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乾隆盛世（1/1）

第一节 仁政爱民

乾隆在父辈的基础上，经过励精图治的改革，完成了对外的十大战争，实现了对内的皇权独尊，使大清国内定外服，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气象。

乾隆即位的时候，尽管清王朝正是蒸蒸日上之时，但是他仍然不懈怠，勤于政务，监督臣子们的工作，从而确保他这一朝继续保持兴盛的局面，也为后世皇帝奠定良好的基础。乾隆在位六十年，基本上都坚持天天临朝，批阅奏折，关心民生疾苦，是清朝难得的好皇帝。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皇帝去世，刚满24岁的乾隆即位。这时候的大清朝，也算得上是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国泰民安。就如乾隆自己所谓的“国家继续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乾隆的地位，似乎已有磐石之固。

按说，面对如此太平盛世，一个年仅24岁的年轻皇帝极有可能沉醉于安逸享乐之中，骄纵奢侈，坐吃山空，就像历史上秦二世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坐享其成，穷奢极欲，引起社会风气的败坏，使人民萌发反抗情绪，最终导致灭亡的结局。还有隋炀帝，包括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李自成等无不是这样自取灭亡的。然而，乾隆恰恰与历史上荒淫误国的例子相反，成为勤政爱民、洁身自守的开明君王。

乾隆登基22天时，就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大臣下谕，讲道：“从来帝王抚育华夏的方法，只在教养两端。天生民而立之君，原本就是让君主以代天地管理百姓，广其怀保，人君一身，实在是亿兆黎民所安身立命的依托啊。”这段话的大意即是，历代名君无不以民为本，当为民请命，为民付出心血，认真地教化臣民。如果不是熟悉历代帝王治国之史，又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在《策士天下贡生》这本书中，乾隆又强调说：“君主与百姓的关系，就好比船和水的关系。船没有能离开水而自由游动的，君主也没有能离开百姓而实现大治的。”

乾隆认为“民为邦本”，本固才能邦宁。治国之道，“莫先于爱民”；而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因此，他多次地、大规模地减免国赋。乾隆在即位之初大赦天下的恩诏中，就宣布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的欠赋，仅江苏、安徽就免了赋银1010余万两。此后的63年里，他以“灾蠲”、“恩蠲”、“事蠲”、“逋蠲”等名义免除的赋银超过1亿两以上。

乾隆于乾隆十年（1745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三年（1778年）、五十五年（1790年）、六十年（1795年）5次下谕全免天下一年国赋。于乾隆十年（1745年）正月初六日下达的第一道上谕中讲道：要想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安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皇祖屡蠲租赋，又特颁恩旨，“将天下钱粮普免一次”。朕欲使黎民均沾恩泽，特将丙寅年，即乾隆十一年（1746年）钱粮，通行蠲免。

普蠲天下钱粮的恩诏下达之时，“万方怡舞”，这是对乾隆帝大蠲租赋的最好赞扬，可见此举深得人心，对促进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乾隆时期，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大量田地改为播种经济作物，国内出现较大范围的余粮区和缺粮区，因此，粮食调剂的商品化就迫在眉睫。乾隆采用了“商业贸易，重在为民”的才智，打破了历朝皇帝贱视商人的陈旧思想，这都与他“从来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的思想密切相关。

早在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就规定：只要是运往灾区的粮食，一律给予全免课税放行的待遇。到了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这一政策又进行了推广，将灾区的特免改为全国的普免。有了这样的免税政策，就加快了粮食的流通速度。在粮食歉收的地区，由于乾隆允许地方官借钱给商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商人到外地采买粮食运回本地，并不收取利息。

乾隆三年（1738年），浙江歉收，巡抚卢焯就曾让商人出示保证，借给银两，让其到外地采买粮食，还银时，不收利息。

在乾隆朝，一些有余粮的省份，地方官员推行地方保护主义，干预市场不让本省余粮向外流通，妨碍了粮食贸易的进行。乾隆对地方官的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为此，乾隆对四川、奉天等只考虑本地利益的官员给予了严厉批评。譬如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长江中下游受灾。第二年，米商欲从四川贩米沿江下运，四川总督文绶担心本省粮价上升，于是禁止粮米出境。乾隆知道此事后，立即下谕训斥道：“江南下游各省的粮食，一向都是仰仗四川的供给，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受灾，粮食歉收，再不从四川这里得到粮食，又将从何处得到粮食呢？不管是谁，都不得寻找借口囤积粮食，更不得擅自发布命令限制粮食的流通，否则我是不会顾及他的地位的。”接着给文绶下命令说：“将水次仓谷碾米直接运往江南，而湖北等省商贩，不得阻碍粮食从四川的输出，如果违抗指令，定斩不赦！”

