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历亲政（2）（1/1）

第五节 一朝天子一朝臣

历史上，伴随着封建王朝的鼎革交替和帝王的父死子继，必是文武百官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有的人一朝显贵，通达王侯，而有的人则一落千丈，粪土不如。这就是沉浮的宦海，也是人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破格起用傅恒，这是乾隆摆脱前朝老臣的掣肘之后，培植御用大臣的开始。

乾隆上台之际，没有属于自己的心腹之臣，他承袭的是父亲的统治格局，任用父亲留下的人马，在一群老臣的包围中开始自己的帝王生涯。然而，当他在初政的甘苦中迈出艰辛的第一步，当他以过人的圣明英断树立起慑服群臣的皇权独尊，他同时也培养起一代新的臣僚。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自鄂尔泰、张廷玉两党的势力物故星移，朝廷中年富力强的大臣将帅相继而起，满族中有傅恒、舒赫德、兆惠、策楞、富德、阿里衮等，汉人中有刘统勋、刘纶、蒋溥、于敏中等，连原来张党中的汪由敦、梁诗正也因洗心革面，为乾隆重用。

乾隆登上帝位以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排好自己的人，把他们放在重要的职位上。这些人可以不是文武全才，可以不是进士出身，可以不是皇亲贵戚，但必须听从乾隆的号令。

在清除了鄂张朋党势力之后，最能得到乾隆亲信的是傅恒。

傅恒，字春和，满族镶黄旗人，出身于显赫世族富察氏家族，是孝贤纯皇后的弟弟，乾隆的小舅子。这个比乾隆小十余岁的年轻人，他的发迹似乎全凭皇帝的一言九鼎。同满族大多数官员一样，傅恒没有科甲的头衔，以侍卫登上仕途，于乾隆五年（1740年）被用为蓝翎侍卫，为六品以下的官员，两年之后为内务府大臣，乾隆十年（1745年）命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傅恒代替他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不过二十五六岁，可称之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宰辅。

当时，满朝文武，都年长于皇帝，已有主少国疑的危机，作为一个对朝政尚未熟练的皇帝，理应选拔一个年辈较高、威望较重的大臣执掌相权。但乾隆却异乎寻常地起用了资历尚浅、一名不闻的傅恒。这种越格的提拔和任用，在当时确实引来一些非议呢!忠君之士为此而忧虑，奸猾之人也在人前人后搬弄口舌。因为傅恒确实太年轻，他那短浅的为官资历，确实不足以服众望。然而，乾隆看中傅恒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傅恒以青年当上宰相，他不会有那些老臣的奸猾和世故，皇帝无需从那些堆满皱纹的脸上去察看他们的心理，无须从那些废话连篇的奏词中辨别利害，也无须再迁就以老卖老的陈请和要挟。而傅恒为官不久的经历，更使皇帝不必为群臣的趋炎附势、朋比为奸而忧烦。

如果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对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是个难以逃脱的厄运之年，那么傅恒是唯一的例外。对傅恒来说，这是个时来运转、飞黄腾达的一年，是他一生命运转折的契机，而他的幸运与成功，是因为他紧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傅恒之前，最得乾隆宠信的是讷亲。乾隆曾不止一次地说：“我自从登基以来，最亲近的人莫过于讷亲了。讷亲受到我特殊的恩宠，朝廷中的大臣没有谁能够超过他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出身于钮钴禄氏的讷亲，为开国元勋之后，先天优越，而讷亲本人，又少壮显赫，仕途得意。因而，他养成了孤傲的性情，遇事傲慢倔强，待人严苛无情。傲慢，为皇帝所忌；苛严，又被同僚嫉恨。久之，讷亲在朝廷中的地位开始动摇。

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乾隆开始平定大小金川。由于大将张广泗指挥不当，清军屡屡失利。

金川战争失利以后，讷亲作为股肱大臣被派往前线，负有力挽狂澜的重任，乾隆寄希望于有栋梁之才的讷亲，希望他扭转败局，早奏平定金川的佳音。然而，讷亲办事不力，致使金川之役一败再败。这固然有他不谙兵事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恐怕还有宠久而骄和贪生怕死等方面的因素。无论如何，讷亲都是彻底地“栽”到金川之役上了，他的种种弱点暴露无遗。骄横、专横的个性加上用兵的无能，使他在乾隆面前不仅尽失往日的风采，且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酒囊饭袋。

在乾隆看来，大臣与君主休戚与共，君主对大臣的衡量标准也是“唯于重大紧要之关键，方足以见报国之实心”。讷亲恰恰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自己的无用和不忠，他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是注定的。乾隆可以不测之威，使跟从多年的大臣毙命致死，自然也可用逾格之恩令亲信平步青云。

当讷亲以一人之身，兼理数职，操柄军政大权之时，傅恒只不过是个蓝翎侍卫，在讷亲成了军机首辅之后，傅恒才刚进入军机处。然而，在傅恒进入军机处之后的三年中，讷亲与乾隆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傅恒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或者感受到，或者得到了乾隆的某些暗示，总之，他已经预感到仕官生涯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金川失利的消息令乾隆辗转反侧、忧心如焚之际，傅恒首先请命前往疆场。这份为国分忧，为君解难的“挚情”，又怎能不令乾隆感动呢？只是乾隆权衡再三，还是以讷亲久任枢要、位高望重，授以金川经略。

讷亲刚刚离京，傅恒便加官晋爵，由领侍卫内大臣升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开始出讷王命。对于傅恒的一跃而起，举朝上下是有目共睹的。讷亲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尤其清楚乾隆的用意，他已经想到，在他之后奉命督师的必是傅恒。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傅恒前往金川。在乾隆的大力扶助和将士的辅助下，傅恒捷报频传。乾隆十四年（1749年）一月，金川土司莎罗奔等因久战乏力，畏死乞降。傅恒既为乾隆解除了金川战争两年来的沉重压力，又为乾隆争回了张广泗和讷亲战败失去的面子，成为功臣。

傅恒终于功成名就，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胜利班师。捷报奏至，乾隆喜出望外，连连称赞傅恒，下令按照开国元勋超勇公的待遇加赐他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以显示对他的恩宠。并公开宣称：“我这次奖赏，实在是出于公心，而且具有深意。”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傅恒凯旋，乾隆又举行了最隆重的迎接典礼，命皇长子率诸王大臣等郊劳将士于黄新庄，还朝后使傅恒上御殿受贺。不久，又下旨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的先例，建立傅家宗祠，春秋两季用官礼祭祀，并赐傅恒一栋新宅于东安门内。

从此，傅恒便以本朝第一功臣的地位，在朝廷中树立起权威的形象。他不仅完全取代了讷亲的地位，以保和殿大学士太保一等忠勇公的头衔，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而且备受宠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乾隆朝宰辅大臣。一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傅恒病死，他在朝中执掌权柄达二十余年。

傅恒秉性宽厚谨慎，为人雍容谦和，他不仅临事有道，而且尤其能揣摩皇帝的意旨，很得皇帝的欢心。因而，乾隆对他的关注也非比寻常。傅恒作为椒房贵戚，早年入侍禁庭，论阅历比不得那些起自微官末秩的达官贵人。如果说他的能力和识见高人一等的话，那只能说他有着卓绝的天资。傅恒非科举出身，却能在那些出自文宗士子之手的文翰中找出漏洞，以至于连以文学才子自负的赵翼也心服，足见傅恒的精明和干练。傅恒从不谈诗论文，却能修改文豪笔下的诗文。一次，他为两江总督尹继善在乾隆南巡时增华扬丽之事，命司属代作诗文相嘲，其属员诗中有“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之句，傅恒闻后，将“公”字改作“今”字，使人更觉严谨。

