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隆：元嘉草草赢得仓皇北顾（1/1）
他的一生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就像抛物线一样，到了一个峰值后急剧下坠。作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三子，他本来没有希望继承大统，但徐羡之、傅亮等人将他大哥、二哥杀掉，让他捡了个大便宜。登基后励精图治，他将老爸刘裕留下的基业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使得刘宋王朝成为当时最为强盛的国家。但是北伐的接连失败，使得元嘉盛世半路夭折，刘宋王朝自此走上了下坡路，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最终的结局，竟然死于两个儿子之手，“孽由自作，岂命也哉”，算是对他大起大落一生的总结陈词吧。
景平二年(424年)七月，江陵城，宜都王府，一场事关刘宋王朝前途命运的讨论正在激烈地进行，主题是“登基称帝”，具体来说，就是宜都王刘义隆是否要到建康去做皇帝。
按说这是天下最大的喜事，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有多少人朝思暮想惦记着，如今似乎唾手可得，为何还要浪费时间讨论来讨论去呢？原因很简单，这个幸福来得实在太突然、太诡异了。
说太突然，是因为刘义隆在兄弟里排行老三，没有任何的排位优势，更何况他从小就不受父皇刘裕的待见。
刘义隆的母亲叫胡道安，出身寒微，生下刘义隆不久后被刘裕赐死。至于她为何遭此厄运，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说：“被谴赐死，时年四十二。”因此刘义隆不到两岁，便成为了没娘的孩子。由母及子，刘裕对胡道安的厌恶之情延伸到了刘义隆身上，这点可从史书的记载中看出些许端倪，里面有不少刘裕喜爱刘义符、刘义真、刘义恭等其他儿子的描写，却找不到他宠爱刘义隆的只言片语。因此，对刘义隆来说，继承大统宛若黄粱一梦，在此之前，他打死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说太诡异，是因为他的大哥，刘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刘义符竟然被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废黜并杀掉，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的二哥刘义真也被这些人处死了，而且没有听说他们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换句话说，两位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如今另一位顾命大臣傅亮却带着人赶来江陵，说是要拥立自己登上帝位，到底是凶是吉，刘义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刘宋朝局如此剧烈的变化，完全算得上是“惊涛骇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距离开国皇帝刘裕驾崩才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一场场接踵而来的腥风血雨，想必让尸骨未寒的刘裕“死不瞑目”。不过，如果追根溯源，刘裕和两个儿子的死脱不了干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就是始作俑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东晋的一代战神和后来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刘裕虽然在事业上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在教育子女上，却是一个相当失败的父亲。
这应该与他“老年得子”有很大关系。作为改变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刘裕戎马一生，他平孙恩，破桓玄，灭南燕，定卢循，征刘毅，又平灭谯蜀、后秦。他的人生时光，基本上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去打仗的路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忙得顾不上生育和教育下一代。
所以，除长女会稽公主刘兴弟外，其他子女都是在刘裕中年以后所生。长子刘义符出生时，刘裕已经四十四岁了，中间隔了整整一代人。因此，他和这些孩子不像父子，倒像是爷孙。
俗语说：“隔代人最亲。”除刘义隆外，刘裕对刘义符、刘义真等子女很是溺爱，缺乏必要的管教，导致这些皇子公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从小便没有规矩意识和良好教养。
刘裕的二女儿吴兴公主刘荣男就是一个典型的“女汉子”，她嫁给了东晋名臣王导的后人王偃，这位公主脾气相当大，经常对自己的老公实施“家暴”。有一次，两人发生矛盾后，她竟然令人将王偃的衣服剥光，捆绑在树上吊打，当时正值数九寒天，亏得王偃的哥哥王恢及时赶到，才让被冻得不省人事的王偃捡回一条命。
刘裕选定的太子刘义符也不成器，他最大的毛病是“贪玩”，史书上称他“多狎群小”，如果换做他人，这算不上是太大的问题，毕竟恰逢爱玩的年龄，但身为储君，未来要治理天下的帝王，这样的表现显然是不合格的。
刘裕的近臣谢晦对此感到很忧心，他劝刘裕说：“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就是说，“陛下年纪已高，应该考虑万世帝位的事情，君王的位置至重，不应该使没有能力的人承袭帝座。”这话说得很直接也很重，摆明了说刘义符作为储君不合格，应该考虑进行替换。
刘裕对此的反应很有意思，他非但没有斥责谢晦，反而几乎不假思索地问道：“庐陵王刘义真如何？”他这样问，表明刘裕心里非常清楚太子的德行如何，废长立幼的念头应该在他脑中酝酿许久了。
庐陵王刘义真是刘裕的次子，史书上说刘义真“美仪貌，神情秀彻”，是一个容貌和气质俱佳的帅哥。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对他予以重点培养，当年北伐后秦时便带着他出征。
在平定关中后，刘裕班师回朝，任命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都督雍、梁、秦三州。作为留守关中的最高领导，为了能让刘义真站稳脚跟，刘裕给他配备了最强的“领导班子”，太尉咨议参军王修为长史负责政务，名将王镇恶、沈田子、傅弘子等镇守各地。
刘裕把手头最能打的将领几乎都留给了刘义真，但名将扎推并不一定是好事，关键是要有能驾驭他们的统帅，就如同一个球队球星如云，但没有一个好教练，这些明星便很难齐心协力，往往会因为相互瞧不上或者争当老大而使队伍陷入混乱。
只有十二岁的刘义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刘裕前脚刚走，很快就爆发了王镇恶和沈田子的内讧。这两位在刘裕灭掉后秦的过程中都立下了大功，沈田子以千余人破后秦兵数万之众，而王镇恶则率先进入长安城，接受了后秦君臣的投降。
刘裕退兵前，任命王镇恶为征虏将军、安西司马兼冯翊太守，沈田子受其节制，这让沈田子很不满意，他带着傅弘子来找刘裕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王镇恶的祖父是前秦时叱咤风云的王猛，长期生活在关中地区，而刘裕身边的其他名将则都是南方人。
刘裕劝慰他们说：“现在留下你们两位和万余精兵，如果他有不法行为，只能自取灭亡。”他继而引用三国时曹魏灭蜀的故事说道：“钟会之所以造不成反，就是因为有卫瓘，你们十几个人，难道还怕对付不了王镇恶。”
不知是刘裕故意和稀泥，还是运用权谋之术，一方面他用王镇恶节制沈田子等众将，另一方面又鼓动沈田子等人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措施，刘裕不曾想到，他这样做造成的后果空前严重。
