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1/1）

他自比张良，屡献奇计，算无遗策，在统一北方的征程中居功至伟，作为一个汉人，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最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但“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他完全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四面树敌，最终落了个惨死的下场。他算准了一切，却独独没有算到自己的结局。他用一生的跌宕起伏，告诉世人：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农历六月，平城，一辆囚车在北魏都城缓缓前行，宛如公审游街一般。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顶端露出一颗人头，此人白发苍苍，看上去已步入古稀，本已凌乱的头发在风中四散开来，囚车经过的地方不由引起一阵骚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暗暗叹息，还有一些鲜卑人则发出恶毒的咒骂声。

囚车行至南郊刑场，在一个十字路口停稳后，几十个鲜卑兵士居然将尿撒在死囚的头上、脸上和身上，顷刻之间，他全身都被浇湿，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刺鼻的尿骚味，只听到这位死囚发出“嗷嗷”的哀叫，声音传到了很远处。百般凌辱后，一道血光闪过，所有的喧嚣都归于沉寂。

这个死囚叫作崔浩，他是当朝皇帝太武帝拓跋焘身边的第一“红人”。

红到什么程度？拓跋焘每每遇到问题，直接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因没有提前打招呼，搞得崔浩连正式衣冠都没办法穿戴好，仓促间也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物，只能提供家常便饭，但拓跋焘一点也不介意，常常礼貌地举起筷子，随便吃一口，征询完意见便起身回宫了。而崔浩进宫见驾，居然可以直接出入皇帝的寝宫。两人看上去不像君臣，倒像是哥们。

这样一个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为何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呢？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个汉人。

崔浩出身于“清河崔氏”，别看“崔”姓在《百家姓》中并不靠前，但在南北朝、隋唐时绝对是一个大姓，当时所有的北方世家大族中，有五个姓氏最为尊贵，分别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李氏和崔氏各有两个郡望宗族，被称之为七宗五姓。

清河崔氏能成为大望族，首先要感谢奠基人崔琰，在他之前清河崔氏没有大名。崔琰是东汉儒学大家郑玄的高足，后来成为曹操手下的著名谋士，表现很出色，虽然后来被曹操所杀，但在他的带动下，清河崔氏的地位大幅提升，开始迈向顶级家族的行列。

而真正使清河崔氏达到如此高度的是惨死的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

崔浩死后，崔氏依然保有强大的影响力，唐代崔氏有二十三人做过宰相，唐初官员修订《氏族志》时，把崔氏列为第一。这让唐太宗李世民很生气，大怒道：“崔氏早已衰微，既无显官，也无人才，凭什么排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下令将李氏排到第一位，让崔氏退居到第三位，即便如此，崔氏依旧是士族高门。

清河崔氏能获得这样的地位，除了人才辈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永嘉之乱后，不少北方大族都逃到了南方，当时东晋的名门望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等都是从北方跑过去的，但崔氏却留了下来，崔浩的祖父崔悦在后赵当官，崔浩的父亲崔宏则在前秦为仕。

崔宏是崔氏一族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从小才智过人，被称为冀州神童。在前秦为官时，崔宏就表现出很强的能力，深得苻坚大帝的弟弟阳平公苻融的信任，经常向他请教。苻坚知道他很有才干，征召他入朝为太子舍人，崔宏以母亲生病为由谢绝，后改任为著作佐郎。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败亡，树倒猢狲散，官员们纷纷收拾细软，四散去避难，崔宏也成为逃难大军的一员，他的首选是江南的东晋，毕竟他是一个汉人，虽然一直在前秦为官，但骨子里对东晋王朝很是向往。

可天不遂人愿，崔宏带着族人走到泰山附近时，被盘踞在当地的丁零人所建立的“翟魏”政权“截流”，崔宏没办法只好留在翟魏当官。不久一代战神后燕皇帝慕容垂消灭了翟魏，崔宏又来到后燕继续当官，慕容垂对他很看重，封他为吏部郎、尚书左丞。

但没过几年安稳日子，慕容垂死后，后燕被拓跋珪的鲜卑铁骑碾得粉碎，崔宏又一次出逃，《魏书》记载：“玄伯弃郡，东走海滨。太祖素闻其名，谴骑追求，执送于军门。”玄伯就是崔宏，后来为了避孝文帝元宏的名讳，史书上将崔宏都称为崔玄伯，就是说，崔宏逃到了海边，但由于他名声很大，拓跋珪派人将他追回，崔宏只得来到北魏继续仕途生涯。

十几年的时间，崔宏先后在前秦、翟魏、后燕、北魏四国为官，如果说一个人历经四朝已属不易，但分别在四国为官更为罕见，而且在四国都受到认可和重视，足见崔宏的才干确实不一般。

时光不等人，崔宏眼见投奔东晋希望渺茫，决定踏踏实实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效力。拓跋珪同样很重视他，任命崔宏为黄门侍郎，与张衮执掌机要。

崔宏感恩图报，为新生的北魏制定官制、朝仪、律令等典章制度，因此他成为北魏由游牧走向封建化最早的设计师之一，甚至连“魏”这个国号，也是在崔宏竭力建议下，最终被拓跋珪所采纳的。

拓跋珪经常召崔宏询问古今旧事、帝王制度。崔宏对历史很有研究，他分析历代兴衰的原因以及历史中所积累的政治智慧，这是拓跋珪迫切需要的，也让这位北魏开国皇帝感到很是解渴。

除了学识和才干出众，崔宏身上还有种很可贵的品质，便是简朴。他虽深得皇帝信任，但心里明白越是这样越要自律。崔宏一辈子对钱财看得很淡，他不置产业，以至于家中空空如也，上下朝不用“公车”，都是步行而至，他的母亲年过七十，每顿饭都是粗茶淡饭，没吃过豪华大餐。有些人觉得他表现得有些过了，但崔宏不为所动，永葆着清廉本色。

崔宏以他的才干和清廉，赢得了拓跋珪的高度信任，封他为白马侯。拓跋珪在生命后期，由于滥服寒食散，变得性情暴躁，许多大臣受到他的斥责或处罚，但他对崔宏却很尊重，始终没有谴责过。

崔宏的正直清廉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杀死，拓跋绍为了收买人心，拿出大量财物锦帛赏赐群臣，所有人里只有一个大臣拒绝接受，便是崔宏。