对于傅恒的天分之高，乾隆也不讳言。在清代帝王中，乾隆对大臣是颇为挑剔的一个，但他对博恒却也是极尽称道。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傅恒自金川奏报前线军情，乾隆览后，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赞不绝口地夸起傅恒来。他说：“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筹划详细，思虑周到，识见高远。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为喜悦，经略大学士为有福之大臣。”最后这一句，乾隆尤其没有说错。傅恒的确是个有福的宰相。当别人在战战兢兢、时时担心横祸飞来之际，唯独他开始飞黄腾达，不时承受冠世的殊宠。不仅轻而易举地成了紫光阁群英图的第一功臣，而且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平宰相。

或许由于傅恒是继讷亲之后，乾隆所倚重的第二个名相，因而时人总好自觉与不自觉地将两人作以比较。两人同为能臣，均练达有为。但比起讷亲的骄横来，傅恒却以谦和有礼，深得人心。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准噶尔之役办理军务不当，被革职查办，黑龙江家产亦被籍没，这是舒赫德最为晦气、众人亦皆远避的时候，傅恒却暗中为他赎回了府第，待他官复原职返京之日，回赠于他。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吏部尚书汪由敦病故，傅恒眷念故人，为其子代请恩荫，赵翼以知情人的身份，十分细致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先是汪由敦之子汪承儒给赵翼寄书告讣。赵翼出自汪由敦之门，与汪师生相称，情谊甚厚。所以，当讣告寄来后，赵翼于悲痛中竟然想到以大臣身份邀赐恤典，为老师争些余宠。因为赵翼清楚地知道，汪由敦共有三子，唯长子蒙恩荫官职，却是早早病死，其余二子均为监生，未第。所以，汪由敦一死，其子嗣中便再也没有登仕籍之人。

为老师计，赵翼函复汪承儒，使其以皇帝有御赐祭葬的恩典赴京谢恩，希冀此举能感动皇帝，皇帝万一眷念老臣，或可再得一恩荫之职，当个内阁中书的京官等。于是，汪承儒欣然从赵翼之言，贸贸然奔赴京师，来朝谢恩。

官场上，向来只讲交易，不论友情，最是世态炎凉之地。汪由敦已死，权势不复存在，其子突然来京，非但无人周济，反而成为势利之人纳凉闲谈时的笑柄。事实上，这种赖以老臣故吏的情分到皇帝门下乞讨残恩的行径，也实在有失体面。

傅恒从赵翼处听说汪家二子来京的实情后，与众人的冷嘲热讽相反，傅恒先是对赵翼所出的主意拍手叫绝，随后便于第二天上朝时，为汪家二子请荫。遗憾的是，乾隆却没有傅恒那么热心。他在召见了汪由敦的二子后，感到他们的学问平常，无意赐官，告诉他们于明年参加地方会考，若试而未中再来。傅恒知道这是乾隆的托词，便赶紧尾随奏称，明年为省级会试，而二人皆为监生，没资格考试。乾隆见被说破，不便拒绝，只好对汪由敦二子各赏一个举人。但傅恒却犹以为不足。他心中的目标，是想给汪由敦之子争个内阁中书。于是他又奏称，汪家二子中，大儿子书法似其父。乾隆嗜好诗词字画，亦珍爱书法。傅恒终于以汪承儒的这一特技打动了乾隆，乾隆命将从前赏给汪由敦长子的荫官赐给汪承儒，于是汪家二子，一个得了户部主事的头衔，一个捐了举人的功名。一时之间，满朝大小臣工无不将傅恒垂悯故人子弟传为佳话。

对于傅恒来说，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赵翼在军机司员中是最贫寒的一个，但却以才学出众、办事敏捷，为傅恒所爱。一天黎明，于隆宗门外小值房当班的傅恒将赵翼召到近前，从怀中掏出50两银给他，是给他买新帽子过年的。原来，赵翼头上戴的一顶貂帽已经三年有余，帽不成其为貂帽，像是刺猬毛。傅恒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不计宰相之尊，解囊相助。其时正值残腊岁末之际，赵翼一家资金告罄，50两银子正好派上用场。所以第二天入直，赵翼仍旧破帽照戴，而傅恒只付以一笑而已。

傅恒的谦和个性，使乾隆时期的政治风格为之一新。赵翼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军机大臣一同觐见乾隆，从傅恒开始。乾隆初年，只有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记忆力强，但对于奏疏的文字意思不太了解，每次传旨，就命令汪由敦撰拟。讷亲唯恐不得当，勒令再撰，有多次修改后而还用初稿者。一稿敲定，又传一旨，改动又跟上次一样。汪由敦十分苦恼，又不敢跟他争辩，当时傅恒在一边暗自鸣不平。恰逢他扫平金川回来，按功居于首位，就说要记的东西太多了，担心会有遗忘，要求各位军机大臣一同觐见，于是作为常例。赵翼曾经做过汪由敦的幕僚，所记当为汪由敦的亲身经历和切实感受。当时，汪由敦以左都御史命在军机处行走，但实际做的却是军机章京的撰拟工作，在讷亲的独断之下，心中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傅恒与汪由敦先后入直军机处，他虽贵为皇亲国戚，却能为汪由敦暗抱不平，这使有口难言的汪由敦心感慰藉。傅恒为首辅之后，立即改弦更张，使军机诸大臣一同面承圣旨，无形之中提高了群臣的地位。这在专讲等级利禄、人人都巴望获宠晋级的官场上也是一绝。而且，傅恒还以军机首辅的身份，改革一些旧的规章制度，命令军机章京具稿以进，既减轻了一些老臣的手笔之劳，又使微末之员因参与机密而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举措无疑成了傅恒得到同僚及下属另眼相看的原因。傅恒的礼贤下士、恭敬事上的作风，不仅使同朝的大臣们有亲切感觉，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信任有加。

傅恒非但没有骄横之态，不揽权生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皇帝面前，诸事谦退，唯命是从，真正是以帝心为心，以帝意为意。

在傅恒建议军机大臣共同觐见皇帝以后，乾隆仍然最信任傅恒。乾隆每天晚上进完晚膳后单独召见傅恒，就批阅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商榷，其时称作“晚面”。晚面独对使傅恒位在权要。傅恒虽居权要之位，却非专权之人。如果说他能给皇帝以一定的影响，并非靠他手中的权力，而是以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

傅恒为官多年，由他荐举的官员不计其数。但最能说明他为人的，是他起用了“废员”孙嘉淦和岳钟琪。

孙嘉淦是当时有名的骨鲠之士，连对清王朝不满的人也用他的名字对朝政进行攻击，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伪奏稿。傅恒因钦佩孙嘉淦的直性和耿介，对这位前辈颇多关照。

乾隆八年（1743年），孙嘉淦奉命审理湖南巡抚许容参奏粮道谢济世一案失实，照例革职，回了老家。在朝廷上，接到革职的谕旨，便是皇帝对大臣的严厉苛责。何况乾隆在谕旨中，又口口声声指责孙嘉淦“瞻询”，“唯事虚文”。这使孙嘉淦心灰意冷，求仕之意索然。所以，乾隆十年（1745年）虽经皇帝开恩宽释前罪，给孙嘉淦补了个左副都御史的官衔，但两年之后孙嘉淦仍以年老为由致仕还家，而乾隆也没有挽留。可见乾隆并不喜欢这位耿直的老臣。但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孙嘉淦又突然被召来京，而后官职累进，由侍郎、尚书、翰林院学士，直到进入内阁为协办大学士。乾隆也开始对孙嘉淦满口称道，说他“老成端庄，学问渊博”。这一明显的变化，就是傅恒为之周旋的结果。

