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統一政府之對外秦漢國力與對外形勢（1/1）

中國自秦漢統一，大體上版圖確定，民族摶成，中國史遂開始有其對外問題。以前只是中國內地華、夷雜處，部族相爭，不成為對外。

中國以民族之優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國國力常卓然高出於四圍外族之上。因此中國史上對外之勝負、強弱，幾乎完全視國內政治為轉移。外患只是內政動亂所招致之一種事態。嚴格言之，只要國內政治有辦法，國外絕不足患。講述中國史上歷來之外患，毋寧應該多注意於國內之自身。

兩漢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因統一而臻國力全盛之時期，但因種種關係，東漢國力已不如西漢。先就建都而論。

中國古史活動場面，大體上主要的在黃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較優，東部下游則文化、經濟較勝。此種形勢，自虞、夏、殷、周直到秦並六國皆然。

西漢承秦而都關中，長安為全國之頭目，東方的文化、經濟不斷向西輸送，使與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著再從長安向西北伸展。驅逐匈奴，開通西域。西漢的立國姿態，常是協調的、動的、進取的。

光武中興，關中殘破，因王莽末年乃至更始、赤眉的大騷擾。改都洛陽，從此東方的經濟、文化不免停滯，不再向西移動；中國國力以政治推動，則常向西北發展；由外寇強敵所在也；此如西漢與唐皆是。若社會自由進展，則常向東南，以氣候較佳，土壤較肥，又無強敵臨前；如東漢、宋、明皆是。而西方武力失其營衛，亦不免於轉弱。因而雖小小的西羌，竟成東漢西邊之大患。東、西兩方人口密度不調節，社會經濟易生動搖，正如在一端極熱、一端極冷的不調和空氣下激起了大旋風，東漢國運遂於東方的饑荒黃巾。與西方的變畔涼州的兵與董卓。兩種勢力衝蕩下斷送。東漢的立國姿態，可以說常是偏枯的、靜的、退守的。

此乃兩漢國力盛衰一總關鍵。

自秦以及西漢，都有大規模的向西移民。

秦徙東方大族十二萬戶於咸陽。漢高祖又徙楚昭、屈、景，齊田及燕、趙、韓、魏諸強族於關中。文帝聽晁錯謀移民實邊。武帝徙關東貧民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一次凡七十餘萬。

漢諸帝並有陵寢徙民的制度。

景帝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為母起雲陵，募徙者賜錢、田、宅。此僅徙民，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富人平陵，始專徙富人矣。宣帝募吏民貲百萬以上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為高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曰：「今所為陵，勿置縣邑。」成帝為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又詔勿徙。帝王厚葬固非美事，然漢都長安，屢移東方戶口實之，主父揠謂：「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姦猾」，此與秦徙東方大族用意正同。惟長安充實而後西北武功得繼纊發展，不如東漢一存邊警，即議棄并、涼，棄三輔。故前漢奪朔方，開西河，而匈奴、西域皆服；東漢視關陝如塞外，而羌禍遂日蔓延，東方食少而有黃巾，西邊多事而有董卓。此誠兩漢興亡一大關鍵也。

至東漢便不然。

東漢諸儒，對邊防空虛，亦屢有論奏。虞翊請三郡疏謂：「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下，沃野千里，谷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三郡未複，園陵單外，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時在順帝永建四年。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此言「復三郡」，當以隴西尚遠，故未及之。書奏，漢廷始複三郡。又崔寔政論謂：「古有移人通財，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皆不墾發。人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又仲長統昌言損益篇：「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世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蔡邕上封事陳政要謂：「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頃連年荒饉，榖價一斛至六、七百，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弓兵散亡殆盡。」據蔡文，東漢末葉幽、冀二州均見荒殘；崔氏政論則幽已荒曠，而冀尚稠實。東漢邊區凋荒，蓋自西北逐步侵向東北矣。與移民運動相應者，尚有築路、開渠、墾殖諸端，亦西漢盛而後漢衰。史、漢皆志溝洫、河渠，而范書無之。

茲略舉兩漢西北邊區戶口變動顯著的數位如下：

蔡邕京兆尹樊陵頌碑：「長陵前漢戶五萬，口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至光和靈帝。領戶不盈四千。」

右表惟漁陽略增，餘均銳減。敦煌一郡六城，僅有七百餘戶，尤覺荒涼。

東漢邊郡荒殘至此，此又東漢國力不如西漢一大原因。東漢人口較西漢特見激增者，一為今湖南、江西兩省；一為今河南南部南陽一帶；其次為江蘇三吳平野；又則嶺南及雲南地帶。郡國轄縣亦三輔、邊郡皆激減，而長江流域縣數有增。

