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蒋介石责骂张学良 刘伯承怒斥太上皇（1/1）
却说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旬携宋美龄下庐山，去一些省城视察之后，乘飞机到了武汉，召集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等人会商鄂豫皖“剿共”会议。会上， 张学良斗胆进言道：委员长， 我看红军的抗日精神还是可嘉的，所提抗日统一战线纲领有可借鉴之处。
蒋介石闻言，脸色顿时阴暗起来，训斥道：我说你怎么有些糊涂呢！你对共产党太不了解，我党由容共而联共，由联共而清共，由清共而讨共，由讨共而变为剿匪，这个历史过程我是最清楚的。共产党甚于洪水猛兽，马克思主义怎能在我堂堂中国实行。
张学良诚恳地说：委员长，能否恕我直言几句！
蒋介石顿了顿，说：你讲。
张学良说：今年年初我旅欧，观察到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空气亦到万分。我们中国也应从速准备，泯除党派之间的恩恩怨怨，否则唯有亡国。由此，我在考察西方各国的形势后得出一个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爆发。所以说，我国当前面临的洪水猛兽绝不是共产党，而是日本。大战已经不可避免，我们不应有依赖于人的心理……
张学良的话，引得与会人员都伸长脖子认真听。
蒋介石气呼呼地盯着张学良，不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就大声训斥道：你的意思我明白，是不是要联共抗日？我告诉你，不行！记得我去年四月在南昌的讲话吗？我对剿共的初衷绝对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剿匪”总司令部举行苏、浙、皖、赣、豫等省治安会议上的训词中说，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以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之处罚。这段话还被《东方杂志》第三十卷十号收了进去。由此，蒋介石的如此训词很快演变为“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成为国民党政府在这一时期的治国名言。
现在，武汉会议上，蒋介石仍在玩弄他的抗日与反共谁先谁后的文字游戏。这时，他对张学良大声斥责道：我看你这种思想是早晚要出事的。
张学良自从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东北军退入关内以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一直很不好，有“不孝子孙”和“逃跑将军”的称谓。因为，其父张作霖即死于日军之手，现又把东北三省拱手让给了日军。所以，张学良对此是有口难辩，只想有了抗日的机会后，必坚决洗刷这一身的不清白。为此，他多次在蒋介石面前不怕吵红了脸，以实现自己报国仇雪父恨的心愿。
蒋介石见张学良不语，接着郑重宣布道：最近， 我们的剿匪军事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希望听到有国军将领再有言论抗日，我再一次重申匪未剿清以前，绝对、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之处罚。
张学良在蒋介石面前因进言抗日挨骂不是一次了。这时，在蒋介石的如此呵斥下，只好坐在那里再也不吭声。
蒋介石见张学良不再争辩了，然后朝在座的南昌行营秘书长兼作战厅第二厅厅长杨永泰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等人看了一眼说：赣、闽、湘等地的剿赤军事进展很快，其他地区的剿赤军事也应该跟上来。尤其是鄂豫皖和川陕鄂的会剿，要切实抓紧，争取早日结束。实话讲，我对杨虎城的川陕鄂会剿是不满意的，赤匪徐向前我是了解的，他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带一个什么赤匪四方面军，也没有什么好装备，可你们西北军、东北军就是打不过这个徐向前，听说徐向前的队伍反而越打越大，号称十万。江西的问题马上解决了，你们怎么办？
会议室内，除蒋介石和杨永泰、晏道刚扬着头外，其余将领都把头埋得低低的，没有人吭声。
蒋介石见大家默默不语，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今天我并不想责怪你们，只是希望你们认清形势，把抗日的问题压一压，等消灭了共匪后，腾出手来再对付日军也不迟。据我军情报，江西朱毛的部队在向瑞金运动，似有新的动作，杨厅长应切实关注。
杨永泰说：卑职谨记，决不负委员长期望！
却说中央红军经过紧张的西征准备，现在各项工作已基本就绪，主力部队已开始有计划地向瑞金集结。
近两天来，在第五军团军团部的驻地，兴国城外五里亭附近，到处看见的是红军指战员们忙忙碌碌进出的身影。红军指战员们已接到行动的命令，上级要求他们每人随身携带十天以上的粮食，四双以上的草鞋，以及背包、毛巾、衣服等。命令中还特别强调要配发过冬的棉衣，如果配发的棉衣不够，由各部队想办法解决。总之，要保证每个战士都有一件棉衣。这个命令使不明真相的红军指战员私下议论纷纷，他们预感到可能有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至于如何行动，他们不得而知。
这时，在靠五里亭的一座古庙前的石阶梯上，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并肩缓缓地走了下来，路边不时有过往的干部战士向他俩探问行动的内情。面对大家的询问，董振堂一概都回答不知道。其实，董振堂确实也不知道，因为红军西征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就连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董振堂有一种莫名的苦恼，他用埋怨的口气对身边的李卓然说：三人团也太专制了，再大的军事行动也不应瞒着我们啊！都什么时候了，这叫我们怎样做部队的思想工作呀！
李卓然心里也不痛快，他说：是啊，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过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过，刘总参谋长来了后，也许能够透漏给我们一些消息的。
