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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券血案(1/1)

中储券血案

抗战初期,沦陷区的金融业特别混乱。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两者在竞争中发生尖锐冲突,以致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血案。最后双方都杀红了眼,没法收手,还是杜月笙出面,才平息了这场银行界的大屠杀。

“中储券”即“宁钞”,是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中储券”发行前,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已经种类繁多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南京和北平的两个伪政府、日军侵略军也发行了货币,它们分别称之为“华兴券”、“银联票”和“军用票”。

“华兴券”是梁鸿志的南京伪维新政府发行的。1939年5月16日,伪维新政权在南京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华兴券”就是这个伪国家银行发行的。它虽然成功在市面上流通,但信用太低,只能打个九折或八折来使用,而且它并没有流通多长时间,就宣告停用了。

“银联票”是王克敏的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王克敏早年曾任中国实业银行行长、国民党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署长、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华北沦陷后,王克敏就成立了汉奸政权,并通过伪国家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了“银联票”。这种钞票主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是伪政府强行发行的。

“军用票”则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沦陷区发行的一种“军用钞票”,它可以购买市场上的各种用品,币值与日元相等,不过只在中国流通。

1940年11月19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就将发行货币当做首要任务来抓。1941年1月6日,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与日本顾问一起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无论是“华兴券”、“银联票”,还是“中储券”,其发行目的,都是要配合日本侵略者,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经济掠夺。而“军用票”自然就是日本军队直接掠夺中国人民的一种工具。

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成立不久,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将推行“中储券”的重心放在上海这座中国第一大都市。

上海沦陷初期,在币制上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市场上流通的钞票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它们由国民党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3个大银行和中南、通商、浙兴、四明4个小银行发行。“中储券”流入上海时,国民党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的上海分行都在租界内正常营业。

“中储券”一面世,就遭到了整个上海金融工商界及全体上海市民的强烈抵制。当时,上海的银行钱业公所发表声明,拒绝与“中储行”的任何业务往来;所有商店、公司也统一拒绝使用“中储券”;就是菜市场上的小商贩,也不收“中储券”。

为了推行“中储券”,汪伪政府决定采用武力。在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长李士群的指挥下,大批全副武装的特务带上“中储券”,奔赴全上海的各大小公司、商店等处购买货物。若是店员拒收“中储券”,黑洞洞的枪口就顶到脑门上了。与此同时,黄埔滩上的各银行、钱庄也收到了汪伪“特工总部”的恐吓信。他们若是不接受“中储券”,马上就会有暴徒上门捣乱。在这样的暴力推行下,“中储券”终于在上海流通开来,并逐渐占据了上海市场。

汪伪的这一行径,严重威胁到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地位。眼看着法币被挤出上海市场,重庆方面就密令戴笠的军统局采取行动,以对抗汪伪政权。于是,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受命出击,暗杀“中储行”的主要人物,以阻止“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

上海行动小组暗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季翔卿。他是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的直接下属,时任“中储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专门负责“中储券”在上海的发行工作。季翔卿肩负“特殊使命”,汪伪特务对他的保护特别严密。军统几次找机会下手,都没有成功。

1941年1月30日,是季翔卿干女儿的生日,他要去参加生日聚会,这下军统特工可等到了下手机会。这天上午8点左右,季翔卿从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走出来,刚准备坐上自家的小汽车,就有两个军统特务窜出来,对着他连开数枪。季翔卿的太阳穴被击中,连眼镜都飞出去老远,当场就气绝身亡了。

季翔卿被杀的消息传到了李士群的耳中,他气得暴跳如雷。不过还没等他有所防备,军统特工的第二次行动又开始了。

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营业大厅遭到两颗手榴弹袭击。在短短的两三分钟里,就有数十名银行职员、保镖等,或死或伤。这一切,都是3个军统特工干的。

“中储行”发生血案后,大批日本宪兵和租界警务处的人员都四处搜索,捉拿凶手。不过这件案子是谁做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凶手根本没法抓,他们只能做做样子,安抚一下人心而已。

此案之后没几天,军统又开始了第三次行动。在短短的20天里,就有数位“中储行”上海分行的重要成员被杀,包括“中储行”上海分行设计科长楼侗、“中储行”上海分行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科主任万鼎模等。

此事对“中储行”造成了沉重打击。许多职员都吓破了胆,根本不敢去上班;而银行的业务更是糟糕,几乎到了关门倒闭的地步。“财政部长”周佛海也气得直跳脚,亲自将特务头子李士群等人召集过来,商议解困办法。

在76号特工的保驾护航下,“中储行”上海分行竟然接连遭到这样的厄运,李士群早就满腹怒火了。于是,他向周佛海建议,要对军统特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1941年3月21日夜里11点多钟,正是大部分人沉入梦乡的时候,76号汪伪特工大本营里却灯火辉煌。随着李士群的一声令下,一大批全副武装的特务分乘两辆汽车,开赴法租界霞飞路1411弄10号的江苏农业银行宿舍。

看门的茶房以为是法租界的巡捕来检查,就毫无防备地打开了大铁门,不料闯进来的竟然是一群冷血的杀手。茶房及宿舍里的11名银行职员被拖到一起,遭乱枪扫射而亡。等租界巡捕闻讯赶来,凶手早已逃之夭夭了。

