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幸免于难的人（1/1）

厄尔·哈里森在家乡费城素以为人古板、行事教条而闻名。他身材消瘦，满头红发，方下巴令他的神情显得特别严肃。战争结束时，这位46岁的律师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滴酒不沾。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共和党人，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移民和归化局的专员。他当公务员的时候很能干，但因为平日里都表现得谦虚谨慎，所以一直都默默无闻。然而人到中年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宣传和组织方面很有才能。他不是军人，不是思想家，更不是政治家。但是厄尔·哈里森在推动以色列建国方面的贡献可不比任何大人物少。

20世纪30年代，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与基督教慈善机构合作，以筹集资金帮助那些在欧洲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战后，杜鲁门总统派遣哈里森与救助团体和医疗小组一道，去德国和奥地利等地调查犹太难民和集中营幸存者的生存状况。他向国内发回的爆炸性报告，以及后来他带领调查组查到的真相，都让美国政府深感震惊，但也正是这些信息促使美国转变态度去支持建立犹太国家。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之间没能达成一致，“特殊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这些让人震惊的消息还令美国政府对由凯恩斯主持的贷款项目的态度变得十分谨慎，以至于这些项目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才最终敲定。

哈里森曾在1945年初秋的时候说：“如今的一切都说明，我们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比纳粹好不了多少，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他说自己参观了贝尔森集中营，彼时那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一家在英国军队管理下的医院，不过里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德国人。据说，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毒气室和火葬场已经被摧毁了。哈里森报告中所写的大多都是事实，但也有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前面提到的贝尔森集中营，事实上那里根本没有毒气室。虽然确实有数千人在那里死于饥饿、虐待和疾病，但它并不是一个以种族灭绝为目的而建立的集中营。不过，情感上的震撼往往会让人忽略这些细节。他在报告中还提到：“有刺的铁丝网将许多犹太人（难民）围在里面。他们住在各种各样的营地里，其中一些因拥挤肮脏的环境而臭名远扬。那里的人们整日无所事事，看不到希望。他们偷偷摸摸地与外界交流，希望能够获得一些令自己振奋起来的消息。”

哈里森主张美国应该承认犹太民族—这是美国官方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这一问题。“首先，犹太人的地位应该获得承认。”（其实英国早在1917年就在《贝尔福宣言》中提到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想，虽然语意模糊，却也承诺要专门给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 哈里森随后提出了一个建议：“立即把10万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这个建议不仅给杜鲁门制造了一个政治难题，也让英国人陷入两难境地—“一战”后，国际联盟委托英国管理巴勒斯坦。不知道哈里森从哪里得出了“10万”这个数字。虽说他与难民营里的一些犹太领袖和美国国内的相关人士探讨过类似问题，但他从未考虑到巴勒斯坦是否有能力“立即”吸收这10万人。而且他也没有跟管理德国英占区或巴勒斯坦的英国官员谈过此事，更不用说争取阿拉伯人的意见了—然而阿拉伯人却占了巴勒斯坦人口的四分之三，果不其然他们表示了强烈反对。可是哈里森的建议偏偏被美国政府采纳了，“10万”这个数字也成为衡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一个标准。

杜鲁门说，他流着泪读完了哈里森的报告。不过他又表示，自己最终的决定绝非感情用事。美国国务院普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移民的行为。官员们向总统谏言：“如果美国日后想要在中东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美国在战后非常明确的目标），就应该支持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比犹太人强大，人数也多，同时又不够团结，这样的群体更容易控制。”相对于政府官员的反对态度，那时候美国公众普遍支持犹太复国事业，不过还没有达到后来那种狂热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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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在日记中难掩对犹太人的偏爱，每每提到他们都用诸如“犹太书记员”“聪明的希伯来人”这类代称，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罗森博格（犹太大姓）可不会那样做事”。虽说杜鲁门算不上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但他在将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这件事上的态度一直显得温和且积极。早年，当他还是一名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反对在巴勒斯坦附近建立犹太国家的。时过境迁，如今他接受了哈里森的建议，并承诺美国会在帮助犹太人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一方面，他觉得这是正义的行为，他曾对沙特阿拉伯国王说：“我觉得有责任去帮助那些可怜的幸存者。”另一方面，他也有政治上的考量。“我必须回应成千上万渴望犹太复国的人，”他说，“而我的选民里可没有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原来，当时杜鲁门正面临着1946年11月的中期选举。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对于选谁来做下一任总统还处于摇摆状态，对杜鲁门来说，这些地区里犹太人的选票十分重要。所以犹太人要建国不仅是欧洲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