他二人是去迎接刘伯承的。今天上午，他们接到总部的电话，说刘伯承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下午就要来上任。董、李二人又惊又疑，私下里琢磨，是不是大行动的一个步骤，高官低做加强指挥。他们议论再三，觉得又不像。因为总部的命令已说得很明确，不是临时参谋长，而是参谋长。不过，他们心里还是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刘伯承到五军团来当参谋长，对他们这支宁都起义改编过来不久，作战经验不足、新兵众多的部队将会起到支柱作用。也正因这样，他们仍以迎接总部首长的高规格，双双走出军团部远迎刘伯承。
董、李二人走不多远，只见刘伯承骑着他的那匹白战马风尘仆仆地由远而近，朝五里亭方向而来。当他的战马奔到董振堂跟前时，急忙下马说：振堂、卓然，你们怎么来了？
董振堂和李卓然忙迎上去，立正行礼说：刘总参谋长，我们接到总部命令，知道你要来，特地前来迎接你的！
刘伯承回过礼后，摇了摇头说：颠倒喽！颠倒喽！我是来向你们报到的，不是来领导你们的。
董振堂和李卓然分别上前与刘伯承握手。董振堂真诚地说：不颠倒，不颠倒，你这一来，我们就像多了一根主心骨了，只是这个军团参谋长太委屈你了。
刘伯承笑了，他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心中郁积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刘伯承将马交给警卫员牵着，自己与董、李二人并肩朝五里亭而去。
刘伯承，原名明昭，字伯承，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四川省开县。一九一二年到重庆考入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川军。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团长。一九一六年三月在丰都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右太阳穴钻入，从右眼飞出。德医诊所为他施行手术时共割七十四刀，他拒绝用麻药，以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之气概忍受着剧痛。那个德国军医做完手术后称赞他是军神。一九二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起义失败后，他东下武汉，蒋介石听说他赋闲无职，许以高官拉拢他，遭到了他的拒绝。这时，正赶上周恩来到南昌组织起义，他对刘伯承仰慕已久，便邀请刘伯承作为军事助手，刘伯承愉快地接受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起义时，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失败后，刘伯承转赴苏联，先入高级步兵学校，后入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〇年回国后曾协助周恩来处理中革军委日常工作。一九三二年一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一九三二年十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一九三二年九月，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李德来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李德在秦邦宪的竭力推崇下，很快包揽了红军的指挥权，刘伯承被沦为幕僚地位。李德自以为上过莫斯科陆军大学，在德国军队中当过军士，有一些作战经验，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根本没有把刘伯承放在眼里。第五次反“围剿”中，前方发回来的电报，都必须送到李德的住所，翻译员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报对照地图查找大体方位，将敌我态势标示在地图上，再送给他看，由他看后拿出处理方案，再由翻译员译成中文，送中革军委，给前方下达作战命令。这种纸上谈兵的指挥办法，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越反越糟。
看到红军连吃败仗，刘伯承十分焦急。一天，他找到李德，用俄语质问道：李德同志，听说你在莫斯科读过军校，有这事吗？
李德不明白刘伯承问这话的意思，点点头说：那是当然。我的毕业论文得的是满分，你不相信吗？
刘伯承气愤地说：我怀疑你的毕业论文是抄袭的，因为我发现你根本就不懂得怎样打仗。这次反“围剿”越打越糟，就说明你根本不懂军事。
李德如何咽得下被当面嘲笑的这口气，他暴跳如雷地说：刘，你太狂妄了！别以为你是总参谋长，就可以随心所欲乱发议论，把这次反“围剿”失败的账算在我的头上。你应该明白，你们的红军战士，打仗都不卖力，怎么能战胜敌人！
刘伯承寸步不让，提高嗓门说：就你的能力，我看当个参谋都不够格。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哪有像你这样用兵的，管得太具体了，连迫击炮放到什么位置也要在地图上标明，强令部队执行；部队的调动，无论白天与黑夜，山路与平路，一律按图上比例尺摆布。在防守方面，也不管工事的坚固程度和兵力武器如何，一律下令死守，你知道这样做造成了红军多大的伤亡？如此指挥作战，岂有不败之理？
朱德听到刘伯承与李德大声争吵，急忙赶到，他不懂俄语，便问翻译王智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王智涛便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朱德听了觉得这口气出得好，但碍于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便把刘伯承劝走了。从此，李德对刘伯承的成见更深了，军事上的事情一点儿也不让刘伯承知道。
