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社会“领袖”（1/1）

成为社会“领袖”

一代报业巨擘横遭惨死，一时天下震惊。社会各界的唁电、唁函如雪花般自四面八方飞来，痛惜史量才之死为“社会一重大损失”、“舆论界之一大创伤”，谴责暴徒如此丧心病狂，必有背景，要求当局一定要严查凶手，务必将此事调查个水落石出。上海各界为史量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杜月笙作为上海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这样的场合自然也少不了他的身影了。

史量才之死，就如同一个照妖镜似的折射出众生百态，有人悲伤，有人惆怅，有人痛惜，也有人暗暗高兴。遗孀沈秋水目睹丈夫的惨死，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从此离群索居，谢绝一切访客，终年凄惨度日。《申报》负责人黄炎培为史量才好友兼工作上搭档，两人携手合作，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如今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狙杀，对他而言，绝对是一个沉重打击。

就在全国民众沉浸在巨大的伤痛中时，有两人对此暗自高兴。第一位自然是那位坐镇南京，先痛下杀手，后又假惺惺地严令地方政府限期破案的蒋介石了。史量才利用其在舆论界的影响力，屡屡同情中共，抨击政府的决策，早就让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了。现在，戴笠除掉了史量才，就好似拔去了他眼中钉、肉中刺，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敲山震虎，警告一下那些“不识时务”的人。

另外一个高兴的人是杜月笙。史量才生前身兼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等数职，同时又是上海滩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新闻报》的老板，德高望重，八面玲珑，真可说是上海滩的地方领袖。杜月笙虽然手中握有青红两帮几十万的兄弟，又有公董局华董、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所长等多个头衔，自诩为社会领袖，但他心里却明白，他和史量才相比，仍然稍逊一筹。这当中的高下，从当时上海地方的两个权威机构“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的选举中都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两个机构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工商、金融、教育、新闻、军政等各界的精英，影响力极大。但两次选举中，会长（议长）之职全部为史量才担任，而杜月笙则为副会长（议长）。

杜月笙并不是甘于人下的人，一直想取而代之。现在史量才死了，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在参加完史量才的追悼会后，杜月笙即召来了得意门生陆京士，向他表达了打算做“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的意思。陆京士心领神会，随后就四处活动，积极游说各位委员。几天之后，“上海市地方协会”因史量才惨死，重新推举新的会长。杜月笙如愿以偿地坐上了会长的位子。

“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前身是“上海市地方维持会”。淞沪抗战打响后，由史量才、杜月笙发起，由上海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的精英人士组成的“上海市地方维持会”在四川路的中企银行大楼里宣告成立。这个组织在“一·二八”事变后的八九个月里，在稳定上海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这期间，上海工商军政各界上层人士纷纷加入“维持会”，扩充了其影响力。淞沪抗战结束时，“维持会”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的爱国抗日组织、团体。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按照日方蛮横无理的要求，上海市政府需要取缔一切反日、抗日的组织。“维持会”于是酝酿改组，这年10月，“上海市民维持会”正式改名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其性质仍为一民间组织，会长由史量才担任，杜月笙和钱新之为副会长。

这个协会名义上属于一个民间组织，但其成员几乎囊括了上海各界各业的上层领袖人物，因此是上海市长吴铁城，甚至蒋介石都不可以忽略的一股力量。

杜月笙有了“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这个头衔，在接下来的“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选举中，又自然而然地被推举为“临时参议会”的议长，顺利地坐上了史量才生前的位子。

杜月笙的收获并不仅仅只是这些而已。史量才死后，《申报》群龙无首，顿时人心惶惶。史咏庚深知自己资历太浅，接掌《申报》定然不能服众。另外，《申报》由于近年来国民党政府的频频打压，境遇堪虞。在这样的情况下，连史咏庚也不敢轻易接手《申报》了。史家的人情急之下，经过协商，决定请求杜月笙出面，让他接管《申报》。在他们看来，杜月笙四面威风，八面玲珑，肯定有办法让《申报》再创辉煌。

史家的恳求，让杜月笙颇为意外，更让他心喜若狂。他早就有意控制上海新闻界。虽说经过长久的经营，很多报社的知名者、编辑都成了他的门生，但真正属于他且有影响力的报纸却是一家也没有。上海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发轫之地，报业发展非常迅速，但杜月笙明白，在上海真正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却也只有《申报》、《新闻报》等寥寥几家而已。所以，在史家的人提出请求后，杜月笙满口允诺，一定会全力以赴，将《申报》发扬光大，不辜负史先生的遗志。杜月笙同意从史家的人手里接管《申报》，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希望以此平复社会上的一些不实流言。原来，史量才死后，有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杜月笙，认为他肯定与史案有关，甚至有人觉得，史量才之死，幕后凶手就是杜月笙。原因很简单，一山难容二虎，在上海滩有动机、有实力刺杀史量才者，恐怕也只有他杜月笙一人而已。杜月笙是何等人，对于这些流言，他知道解释也没有用，倒还不如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与此事无关。现在，史量才家属言辞恳切地要求他接管《申报》，恰是对那些不实流言的一记有力的回击。

杜月笙是地痞，也是商人，信奉实用主义。他非常实际，对革命、信仰、理想之类漠不关心，他觉得空谈这些，不但不会给报社带来任何的利润，反面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所以，在他接管《申报》后，立即玩弄手段，清洗报社内的进步分子，迎合政府心意，以缓解与当局之间的矛盾。

黄炎培是杜月笙主要的驱逐对象。黄炎培是著名的爱国教育家，思想进步，在担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部部长期间，经常在报纸上发表谴责、批判当局的文章。如“一·二八”事变后，黄炎培主编的《生活》周刊就曾直接点名，批评蒋介石“满口自命为国效死的死在哪里？不但自己不曾死，对于援军尚且多方捣鬼，阴阳怪气”。蒋介石十分嫉恨黄炎培，多次破口大骂黄炎培是“反革命”，应“彻底惩治”。杜月笙想要讨得国民党当局欢心，自然容不下黄炎培了。

只是，黄炎培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又是《申报》的核心人物之一，杜月笙想要将他排挤出去，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量才在世的时候，申报馆成立有一个“总管理处”的机构，黄炎培为其首脑，在《申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杜月笙在入主《申报》，首先成立一个凌驾于“总管理处”的机构，以此架空黄炎培的权力。这个新的机构就是“申新时商四社联营处”。

顾名思义，所谓的“申”即《申报》，“新”为《新闻报》，“时”指《时事新报》，“商”是《商报》，这四家报纸基本上都为杜月笙所控制。他成立这个机构，看似时为了方便管理，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从黄炎培的手里收回《申报》的管理权，且将他永远地排挤出去。

杜月笙亲自出任“申新时商四社联营处”总经理，时时运用手里的权利对黄炎培进行掣肘。没过多久，黄炎培抵不住压力，只得辞职了，“《申报》总管理处”这一机构亦随之宣告解散。

黄炎培等进步人士被排挤出去，《申报》于是成了杜月笙的私人财产。之后，《申报》一改过去进步立场，转而保守，成了国民政府的喉舌。顺者得昌，少了当局的打压，《申报》果然销量大增，业绩蒸蒸日上，只是《申报》奉行的“不偏不党”的独立精神却日渐消失。

“上海市地方协会”在杜月笙的操控下也丧失了原则，不再以支援抗战为目的，转而为国民党政府效劳。杜月笙通过操纵新闻界、“上海市地方协会”身高更高，声望更盛，俨然成了“社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