地方保护主义自古都是存在的。在乾隆中期，各余粮地区纷纷实行禁运，刮起了粮食保护之风。对此乾隆在三十七年（1772年）时规定出了具体的制约办法：凡是邻省歉收需要从别的地方输入粮食的，本地方官禁止米粮出境的，该地区的督抚应该据实参奏，将州县官降一级留升；主管官吏不及时报告的，要罚掉一年俸禄；上级督抚不实事求是上奏的，罚掉六个月的俸禄。此项办法从实际利益人手进行奖赏，行之有效地遏止了坏风气的风行，使乾隆朝的粮食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国内逐渐形成了大规模的粮食市场。

市场形成后，粮米多从四川和两广经由长江东下，运往江苏和浙江，并借海路运往福建；东北的豆麦则由海路运往北京、直隶、山东；湖南、河南的米粮经由陆路或汉水运到陕西；广西的粮食运至广东；台湾的粮米渡海运往福建，如此等等。这些粮食的长距离运输，已逐渐形成了粮食流通的固定渠道。除了形成国内粮食流通市场外，乾隆还鼓励国外粮食进口，并禁止出口。以乾隆朝开始，就有暹罗（泰国）、安南（越南）商人贩米到福建、广东等省来卖。乾隆对外商贩米进口的政策做了极优惠的规定，特意下谕说：

“我时刻想着百姓生活的艰苦，一直认为米粮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各个关口一概免除粮食出入的关税，其余货物，照例征收。至于外洋商人，有航海运米到内地的，应该更加给予恩惠，这才能体现我对远方来的客人的热情……自乾隆八年开始，以后凡是遇到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来一万石粮食以上的，可以免除其船货税银的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的，免除其船货税银的十分之三。他们带来的米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公平售卖。如果民间的米有剩余，不需要进入市场买卖的，可要求地方官代为收买，以补充常社等粮仓，或者分配给沿海各个标营兵粮日常之用。外洋商人必须得到各种销售米的优惠条件，使他们不至于陷入卖米难的困境。”

乾隆不仅对外商进口粮食的关税实行优惠政策，而且还规定：假如外商米粮在国内滞销，本地官府要照价收购。外国的粮米既然千辛万苦地运来了，就不能让人家再运回去，官府采取保护政策，这就使外商更放心地把米粮运到中国来，在一定程度上补给了国内的粮食之缺。

沿海地区活跃粮食市场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内出洋做生意的商人在回国时也常带回粮食在国内交易。由于东南亚等国米多价贱，很多国内出洋商人常携带资本，在暹罗等地购买木料，打造船只，再运米回国，这样不但可以在米上得利，还可以得到船只木料等利益。

乾隆十六年（1651年），针对中国商人进口粮米，乾隆出台了奖励政策，规定：“数量在二千石以内的，按照惯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果运输达到二千石以上的，按照数量区别生监、民人，上奏恳请赏赐给他们职衔顶戴。”这项政策大大鼓励了商人进口洋米的积极性，使洋米源源不断地流人国内，以应内需。在扩大进口的同时，乾隆强调禁止出口粮食，并命地方官在各出口要塞实施巡视措施。由于对粮食疏通问题极为重视，采用多种灵活变通的政策和手段来促进粮食贸易，人口与粮食的矛盾确实在乾隆朝有了很大的缓解。乾隆实在是想了不少办法并颇有建功的。

乾隆一生屡次下谕，宣讲重家劝桑的重要性，还采取多种具体措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刺激农民的积极性，体现了一代封建君主的深谋远虑和爱民之情。

第二节 南巡

★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

这是乾隆第六次南巡写下的诗句，他经常回味下江南时的情景，充满了无限眷恋。

乾隆在位六十年，曾六次南下巡视。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乾隆把南巡作为他生平最重要事功之一。

乾隆在《南巡记》中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因此，每次南巡他都要亲自巡视河工。六次南巡，他五次视察黄河水利工程，四次视察浙江海塘工程。

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乾隆从北京动身，第一次下江南。当天，他发布命令允许沿途百姓瞻仰。除“确实属于险峻危险”地段外，其余地方一律不准阻碍人民来观看自己的尊容。不久，乾隆又宣布对南巡所经地方承办差务官员的奖赏：“凡有罚俸降级事情的都不再按照原来的结果办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相关事情的，地方官吏可以加官一级。”