岳钟琪是傅恒重用的又一个被废弃的能臣。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年间由捐纳同知改武职，官至四川提督，雍正初年以平定青海之功，授三等公，赐黄带，官川陕总督，成为朝臣中颇负盛名的封疆大吏。他以沉毅多谋和忠诚被雍正帝赏识，是清代以汉臣拜大将军专征、满族将士受其节制的唯一一人。

然而，宦海中骤起的暴风雨，随时都能吞噬任何一个达官贵胄，无论他曾经有过怎样的高功显绩。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发兵准噶尔，岳钟琪为大将军奉命督师。次年兵败丧师。大学士鄂尔泰、总督张广泗先后弹劾，交兵部拘禁，两年之后定罪斩监候，被打入了死牢，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新皇帝大赦天下，岳钟琪才回到家中。

逃过了这场功难，岳钟琪并没有立即被起用，在度过了几乎没有指望的十年乡里田园生活后，却又因金川之役的失利，被召回朝来，以总兵衔随师西征。至前线又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但乾隆的起用，没有改变岳钟琪的处境。当时，金川前线的两员主帅均不把他放在眼里，讷亲刚愎自用，张广泗专横，岳钟琪的用兵之策均不为采纳。直到傅恒出任经略，岳钟琪才得以一展军事才能。这位久经沙场的老臣，不仅以赫赫战功，迫使金川土司俯首就范，且为自己赢得了晚年的前程，找回了曾经失去的高官厚禄。乾隆为嘉奖他，加衔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并荫及其子。乾隆在御制诗中，将岳钟琪列入了五功臣中，称他为“三朝武臣之臣”。但如果没有傅恒的鼎力拔理，岳钟琪也无法以其残烛之年成就辉煌大业。

傅恒在相位二十余年，为他赏识和重用的将士不计其数、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阿桂等位至封疆、官拜宰辅的大吏皆其一手提拔。因而，随着他久执枢垣，拜相年久，在他身边也聚集起奔赴往来的势力，阿附之人比比皆是。早在傅恒发迹之始，即乾隆十二年（1747年），傅恒还是户部尚书的时候，某侍郎就在皇帝瀛台侍宴上向傅恒屈膝请安。这种奴颜之态，是对皇帝重用傅恒的一个直接的反应。

数年之后，傅恒已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重臣，他的首席宰辅的权势和地位，更使他举手投足都成了众人关注的目标。与傅恒同时的赵翼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在傅恒跟从皇帝避暑于热河期间，其兄傅成去世。傅恒乞假返京治丧。这期间，傅成家的讣告已遍及京城故旧之家。但在傅家受吊的三天中，前两天竟无一人来吊。第三天，傅恒到京，大小官员无不争先恐后趋势赴吊，以至于傅家周围方圆数里之内挤得水泄不通。

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登仕途者俯首于傅恒的权势，就是傅恒的家婢奴仆也倚势横行，干起狐假虎威的事来。可见，傅恒虽以忠谨传家，并能够得到皇帝的宠幸，但却无法抵御官僚政治中惯有的个人势力膨胀，而傅恒的豪门出身，也使他摆脱不了性喜奢侈的恶习。据说，傅恒的这些作为遭到了以严直闻名的孙嘉淦的指责。当时，孙嘉淦应邀入府，未等入座，即急趋离府。傅恒大惑不解追问其故，孙嘉淦直言不讳，说傅恒不宜居此，并要上疏弹劾。傅恒主动请罪，立改其制，孙嘉淦乃入席，欢饮而归。

傅恒以奢侈违制逾常格，这在等级森严的专制政治中，已有僭越之嫌。但他却能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得到乾隆的宠信，其中的奥秘除了他能以平和待人，不树政敌之外，更主要的是傅恒牢牢把握了皇权独尊的信条和原则。

继傅恒之后，乾隆又同时宠信了阿桂与和珅。

阿桂，字广庭，姓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因驻伊犁期间治事有功，改隶正白旗。作为满族人，阿桂不仅出身满洲世族之家，又以武功受知于乾隆，而且通文学，仕出科举功名，为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

阿桂性情沉稳、端重，却不失为机敏。先是以荫生授职为大理寺丞，累迁至吏部员外郎。乾隆八年（1743年）升任郎中，命在军机处行走。这一年，阿桂25岁，可谓早年得志。但阿桂很快仕途受挫，先是因失察库项银物被降调，接着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政治风暴，又波及他，阿桂被投入了大牢。第二年，这场突发的风暴到了烟消云散的时候，阿桂才因父亲年老，只有自己这一个独生儿子，而罪过又与贻误军机不同，获释回家。

在阿桂的一生中，作为战争统帅的业绩似乎比他任宰辅还要辉煌。阿桂作为大学士之子获释后，很快官复原职，仍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七年（1752年）继任江西按察使，次年，召补内阁侍读学士，乾隆二十年（1755年）为内阁学士。但其时正在进行的准噶尔战争，又将阿桂卷入了戎伍的行列。阿桂先是奉命赴乌里雅苏台督理台站。遇父阿克敦之丧，回京丁忧，旋即又返回前线，以参赞大臣、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驻守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皆为清朝的重要驻防之地，足见阿桂此时已开始为皇帝所重视。但这次战役，阿桂虽然得到花翎之赏，却也因“观望”受到责备。

如果说战争为阿桂提供了发迹的契机，那么，阿桂受知于乾隆当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这一年，他因镇守回疆、屯田有功得到了乾隆的称许，在平定回部的功劳中排名第十七位。

此后，阿桂似乎与战争结下了缘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阿桂奉命署伊犁将军，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实授，中间又一度署理四川总督，阿桂皆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镇守边疆、弹压叛乱。在缅甸之役开始后，阿桂很快又作为扭转败局的能将，与阿里衮同为副将军随大学士傅恒征缅。然而，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清廷虽然是最终的胜利者，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小小的弹丸之地不仅丢下了数以万计的官兵尸骨，而且，阿里衮卒于军，傅恒也染疾身亡。

阿桂成了三名主将中的唯一幸存者，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阿桂身上也极为合适。缅甸之役之后，阿桂作为云贵总督留驻云南，却因不合机宜地上疏恳请大举征缅，被夺官留军效力，这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就在这年，金川之役再起，阿桂奉命随副将军温福进讨。但金川之役也是一场蹩脚的战争，清军连连失利，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援军在木果木大败。危难之中，乾隆和在朝的大臣们几乎同时想到了阿桂。于是，于军中屡立战功的阿桂，官阶由提督、副将军、尚书，升到指挥这场战争的前线统帅定西将军。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金川之役告捷，清廷第二次于紫光阁图功臣像，在50人中阿桂居首。阿桂的地位由此一跃而上。是年，阿桂因功记封一等诚谋英勇公，晋封协办大学士，次年五月，又官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行走班次居为首位。

而后，阿桂又三次在紫光阁中图像，但不再以军功，而是以赞襄筹划之劳。第二次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于清朝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后。第三次图像功臣领兵大臣虽为福康安，但阿桂仍以指示方略，位居功臣之首。第四次是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后。阿桂作为朝中的老臣，有协谋大劳，本应居于首功，但“阿桂自以此次未临行阵，奏让福康安为首功”，自己甘居第二。因此，乾隆称赞他“从不言功”。而实际上，在乾隆的十大武功之役中，阿桂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每役都参与的功臣。

阿桂为相不失国体，对属下亦宽仁大度。阿桂得势之后，最不安的是岳钟琪。岳钟琪在第一次金川之役时，以一张奏疏，使阿桂身陷囹圄，丢官解职。数年后，当阿桂出任云贵总督时，岳钟琪降补云南提督，恰好受阿桂节制。因担心阿挂挟嫌报复，岳钟琪整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但阿桂却心无芥蒂，解除了岳钟琪心中的疑惧。