拓跋嗣杀掉拓跋绍登上皇位后，对德才兼备的崔宏更是看重，他设置八大人官，总理朝政，又称“八公”，而崔宏位列“八公”之首，被任命为天部大人，进封白马公。

泰常三年(418年)，崔宏得了重病，拓跋嗣非常关心他的病情，派近臣前去探视，一夜数次往返。崔宏死后，拓跋嗣给他极高的殊荣，下诏丧礼完全比照亲王的规格办理，郡臣及各附属国头领都要参加葬礼，并诏令除亲王外，所有人都要为他送葬。

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作为一个汉人，崔宏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令崔宏颇感欣慰的是，他自身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还生下了一个更厉害的儿子，崔浩将自己老爸创造的高度又向上提升了不少，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崔浩出生于前秦建元十七年(381年)，从这个时间推断，他的父亲崔宏应该还在前秦为官，因此崔浩很可能诞生于前秦的都城长安。

崔浩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美”，美到什么程度呢？《魏书》里说：“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想必长得面容俊秀，皮肤白皙，手指纤长，按照现在的说法，好听一点可以称之为“小鲜肉”，难听一点则有些“娘炮”。

长得如此漂亮，崔浩却没有后来兰陵王高长恭那两下子，无法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只有靠学识和才华出人头地，所以崔浩从小十分喜欢读书，史载：“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从这段记载来看，崔浩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没有死读书读死书，特别是他对神秘的阴阳术数钻研很深，看上去有些偏科，但恰恰是这些学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

崔浩十几岁时跟随父亲从后燕到了北魏，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拓跋珪调他到身边当文字秘书，先后担任给事秘书、著作郎等官职，这段时间他只是默默无闻做一些文字工作，历史上没有记载有什么突出表现。

当时正值拓跋珪统治的中后期，这位北魏开国皇帝喜怒无常，滥杀无辜，朝臣们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生怕惹上祸端。但崔浩却不一样，他经常恭勤不怠，有时甚至吃住都在宫中，这事被拓跋珪知道后，很欣赏他这份敬业精神，为了表示嘉奖，亲自派人给崔浩送宵夜，这也是拓跋珪时期，崔浩为数不多能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崔浩真正开始显山露水，是在接下来的拓跋嗣时期，这位北魏的第二任皇帝和崔浩有个共同的爱好——占星。崔浩从小精心钻研的阴阳之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有次皇宫里发现了一只兔子，宫禁森严，围墙也很高，兔子应该没有机会混入宫中。按说这是件不值一提的芝麻小事，但颇为迷信的拓跋嗣找来崔浩让他掐指算算，到底是凶兆还是吉兆，崔浩算后说：“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就是说这预示着邻国将进献嫔妃，是一个吉兆。

没过多久，后秦皇帝姚兴果然将西平公主嫁于拓跋嗣，拓跋嗣觉得太神奇了，从此对崔浩刮目相看。不过到底崔浩真是个料事如神的“活神仙”，还是他事先听到了什么风声，这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这样的玄乎之术只能偶尔为之，并不具备持续性，要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自身必须要有几把刷子，这对崔浩来说并非难事，自从走进拓跋嗣的视野后，他很快便显出高人一筹的预判和谋划能力。

崔浩遇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迁都”。

北魏建国后，都城一直在平城。为何拓跋嗣要琢磨迁都呢？主要原因是在神瑞二年(415年)，平城周边遭遇早霜，致使谷物歉收，发生了严重的粮荒，周边的云中、代郡的许多百姓饿死，不少大臣提出在平城无法继续待下去，应该将国都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

邺城最早是袁绍的老巢，后来曹操将其定为自己的都城，接着后赵的石虎也看上了这块宝地，将国都由襄国迁到邺城，所以邺城不是一座普通的小城，而曾经是一座繁华的都市，因而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后，拓跋嗣颇为心动。

但迁都是大事，甚至关乎国运，拓跋嗣向群臣征求意见，大部分朝臣同意迁都，只有崔浩站出来，大声说了两个字——反对！

崔浩的理由有三：一是汉人一直以为鲜卑人多如牛毛，所以不敢反抗，南迁后必然暴露拓跋部人少的问题，这会让汉人和其他部族蔑视鲜卑人，搞不好会起来造反；二是南迁后，北方的柔然会乘机而入，到那时想回师救援，由于中间隔着恒山，根本来不及；三是如不迁都，即使南方发生了变乱，也可以轻骑南出，敌人不知虚实，必然会望尘畏服。

简单地说，北魏应该“立足平城，防备柔然，遥摄中原”，崔浩不单单讲出了反对迁都的理由，实际上是为北魏未来的发展描绘了蓝图，和当年诸葛孔明的隆中对有一比。

崔浩同时表示，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熬过了冬天，春天草木新发，粮荒就会大为缓解，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则完全能够挺过难关。

拓跋嗣觉得崔浩确实站得高望得远，但他还有一丝担心，便是如果挺不到明年春天，该如何是好？崔浩说：“陛下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年庄稼仍然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

拓跋嗣采纳了他的建议，将一些重度贫困户分散到各州就食，下令汉民每户出米五十石来养活这些穷户。果如崔浩所料，第二年收成很好，百姓吃饱了饭，人心逐渐安定，一场劫难就此过去。

拓跋嗣对此很高兴，既没有兴师动众迁都，又成功挺过难关，于是对崔浩大加封赏，赐御衣一套，绢五十匹，锦五十斤，更为贴心的是，还赐小妾一名，崔浩财色双收。

崔浩虽然逐渐取得拓跋嗣的信任，但尚没有到让拓跋嗣言听计从的地步，不过事实证明，只要拓跋嗣不听崔浩的，总会遭遇到挫折。

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后秦时，向北魏借道，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议该如何是好，大部分人认为刘裕此举目的不纯，不排除灭掉后秦后对北魏有所图，所以不仅不能借道，还应该出兵和刘裕拼了。

又是崔浩一个人站出来说：“借！必须要借！”这次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北边的柔然不断侵扰，国内又缺乏粮草，自顾不暇，为何还要管别人闲事？二是刘裕兵精将勇，后秦朝不保夕，但刘裕攻占长安后，不可能久居关中，如果他弃守关中，北魏可以不劳而获，坐收渔利。