进入山东后，乾隆陆续颁布减征赋税和赈灾谕旨：宣布蠲除经过山东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宣布山东省因灾借出谷食，从乾隆十五年（1750年）起分五年带征，但邹县、平阴等县重灾，带征欠谷975000余石概行蠲免；宣布山东受灾的兰山等七州县追加赈济灾民一个月。这些积极主动的措施使得乾隆此次下江南，一开局便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沿途百姓纷纷宣扬乾隆是前所未有的圣明君主，民心日益向他靠拢。

在南巡途中，乾隆还宣布对江苏、安徽、浙江三省采取优待性文化教育政策。在进入江苏后，乾隆随即派遣大臣分别祭祀已故治河功臣靳辅、齐苏勒和嵇曾筠等祠堂。

乾隆非常关心与百姓生命息息相关的水利工程，在南巡回来的路上，他亲自前去祭祀清河神威显王庙，并视察了高家堰水利工程，还发布命令说：“经过淮安，见城北一带，内外都是水，虽然有土堤作为河防，而人烟密集的地区，一旦河水暴涨，这些土堤哪里能够阻挡得住洪水的冲刷，我感觉非常严峻。现在非常需要把这些土堤改造成石头堤防，用来确保万无一失。”他还指示总河高斌等会同总督黄廷桂确勘详估，及时建筑。这次督察与部署，体现乾隆对黄淮地区水利工程的关心。

在江苏期间，乾隆还多次降旨赈济该省灾民，减免赋税。并宣布对乾隆十五年（1750年）受灾极重的宿州等九县和稍重的凤阳等九县，分别追加赈济灾民一个月，并豁免宿迁、桃源、清河所借籽种银两。乾隆的谕旨指出：穷苦百姓嗷嗷待哺，省布政使永宁应该速往办理，上述各州县正印官马上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全力以赴发放赈灾粮食。清河、宿迁、大河卫等八州县一卫，原决定当年应带征上年因受灾欠交的漕米麦豆等，都分作三年带征，又豁免扬州府兴化县积欠的荒废田钱粮。

这一系列主动的赈济措施，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百姓拥护乾隆统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都是乾隆实施主动施恩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正是乾隆这些主动措施的颁布，使得他在南巡江苏期间，两淮盐商积极踊跃、捐钱捐物。乾隆也不失时机地对他们予以嘉奖，各按商人本身职衔，加顶戴一顶，又特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角力，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俾得永远受实惠”。

不久乾隆到达苏州，为表示对长洲人原致仕礼部侍郎沈德潜的优遇，赐他在原籍食俸。在苏州的日子里，他派员给三吴各处先贤祠送去亲书匾额，给周泰伯祠匾“三让高踪”，言偃，即子游祠匾为“道启东南”，范仲淹祠匾为“学醇业广”，韩世忠祠匾为“中兴伟略”，越王钱祠匾为“忠顺贻庥”，陆贽祠匾为“内相经纶”，岳飞祠匾为“伟烈纯忠”，于谦祠匾为“丹心抗节”，苏州紫阳书院也赐匾“白鹿遗规”。这是为了笼络江浙文人的重大举措，这些先贤的后人纷纷表示了对乾隆的拥戴，有些人还提出了愿意为朝廷效力的想法。

离开苏州后，乾隆来到了浙江嘉兴府，阅兵，赐随行的王公大臣和浙江大小官员食品，他还颁谕说：“我南巡江浙，绅士大都以文字献颂，于道路边连绵不断。命令大学士傅恒、梁诗正等，会同江苏、安徽、浙江总督、学政详细讨论对三省进献诗赋士子的考试选取办法。讨论后就议定，由三省学政各自预选。江苏、安徽预选中者赴江宁，浙江预选中者赴杭州。等我驾临江宁、杭州时，分别命题考选。”这是对江南士大夫的优待，使他们获得一次做官的机遇。这也是乾隆变被动压制为主动对话，通过给予这些士大夫做官的希望，将他们都笼络到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这是积极地利用权利的手段。

