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盛運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與士人之腐化（1/1）

唐代的租庸調制和府兵制，結束了古代的社會。其政府組織和科舉制，則開創了後代的政府。但後兩者亦各有其流弊與缺點。

科舉制讓人自由應考，卽是廣泛的開放政權。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員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極廣，科舉還不過是其間的一項。

高宗時劉祥道疏：「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時楊瑒言：「唐興，二監指兩京之國子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通明經、進士十倍。」按：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取明經不得過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

於是「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高宗顯慶二年，黃門侍郞劉祥道奏語。

劉祥道奏謂：「今內外文武宮，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萬五千人，已有賸無少。」而當時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武后時納言魏玄同上疏：「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敍於終，十不收一。」東漢以二十萬人舉一孝廉，即最盛時亦不逾三百人。

其勢循至於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其時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於是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玄宗時劉秩語。

通典云：「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百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軍功、使勞、徵辟、奏薦，諸以親蔭等，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

在此情勢下，政府的用人，遂至於徒循資格，推排祿位。

開元時選人漸多，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裴光庭為吏部尚書，乃定循資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躡級。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按：此制崔亮已行之於後魏，裴光庭以後，遂莫能革。

然而祿位仍有限，資格仍無窮。在政海角逐中，漸漸分成朋黨，而使在上者亦束縛困制，無可展布。

唐宰相猶得不次用人。代宗時，崔佑甫為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員。或謗其所除多涉親故，佑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為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郞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稱。自文宗以下，朋黨議興，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瞻，恐涉譏議。

以前的弊害，在於社會有特殊階級門第。之存在，政權不公開，政治事業只操於少數人之手。現在的弊害，則因特權階級逐步衰落，社會各方面人平流競進，皆得有參政之機會，而政權一解放，政治事業時有不易督責推動之苦。

德宗時沈既濟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此即申說當時政局之此種病象也。

以上所說，其先並不卽是科舉制之弊病，只是科舉制亦在此種政權公開之趨勢下存在。此後科舉制逐步推進，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舉一門之下，則上述種種病痛，亦全由科舉制來保留。

照理論，國家一面公開政權，一面便應實施教育，好使兩者分途並進，此在貞觀初年頗有其意。

貞觀五年以後，太宗屢幸國學，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均增生員額。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髙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時，此風凌替。

舊唐書儒學傳：「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醇醲日去，華競日張。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新書儒學傳謂其時「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其腐敗可想。故劉祥道上疏，謂：「永徽以來，庠序諸生，未聞甄異，獎勵之道未周。」而中宗時，韋嗣立上疏，謂：「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余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蓋武后「重用刑，輕用官」。楊嗣復語。韋氏當國，亦「擅擢士大夫」。楊瑒語。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薦天下士，謂儒者多窶狹，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歸向。經此數番搗亂，士風激變，儒業驟衰，而學校之政終於不振。唐太宗嘗問王珪：「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後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國家旣無教育，而空懸一格以為考試。此猶專據科舉言。諸色入流，以及世胄門廕，并以無之。而考試標準又漸漸趨重於進士科之詩賦。

隋大業置進士科，試策問。唐初亦因之。高宗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郞劉思立言：「進士惟誦舊策，無實才。」遂詔進士先試雜文兩篇，通文律然後試策。所謂雜文，即詩賦之類。玄宗天寶十一載，詔：「進土帖經既通，乃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乃試策。」可見進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對策；天寶以前有策、有詩賦；天寶以後有帖經、有策、有詩賦。說者謂隋以詩賦取士，未是。惟對策多可鈔襲，帖經惟資記誦，別高下、定優劣，以詩賦文律為最宜。故聰明才思，亦奔湊於此也。

開元以後，成為風氣。

開元以前，未嘗專尚進士枓，故天下名士雜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後則公卿非進土出身不為美。開元二十五年敕：「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是當時未嘗不知其流弊，而無以為變。

全國上下尚文之風日盛，尚實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時開之。史稱：「永淳以來，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而中書舍人尤為朝廷盛選，諸官莫比。」相傳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盛器兄弟初出閣，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勃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嘆服。當時所豔稱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學術之變，即可以覘世尚也。武后詔張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學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謀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閻朝隱為武后禱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宋之問等至為易之奉溺器。二張誅，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竄逐。後之問又諂事太平公主見用。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此可見當時朝士風習矣。