果然，刘裕退兵后，一场内斗如期上演。心怀不满的沈田子借机杀掉了王镇恶，王修又以擅杀重臣将沈田子斩首，自此平灭后秦的两位大功臣同归于尽。
局势变成这样，应该和刘义真关系不大，完全是刘裕自食恶果，但接下来该轮到刘义真犯浑了。
这位皇子从小在深宫娇生惯养，没经历过什么风浪，虽然他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稳定关中的重任实则落到了王修身上。刘义真天天与侍奉他的小人们嬉戏游乐，经常给这些人大量赏赐，这让王修很是担忧，他屡次规劝刘义真，并阻拦对这些人的奖赏，这让刘义真身边的人恨透了他，于是他们对刘义真说：“王镇恶当时要造反，所以沈田子才杀了他，而王修又杀了沈田子，正是他自己也要反。”
在这些小人不断撺掇下，刘义真竟然下令杀掉了王修。这完全是自毁长城，王修是留守关中晋军的“主心骨”，他一死，晋军“人情离骇，无相统一”，很快便陷入无政府状态，关中地区彻底乱了。
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看准机会，向关中地区发动进攻，长安城里的晋军陷入了困境。刘裕闻讯大惊，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心爱的儿子有半点闪失，于是他立即派辅国将军蒯恩前去护送刘义真回江南，令相国右司马朱龄石都督关中诸军事，替代刘义真坐镇长安，同时又派朱龄石的弟弟朱超石去洛阳接应。
朱龄石刚到长安，刘义真便迫不及待地准备开溜，走之前，他的手下对长安城进行了大洗劫，带着抢来的金银珠宝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赫连勃勃得知消息，派三万骑兵追击刘义真。由于抢掠来的东西过多，刘义真所率人马行进得非常缓慢，奉命和蒯恩一起护送刘义真的傅弘子对此心急如焚，他劝刘义真说：“现在辎重过多，一日都走不了十里，追兵将至，我们怎么办？只有丢掉这些东西，轻装快进，才能避免灾难。”
刘义真的手下对此直摇头，好不容易抢掠来的大量财宝，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这比割他们的肉还难受。果不其然，夏军的追兵很快就到了，傅弘子、蒯恩让刘义真先跑，他们率军拼死抵挡，但寡不敌众，两人兵败被俘。
刘义真只有十三岁，身材瘦小，躲到了草丛里，成功躲过夏军的搜捕。之后，他恰好遇到了晋军将领段宏。段宏把刘义真绑在自己的背上，策马狂奔，好不容易跑回了江南。
由于刘义真走之前，在长安大肆抢劫，百姓恨透了晋军，发动了起义，朱龄石无奈只好退出长安，他的弟弟朱超石赶来与他会合，但他们很快被夏军团团围住，并被切断水源，朱龄石兄弟被俘后被夏军杀掉。
经过如此大的变故，按说应该痛心疾首，刘义真却显得满不在乎，他对段宏说：“今日之事，诚无算略，然丈夫不经此，何以知艰难。”意思是说：今日的失败，我推脱不了责任，但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怎么可能知道创业的艰难。换句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不经历一些挫折怎么能获得成长呢？
但是，这份成长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这场惨败不仅使关中地区全部落入赫连勃勃之手，使得刘裕的北伐成果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王镇恶、沈田子、傅弘子、朱龄石、朱超石、蒯恩等名将全都命归黄泉，刘裕从此再无北伐的资本。同时，它也造成晋军的大量伤亡，赫连勃勃攻陷长安后，把数万晋军的人头堆在一起筑土成“京观”，称其为“骷髅台”。
如此惨重的后果，到头来只换得刘义真口中轻飘飘的一句话。
刘义真跑回江南后，换了另一种活法，他开始走文艺路线，天天和谢灵运等文人泡在一起，摇身一变成了“风流名士”。《宋史》说他“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充满“文艺范儿”的他似乎离皇位越来越远了，但万万没想到，他的父皇心里一直惦念着他，使得他重新回到争夺储君的轨道上，而且看上去占据了相当有利的位置。
刘裕令谢晦前去拜见刘义真，实际上是做“任前考察”，如果能顺利通过，刘宋王朝储君或许会换成刘义真。刘义真听闻此讯，欣喜之余，深知事关重大，为此他做了充分准备，想要在谢晦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见到“考察组”组长谢晦后，刘义真表现得毕恭毕敬，谈起政见则口若悬河，只是谢晦一直不动声色，他回去向刘裕复命说：“德轻于才，非人主也。”这八个字对刘义真而言是致命的，自此皇位和他再没有半点关系。
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六十岁的刘裕走到了生命尽头，临终之际，他为太子刘义符选定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和护军将军檀道济。
徐羡之是刘裕的老相识，他们当年在桓修府中一起共事，两人都“起自布衣”，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良好教育。经历颇为相似的他们，共同语言很多，所以私交甚好。刘裕掌权后，先是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禅代称帝后，升迁他为司空、录尚书事、尚书令、扬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徐羡之由此成为朝中的第一重臣。
从两家通婚的情况，也可看出这对君臣的关系非同一般，刘裕的嫡长女会稽公主刘兴弟，年龄比其他兄弟姐妹大许多，刘裕对自己这个长女很是宠爱，让她嫁给了徐羡之的侄子徐逵之。后来，刘裕又将另一个女儿富阳公主许给了徐羡之的儿子徐乔之。
徐羡之虽然学问不大，但办事能力很强，“朝野推服，咸谓有宰臣之望”，朝臣们对他都很信服。傅亮、蔡廓经常赞誉他说：“徐公晓万事，安异同。”所以，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非他莫属，算得上是众望所归。
傅亮得到刘裕信任，起初是因为他能迅速领会“领导意图”。当年还是东晋权臣的刘裕，有了篡位之心，但又不好把话讲明，有一次，他宴饮群臣，酒过三巡，刘裕对大家说：“桓玄篡位时，是我发义兵，复兴了晋室。多年来南征北讨，平定四海，这才敢接受九锡之礼。但是，现在我年纪老了，享受荣华富贵太多，觉得很不安，想把爵位还给皇帝，回京师颐养天年。”众人不知刘裕为何突然说出这样的话，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一味地称颂。
酒宴结束后，当时担任中书令的傅亮已经走到了门外，恍然大悟，赶忙返回去拜见刘裕，表示自己愿意回趟京城。刘裕知道傅亮已经明白他的意图，感到很高兴，直接说：“需要几个人送你？”傅亮道：“几十个人就够了。”
傅亮回京后，立即投入到刘裕篡位的前期准备工作中，联合其他大臣逼晋恭帝下诏将刘裕召回京城，然后又起草了东晋皇帝的退位诏书。刘裕称帝后，对傅亮自然很感激，对他委以重任，诰命诏令都由他一手承办。
檀道济作为军方代表，谢晦作为世家大族代表，也成功入选了四人核心权力圈。
刘裕选定这四位，一方面是他们能力不错，更重要的是觉得自己对他们“知根知底”，他对刘义符说：“檀道济虽然有才干谋略，但没有大的欲望。徐羡之、傅亮追随朕多年，他们二人应该没有二心。谢晦屡次随我征战，颇懂得应变，如果出问题，肯定在此人身上。你即位后，立即将他调到会稽、江州等郡任职，以免除后患。”
从刘裕的临终嘱托中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徐羡之、傅亮是最可信赖的，也是四人中的核心，手握军权的檀道济是有力保障，而谢晦是最不让人放心的，能入选主要是为了照顾高门士族的情绪。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彻彻底底扇了刘裕一记响亮的耳光，他的托孤由此也成为历史上最失败的托孤之一。