再就人才言之。

西漢適當古代貴族階級破壞之後，各色人物平流競進，並無階資，亦無流品。即以漢武一朝言，儒生如公孫弘、兒寬、大將軍如衛青、霍去病、李廣，理財如桑弘羊，司法如張湯，出使如張騫、蘇武。大抵是一個雜色的局面。東漢則漸漸從雜色的轉變成淸一色，即以光武一朝論，其「雲台二十八將」已大半是書生出身。此種轉變，己起西漢末葉。兩漢儒、吏未分，賢能儒生不嫌以吏進，東漢吏職漸輕而尊辟舉。兩漢文、武一道，大臣韓安國之徒亦出守邊；東漢流品始分，故劉巴輕張飛。人才走歸一路，為東漢國力向衰之又一原因。其他次要者不列舉。

西漢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才能、勳績為等第，無有限格。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十不徙官；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亦不如後世資歷之嚴。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節。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率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則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始為卒史，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然其始雖有分別，而積功累勳則無不可任。此種風氣，東漢後漸不可見。經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而後有所謂「流品」之目。太宗置官品令，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不可授之官秩。」貞觀六年馬周疏：「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本，必於揚淸激濁。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韋槃提、斛斯正則獨解調馬，豈得列在士流，超授高爵？」貞觀十二年渚遂良疏：「為政之本，在於擇人。漢家以明經拜職，或四科辟召，市井子孫，不居官吏。大唐制令，憲章古昔，商賈之人亦不居官位。」此皆所謂「流品」之辨也。惟金、元淺化，頗不知此，然唐代適當南北混一之際，其一時人才亦頗不拘一格，至宋則又有淸一色之趨勢。唐、宋國力進退，正猶兩漢之比也。

中國史上的外患，因地勢及氣候關係，其主要者常在北方。

北方乃一大草原，其居民遊牧為主，易於團結。又其地高寒苦瘠，居民強悍，常思南侵。西南山嶺崎嶇，其居民散隔，不易團結；又地氣溫暖，生活較易自給，亦減其侵略之野心。

秦、漢大敵便是北方匈奴。

史記匈奴傳：「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其說信否不可詳論。又謂：「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獫狁、葷粥、匈奴蓋一因異譯；又稱昆夷、犬夷，則胡之音轉。此族蓋自古即與漢族雜居於大河流域者。迭經驅攘，至戰國晚季，遂有圍繞於秦、趙、燕三國外之諸戎。史記匈奴傳謂：「自隴以西有歸諸、緄戎、今甘肅天水縣。翟、豲之戎。在今陝西南鄭縣。岐、梁山、涇、漆以北有義渠、今甘肅寧縣、慶陽縣。大荔、今陝西大荔縣。烏氏、今甘肅涇川縣。朐衍之戎。今甘肅靈武縣。而晉北有林胡、今陝西馬邑縣。樓煩之成。今山西嵐縣。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溪穀，自有君長，往往而聚，百有餘戎，莫能相一。」是也。按：史記秦厲公十六年，「伐大荔，取王城。」又秦惠王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時，義渠始滅。則義渠、大荔西北諸戎，在戰國初年均已城郭化矣。東北諸狄之城郭化，己詳前春秋章。又如趙襄子滅代，魏文侯滅中山，皆以城郭為國。此諸族之見並於中國而同化者必不少。其奔迸外竄者，則失其城郭耕稼之新化，而複歸於遊牧之故習。此如春秋時山戎皆徒步作戰，及戰國晚年趙武靈王乃以騎射破林胡、樓煩。民族演化未深，其生活極易受環境之支配而轉變也。（如匈奴郅支單於西遷，乃為城居；元人為明所驅，仍返遊牧是也。）

逮中國秦代統一，而北方諸族亦逐次統一於匈奴。若如上說，則秦、漢與匈奴之對峙，特為虞、夏、商、周以來中國華、夷雜處局面之正式剖分，卽「耕稼」與「遊牧」兩種文化方式之各自判斷獨立，而最先民族血統之為同為異，轉非所重也，史記以匈奴為夏後，氐、羌為姜姓，皆可以是觀之。

秦始皇對付匈奴，採用一種驅逐政策。

秦始皇三十二年，統一政府完成後之六年。使將軍蒙恬北擊胡，斥逐匈奴，悉收河南地。河套以南。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充之。漢侯應議罷邊塞事，曰：「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裡，草木茂盛，多禽獸，冒頓單於倚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據是則漢初匈奴居陰山中。本居河南，平夷無險，至是則依山為阻。又通直道自九原。河套。至雲陽，陝西淳化北。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漢高祖以一時輕敵致敗，冒頓佯敗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多步兵。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匈奴縱精騎四十萬圍高祖於白登。白登在今大同東。遂聽婁敬策以和親緩敵。

