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风云际会中越近代史（1/1）

晚清时候，中国和法国勘定中越边界，从1885年开始，1897年结束，历时12年。

由于10世纪以来中越两国长期存在宗藩关系，在中法战争之前，中国和越南之间没有一条经过正式勘定的边界线，但是两国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管辖范围。中法两国勘定中越边界，以辨认中法战争之前的中越旧界为基础，按桂（广西）越和粤（广东）越、滇（云南）越两个方向进行。

1885年8月29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报告，已经接到法国政府照会，法方勘界官员浦理燮等六人已确定，不久抵达河内，因此中国也要派出勘界官员。

清廷当日决定，任命内阁学士周德润为钦差勘界全权大臣，赶赴云南，会同云桂总督岑毓英等主持滇越勘界；派鸿胪寺卿邓承修前往广西，会同两广总督张之洞、广西按察使李秉衡等主持桂越和粤越勘界事宜。

在此之前，清政府派出测绘人员前往中越交界地区绘制了地图。光绪皇帝于1885年8月31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明确指示诸位军机大臣和云桂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之洞：“越南北圻与两广、云南三省毗连，其间山林川泽，华离交错，未易分明。此次既与法国勘定中越边界，中外之限即自此而分，凡我旧疆固应剖析详明，即约内所云或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亦不得略涉迁就。”

乘着中国军队在越北战场连连获捷的余勇，此时光绪的态度还算比较坚决。三个多月后的11月8日（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光绪再次谕示各勘界大臣：

此事关系重大，必应慎之于始。各处所绘地图详略不一，法使所携，难保不互有异同；目前分界，自应以（大清）《会典》及《通志》所载图说为主，仍须履勘地势，详加斟酌。

九天后，光绪又谕示：“总之，分界一事，有关大局，周德润等务当详度地势，设法辩难，多争一分即多一分之利益，切勿轻率从事。”

此时的光绪皇帝还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希望：若于两界之间，留出隙地若干里作为瓯脱，以免争端，最为 相宜。

但是法国谈判者的态度十分强硬，与中国代表争执不休。此时，随着朝鲜问题日益尖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阴云正悄悄升腾起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先自手软了，想把中法勘界这桩事当成包袱甩掉。这时，又有一个英国人冒了出来，他就是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的赫德——作为一个外国人，他长期把持了中国海关的最高职务。他于1886年1月13日（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初九）致函中国总理衙门，施加压力：

现在中国若毫无衅端牵及于法国，则法国当不日自退而罢其兵。若中国稍有牵及，恐法将舍彼而寻衅于中国。若不牵及之要，则唯在中国守约。而守约之要，则为两端：一则分界事务须照新约明文办理；一则边界通商章程须照新约明文商议。若中国于此少有违易，则法国必执为柄，而 寻衅有词。

清政府很快采取了妥协政策。从1886年初起，军机处一再传达谕令，指示谈判大臣：“凡越界中无益于我者，与虽有前代证据而今已久沦越地者，均不必强守。总期速勘速了，免至别生枝节。”

1886年12月3日（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光绪皇帝又明令军机大臣：“我兵驻扎，只须认定现在中国界内之地坚守勿移。其余边荒瘠苦之区，无论一时无从论及，即使划归于我，设官置戍，费饷劳人，水土失宜，瘴疠时作，将来种种窒碍，不可枚举。总之，自强之道，全不在此，切勿徒鹜虚名，不求实际。”

这就使在此之前竭力争取谈判主动的中国代表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

1886年8月1日，中法双方在保胜（老街）议定《勘界办法节略》，明确勘界时应当遵守的原则和方法。双方会商时，中越边境地区的抗法力量十分活跃，使法国代表对前往边界线踏勘一事恐惧不安，乃提出“就图定界”的要求，即双方不事先踏勘整个边境线，而是出示各自准备好的地图，凡双方图线一致的，就互相确认；彼此不符的，待该段边境线“平静”后“再行补勘”。这种草率不恭的做法被中方拒绝了。

双方约定，先勘定由保胜到龙膊河一段边界。1886年8月12日，中法勘界人员分别从保胜出发，向红河上游航行。8月20日，法国船队在者兰受到当地抗法力量袭击，法国官兵被打死13人，其余勘界人员逃回保胜。于是他们再也不敢循边勘界，转而坚持“就图定界”。这本来是争取谈判有利地位的一个机会，可是清政府居然同意了。

