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风云骤起印度支那（1/1）

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前排左起：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合影

1949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黎明，越南海防，波涛起伏的海岸边，静悄悄地漂出了一只打鱼的小帆船。

在海空飘行了一夜的那一轮圆月，被东方喷薄而出的霞光照射得淡淡隐去了。

帆船在波涛中远去，蓝色的大海上竖起一桅白帆，小船认定航向驶往中国的北海。

那是一个翻天覆地、沧海化为桑田的历史转折年代。当此之时，俯观天下，20世纪后50年世界大分野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

四年前的1945年2月4日至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三个盟国的首脑——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有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来到苏联黑海边的雅尔塔，举行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的第二次会晤。他们来到风光秀丽的海滨，当然不是为了观光美景。三位首脑都把雅尔塔会议看成是安排战后世界秩序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在盟军彻底粉碎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后，由苏、美、英、法四个大国分区占领德国，并且决定必须让德国在战后进行战争赔款。

雅尔塔会议还决定，于1945年4月5日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由美、苏、英、中、法五国作为未来联合国组织的常任理事国，在战后联合国讨论解决一切问题时，常任理事国采取“一致原则”，即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

雅尔塔会议划分了此后半个世纪的国际大格局。

就此分野，水流各自东西。苏美英法盟军消灭了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后，果然将德国一分为四，各占一端。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在欧洲大陆消散净尽，虎视眈眈的“冷战”已经代之而起。20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是当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

从欧洲移目东望，战争风云漫卷整个亚洲东部。最壮观的战争景象发生在中国，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追歼国民党军残部。非洲大陆上，则滚动着挣脱殖民主义枷锁、争取国家独立的阵阵雷鸣。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才真正是百国林立的时代。

当此世界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之际，有谁注意到了，那只在北部湾海面漂荡的小帆船？

清凉的海风鼓起了船帆，除了水手，船上还坐着两个衣装朴素、不时眺望远方的人。其中的一个三十七八岁年纪，略显老成的样子，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班。他打扮成商人模样，奉命秘密前往中国，进入解放区，去找中共中央委员会，使因为各自的解放战争而多年未通音讯的越中两党中央重新建立联系。

这个使命非同一般，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特意选中了李班，亲笔写下一封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暗语密信，命李班面交。这项任务关系国家命运，为了万无一失，印支共中央另派一位精通华语的干部阮德瑞作为李班的副手，两人分路前行。阮德瑞走陆路，步行越过中越边界，从芒街进入广东的东兴，再寻道去中共解放区；李班走水路，争取到中国后与阮德瑞会合，一起与中共中央代表会谈。

对中国，李班太熟悉了，熟悉得几乎就像自己的祖国。

李班是越南南方人，15岁投身革命，18岁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此后两次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却认识了一位参加了中国革命后来到越南的华侨，这位华侨了解了李班的经历之后对他说：“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要解放全人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干革命。现在中国有红色政权，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去……”

带着中国革命者的介绍信，李班于1933年来到中国，次年春天进入江西瑞金苏区，由中共著名领导人陈潭秋、何叔衡负责，将他转为中共党员。

当年10月，李班随中央红军长征，行军不久就因患病掉队被俘。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很快获释后辗转来到他初到中国时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汕头，以李碧山的名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且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36年年底，中共南方临时工委委任李碧山为中共汕头市工委和韩江工委负责人，开辟和发展当地的工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担任中共广东梅县中心县委书记，曾任闽粤赣省委（后改为闽西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在梅县，他和中国姑娘温碧珍结为夫妻，这使他的家庭一半属于越南，另一半属于中国。

他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5年2月，李碧山组建并领导闽粤边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建立电台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韩江纵队很快开辟出纵横300里的游击根据地。

不过，李碧山毕竟是越南人，他无时不关心着自己祖国的命运。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消息传来，李碧山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回国工作的报告。

经周恩来批准，李碧山于1946年7月回到越南，恢复了李班的名字。两个月后，越南抗法战争爆发，李班从一场战争跨入了另一场战争。

纵使阅历既丰，磨难也多，此时的李班还是难以抑制心潮如浪翻卷。时间也如浪潮，越南抗法战争最艰苦的历时两年多的战略防御阶段终于过去了。更想不到，时隔三年，自己又要回到中国，和当年一起浴血奋战的首长、战友见面了。