詩賦日工，吏治日壞。

杜佑通典論此，曰：「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長慶初，給事中丁公著告穆宗：「國家自天寶以後，風俗奢靡，宴處羣飲，以諠譁沉湎為樂。居重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前，曾無愧恥。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此可與杜佑之言相參證。重藝文，習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風習，大有從北朝經術轉向南朝文學的意味。這亦是唐代盛運中衰徵之一。宋神宗譏唐太宗「為文學庾信」，鄭毅夫謂太宗「文章纖靡，不與功業稱」。煬帝雖好文，而猶能矯南土之弊；太宗轉溺南風。南方之文采風流，終於戰勝北人之樸厚，為隋、唐統一盛運中一極可注意之事，又會昌四年中書門下奏：「齊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初風俗，猶近梁、陳。卿相大臣，頗遵此教。」即孔穎達諸人為五經正義，亦多行南廢北。

政權無限制解放，同時政府組織亦無限制擴大。時則有三省、九寺、一臺（御史）、五監（國子、少府、軍器、將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組織，其第一可見的缺點，卽為重規叠矩，有許多駢拇無用的機關。

范祖禹謂：「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觀六典，元豐官制盡用之。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機事往往留滯，上意亦頗以為悔。」

六部與九寺，職權卽多重叠。

太常、宗正、鴻臚可入禮部，光祿、衛尉、太僕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農入戶部，少府入工部。大體均可消併。

北周書：「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通典謂：「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遺骸，為王室之僕傭。南北朝中央勢微，王室衰替，則九寺職權日失其緒。西魏王室最為單孤，故北周君臣獨有意於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襲北齊，而六尚之制，實則仍蹈北周六卿之體貌，則無怪與九寺為復沓，有如杜氏之譏矣。唐興諸儒，亦未能窮究治要，遂使九寺駢拇，依然存在。玄宗時制唐六典，雖亦意准周禮，不知九寺固非周禮所有，仍不能蕩滌更新，是則北周君臣一番創作之精神，實未為隋、唐所接納也。故隋、唐而後，中國史上雖不復有古昔封建時代之貴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遺蛻之王室。其詳見論漢制。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豈獨官職之重叠而已！是亦讀史者所宜大與惋惜之事也。

新機關產生，舊機關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僅有損國帑，同時還妨礙整個政治效能之推進。

唐官有流內、官置九品，品各有正、從，四品以下又分上、下，共三十階，謂之「流內」。視流內、流外九品以外別置九級，自勳品以至九品，無正、從。謂之「流外」。「視流內」亦自勳品至九品。之別。

又有職事官與散官、散官不帶職事，給律祿，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如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驃騎三司，是也。勳官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如上柱國、柱國、上護軍、護軍、輕車都尉、騎都尉等。之別。又有正官、階高官卑稱「行」，階卑官高稱「守」。官、階同，無「行」、「守」字。試官、未為正命，始於武后時，藉以收人心。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遣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郞」，其濫可想。員外官俸祿減正官之半，亦始武后時。李嶠為尚書，員外郞至二千餘員。盧懷慎神龍中疏：「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又有「同正員」，祿俸賜與正官同，惟無職田。之別。中宗時，韋後、太平公主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亦數千員。李朝隱為吏部員外郞，執罷千四百員，怨誹譁然。

貴族門第特權階級逐步取消，政權官爵逐步公開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脹的臃腫病。

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此據百官志。新書曹確傳則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而杜佑通典計唐文武官及諸色胥吏等總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元和六年宰臣李吉甫奏：「自漢及隋，十有三代，攝其官員，皆少於國家所置。」

歷代官數

漢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哀帝時數，兼諸府州郡胥吏在內。

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

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

齊二千六十三員。

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

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員。

後周三千九百八十九員。

隨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郡縣官九千九百九十五。

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內官二千六百二十，外郡縣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與官員日增相因並起的現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開元時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曆又數倍於天寶，而建中又倍於大曆。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元載為相，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厚增外官俸，刺史月給或至千緡。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緡，又加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使上下有敍。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衛上將軍以下，有六項雜給：一糧米，二鹽，三私馬，四手力，五隨身，六春冬服。射生、神策大將軍增以鞋。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至會昌，三師至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郞、兩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度使三十萬，上州刺史至八萬。建中時，沈既濟言：「天下財賦耗數之大者惟二事：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