1886年10月19日，中法双方在保胜签订《滇越边界勘界节略》，这是中越边界云南段划界的基本文件。

这个“节略”签订以后，法国资本急于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以期迅速夺取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法国驻华公使恭思当一再要求清政府签订对法国更加开放的商务协定。恭思当还再三说：“商务苟可通融，界务亦可稍让。”这个暗示对清政府吸引力很大，两国代表于是就议而未决的界务问题再行谈判，于1887年6月26日签订了《续议界务专条》和《续议商务专条》两个文件。

在贸易方面，清政府大大让步，同意在云南蒙自、蛮耗（后改河口）两处开放商埠，凡进口税减免十分之三，出口税减免十分之四，还准许法国在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分别设立领事馆。同样，法国则表示愿意同中国会商以前没有解决的滇越边界“第二段”和“第五段”问题。双方议定，这次根据谈判而定的二、五两段边界线，在地图上用红线标出来，这就是滇越边界谈判中“红线”的来历。法国同意中国收回大赌咒河流域的原有领土。经过一番周折，“第二段”边界划定。但在“第五段”，法国迫使中国将猛梭等地划给越南。清政府竟以“荒远瘴疠，弃之不足惜”为由，原则上同意了法国的要求。只是因为双方“就图定界”，在事先没有作实地踏勘的情况下闹出了许多村寨、河流名称上的混乱，“第五段”的界线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

《续议界务专条》签订后，双方开始按图逐段履勘。从1887年一直持续到1895年，双方勘界官员几经更迭，但谈判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五段”上，双方争执激烈。直至1895年，法国代表仍坚持按照法方提出的界线会勘。中国代表无法接受，最后形成变通办法，在地图上对中国代表可以接受的界线标以红线，将法国代表要求的界线志以蓝线，将这份红、蓝两线图上报双方政府定夺。

19世纪的中国，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沉沦的中国，也是任列强宰割的中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以及澎湖列岛。日本帝国朝着遍体鳞伤的中国狠狠砍了一刀。

伊藤博文没有想到，六天之后的4月23日，俄国、德国和法国的驻日公使联合照会日本政府，“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为了作这番“劝告”，俄国还在远东迅速集结兵力，命令游弋于远东海面上的军舰作好战斗准备。此时，打完了甲午战争的日军已精疲力竭，5月5日，日本宣布接受三国“劝告”放弃辽东半岛，条件是中国增加战争赔款3000万两白银。

就在此时，中法两国关于中越边界谈判的地图送进了北京紫禁城。令清政府吃惊的是，边界谈判中又冒出了“滇越边界第六段”。原来，法国于1893年侵占了老挝，将老挝并入印度支那联邦，因此要求一揽子解决中老边界问题。法国提出，既然该国参与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理当索酬，所以要求清政府把原属云南的猛乌、乌得（将近8万平方公里，均在今老挝丰沙里北部）割让给法属老挝。

孱弱不堪的清朝政府在外交上无所作为。1895年6月20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表和法国公使在北京签署《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对“第五段”，除一小段界线未动外，确认了法国标出的蓝线。不仅如此，“附章”还一揽子解决“第六段”问题，划定了中国和老挝的边界。

接下来，中法双方开始在中越、中老边界上竖立界碑。至1897年6月13日，历时12年的勘定中越、中老边界及立碑工作宣告完毕。

在不算短的12年当中，中法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勘界文件。回顾这段历史，自然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末叶，中国遭受了一连串外交失败。

自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人民反抗殖民统治、谋求国家独立的斗争之火，也就光焰夺目地燃烧起来。随着20世纪初越南民族工商业的萌芽与发展，士大夫阶层中一批开明知识分子愈加意识到救国图存的急迫责任感，他们抬起头来，向海外寻求救国方略。

这时，中国的改良主义之风吹到了越南。中国的政治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很快为越南知识分子所熟悉。和康梁著作一起传到越南的还有中国学者们翻译的大批西方著作。康梁之作和那些用半文半白的汉文写成的译作，使越南青年知识分子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世界，从而认识到除了孔孟之外，世界上还有如此众多的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西方列强没有儒学渊源，却何以如此先进和强大？这是当时越南知识阶层的先进者为之深思的。他们开始意识到，要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必须开通民智，培养新型人才，引进科学，实行社会改革。

日本的榜样同样激发了越南志士的爱国热情。19世纪中叶之前，日本的情形与中国何其相似，但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克服了殖民地危机，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