由于李德事事越俎代庖，作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基本成了一个闲人。无事可做的刘伯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大量伤亡战士被抬下来而干着急，无奈之中便去红军学校或后方医院管管杂事。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响时，一开始，刘伯承便觉得李德的指挥是错误的，但李德已被秦邦宪等人捧上了太上皇的位置，无奈之下的刘伯承，只能用敬而远之的办法对李德表示反抗。因为他深信，李德的瞎指挥迟早会被能者所取代的。
李德也偶尔到前线视察军情，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兼精通俄语，却一次也没有陪同，他总是找借口回避。有一次，秦邦宪指定刘伯承陪李德去会昌，他仍然不买账，以脑贫血为借口告假，推荐时任作战局局长的张云逸走了一趟。李德对刘伯承的无声反抗大为恼火，心想一定要找机会治治他。
刘伯承是个爱思考总结的人，在历次反“围剿”的教训中，他发现了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认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只能开展游击战术。他在中央机关杂志《红色中华》上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对红军大兵团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行动十分不便。但是游击队却能够自由地在碉堡构筑的封锁线之间自由地穿梭，并可寻找机会对敌进行突然袭击。有些边区游击队，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的大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开游击战争，耗散敌人的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甚至可以组织地方暴动，那么战略意义就更大了。刘伯承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剂良方，可惜没有引起中央三人团的重视。
不久，刘伯承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的文章，再次论述了游击战术的运用问题。刘伯承认为，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线的活动，如果遭到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延伸，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才能达到拖住敌人后腿的目的，而不应将游击队撤回到苏区，放在封锁线上的碉堡地带活动，这样只能步入了敌人的陷阱，回旋余地太小，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
刘伯承的这些主张，与毛泽东的战术思想可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不仅没有得到三人团的重视和采纳，相反却引起了李德的嫉恨。在李德看来，这是对他阵地战术的直接批判，他是决不能容忍的。
一天，李德怒气冲冲地来到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将刊登刘伯承这两篇文章的《红色中华》报纸往刘伯承面前一甩，眼露凶光地质问道：刘，你这不是要公开和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唱反调吗？
站在李德后面的伍修权用汉语做了翻译。
刘伯承看了李德一眼，坦然地回答：我没有要和谁唱反调的意思，只不过是提出我的战术观点，难道不可以吗？
李德咬牙切齿，顿了顿说：你的能力太差了，我看你白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
刘伯承忍无可忍，气愤地说：我的战术水平不行，你的战术水平行？！你看见没有，你的那一套战术，断送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
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见李德和刘伯承的争论越来越难听，怕双方闹僵，便将李德的话向刘伯承做了简单的意译：刘总参谋长，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的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没有别的意思。
刘伯承哈哈一笑说：修权同志，你真是个会和稀泥的好人，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但你忘了，俄语我听得懂，你瞒不了我的！
伍修权望着刘伯承，脸色有些难堪，他忘记了上次大吵时，刘伯承是用俄语和李德对话的。
刘伯承虽然不能接受李德的这种指责，但他非常大度，仍将其视为工作上的争论，而一旦涉及人的尊严问题，他是寸步不让的。
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正遇到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住了他的路，他专横跋扈的蛮劲发作了，一脚踢翻了机要员们的饭锅。刘伯承见了，怒不可遏，上前拦住他说：李德同志，今天你错了，应该立即向他们赔礼道歉！
李德傲视了刘伯承一眼，说：道歉，他们违犯纪律要我道歉？你是在开玩笑吧！
刘伯承义正辞严道：谁和你开玩笑！过去帝国主义分子就是像你这样欺负中国人民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的这种行为是极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
李德被刘伯承怒斥得悻悻然，他没有再继续争辩了，也没有跟机要员们道歉，只是看了刘伯承一眼，便恨恨而去。后来，他到秦邦宪面前告了刘伯承的黑状，说刘伯承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他批评了刘伯承，刘伯承不仅不服，其态度还十分强硬。于是，是非不辨的秦邦宪，撤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但心胸坦荡的刘伯承，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刚柔相济的个性，决定了他一旦认准的道理，便会坚持下去，哪怕前途险恶。