徐羡之坐在首席顾命大臣的位置上，他的内心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压力山大”。刘裕将太子刘义符托付给他时曾说：“后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烦临朝。”这意味着，刘裕将所有权力都给了宰相，排除了外戚干政的可能。
但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徐羡之深怕自己做不好，辜负了刘裕的重托。
其实，就徐羡之而言，在政治上并无太大欲望，他曾这样表露心迹：“位至五品，官为两千石，我的愿望就满足了。”但世事难料，历史的浪潮将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远远超过了他当初的设想。徐羡之清楚，无论自己愿不愿意，只能硬着头皮前行，这不仅关乎自己的前途，更关系到刘宋王朝的命运。
但是，徐羡之很快便意识到这个差事并不轻松，因为新皇帝刘义符实在不让人省心，按说他已经十七岁，已近成年，心智应该成熟了，但刘义符“贪玩”的脾性丝毫没有消退，而且没有了父皇的监督，他更加肆无忌惮，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刘裕去世第二年，太皇太后也病故了，至亲之人接连去世，刘义符却没有悲戚之情，召集乐公伶官，歌唱奏乐，怎么欢乐怎么来，史书说他“居丧无礼，好与左右狎昵，游戏无度”，这让徐羡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就在此时，北魏皇帝拓跋嗣趁着刘裕新丧之机南征，对刘宋发动了猛烈攻击，虽然毛德祖等宋将率军奋力抵抗，给了北魏军队很大杀伤，但还是寡不敌众，丢掉了滑台、虎牢等地。对徐羡之而言，可谓“内忧外患”，一时间搞得他寝食难安。刘义符却丝毫不挂念前方战事，依然表现得无忧无虑，得快乐时且快乐。
该如何破局呢？徐羡之苦思冥想，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开始浮现，那便是废黜当朝皇帝刘义符。
徐羡之有这样的想法，除了“公心”以外，也有私心在作祟，当初，谢晦在刘裕面前明确提出刘义符不适合即位当皇帝，这应该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而是与徐羡之、傅亮等人商议过的。这等大事，刘义符不可能不知，如果这位新皇帝成年后将大权收归己有，徐羡之等人的下场想必好不到哪里去。
思来想去，徐羡之决定将想法付诸实施。
四个顾命大臣中，檀道济在外地，徐羡之找来傅亮和谢晦商量。傅亮没有二话，他唯徐羡之马首是瞻，徐羡之说干就必须干。谢晦虽然与他们并非铁板一块，但正是他直接向刘裕提出废黜刘义符的太子之位，在这件事上打了头炮，刘义符将来要报复，头一个倒霉的恐怕就是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徐羡之、傅亮完全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甚至他可能比徐羡之更着急。
既然在废黜刘义符的问题上达到空前统一，那便转向另一个问题——该立谁为新皇帝？
按照长幼排序，理所应当是刘义真。但一想到这个名字，三人心里只有两个字——“不行”。当初谢晦的一句话让刘义真彻底失去了继承大统的机会，同理，这想必也是三人共同商议的结果，刘义真对此肯定恨得牙痒。徐羡之更是落井下石，说服刘裕将刘义真赶出了京城，让其担任南豫州刺史，镇守历阳。
更为重要的是，刘义真有自己的“小圈子”，包括诗人谢灵运、和尚慧琳，以及颜延之。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有一天登上皇位，定会封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换句话说，根本没有徐羡之、傅亮等人什么事儿。
所以，说什么也不能让刘义真实现自己的夙愿。
老大要废，老二也不行，那龙椅到底该让谁坐呢？他们将目光瞄向了远在荆州的老三刘义隆，这个从小不受父皇喜欢的皇子，为人一直很低调，同时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不良嗜好，而且他自幼丧母，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力量，如果被扶上皇位，定会对徐羡之、傅亮等人感恩戴德，因此三人都觉得他是个理想人选。
扶立老三，那老大、老二该如何办呢？这是个重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一定会危及社稷安危。
徐羡之等人苦思冥想，决定打出一套“组合拳”。第一步是解决老二刘义真，他们上书宋少帝刘义符要求废黜刘义真，给出了五大罪状，首先是丢掉关中，其次说刘义真在刘裕病重期间日夜纵酒，其他罪名还有擅离藩镇、图谋不轨等，总之刘义真所作所为已经没有资格继续做藩王。刘义符对这个弟弟素来没有好感，徐羡之等人的提议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下诏将庐陵王刘义真废为庶民，流放到新安郡(今浙江淳安)。
第二步是找个由头将江州刺史王弘和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召回都城建康，向他们通报废立计划。檀道济是四位顾命大臣中唯一的武将，而王弘又是高门大族的代表，他们一个在建康东边，一个在西边，而且两人关系很好，如此大的事情必须赢得他们的支持，否则定会生出大乱。不知是因为他们对刘义符的作为也感到不满，还是觉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不同意恐遭杀身之祸，结果是王弘、檀道济对废黜刘义符没有表示反对。
万事俱备，只欠动手！
景平二年(424年)五月二十四日，宋少帝刘义符这天和往常一样玩得很嗨。他在皇宫北面的华林园布置了一个自由市场，刘义符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小商贩，与近臣们讨价还价，买入卖出，好不热闹，这是刘义符最喜欢玩的游戏。尽兴后，他又与左右在天渊池泛舟嬉戏，或许是因为玩累了，刘义符当晚就在龙舟上过夜，由于饮了不少酒，这一夜他睡得特别踏实。
就在这夜，有人却睡不着，此人便是谢晦，在动手前夜，所有人马留宿在他的领军将军府中。为此他以府邸破败，需要修缮为由，将家人提前迁往他处。整整一夜，谢晦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倒是檀道济倒头就睡，不一会儿便鼾声四起，谢晦打心里头佩服檀道济能沉得住气。
第二天天刚亮，一队人马从领军将军府中拥出，带头的是昨夜睡得很香的檀道济，徐羡之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们的目标是——皇宫。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走到云龙门时，皇宫的大门居然大开，这是因为徐羡之早已在宫中安排了内应，檀道济、徐羡之很快便到了天渊池。
刘义符此时还在熟睡，被一阵喧闹声惊醒，看到自己的两个侍从被军士砍倒在地，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说这位皇帝“有膂力，善骑射”，刘义符不愿意束手就擒，于是从床上跃起与军士搏斗，反抗的结果是几个手指被砍伤，几位军士挟持他出东阁，押回太子宫软禁了起来。
按照既定计划，徐羡之以皇太后的名义，下诏将刘义符废为营阳王，废黜的理由罗列了七项，说来说去核心问题只有一个——玩乐过度。刘义符随即被赶出京城，软禁到吴郡阊门内的金昌亭里。
事情如果就此打住，徐羡之等人想必会是另一种命运，历史也会给他们留下一个正面评价，他们废黜刘义符，除了想保全自己，更多的是出于公心，毕竟刘裕对他们予以重托，希望社稷能一直传承下去，但刘义符玩心太重，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为了江山社稷，将其废黜另立明君，完全说得过去，一如西汉的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一样。
但接下来，徐羡之办的事情只能用“愚蠢”来形容了，那便是杀掉了刘义符和刘义真。