日本的改革成功了，中国也要改革，越南怎么办？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20世纪初燃起星星之火，使越南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潘佩珠（1867—1940）成为越南救国运动的领袖。

潘佩珠于1905年取道中国赴日本，找到了梁启超，以所著《越南亡国史》一篇请梁。梁启超读后十分嘉许，援笔为之作《前录》，还出资将该文印行了几千份。梁启超在《前录》结尾处写道：“世界进化之运日新月异，其或不许此处披毛戴角之伪文明种种横行噬人于光天化日下。吾观越南人心而信之，吾观越南人才而信之。”

在梁启超启发下，潘佩珠放弃了在越南维持君主制的主张，改而主张君主立宪。不久，潘佩珠又在横滨两次拜访孙中山，认真笔谈。孙中山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潘佩珠受到很大震动。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大批越南革命者又在潘佩珠等人领导下聚集广州，以抗法将领刘永福的家为主要活动基地。次年12月，潘佩珠从广州到南京，受到孙中山热情接待，受邀旁听第一次国会参议院会议，并与黄兴讨论中国援越问题。黄兴表示：“我国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然此时谋及尚属太早，今所能为诸君计者，送派留学生入我国学堂，或入我国军营储备人才，以俟机会。”

潘佩珠接受黄兴建议，动员、组织了一批越南青年进入中国各类军事学校学习，成为越南救国斗争的首批军事干部。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回国参加救国斗争，也有的留在中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潘佩珠曾就此写道：“若我党者，入北京士官学校，入广西陆军学堂，入广东军官学校，教之，养之，保全之，毫无所吝，华人对我，其感情不已（亦）厚厚乎。”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中国出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潘佩珠决心按照中国国民党的样子，将越南光复会改名为越南国民党。他对孙中山抱有深厚的情感，及至孙中山逝世时，潘佩珠书写挽联哀悼：“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卓有精神贻后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

1924年底，越南革命的领袖胡志明从苏联来到广州，曾与潘佩珠会面。次年5月，来到上海的潘佩珠准备前往广东，被法国侦探得知，勾结地方当局将潘逮捕，引渡回越南，并判以死刑。消息传开，越南各地出现大规模罢市、罢工和抗议活动，迫使法国殖民当局宣布潘佩珠无罪。但是潘佩珠被长期软禁，失去了自由。

越南革命的领导任务从此落在胡志明肩头。胡志明作为第三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来到广州，主要任务是推动越南革命，进行建党准备。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热情支持越南的救国斗争。一批批越南青年来到广州，有的进了黄埔军校，有的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有司尚梅、武伯边、韦正南和武元博（即洪水）等60余人。至1927年，胡志明等人以“黄埔军校学生队”名义在广州办过三期“特别政治训练班”，培训来华的越南青年，参加者有阮良朋、范文同、黄文欢等数十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湃曾为他们讲课。

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胡志明到暹罗（泰国）筹备建党。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在香港主持会议，实现印度支那共产党和安南共产党两党合并，定名为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该党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

越南党成立后很快受到法国殖民当局镇压。因环境困难，一部分领导人进入中国境内积聚力量。除胡志明外，曾进入广西龙州的就有黄文树、长征、黄国越、黄文欢、黎广渡、朱文晋、陈山洪、高洪岭、黎铁鸿、阮文明等，中国边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他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的力量大大削弱。1940年9月22日，日军从广西进入越南，同时以6000人的兵力在海防附近登陆，当地法军仅仅抵抗几个小时就溃败了。在越法军将领与日军达成妥协，日军可以在越南驻军，法国殖民统治继续维持，但要向日军提供连年增长的财政供给。由此形成了日、法两方宰割越南的局面。

1944年夏，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欧洲战局巨变，戴高乐领导的抵抗力量打回法国本土。1944年7月6日，戴高乐的特派员乘飞机在谅山跳伞，到河内将戴高乐的命令交给法军司令莫登，命令在越法军准备向日军进攻。

1945年3月9日夜晚，日军先发制人，向在越法军发起进攻，法军不堪一击。大部分战败被俘，一部分退入中国境内。日军进占越南，扶持保大皇帝傀儡政府上台。驻守柬埔寨、老挝的法军也被日军击溃，日军独占了印度支那。

对此，戴高乐为首的法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于3月24日发表特别宣言，宣称要恢复印度支那联邦，并把它作为法兰西联邦的一部分。