李德的专横、武断，刘伯承早已领教过，并且十分反感，而最使他反感的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李德借黎川失守事件，要枪毙萧劲光。这事还得从第五次反“围剿”时说起。当时，蒋介石和秦邦宪都看中了黎川这个战略要地。
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就是中央苏区与闽、渐、赣苏区的结合部，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会合部。当时，闽赣省委和省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省委书记是顾作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邵式平，省军区司令员是萧劲光。
大敌当前，要不要黎川城？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意见没有统一。秦邦宪和李德二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要死守黎川，同敌人打阵地战；而当时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主张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当时，萧劲光给前敌总指挥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秦邦宪和李德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和萧劲光的意见，秦、李二人给萧劲光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定要死守黎川。
一九三二年九月中旬，蒋介石命周浑元率三个师的兵力攻打黎川。
就在黎川遭到周浑元攻击之前的一个星期，萧劲光的主力部队全都被秦邦宪调走。第十九师调往福建，另一个独立师调去参加硝石战役，黎川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情急之下，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撤出了黎川城。萧劲光自料兵力太少，无力抵抗周浑元的三个师，便带领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离开黎川，撤到六十里以外的溪口，暂避敌人锋芒。
九月二十八日，黎川失陷。黎川失守后，萧劲光当时未被问罪，原因是理由不充分。事情明摆着，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怎么能抵挡得住敌人三个师的进攻？
不久，中革军委组建红七军团，寻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委，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三个师和红十军南下的一个独立团。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红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发出收复黎川的命令，要求萧劲光率领红七军团，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打黎川外围据点浒湾。没料到，浒湾一战，萧劲光不仅没有将功补过，反而又吃了一个败仗。
浒湾失利后，萧劲光奉命到前敌总指挥所在地福建建宁接受审查。
萧劲光进门还没有坐下，秦邦宪把一本前敌总指挥部编印的刊物《铁拳》丢给萧劲光，极不高兴地说：你先看看这上面的文章再说吧！你都干了些什么？
萧劲光接过《铁拳》一看，发现是一本《反萧劲光机会主义》的专号，里面刊有顾作霖、邵式平等人的文章。萧劲光哪里知道，这些文章都是李德、秦邦宪授意顾、邵等人写的。
顾作霖的文章说：黎川失守，虽然我们也有许多错误，但萧劲光应负主要责任。
阅罢《铁拳》，萧劲光心里有说不出的怨气，他质问秦邦宪道：这是什么意思？黎川、浒湾失利，原因在哪里，前敌总调查了没有？事情没有弄清楚，问题就定了性，批判文章也出来了，而且这么快，才两天时间，这不是有意整人吗？
秦邦宪说：萧劲光同志，你不要激动，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尽管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是党中央已经决定，在军队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此来教育全党和全军。
萧劲光冷冷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不讲事实，我岂不成了冤大头！
这次谈话后，萧劲光被送到瑞金关押起来了。接着便开始对萧劲光进行斗争，瑞金城中到处贴满了“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萧劲光”的标语，并运用报刊、漫画、戏剧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对萧劲光进行批判。秦邦宪觉得这还不够，决定公审萧劲光。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上午，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萧劲光进行了公审。
公审规模之大，在中央苏区还是第一次。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和各后方机关代表、群众近千人。审判员宣读了控告书，说萧劲光的罪状是黎川失守和浒湾战役抛弃伤病员。
读完控告书，执行主席对萧劲光说：萧劲光同志，你有什么不服的，可以自己辩护。
萧劲光说：从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先后一个月的时间，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还让我去组建红七军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失败，怎么又冒出个黎川失守的说法呢？