在政变后整整一个月后，徐羡之派中书舍人邢安泰带人去吴郡弑杀刘义符。这位废帝仗着自己身体强壮，又一次选择了反抗，他果然身手不凡，经过殊死搏斗，居然从金昌亭成功逃出，就在他试图闯出阊门时，追兵用大门闩将其砸倒在地，邢安泰赶上，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刘义符死时只有十九岁，他到死或许也不明白，仅仅因为“贪玩”，不仅玩掉了皇位，也玩掉了自己的性命。
接着，徐羡之又派人将刘义真诛杀。不过，关于两个兄弟到底谁先被杀的问题，史书记载的不一样，但这已经无关轻重，结果是两个皇子的人头落地，而杀掉他们的竟然是刘裕眼中“无异图”的徐羡之和傅亮。
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费解，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都看不出徐羡之、傅亮痛下杀手的积极意义，这样做，不仅让他们背负了弑君的恶名，也将自己的命运推倒了悬崖边上。
受命赶往江陵迎接刘义隆的傅亮，本来开始心情不错，但路上祠部尚书蔡廓的一席话，搞得他忧心忡忡。
蔡廓对他说：“营阳王在吴地，要好好儿对待。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这些大臣肯定会背上弑主之名，岂能再想安命？”此时，傅亮已和徐羡之商量好要杀掉刘义符，听到蔡廓所言，觉得很有道理，不禁冒出一身冷汗，他赶忙写信给徐羡之，让其取消原定计划，刀下留人，但信使回到建康时，刘义符已经被杀了。
傅亮从此被深深的悔意和后怕笼罩，他原本是一个行事极为谨慎的人，为此他曾写过一篇《演慎论》，开篇写道：“大道有言，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咏其多福；仲由好勇，冯河贻其苦箴。《虞书》著慎身之誉，周庙铭陛坐之侧。因斯以谈，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于慎乎。夫四道好谦，三材忌满，祥萃虚室，鬼瞰高屋，丰屋有蔀家之灾，鼎食无百年之贵。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进忘退者，曾莫之惩。前车已摧，后銮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险而徼幸，于是有颠坠覆亡之祸，残生夭命之衅。其故何哉？流溺忘反，
而以身轻于物也。”
翻译过来就是说：人们常说，自始自终谨慎，就不会有失败之事。《易》说：“括囊无咎。”谨慎是没有害处的。又说：“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谨慎到了极点。文王事事小心，《大雅》咏颂他多福；仲由为人勇猛，冯河给他良苦的劝戒。《虞书》中著有为人谨慎的格言，周庙中把它刻在陛座之侧。由此说来，要能够保全自身及其品德，就要谨慎。四道喜欢谦逊，三材忌讳圆满，吉祥聚于空室，鬼魅俯视高屋。殷实之家也许有倾家荡产之灾难，钟鸣鼎食不会有百年的富贵。然而纵欲贪生之人，忽视谨慎而又不戒除陋习；只知前进而不知急流勇退，没有不受到惩罚的。前车已被摧毁，后面的车子仍不知停息，车正在危险之中只不过是暂时安全，侥幸走过一段险路，这样必有颠覆坠落灭亡的灾难，生命惨遭伤亡之祸。这是什么原因呢？流连沉溺而忘返，把生命看作比俗世之物还轻的缘故啊。
如今连傅亮自己也搞不清楚，一生谨慎的他怎么会做出弑君的事情呢？
从前他在宫中值班的时候，看到飞蛾扑火，触景生情，写下了一篇《感物赋》，其中写道：“习习飞蚋，飘飘纤蝇，缘幌求隙，望爓思陵。糜兰膏而无悔，赴朗烛而未惩。瞻前轨之既覆，忘改辙于后乘。”他不由得琢磨，自己将来的命运是否会像那一只只扑火的飞蛾。
宜都王府内的讨论一步步接近高潮，刘义隆的绝大多数手下持反对意见，认为徐羡之等已经将他的大哥、二哥都送上了黄泉路，杀戒已开，很难收手，保不齐下一个就是刘义隆，所以不能贸然进京。只有司马王华、长史王昙首和南蛮校尉到彦之认为问题不大，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王华分析说道：“先主立下大功，为四海所服。少帝虽不堪重任，但皇室的威望并未改变。徐羡之出身贫寒，傅亮不过是一介书生，他们都没有司马懿和王敦那样的野心，他们受到托孤重任，不可能马上就背叛。庐陵王聪明果断，如果即位，肯定不会饶了他们，因而被杀。
殿下您仁慈宽厚，远近皆知，所以他们迎立殿下，是希望殿下对他们心有感激。废主活着，他们担心将来遭到灾祸，这样才导致少帝被杀，这都是因为他们贪生之心太重，如此胆小如鼠，怎么会怀有二心，阴谋造反！不过是想掌握大权巩固地位，以此让年轻的君主依靠他们罢了，根本不用担心。”
应该讲王华分析得很到位，但并没有完全打动刘义隆，他对王华说：“你想当我的宋昌吗？”这里的典故讲的是，当年西汉周勃等人除掉吕氏家族，准备迎立远在代郡的刘恒为帝，刘恒当时犹豫不决，手下宋昌力劝刘恒入长安称帝。
在王华、王昙首等人反复劝说下，刘义隆最终打消了顾虑，同意东下。此时傅亮已经到了江陵，在城南立行门，题为“大司马门”，并带领众官到门前拜表，礼节搞得非常威严隆重。
刘义隆见到傅亮后，便开始失声痛哭，由于哭得过于伤心，旁边的左右侍从都跟着流下了眼泪。情绪稍微稳定后，他问庐陵王刘义真以及少帝刘义符被杀的经过，边听边哭，这次哭得更厉害，以至于侍立在旁的人不忍抬头相视。刘义隆的表现让本来忧心忡忡的傅亮更加感到惊恐，他战战栗栗，汗流浃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一哭极为重要，刘义隆一下子让自己站到了道义的高点，化身为正义的象征。
刘义隆痛哭完毕后，登船起航，顺流而下，直奔建康。为了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他下令让自己的卫队负责贴身警卫，建康来的官员和军士一律不得靠近。
与去程相比，回去路上的傅亮心情更加忐忑不安，跪受先皇遗诏，蔡廓的告诫，刘义隆的痛哭……一幕幕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他越想越害怕，在途中写了三首诗来记录心境，其中有一首写道：“知止道攸贵，怀禄义所尤。四牡倦长路，君辔可以收。”
傅亮去江陵的这段时间，徐羡之也没有闲着，他以录尚书事的名义任命谢晦为都督荆州等七州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荆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刘义隆继承大统后空出的这个位置，绝对不能让于他人。所以他要赶到刘义隆到达建康前，抢先任命谢晦为荆州主官，这样让谢晦占据长江上游，可以成为自己有力的外援。
经过二十天的颠簸，刘义隆一行抵达了都城建康，群臣们在城西的新亭迎候，徐羡之见到了相别近两个月的傅亮，颇为着急地问：“大王像谁？”傅亮答道：“在晋景、文之上。”“晋景、文”是指被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追封为晋景帝、晋文帝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徐羡之听后说：“既如此，那一定能明白我们一片赤诚之心。”内心一直有不祥预感的傅亮冷冷地说了两个字：“未必。”
第二天，刘义隆拜谒了刘裕的初宁陵后，登基称帝，改元元嘉，是为宋文帝。
刘义隆很快批准了谢晦的任命，正式封他为荆州刺史。这让谢晦颇感高兴，终于可以离开建康这个是非之地了。临别之际，他与蔡廓道别，屏退左右，问蔡廓道：“我能否幸免于灾祸？”蔡廓回道：“您受先皇顾命之托，以社稷为重，废昏立明，这没有什么过错，但你杀了人家两位哥哥却做了人家的臣子，挟震主之威，又占据上游重地，以古推之，要想幸免，恐怕很难。”
蔡廓实在厉害，先前一席话把傅亮搞得极度抑郁，如今又让谢晦脊背发凉。谢晦甚至开始担心自己出不了建康城。因此，当他的船起航，谢晦回头望着越来越远的建康城时，他喜形于色地说道：“这下终于脱身了。”
虽然长出了一口气，但一路上谢晦的内心还是起伏不定，直到刘义隆的亲信到彦之专门绕道拜见他，和他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临别时赠送他宝剑和马后，谢晦才彻底放心，感到自己性命应该无忧了。
殊不知，这是刘义隆故意让到彦之来安抚谢晦，虽然他顺利离开了京城，似乎像飞鸟出笼，但另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慢慢张开。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了庐陵王刘义真的封号，正当朝野觉得刘义隆将大规模“为皇族内室恢复名声”时，他却戛然而止，转而对徐羡之等人加官晋爵。