有关阿桂用兵的传奇，在史书上不乏记载，而尤以金川之役为多，其中的每一个传奇故事，皆展现阿桂的勇敢形象，也可反证乾隆的知人善任。

据说，征金川时，一日大军安营已定，但阿桂却突然莫明其妙地传令迁营。官兵人困马乏，诸将皆以天晚力阻。阿桂见众不从，使出令箭为示，声称“违者立斩”。诸将虽被迫从命，却不免怨声不绝。等到入夜以后，大雨滂沱，从前所居的营地已被雨水淹没，水深达一丈多。众人皆为阿桂的神机妙算感到惊诧，而阿桂却谦和而率直地告诉众人，他只不过看到群蚁搬家，知道天势将雨，因营地低洼才强令众人移营，并非有何异术。

由此可见，阿桂虽然赋性机敏，却不讲权术，又胸无城府。或许阿桂的这种个性也是他日后对奸猾的和珅无可奈何的原因之一吧。

阿桂虽然对人不善于心计，但在用兵上，却常常有出奇之举。木果木失事后，阿桂奉命为大将军，代为统帅。其时，战局尚未扭转，清军仍处敌优我劣之势。一天，太阳西下，阿桂率十余骑登高处侦察敌营，被敌军发现。敌骑数百从四周呈环形之势包围上来。阿佳急命随从官兵下马，脱掉身上的衣服。当众人大惑不解地于匆忙之中脱掉身上所有的衣裤，并将衣裤撕裂挂到高坡的树上后，阿桂再率众人上马朝另一个方面悄声驰去。这时夜幕降临，当赶到近前的敌兵，见到那些破碎的衣裤随风抖动时，还以为援兵已到，勒马返回。阿桂能在十倍于己的敌人眼皮底下得以逃脱，足见其智勇均非常人所及。

阿桂不仅善于用兵，是个帅才，而且遇事善于筹划，深谋远虑。在清军平定回疆之后，朝廷中就其如何治理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照内地之制设立郡县，但阿桂却主张因俗而治，认为“回部性顽，难治以汉法，宜择邑建国，而驻大将军于乌鲁木齐责其贡赋。”否则，遇有清朝派驻的官员贪族横行，便会激起变乱，并预计“不过六十年后，终当有变”。而后的张格尔之乱，证明了阿桂的远见卓识。

出将入相，对阿桂来说，可谓当之无愧。作为宰相，阿桂凛然一身正气，令人敬畏。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阿桂气度不凡。

缅甸之役以后，西南诸属国安于称臣纳贡。唯安南时有蠢动，双方见以兵戎。两国停战后，安南国王阮光平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京，为乾隆祝寿，遣其陪臣拜见阿桂，并赠以土仪方物，阿桂只礼节性地收下其中一两件，其余全部退回，然后正色对陪臣说：“汝国王既诚心朝觐，其优资厚宠皆出自皇上体恤远人之意，莫谓中朝相公不识顺逆二字也。”言语中的警告和震慑力，令陪臣汗流浃背，归告其主说：“这都是阿桂宰相的话。”

乾隆用阿桂，可谓他晚年的一个英明抉择。然而，盛极而衰，封建统治周而复始的轮回规律告诉人们，在乾隆引以为荣的盛世中已经潜伏着衰微的因素，而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乾隆，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趋势。

对大清王朝来说，和珅是个一等一的奸臣，他中饱私囊，贪污受贿；而对乾隆来说，和珅却是他贴心的小棉袄。

和珅，字致斋，姓钮钴禄氏，满族正红旗人。其家世颇难考订。钮钴禄氏为满族八大贵族之一，其先祖是当年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入关的额亦都，额亦都有十六子，以幼子遏必隆最贵。

和珅踏上仕途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这一年他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开始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很快，他被授为三等侍卫，旋即又被委以重任。可见，和珅入仕伊始，就非庸碌之才可比。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被授为御前侍卫，直乾清门，于是，他等到了一生中最难得的机运。

有一次，乾隆出宫到北海游赏春光，和珅与众多侍卫陪同侍驾。正行间，忽见一侍卫纵马飞驰而来，翻身下马，急急走到舆前报道：“云南急呈奏本，缅甸要犯逃脱。”

乾隆很生气，谕令停舆，接过奏章，龙颜大怒，骂道：“废物！”众侍卫见此情景，刷的一声，全部跪倒，不敢抬头。只听乾隆怒道：“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这是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责问“罪犯逃脱，是谁的过错”。一连问了几声，那些扈从侍卫一个个惊慌失措，不知皇上所言为何。

突然，只听见一人口齿清晰地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这句答话，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被作了巧妙的变通，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乾隆吃惊道：“什么人答话？站起身来。”一人答道：“奴才和珅冲撞皇上，罪该万死！”乾隆道：“正是可以得到褒奖的，怎能说是冲撞呢？你且站起来。”乾隆看着从一大片下跪的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人，犹如鹤立鸡群；再看这个出语不凡的年轻人，相貌俊秀，举止合度。乾隆问起了和珅的出身和学业，见和珅是生员出身，知书达理，于是颇为器重。从那以后，乾隆就让和珅总管仪仗队。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升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宫中的琐碎事务，诸如仪仗的排列，护从的派遣，车马的准备，以及宫中膳食等事宜，差不多都由他管理。从此，和珅得到乾隆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35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置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这次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和珅依靠乾隆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福长安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他本人没有什么本事，但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吹嘘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

和珅对那些正直大臣，加以排挤和打击。如大学士松筠在和珅面前从来不屈服，所以松筠就被久留边远地区任职，“在藏凡五年”。据记载：和珅执掌大权愈久，对皇上的心思揣摸得愈透。他就借此来作威作福，凡是不顺从他的人，他就找机会挑拨激怒皇帝，借皇帝的手去整那个人；而向他行贿的，他却尽量帮着掩饰，或者故意把事情拖到皇帝消了气，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和珅联姻皇亲，投其所好。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时方5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指配和珅之子丰绅殷德。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生母为受宠的惇妃。按照清朝制度，妃嫔所生之女，应封为和硕公主，但由于十公主深得乾隆宠爱，所以在12岁时被破例封为固伦公主。十公主长得很像乾隆，乾隆曾对她说：“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下嫁丰绅殷德。完婚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据朝鲜使臣记载：“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值，殆过数百万金。二十七日，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千百。虽以首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

从此，和珅和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关系，也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乾隆是和珅的保护伞，和珅更加为所欲为。

乾隆一方面宠信和珅，另一方面又对他加以管控。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御史曹锡宝在弹劾和珅时受到乾隆的申斥，并以虚词妄奏被驳回。乾隆虽然明显地站在偏袒和珅的立场上，但他仍然指示复查此案的王大臣说：“不可误会我的旨意，对曹锡宝给以脸色，有意吹毛求疵，使原告转成被告。”同时指示办案大臣“不可因为和珅而存在丝毫的回护行为”。事后，虽未查出和珅有营私舞弊问题，但仍然引起了乾隆的深思，意识到曹锡宝弹劾和珅肯定事出有因。于是，他在授予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的同时，免去其崇文门税务监督的职衔。

尽管和珅多次从中作祟，却始终不敢公然凌驾皇权。一次，和珅保举部员湛露出任广信知府，但当湛露被引见后，乾隆见其年纪轻轻，人不压众，语不惊人，便以其不能独挡一方，斥责和珅随意滥保，并下令降和珅官职二级留任。

在和珅当权期间，诸如此类的申斥和警告经常发生。而且，和珅还不止一次地受到降罚。而就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和珅受到的降罚也最多。