总统与民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不仅出于理想主义目的和“乐于助人的美德”，也掺杂了不少现实意义。美国的犹太人过去对复国这件事并不热衷，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那时正是纳粹横行欧洲的时期，一些有名望的犹太人率先加入了复兴犹太民族的行列。值得一提的是，到1946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区，全国犹太裔人口达到450万之多，而且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城市里—仅纽约就有175万人。

为了帮助犹太人复国，美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并通过联合分配委员会等大型慈善机构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移民到那里。但讽刺的是，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却根本不愿意用美国公民的身份换取在新国家生活的机会。1936—1946年，只有494名美国籍犹太人选择移民去巴勒斯坦，这是世界上有犹太人聚居的地区中（包括苏联在内）移民比例最小的。毕竟，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在压迫中诞生的；相反，它萌芽于美国对犹太一族的资金支持。美国为建立犹太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那边的吸引力却不够大。

许多非犹太裔美国人也呼吁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巴勒斯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私心理。美国在19世纪晚期和1904—1914年这10年间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经济大萧条后，美国收紧了移民政策，移民条件变得十分苛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二战”以后也没有改变。政府认为要等到士兵退役并找到工作后才能修改移民法案。因此1933—1945年间获准进入美国的移民仅有36.5万，其中有25万被判定为难民，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值。而且，尽管遭受了纳粹的残酷迫害，但在这十几年中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总数仅有16万。而相比之下，人口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并经常因对巴勒斯坦的政策而遭到嘲笑的英国却庇护了20万犹太人。

彼时，年轻的牛津大学哲学教授理查德·克罗斯曼已经是一名工党议员，并开始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犹太复国事业。当1946年初访问美国时，他惊讶地发现：

美国人民支持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是因为不想让更多的犹太人在美国定居。他们通过呼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就能达到很多目的：可以借此攻击英国的帝国主义和保护主义；可以冠冕堂皇地维系苛刻的移民法案，而不用承受任何道德谴责。这太让我愤怒了……除了极少数在中东生活过的人，华盛顿的官员们几乎完全无视阿拉伯人的存在。他们似乎都认为，只要让犹太人获得了在巴勒斯坦定居的合法权利，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他们把阿拉伯人看作是与印第安土著一样的存在，觉得他们是社会发展和“天定命运”的障碍……可以毫不犹豫地让他们成为现代化和进步的牺牲品。

许多英国右翼人士也持相同的看法。1946年1月，前保守党外交大臣、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向伦敦报告：“普通的美国公民不希望自己国家里有更多的犹太人，又不想良心上感到不安，所以就呼吁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在同意了哈里森的提议后不久，杜鲁门写信给艾德礼，建议英国应该“立即”同意让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并公开支持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就像我在波茨坦对你们说的那样，所有美国人都认为不能关闭巴勒斯坦的移民通道，应该让一定数量的、在欧洲受过迫害的犹太人在那里定居。”但他却没有告诉艾德礼，根据总统发布的关于难民的指示，美国只允许12,849名犹太人进入本国。

艾德礼对此很生气。他紧急给杜鲁门回电，警告对方：“如果不考虑对中东的影响就随便公布一个数字，这将会对英美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随后，他又写了一封信，反对给予犹太难民特殊待遇，同时他还主张在移民问题上应该充分听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的“观点”。杜鲁门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这些信件的内容。艾德礼愤怒不已，旋即又发了一封电报痛斥杜鲁门。

