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禁烟会”与公共租界禁烟（1/1）

“万国禁烟会”与公共租界禁烟

正在沈杏山因为迭遭杜月笙所率领的“小八股党”的沉重打击之时，又发生了一件对他来说非常不利的事情，那就是公共租界宣布禁烟。

其实，上海租界关于禁烟这个话题的议论早已有之，早在1909年，就在上海外滩的汇中饭店召开过“万国禁烟会”。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吸食鸦片烟的人已达到了200万人之多，并且其人数处于急剧增加的状态。深受烟毒之害的中国，自雍正皇帝开始就曾多次下令禁烟，但是效果都不尽理想，直至1839年林则徐所率领的“虎门销烟”才真正地打出了一记重拳。然而，以英国为代表的所谓“文明国家”则看重鸦片的“经济价值”，力图通过鸦片贸易掠夺中国的财富，进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接受一系列屈辱条约，放弃禁烟政策，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下，鸦片成了“合法化”的“洋烟”。到1906年，中国土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8万石，价值2.2亿两白银，进口洋烟价值达3000万两白银，中国一年吸食鸦片合计耗费2.5亿两白银。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多达2500万，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消费国。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相继惨败，面对日益严重的烟毒，身受鸦片毒害的中国人知耻奋发，社会各界纷纷发出禁烟的呼声。海外华人也积极创办禁烟团体，募捐禁烟资金，召开禁烟会议，并借助报刊强化舆论氛围，呼吁同胞尽快戒除烟毒。海外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更是大力主张和支持禁烟。在朝野舆论的一再呼吁下，清政府于“新政”之时，被迫改弦更张，重新开始禁烟。从1906年9月起，清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禁烟上谕和法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当时，禁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国际运动，英国虽然凭借鸦片获利甚巨，但是对于国际舆论也不能全然不顾而一意孤行，另外，当时美国在禁烟运动中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美国虽然也从事鸦片贸易，也向中国输入鸦片，但是其规模比英国的鸦片生意要小得多。再有，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相对英国来讲更需要广大的海外市场来支撑自己强势的经济发展，因此担心烟毒在中国的流行会严重削弱中国人的购买力，所以美国更加赞同中国政府推行禁烟政策。此外，鸦片在当时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也成为一大公害，而这严重危害着美国政府的利益，这也促使美国对于禁烟的态度更加积极。

在这样的情况下，应清政府的请求，美国觉得很有必要在远东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共同商讨禁烟问题，而这时英国政府也深深为鸦片问题所困扰，在其向海外大量输出鸦片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吸食鸦片的人，这使得英国国会内部也出现了强烈的禁烟呼声。因此，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倡议，各国经过进一步的磋商，最后确定于1909年2月1日在中国上海的汇中饭店召开一次国际禁烟会议。

是时，共有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土耳其、暹罗（今泰国）和波斯（今伊朗）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与会国家众多，所以这次会议通常被称作“万国禁烟会”。大会从2月1日到26日，共举行了14次正式会议，最后通过了力行禁烟的9款决议。

就这样，在林则徐领导“虎门销烟”整整70年之后，中国再一次推行了禁烟政策。不过，“万国禁烟会”虽然最终达成了与会各国一致认同的协议，可是会后协议执行的效果却不尽人意，而且各国推行禁烟的力度也参差不齐。因为向中国推行鸦片贸易的最主要国家就是英国，所以清政府认为英国应当在禁烟方面做出表率，为了更好地履行禁烟协议，1911年5月8日，中国与英国又单独签署了一份《禁烟条约》，这一条约规定，此后英国要逐步关闭在中国境内开设的烟馆，并且到1917年的时候，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鸦片应削减为零。

当黄金荣、杜月笙与沈杏山激烈地争夺上海的烟土生意时，正值英国履行中英《禁烟条约》的最后日期，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内的烟馆都将关闭，而英国也将停止对中国鸦片的出口。我们知道，上海法租界是黄金荣的势力范围，而沈杏山的势力范围则限于公共租界，公共租界一禁烟，他的生意就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尽管实际上公共租界的禁烟政策推行得并不彻底，很多烟馆仅仅是没收了执照而已，但是这依然造成了公共租界境内烟土业的严重萧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法租界却趁着英美公共租界推行禁烟之际，对法租界内的烟土业有意地推行放任政策，以期将公共租界内的烟土业大规模地转移到法租界境内，这样，法租界当局就可以通过规模增加的烟土业来获取更为丰厚的财源了。显然，这样的情形对于立足于公共租界的沈杏山是相当不利的，而对据点设在法租界的黄金荣、杜月笙一伙却是相当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