刘义隆晋升司空徐羡之为司徒，中书监傅亮为左光禄大夫。遇到军国大事，依然让徐、傅两人酌定，这样一来，徐羡之的疑心渐消，觉得这位皇帝算是选对了。
刘义隆这样做不过是演戏而已，对手握重权且杀掉自己哥哥的这几位，他自然不会放过，只是自己初登大位，羽翼未丰，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只能以退为进。
当然，天性聪慧的刘义隆不会坐等机会来临，他悄然间开始人事布局，任命亲信王昙首、王华为侍中，王昙首还兼任右卫将军，王华兼任骁骑将军，弟弟彭城王刘义康进号骠骑将军，刘义恭为江夏王，六弟刘义宣为竟陵王，七弟刘义季为衡阳王。更为重要的是，他征召到彦之为中领军，全权负责京师安全保卫工作，将禁卫军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刘义隆两边找平衡的做法，使得朝堂气氛看上去很和谐，这些原顾命大臣和刘义隆亲信之间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到彦之和谢晦，傅亮和王华私交都还不错。不过，这种和谐注定是暂时的。徐羡之、傅亮等看到朝政步入正轨，两人上表归政。刘义隆起初不同意，上奏了三次，刘义隆才批准。徐羡之继而又提出辞官归隐，这次刘义隆没有同意，在属下的劝说下，徐羡之没有再坚持。
徐羡之这样做，多少有些试探新皇帝的意思，刘义隆对此所表现出的态度，让他对前途命运不再担心，觉得自己最终能够全身而退。
但是，傅亮内心的焦虑并没有消退，他远不如徐羡之那般乐观。不过，徐羡之不退隐，同为顾命大臣的他也无法辞官告退，傅亮只好用老办法来排解心中的苦闷，他又拿起笔写了对前代隐士辛有、穆生、董仲道的赞文，称赞他们的见解正确，也反映了自己欲退不能退的无奈。
刘义隆一直在观察这几位，他清楚杀掉刘义符、刘义真的“五人组”并非铁板一块，徐羡之、傅亮算一伙儿，他们俩是主谋。谢晦只是担心刘义符、刘义真报复才与徐、傅合谋，而王弘、檀道济有些被迫加入的意思。自从自己登基后，这几位表现得也不一样，徐羡之、傅亮要求归政，徐羡之更是要辞官不干，谢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刘义隆的四弟、彭城王刘义康，另一个嫁给了刘义隆的堂兄弟新野侯刘义宾，拼命拉近和皇家宗室的关系。为了“冀以免祸”，身处荆州的他把自己的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休送到建康，有些充当人质的意思。而王弘、檀道济表现得更积极，王弘一再上书推辞司空之职，始终不接受加官晋爵，上奏中还暗示自己不是主谋，是被徐羡之等人拉下水的。檀道济也暗中与王弘联系，检举揭发徐羡之等人。
刘义隆心里有了底，他的策略是拉拢王弘和檀道济，分化瓦解“五人组”，集中力量对付徐、傅、谢。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因为王弘、檀道济已经和徐、傅划清界限，更重要的是，檀道济手握重兵，如果要对付拥有军队的谢晦，需要他的全力支持，而王弘属于琅琊王氏，这个高门政治地位特殊。更何况王弘的弟弟王昙首、族弟王华都是他的亲信心腹，重用弟弟而杀掉其兄，道义上也讲不过去。
元嘉二年(425年)年底的时候，宋文帝刘义隆突然声称要北伐，收复被北魏占领的黄河以南的地区，徐羡之、傅亮不知道刘义隆的用意何在，联合百官上奏劝谏罢兵，刘义隆未置可否。宫中又传出消息说，皇帝将派万幼宗去荆州征询谢晦的意见后，再决定是否北伐。傅亮听闻赶忙暗中给谢晦写信，告诉他如果万幼宗到了江陵，千万不能答应北伐的事情。
身在江陵的谢晦，一直没有等到万幼宗，倒是等来了弟弟黄门侍郎谢皭的密信，他告诉自己的哥哥，皇帝近期可能有大动作，但谢晦对此不大相信。接着，他又收到内史程道惠的密函，内容几乎一样，谢晦这才开始感到不安，他找来心腹何承天来商议，何承天认为事情已经很明朗，不应再心存侥幸了。谢晦问：“如果朝廷真对我不利，那该怎么办？”何承天出了两个主意：一是，出逃以求自保；二是，先集中力量打一仗，万一战败再跑。谢晦采纳了后者，他说：“荆州是用武之地，粮饷容易供给，还是先决战，战败再逃也不迟。”
就在谢晦积极谋划兴兵时，在建康的刘义隆开始动手了，他派人密召王弘、檀道济进京，王华觉得召檀道济不妥，刘义隆解释说：“檀道济不是主谋，只是被胁迫加入的，弑杀少帝和庐陵王和他毫无关系，对他加以安抚，使其出力，肯定不会有事。”
檀道济奉诏来到建康后，刘义隆立即下诏召见徐羡之和傅亮，他们俩毫无警觉，还以为像往常一样，有什么要事需要一起商议。刘义隆的计划接近实现，但百密难免一疏，当天宫中值班的竟然是谢晦的弟弟谢皭，他得知情况后飞马报告傅亮说宫中有变，傅亮于是推说嫂子病重，暂时无法进宫，并派人向徐羡之报信。徐羡之本来已经快到宫门，听闻消息，赶紧乘车逃离了建康城，出城后却不知要逃往何处，自感走投无路，走到建康二十里外的新林浦时，在一个烧陶的土窑中自杀。
傅亮也骑马跑出了城外，一直跑到哥哥傅迪的墓地，但很快便被屯骑校尉郭泓带兵抓获，进城时，刘义隆派出使者传达口谕，因傅亮在江陵迎驾时表现不错，可以保证他的儿子们安然无恙。傅亮听完后说：“臣身为平头百姓，受到先帝的眷顾，承担托孤重任，废暗立明，都是为了社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说罢，傅亮一直以来悬着的那颗心和自己的人头一同落下。
刘义隆兑现了承诺，没有杀傅亮的儿子们，将他们流放到了建安郡(今福建建瓯)，徐羡之的儿子则被统统杀掉，其中包括徐乔之，徐乔之的夫人是刘裕的女儿富阳公主，换句话说，他是刘义隆的姐夫，依然人头落地。谢晦特意送到建康的长子谢世休，也没有逃脱厄运。
又一场血腥的报复！
刘宋王朝建立时间不长，但却充满着一股血腥味道，这在之前的魏晋时代是比较少见的。虽然魏晋时代是一个空前的乱世，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无论是禅代还是动乱，皇帝大多能得以善终，曹丕和司马炎分别禅代汉献帝和魏元帝，但两位下台的皇帝过得还不错。后来，东晋桓温废立皇帝，桓玄废晋建楚，都没有杀掉皇帝，就连在东晋最大的内乱——“苏峻之乱”中，叛军也没有为难东晋皇帝。
开启杀戮皇帝纪录先河的正是刘裕，他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一生杀掉了六位国君，包括东晋的两个皇帝，他身上的这股暴戾之气一直延续下来，受刘裕重托的徐羡之、傅亮不仅杀了已被废黜的刘义符，还杀了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刘义真，这种做法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刘义隆上台后又杀掉了主动要求放权归政的徐羡之、傅亮，这种暴戾之气犹如传染病，在刘宋王朝时代一代又一代地肆意蔓延，不断掀起一场场血雨腥风。
噩耗传到荆州，谢晦悲恸欲绝，自己的儿子人头落地，同盟徐羡之、傅亮被杀，他知道刘义隆下一个目标铁定是他。谢晦不想坐以待毙，事已至此，只能来个鱼死网破。他先是为徐羡之、傅亮举行了哀悼仪式，然后发布亲人的讣告，大张旗鼓地办理后事。
脱掉丧服的谢晦，从荆州各地调集三万精锐，准备东下。在出征前，他上表宋文帝刘义隆，表示少帝刘义符失德，所以才废黜了他，假如是为了专权，就会拥戴年幼的君主，岂能让皇位空置七十多天，苦苦等待刘义隆呢？这件事情天下人全都一清二楚。
他继而说：“臣作为一方大员，政务不论大小都是先禀报陛下，然后才施行，又将儿子女儿都送回京师。徐羡之身为老臣，多次要求退休却没有得到你的准许。傅亮谨慎小心，一直忠心耿耿，他们都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却因小人的谗言被诛杀。虽然我不知道檀道济的下场，但我揣测他不会独存，陛下刚刚亲政，年轻尚轻，很多事情并不知晓，王弘兄弟轻躁冒进，王华猜忌残忍，他们为了把持朝中大权，除去执政大臣，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将亲率义军，以清除陛下身边的这三个小人。”
谢晦上表的核心意思可以用六个字概括——“表心迹，清君侧”。