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同意成立一个英美联合委员会，专门研究“犹太人在欧洲的地位，以及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在任命联合委员会的主席时，双方又有了不同意见。尽管遭到了一些英国人的反对，但最终哈里森还是获得了这一职务。1946年的前3个月，委员会听取和收集了来自德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和巴勒斯坦等国数百名相关人士的意见及建议。1946年4月21日，哈里森在瑞士洛桑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这基本上与他在6个月前得出的结论相似，即巴勒斯坦应该接受10万名犹太移民，进而建立一个自治但不完全独立的犹太国家。从始至终阿拉伯人都反对这一计划。犹太人则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然而一周之后，艾德礼就否定了这一提议。他表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了从德国到巴勒斯坦的移民通道，但这并不合法，所以英国会坚决驱逐那些从非法通道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犹太游击队誓言要继续战斗，保卫他们的家园以色列，直到英国人离开。就这样，一次次小规模的冲突最后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反恐战争，与此同时也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英国脱离帝国主义的过程有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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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已经定居在巴勒斯坦的47.5万犹太人对欧洲难民营中的犹太人有着复杂的感情。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的作者阿莫斯·奥兹是在耶路撒冷出生并长大的，书中描述了他在巴勒斯坦的生活经历，并表露了对于同胞的那种复杂情感：

我们对他们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些可怜人本来可以早一些到巴勒斯坦，却偏偏要坐以待毙，这难道是我们的错吗？他们为什么要做待宰的羔羊，而不是团结起来奋起反抗呢？真希望他们不要再用意第绪语唠叨所受的苦了，这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不是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事情。我们不能活在过去，而是应该向前看。

戴维·本-古里安是战后崛起的、最有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他同样也对欧洲的难民同胞怀有这种复杂的情感。在过去的10年里，本-古里安一直是犹太事务管理局的主席—该机构隶属英国政府，主要负责为犹太人提供教育等服务。在阿莫斯·奥兹的记忆中，本-古里安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满头银发，眉毛浓密，鼻子又粗又宽，有一个老水手般的下巴和老农民一样的意志力。逆来顺受可不是他的性格，相反，他是一个好斗、不安分的人。“二战”开始后不久，他就说过：“叫我‘反犹分子’吧！我必须得说，那些发生在德国和波兰的事情让我感到羞愧，因为那里的犹太人没有勇于反击。我反对那样的犹太人。”他做事从不喜欢“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认为只有拉比和妇女才会那样。他宣称，我们要通过强硬的政治宣传手段来传播犹太复国主义。

本-古里安出生于沙皇统治下的波兰。1906年，年仅20岁的他移民到当时正处在奥斯曼帝国管辖之下的巴勒斯坦。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就像许多早期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先驱一样， 1915年他因“鼓吹犹太复国主义”而被土耳其人流放。后来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了巴勒斯坦，本-古里安这才得以回国。他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奋斗了40年，彼时已经处于最关键的阶段。

在战争期间，本-古里安曾担心等到盟军获胜时，只怕欧洲的犹太人都死绝了。不过结果比他和其他犹太领袖的预期要好得多。不少犹太人都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约有20万人，不过其中有4万人在获释后的几周内去世。在东欧和中欧，共有30多万犹太人逃脱了被关进集中营的命运—波兰有325万犹太人，其中8万多人幸免于难；在匈牙利和其他地区则分别有17.5万和9万犹太人躲开了纳粹的迫害。他们东躲西藏，大部分人都设法去了苏联。战后，苏联人鼓励他们离开，并专门为犹太人打开了移民的大门。波兰和东欧各国同样盼望犹太人离开。结果成千上万的难民来到了德国和奥地利，在那里建立了难民营。这让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人们不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恐怖的战争之后，犹太人还会不顾一切地返回德国呢？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他们觉得那里最安全。

这让本-古里安很犯愁。他担心，在难民营待久了，幸存的犹太人会选择去别的国家定居，而不是巴勒斯坦。这样一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没有足够坚实的群众基础了。他对联合委员会筹集资金将难民送到南美洲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感到愤怒。他对犹太事务管理局的助手说：“我们不能小看这件事。这不仅对犹太复国主义非常不利，对‘伊休夫’（犹太社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他走访了许多难民营，鼓励里面的人们要有信心，犹太人的家园要靠自己来建设，历经了这次浩劫，未来会变得更好，梦想终会成真。不过他发现想要说服这些人并不容易，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打破他们的心理障碍，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本-古里安承认他需要利用难民作为对抗英国人的武器。许多人觉得他太残酷；但支持者们则认为他很务实。战争期间，他曾说：“我们当然希望希特勒被消灭，但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为巴勒斯坦谋取利益。”如今类似的想法再次出现在他的头脑中。“犹太难民必须作为一个政治因素来利用。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可以依靠三股力量：伊休夫、美国的犹太势力和德国的难民。犹太复国主义的作用不是仅仅帮助幸存者在欧洲活下去，我们拯救他们，其实最终是为了犹太人和伊休夫的利益。所以美国的犹太人和德国难民在援助中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他向犹太事务管理局中的一名助手说：“如果能好好利用这场灾难，那么它就可以成为促成复国大业的力量……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引导我们把灾难转化成创造和发展的力量之源。而不是像散居海外的犹太人那样，因为灾难而堕落，转去依附他人。”