乾隆南巡到达杭州后，在籍翰林院侍讲刘振球从粤东风尘仆仆地来到浙江迎驾，乾隆赐以御笔诗章及题匾“词垣耆瑞”。同时，赐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武英殿刊本“十三经”、“廿二史”各一部。他还派遣官吏祭祀钱塘江神庙、南镇之神以及明臣王守仁祠，赐王守仁祠匾“名世真才”。乾隆逗留杭州期间，批准了总理行营大臣大学士傅恒的奏折，将强入杭州普通百姓家酗酒闹事的粘竿拜唐阿德克新正法，粘竿大臣等严加议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乾隆再次颁发命令说：“浙江省进献诗赋士子考中的有谢庸、陈鸿宝、王又曾，以此加恩特赐举人，授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的官职，并且与考取候补人员一起等着朝廷委以任用，同时仍然批准他们参加会试。”不久乾隆一行返回苏州，他这次来到了范仲淹祠，并赐园名“高义”，赐范氏后裔范宏兴等各绸缎一匹、貂皮二张；派遣官吏祭祀晋臣卞壶祠，赐匾“典午孤忠”；祭祀宋臣曹彬庙，赐匾“仁者有勇”；祭祀明臣徐达墓，赐匾“元勋伟略”；祭祀常遇春墓，赐匾“勇动风云”；祭祀方孝儒墓，赐匾“浩气同扶”；祭祀已故清两江总督于成龙和傅腊塔祠。这些举措是做给江南的明朝旧臣看的，因为这些地方原来反抗清朝最为激烈，反清的各种思想也最为活跃，清朝占领这些地区后，对于这些地区的反抗力量的镇压也是最为残酷的，同时还时常兴起文字狱。乾隆这样大规模地祭祀这些人（当然也包括明朝旧臣）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诉江南的士大夫们，我们满人建立的清朝实际上跟以往汉人建立的朝廷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为大家服务的朝廷，因此大家不要总是以敌视的目光对待朝廷。乾隆的各种祭祀活动把以往被动的防范变为主动让步，这是缓和矛盾的明智之举，为清朝政权的稳定和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

乾隆在南京摆出一副胜利者大仁大义的姿态。他甚至在祭祀明太祖陵墓时，行三跪九叩的礼节，要求地方重点保护这些陵寝，诸多行动对于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不无意义。他还宣布，江苏省进献诗赋士子中，选取钱大昕、褚寅亮、吴志鸿等人，要求按照浙江省的旧例补用。

乾隆南巡返回途中再次来到黄河岸边，祭祀河神，并筹定洪泽湖五坝水志，水志基本内容有：

首先，建立石碑规定永远禁止开放天然坝。乾隆说：“洪泽湖汇聚了清河、淮河、汝河、颍河的河流的水，使得湖水水量过大，能够起保障作用的只有高堰这一个河堤。天然坝是洪泽湖的尾坝，夏秋季节涨水时，就打开这个坝用以泄洪，然而下游许多州县都受到这个泄洪坝的灾害。冬天清水势弱，不能冲刷黄河的淤泥，往往造成浊流倒灌。居住在下游的居民，十分惧怕开坝，然而治河的大臣们却把这种方法当做防范的制胜宝典。我此次南巡亲自来到了高堰，围绕着这个堤坝走了走，一直走到了蒋家闸，四处看了看形势，才知道天然坝绝对不可以打开。设立堤防本来是为了保卫人民的，但是堤防设立后百姓仍然受到灾害，设立这样的堤防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上游开闸放水以求自保，而全然不顾下游州县百姓田庐淹没，这难道是国家建立石堤、保护生灵的本意吗？作为治理河道的大臣不应该存在这样的私心。天然坝应该建立石碑永远禁止开放，以杜绝那些自私自利的行为。”

其次，确立仁、义、礼、智、信五坝开放原则。“仁、义、礼、智、信这五坝是按照地势高低建造的，必须等到仁义礼三座坝已经过水到三尺五寸还不足以减缓湖水的上涨时，才挖开智坝的土堤；如果还不能减缓湖水的上涨再挖开信坝，这根本不同于以往湖水一上涨就开天然坝的方法，对于下游百姓也没有什么危害”。

再次，决定把信坝北雁翅以北的土堤一律改建为石堤。乾隆分析指出：“从高堰石堤至南滚南坝以南，过去都是用的土工石堤，有首无尾，没有形成整体，应该从新建信坝北雁翅以北，一律改建为石土。南雁翅以南至蒋家闸，水势益平，则使用石基专瓦，这样才能做到首尾完整，坚固如同金汤，永远造福淮扬地区。”

最后，强调河工应以“实著功效”为己责。乾隆强调说：“我认为河臣管理治理的河漕，是几千里沿岸老百姓生命的维系，各省督抚应该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管好河道。总之，河不可不治，而无循其虚名；工不可不兴，而必归于实用。这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四点，是乾隆视察河淮水利工程之后提出来。这比起以往身居深宫，凭奏牍指示治河方略，当然要更切合于实际。

回到北京后不久，乾隆就下旨说：“我今年春天南巡时，经过清江浦一带，觉得这个地方雨水太多，然而此时天气还有点寒冷，恐怕对于麦秋有妨碍，故而我时常挂念这件事情。回到北京之后，这些地方的督抚等虽然已经多次请安了，但是始终没有将地方情况奏报。命令两江总督黄廷桂等，将该处雨水情形，麦秋如何，民情是否拮据，据实快速报告给我。”可见，乾隆回京后，仍挂念着江南的国计民生。