此时，苏联军队正以数百万强大兵力合围柏林。盟军消灭德国军队后，必将掉过头来一举打垮日本。日军发动“三九政变”当天，印支共中央于3月12日发出紧急指示，号召越南人民打倒日本侵略者，并准备发动总起义。越南解放军于1945年5月15日在太原省成立，编成13个连，约1000多人，开辟了越北根据地。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8月16日，在越北宣化省新潮召开的越南国民大会，产生了以胡志明、陈辉燎，范文同、阮良朋、杨德贤五人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胡志明指示全党：“现在有利时机已到，不管要作出多大的牺牲，甚至是烧掉长山，也要夺取独立。”

8月19日，越盟的力量进入河内，满城金星红旗。万余名日军用坦克将自己护卫起来，坐视越盟推翻了保大政权。8月24日夜至25日清晨，越盟领导的100多万市民走上西贡街头游行，高呼口号“全部政权归越盟”。

这就是越南“八月革命”。短短十几天内，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国土。

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50万人集会上。胡志明宣读《独立宣言》：“越南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越南党抢到宝贵时机，赶在法军之前，赶在盟军大部队进入越南之前，迅速夺取政权，使越南独立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稍早的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附近波茨坦，美英两国首脑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对越南局势达成一项协议，以穿越越南中部的北纬16度线为界，16度线以南，属英国蒙巴顿将军指挥的“东南亚战区”，由英军消灭日军并受降；16度线以北，属于中国战区，由中国军队进驻并接受日军投降。

8月17日，盟军司令部发布第一号命令：“台湾及北纬16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1945年9月15日，由卢汉为司令的中国陆军第一方面军（原由龙云、卢汉指挥的滇军）18万余人开进越北，迅速在16度线以北的越北各地驻军。9月初，蒙巴顿指挥的1万多名英军进入越南南方。微妙的是，9月12日，一支数千人的法国军队也登陆并闯进了西贡。此时，在越南还有完全听令于盟军、保留装备的6万日军。胡志明领导的新政权刚刚诞生就突然面临中、英、法、日四大国军队同时存在于越南国土的沉重压力。

胡志明迅速扩大越南解放军，并改名为卫国团。越南党的南方局在西贡掌握了共和卫兵第一师，兵员1万人，此后又编成三个师。

至9月下旬，在越法军已达6000人，其中包括从日军集中营获释的法国俘虏。法军计划在四周内占领16度线以南地区，再进占北部，尽复“印支殖民地”旧观。9月23日，法军进占西贡。

越南党决心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打击法军；在北方则“以和求进”，坚持忍让，避免与卢汉部队发生矛盾，力求稳固政权。

南方武装在黎笋、孙德胜、黄国越率领下与法军战斗了五个月。到1946年2月，法军兵员已达3.5万人，大体上占领整个南方。由于法军被迟滞，等他们打到北纬16度线上，已经没有力量迅速地向北迈步了，更何况还有18万中国军队挡在了面前。南方为北方争得了时间。

1945年底，法方转而求助于谈判桌。法国代表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会谈，希望中国军队撤出越南，向法军交防。此事正中蒋介石下怀。种种事实说明，1943年后的两年中，蒋介石对越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943年2月25日，中国外长宋子文曾宣布，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战后夺取朝鲜、越南、缅甸和其他地区。对此，法国的戴高乐提出抗议。

美国反对戴高乐的意图。罗斯福总统表示，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法则，越南要属于法国呢？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罗斯福会晤蒋介石时表示，战后不能把印度支那归还法国，而应置于国际托管之下。中美双方就此达成口头协议。

会后，罗斯福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参加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11月28日，罗斯福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表示，战后不能在印度支那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对此，美苏双方意见一致。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委派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关系出现矛盾。为了向美国施加压力，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秘密会见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政府代表贝志高，蒋在谈到越南问题时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政权，我们是乐意的。”这使法国代表欣喜若狂。事后看来，蒋介石的用意是为了在与美方矛盾中增加筹码而落下的一步棋子。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即派卢汉率滇军入越暗含两大目的，一是使“云南王”龙云留在昆明唱“空城计”。1945年9月30日，滇军入越已有半个月，蒋介石突令在昆明的杜聿明部队包围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龙云被迫离滇入川，即被软禁。蒋介石的第二个目的，是让滇军入越后控制海防港，使他们可以随时经海路调运到东北，投入内战。