本-古里安认为，向英国施压的最好办法是鼓动更多的犹太人前往美国占领区的难民营。所以他每次到营地调研的时候，都会发表这类“政治演说”：“美国人不会永远留在慕尼黑。你们可以去的地方只有巴勒斯坦。为此你们要给美国人一些压力。”他还告诉犹太人：“尽快把难民带到这里来，这样美国就会加快转移犹太人到巴勒斯坦的步伐。如果我们跟美国人说他们的占领区里将会增加25万犹太人，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对英国施加压力。他们这么做与钱无关—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利益根本不重要。重点在于，除了把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与此同时，本-古里安还要面对另一个难题—犹太人内部的权力斗争。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其实并不团结。几十年来，犹太复国运动中最杰出、最受认可的领导人是哈伊姆·魏茨曼。他是政治上的“巨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对他非常尊敬。他作风温和，善于利用自己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人脉。他推动了犹太复国事业的发展，其成就甚至超出了19世纪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们的想象。他凭借着高超的外交手腕、巨大的人格魅力以及敏锐的头脑，成为促成《贝尔福宣言》出台的最大功臣。

在魏茨曼的领导下，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的少数民族一度成为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群体，人口数量增长近10倍，拥有整个国家近六分之一的土地。他们建起了繁荣的城市特拉维夫、无数犹太村庄和具有犹太特色的农业定居点，当然也包括吸收了理想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体社区—基布兹。

但是魏茨曼已经72岁了，他的健康状况一日不如一日。新时代需要更有活力、更激进的政治风格—这时雄心勃勃的本-古里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本-古里安认为这位老先生与英国走得太近，现在局部战争可能一触即发，魏茨曼那种太过温和、正派的交往方式并不适合当下的局势。魏茨曼反对以暴力方式迫使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本-古里安表面上附和，但私下仍与恐怖组织藕断丝连，并坚持犹太人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魏茨曼来到了哈里森管理下的委员会—这绝对是一个政治错误。他坦率地告诉英国人：“这个问题没有对错之分，差别只在于对哪一方更不公正。这件事想要一碗水端平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是让阿拉伯人获利多些，还是让犹太人获利多些。”这种观点是科学的也是超然的，若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伦敦餐桌上，它将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话题，但对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不合时宜的，还引得他们更加警觉。

两个人之间从最初的观念不和发展到人身攻击。本-古里安嘲笑魏茨曼趋炎附势且性格软弱，说他混迹政坛太久，如今已经失去人心。在本-古里安长达几百页的回忆录中，他只提到了魏茨曼两次—有一次仅仅是说魏茨曼长得像列宁。年长的那一位当然要反唇相讥，发表了一番事后感到十分后悔的言论—他指责本-古里安“表现得像个元首”，“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狂妄自大、唯我独尊，政治观点极为疯狂”。1946年底，粗暴的本-古里安将魏茨曼从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的位置上赶了下来，然后取而代之。此后，那位曾显赫一时的老人只能靠过去的声望维持生活，但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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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则缺乏有力的领导。他们既没有魏茨曼那样德高望重的领袖替他们发声，也没有像本-古里安那样具有政治才能和组织才能的人来凝聚力量。大多数阿拉伯人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侯赛因家族、纳什希比家族、阿拉米斯家族和达贾尼斯家族等拥有土地的贵族和掌握权力的贝都因部落长老毕竟只是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早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就已经确立了，而且这种半封建社会结构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改变过，即便被英国人统治以后也是如此。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几乎没有自己的民族管理机构，犹太人则在20世纪20年代就建立了工会—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初期的基础之一（本-古里安多年来一直都活跃在工会里）。工会在工资方面为犹太工人争取到了不少利益。在特拉维夫和其他一些地方，阿拉伯人明明跟犹太人做着相同的工作，但工资却比后者少了三分之一。哪怕老板是阿拉伯人，结果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建筑、教育乃至医疗行业都普遍存在。由此可见，犹太民族管理机构发挥了很大作用，而阿拉伯人根本就没有类似的机构。