继首次下江南后，乾隆又有五次下江南。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月十一日，乾隆从北京出发，第二次下江南。于四月二十六日返回。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一月十二日，乾隆从北京出发，第三次下江南。于五月四日返回。

乾隆三十年（1765年）一月十六日，乾隆从北京出发，第四次下江南。于四月二十一日返回。

在第四次南巡时，乾隆出发之前就宣布，将江苏、安徽两省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二十八年（1763年）因受灾未完缴纳地丁、河驿、漕粮、借筑堤堰等银共143万余两、籽种口粮113000余石，全部豁免。浙江一省相对赋税较轻，但也被乾隆豁免积欠地丁银两13万余两，借谷13700余石。

第四次南巡，在起程之后，乾隆又宣布：对直隶和山东当年应该征收的地丁钱粮蠲免十分之三。两省办差的官员原来受罚或降级处分的人都准予免除惩罚，无处分的人官加一级。同时还赏给两省各两万两白银，作为新建行宫之用。乾隆六次南巡，盐商们都捐助了大批银两供各地办差使用。早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南巡时，乾隆就表扬两淮商人慷慨捐助的善举，他一方面假惺惺地推辞这些捐款，另一方面又担心商人们的诚意，于是便悉数收取这些捐款。然而话又说回来，乾隆并不是白吃白喝商人们捐资的，为了不使盐商因巨额捐资而入不敷出，乾隆利用多种办法给盐商以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

政治上的补偿主要是提高盐商的政治地位，乾隆宣布对两淮盐商“本身原有职衔，如果已经达到三品官衔的，都赏赐他们奉宸院卿衔；那些还没有达到三品官衔的，都各加顶戴一级”。赏赐给商人的这些职衔虽然都是一些空衔，但是对于封建社会属于下流之辈的商人来说，则使他们成为官僚中人，不再因自己的身份低微而受人轻视。经济上的补偿则是让盐商们多卖盐而少交税，并且对以往因各种差务集资而欠下的大量盐税，给予一次性的豁免。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曾下令免除两淮商人应还川饷内未缴银两120万两、缓征银27万两；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免除淮南商人未缴纳的白银200万两；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免除两淮未缴纳的堤引余利银163万余两，这些豁免使得淮扬商人的实力越来越壮大。这样大宗的免税，更激发了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和办差的积极性，使他们浑身是劲，为江南经济的建设与繁荣做出巨大贡献。乾隆南巡中对江南商人所采取的种种优惠政策，客观上刺激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带动了城市建设，同时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投资。以扬州为例，乾隆南巡前还不太发达，自从南巡后，两淮商人为迎驾前来巡幸，曾先后集资修了天宁寺、锦春园、高桥、莲花桥、虹桥、宝塔寺等宫殿楼宇5100多间，各种亭台近200座，使扬州发生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内更是商贾云集，百货齐备，连山西、安徽等地的商人也纷纷到这里做生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一月十二日，乾隆从北京出发，开始第五次南巡。五月九日返回。这一年，乾隆已是70岁的老翁了。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一月二十九日，乾隆从北京出发，第六次下江南。四月二十三日返回。这一次南巡江浙两省之后，乾隆年已74岁。

从客观上来讲，乾隆六下江南，了解风土民情、兴修海塘堤坝、蠲免赋税、革弊兴利、笼络江南士子和臣民，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六次南巡，排场一次比一次大，耗费一次比一次多，甚至造成国库的枯竭，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到了晚年，乾隆对自己的南巡之事做了总结性的记述：“我统治天下六十年，并没有什么失德之处，只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

第三节 褒奖明臣

乾隆为维护清廷的长远利益，对明朝那些节义之士采用了“翻案表彰，没有陈见”的举措，以笼络汉族的臣僚士子为清廷效力。

清初，很多明朝遗将为了反清复明，前赴后继地同清军拼杀奋战，不少人宁可战死，甚至举家殉难也不肯接受清朝的统治，清政府对这些明朝忠臣义士嗤之以鼻，极端仇视。然而到了康熙朝，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康熙帝让人保护明陵、招募前朝学者；雍正便也跟着效法；到了乾隆，则公开宣扬清朝是继明朝发展延续的正统王朝，是合理合法的，所以他就又从维护正统出发，对明清之际为保卫明朝而殉国的人恢复名誉，赐予谥号。