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月，理藩院在处理蒙古台吉图尔扎布凶残一案时没有先行报告，受到查处。和珅作为理藩院尚书责任重大，他凭借皇帝的恩宠，此次也想蒙混过关。结果被乾隆训斥“始终回护”，命令降官职三级留任。还是这年的十月，廷试武举。乾隆命军机大臣查询实录，但实录按照惯例不收藏武举试题，而和珅却坚持实录应该有这一项，结果惹恼了乾隆，乾隆以护过饰非，严厉地斥责了和珅，并命革职留任。这是乾隆对和珅处罚最重的一次，却也没有过轻罚重之嫌。可想而知，此时的和珅，因志得意满而有些忘乎所以，骄矜狂妄之气在乾隆面前也时有暴露，终于引起了乾隆的不满，欲给予警告。

嘉庆二年（1797年），阿桂亡故，和珅继任为首席军机大臣。然而，就在和珅为夙愿已偿而自鸣得意之时，乾隆又给他当头泼下一盆冷水。乾隆于万寿山召见军机大臣，就军机处书旨列名对和珅指示说：“阿桂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年头，且有战功，你原来同他一起署名在军机处发布的公文上，还是情有可原的。现在阿桂已经病故了，而单独署上你的名字，地方官不知道事情原委，一定会怀疑军机处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决定的，甚至把你当成阿桂，你认为合适吗？”这番声色俱厉且寓意深刻的“圣谕”，恐怕也是和珅第一次自乾隆那儿听到。为了防止出任军机首抚的和珅专权称相，他取消了和珅于军机处所发的谕旨上列名的职权。乾隆此举，尽管可以看成是他防止大臣专权的一贯手段，但却不无对和珅的贬斥之言。而声称阿桂有功，实则暗喻和珅的无功。

在乾隆晚年的统治中，老皇帝并没有独宠和珅。除了阿桂与和珅这一贤一奸之外，还有王杰、董诰、刘墉、嵇璜等人，皆以廉能方正有闻于时。所以，在老年皇帝的中枢府衙中，实在是奸贤同朝、极不相和。阿桂自乾隆四十二年担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以来，直到嘉庆二年病逝，居首抚之位达二十年之久。而和珅则始终位在其后，不管这是否出于老皇帝的精心安排，以德高望重而又安于职分的阿挂压在和珅之上，都是使和珅之奸弊不能得逞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人云：“举贤任能，是政治的根本。”政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事业，绝非一个人所能独任。乾隆通过人事变革，培养了自己的亲信，他以独特的用人眼光和得力的驭下之术物色了一批忠臣干将，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第六节 改革祖制

乾隆九年（1744年），一向自称“敬天法祖”、“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竟然宣布了一个会令他的列祖列宗们吃惊的谕旨，这就是变更祖制，释放皇庄壮丁为平民。

说起皇庄壮丁，还得从历代清帝崇尚节俭来说起。从历史教训上说，明朝末年的奢侈浪费是很惊人的。康熙皇帝就曾宣称，说明朝宫廷一天的费用可以够他一个月所用，事实上也是如此。明朝宫内每年花费金银90多万两，而在康熙时户部拨银仅有3万两，其他的薪炭所用的费用也比明朝少得多。而且没有明朝宫中脂粉钱40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

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执政期间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确很注重节俭，宫中费用也大为减少，但这与清帝拥有的大量皇庄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皇庄数量，远比明朝皇庄多上几倍。皇庄能够提供皇帝大部分的消费用品，减少了向户部要银和向民间征派的扰累。

在乾隆时，口内、盛京、锦州、热河等处的许多庄园归内务府管辖，为清帝所私有，这些庄园即称为皇庄。清朝的皇庄起源于进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时，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帝和康熙帝又采取圈占民田、调拨官地、逼民带地投充、垦拓官荒等方式占据了大量土地，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庄园。如银庄、粮庄、果园、瓜菜园、牧场、盐庄等有近两千座。在里面供劳役的人就称为壮丁，多是一些获罪之人或关外旧奴等。乾隆初期皇庄壮丁共有7万多名，加上一家老小总人数达二三十万以上。清帝靠这数百万亩自留田地，大量牧场及壮丁，收入颇丰，每年都有米、豆、谷、蔬菜、麦、芝麻、棉花、瓜、果、鸡、鱼、鹿、油、草、炭等一百多个品种的进贡，这些都为清帝“躬行俭约”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节约是官样文章，而不是实质。

在前清的几代中，皇庄采取了农奴制的经营方式，即壮丁在庄头的指挥下，耕种官地，缴纳皇粮，并遭受皇室子弟的残酷压迫。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适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壮丁们开始有组织、有力量地进行了反抗。到了乾隆时期，不少壮丁闹事，并且受汉族地租制的影响，庄头们不得不大量出租庄地和典卖庄地，向封建地主方向演变。

乾隆初年，皇庄采取庄头招民佃种的租佃制已非常盛行，但是皇庄里成千上万的壮丁却成了庄头无法解脱的累赘，他们无地可种，无力可下，还需要庄头养活，很多庄头因不堪重负，便不再赡养壮丁。在这种情况下，壮丁们又不愿意坐受饥寒，由此引起的争端已迫使农奴制进入了穷途末路。

这种情形日益突出，乾隆便果断地做出了变更祖制的决定，对旧有的皇庄制度进行大胆改革。乾隆规定：内务府所属的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有罪在身的壮丁、鳏寡老幼、残疾壮丁、长期在庄内务农的壮丁必须“留养”外，其他的壮丁可以由庄头移交给地方官载入民籍，听任其各谋生计。

乾隆批准释放大量壮丁为平民以后，很多皇庄普遍实行了封建租佃制的经营方式，佃农成为皇庄的主要劳动力，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些被释放改籍为民的壮丁摆脱农奴制的枷锁，成为自耕农或佃农，人身有了很大的自由，生活境况也有较大改善。至此，自太祖努尔哈赤时始的清朝皇庄壮丁制度宣告结束。

乾隆这一明智之举，虽然破坏了祖制，但这种改革对满族的内部矛盾有积极的缓和作用，并且也促进了满族的进步和发展。

第七节 宽严得当

乾隆即位后，一改雍正在位时的苛严政治，采用“宽严相济”的新政。

乾隆指出：“宽大”就是要爱民，与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忧。他告诫臣下要把宽大与废弛区别开来，他分析说：“宽大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不顾民生，事物变化，乐于赈济，外表看似振作，而实际上是废弛。勤于了解百姓情况、与民休息，这不是废弛的举措，而是真正能够振作的实际行动。”

乾隆一再强调，自己倡导的“宽仁”是有原则性、有针对性的。他说：“宽厚二字，不可以一概而论。厚民生，舒民力，加惠于兵，施恩于百姓，这才是宽厚。我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孜孜于这个，并不是为了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任那些书吏损害百姓利益和危害国家政治，而是为了给予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和清明的国家政治。”

雍正时清政府查禁私盐很严格，小民往往触犯法令。乾隆初政后即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携带和贩运少量食盐，他下命令说：“贫穷老少的人，如果挑的重量在四十斤以下，一概不许逮捕。”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有许多人以奉旨为名，肩挑背负，贩运私盐。镇江、广州等地很多人借口自己是贫民，公然贩卖私盐，成群结党，目无法纪。这使盐商的经营和政府的收入大受影响，幸亏总督李卫采取措施，及时纠偏，使得这些人免害地方。乾隆由此认为：“像私盐这样的问题，我本来想放宽国家的禁令，以帮助老百姓，然而奸民乘机钻空子，成群结党，以前一直不敢违反法律的人，现在则肆无忌惮。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们都是奸顽的刁民，不容许我实行宽大的政治。”他声称自己岂能姑息养奸，影响社会风气。乾隆警告说：“远近百姓，你们都好好反省自己的行为，洗心革面，一定要做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此外，乾隆还训斥了地方大臣的过错，对总理事务王公大臣们说：“天下的大道理，只是一个中庸，中庸强调做事不要过头，这是宽严并用的基本原则。臣子侍奉君主，一味地迎合揣摩，便是具有私心。然而现在失去中庸准则的事情还是很多啊。”他列举自己即位以来，为了消除雍正时期的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误以为他的意思就在一个“宽”字，于是便相互纵弛，使得有些地方又出现了盗贼赌博之类的端倪。有鉴于此，他恳切告诫各位大臣说：“从现在开始必须抛弃以往心存私心的陋习，都以中庸的处事原则，辅佐我来办理天下的事务，让平安富足的政治局面永远存在。”