胡志明对滇军的态度是坚决忍让，尽可能地利用中、法军队的历史矛盾和现实冲突。印支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1日宣布：“考虑到国际国内特定的历史情况，对越南来讲，现在正是重新夺回统一独立的绝好时机。”为了形成统一战线，公告宣布印度支那共产党自动解散，党员转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实际上党依然存在。

胡志明果断地于1946年1月6日在全国举行大选，并且让步，请反对派——以阮海臣为首的越南革命同盟和以武鸿卿为首的越南国民党，还有逊皇保大（阮福永瑞）——参加联合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在此基础上，法越双方开始了秘密接触和会谈。

结果中法谈判先一步达成协议。1946年2月28日，中法两国代表在重庆签署《关于法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法关于中越关系之协定》，以及《关于中国驻越北军队由法国军队接防之换文》等条约，统称“中法协定”，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法国政府放弃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成员入侵中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法国放弃在上海和厦门的公共租界中的权利，并将上海、天津、汉口及广州的法租界交还中国。

“中法协定”规定：中国公民应享有历来在越南享有之各种权利，对华侨所征税不得重于越南人所征税。协定还明确，废除1903年10月29日订立的中法关于滇越铁路的协定。滇越铁路在华部分的所有权及材料、设备，移交给中国政府，以赔偿日本南侵期间中国通过越南运送物资，因法国方面扣压、阻挠所蒙受的重大损失。

法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在对华关系上效法美、英两国，另一方面也出于他们的迫切诉求：法方事先提出，这些协定的签署必须以中国同意从越南撤军为前提。2月28日签订的双方军队接防换文明确：在越南的中国军队于3月1日至15日开始交防，至31日完毕。实际上，法军急不可耐，恨不得一步跨进河内，以便在法越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所以一再催促中国撤军。

3月4日晚上8时，中法军队代表在河内会商交接事宜。法方要求，法军于3月6日在海防登陆。中方驻军将领说，尚未接到明确命令，法军不能登陆。双方争执到次日凌晨3时，不欢而散。

散会时，两位法国军官私下悄语：“糟了，来不及了！”中方代表陈修和懂法语，听后立即警觉到，法国海军已师行在途，不能停止，可能强行登陆。陈修和回到住处，即告诉第60军军长曾泽生：“中法军事冲突无法避免。”他力主中国军队如受攻击，应反击强行登陆的法军，并说：“一切责任司令部和你我大家负担，不要顾虑。”曾泽生赞同陈修和的意见，立刻启程前往海防布防。

3月5日上午10点30分，法国驻海防联络官罗珍来见中国驻军130师师长王理寰，称：“法国军队6日早8时在海防登陆，中国军队应当让防。”王理寰回答：“本师未奉到此项命令。”法军联络官下午又来，再次声称法国舰队正向海防驶来，已到近海，登陆在即。王师长答：“请你火速制止法舰前进，否则发生误会，当由法国负全部责任。”法军联络官听后神色大变，说：“可以通知舰队停止前进，但恐怕无效。”

不多久，联络官又来，说：“电台和军舰联络不上，无法制止，请王师长原谅。”

王理寰质问道：“电报不通，你怎么知道法军已到近海呢？”他立即传令部队警备。

3月6日清晨，九艘法舰向海防海关码头驶来，中国守军摇旗呼停无效。法舰突然开炮，中国守军即以火箭筒向法舰轰击，六发六中。炮击中当场击沉法舰一艘，击伤两艘，其余法舰挂起白旗溃退。当日下午，法方态度软化，派出代表向中国守军道歉。

海防冲突的结果，使法军在越北登陆、要挟越方的企图破灭，而中国滇军部队则在不久之后全部撤出越南，开赴东北内战前线。这一来，原先在越南的四大国军队中少了日本和中国两家，形势十分有利于越方。

3月6日下午4点30分，“法越初步协定”在河内签字。

根据“初步协定”，法国承认越南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可组成政府、国会、军队，是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成员；越南则同意1.5万名法军进入越北。双方议定不久再举行谈判，讨论越南对外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印度支那未来地位和法国在越南的利益等。

5月13日，胡志明、范文同前往法国会谈。会谈呈“马拉松”态延续了几个月。9月14日，越法两国签署“临时协定”，又称“白露枫丹协定”。协定带有很大的“延缓”性质，同意法国在越南享有优先地位，并规定双方在1947年1月重新谈判。