高！实在是高！因为此后形势完全按照崔浩的预想发展。

只可惜拓跋嗣这次没有站到崔浩一边，他令司徒长孙嵩带着十万人驻守黄河之北，派出一些骑兵跟随刘裕大军，密切监视，形影不离，搞得刘裕感到很不爽，一气之下使出独门战法“却月阵”，将魏军打得丢盔卸甲，损失惨重，听闻魏军大败的消息，拓跋嗣后悔不迭，恨自己没用崔浩之计。

刘裕很快兵临潼关，这次拓跋嗣学乖了，他专门把崔浩找来请他分析形势，崔浩认为后秦必败无疑。

拓跋嗣给崔浩讲了他的想法，欲借刘裕北伐之际，南下攻打东晋。崔浩认为时机不成熟，因为北魏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良将，根本就不是刘裕的对手，况且刘裕灭掉后秦回师后，一定会取代前主，可以坐而待之。

这次拓跋嗣不敢不听，对崔浩的意见全盘接受。

没过几年，又发生一件离奇的事情，更让拓跋嗣对崔浩刮目相看。泰常三年(418年)彗星光临地球，当时没有天文望远镜，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出现这样的奇象，一般被认为是大凶兆，天下将出什么大事。于是拓跋嗣召集群臣开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拓跋嗣对群臣说道：“现在天下没有统一，各方势力相互对峙，这次灾难的征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我很害怕会发生在我们国家，各位可以大胆地说说。”皇帝这样开诚布公，按说群臣应该畅所欲言，但无奈大臣们都不懂天象，纷纷推荐崔浩来回答。

恭敬不如从命，崔浩说道：“在以前的记载中，凡是灾难之兆都是因为人而起，人要是没有过错也不会发生这种征兆，就现在各国来看只有晋朝的皇帝比较弱，而他的大臣刘裕手里掌握着大权，想必晋朝很快会被刘裕推翻。”

“神算子”又一次言中，泰常五年(420年)，刘裕废掉了东晋皇帝，自己篡位称帝。这个消息传来，拓跋嗣觉得崔浩实在厉害。

刘裕只做了两年皇帝便驾崩了，拓跋嗣闻讯大喜，他一直想夺回被刘裕占领的故地，但由于忌惮刘裕而不敢动手，如今机会终于来到了。

没想到，崔浩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以“礼不伐丧”为名，建议拓跋嗣放弃南征的想法。实际上，这只是崔浩找的一个理由，他认为刘裕刚死，刘宋人心未散，如果出兵南征，他们必定齐心迎战，魏军不一定能战胜敌手。刘宋现在强臣争权，一定会发生内讧，到那时再发兵出征，就可不劳士卒，坐收淮北之地。

拓跋嗣觉得好不容易等到刘裕死了，要继续等到刘宋生乱，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于是有些不满地对崔浩说：“刘裕正是趁着姚兴新丧，出兵攻打后秦，使其灭国的，刘裕现在死了，我怎么不可以出征呢？”崔浩解释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后秦皇帝姚兴死后因两子发生纷争，刘裕看到这个情况才出兵征讨。但一心想南征的拓跋嗣根本听不进去。

第一波的争论结束，皇帝定了调子，出兵肯定是要出兵。下一个面临的问题是该如何打，是先攻城还是抢地盘，在这个问题上，崔浩与大将奚斤等人又发生重大分歧，奚斤认为应该先攻城，占了地盘但却拿不下城池，感觉相当于没打。但崔浩却认为刘宋军队擅于守城，所以不应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应分兵略地，占领广大地盘，将滑台、虎牢等据点孤立起来，使其与刘宋军队断绝联系，最后定会不战而胜。

遗憾的是崔浩又一次成为少数派。

这次南征的结果，还真让崔浩说中了，拓跋嗣派遣大军虽然收复了一些地方，但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特别是攻打滑台、虎牢时，遇到顽强反抗，魏军尸体堆得和城墙一般高，可以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北魏因此元气大伤，不久后拓跋嗣也驾崩了。

北魏王朝接下来迎来了一位杰出君主——拓跋焘。他能登上皇位，崔浩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拓跋嗣经常有小病缠身，屡屡看见怪异东西，于是他派宦官秘密地问崔浩说：“朕已病了好几年，医疗救治倒也无大损害，但始终担心一旦不行了，诸子都还年少，那该怎么办呢？”

崔浩知道这是征询立储事宜，拓跋嗣有七个儿子，长子是拓跋焘，但拓跋嗣更喜欢次子拓跋丕，所以他在到底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既然皇上如此信任自己，他直言不讳建议道：“皇长子焘年纪将满十二岁，聪慧敏睿温良谦和，众情所系，现在登上储君的位置，那是天下的幸事。立子以长，礼仪所定。如必须等到他们都成人了然后再择储君，倒错天伦，则会生出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典籍所记，兴衰存亡，很少不由此的。”

拓跋焘由此被立为太子，后来顺利登上了皇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崔浩总是站在群臣的对面，而且屡说屡中，自然引发了不少大臣的忌恨，趁着新君即位，他们集体发难，要求罢黜崔浩官职。拓跋焘虽然知道崔浩才干突出，但为了平息众怒，稳定朝局，不得不让崔浩暂时赋闲在家。不过，离岗不离责，拓跋焘遇到什么重要问题，还是召他来商议。很快就有了一个大难题摆在群臣面前。

心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志向的拓跋焘，在打掉柔然人的威风后，不知下一个该收拾谁？此时恰值大夏国的皇帝赫连勃勃刚死，拓跋焘倾向于攻打夏国，但老臣长孙嵩一干人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夏都城统万城城高墙坚，很难攻克，如果柔然乘虚而入，情况会变得非常危险。

崔浩又一次站到了这些人的对面，他力主先打夏国，看到自己势单力薄，只好使出最擅长的“占星术”，这方面他是绝对权威，他说：“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就是说，上次出现这样的星象，西边的秦朝亡了，如今再次出现，则预示着西征必定会获胜，这是上天的旨意，千万不能错过。

崔浩既然把这个问题上升为“天意”，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更何况崔浩曾经凭借星象成功预测过姚兴之死和刘裕篡位。