匈奴之對中國，一時尚無政冶上統治之野心，故高祖見圍而得脫。其舉眾入塞，所重在經濟財物之掠奪。和親政策之後面，即為賄賂與通商。藉胡、漢通婚之名義，匈奴上層貴族，每年既得漢廷之贈遺，其下層民眾，亦得定期叩塞貿易。其物質上之需要既滿足，亦可暫時解消其武力侵略之欲望。此所謂「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其時匈奴所尤需者，為酒、米、繒絮之類。

但和親政策終於不可久。

文帝時，宦人中行說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大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然衣食美惡，人情所同，中行說欲強返芻豢於茹毛飲血，其事不可能。匈奴既知通商之失利，苟漢邊防稍疏，仍必出於掠奪。而漢國力充盈，自亦小甘出此屈辱而不徹底的和親政策也。

漢、匈奴一旦破裂，則漢之形勢實利攻而不利守。

漢與匈奴邊界遼闊，匈奴飄忽無定居，乘我秋冬農稼畢收，彼亦馬肥弓勁，秋高則馬壯，風勁則弓燥。入塞侵掠，攻者一點，防者千里。中國疲於奔命。就匈奴全國壯丁言，不出三十萬。史紀稱匈奴：「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又云：「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又曰：「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則匈奴騎士至多不越三十萬也。壯丁盡為甲騎不出三十萬，以五口一壯丁計之，匈奴全部人口不出百五十萬，故中行說謂「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郡」。其社會組織並不如中國之強韌，則可以尋其主力一擊而破。此所謂一勞永逸，較之消極的防禦，為利多矣。大抵中國史上對外問題，莫不然也。

於是遂先有漢武帝之誘敵政策。

事在元光二年，用王恢策，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誘單於，漢伏兵三十萬馬邑旁，單於覺而去，自是遂失和。史稱「馬邑之謀」。

誘敵政策失敗，於是不得不大張撻伐，開塞出擊。

漢、匈奴失和以來，彼大寇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亦十五、六，大抵彼先發，此應之；則匈奴勢尚強，未可聚服也。匈奴統於一單于，並亦父子世襲，其政治組織，已相當進步。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數。漢與單於書以尺一牘，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今傳有甸奴相邦印，形制文字，均類先秦，然則並知用漢文，其文化程度，當不甚低。唐初突厥較之，為不侔矣。

漢擊匈奴，採用兩種步驟：

一是遠出東西兩翼造成大包圍形勢，以絕其經濟上之供給與援助。

匈奴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今河北懷來境。以東，接濊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今陝西膚施境。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今山西大同。雲中。今綏遠托克托境。冒頓子老上單于擊破西域，置僮僕都尉，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匈奴破西域在漢文三、四年間。漢置蒼海郡，在元朔元年；馬邑之謀後五年。張騫使西域在元狩元年。馬邑之謀後十一年。

一是正面打擊其主力。

大者在元朔二年衛青之取河南地築朔方郡，遂複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徙民朔方凡十萬口。是時漢都長安，匈奴據河套，實為最大壓迫，自是始無烽火通甘泉之警。又按：漢、匈奴東西橫恒，匈奴單于庭偏在東，漢都長安偏在西，故匈奴利於東侵，漢便於西出。漢既城朔方，而同時棄上谷之造陽地予胡，此為漢廷決計改取攻勢後之策略。此後匈奴西部遂大受威脅。後六年，元狩二年。匈奴西方渾邪王殺休屠王降漢，漢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後分武威為張掖、酒泉為敦煌，在元鼎六年；此為河西四郡。遂開漢通西域之道，而羌、胡之交通遂絕。匈奴西方既失利，為防漢，且求財富接濟故，不得不日移其力而西，主客倒轉，為漢勢有利一要端。

開塞出擊之進一步則為絕漠遠征。

中國之對匈奴，非不知出擊之利於坐防，然而不能決然出擊者，則以騎兵之不足為一要因。此下唐強、宋弱皆因此。史稱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一車四馬不能純色。將相或乘牛車，馬一匹則百金」。至漢武休養生息已七十年，其時則「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字牝者擯不得聚會」。漢武為伐胡，又盛養馬，廄馬至四十萬匹。馬畜既盛，騎兵之訓練自易。匈敗既失利，用漢降人趙信本胡小王，降漢。計，北絕漠，誘漢，漢乃發兵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令衛青、霍去病分擊匈奴。衛青軍出定襄，今綏遠和林格爾境。遇單于，追北至寘顏山趙信城。去病出代二千里，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臨瀚海而還。事在元狩四年，馬邑之謀後十五年，史稱「冒頓之盛，控弦之士三十萬」，而是役也，兩將所殺虜凡八、九萬，是幾耗其種三之一矣。然漢亦馬少，自後遂無以遠往。

自是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肅平蕃縣。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漢以騎兵任先鋒之掃蕩，繼以步卒屯田為後勁，步步為營而前進，匈奴乃不能複轉側。