乾隆为维护正统纲常，追封明将，鼓励臣子守节。

清太祖努尔哈赤曾以“七大恨”誓师击明，在攻战辽沈地区的战役和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中，明将杜松、刘铤、马林、贺世贤等人曾奋勇迎战而阵亡沙场。乾隆打算以此处作为切入口，称刘铤、杜松等人是明朝的良将，说他们在清朝进攻明朝的时候，敢于逆天抗颜。且两军对垒，各为其主，因而这些明将可称得上是为国殉命的忠臣。

清军入关以前，在明朝保卫辽东辽西防线的战斗中，著名的抗清将领熊廷弼和袁崇焕英勇作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明朝皇帝昏庸无道，竟相继把二将处死。熊、袁二人皆为明朝杰出军事将领，对明朝忠贞不渝，却死于明人之手，连清帝乾隆都表示痛惜不已，当他读到一百多年前熊廷弼在狱中所上的奏疏时，也为之动情并热泪盈眶。

清军入关以后，抗清志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清军攻破扬州，史可法被俘时，拒不投降，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乾隆对史可法的忠勇刚毅也赞颂备至。有一年秋天，乾隆阅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看到史可法给睿亲王多尔衮的信，读后非常感叹佩服，并为史可法追加“忠正”的谥号，写下《题史可法像》诗，这首诗高度赞扬了史可法的精神，不过这里乾隆赞颂的当然不是史可法的抗清立场，他提倡的是一种人格精神，一种臣子的忠诚品格，他要君臣学习史可法的忠君节操，无疑对汉族知识分子是一种怀柔与笼络。

历史的描述历历在目，明末浙江绍兴刘宗周曾上疏弹劾魏忠贤倚势横行，明皇不听，他又力主抗清。清军攻下南京和杭州等地后，他说：“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者，尚有望于中央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且可以死，可以不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又陷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也？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犹不当与士为存亡乎？”刘宗周决心以身殉国，最后绝食而死。

福建人黄道周刚直不阿，组织明人抗清，结果也战败被俘，在押往南京经过东华门时，黄道周坐在地上说：“这里离朱元璋的陵寝很近，可以死了。”坦然就死。刘宗周、黄道周的节操同样感动了乾隆。

乾隆对黄道周和刘宗周的忠君守节非常赞赏，他又评价史可法及刘、黄二人说：“史可法单独一人支撑残局，奋力保护明朝遗孤，最终以死报国。其他人，像刘宗周、黄道周等也是在危难的时候接受任命，最后，求仁得仁，堪称一代完人。”

乾隆给予这些明朝忠义之臣如此高的评价，受表彰的明臣后裔感恩不尽，无不夸乾隆之明大理，知节义，因而甘当清朝顺民，为国效力。

乾隆提出应该褒奖的明朝官员还有：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之人；不甘国破家在自杀之人；抛弃妻子为明朝复国流离颠沛之人；至死不肯为清朝做官之人。他认为，牺牲战场者算是“舍生取义”，能保持臣节者可称“疾风劲草”，乾隆表示要抛弃前嫌，遵照封建正统观念予以表彰。他说：“凡明朝尽节诸臣，即能为国尽忠，将一视同仁。”于是命令大学士、九卿等官根据《明史》、《通鉴辑览》等书所载史实，查核人数，考其事迹，按照原官给予谥号。

乾隆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在于为现世的朝臣树立一种典范，令其忠诚本朝。乾隆还让九卿等列出褒奖条例，主要规定有：

1据明殉难官员职位高低、事迹影响大小，分为专谥和通谥两种。通谥分“忠烈”、“忠节”、“节愍”等四种。

2明朝天启、崇祯两朝已给谥号者从其旧，不再另给。

3诸明臣得谥号后，应于原籍设牌位入祀忠义祠，由翰林院撰写谥文一篇，发给各省悬挂忠义祠内，允许明臣后人立碑。

4在明原为阉党奸臣，陷害忠良之人，虽死于国事，概屏而不寻。

5应给谥之人事绩以《明史》、《通鉴辑览》两书为主要依据，兼顾《清一统志》和各省通志所载，其他野史家乘碑文行状一律不予承认，保证宁缺毋滥。

为彻底瓦解反清复明思想的滋生土壤，博取明朝敌对势力后代的好感，笼络士人，乾隆还录用熊廷弼、袁崇焕的后代做官，袁崇焕的后代到后来还成为在甲午战争中抗击日寇的重要将领，这也许是袁崇焕生前从未想到过的。