崔浩的建议正合拓跋焘心意，他亲自率军攻击夏国，第一次征伐初战大获全胜，打得夏国皇帝赫连昌躲在统万城里不敢露头，拓跋焘抄掠一番后班师回朝。第二次征伐拓跋焘改变策略，故意示弱，引蛇出洞，将夏军引出城来。就在双方马上要短兵相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沙尘暴，拓跋焘身边的宦官赵倪进言道：“现在风沙从敌军后面而来，我军正向着风沙，而敌人则背着风沙，天不助我，况且将士又十分饥渴，希望陛下领着队伍躲避他们，待日后再图大举。”

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随军的崔浩站出来厉声斥责赵倪道：“我军千里而来，破敌之策怎么一日内说变就变，敌人前后军已经脱节，正是歼灭他们的好机会。刮风下雨，要看人如何利用，凭什么就说对我军不利！”

拓跋焘觉得崔浩所言有理，于是不惧风沙，全力反攻，夏军支撑不住，全线崩溃，统万城失陷，赫连昌亡命上邽。

崔浩再一次成为“关键先生”。

他很快又成为“少数正确派”。拓跋焘平灭夏国后，接着想彻底解决柔然问题，这个被拓跋焘贬称为“蠕蠕”的游牧民族很是讨厌，利用游击战术搞得北魏不得安生。

拓跋焘出兵柔然的想法，遭到群臣的集体反对，包括他的乳母保太后。他们担心南边的刘宋会趁机北进，这样北魏被夹在中间，首尾难顾，会陷入不利境地。

崔浩又一次站到拓跋焘一边，他说：“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没有恢复，无法构成致命威胁。夏国已经大败，气数已尽。蠕蠕气焰嚣张，常口出狂言，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大获全胜。”

崔浩分析得有理有据，完全说到了拓跋焘的心坎上，但无奈反对力量过于强大，拓跋焘决定来一个公开辩论再行定夺。

正方主辩是崔浩，反方的主辩是原来夏国的太史令张渊，他之所以被众多朝臣推出来，是因为他也是一个“神算子”，对星象阴阳颇有研究，年轻时他在前秦当官，预料到苻坚攻打东晋必败，所以极力劝阻苻坚，但苻坚不听，后来的结局完全如张渊所料，因此而名声大噪。

张渊对这场辩论做了充分准备，他知道崔浩最擅长拿星象说事，所以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上来就说：“今年是己巳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

崔浩针锋相对道：“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时，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罚，对内是将死囚绑缚闹市处死，对外则是出兵讨伐有罪之国。今天出兵，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

张渊一看拿星象说事根本就不是崔浩对手，只好说道：“蠕蠕所处的都是蛮荒之地，即使占领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作臣民驱使，根本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说来说去，就是三个字——不能打。

崔浩觉得张渊已经理屈词穷，说道：“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就是说，张渊作为太史，说天时、说天意是他的本职工作，即使说错了，也无可指责，但是说人事、说形势，却不该是太史应该说的了。然后逐条进行反驳道：“蠕蠕本来是我们的藩属，后来却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诛杀叛贼元凶，收服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蠕蠕所居漠北之地，水草丰美，夏天可以将我们的牛羊向那里迁移。况且柔然数年入境侵边，造成百姓惊恐不安，如果不乘虚攻之，破灭其国，到秋天后，他们还会南下，让我们睡不着觉。”

崔浩虽然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他却得理不让人：“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辨深通天文，能够预知胜利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无能，如果知道了却不说，则是不忠。”

张渊当年确实没看出来，自然也不会提醒赫连昌，而恰巧早前被俘的赫连昌也在辩论会现场，这让张渊感到有些无地自容。

居中裁判的拓跋焘宣布获胜方为正方的崔浩，他对群臣说：“朕的决心已定！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今天我算相信这句话了。”

但是单靠嘴皮子，还是难以打消众人的疑惑，拓跋焘让崔浩给群臣们做做思想工作，将出兵的道理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崔浩对群臣说：“刘裕当年很凶悍，但得到关中之地，尚且守不住，现在的刘宋王朝怎么会在我国政治清明、军队强盛时自投罗网呢？即使把黄河以南的土地送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既然守不住，他们就不会来。而蠕蠕觉得距离我们遥远，认为我军不会长途奔袭，所以根本就不会设防。夏天的时候，他们分散放牧，秋天则聚集在一起，南下进行抢掠，而此时正值夏日，是最佳出兵时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必然惊慌失措，四散逃去，我们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个心头之患。”

思想工作算是做到家了，但还是有人心存担忧，“天师”寇谦之要随军出征，他心里担心此战凶险，便私下问崔浩说：“此次出征，真的能打胜吗？”崔浩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必胜无疑！但恐诸将前后顾虑，不能乘胜而入，可能未必会获得全胜。”

什么叫作“算无遗策”，看看崔浩的表现就可知道。

神?二年(429年)夏天，拓跋焘率大军亲征柔然，魏兵长驱直入，宛若神兵天降，柔然一点防备也没有，只能仓皇逃命，魏军斩获巨大，拓跋焘从今天的蒙古国一直向西杀到阿尔泰山东南，“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可谓所向披靡，大获全胜。

不过如崔浩所料，北魏众将深怕遇到埋伏，劝说拓跋焘见好就收，只有寇谦之想起崔浩所言，力劝拓跋焘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解决柔然之患。

拓跋焘最终还是听取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带着大量战利品班师回朝。后来才知只需前进两天，就可以将柔然残部全部消灭干净，拓跋焘后悔不迭。而众人所担心的刘宋乘机出兵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自始至终南边的边境显得非常安静。

之后，崔浩再一次站出来单挑众人，事情发生在平灭“北凉”前。

出兵柔然后，拓跋焘接着率军灭掉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北凉还在苟延残喘，按说以当时北魏的实力，灭掉北凉并非难事，但此时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席话，让拓跋焘心里犯起了嘀咕。

此人叫作李顺，拓跋焘对他很信任，派他作为自己的特使先后出使北凉十二次，因此他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被誉为“北凉通”，所以在这个问题，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不过此人有些贪财，作为使者他多次参加北凉国君沮渠蒙逊的宴会，酒后沮渠蒙逊说了不少对北魏不敬的话，他害怕李顺将这些话向拓跋焘汇报，便送给李顺很多金银财宝，“收人钱财，为人消灾”，李顺不仅没有向拓跋焘如实禀报，还找机会帮着北凉说话。