三年前，李班告别中国战友回国之际，在广东梅县三乡虎坑，党委机关和电台的战友们为他举行了送别大会。李班在大家面前说：“经过我本人向中共中央申请，中央已经正式批准我回到祖国越南去工作，新姐也要和我一同去。不久我就要走了，要和亲爱的同志们告别了！”一语方出，他已经热泪长流，话语哽咽，在场的人们也都流下了眼泪。在分手前的最后一刻，李班动情地说：“我坚信，今天我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分别，将来我们还一定能在革命的旗帜下再见。”

虽然过去了三年，但当时的情景恍如昨日，而眼下这只小帆船，正载着他去实现临别赠言。

侯寒江，1949年12月摄于北京

同一只船上，26岁的小伙子侯寒江是中国人。此次他身负双重使命，一是作为在越百万华侨的代表，前往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护送和陪同印支共使者，和中共中央接头。

侯寒江原是抗日战争中广东韩江纵队的游击战士，李班的老部下。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支中共领导的队伍，遵从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撤向山东解放区。由于运送部队的船只所限，侯寒江遵照上级指示，于1946年撤到了越南，最初在河内中华中学教书，同时从事华侨工作。1946年11月，法军向河内进攻，侯寒江随印支共中央的队伍撤到越北地区，继续从事华侨工作，李班就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几年下来，侯寒江的越语已经讲得相当不错了。不久前的一天，李班找到他，要他一起回国，去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联系。

回祖国和中共中央建立联系，侯寒江是第二次领受如此重要的任务。

那是在一年前的1948年7月，也是李班找到侯寒江，要他从越北去香港，找中共南方局领导人，介绍越南华侨工作情况，并请南方局派人来越南加强华侨事务工作。

侯寒江坐船到中国的北海，再从北海换乘小船到香港。按照李班的指示，侯寒江找到中共主办的报纸《华商报》社，由一位女士带领，他见到了香港工委负责人方方、连贯和乔冠华，侯寒江向他们详细汇报了越南华侨的情况，并转达了李班的意见。

1949年底，中国、越南和老挝地理位置示意图

这时，中国国内战争的局势已发生重大的转折，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转入反攻，南方局负责人们为此极为振奋。时当盛年的乔冠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面对来自越南的侯寒江畅谈印度支那问题。乔冠华谈到，印度支那是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争夺的战略地区，其重要性将日益突出。乔冠华强调说，在印度支那，老挝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区域，要经略印度支那，就要重视老挝，因为老挝是印度支那的战略后方和迂回之地。

中共南方局同意了李班的请求，派出许实、吴健、刘莲、杨行、荷子五人分别从不同的路径进入越南，从事华侨工作。

侯寒江圆满完成了李班交给的任务，同南方局派出的杨行一起来到越南南方的西贡，再辗转回到越北解放区。

有了上次的经历，李班自然想到了侯寒江，要他与自己同行。

此刻，侯寒江坐在船边眺望大海兴奋不已，因为在大海那边等待他归来的，是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新中国了。

李班、侯寒江此行所循正是上次侯寒江走过的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兵锋已达两广地区，正在进行解放华南的最后战役，国民党军正从海峡纷纷撤往台湾。现在李班、侯寒江的船迎面而去，很难说一路上会遇到些什么，所以他们还须十分隐蔽，时常绕道而行。从另一层意义上说，李班是老首长，侯寒江必须全力保证这位印支共中央代表的安全。

还有一个因素也使李班和侯寒江充满警惕。这次出来，因经费所需，越币又不通行，他们随身携带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金条，一旦在海上或靠岸时出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帆船静静地漂，终于，船上的人看到了中国长长的海岸线，那是当时还属广东省的北海海岸。

李班、侯寒江在北海登岸后换乘了一条客船。北海是个渔港，侯寒江在鱼市上见到刚刚上市的鲜活大红鱼，灵机一动，买下几尾，把随身携带的金条都塞进了鱼肚子。他们把这几条大红鱼带到了香港，安全上岸。

这时，香港工委负责人方方、夏衍、乔冠华，以及连贯等人已先后去了北京，香港工委干部吴荻舟接待了手拎红鱼前来的李班和侯寒江。李班向吴荻舟介绍情况后，希望他尽快向中共中央通报。吴荻舟很快通知李班，中共中央请李班、阮德瑞二同志到北京面谈。