不过，让谢晦万万没想到的是，檀道济不仅活得好好儿的，而且还成为了讨伐他的主帅。这一切都是檀道济毛遂自荐的结果，檀道济对刘义隆说：“臣同谢晦曾一同北征，那些入关的对策，十有八九是谢晦想出来的，此人精明老练，很少有对手。不过，他从来不曾独自带兵，实战不是他的强项，臣对谢晦的智谋很了解，而谢晦对臣的勇猛也很熟悉，如今臣奉陛下的命令前去作战，肯定会大获全胜并将其生擒。”
刘义隆听后大喜，命彭城王刘义康、王弘留守京城，他自己御驾亲征，以到彦之为先锋，檀道济为统帅，逆流而上，讨伐谢晦。
谢晦令弟弟谢遁与兄长的儿子谢世猷、司马周超、参军何承天留守江陵，自己带着司马庾登之和两万多兵马顺流而下去迎敌。战舰从江津(今湖北荆州沙市区)一直排列到破冢(今湖北江陵)，旌旗蔽空，军容雄壮，谢晦见状不由得叹息道：“我恨这支大军不能为国君所用。”
谢晦大军很快到达江口(今湖南岳阳北洞庭湖入江口)，距离到彦之率领的朝廷先锋部队不远了，庾登之率部先占据了巴陵(今湖南岳阳)，此人生性胆小，不敢主动进攻，当时正值连日大雨，参军刘和之向庾登之进言道：“朝廷的后续部队即将到来，最好的办法是速战速决，先解决了到彦之的部队。”庾登之没有听从，而是让士卒准备了一堆易燃品，声称要用火攻，所以必须要等到天晴之日，这一等就是十五天。
不过，黄瓜菜并没有等凉，因为负责守卫彭城洲(在今湖南岳阳东北，长江南岸)的到彦之部将萧欣，更是一个胆小鬼。庾登之派手下将领孔延秀进攻，萧欣竟然躲在阵后，抱着盾牌瑟瑟发抖，看到孔延秀率军杀来，索性丢下部队，乘船逃亡，孔延秀乘胜占据了彭城洲。
初战告捷的谢晦，有了些底气，他再次上书宋文帝刘义隆，意思和上次一样，还是不停地解释自己无罪，并表示只要将王弘兄弟诛杀，他立即班师回荆州。
有意思的是，谢晦此时还不知檀道济已经成为讨伐军的主帅，他在信中还为檀道济的命运担忧，写道：“虽未知征北将军檀道济存之，不容独免。”
谢晦的情报工作差得实在可以！
檀道济统率的主力很快与到彦之会师，这时候谢晦才知道檀道济不仅活着，而且还带着部队来讨伐自己，心里大为吃惊。不过，他观察到朝廷的战舰不过一二十艘，心里略感安定。谁知，到了傍晚时分，东风大作，从下游而来的朝廷舰船借着风势，越聚越多，塞满了江面，谢晦部众看到此景，惊恐气氛迅速蔓延全军，荆州军斗志全无，还没开打便自行溃散。
谢晦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撤回巴陵，紧接着又逃回江陵。但人心散了，一切都无济于事，眼见朝廷大军压境，江陵守军也纷纷溃散。谢晦深知自己无力回天，只好带着弟弟谢遁、侄儿谢世基等七人骑马北逃，但谢遁是个大胖子，骑行非常费劲，谢晦经常要停下来等他，就这样走走停停，跑了几天，他们才跑到安陆延头(今湖北大悟县东南)，不料被当地的戍主光顺之抓获，七人被囚车押送到建康。
蔡廓当年对谢晦讲的话，如今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去往建康的路途中，谢晦写下了《悲人道》，哀叹自己的命运。到了建康后，刘义隆下令将谢晦和他的两个弟弟谢遁、谢皭，连同他的儿子谢世祥、谢世平，侄儿谢世基、谢世绍、谢世猷一同斩首，谢晦一家的男丁近乎被杀光。
临死之前，谢世基作诗道：“伟哉横海鲸，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谢晦接着写道：“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
史书上称谢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涉猎文义，朗赡多通”，是一个颇有学识和风度的美男子，他努力将这份风雅保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谢晦的女儿是彭城王刘义康的妃子，她赶到刑场与父亲诀别，大哭道：“父亲啊父亲，大丈夫应战死于沙场，怎能被杀于闹市！”由于伤心过度，她说完便昏厥过去，路人看到此景无不落泪。
自此，刘义隆在与三位权臣的斗争中获得完胜。徐羡之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而对傅亮、谢晦而言，一直以来惴惴不安的事情最终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他们三人联手将刘义隆推上皇位，为了就是想逃脱被杀的厄运，却事与愿违。不过，他们手上沾满了刘义符、刘义真的鲜血，这样的结局也算一种报应吧，正如历史学家蔡东藩先生所言：“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观于营阳、庐陵之遭害，及徐、傅三子之被诛，是正天之巧报复欤！”
刘宋王朝终于恢复了平静。
刘义隆可以把精力由内斗转向治理了，他清楚地知道，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出牌，确保政局稳定和社稷安全，关键在“人”，首先要做好人事布局。
刘义隆在这个问题充分吸取经验教训，他采取的方式是“分权制衡”，具体来说，就是朝中的中枢大权主要依靠琅琊王氏，地方实权则交给自己的兄弟。
王氏兄弟从江陵就跟着刘义隆，在拥立登基、诛灭权臣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深得刘义隆的信任。有一次，刘义隆曾拍着御座对王昙首说：“假如没有爱卿兄弟们，我不会有今天。”因此在朝廷中枢中，刘义隆对王氏兄弟委以重任，除了王弘、王华和王昙首外，尚书左仆射王敬弘、吏部尚书王淮之也都是王家的人。
不过，刘义隆虽然重用王家人，但还是很注意制衡，他在朝中不设宰相，本来侍中是宰相的官名，但当时官居侍中不一定就是宰相，凡是经常与宋文帝刘义隆议论政事，被他委以机密重任的都是宰相，所以，黄门侍郎、给中事、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等都可能成为宰相，完全取决于他们与刘义隆的亲近程度。
除王氏兄弟外，刘义隆还比较亲近殷景仁、刘湛等人。有一次，他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及刘湛四人开怀宴饮。宴会结束后，刘义隆目送他们离去，看着四人的背影不由得叹息道：“这四位都是人中之杰，同时辅佐在我的左右，后世恐怕再不会有这样的盛况了。”
对没有固定的宰相，王华有些意见，他经常在私下里说：“一时间竟然出现这么多宰相，天下怎么能治理得好？”殊不知，这正是刘义隆的高明之处，他不将大权委于一人，这样才能保证皇帝的绝对权威。刘义隆同时还起用刘义真的旧臣颜延之、慧琳和尚等人，将朝臣的权力不断稀释。
刘义隆在重用王氏兄弟的同时，则让地方实权牢牢控制在刘姓宗室手中。王夫之说：“营阳弑，庐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环任诸弟以方州。”刘义隆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朝中权力虽然给了以王氏兄弟为首的文官们，但他们手中并无军权，“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对皇权难以构成实际威胁，而地方大员则不同，有军队、有地盘、有赋税，他们如果兴兵作乱，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刘义隆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把地理位置最为重要的荆州给了四弟刘义康，让他负责看好长江上游。同时，他又把作为建康后院的南徐州和南兖州分别交由五弟刘义恭和堂兄弟刘义欣，将南兖州原来的刺史檀道济调任江州刺史，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示出刘义隆对这位将领并不太放心。
在进行人事布局的同时，刘义隆在内政上抓了几件大事：