拓跋焘召集群臣商议出兵北凉事宜，李顺又一次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北凉之地，遍地是枯石，没有水草，都城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数丈，到春夏天气变暖，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人就引雪水入渠来灌溉农田。如果北凉人听说我们大军到来，一定会掘开河坝，让水流尽，我军的兵马就会无水可喝，姑臧城方圆百里之内，寸草不生，我军难以持久。”

“砖家”有时候挺可怕，特别是贪财的“砖家”，他可以凭借信息的不对称而满口胡言，而且大言不惭。

李顺是第一号北凉权威，他这样一说，不仅拓跋焘心里打起了鼓，其他大臣也都跟着附和，觉得还是暂不出兵为好。

又该崔浩出场了！

他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能繁殖？况且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所以李顺说得不可信。”

权威最怕被挑战，李顺大声说道：“耳闻不如眼见，我亲眼所见，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呢？”看着有些恼羞成怒的李顺，崔浩并没有退却，非常轻蔑地说道：“你怕是收了北凉人的钱财而替人说话吧，我没有亲眼看到，难道就能欺瞒我？”

双方对此争执不下，一个是“北凉通”，而另一个是“神算子”，现在该拓跋焘犯难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相呢？对北凉到底是征伐还是罢兵呢？

一连串的问号充溢在拓跋焘脑中，群臣散去，振威将军伊馛故意留下来，他对拓跋焘说，如果按照李顺所说，凉州遍地是荒石，没有水草，那北凉何以立国，而且感觉活得还挺不错。

一语点醒梦中人，拓跋焘想想也是，如果像李顺说的那般荒凉，北凉早就灭国了，还用得着自己出兵吗？

拓跋焘就此决定心意。

太延五年(439年)夏天，他亲率大军征讨北凉，到达姑臧时，发现李顺简直就是一个“大骗子”，城外水草丰美，根本就不是蛮荒之地。他在给太子拓跋晃写的信中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从地下涌出，在城北汇合，水势如同大河。”

拓跋焘庆幸听了崔浩的意见，他对随军出征的崔浩说：“你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崔浩表示：“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拓跋焘成功灭掉北凉，露馅的李顺命运可想而知，三年后，他奉旨赏赐大臣时接受贿赂被人告发。此时崔浩又旧事重提，他上表说：“顺昔受沮渠牧犍父子重赂，每言凉州无水草，不可行师。及陛下至姑臧，水草丰足。其诈如此，几误国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谗之于陛下。”拓跋焘大怒，新罪旧罪一并处罚，将李顺处死。

崔浩以他神奇般的表现使得拓跋焘彻底折服。

拓跋焘对他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祖父与父亲，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于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有不能采纳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这话可谓“推心置腹”，很难想象出自拓跋焘之口。

拓跋焘让作曲家制作歌颂诸位重臣的歌曲，其中对崔浩的颂词是“智如崔浩”，高度评价了崔浩的智商，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但这哪里是能学得来的。

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拓跋焘指着崔浩对归降的高车酋长说：“你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却胜过百万甲兵，战前犹豫不决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一向狂妄的拓跋焘居然变得如此谦虚，不过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确实是有感而发。

拓跋焘对崔浩的信任后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百官说：“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才可实施。”

一句话，崔浩成了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

然而一切都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这个夏天戛然而止。“如鱼得水”的崔浩，突然被拓跋焘扔到了岸上，落了个凄惨无比的下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北魏王朝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暴扬国恶”，就是说崔浩主编的《国书》写了不少不该写的东西，让拓跋氏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曝光于天下。

北魏修史要从道武帝拓跋珪说起，他令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后来因邓渊之死，这项工作没有完成。明元帝拓跋嗣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

常言道：“盛世修史。”志得意满的拓跋焘为了让后世子孙铭记他的丰功伟业，于是下令编修国史。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他任命崔浩为司徒监事，担任总撰稿人，带着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续修国史。

崔浩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动笔前他特意请示拓跋焘，让皇上明确修史原则，拓跋焘给出的指示是四个字——“务从实录”。就是说，真实地还原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就如实地记录在史书中。

崔浩坚决贯彻落实拓跋焘的指示精神，他带着写作班子秉笔直书，把该写的不该写的通通写进了史书。完成任务后，崔浩颇为得意，参与写史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书》和崔浩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头上，以向天下展示崔浩的才华以及如何“秉笔直书”。

闵湛和郗标都是“马屁精”，崔浩曾经注解过《易经》《论语》《诗经》《书经》，当时闵湛、郗标向拓跋焘上疏说：“马融、郑玄、王素、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所著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投桃报李，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说他们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让他们加入了写史班子。

如果崔浩拒绝刻史于石的建议，将所编修的史书藏于深宫，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但关键时刻崔浩的耳根子软了，因为这两人平日里把崔浩拍得很舒服，崔浩不加犹豫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国书》的实际撰稿人之一高允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担心地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搞的这一套，我担心日后一不小心会成为崔门的万世灾祸，这样我们这些曾经参与其事的人都要大祸临头。”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向他说了建立碑林的想法，拓跋晃表示支持，下令在平城郊外开工建设这个规模庞大的国家文化工程。

说它“规模庞大”，是因为这是一个占地一百余步的庞大石刻群。而这些石头本地并没有，需要从外地开采运来，同时对石块的要求也很高，每块高不低于一点二米，宽不少于一米，石质要细腻，色泽也要统一，把石块运来要精心打磨，调动各地工匠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将《国书》和经书一个字一个字刻上去，大约有二百多万字，可见工程量之大。据记载，整个工程动用人力达三百万，耗时三年多。

碑林的落成，成为当时平城一件极为轰动的事件，人们争相去看，从这些石刻里才知道，过去不少关于拓跋氏的“八卦”，居然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于是人们在石碑前指指点点，搞得整个平城议论纷纷。

碑林建成时，拓跋焘正在南边和刘宋打仗，等他出征归来，看到鲜卑贵族们人人义愤填膺，说起崔浩都咬牙切齿，强烈要求严惩崔浩。拓跋焘去碑林亲自调研一番，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平息众怒，他命人收捕崔浩及其同党，审查罪状，在拓跋焘的质问下，崔浩承认为编修国史选拔著作令时曾收受过贿赂。拓跋焘一听，这还得了，不仅“暴扬国恶”，居然还收黑钱，震怒之下下令将崔氏一族灭门。