到宣帝時，匈奴終於屈服，而漢廷一勞永逸之戰略卒以見效。

亦會其時漢多人才，大將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少貴，年十八為侍中。初從大將軍衛青出塞，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遂封侯，時為元朔六年，去病年二十三。其後屢以敢深入建奇功。匈奴渾邪王謀降漢，武帝恐其詐。命去病將兵往迎。去病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見漢軍而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匈奴軍，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時為元狩二年，去病年二十五。史稱去病為人少言，有氣敢往。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帝為治第，令視之，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其卒在元狩六年，時年二十九也。觀去病之將兵，較之項王未多遜。故唐人詩「借問漢將誰？恐是霍票姚」，獨數其人，非虛也。時李廣亦稱名將，衛、霍皆以親貴任用，而李廣則為豪傑從軍。（時稱「良家子」從軍，即今之義勇隊也。）衛、霍雖以女寵進，而重以建功絕域自顯，其一種進取勇決無畏之風，亦可敬矣。惟當時親貴與豪傑判為兩黨，衛、霍雖貴盛，豪傑不之重；李廣父子愈擯抑，豪傑亦愈宗之。史公親罹其禍，故為史紀抑揚甚顯。然兩黨各有奇材，史公於霍去病雖寥寥落筆，而亦精神畢顯矣，誠亦良史才也。

中國以優勢的人力和財力，對付文化較低、政治組織較松的民族，採用主力擊破的攻勢，自比畏葸自守為勝。漢武帝撻伐匈奴並不誤，惟惜武帝內政方面有種種不需要的浪費，如封禪巡狩等。所以匈奴雖敗，而中國亦疲，故為後人所不滿。

昭、宣以下，武士練習，斥堠精審，胡勢巳衰，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跡遠徙，窮竄漠北；乃漢廷不能乘武帝遺烈，而轉師劉敬故智，啟寵納侮，傾竭府藏，歲給西北方無慮二億七十萬。後漢袁安封事云：「漢之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此據文獻通考引劉貺說。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則尤為失策矣。觀楊雄諫不許單于朝書，可見西漢晚年氣弱志荼之象。然亦由武帝浪費國力太過，有以致此。大抵中國對外，其病每不在決心討伐，而在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以及從此引起之種種浪費。此仍然是內政問題，昧者乃專以開邊生事為大戒。

自匈奴主力為武帝徹底擊破，直到東漢，實際上中國並無嚴重的外患。竇憲北伐（和帝永元元年），雖獲勝利，並不像衛、霍之費力。然而東漢卻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擾。此乃東漢整個建國形勢之弱點的暴露，以及應付的失策，並不在於西羌之難敵。

羌人叛漢，起和帝時，護羌校尉鄧訓卒後，由於邊疆吏治之不整飭。其勢並不能與西漢初年之匈奴相提並論，而漢廷早議放棄涼州。安帝永初二年龐參主議，嗣得虞翊諫而止。羌叛凡十餘年，漢兵屯邊二十餘萬，曠日無功。羌虜皆騎兵，漢以步卒追之，勢不能及，則彼能來我不能往；西漢屯田之所以見效，以先有騎兵之驅逐掃蕩，敵已遠遁，乃以屯田繼之。

軍旅之費二百四十餘億，并、涼二州為之虛耗。

虞詡教任尚：「罷諸郡屯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任尚竟以立功。可見西羌並非強寇，只在漢廷應付之不得當。

第二次羌變在順帝永和後，羌寇遍及并、涼、幽、冀四州，用費八十餘億。

第三次羌變在桓、靈時，段潁前後一百八十戰，大破東羌，用費四十四億。羌禍雖歇，而漢力亦疲，接著便是不救的衰運之來臨。

當時士大夫見朝事無可為，惟有擁兵以戮力邊徼，尚足為功名之一徑，如張奐、皇甫規、段潁，皆於此奮起。北虜、西羌斬馘或至百萬級，以其餘力驅芟黃巾，漢之末造，乃轉以兵強見。一時士大夫既樂習之，士民亦競尚之，此乃東漢晚季淸談以外之另一風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國之局面。專務淸談，不競武功，乃兩晉事。

黃河西部的武力與東部的經濟、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漢之全盛，所謂「關東出相，關西出將」，即足表示其意義之一部分。東漢以來，東方人漸漸忘棄西方，中央政府在洛陽，東方人之聰明志氣至是而止。西方得不到東方經濟、文化之潤澤而衰落。而東方的文化、經濟，亦為西方武力所破毀。

鄭太說董卓：「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無若并、涼之人。」皇甫規、張奐、段潁，亦皆涼州人也。一個國家，內部自身存在兩種極相違異的社會情態，無有不致大亂者。

董卓領著涼州兵東到洛陽，中國歷史，便從此走上中衰的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