起初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并不多，所以两个种族社区之间相处得还算融洽。总的来说，他们都不富裕，生活方式也不同，所以即便偶尔有些小冲突，也没什么太大的危害。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两个种族之间的摩擦都是小问题，只要他们不插手政治，就不用操心。英国人托管巴勒斯坦时，那里大约有5万犹太人，占人口总数的10%。但是从此之后，这里的犹太移民迅速增多，这让阿拉伯人有了危机感，真正的冲突也由此开始了。事态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19年，本-古里安就表示：“任谁都看得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问题。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受命驻扎于巴勒斯坦的20多年里，无数英国官员和士兵都在日记和信件中提及类似的看法。未来的战争英雄和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家书中写道：“犹太人杀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又杀了犹太人。这就是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很可能还会持续50年。”

阿拉伯领导人总是把移民问题视为对自己民族最大的不公。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在1929年至1939年间，超过25万来自东欧的新移民定居巴勒斯坦。在土地买卖的过程中，阿拉伯佃农往往会被驱逐。这就导致反犹冲突渐渐增多，不过数量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这些冲突往往都是因为移民、土地出售和建立新的犹太人定居点而引发的。说起来，还是因为阿拉伯人把土地卖给了犹太人。而且从1920年起，无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捐赠有多么慷慨，巴勒斯坦待售土地的价格都超过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能承受的范围。

有些出售土地的阿拉伯人其实并不住在巴勒斯坦，他们把交易委托给当地的代理商。大多数卖家是巴勒斯坦知名的阿拉伯裔领导人和代言人—交易自然要秘密进行。后来在一系列以反移民为目的的暴力骚乱中，某个犹太复国组织泄露了一份向犹太人出售土地的阿拉伯人名单—这些人都是巴勒斯坦很有影响力的高官和领袖。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前市长、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卡西姆·侯赛因以及耶路撒冷最有钱有势的人之一拉吉卜·纳沙希。一些身在特拉维夫和加沙的、自诩为爱国者的人也曾把土地卖给犹太人。慕沙·阿拉米是一位在巴勒斯坦很有影响力的阿拉伯人（后来还在哈里森的委员会里当了阿拉伯人的代表），私底下他曾把贝特希安山谷的一块土地出售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将这里改建成了基布兹。

巴勒斯坦人向来不团结。自从耶路撒冷的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哈吉·阿明·艾尔-侯赛因掌权后，领导阶层更是分歧不断。在他的统治下，巴勒斯坦先是在反抗英国托管的斗争中失败，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与纳粹勾结在一起。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又在双方交战中惨败。可以说，他给巴勒斯坦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让巴勒斯坦人民陷入了非常糟糕的境地。一些头脑清醒、看问题透彻的巴勒斯坦人提出了好的建议，奈何统治阶层中的极端分子根本不理会他们。

阿拉伯人对自己的处境非常不满，愤怒的人们认为这都是英国跟犹太复国主义者沆瀣一气造成的，于是在1936年发动了暴力叛乱。起先他们只袭击犹太人，但攻击范围很快就扩大了，一些英国警察和士兵也被杀害。蒙哥马利元帅对此进行了血腥镇压，叛乱很快就结束了。之后，阿拉伯人受到了惩罚。据统计，大约120名阿拉伯人在冲突中丧生，9000余人被关进监狱。还有许多人遭受了鞭刑，其中包括年龄在7~13岁的男孩。另外还有30多名阿拉伯人被绞死。

然而，随着战争的迫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获得了一些有利条件。内维尔·张伯伦（1937—1940年任英国首相）政府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与德国的战争中，英国需要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于是改变了策略。殖民地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非常坦诚地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冒犯一方，那就去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英国政府通过了新的法律，限定每年只能向巴勒斯坦移民12,500人，并禁止向犹太组织出售土地。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十分愤怒。基于这种情绪，犹太恐怖分子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发动了第一次行动—在“二战”爆发前的5个月里，他们杀害了警察、英国士兵甚至是在耶路撒冷咖啡馆里喝东西的阿拉伯人。这一系列事件约造成130人死亡。