据史载，乾隆赠予谥号的殉难明臣达3000余人，而这些明臣的后代、族人要有几十万人之多。乾隆这样做的政治影响确实很大，这使人们在思想上对清朝的统治有所支持和拥戴，对维护清朝统治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乾隆对明臣采取公允的历史态度，他知人论世，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认为臣子各为其主，本无可罪。因此在编《四库全书》时，他采取“人各抒忠斯可录，言虽触讳忍从捐”的态度，指示应该把刘宗周的疏稿、黄道周的博物典汇收进去，只对应避讳的文字略作删改。乾隆在这里重视的是明臣的人品。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天下后世知余大公至正之心，维持名教而不苟小节，重其人及其书。且为千古之君者臣重戒示劝，不徒味其文艺而已。”

此外，乾隆还命令编辑《明臣奏议》，他说：“明朝间的志士仁人敢言抗诤之事与汉唐宋元各朝相比，并不逊色多少。”乾隆任命皇子和尚书房总师傅蔡新为总裁官，皇孙、皇曾孙及他们的师傅与翰林官任纂修校录，让他的儿孙们通过编书，汲取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以保大清帝国万年江山不倒。

乾隆追彰明朝忠臣义士，鼓励了满朝文武像这些守节忠君的明臣那样为国家兴亡不惜自家性命，并让明朝后人感觉他的通情达理，进而达到统一思想，维护统治纲常的目的。

第四节 四库全书

乾隆特别喜爱历史，身为皇子时，就对各朝各代的兴衰有一番自己的见解，从历史教训中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

乾隆曾写过史论50多篇，还有许多的咏史诗，讨论各个朝代的统治特点，皇帝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在历史上的帝王中，乾隆较为欣赏的只有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三人。但是，乾隆认为汉文帝虽贤而乏人辅佐，宋仁宗才能不足，唐太宗称得上是英明君主，但由于后期志满倦政、家法不严，造成了武则天的乱纲结局。乾隆爱读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乾隆在读《贞观政要》后对唐太宗的治国能力较为佩服，写诗说：“文皇（即唐太宗）治世功，在汉文景右。斗米值三钱，太仓粟腐臭。关东暨岭南，开门夜无寇。论古缅遐思，治功非幸觏。文贞（指魏征）立朝端，弥缝而医救。九重亦虚己，勤政夜与昼，励精图至治，俗用致富厚。二十余年间，中外称明后。”

《贞观政要》是年轻乾隆的案头常备书，每次看《贞观政要》，他都收获颇深。纵观自古以来的历代帝王，乾隆看到：当他们处于忧患危险的境地时，还能够选贤任能，接受下臣的意见，而到了稳定时期，便开始安逸享乐、散漫懈怠，这样下去就导致了国势日衰，走向危亡。乾隆说：“余尝读其书，《贞观政要》，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唐太宗在教育太子时曾告诫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乾隆引用这句历代有所作为的君主所信奉的座右铭，表明了他对前车之鉴的深刻理解和接纳。

乾隆重视从历史中学习治国之道，也重视对文化书籍的整理。

乾隆即位之初，就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撰各种书籍。著名的有《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通鉴辑览》、《大清一统志》等等，总数不下数十种。

乾隆一方面整理满族的文化书籍，编修《满文大藏经》、整理《无圈点老档》、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另一方面也对汉族的历史书籍加以整理，主持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下令设立“四库”全书馆，聘任著名学者纪昀、陆锡熊、庄存与、邵晋涵、戴震、王念孙等人参与校篡。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诗经》、《论语》、《孟子》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如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

《四库全书》的书名，是乾隆钦定的。四库是指书是“以经、史、子、集为纲领”来编排的，而“全书”，则表示此书要将经、史、子、集四大类的最好之书、最有价值之书全部网罗在内。

首先，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就要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下令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初四，乾隆下旨“命中外搜辑古今群书”，要求各省督抚会同学政，通知所属人员，搜集天下古今中外有价值的书，为“研讨愈精”提供条件，“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因为各省督抚不认真办理，进《四库全书》呈之书太少，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又下达专谕，限令督抚半年之内“实力速为办妥”，否则，“惟该督抚是问”。

同时鼓励私人进献图书。乾隆多次下谕，鼓励藏书家进献典籍。在这些谕旨中，乾隆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乾隆意识到大臣、百姓因惧怕以文字获罪而产生的畏疑情绪，于是亲自进行反复的解释，还以皇帝题词、赏赐图书、《总目》留名等手段奖励藏家献出家藏秘籍。两淮商人马裕和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四家献书“五六七百种”，乾隆对他们给予嘉奖，并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经过乾隆的多方督促、鞭策和嘉奖，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为编纂《四库全书》提供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其次，就是要委任好的总裁、总纂和纂修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在征求遗书活动取得很大成就之时，乾隆正式成立了“四库全书馆”。许多知名学者先后被征召入馆，分别担任纂修、校理等职。这样，一个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便开始了。

