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一家虎口脱险（1/1）

陶希圣一家虎口脱险

杜月笙两赴重庆谒见蒋介石，又多方周旋，终于成功策反了高宗武。当他全力营救高宗武离沪时，也顺便救出了同样叛离汪精卫阵营的陶希圣，并将陶希圣的一家老小也从敌伪的严密监视下救了出来。

陶希圣原本是个学者，曾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名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才挟笔从政，与周佛海一起在武汉创办了“艺文研究会”。从此，他开始写文章分析国际问题，用艺文评论的形式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的立场。

陶希圣的评论很有影响，他也由此在1938年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过，周佛海乃是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因着他的影响，陶希圣也站到了汪精卫的阵营里。1938年底，汪精卫从重庆叛逃至越南河内时，陶希圣也跟着去了，并成为了汪伪政权的“股肱大臣”。

1939年8月，陶希圣就任汪伪政权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个职务虽然比较高，却没有太大的实权。他与高宗武一样，感觉前途晦暗不明，并对选择投靠汪精卫充满了悔意。

陶希圣与高宗武私交甚密，高宗武反正之事也没有瞒着他。于是，二人决定一起逃离上海。当杜月笙通过高宗武得知了陶希圣的态度后，也爽快承诺，将全力营救二人及其家属。

1939年底，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徐采丞与高、陶二人取得联系，告知他们离沪之事已经安排妥当了。不过高、陶两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汪的诚意，决定多留几天。

他们多留几天，确实很有必要。当时汪精卫正在上海与日本人密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确定12月29日完成谈判，12月31日举行签字仪式。高、陶二人都是密谈的直接参与者，深谙其中的内幕。他们决定等密约签订后，将文件原本偷出来再逃跑。这份东西，就是他们给国民党中央的献礼，也是揭露汪精卫卖国阴谋的铁证。

高、陶二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去盗出文件，杜月笙自然非常高兴，他吩咐在上海的所有手下，必须全力配合高、陶二人的行动，并随时准备营救他们。

此时，陶希圣的异常行为，已经引起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警惕。当时汪精卫举办的“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参加的人并不多。在新成立的中央党部中，只设置了三大机构，即外交、宣传和警卫三个部。陶希圣是宣传部长，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周佛海任警卫主任，李士群和丁默庼为警卫副主任。在1940年元旦前后，就有人悄悄通知陶希圣，说丁默邨正在极斯斐尔路76号的汪伪特务机关大本营里策划暗杀他呢。

陶希圣见形势已经非常紧急，就与高宗武商量尽快离开上海。1940年1月4日，高、陶二人成功盗取“日汪密约”原本后，在杜门弟子的全力护送下顺利逃到了香港。

提起这离沪的经历，还是比较凶险的。陶希圣因不想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就于元旦前后装病在家休养。高宗武就以探病为幌子，上门密商逃跑的事。1月4日上午，高宗武拿着万墨林为他买好的船票，顺利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而陶希圣则单独行动，先乘车去南京路国泰饭店，然后在饭店后门乘坐万墨林等人准备好的出租车，赶到黄埔江码头，再顺利上船。

高、陶二人顺利脱险，自然是杜月笙等人费了无数心血才有的成果。相比较而言，陶希圣的夫人和孩子脱险，真算得上是惊心动魄。

原来，为了便于监控，汪精卫夫妇与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几家人都住在愚园路。陶希圣的夫人和5个孩子都留在家里，因而他逃跑就没有引起汪精卫等人的怀疑。

陶希圣离沪前，已经写好了几封信。1月4日中午，他乘坐的轮船已经开到了公海。陶希圣见自己真正安全了，就在船上发电报给妻子报平安。1月5日清晨，陶夫人拿着那几封信送到汪精卫等人处，令汪、周等人特别惊骇。于是，陶家母子6人就被便衣特务们严密监视起来了。

1月5日一整天，陶家的厨子都被调走了，陶夫人母子连饭都吃不上，幸好3个大点儿的孩子还能正常上学。陶夫人是位很有胆识的女子，她联系不上前来救援的人，就打电话给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要求与其见面。

陶夫人见到陈璧君后，就很“诚恳”地与她详谈了一番。陶夫人说自己只是一个相夫教子的乡下妇人，根本不懂丈夫的那些政治事情。不过，她又提醒汪夫人，若是陶希圣打算逃跑，又怎么会留下家眷在上海呢。陈璧君一听，也觉得有些道理。

陶夫人见她神色松动，就趁热打铁，自告奋勇去香港“劝回”丈夫。陈璧君也是个精明人，这个要求她是不会答应的，就敷衍说要看汪精卫的意思。于是，陶夫人又提出，自己只带2个小点儿的孩子去香港，3个大孩子都留在上海。这下陈璧君总算动心了，她立即去找汪精卫商量。

汪精卫坚持不让陶希圣的家属离沪。恰好这时仆人送来一封陶希圣的亲笔信，说若汪精卫不保全他的家眷，他就要走极端。这下汪精卫可慌了手脚，赶紧派人护送陶夫人和2个孩子上船去香港。

连哄带吓，陶希圣的家眷总算逃出了3人，可还有3个孩子留在上海，这令陶家人忧心忡忡。这下，只能靠杜月笙出马了。

救孩子的事情，杜月笙早与陶希圣商量好了。陶夫人一抵港，就立即发电报给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上面写着：“希圣好，可偕返上海。”以此来令汪精卫等人放松对陶家3个孩子的监控。

汪精卫成立伪政权后，事务也非常多，哪有精力一天到晚盯着陶家的几个孩子。陶夫人的电报一到，他的心就放下了大半，于是，又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像他一样成立伪组织的还不少，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维新政府”。三大伪政权都要争利益，于是日本人决定在青岛召开三方面会议，协调三方利益。因此，汪精卫就带着几个心腹去青岛开会去了。

汪精卫离开上海后，监视陶家人的特务也松懈下来，正好给杜月笙救人制造了最佳机会。

此时陶公馆门前正在修路，整日机器轰鸣，尘土飞扬。于是，陶家的公子小姐们，就以此为借口，到姑母家小住几日，这位亲戚就住在沪西，几个孩子去那里住，也合情合理。

陶家子女离开了监控严密的愚园路，万墨林等人行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万墨林原来住在法租界华格臬路杜公馆里，上海沦陷后，他就搬进了杜美路的那幢大厦去住。大厦旁边，正好有个煤球厂。厂子里煤尘弥漫，即使是对面的人，也不易看清面孔，这正好便于万墨林行事。

一日早上，陶家3个孩子照常乘车去上学，几个特务们也照常开车跟随。不料3个孩子被送到煤球厂后，就消失了踪影。原来，他们分乘3辆车，驶向不同的方向，最后都到了轮船码头。

按照事先的约定，孩子们装作互不相识，各自上船，即使有1个被抓住，其他人也不能关照。幸运的是，3个孩子都成功登上了意大利邮轮。直到邮轮开到公海上，孩子们才重聚到一起。

1940年1月20日，陶家的3个孩子顺利抵达香港，与父母弟妹团聚。1月21日，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陶希圣就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