到底崔浩编纂的史书记载了拓跋氏的什么丑事，让鲜卑贵族们如此痛恨？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因为石碑早已毁灭，无从知道上面到底刻了什么。《魏书》对此讳莫如深，只是说“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就是说写得过于详细，记载了不少避讳，其他史书则更加语焉不详。

所以关于到底写了哪些不应该写的，说法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便是史书中说鲜卑人是汉将李陵的后代。

李陵是西汉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汉武帝派他出击匈奴，他带领的八千人马被八万匈奴大军包围，力战不支，最后投降，后在匈奴娶妻生子，终老一生。

《南齐书》记载：“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为什么鲜卑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黄帝的后代。

《魏书》里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就是说，鲜卑人的祖先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人，在他们看来，崔浩编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将鲜卑人祖先“严重降格”，搞成了是汉人和匈奴的混血儿，而这两个民族一直被鲜卑看不起，鲜卑贵族当然不会买账，认为崔浩是“欺师灭祖”。

这只是“暴扬国恶”中的“一恶”，想必还有不少让鲜卑人无法接受的“恶”。柏杨先生认为，“暴扬国恶”的“恶”一定是一个使任何人都会唾弃的绝对的“恶”，这个任何人不敢透露半点风声的避讳，是因为一个人——拓跋珪。

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拓跋焘的祖父。据《魏书》记载，他是北魏的前身“代”国国君拓跋什翼犍的孙子，在拓跋什翼犍被自己儿子拓跋寔君杀死后，拓跋珪成功复国并靠自己的雄才大略使得北魏称霸一方。

崔浩在史书中可能揭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便是拓跋珪根本不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而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拓跋什翼犍和自己的儿媳好上了。更为惊人的是，将拓跋什翼犍逼上绝路的不是拓跋寔君，这个和“弑君”同音的人物是被虚构出来的，真正的元凶正是拓跋珪。

虽然曝光了不少拓跋氏的丑事，但崔浩的死确因这个吗？历史上对此颇有争议，不少人觉得“国史之狱”充满诡异的气氛，一是编纂和石刻《国书》非一日之功，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在此中间，包括拓跋焘在内，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一下子就给崔浩惹来了杀身之祸。二是史书对整个过程记录甚少，感觉是在故意遮掩，特别是在《魏书·崔浩传》中，对改变传主命运的这个重大事件的经过没有交代，只说：“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更重要的是崔浩只是一个挂名主编，真正编纂史书的高允等人最后却平安无事。

高允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事发后，太子想让自己的父皇饶恕高允，便带着高允去见拓跋焘，请求他能恕罪。拓跋焘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说：“《太祖记》是邓渊写的，《先帝纪》《今记》是臣与崔浩一起写的。但崔浩是总编，所以具体内容主要是我写的。”拓跋焘一听这话，气愤地对太子说：“高允的罪过，比崔浩还大，你说怎么饶？”但拓跋焘最终还是饶恕了高允。

后来拓跋焘想把涉及《国书》案的人都满门抄斩。高允又为此请求拓跋焘从宽处理。高允说：“崔浩犯的罪，假如另有罪行，这不是我所敢过问的。如果只是史书中触犯了忌讳，这种罪不应该判处这样重。”拓跋焘看高允这样得寸进尺，一时气得又想杀他。但后来还是听从了高允的意见，于是只将崔浩满门抄斩，其余人都只斩本人。

从拓跋焘和高允几次谈话中，可以得出几个判断，一是史书的主要内容并非崔浩所写，他充其量是个挂名主编；二是书中的内容远远不到应该杀头的地步。拓跋焘最后杀掉了崔浩，却放过了一些真正的作者，使人感觉他似乎只是把《国书》当作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崔浩。

拓跋焘为什么处心积虑除掉自己最信任的崔浩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崔浩的死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颇为重要，那便是崔浩个性过于张扬，平日里树敌过多，每个人都等待着收拾他的机会，墙倒众人推，“暴扬国恶”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细数起来，崔浩主要得罪了三类人：同僚、贵族和太子。

“算无遗策”的崔浩经常成为“关键先生”，不可否认，他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有超强的战略眼光和预判能力，但同时他恃才自傲，狂妄无比，在他眼里只有皇帝拓跋焘，视他人于无物。

“羡慕嫉妒恨”，他才华高到使其他大臣突破了前两个阶段，对他只剩下了“恨”，可惜的是，崔浩的情商远低于智商，他依然不加收敛，说话通常不顾及对方的感受，经常把别人批得体无完肤，而且得理不饶人，虽然他在朝堂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是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他和这些朝臣们斗了一辈子，先是和长孙嵩斗，后来和刘洁、李顺斗，这样的争斗不单单是政见之争，而是充满着血雨腥风。

譬如崔浩和刘洁的冲突，刘洁虽是匈奴人，但深得拓跋焘的信任。在是否征伐柔然的问题上，他和崔浩发生了分歧，刘洁不同意北伐，最后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刘洁便怀恨在心，假传命令更改各路大军会师时间，使得拓跋焘孤助无援，陷入险境。他这样做，是想让拓跋焘放弃这次行动，并怪罪于崔浩。

不过拓跋焘没有听他的，说战事失利是因为诸将该到未到，不是崔浩的错。崔浩知道是刘洁搞的鬼，派人暗地调查，最终将刘洁的阴谋禀报拓跋焘，拓跋焘大怒，下令将刘洁和他的同伙夷三族。

在平灭北凉的事情上，崔浩和李顺又发生争执，最后搞得李顺掉了脑袋。崔浩死后，拓跋焘对李顺的堂弟李孝伯说：“李顺虽然误国，但朕本意并不想杀他，崔浩恶语中伤，致使朕非常恼火，杀你堂兄的，就是崔浩。”