一是大力减负，他在自己老爸刘裕搞的“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并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逋租宿债”。他还提高了男子服徭役的年龄。这个建议最初是由王弘提出的，当时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王弘认为，人的身体强弱不同，身体弱的即便到了服役的年龄，也根本不能胜任劳役。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官员为了完成“徭役指标”，弄虚作假，让年龄不到服役岁数的人虚报岁数，结果造成百姓逃亡、不肯生育等情况，因此他主张把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服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刘义隆觉得言之有理，便全盘采纳。元嘉七年(430年)，宋军发兵进攻司州、兖州，一改往常，军费都是由国库开支，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元嘉十七年(440年)，有几个州发生水灾，刘义隆下诏免除灾区租税，并调拨粮食和种子，历年拖欠的粮赋都减半征收。
二是劝课农桑。刘义隆登基之初，刘宋王朝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史载“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刘义隆大力鼓励农桑，一方面号召百姓“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另一方面将劝农业绩与各级官员的升迁挂钩，“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双管齐下，效果显著，一些废弃土地被大量开垦，财政收入直线上升。刘义隆身体力行，在都城建康的皇宫内，无论内外都种植着桑树，一些房子被腾出来养蚕，宫女们也被要求学习养蚕。
三是倡行节俭。节俭原本是他老爸刘裕的优秀品质。刘裕是个“苦出身”，所以身上没有高门大族子弟奢华的习气，后来虽然禅代称帝，但龙床床头居然是土坯做的，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帷帐，简朴得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他还命人将自己年轻时耕田用过的农具收藏起来，作为生动的素材，让后世知道稼穑之艰辛。
在这一点上，刘义隆继承了老爸的优良传统，他没有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宫殿。他不仅厉行节俭，也劝自己的兄弟们不要奢靡，他的五弟刘义恭自幼聪慧，长得眉清目秀，是刘裕最喜欢的儿子，刘裕自己不舍得吃，但刘义恭想吃什么就给什么，待遇远胜于其他皇子。娇生惯养的他，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后来刘义隆派他担任荆州刺史，刚刚到任，刘义隆便给这个弟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如今国家政事繁重，天下之事非常艰难，虽然我们现在是守业，但也非常不容易，以后国家是兴盛还是衰亡，责任都在我们身上，岂能不小心谨慎！”
同时，他在信中力劝刘义恭要节俭，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一个月的消费不能超过三十万钱，如果低于这个数，则更好；二是荆州的府邸，刚去的时候可以修缮一次，但不要总是修来修去；三是官职爵位不要轻易赏赐，尤其对亲信们更应如此；四是声色犬马、嬉戏游荡不可过分，赌博喝酒、打渔狩猎要禁止；五是生活开支要节俭，奇装异服，古玩珍宝要远离；六是你已经有几个姬妾，不要一到荆州，就忙着挑选……”，可谓“事无巨细，苦口婆心”。
刘义隆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终于迎来了一个属于他的治世！
《宋书》记载：“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全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安宁恬谧，没有战争，没有暴乱，没人上鸣冤，没人拒交公粮、拒服劳役。人民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怡然自得，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元嘉之治”。
虽然史书上的记载，多少有渲染的成分，但不可否定的是，这个阶段是南朝最为稳定也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
让刘义隆颇感欣慰的是，在这个时期，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硬实力增强的同时，软实力也得到了提升，文化、科技等都显露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元嘉年间，范晔写出了《后汉书》，后来这本书与《史记》《三国志》《汉书》并称为“四史”，地位非同一般。其中，《三国志》是西晋时期的陈寿所著，刘义隆认为其记事过于简单，命裴松之为之作补注，于是，对后世注释史学影响极为重要和深远的《三国志注》诞生了。
这个时代的文坛上也是群星闪烁，“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粉墨登场，特别是谢灵运，此君出身高门，在政治上却不靠谱，不过，他在南朝诗坛却是头牌，粉丝众多，包括宋文帝刘义隆在内，他后来成为了中国山水诗的鼻祖人物。刘义庆则组织编写了《世说新语》，这本书记录了东汉后期至魏晋数百位人物的言行轶事，无出其右，是探究“魏晋风度”的敲门砖，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比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卿卿我我”……同时，它还开创了“志人笔记”的先河。
宋文帝刘义隆将刘宋王朝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对此评价道：“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东晋建国以来，江南地区内乱不断，彼此打打杀杀，百姓逃荒要饭，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由此更显得元嘉期间出现的安定平静局面难能可贵。
“元嘉之治”的出现，除了刘义隆的自身努力外，他必须要感谢自己的老爸刘裕，换句话说，他的成功是站在刘裕这位巨人肩膀上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裕不仅扫平南方各路割据军阀，而且整顿吏治、重用寒门、推行“土断”、改革赋役，一定程度改变了东晋王朝政治、经济中的积弊，为刘义隆所创造的繁荣景象奠定了基础。
刘义隆除了应感谢老爸刘裕外，是否还应该感谢一下已在黄泉的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呢？如果没有他们废暗立明，如果坐在龙椅上的依旧是“嬉戏无度”的刘义符，如果刘义隆还是在江陵当着“宜都王”，整个王朝的情况又会怎么样？
由此说来，似乎也应该有他们一份功勋。
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欲望总是与实力成正比的，宋文帝刘义隆眼见国力蒸蒸日上，一个想法在他心头开始不停涌动，那便是“北伐”。
说起来，“北伐”是他老爸刘裕玩剩下的，刘裕这辈子最可标榜史册的不是禅代称帝，因为这件事水到渠成，几乎没有什么难度系数。他最为辉煌的履历应该是两次率军北伐，先后灭掉了南燕和后秦，将两国的末代皇帝押送到建康城闹市砍头，这对偏安江南的东晋朝野而言可谓“扬眉吐气”，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老子英雄儿好汉。”刘义隆也想和他爹一样青史留名，不过，他的野心没有那么大，目标只是想重新夺回六年前被北魏占领的黄河以南土地。刘义隆“先礼后兵”，他派使者出使北魏，传话道：“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就是说黄河以南的土地本来是我宋国疆土，后来被你们强行夺去，现在我要求恢复过去的疆界。这不是商量的口吻，而是居高临下的勒令，拓跋焘觉得刘义隆实在有些“好傻好天真”，他对左右嘲笑道：“龟鳖小竖，自救不暇，夫何能为！”