在“二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和德国之间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者—成千上万犹太人加入了英国军队的犹太旅或犹太事务管理局组建的防卫力量“哈加纳”（Haganah）。但多数阿拉伯人保持中立，一小部分人则在柏林跟随穆夫提，并试图获得希特勒的支持继而占领巴勒斯坦，不过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犹太人遭遇大屠杀之后，局势发生了逆转—尽管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英国人认为自己还可以像以前一样是堂堂的大国子民，并继续享有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阿拉伯人也没想到，单凭由美国领导、苏联支持的世界舆论，就会让犹太人成功建立自己的家园。

1946年，乔治·安东尼斯在哈里森委员会阐述了反对的理由：“我们同情犹太人，也对基督教国家迫害他们的方式感到震惊。但是你们认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会比基督的追随者更“基督”、更人道吗？在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地发生了不幸事件之后，你们为了遵守对受害者的承诺，就要让我们背负枷锁吗？犹太人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遭受的苦难固然是现代文明的耻辱，但那都是纳粹造成的。如今你们不能为了让德国的犹太人住进来，就将阿拉伯人驱逐出巴勒斯坦。”

他说得很有道理，但却没有被世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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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退两难的困境完全是自己造成的。英国分别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做出了类似的承诺，以为这样就能息事宁人、蒙混过关。一位英国官员把巴勒斯坦戏称为“两度应许之地”，这一说法后来广为流传。作家亚瑟·凯斯特勒几乎大半生都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清楚地看到其中的道德隐患：“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承诺把第三个国家的土地给予他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通过研究《贝尔福宣言》，来探讨究竟英国“两面派”的行为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谋划不周所致。他在作品中写道：“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同时又让阿拉伯人相信自己能够脱离奥斯曼帝国继而独立。不管怎样，效果都是一样的。英国人不仅愚弄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更愚弄了他们自己。”

那时候，英国对巴勒斯坦存在错误的认知，即觉得它对自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者基奇纳勋爵曾对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巴勒斯坦对我们来说根本不重要。” 1923年，在英国还没有打算离开印度或埃及时，一个军事专家小组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控制巴勒斯坦没有什么意义。10年后， 时任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兼陆军元帅的卡文伯爵弗雷德里克·兰巴特说：“如果我们想要在地球表面的驻军范围越来越广，并让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跟我们的领土保持安全距离，那么就要占领大半个世界。”同时他也指出，占领巴勒斯坦的目的不在于它的“军事价值”，而是“圣地”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耶路撒冷，3000年来它就像是征服者的权杖一样令人着迷。

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仍然抱有幻想。1946年初，副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在给内阁的一份报告中称，应该与阿拉伯世界保持良好关系，这对大英帝国而言非常重要：

宁可冒着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生局部冲突的风险，也要避免在中东跟所有的阿拉伯人交恶，同样也要杜绝在印度的穆斯林中引发大规模骚乱的可能……中东对大英帝国至关重要。它不仅是连接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陆海空交通枢纽，也是帝国主要的石油来源地。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关乎英国的利益。因此，为了维护我们的巨大利益，需要跟这些独立国家进行合作。麻烦的是，如今在阿拉伯人眼中，巴勒斯坦未来的走向对他们非常不利。如果强行推进他们反对的政策—特别是与我们之前承诺过的相反，必然会动摇我们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甚至还会引起大规模的骚乱，影响到那些原本有利于我们的合作。

这份报告发到索尔兹伯里勋爵手上时已经错过了挽救政策的最佳时机，只能作为备忘录保存了。在艾德礼政府看来，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似乎已经势不可当。

本-古里安和他身边的社会主义者感到被背叛了。英国工党长期致力于推进犹太复国主义，多次表示支持《贝尔福宣言》。而且英国的工人运动与犹太人的工会以及世界各地的左派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4年，工党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想让‘犹太国家’的建立拥有实际意义，那么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让大量犹太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进入那片狭小地带，并成为那里的多数民族。这件事在战争爆发前其实就能做到。如今，在纳粹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之后，我们推进这件事的理由更充分了。”

1945年大选前几周，当时最有希望成为外交大臣的工党人休·道尔顿宣布：

如今，阻止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不仅在道义上说不通，在政治上也站不住脚。我们认为应该抛开之前的种种成见，允许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但这不是单凭英国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这需要英、美、苏三国政府的紧密配合。我们应该与这两国政府积极协商，获得他们支持，然后共同采取措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幸福、自由和繁荣的犹太国家。