开始给萧劲光定的罪名是浒湾失利，但在浒湾战役中，萧劲光是配合红三军团作战，不是总指挥，如果把负全部责任栽在他的身上是毫无道理的。彭德怀觉得控告书证据不足，当即站出来说，不能怪萧劲光。
执行主席见证据确实不足，但又不能不维持所做的控告，于是诡辩道：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你失守的。
萧劲光又辩解道：当时我的主力被调走，只剩下一支七十人的教导队，怎么顶得住敌人三个师的进攻？
执行主席用苍白的语言说：你可以发动群众，共同战斗嘛！
萧劲光说：省委、省政府都撤走了，我怎么发动群众？即使发动了群众，他们赤手空拳怎么去对付有枪有炮的敌人？至于伤病员的事，八角亭我们伤亡三百多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伤员经过敌占区到后方，途中遭遇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其他大部分都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了。
经萧劲光有根有据的解释后，两条罪状都不成立。开始时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都不吭声了。
执行主席无话可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宣布了公审结果：开除萧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权上诉。
对萧劲光的处理，李德很不满意，他对秦邦宪说：判他五年徒刑，太轻了，要杀一儆百，枪毙萧劲光。
秦邦宪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上讨论。毛泽东坚决反对，说：凭什么枪毙萧劲光，我不同意。
王稼祥也说：我也不同意，这是滥杀无辜，我不签字。
周恩来说：杀萧劲光，没有理由。
在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的反对下，萧劲光死里逃生，非但没有被杀，而且很快被释放了，派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去了。
刘伯承每每想到这段往事，心里总有说不出的痛楚。因此，他打心里看不起李德的为人。
却说刘伯承到第五军团上任的第二天上午，董振堂便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请刘伯承作部队转移的动员报告。如果按照惯例，董振堂应先介绍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的情况，但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并不另眼看待这位一直受他尊敬、军事才能卓越的老领导，而是非常尊重地说：同志们，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刘总参谋长做指示。
刘伯承略略有些迟疑，心里本想把自己贬职的经过跟大家说清楚，但转念一想，这里面涉及个人恩怨及领导层的问题，不便明言，于是打住了念头，直接进入讲话的主题。他说：同志们，第五次反“围剿”我们打了败仗，大家都很憋气。几天前，我曾跟周恩来同志私下交流过，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应该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们兵力上的优势，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喽！
刘伯承这一生动的比喻，深刻地道出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的失策之处。大家听了顿时眼明心亮，都频频点头，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刘伯承深情地望着大家，接着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口，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三百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兵力不足、装备不够的客观实际，要御敌于苏区之外，要和蒋介石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是把主动权送给了敌人，将自己放在了被动挨打的位置上。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我们的指挥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已无退路，被迫转移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了，很辛苦，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一下，但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同志们回去后，要抓紧动员，做好思想工作，随时准备出发。
刘伯承的讲话，其矛头直接对准李德等中央最高层领导推行的错误军事路线。像这样在部队干部大会上锋芒如此明确的尖锐批评，刘伯承是第一人。性格决定命运。刘伯承心里明白今天贬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就是吃了脾气率直的亏。
董振堂接着说：刘总参谋长的讲话，为我们理清了当前的敌我形势。固守苏区是不可能的，也是守不住的。昨天下午在五里亭附近，你们问我和李政委，想了解一下这次行动的内情。要说内情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中央高层机密。但我知道，战略转移是迫在眉睫的。大家回去后要抓紧动员，抓紧准备给养，随时准备出发。
词曰：
是非未必泾渭分，得失亦难度量明。水落石出辨真情。 自古英雄多坎坷，常使男儿泪满襟。纵然惊涛我淡定。
调寄《浣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