经中共香港工委周密安排，李班和侯寒江乘海轮到了青岛，再转道前往北京。这一路，他们走了将近两个月，来到北京已是寒冬季节，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早就开过了。

阮德瑞也在几天以后到了北京。

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维汉、徐冰、连贯会见了李班和阮德瑞，听取他们介绍越南情况。

1945年越南独立建国后，胡志明在河内主席府

越南民主共和国从1945年9月2日诞生之日起就面临严峻的局势。

按照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和外长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彻底粉碎日本法西斯军队之后，对于占领越南的日军，以北纬16度线为界，其北由中国国民党军受降，该线以南地区由英国军队受降。9月，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不久，受到美、英两国支持的法国军队在西贡登陆，越南抗法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爆发之初，法国殖民军总兵力约8万余人，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武装约4万人。战至1946年1月英军从西贡撤走时，法军占领了越南南方大部分地区。

1946年3月，进驻北越的国民党军开始撤出，法军随即在海防、河内两地集结兵力，于12月19日发起进攻。法军同时以5个团的兵力对越南中部的岘港、东海蜂腰地带实施登陆作战，完成了对南北越的军事分割。

1947年初春，侵越法军总兵力超过了10万，攻占了越南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和集镇。当年9月，法军又集中了12个团，在空降兵和海军江河舰队的配合下，使用机械化装备作纵深穿插迂回，多次对越盟武装进行长达上百公里的合围。法军占领了越中边界地带，大致形成了对越盟武装的包围，不断寻找机会歼灭越军的有生力量。

印支共中央和越南政府转移到越北山区，各根据地被法军分割，不断遭受扫荡。

高耸延绵的大山为越盟部队的生存提供了掩护，越军也在顽强地打击和消耗法军。

斗转星移，此时的法国今非昔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削弱，虽然扩张野心一如既往，但国力已经难以应付遥远的越南战场的局面。从1948年起，法军无力贯彻原定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改而采取巩固占领区，蚕食越军根据地，多用小规模进攻逐步扩大战果的战法。随之，越法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略相持是艰难的，越军的粮食、武器和药品供应始终面临极大的困难。在根据地被分割的情况下，越盟部队分散为一个个连、营单位各自为战，开辟着一个又一个农村游击根据地。

就在越军艰苦抗战之际，中国革命发生了巨大的战略转折，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的消息传到了越南，这场即将胜利的战争将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山水相连的越南无疑是最先感受到的。

1949年1月，印支共中央举行会议，确认解放军即将打到中越边界。会议要求越南部队努力做好准备，迎接“大好时机的到来”，“绝对不要错过战略机会”。会议讨论了美国可能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做出决议说：“无论美国用什么方式进行干涉，我们都不怕，如果美国在中国被打败，那么，它也必将分摊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惨重而又可耻的失败。”

会议决定，越军将在各个战场连续发动突袭性质的小规模战斗。

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所产生的影响，法国殖民当局也感受到了。1949年初，法军总参谋长雷沃斯视察印度支那战场，判定越北是印度支那的主战场，要求加强对越中边境的封锁。根据他的命令，法军向越军根据地连续发动了8次蚕食进攻。雷沃斯要抢在人民解放军抵达中越边境之前，稳住法军阵脚。

越军根据地再度缩小，越法两军在战场上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不过，由于法军用有限的兵力将占领区域扩大到最大范围，其机动兵力反而较前分散了。

正是在这样两军相持，法军仍占优势、越方仍处于劣势的困难情况下，印支共中央派李班和阮德瑞出使中国，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的要求。此中原委在由李班面交胡志明致周恩来、邓颖超的密信中表达得非常巧妙——尽管用的是隐语，胡志明的期望还是跃然纸上，一望而知：

恩哥、颖姐：

弟与哥、姐相别十年，时时思念，且有许多新事要告诉你们。弟谨代表敝店祝贺贵公司的伟大发展。

敝店年来生意颇好，意欲争取时机，打胜对方，谨派亲信伙计两人，赶紧求你们帮助。

丁

十月

李班、阮德瑞把重要的信息带到了北京，现在，该由中共中央做出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