這一個趨勢，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發財分贓，而不是辦事服務。

一方面又因用人進退之權，完全集中於中央，欲求精密而反不精密。

漢有辟除，故選部不勞。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唐承而不革。按：唐代仕宦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時有之。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如張建封辟許孟容、李徳裕辟鄭畋、白敏中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如董晉辟韓愈是也。有強起隱逸，如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如裴度於柏耆、杜慆於辛讜是也。所謂隱逸智略之士，亦多起於白衣。故劉攽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闕。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未歷任者不可辟；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去古法愈遠。而倜儻[弓斥]弛之士，少得自達矣。其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天下之士奔走往來，秋往而春歸。歸裝未卸，選期又至。是以遠者、貧者、老者多不能至。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羣天下之士，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任公力所不逮，容私何所不至。請託縱橫。奸僞百出。然唐之考課，尚為後世稱美。其法有四善、以著其德行。二十七最，以著其才術。相為乘除而分九等。上者加階，次進祿，下奪祿，又下解任。置知考使，常以宰相董其任。每能以物望取人而不疑於有司，故唐賢每言選舉之弊，而於考課無異議。盧承慶考內外官，一官督運漕，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此尤唐代考課中之嘉話也。

而授官任賢之事，漸變為挨資得官。

劉秩云：「古者封建諸侯，自卿以降，各自舉任。漢室佐史，皆牧守選辟。近則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

中央政府規模擴大，政權集中，官僚充塞，階資增多；地方官權位日落，希求上進的自然羣趨中央，遂連帶引起重內輕外之習。

此弊貞觀時即甚顯。若推溯言之，則遠始晉代。晉李重雜奏議（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引）：「秦、漢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效，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及至東京，尚書位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盧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沒世不徙官之義。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羣郞，亦徑補黃門中書郞，今皆數等而後至。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馬周上疏：「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刺史多武夫勛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張九齡玄宗時疏云：「京輔近處州刺史，猶擇人，縣令或備員。其餘江、淮、隴、蜀、三河等處。但於京官中為閒散者，或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以為斥逐。」武夫流外，積資得官，書為刺史。縣令以下固不勝言。

中央政府固易趨腐化，而地方政權更難整頓。唐代的地方吏治，因此不易與西漢相比。

西漢選用分於地方；唐則專於吏部，因此選擇不精，並不負責。西漢官少，階位疏闊，故能久於任職而專責成；唐則官多階位密，故速於遷調，而又多掣肘。盧懷慎中宗時疏：「比來州牧上左，及兩畿縣令，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其弊至此。又桉：梁朱异立法，分諸州為五品，以大小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凡異國降人邊陲之地悉為下州，論者謂：「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頑懦者困邊民、開邊釁。後世南荒、北鄙寇亂不息，莫不自守令召之。」唐制州、縣亦有畿、赤、望、緊、上、中、下、雄之別；明則有邊、腹、衝、疲繁簡調除之法。然邊重於腹，瘠重於饒；而任官者腹、饒為上，邊、瘠為下，何以勸能吏而賤貪風？此等皆多為階級，又重官位而不重官職之病也。漢縣令有遷郡守者（王遵、魏相），有遷刺史者（朱博），有遷諫大夫者（劉輔），有遷京輔都尉者（趙廣漢），有遷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愛，增秩復留者（焦延壽）。地方下級官吏之地位，乃為後世不可想望。

在這一種繁委業脞的政治情況之下，很容易叫人放棄了宏綱闊節，而注意到簿書案牘上去。

牛弘問劉炫：「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則此種景象，自隋已有之也。張九齡云：「始造簿書，備人遺忘，今反求精案牘，不急人才，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別流品，看不起吏胥；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卻把實際的政務，都推放在吏胥手裏，薄書案牘，皆其所掌。這一個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擴大現象中，更可詫駭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屬樂人有數萬員。

唐書禮樂志：「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按：李嶠疏：「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特鼗鼓者已二萬餘員。」此在中宗時。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漢太官令宰士二百人。

鹵簿用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一人。詳唐書禮樂志。

宦官、宮女之盛，遂為唐政腐敗一要端。詳另述。

種種病痛，自貞觀以後，經過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歷中宗韋后之亂，到玄宗時陸續呈露。然苟有大有為的政府，盡可革新，並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氣運之下，始則肆意開邊，繼則溺於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厲，遂致終於激起安、史的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