同僚对崔浩的厌恶之情早就有之，就在拓跋焘登基之初，不少大臣一同发难，要求罢黜崔浩，拓跋焘为了息事宁人，让崔浩暂时归家闲居，后来等风头过去，才又让崔浩出山。

崔浩常自比张良，甚至觉得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两人确实颇为相似，但要论人生智慧，崔浩实在差得太远，他显得过于高调，甚至有些跋扈，走着走着似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特别是最后听从闵湛等人的建议，将国史和自己所注的“五经”刊刻在石上，已经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

得罪同僚，与得罪鲜卑贵族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要知道北魏王朝是鲜卑人建立的，汉人反而是“少数民族”，严格地说，两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根本不具备分庭抗礼的可能性。

崔浩起初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端倪。

崔浩年轻时经常给人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有次，一个叫作冯汉疆的人死了，他的家属来请崔浩写墓志铭，崔浩一听这个名字，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照实写，恐怕要出大问题，因为“疆”是“强”的古写体，“汉疆”连在一起就成了“汉族强大”，一个鲜卑王朝的官员敢直言“汉族强大”，那还了得。

怎么办呢？这点小事完全难不倒“智多星”，他把“汉”改成了“代”，也就是说将“冯汉疆”变成了“冯代疆”，一字之差，意思却完全变样，因为北魏的前身是“代”国，这样一改，便成了“代国强盛”，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使得鲜卑人很高兴。

不过，作为“清河崔氏”头面人物，崔浩掌权后，便抑制不住重振汉人门阀望族的冲动，他提出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汉人王朝评定世家大族的做法，整顿官员品级，辨明官员姓氏和出生家族，说白了，就是想在北魏王朝恢复门阀士族制度。

神?三年(431年)，拓跋焘下了一道诏令：“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

从内容上看，这显然是崔浩的意思，因为里面说到治理国家需要启用合适的人才，认真探访考察，公推的真正人才是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这些人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崔浩让朝廷重用他们，实际上就是将北魏的权力交给了世族。对于门第观念很重的崔浩来讲，这应是他毕生的理想。

但这样的改革受益者是极少数人，鲜卑贵族的地位受到挑战，而广大出身卑微但有志建功立业的中下层人士更加看不到希望，受损方远远要大于受益方。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此人是崔浩的表弟，同样出身于北方世族大姓范阳卢家的卢宏，他劝阻自己的表哥说：“重大制度的确定要因时制宜，不可太造次，赞成这样做法的，能有几人？希望三思而后行。”但崔浩根本听不进去，卢宏觉得“浩败颇亦由此”。

崔浩搞“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这一套让鲜卑贵族炸了锅。这些人靠打仗杀人起家，祖上更是养马放羊出身，根本没有受到教育，大字不识几个，几乎等同于文盲，崔浩这样做，在他们看来，分明就是“釜底抽薪”，要活生生夺走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无奈崔浩后面有个拓跋焘，面对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他们暂时还不好发作，但鲜卑贵族对崔浩恨之入骨，等待时机欲除之而后快。

鲜卑贵族很快便抓住崔浩的一个把柄。

崔浩的弟弟将女儿嫁给一个叫作“王慧龙”的人，此君属太原王氏，这个家族选择了在永嘉之乱后南渡，位列名门望族之中，按说这桩婚事属于门当户对，但因王慧龙是从南朝逃到北魏的，所以有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觉得他不是真正的王家子弟。

怎么判断呢？崔浩经过调研后知道，王家有个独特的家族特征——酒糟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由此可见这家人鼻子酒糟得足够厉害。崔浩一看王慧龙的鼻子果然硕大无比，几乎占了整个脸部面积的一半，打个嚏喷就像下雨一样，据此，崔浩认定王慧龙是如假包换的正牌王家子弟。

鉴定完毕也就罢了，令鲜卑贵族无法忍受的是，崔浩逢人便讲：“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这让本来就极不喜欢崔浩的鲜卑贵族更加生气，如果汉人是贵种，那鲜卑人是什么，难道是贱种不成？鲜卑贵族推举长孙嵩为代表去拓跋焘那里告状，说崔浩这样夸赞南人，有“汕鄙国化之意”。

拓跋焘觉得崔浩确实有些口无遮拦，把他找来痛斥了一顿，崔浩脱帽磕头，不停谢罪后，拓跋焘的火气才渐渐消了下去，警告他下不为例。

虽然是件小插曲，但看得出鲜卑贵族对崔浩已经恨之入骨，到了睚眦必报的地步。

如果说得罪鲜卑贵族，仗着拓跋焘的恩宠，崔浩还尚有些回旋余地，但得罪了当朝太子拓跋晃，便将自己加速送上了不归路。

说起崔浩和拓跋晃的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崔浩的飘飘然，他根本没把储君拓跋晃放在眼里。

拓跋晃在五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监国，主持朝廷的日常工作，特别是拓跋焘出征期间，拓跋晃总理朝政。

有次拓跋焘出征打仗，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崔浩仗着功高和拓跋焘的恩宠，想在地方起用自己认定的人，一次就向朝廷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而且起步便是郡守。

拓跋晃觉得此事不妥，他找来崔浩商议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郡守入选的，他们辛勤劳苦却一直没有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做郡守，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郡守管理百姓，应该由有经验的人来担当。”

一句话，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崔浩根本不睬拓跋晃的话，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他破坏组织程序，将自己选定的人强行外派到地方做了郡守。

崔浩如此做，简直视拓跋晃如无物，不仅搞得拓跋晃很生气，也使不少人看不下去，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司徒这样做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他为了私心而和储君针锋相对，等到陛下万岁后，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双方的争议还发生在为拓跋焘嫡长孙选择师傅上，拓跋焘中意的人是李欣，但崔浩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崔箱子等人，有人向拓跋晃反映，崔浩任用自己的亲戚，拓跋晃很不满，于是向拓跋焘报告，拓跋焘问崔浩：“为什么不用李欣？”崔浩回答：“因为李欣外出了，所以没有选。”拓跋焘表示等李欣回来再说，崔箱子等人就算了，直接把崔浩给顶了回去。

崔浩和拓跋晃最大的争执是“灭佛”事件。

北魏佛教盛行，已经蔓延到王朝整个上层社会，拓跋晃和许多鲜卑贵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崔浩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教徒，史载“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就是说，崔浩的老婆郭氏是个佛教徒，他非常看不惯，不仅把老婆的佛经烧毁，而且还丢弃在厕所之中，由此可见，崔浩对佛教确实是深恶痛绝。