在“临时协定”谈判期间，越法双方加紧了战争准备。10月19日，印支共中央总书记长征主持军事会议，认为：“或迟或早，法国将要打我们，而我们也一定要打法军。”至年底，越军总兵力已达8万人。胡志明估计，战争大规模爆发之际，法军总兵力不会超过10万人。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1946年12月19日夜晚，越北法军发起进攻。越盟顽强抵抗，战斗形成拉锯。直到次年2月15日，得到了增援的法军才占领整个河内。持续近两个月的河内保卫战迟滞了进入越北的法军，越共中央机关和一部分武装从容地向北部山区转移。

在那里，有一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即广东南路第1团的千余名官兵。他们是按照中越两党协议，为免遭国民党军围歼而在1946年3月，由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带领进入越南高平整训的。他们入越后，即应越南党的要求，并经中共香港工委批准，由黄、唐亲率一批军官出任越军顾问和教员。至1947年7月，该团共接收了830多名越军干部前来培训、实习。

1947年初，越北法军总兵力达到了10万人，开始向北进攻，很快攻占越北绝大多数城市。但是，由于战线拉长，机动兵力不足，加上雨季到来，进入5月，法军的攻势停顿下来了。

不仅如此，法军面前还出现了新对手。

1947年6月，中共香港分局任命参加过长征的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庄田为“粤桂边纵队”司令，以进入越南的第1团为主力发展武装力量。庄田到越南后会见了胡志明，即受邀担任越军高级顾问。他从第1团抽调骨干整训越军部队。

1947年10月7日，法军分南北两路夹击位于越北太原、宣光省交界处的越方根据地，法军伞兵实施了突如其来的伞降。伞兵降落在距离胡志明住所仅仅几里路的地方，包围了正在主持会议的越共中央书记长征。伞兵手持冲锋枪冲进胡志明住所，发现胡志明的信件还摆在办公桌上。

胡志明、长征都从法军包围圈的空隙中冲了出来。越法两军在丛林中激战。法军坦克时常陷入泥潭，兵力难以在狭窄的林间小道两侧展开，越军常常突然闪现在他们身边猛烈开火。这场丛林激战持续十天以后，法军攻势受到抑制。越军战士付出了重大牺牲，法军士兵也在山林中成排地倒下，最后撤围而去。

1948年春，法军再次进攻越北的太原中心根据地。在越共中央和军委联席会议上，庄田发言指出，根据兵力密度计算，法军此次动用1万多人，不能形成严重威胁，越军能够以运动战方式打败敌人。他建议在谅山到七溪、东溪一线伏击法军。

与会越军将领同意庄田的建议，并请庄田参与指挥。

战斗在太原根据地外围展开。庄田协助武元甲在中越边境地区设伏，重创法军一个营。第1团政委唐才猷、作战股长林杰亦参与指挥，又歼敌一个连，法军此次围攻即告失败。

战争的规模和艰巨性显然是江河日下的法国远征军难以承受的。1947年12月，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博拉尔特和已经逊位的保大皇帝阮福永瑞开始商谈越南“独立”。谈判延续到1949年3月8日，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和保大换文，双方明确：

一、越南南、中、北三圻是越南的组成部分。

二、越南是法兰西联邦的一个独立国家。

三、越南可以向印度、梵蒂冈和暹罗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各国驻越南使节必须同时向越南政府和法兰西联邦总统递交国书。法国支持越南加入联合国。

四、越南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法兰西联邦军队可以在越南某些基地驻扎。

五、越南在文化领域内享有完全的自由。

六、越南保证留在法兰西联邦内。

这个协定的实质性内容是，保大政府出面组织越南军队协助法国占领军稳固统治。

随着法国政策的变化，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关注度提高了。1948年9月27日，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份关于印度支那局势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印度支那政策的近期目标是，支持一项使法国和越南人民都感到满意的解决目前僵局的方案，该方案将消除双方的敌视态度，并且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从这时起，美国着手援助驻印度支那法军。

越南抗法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时，规模宏大的中国解放战争如大海怒涛，奔涌于辽阔的国土。1949年8月，渡过长江的解放军继续向南进军。庄田受命担任中共滇桂边前敌工委书记，率领在越南整训的部队回国参加解放西南的战斗。由于庄田回国，中越两党高层的直接联系中断了。

然而，历史长河奔流到此，又该翻开新的一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