3月22日凌晨3点多,76号的“警卫队长”吴四宝带着另外一批特务坐上两辆汽车,闯入了沪西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96号的中国银行职员宿舍。这里的一百八十多名银行员工都被抓进了76号魔窟。到了早上,这些人质又被转移了地方关押起来。汪伪特工对他们进行百般折磨,甚至还采用抽签的方式,将人质分成3人一组,抽到的3人会被拉出去一起枪毙。

江苏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一夜之间遭此大劫,几乎引起了沪上的地震,整个上海商业都陷入了混乱中。而正杀到兴头上的汪伪特工,仍不肯罢手,他们又把黑手对准了中央银行的驻沪机构。

3月24日,李士群专门命76号特工总部的化验室主任制作了2颗定时炸弹,分别投放到了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逸园跑狗场和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中央银行驻沪办事机构。随着两声巨响,中央银行驻沪的两个办事处被炸得惨不忍睹,职员伤亡惨重。

周佛海、李士群等人得报后,得意洋洋,而戴笠等人闻讯后,气得暴跳如雷。于是,军统又开始对汪伪银行施以报复。

此时“中储行”的高级职员都被汪伪特工严密保护起来了,不过百密必有一疏,军统总会找到下手的机会。一天深夜,在静安专路戈登路(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大华医院的头等病房里,就发生了一起血案。正在这里养病的“中储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被3个军统特工用斧头活活砍死了,死状非常恐怖。

这一次气得直跳脚的,是周佛海等人。于是,他们再一次对军统“以血还血”。

一日,汪伪特工又“光临”了沪西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96号的“中行别业”,抓走了中国银行的部分高级职员,并挑出其中职位比较高的3人枪毙了。汪伪特工这一次行动就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杀人后的第二天,汪伪的《中华日报》还刊出了这样的大标题:“以三抵一,信守诺言!”

军统特工自然继续报复,与汪伪特工你来我往,双方都不甘示弱。这场特工战,使得上海的金融界如同遭遇了12级地震。数场血案之后,国民党和汪伪的银行职员都人人自危,宁可丢掉饭碗,也不愿意出家门了。一时间,整个上海滩,谈起“银行”二字人人色变。

这场恶斗无休无止,其实对国民党和汪伪都不利。其中国民政府的损失更大一些,毕竟沪上金融界的根基是国民党的银行。若是两方银行同归于尽,戴笠也无法向蒋介石交代,可这件事如何摆平呢?戴笠思忖良久,觉得还是要请杜月笙出面才行。

在香港九龙柯土甸道的杜公馆里,戴笠将自己的烦心事告诉了老朋友杜月笙。戴局长登门,绝对不会只想诉个苦,杜月笙不用多想也明白他的心思,就爽快答应帮这个忙。只要杜月笙开了口,这件事就一定能办成。戴笠得了这个承诺,松了一大口气。

杜月笙人在香港,可在上海的眼线特别多,所以上海发生的一切,他都清清楚楚。要想摆平这件事,其实就是要军统和汪伪两方特务达成协议,都不再屠杀对方的银行职员。戴笠这边不用担心,而汪伪那边,就要找个合适的人选了。杜月笙与李士群没什么交情,不过李士群手下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却与杜门中人有莫大的关系。吴四宝就是最合适的中间人。

吴四宝也是杜月笙的门生,只不过是个末流小角色。杜月笙的门生太多,能入他眼的毕竟是少数,像吴四宝这样的,连杜公馆的门都进不去。吴四宝以前是杜月笙好友季云卿的司机,他曾千方百计地巴结上杜月笙的一个心腹弟子高兰生。高兰生绰号“花会大王”,吴四宝想通过他结识杜月笙,以便提高自己在帮会中的地位。不料吴四宝拍马屁拍得不好,杜月笙并不喜欢他。所以,他碰了一鼻子灰后,只好老老实实的做小弟,虽然他心里对杜月笙有些怨恨,但更多的却是对杜老板这种大人物的羡慕。

上海沦陷了,吴四宝风光起来。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拉拢不到杜月笙的骨干弟子,就将他拉进了76号,还封他为“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发迹后,曾试图在上海滩上抢杜月笙的地盘,不过他发现杜老板人不在上海,势力却仍然相当大,他根本惹不起,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杜月笙派去找吴四宝的人,就是“花会大王”高兰生。吴四宝对杜月笙又恨又怕又崇拜,当高兰生奉杜月笙之命来请他办事时,他又觉得倍感荣幸,仿佛身价都高了不少。另外,吴四宝当了这个汉奸警卫队长,也担心风水轮流转,汪伪政权垮台,他就遭殃了,因此,他一定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于是,杜先生吩咐的事情,吴四宝自然要马不停蹄地去办。

当初李士群拉吴四宝下水时,就与他结拜为兄弟了。所以,吴四宝就带着杜月笙下达的任务,直接去找这个把兄弟。他本以为自己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劝服这位兄弟,没想到李士群答应得异常爽快。原来李士群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见汪伪政权不景气,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上海是杜月笙的地盘,若是以后杜老板重返上海滩,肯定会对看不顺眼的人下手,他李士群可不希望成为杜月笙的敌人。再说,这场特工大战,对汪伪政权的打击也很大,周佛海等人也早就有收手的心思了。所以,吴四宝当这个中间人,李士群正好借机休战。

吴四宝游说成功后,就专门派了一个心腹去香港,直接向杜月笙汇报,以便邀功讨好。杜月笙最会做人,自然大大嘉奖了他一番。于是,在杜月笙的调停下,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都发出了停止行动的命令,一场惨烈的银行血战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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