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里拔牙（1/1）

虎口里拔牙

通济公司开张之后，立即开展了业务。杜月笙发电报给徐采丞，将公司成立之事详细告知，并嘱咐他要“从国家大局角度着想”，让他设法从沦陷区搞到一批棉纱运往上海，接济抗战后方。徐采丞接到电报后，顿觉得此事颇为棘手。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中方军需补给困难，而日方又何尝不是。日本人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对物资管理非常严苛，而上海又是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补给站，想要从这里运送一批棉纱到抗战后方，绝非易事。

不过，杜门中人向来视杜月笙的话为圣旨。虽然事情风险很大，但徐采丞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徐采丞和杜月笙通过秘密电台反复磋商此事。最后，徐采丞决定从日本军部的“松机关”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组建了庞大的特务机关。无论是内阁、外交，还是陆军、海军诸部门，都建立有各自的特工组织。而其中比较有名的除了内务省成立的“特高课”外，就属日本侵华陆军参谋总部成立的“梅”、“兰”、“竹”、“松”四大特务机关了。

这些特务组织之间，因为分属的部门不同，故此派系分明，竞争十分激烈。在上海地区，较为活跃的是“梅机关”和“松机关”。“梅机关”因其成立时间最久，活动范围最广，故势力亦最大，很为军部所倚重。相较之下，“松机关”则建树寥寥，颇受冷落。“松机关”的特务首脑小野三郎对此忿忿不平，常想着能够建功雪耻。徐采丞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决定从“松机关”打开缺口。

徐采丞通过渠道了解到，当时日军由于战事紧急，急需一批重要物资，“松”、“梅”两大特务机关正为此事发愁。徐采丞敏感地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去拜访了小野三郎，对他说：“听说贵军急需一批重要物资，不知道通济公司可否承担这个光荣的任务呢？”

小野三郎正为此事焦虑，听了这话，异常高兴，表示如果通济公司能办好此事，他一定会请求军部重重奖赏。徐采丞却说：“奖赏倒不必了，只是通济公司在上海有一批货想要运往重庆，可否请日方行个方便？”听到了“重庆”二字，小野三郎心里不禁“咯噔”一跳，犹豫起来。徐采丞见他面有难色，知道他在担忧什么，就对他说：“这件事对阁下而言，只有益处，没有害处。贵方物资紧缺是事实，如果‘松机关’能够搞到物资，那可就是大功一件！”

小野三郎贪功心切，就答应了。徐采丞致函杜月笙，将物物交换之事详细告知了杜月笙，请他在国统区内搞到一批日方需要的物资，好和日方交换棉纱。杜月笙觉得这件事事关重大，就告诉了戴笠。很快，戴笠带回了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不可以和日方交换物资，物物交换等于资敌。这也就是说，上海的那批棉纱只能用钞票购买了。杜月笙立即和徐采丞取得联系，将国民政府的指示传达给了他。徐采丞接到指示后，又去找了小野三郎，对他说：“这是通济公司第一次和日方的合作。所以，希望日方能够表现出十足的诚意来，允许重庆方面用钞票购买。”

这个条件在小野三郎看来，非常过分，他之所以答应对方要求，就是因为对方承诺可以物物交换，搞到军部所需物资，现在重庆方面用钞票购买，对方承诺成了泡影，怎让他不生气呢？徐采丞不愧为杜月笙得力的部下，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劝说着小野三郎：“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决，现在愿意和日方交易，就说明对方已经有意缓和双方的关系。这次日方吃点亏，交易成功，下次重庆方面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肯定也愿意‘物物交换’的。”

小野三郎经他这么一说，态度再度发生动摇，沉吟不决。

徐采丞加紧攻势，暗示小野三郎：“就算您不答应，也没有关系。重庆方面还有另外的门路。”言下之意，似乎在上海还有其他的机关正和重庆方面接洽。小野三郎顿时想到了“梅机关”。小野三郎急于立功，又不愿意“梅机关”白白占去功劳，于是就答应了徐采丞的条件。

办成了这件事，徐采丞非常高兴，当即拍电报向杜月笙告知此事。杜月笙闻讯后，也是欣喜万分，回电报大赞了徐采丞一通，指示他尽快办妥这件事。徐采丞于是派人在上海搜购棉纱，没过多久，第一批货共约3000件棉纱已然到位。徐采丞发电报给杜月笙，告诉他货物已经准备妥当。