于是崔浩总在拓跋焘面前褒道贬佛，使得本来对佛教有好感的拓跋焘最终远离佛家而亲近道家，甚至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以示对道家的敬意。

拓跋焘后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这固然与佛教的快速扩张有关，但崔浩在其中极力挑唆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书记载，在镇压盖吴起义中，拓跋焘在关中寺庙里发现大量武器后，崔浩借机撺掇拓跋焘“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这让拓跋晃和鲜卑贵族们非常嫉恨，他们一致认为崔浩是“灭佛”的幕后推手。

这场佛、道之争，实际上演变为崔浩与拓跋晃的争斗，拓跋晃再三上表，恳请父皇不要灭佛，但架不住崔浩巧言令色，最终使得大量庙宇被捣毁，一些僧人被杀，这让拓跋晃深感痛心。

表面上看，崔浩笑到了最后，但这种暂时的胜利，却注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崔浩得罪了同僚、贵族和太子，最后因“暴扬国恶”得罪了自己唯一的靠山——拓跋焘，把所有人得罪光的崔浩，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关于崔浩被杀的原因，好像可以水落石出了。

但长期以来，却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给了崔氏灭门案另外一种解释，那便是崔浩是南朝的“卧底”，一心想着推翻北魏王朝。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在《宋书·柳元景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换句话说，崔浩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多年以来一直暗中帮助南朝，积极谋划推翻北魏，因为机密外泄，才遭此厄运。

《柳元景传》所记载的是柳光世所言，而柳光世不是别人，恰恰是崔浩的小舅子，崔浩被逮捕后，他出逃到刘宋，然后便爆出了这样一个大料。

真的假的？柳光世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崔浩这个人确实很奇怪，打别的国家，比如北凉、柔然，他向来是积极支持，可一旦涉及南朝，他就百般劝阻，不是“礼不伐丧”，就是“时机不成熟”，当年刘裕征伐后秦，拓跋嗣想出兵，他反对；后来刘裕驾崩，拓跋嗣想乘机南征，他又反对。还有人说，崔浩当年力主册立拓跋焘为太子，是因为其生母为汉人，希望拓跋焘上台后对汉人有利。

因此，有人认为这个记载并非杜撰。从国史之狱本身来看，拓跋焘处死崔浩很突然，而且很残酷，根本没有顾及崔浩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这样“快刀斩乱麻”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崔浩有谋逆行为。之所以需要“暴扬国恶”这个幌子，没有光明正大地以谋逆来处死崔浩，是因为崔浩威望很高，长期以来他是拓跋焘最信任的人，如果连崔浩都密谋反叛，拓跋焘不仅脸上无光，还会引起人心浮动。

只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柏杨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在他看来，“在一个日正东升，强大无匹的政府中，担任言听计从的宰相高位，他就永不会谋反。帝王杀人，对不是谋反的人，还要诬以谋反；对真正谋反的人，反而隐瞒逻辑的轨迹，岂不奇怪？”

另外一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荒谬，他认为：“崔浩深知当时南北两方的情势，他为鲜卑划策，可谓不遗余力。”也就是说，崔浩阻止南征，根本不是心向南朝，而是审时度势，说到底是为了北魏的利益。

现代的历史学家不信，古代的大家也不信，司马光觉得这样的说法不靠谱，所以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并没有引用柳光世之言。

那如何解释这样的说法呢？普遍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杜撰出来的，主要是因为柳光世想在南朝立足，才为自己姐夫编了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从历史记载看，除了《宋书》外，其他史书对此都无记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孤证”。

更为重要的是，在崔浩死后不久，拓跋焘便心生悔意，他叹息道：“崔司徒可惜！”试想，如果崔浩真是一个长期潜伏的“地下党”，拓跋焘绝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也不会发出如此的哀叹。

当然，还有些人认为无须将崔浩之死的原因搞得过于复杂，其实简单得很，那便是拓跋焘统治后期，喜怒无常，很多时候处于丧心病狂的状态，暴脾气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让崔浩人头落地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老套路，拓跋焘已经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接下来的目标只有“刘宋王朝”，从崔浩的一贯表现来看，对南征极不热情，推三阻四，因此崔浩不仅在以后很难发挥作用，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不如除掉他。

复杂也好，简单也罢，结局是崔氏一族，无论远近，几乎被杀绝，跟着一起倒霉的还有他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他们也因此连坐被灭绝，鲜卑人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北方汉人大族几乎来了个“一锅烩”，崔浩原本想复兴门阀士族，打压鲜卑权贵，没想到的是，到头来因为自己而使门阀大族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崔浩死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那个盛夏，他死前的那份深深的绝望和屈辱。这种遭遇，为几千年文人功臣所未遇，以至于撰写《魏书》的魏收发出如此感慨：“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崔浩遭遇之残酷，远远超越了普通的政治报复。

崔浩的死，叠加了太多的因素，从民族矛盾的立场，似乎与华夷之争有关，从宗教的立场上，与佛道相争也脱不了干系，但是追根溯源，更多的是崔浩人性上的缺陷。

可怜之人自有可悲之处，如果崔浩没有严重的人格瑕疵，想必以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应该是另一个结局。

高处不胜寒，能够在高位上保全自己，着实不易，像张良那样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自比张良的崔浩无疑是失败的。一如秦观在《崔浩论》中说他“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

通常来讲，仕途的节节攀升，带来名利富贵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和挑战，会有一个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陷阱等着你，能够成功地躲避灾祸，最终全身而退，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楚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人该接近，什么人该远离。

反观崔浩的一生，他屡献奇计，在统一北方的征程中，居功至伟，最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作为一个汉人，这已经是所能企及的巅峰。

一个人获得这样的成就，拥有满足感或者有些暂时的陶醉，实在难免，但是如果被成功和辉煌完全冲昏了头脑，变得忘乎所以，则祸端必然会跟随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

说到底，崔浩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只是一个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能到这个位置，完全取决于股东的信任，即使再有能力，对于这个家族来讲，你也只是一个外人，换句话说，你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都掌握在老板手里，有老板罩着，尚且还可以，如果保护伞一撤，一切都将不存在。

可惜的是，崔浩到死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更为遗憾的是，一生“算无遗策”的崔浩，却独独没有算到自己的结局，实在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