乾隆还严厉警告臣子，说：“管理朝廷事物，贵在君臣上下孜孜不倦、互相勉励。”他进一步指出：“我以宽政为主时，而诸王、大臣应该严明振作，以辅佐我的宽政，然后政和事理，这样才能使我可以常用这样的宽政，而收到宽政带来的效益，这也是诸臣子帮忙的功劳。如果不能这样，恐怕互相推诿，必至人心玩忽，事务废弛，促使我不得不采取严酷的政治措施，这就不仅是你们这些臣子的不幸，也是天下百姓的不幸，更是我的不幸了。”为了防止这些弊端重新出现，乾隆希望能和大臣们相互勉励、相互促进。在这里，乾隆并不排除随时用严酷政治的可能性，乾隆知道：天下的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所以，他反复宣称：“办理事务，宽严适当，那种严酷到苛刻的程度，宽大到废弛的程度，都不是宽严相济之道。”又说：“宽大不是宽纵的意思，严厉不是严酷的意思，只要不张不弛，无怠无荒，大中至正，要不了多久就可以使国家走向富强。”他公开强调：“为政必须像古代圣帝明王，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才可以类万物之情，成天下之务，所以宽大不是宽纵的意思，严厉不是严酷的意思，我害怕刻薄对民生有害处，也害怕纵弛对国事有妨碍，因此各位大臣要戒之、慎之。”

乾隆常常说：“对于贪官污吏、恶棍奸民是不能宽大的，如果对这样的人行使宽大，必然会造成社会和政治上的混乱，使人民陷于不幸。为政者如果对贪官污吏一律包容，恶棍奸民一概从宽处理，以示宽大，就好像促使稻田里的空壳谷子滋生而妨碍好谷子快速生长一样，这是放纵虎狼以残害善良的行为，残忍酷虐没有达到这样的，这哪里还谈得上宽大啊！”乾隆进一步补充说：“抚恤百姓与惩处奸恶之人，二者本来就是相济为用，想要抚恤百姓就不可不惩罚奸恶，而不惩罚奸恶就不可抚恤百姓。一定要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抛弃因循的积弊，去除平庸的浮风”。

为此，乾隆提出警告说：“如果各级臣僚不当宽而宽，我一定给予他们以废弛的罪名；不当严而严，我又一定给予他们以严酷的罪名。”后因某些坏现象发生，乾隆果然以内外臣民“不明白我的意思，于是称法令已经宽大了，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的事情逐渐干起来”而屡屡训诫各位大臣说：“如果因为宽大而趋于废弛，以使我不得已，亦存听言观行之心，这种形势迫使我不得不用术来驾驭，殊非诸臣厚于自待之意，亦非所以仰体朕厚待诸臣之心也”。乾隆还表示：“如果因为禁令稍微松弛，进而导致废弛，逐渐地使这些禁令流于形式，是各位大臣的罪过，国法都还在，难道你们的这些行为就能歪曲我宽大的本意吗？”

另外，乾隆反复强调宽而有制、宽不可恃，对待在宽仁政策下胡作非为的官吏，严加惩处。

山西主政官员喀尔钦与萨哈谅互相揭发，引发了山西官吏大案。萨哈谅怂恿手下揭发喀尔钦考场舞弊，喀尔钦不甘坐以待毙，唆使门生到巡抚喀尔吉善那里密告了萨哈谅贪贿情形。喀尔钦与萨哈谅两败俱伤，都被乾隆派去的大臣查处，乾隆下令将他们押解到北京来处理。到达北京后，喀尔钦与萨哈谅被关在一个养蜂夹道的狱神庙里。他们在山西倒台后，便没有人来搭理了，两人一天三顿荞麦面糊糊，棒子面窝窝头每顿一个，又不许家属送饭，使他们备感凄凉。

乾隆考虑到这两人已经受了不少苦，便下令让刑部官员好好招待两人，给予他们伙食每月24两白银的标准，还经常有细米白面、好菜吃，比起在山西时不啻天壤。这让两人感激涕零。

乾隆先对他们采取了宽仁的政策，认为这两人罪行已经败露，不必让像孙嘉淦那样铁石心肠的人去办理了，于是，格外开恩，决定由刑部史贻直接管理这个案子。然而，刑部的事其实是刘统勋实管，刘统勋是喀尔钦在山东取中的秀才。萨哈谅的靠山是允禄，喀尔钦的靠山是翰林院。

由于乾隆事先照顾喀尔钦与萨哈谅这两个罪臣的尊严，刘统勋以为皇帝也没有深究的意图，便对他们放松了看管。于是，两个人都有朋友前来探监、看望，今日一群，明日一伙轮流做东，比现任官还要吃得好。

乾隆得知这种情形后，极为不悦，下令刘统勋和钱度一起严惩这种待罪期间还放肆作乐的行为。当宽仁的政策不能取得效果的时候，乾隆便毫不犹豫地采用苛严的惩罚措施了。

这一天，喀尔钦与萨哈谅又在一起喝酒消寒，刘统勋进来了。喀尔钦与萨哈谅一看刑部大人到了，心里一颤。继而又见刘统勋没带从人，料是私人相访，于是恢复了平静。喀尔钦仗着刘统勋是自己选中的秀才，还要摆老师谱儿，说道：“是延清啊！进来坐。要不忌讳，一处吃几杯。”席间，喀尔钦与萨哈谅转弯抹角地想打听案子的处理情况，刘统勋却环顾左右而言他，连连劝酒，以尽师生之谊。

用完酒菜，钱度进来向刘统勋一躬，说道：“时辰到了。”于是，刘统勋展开诏书宣读圣旨：

“喀尔钦与萨哈谅均身为朝廷三品大员，乃敢知法犯法，欺心蔑理，贪墨受赃累累积万，实猪狗不如，无耻之徒，官场败类，断不可一日留于人间。即着萨哈谅绑赴刑场斩立决。喀尔钦着赐自尽，午后复命，勿待后诏。钦此！”

萨哈谅和喀尔钦这时才知大事不妙，吓得面如土色，才知皇帝以前对自己的宽容并不意味着可以胡作非为。

萨哈谅和喀尔钦二人伏法，正是乾隆宽严相济的政策的结果。乾隆对待臣下既可以松，也可以紧，关键要看臣下的态度，喀尔钦和萨哈谅显然不明白乾隆的真实意图，竟然把乾隆的放松当成放纵，结果反倒送了自己的性命。而乾隆也在不经意间震慑了其他大臣，让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不要擅自揣摩皇帝的心思！

