成的，而且体现在这几次统一都带来了重大的制度创新。

第一次是起源于北方、靠近草原的周人建立了大一统的周朝，周人建立了系统化的封建制，开创了天命观，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

第二次是在中国历史陷入漫长的春秋战国分裂后，吸收了草原文明特质的秦人又一次完成了统一。秦人建立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度，或者说皇帝制度，决定了此后2000年的政治游戏规则。

第三次是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漫长分裂后，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建立了大一统的隋唐，并且继承了鲜卑人的二元结构，在唐前期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包含二元结构的帝国。

唐初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府兵制”上。府兵制起源于鲜卑的部落兵制。府兵制下，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而汉人负责耕种，缴纳赋税来供养府兵。府兵制带有部落兵制的色彩，军人地位高，有特权，有荣誉感，晋升快，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依靠府兵制，唐代建立了“天可汗”体制，即唐朝皇帝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这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然而后来唐代放弃府兵制，开始募兵，当兵只为吃粮，军人地位日益下降，“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当兵如同当奴仆，大家认为当兵是抬不起头的事，结果军队丧失了荣誉感，战斗力迅速下降。唐帝国只好开始使用安史集团那样的少数民族雇佣兵，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除了开创了二元结构外，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制度是“均田制”，由国家均分土地，在中国历史上诸大统一王朝中独树一帜。这其实也是鲜卑人的制度，是北魏首创，隋唐继承。北魏为什么实行均田制呢？因为这是草原传统。草原民族的习惯是牧场公有。唐长孺和王仲荦在探讨北魏实施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时，把拓跋鲜卑游牧时代的经济制度、牧地所有权观念，看作北魏均田制得以实施的基础。

我们以前读史，可能更多地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汉化。其实，中原文化和制度受草原传统影响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阎步克先生多次强调北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北朝历史出口说”。“北朝异族政权的特殊政治结构，进而又为帝国体制的复兴提供了更大动力”，草原民族成了华夏传统复兴的主要承担者，“北朝军功贵族与异族皇权的结合，使北朝成为帝国复兴的历史出口，进而带动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陈寅恪先生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学者罗新认为，内亚史[5]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并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但是，内亚史又一直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因此中国史与内亚史的重叠交叉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只是存在着强弱轻重的差别而已。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中原王朝输入活力。这是观察和思考中国历史时不可忘记的背景。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冯承钧《唐代华化番胡考》：“唐高祖李渊，其来历颇为不明。《唐书·宗室世系表》列举李氏祖先人名，余以为多出臆造。渊祖李虎，兄名起豆，弟名乞豆，乞豆之母，乃名达磨。达磨者即梵文Dharma之对译，华言法也。起豆、乞豆，与印度似无关系，然与鲜卑人，必有渊源。此可疑者一也。”

[3]冯承钧：“渊后窦氏，实生世民。窦后，窦毅之女，窦威之同族，原姓纥豆陵之鲜卑也。”也有人认为窦毅是匈奴之后。

[4]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黄山书社，1992。

[5]“内亚”一词起初主要是流行于英语世界，即英语的Inner Asia，后来才逐渐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频繁使用的专用词，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