在其他场合，道尔顿曾对工党同志说：“从今往后，我们的原则就应该是彻底抛弃‘非法移民’这个说法。”

然而工党一上台，领导层就改变了主意。说起来，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失败主要应该归咎于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1946年，贝文已经65岁，但身材依然魁梧。他是工党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艾德礼称他为“强大的多面手”。作为运输总工会的创始人，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工会领袖。他出身于工人阶级，一步一步走到了高层领导的位置，但性格却一点都不“糟糕”—这是英国中产阶级所能想到最具侮辱性的词。亨德森是一位出身显赫的公务员，他评价贝文：“上至国王，下到码头工人，大家都很喜欢他。”贝文的食量很大，烟酒不离身，且患有心脏病、肾病、肝病和急性鼻窦炎等多种疾病。1943年，他的医生说：“这人身体里的器官没有一个是健康的—心脏病随时可能发作。”

贝文脾气暴躁，经常跟工党同事发生矛盾，但因为性格讨喜、有创造力又有责任心，所以还是个很有声望的左翼人士。丘吉尔认为这位战时的工党大臣是联合政府中最有能力的内阁成员。很多时候，他都被认为是“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外交大臣，并且在大多数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抉择—除了中东问题。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指责他是一个反犹分子，这既不真实，也不公平。战争初期，魏茨曼曾写信给巴勒斯坦的朋友，说“在英国很少有人比贝文更了解犹太事务管理局的情况”，还有“他更愿意倾听犹太人的想法”。由此可见贝文并不是反犹太分子，只是大英帝国的背景影响了他的判断。而且没搞清状况的也不只贝文一个，艾德礼和其他人也是如此。

他们自认为有办法能够说服德国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返回东欧。贝文表示：“我强烈地感到，如果不让犹太人留在欧洲，不让他们在欧洲复兴里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这场仗打与不打都没什么意义。”他手下的官员向魏茨曼说，一旦接受了哈里森报告的观点，“就等于承认犹太人在欧洲没有未来。在欧洲局势依然混乱、纳粹的反犹太政策的影响尚未消除之时，承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让人绝望的。它会带来许多不良影响，让人觉得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地……当务之急是创造条件，让犹太人觉得回家是自然而然和正确的；而不是承认它困难重重，甚至难以实现”。

但是那些官员从来没想过：当时苏联占领着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又希望犹太人离开。那英国应该如何去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呢？

英国外交部的许多官员都明白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也认识到对大批涌向德国的难民和东欧的犹太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具有强大吸引力。英国驻波兰大使维克多·卡文迪什-本庭克在一份电报中一改以往的外交辞令，言辞激烈地阐明：“在幸存的犹太人眼里，波兰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坟墓，他们根本不希望继续生活在这里。”

贝文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恐怖主义身上。就在哈里森委员会公开他们的报告之前，英国情报部门从犹太事务管理局伦敦办事处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哈加纳领导人摩西·斯奈那里截获了情报，显示游击组织和该机构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贝文把证据拿给魏茨曼，然后愤怒地说：“你想逼我就范吗？如果你想打仗，那就打吧。”在这件事上，魏茨曼始终耿耿于怀。

几个星期后，一枚炸弹在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的炼油厂爆炸。贝文立刻召见魏茨曼，说这一事件相当于对英国“宣战”。如果他们想要打仗，那么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英国人就不会浪费精力去寻找什么解决方案了。“我们不会在暴力威胁下谈判。我无法忍受无辜的英国军人被杀。”当魏茨曼提到有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被屠杀，还有很多犹太人正在难民营里受苦时，贝文回答：“我也不希望犹太人被杀，但我也爱我们国家的士兵。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劳动者。这个问题太难了。”

* * *

1946年，本-古里安的主要竞争对手不再是魏茨曼，而是很晚才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波兰裔犹太人梅纳赫姆·贝京。贝京出生于1913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彼时本-古里安已经在巴勒斯坦生活了7年，并成为民族主义政治中的活跃分子。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贝京因“涉嫌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被贝利亚手下的内务委员会逮捕，并被送进劳改营。他后来常拿这个开玩笑：“你知道那个英国特工的下落吗？英国警方给出了最高赏格要缉拿他呢。”