“宽严相济”是乾隆总结康、雍前两代皇帝的施政得失而总结出来的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政治理论，凭借这一理论，他开辟了一条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的统治作风、特色和格局。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智慧。这种政治方针给他提供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有时，可以把政策放宽，听其自然而不加干涉，以便缓和社会矛盾；有时，他又可以严厉整饬，雷厉风行，及时查处一些逆行恶为。他运用这样的中庸之道，可真是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在处理完贩运私盐和喀尔钦与萨哈谅这两件令乾隆感到伤心头痛的事件之后，乾隆对初期施政进行了反思：“我即位之初，因为人命关天，实在是不忍心让这些人死，宁愿一味采取宽大的政策。现在经过这么多的事情，逐渐了解了一些处理事情的根本所在，如果一味姑息纵容，就会失之懦弱，必要时必须放弃这些过宽的政策。”有鉴于此，乾隆反复告诫上下刑罚衙门：“管理百姓的道理是，不重在刑治而重在德化教育。我们君臣不能采取德化教育手段是应该感到羞愧的，然而德不能化的，不用刑罚又怎么能治理好啊。如果只是为了博取宽厚的美名，而因此采取姑息态度，以至于奸匪毫无惩儆，案件日益繁多，难道这是我们对于刑罚的理解吗？”这个时期，他屡次斥责大小官员：“不苛求其情罪是否适合这样的刑罚，只要不过分仁慈就可以了。”

从乾隆年间每年秋审由皇帝勾决的人数来看，乾隆在继位之初到六年这段时间，停勾的就有四年；而从六年开始到十二年之间，勾决的人竟比前六年多出了近1000人。也就是说，乾隆在孝贤皇后生前就已打算行严政，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被乾隆勾决的人数已达到了4000多人，并且一些并没有彻底达到勾决的人，也被皇帝一笔勾去，并不犹豫顾虑。这些都体现了乾隆从严施政的决心。让我们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讲起。在这一年的秋审和朝审中，乾隆一改从前作风，大批勾决死犯，并将许多“死缓”也列入处死范围之内，连乾隆之初期已被审决、缓决十多次的罪犯也不能免于一死。在看到湖北、江苏、山东、四川、河南等七省，由缓决改为情实的而被处死的罪犯时，乾隆认为改判恰当，声称“此等凶犯断不应拟以缓决”，并对原判这些罪犯的督抚大员进行申饬。

为了严格吏治，乾隆借孝贤皇后丧事一事严厉处理了一批不畏皇权的官员，从此，乾隆的执政实现了从宽到严的转变。

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去世。在皇后死后一个月，乾隆发现皇后的满文册封文书，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便为此勃然大怒，指斥翰林院大不敬，尤其是对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心怀怨望，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

刑部官员见皇帝盛怒，就对阿克敦加重处分，初步定为绞监候。然而，乾隆对此重处仍不满意，责备刑部有意庇护，故意宽纵，将刑部官员全都问罪，其中有尚书盛安、汪由敦，侍郎勒尔森、兆惠、魏定国、钱陈群，全都革职留任，对阿克敦以“大不敬”议罪，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得皇帝赦免）。真正是伴君如伴虎，这些严厉的处分使当时的官员胆战心惊。此后，又有大批官员遭到谴责，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属粗糙”，全部问罪，侍郎索柱官降三级；涂逢霞官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以宽留任。

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所用的饽饽、桌张，都不洁鲜净明，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俱降级调用。礼部因册谥皇后，仪礼有误，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均因此而受到处分。因皇后丧葬一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刑部、工部、光禄寺、礼部的大小官员被降级处分，阿克敦闹了个死缓。此举已显然表明乾隆是有意而为的。事情至此并不算完，杀戒也由此开始了。

接着，乾隆又发现朝廷大员江南河务总督周学健和他所属的文武官员竟全部在百日内违制剃头，他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不只是你一个人犯法，你的属下官员同时效尤，违法乱纪，上下竟然形成了风气，实在是让我震惊。”由此又因追查出周学健有贪污行为，他深感痛心，说：“我登基以来，事事推心置腹，以至诚对待臣工而还有不能感动的，如周学健这些人，那么十多年来，被你们所欺骗的事情还不知道有多少。”最后赐令周学健自尽。

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大规模贬革之风不只是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连外省的官员也不能逃掉罪责。一般来说，皇后死后，有很多官员都要奏请来京叩拜梓棺，这虽是做做表面文章，然而，乾隆对于那些没有奏请来京叩谒的官员分外不满。乾隆将各省满族籍的督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凡没有来京的全部官降二级。他对这些人说：“本想旗人相对亲近些，得到国家的恩惠也特别深重。一旦遇到皇后的大事，理应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的关怀。即使是因为碍于外廷不干预宫内事务的规定，而每当想到皇上遇到如此大的变故，也应该奏请来京城请安，这也是君臣之间应该有的道义吧！”因为这件事被乾隆贬斥的总督有4名，巡抚有好多位，共有50余名满族大员。

在这次丧葬中，江西巡抚安宁因为“对孝贤皇后这样的大事上，仅仅以几篇文章来充数，全无哀敬实意”而被解任。大学士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也因“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各被罚俸一年。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因违制剃发被革职，湖广总督塞楞额因阻止彭、杨自首而被骂为“丧心病狂”，赐令自尽。

在这一次事件中，大量满汉要员都因失礼而降级、免职、赐死、处死，用官位和生命换得了服从、勤政、守敬、知礼的大教训。对清廷大员来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大教训，原因在于缺乏自律意识，以至于在无意之中激化了皇权与官僚机器的矛盾，做了孝贤皇后的陪葬品。

孝贤皇后丧葬引起的风波涉及官员极广，乾隆似乎有意地让涉及面不断扩大，能扩多大就扩多大，于是，乾隆采用了“训惩众官，不容愚蠢”这一才智，以对每个官员都有不同的惩戒，借机整顿官员队伍。

乾隆严格对官吏的管理，主要是对高级官吏的严加审定和对低等官吏的留心考察。

乾隆十分清楚自己的权力是否能够巩固，取决于高级官员的素质和对他们的控制上。同时他也明白，如果没有对高层官吏的深入了解，就根本谈不上控制。于是，乾隆采取了“先知后制，方法得当”这一才智。

乾隆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渠道了解高级官员的性格、才能、学识、政绩。还把各省督抚、藩臬道府、将军、参赞、提督、总兵的姓名写在宫殿的墙壁上，经常注意他们的言行动态。他对朝中所有高级官员的性格、优点、弱点都有所了解。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全在于所用重臣是否合适称职上：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乾隆对各省督抚的申饬极为频繁，他认为：“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设科举，纷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就现在举行之事，因地制宜，务以实心行实政。”所以，当他看到有些官员竟然“以官为佳合，醉浓饱鲜与秩终而已”时，十分恼怒，发出了“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积习，凡有恍民之责者，皆当审时务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

要想国家安泰，万民乐业，必须得有一批为老百姓真心实意办事的好官才行，只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却是官僚们的通病，乾隆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乾隆发现，有些督抚竟然还派属员常驻北京，刺探主管他们的六部及军机处，甚至是皇帝本人的动向和动作。有时候他们还串通军机处抄写档案的人，将不公开的事情抄寄各自督抚，督抚也热衷于相互间私自传递消息，以便知道京师的消息。这样做的督抚并非只是一、二个，曾被乾隆一次公开点名警告的就有直隶总督那苏图、安徽巡抚魏定国、福建巡抚陈大受、浙江巡抚常安、两江总督尹继善。不少州县官员打着“馈送土仪”的旗号向上级督抚送礼讨好而“开苞苴之渐”。而这些州县官员所用之资便是额外增加赋税、拖累老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乾隆自然知道这些，不断下令严禁督抚擅调地方官于谒宴会，训斥他们借送礼的机会大摆酒宴，这是浪费时间，是耗费物力于无用的地方。

清朝时，往往每两省或三省设一总督位，每一省设一巡抚，除山东、山西、河南专设巡抚而不设总督，直隶、四川专设总督而不设巡抚外，其他的省份都有总督和巡抚同在一城中的现象。乾隆发现总督和巡抚之间各立门户、互相倾轧、排除异己、引用私属，面对于地方的政务却互相踢皮球，让下级官员无法认真施治。新督抚一旦上任，便开始极力宣扬前一任在此任时政务如何废弛，民生多么凋敝，甚至胡编乱造、信口雌黄。如果前一任是因升迁而调走，则必大肆称颂其成绩，即使有钱粮亏空之事，也甘愿为他赔垫。督抚等等诸多积习，乾隆早已经了解详细，他决定要不断地给督抚们敲敲警钟，勒紧其颈项，让一些违纪的大员们悬崖勒马。