接到徐采丞的电报后，杜月笙便和戴笠一起商议运纱的路线。3000件纱是个不小的数目，各方觊觎，要想平安地从上海运到重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上海到重庆，迢迢几千里，地形复杂不说，就是盘踞在各方的势力，也是错综复杂。既有日伪方面的敌对势力，又有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势力，还有啸聚山林、杀人掠货的汪洋大盗和盗匪山贼。倘若稍一不慎，很有可能会人财两空。经过反复的探讨和比较，杜、戴两人最后终于确定了运输路线：自上海界首集经洛阳，再往西安，最后到达重庆。

之所以选择这条线路，是因为盘踞在这些路上的军政要员大都是杜月笙的旧识，甚至不乏其知交好友。如当时的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和杜月笙便是知交好友，陇海铁路局副局长周啸潮的顶头上司杨虎也一度是杜公馆上的座上客。自界首集到洛阳以东，时属于第一战区辖区。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蒋鼎文更是杜月笙的老朋友，而界首集附近的驻军将领是第十五集团军司令何柱国，何柱国原为张学良部下将领。凭借着张学良和杜月笙的关系，料想何柱国也不会不买他杜月笙这个面子。

杜月笙和戴笠马上行动起来，给这些人一一打了电话，请他们提供协助。蒋鼎文、何柱国等人非常爽快，都愿意提供方便。一切安排妥当，杜月笙就发电报给徐采丞，让上海方面发货，同时派杨管北、徐子为、朱惠清三人前往界首集接货。3000件棉纱在荷枪实弹的日军护送下，浩浩荡荡地发往界首集。和日军随行的是杨志雄和杜月笙的账房先生王国生。

有日军押送，这一路还算平静。但到了亳州时，日军却不愿意向前走了。原来，从界首集到亳州正南的十尖河，有一个延绵上百里的“三不管”地带。在这里汇聚有不少的土匪强盗、亡命之徒。他们人数不多，武器也算不上精良，但行踪飘忽，仗着熟悉地形，专门以劫掠为生。日军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对于这一区域，仍是非常忌惮，所以，日军小队长权衡了一下，觉得没有必要冒此风险，就将货运送到日军占领的亳州城外的一段无人区交货。

亳州城里驻扎的是伪军郝鹏举部。郝鹏举投降汪精卫伪政权后，和国民党部队仍然保持着接触。杜月笙知道运纱车要经过这一区域，就拜托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出面摆平郝鹏举。这名军官见杜月笙赏识，又收到对方两支美国产的最新式手枪，自然乐得效力，当即打电话给郝鹏举。郝鹏举原本听说有一笔物资要从自己辖区经过，已经决定要狠狠地榨上一笔，所以对军官的话不以为然。军官软硬兼施，警告他如不合作，就要把他暗通国军之事捅到日本军部处。郝鹏举最怕这点，只好按兵不动，眼睁睁地看着3000件棉纱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远去。

日军交货离开后，杨志雄、王国生等人继续押运着货物向前走。到了“三不管”地区时，果然遭到了几十名劫匪的袭击。杨志雄仗着枪法精湛，和匪徒们周旋了一会儿。然而，由于寡不敌众，很快就陷入了绝境。恰在此时，杨管北等人带领着国民党军队赶到，经过一番激烈的交火后，所有的匪徒都被打死。杨管北随后接手，负责将货物运回重庆，杨志雄、王国生等人返回上海。

一路护送货物的，除了地方上的国民党军队外，还有洪门弟子。虽然国民党各地驻军都可以给杨管北等人提供便利，但杜月笙还是担心会在护送途中出现什么纰漏，于是就修书一封，拜托威震豫皖鄂三省的洪门大佬明德清，请他派人帮忙。在杨管北奉上的一盘金条之后，这位洪门前辈咧嘴笑了：“杜老板有话，兄弟哪敢不从命呢？”随即，命令几十名得力的洪门弟子随行，一路护送杨管北等人。有了洪门明德清这块金字招牌，果然一路上都平静了很多。虽然也在路上遇见几拨打劫的毛贼，但都让洪门弟子轻易地打发了。

就这样，在各方势力的共同协助下，第一批的棉纱安全地运到了西安。在西安，国民党陆军后勤部立即将这批棉纱收购，做了军队的冬装。之后，重庆陆军后勤财物总部按照棉纱价格付款，全部存入杜月笙通商银行的账下。杜月笙和戴笠大赚了一笔，其他人也获利不小。

蒋介石听说棉纱运到，非常高兴，下令嘉奖杜月笙。几天后，郭兰馨带领着一排士兵，抬着一个巨大的匾额，吹吹打打地来到通济公司为杜月笙贺功。匾额上是蒋介石亲自题写的几个鎏金大字：后方功臣。

这个匾额，等于肯定了杜月笙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杜月笙非常高兴，命人将它悬于正堂最显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