贝京于1941年获释，次年前往巴勒斯坦。在波兰时，他曾参加过泽耶夫·亚博廷斯基领导的贝塔尔组织。但是到了巴勒斯坦以后，他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他在政治上也更趋于极端。他个子不高，但身体很结实，举止优雅，动作利落，有着“柔软不安的双手、稀疏的头发和湿润的嘴唇”。他平日里戴着一副无框眼镜，一点都不像崇尚暴力的革命者，反倒更像一个文质彬彬的银行职员。他坚持“要救赎这片土地”和“通过武装斗争反抗那些占领犹太人祖先土地的人”。

1944年，贝京成为武装组织“伊尔贡”的头目。就像犹太事务管理局下面拥有2万成员的哈加纳和拥有1000名特种兵一样的帕尔马奇一样，伊尔贡也有大约600名武装成员，起初是为了反抗阿拉伯人而建立的自卫组织。战争期间，该组织站在英国这一边。不过，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斯特恩的人带领一部分人从组织中分裂出去了。后来斯特恩被英国警方击毙，他手下的组织就变成了更为激进的、与伊尔贡彻底对立的“莱希”，英国人称之为“斯特恩帮”。

当盟军获胜的势头逐渐明显的时候，贝京改变了策略。1944年初，被英国人判定为“极端组织”的伊尔贡发表了一份宣言，称“要斗争到最后一刻”。宣言纸质版的顶部印有该组织的标志—由一支步枪和一张巴勒斯坦直通伊拉克边境的地图组合而成。贝京本想控制耶路撒冷有名的“哭墙”，在那里搞起义，但没有成功。但是伊尔贡杀死了一名路过的英国警察。贝京因此遭到了通缉，悬赏金额高达1万英镑。为此他不得不四处躲藏，几乎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住两次，而且还要乔装打扮以防被认出。

伊尔贡和莱希曾策划了两次暗杀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可迈克尔的行动。除此之外，这两个组织还袭击了耶路撒冷的警察局，谋杀了丘吉尔的老朋友沃尔特·吉尼斯，英军的弹药库也遭到他们的破坏。

本-古里安经常谴责暴力行径。当一名伊尔贡成员被绞死时，他并没有为该人举行哀悼活动。他说：“与其去为他哀悼，不如好好想想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一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被绞死，我并不觉得惊讶，我为招致绞刑的行为而感到羞愧。”话虽这样说，但他依旧与恐怖组织保持联系。

“二战”结束后，英国试图阻止欧洲移民进入自己的国家。本-古里安、贝京和他们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和莱希组成了一个联合抵抗组织，负责将犹太人偷渡到英国。这期间，英国海军拦截了一艘载有集中营幸存者的船，并将其遣返回德国。在船上发生的混战中，3名犹太人被杀。

这时候，哈加纳和帕尔马奇没有发动武装行动，只是暗中开辟了一条从德国到巴勒斯坦的偷渡路线，被称为“布里察”。不过一些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却频频袭击英国士兵和警察，造成了英国方面几十人死亡。6月初，艾德礼派遣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担任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最高指挥官。战前，蒙哥马利镇压过阿拉伯人的起义，如今又要镇压犹太人的起义。作为大英帝国总参谋长，他为英军当时的处境感到愤怒。他告诉艾德礼，形势已经不受控制：“犹太人处于优势，他们想告诉当局‘不要碰我们’。不能任由他们继续这样了。”他还表示，当时驻扎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士兵有10万人，“可他们受到太多束缚……平均每天有两名士兵被杀害。如果我们不打算在巴勒斯坦维持法律和秩序，还不如趁早离开”。但政府怎么会支持这种做法呢？

蒙哥马利制订了一个可以迅速平息叛乱的计划。6月29日，他的副手伊夫林·巴克将军一声令下，英军发动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全面攻击。在这次行动中，有3000名犹太人被捕（本-古里安逃到了巴黎，贝京也乔装躲藏起来，没有被人发现）。英方把很多犹太人关在耶路撒冷的一座要塞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这里戏称为“贝温格勒”。巴克给这次袭击行动取名“阿加莎”，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将这一天称为“黑色安息日”。

后来贝京和莱希联手策划了一次报复行动。随之而来的这场血腥战争促成了以色列的诞生。

[贝文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其竞争对手赫伯特 ? 莫里森时说：“可怜的赫伯特，他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贝文则反驳道：“那除非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