批评这些较高级的官员，乾隆总是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严厉指出其缺点，令其汗颜失愧，从而不得不谨小慎微，唯恐大祸临头。乾隆四年（1738年），乾隆告诫四川巡抚方显说：“我看你为人质朴诚实，因此被提拔为地方大员，但抚臣必须有抚臣的样子。如果任气褊狭，不识大体，就不可以。你马上就要去上任了，我只提醒你那么多，担心你会很快忘记，你好自为之吧！”乾隆又训诫河南巡抚尹会一说：“因循苟且四字，实在是你的毛病，既然你自己知道，就应该努力改正，我将看你以后的行动。”他还指出方苞的弱点：“我即位的初期，想到你在文坛稍微有些名气，下令让你入直南书房，而且提升你为礼部侍郎……然而你位在九卿班内，却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众所共知。”

乾隆比较讨厌只会耍嘴皮的贵州巡抚宫兆麟，曾训诫他说：“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在办事方面不注重实际，是以外间竟然有铁嘴的称号。”乾隆还批评江西巡抚陈宏谋说：“你不怕不能办事，而思虑有坏的习惯，如果不下决心改正，下次被我教训，那有什么好处呢？”对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则说：“你慎守有余，干济不足，以后应该着实奋勉，不要重蹈前车之鉴了!”乾隆也曾警告安徽巡抚徐垣说：“你原来就是特别能干的人，不要滥用你的聪明，一切应该力求务实，那么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而永远得到我的恩惠。”

对这些高级官员的训诫和责备，在乾隆的谕旨中有很多，每一次斥责都要给被训的官员极大的震慑力，增加了他们对皇帝的敬畏。就像赶车人用鞭抽拉车的马匹那样，使他们因疼痛而更加用力地向前奔跑，推动庞大的统治机构的车辆迅速前进。对这些地方官员，除了训诫之外，乾隆还时时要求他们“经划有方，劝课有法，使地有遗利，家有盖藏”；“视百姓如赤子，察其饥寒，恤其困苦，治其田里，安其家室”。只有这样细致地发展地方经济，关心百姓疾苦，才可称得上大清朝的好官。要做到这些，地方官就应当经常深入乡村，体察民情，了解各地生产状况。

乾隆不但对高级官吏严加审定，对于一些低等官吏也留心考察。

乾隆知道，考核人才，仅凭其人之容貌形象与临时之神情应对，只能获一粗浅印象。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须按照一定的考核程序，长期检验。

有一次，吏部引见新任武昌同知王文裕时，他见王文裕长得相貌堂堂，回答提问声音洪亮，觉得这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就在其名字下面写了个“府”字，意思是此人可任知府。正巧几天后，吏部请求任命安陆府知府，乾隆想起此事，就任命了王文裕。可后来乾隆发现王文裕的同知官是花钱捐的，并没历过实任，他根本就无为官经验。乾隆虽然心中十分后悔，但君无戏言，已不能改变了。只好急忙传谕湖广总督塞楞额和湖北巡抚彭树葵对王文裕留心察看，斟酌奏闻，如果不行，还是仍授同知官为好。虽然如此，乾隆还是认为通过引见考核人才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他自信地说：“人才一般都相差不大，自从我登基到现在已经四十一年了，看过的人才非常多，也可以说选用人才十次有八、九次是正确的。”

按清代官制，每三年要对官吏考核一次，京城官员的考核称为“京察”，外地官员的考核称为“大计”。考核分称职、勤职和供职三等，政绩特别卓异者可引见候旨升擢。考核不及三等的官员，要纠以“八法”，即贪、酷、疲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贪、酷者革职拿问，疲软无为和不谨者革职，年老和有疾者勒令休致，浮躁和才力不及者酌量降调。

乾隆重视对年老官吏的考察，担心他们倚老卖老，或者昏老无为。他要求官员要选择体力精壮，心地明白的人做官，并且还对那些因年老而故意隐瞒自己年龄的大臣给予重处。乾隆规定部员属官50岁以上的人都要详细考察；京官二、三品，年龄在65岁以上的要亲自考核，决定是否任用。对于文宫中的知县和武官中的总兵年龄限制也较严格，乾隆认为知县是地方的父母官，“一切刑名、钱役经手事件，均关紧要”，所以不能让年老力衰的人充塞其中。据乾隆十年（1745年）的统计，奉天、湖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等11个省中“年老”官员有30名，“有疾”官员22名，“不谨”官员29名，“疲软”官员11名，“才力不支”官员24名，“浮躁”官员9名，均被列入淘汰的名单。

用“京察”和“大计”来考察官员，日久已成为一种表面形式。乾隆对此很不放心，便沿用了雍正时期的办法，轮流引见文职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的官员。往往在一天之内不厌其烦地召见百余名地方官员，召见时还用朱笔记载自己的想法、意见，写出评语，以便随时任用升迁和降级。他说：“每次在引见的时候，必须详细记录询问内容，仔细观察参考人员的品行素质。”这表明他对任免官员的高度谨慎。这种引见官吏记载的做法，一直是乾隆识别官员的最直接途径。为此，他还说道：“记名道府，用朱笔记载，这是我的父亲雍正帝留意人才，以便随时录用，实属好方法，应该永远遵守。”

乾隆对官员的评价很多，在《清实录》中也有许多乾隆引见官员之后的评语，如评马腾蛟：“结实有力，将来有出息”；评额鲁札：“忠厚本分，人似结实”；评屠用中：“人亦可有出色，道员似可。”还如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新任直隶景州知府侯珏被引见，乾隆评他为：“观其人，似小有才而无实际，未可保其胜任无误。”

清朝知府属于四品官，是管理一个省的主要官员，掌领数县，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乾隆以为知府一职承上启下，是州县官学习的榜样。并且他还认为如果知府精明能干，熟谙政事，即使州县官平庸无能，也可以被激发起奋力向上之心。若是知府懦弱无能，驭下无方，州县官也会苟且偷安，荒废政事。同时，州县官由于职位卑下，无权被皇上引见，其到底如何还得靠知府去检查监督。于是乾隆不断强调：要选娴于政务的人担任知府，并且对在任用知府一事上非常谨慎小心，恐怕失察，而贻害地方。

乾隆也知道，以引见的方式来考核官员，仅凭他们的容貌形象和临时的神情应对，只能获得粗浅印象。但作为一种差强人意的方法，他仍认为通过引见，可以为自己选拔既有才能又忠心耿耿的臣子。

为了弥补引见时临时考核的缺点，乾隆还经常辅以进一步的调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新任江西袁州知府唐灿引见，被乾隆评为：“看这个人恐怕对地方政务不太熟悉！”由于对此人实在是不放心，他便命令江西巡抚吴绍诗留心考察唐灿的政绩并指示：如果唐灿“实在难以胜任的，就要马上具折奏闻，不得稍存姑息”。

乾隆深知掌握任免大权的皇帝对吏治的好坏起着关键作用，责任之重大让他自己都感觉头疼。他说：“人才获得是十分艰难的，例如州县等通过科举出身的那些人才，都是读书苦攻数十年，才获得这么一个官职，因此要量才录用。”这一段话也道出了乾隆在任免官吏上的苦衷实在不少，使他只能尽力而为，任免之中也难免有不妥之处。

乾隆通过宽严相济的方法管理、考核官吏，培养了一批能干的文臣武将。依靠着他们，乾隆朝达到了统治前期、中期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