刚开始，乾隆委派大学士刘统勋为总裁官，后来陆续增加。

正总裁有16人，即永瑢、永璇、永瑆、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珅、蔡新、裘日修、王际华。

副总裁有十人，即梁国治、曹秀先、刘墉、王杰、彭元瑞、钱汝成、金简、董诰、曹文埴、沈初。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十一日，正总裁大学士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等上奏说，为了避免“罣漏参差”，请将纂修官纪昀、提调陆锡熊任为总办（即总纂）；添纂修人员10员；任“留心典籍”的姚鼐、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纲为纂修官，任能考订古书原委的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杨昌霖为分校官。乾隆批准所奏。

最后，乾隆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概销毁。

通过检查，乾隆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并有所不尊重，乾隆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后来，乾隆又发现，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很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于是，乾隆下令对这些书，情节严重的予以销毁，情节轻的，就对某些字句进行删改。

根据乾隆的指示，在纂修的过程中，各纂修官分别对各地征集到的每一种书籍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就作者、成书时代、内容异同、版本优劣诸方面进行考证，将其校勘、考证成果以另纸粘于该书每卷之末。同时，还仿汉朝刘向校书的旧例为每书撰写一篇提要，内容包括作者的时代爵里、本人事迹以及该书版本、卷次、内容价值等，并以该书的价值为据，拟出应刻、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经乾隆同意后，其中，应刻、应抄两部分书籍皆交缮书处组织人员按已定规格进行抄录，收入《四库全书》，所有应刻、应抄、应存目三部分书籍提要，则均按类例汇为《四库全书总目》。

因为纂修的这两部书籍卷帙浩繁，不易翻阅，因而在两书编修正式开始不久，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七月，乾隆又分别指示在两书的基础上另编《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两书。前者为《四库全书》“撷其精华”，后者则略去《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总序、各类小序和存目部分书籍的提要，仅对《四库全书》所收之书各作简单介绍。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九月，又将收入《四库全书》的各书校勘记录也另行抄出，汇为《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付聚珍板刊刻，以便广泛流传，从而更加丰富了这次文献整理活动的内容。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第一份告成，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奉天（今沈阳）、杭州、镇江、扬州。

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又告成6份，已历时十五年。后再查核、校误和补遗，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告结束，参与者前后共计4186人，时间长达二十年。

在组织学者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的同时，乾隆还极为重视这批文献的收藏和流传。为了达到防火、防潮、防蠹、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即派专人赴宁波了解已有二百多年藏书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依其式样在紫禁城、盛京故宫、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等处分别建造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等内廷四阁。其后不久，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在扬州、镇江、杭州等处建立南三阁，续抄三部《四库全书》存储其间，以便文士及研究者“就近观摩誊录”。不仅如此，乾隆还指示，另抄《四库全书》副本一部，贮于北京翰林院，供愿读书的词馆诸臣和北方文士抄阅。此外，再辟紫禁城御花园后的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储放《四库全书荟要》。这些措施，对这一重要文献起到了保存和传播的作用。

在乾隆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1787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部《四库全书》也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而《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也在经过反复修改之后由武英殿刊出。《四库全书》总计八部，每部79309卷，分装36300余册，6752函：《四库全书荟要》两部，每部19930卷，分装成11200余册，两千零一函，分别储存于政治中心的华北和文化发达的江浙等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家藏书量便增加了70万卷，30多万册。乾隆亲自领导编纂《四库全书》，集中全国优秀人才，投放大量资财，终于告成。

编修《四库全书》，是乾隆亲自主持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整理活动，这一活动把清代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推向繁荣的顶峰。

第一，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方便学子们阅览。《四库全书》集成以后，北到关外，南到江浙，禁城之内，皇家御苑，各地的士林学子都可以阅览抄录。

第三，方便了分类查找。《四库全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又分44类，分66目，纲目分明，便于检索。

但是，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也删了不少书、改了不少书、禁了不少书、毁了不少书。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3000种之多。一些图书即使侥幸未被销毁，也因为不符合乾隆规定的封建道德标准而被判为“存目类”，有目无书，不收入《四库全书》，甚至有的连“存目类”也不予登录。一些图书虽因影响较大而不得不收，但也因忌讳多端而对其中内容加以抽取和篡改，使许多珍贵古籍或遭肢解，或者严重失真。可见，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乾隆的仁政爱民政策下，清朝国力日渐强盛，乾隆以强盛的国力为依靠，六度南巡，编撰了《四库全书》，彰显了盛世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