“先礼”不行，只能“后兵”了，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刘义隆下令北伐，在出兵前，他再次派人给拓跋焘带话说：“黄河以南本来是我朝的地盘，这次北伐只是想收复故土，不会对黄河以北发起攻击。”在刘义隆看来，这样的礼数算是做到位了。
拓跋焘听后，颇感气愤，说道：“我刚生下来时，就听说黄河以南的土地属于我们，岂能让与他人！”于是，他召集群臣商议，大部分人认为应趁刘宋尚未进攻，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只有拓跋焘最信任的大臣崔浩站出来反对，他表示刘义隆只是虚张声势，况且南方酷热潮湿，如果南进，恐怕军队会水土不服，瘟疫流行。即使刘宋军队胆敢来犯，等他们疲惫以后再行攻击，那时候秋高马肥，夺取敌人的粮食后全面出击，定会大获全胜，这才是万全之策。
拓跋焘本来对崔浩极为信任，听他所言觉得很有道理，便全盘采纳。没过多久，北魏在南边的诸将觉得刘宋这次要动真格的，上书请求拓跋焘增派援兵，并打造战舰以抵抗宋军，朝臣们对此都表示赞同，崔浩又一次站出来反对。不过，这次拓跋焘没有听他的，他下令修造三千艘战舰，并将幽州以南的军队全部调往黄河沿岸。
就这样，二十四岁的刘义隆和比他小一岁的拓跋焘开始第一次掰手腕。
刘义隆的作战部署是，令右将军到彦之统领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率领五万人马，乘坐战舰进入黄河；令骁骑将军段宏率八千骑兵进攻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一万人作为后应；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统率三万人驻守彭城。
这次北伐的核心人物是前敌总指挥到彦之，他被刘义隆派去担任如此重任，原因只有一个，那便是他是刘义隆的铁杆心腹。翻阅到彦之以往的作战记录，实在有些惨不忍睹，此人几乎没有打过胜仗。刘义隆之所以舍弃名将檀道济而重用到彦之，《南史》中说得很明白：“上于彦之恩厚，将加开府，欲先令立功。”就是说，他想让到彦之一战成名，凭借军功晋升他的职位。
刘义隆如此做，除了这个原因，也说明他对檀道济还是心存芥蒂，虽然这位名将已经归顺自己，并在讨伐谢晦的战争中立下大功，但他毕竟曾经与徐羡之等人搞到一起，参与了政变，所以对他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他急于在军中树立到彦之的威信，好让他与檀道济平起平坐，客观上起到制衡檀道济的作用。
说到底，还是想搞权力制衡那套。
想法很美好，但刘义隆似乎忘记了一点，如果打了败仗那怎么办呢？刘义隆能做的只是尽量不要让这样的情况发生，为此他煞费苦心，下令将兵器库里最精良的武器都配发到了到彦之的部队。
到彦之率领的主力四月出发，从淮水入泗水，由于水少，结果每天只能行进十里，走了三个月，才到了东平郡的须昌县(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然后从清水逆流而上，进入黄河。
到彦之本来以为行进如此缓慢，想必北魏军队早已严阵以待，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到了军事重镇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基本上是一座空城。再到了滑台(今河南滑县)，还是一座空城。虎牢和洛阳城门大开，到彦之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四个军事重镇，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圆满完成了刘义隆交给他的任务，他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喜出望外。
就在刘宋将帅笑逐颜开时，只有安北将军王仲德面露犹豫之色。
他说：“各位将军对北方的形势都不太熟悉，很容易落入敌人的圈套。敌人虽然不讲仁义，却非常狡猾。现在他们退回黄河以北，肯定是为了集中兵力，等黄河上冻时，全力杀过来，我们还是应有所防备才好。”不幸的是，他的话被惊喜冲昏头脑的到彦之当作了耳旁风。
王仲德所言非虚，拓跋焘此时正忙着攻打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如果刘宋军队能够趁机渡过黄河，全力往北攻击，拓跋焘将陷入遭受南北夹击之境地，这也是拓跋焘出兵之前最担心的事情，不过“神算子”崔浩认为刘宋军队肯定不会北渡黄河，这才让拓跋焘下定决心，但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算得上是一场惊天大赌。
崔浩预料得没错，到彦之本来就不强，再加上刘义隆给的指示就是攻占黄河以南，圆满完成任务的他已经想着加官晋爵，哪里还愿意继续往北打。
刘宋军队不进攻，北魏军队要进攻了，天气一转凉，北魏军队便全面出击。
十月二十二日，北魏大将安颉率军渡河，进攻金墉城和洛阳。就在此时，一支刘宋军队也出现在洛阳城下，领头的叫姚耸夫，他本来是受刘义隆指派到黄河边打捞大钟的，这个大钟是当初刘裕灭掉后秦后所得，在迁移过程中不小心沉入了黄河，姚耸夫带着一千五百人的打捞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守卫洛阳和金墉城的宋军将领叫杜骥，他对北魏的进攻深感恐惧。因为金墉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而且军粮所剩无几，根本无力阻挡魏军的进攻，如果守不住，朝廷必将怪罪他。正在焦虑之时，姚耸夫来了，杜骥心头泛上一计，对姚耸夫说：“金墉城城池坚固，粮草充足，现在敌军南下，应当全力以赴御敌，等将敌人击退后，再打捞大钟也不迟。”
姚耸夫觉得保家卫国是头等大事，便答应去镇守金墉城。到了那里之后，他方知上当，杜骥简直是个“大忽悠”，金墉城要啥没啥，根本不可能守住，于是姚耸夫率部弃城而去，金墉城是洛阳的门户，杜骥一听姚耸夫没有“上当”，也拍屁股走人。
第二天，北魏军队占领金墉城、洛阳，俘获并诛杀刘宋军队五千余人，杜骥为了脱罪，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说自己本来想拼死防守的，但姚耸夫先逃了，造成军心涣散。刘义隆大怒，下令将姚耸夫斩首。姚耸夫原本是一员猛将，曾经将拓跋焘的叔父拓跋英文斩杀，北魏用了一百匹马才将其头颅换回。在刘宋用人之际，如此一员虎将，竟死在杜骥这样的小人手里。
到彦之此时慌了，他赶忙向宋文帝刘义隆上表请求增派援兵，刘义隆也顾不上芥蒂，加授檀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领兵北上增援。
北魏在东线也发起全面攻击，到彦之已经等不上援兵，他心里只有一个字——跑。殿中将军垣护之听闻到彦之想不战而退，赶忙劝阻他不仅不能撤，还应派遣竺灵秀协助朱修文镇守滑台，而到彦之应该渡过黄河，主动进攻魏军。已经被吓破胆的到彦之哪里能听得进这样的话。
到彦之最初的想法是烧掉战舰，改由陆路南撤。王仲德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洛阳沦陷，虎牢肯定守不住，但如今敌人离我们尚有千里之遥，我们在滑台驻扎着大量精兵，如果突然烧毁战舰，将士们一定会惊慌失措，军心动摇后，撤退就变成了溃退，不如先坐战舰从清口进入济水后，再做打算。”
一句话，撤可以撤，但不能烧船。
到彦之只好硬着头皮，坐船从清水进入济水，部队行至历城(今山东济南)后，他迫不及待地下令焚舟弃甲，登岸步行，一路狂奔撤回彭城(今江苏徐州)。到彦之一撤，刘宋的整个防线顿时崩溃，驻守须昌的兖州刺史竺灵秀弃城南逃，青州、兖州陷入一片混乱。
此次北伐名义上的统帅长沙王刘义欣驻守在彭城，部将们都害怕北魏军队杀来，纷纷劝他放弃彭城撤向建康，刘义欣的表现像个皇子，至少比到彦之强太多，他慷慨激昂地说：“天子令我镇守彭城，我应与城共存亡，怎么能弃城而去呢。”
刘义欣忠心可嘉，但败局已定。
宋文帝刘义隆对前线将帅的表现既失望又生气，他先撤掉了到彦之、王仲德的职务，将竺灵秀下令斩首，对写信给到彦之劝他不能撤军的垣护之，升任北高平(治所湖陆，今山东鱼台)太守。
到彦之虽然率主力南退，但在淮河以北还有不少宋军，他们手里还掌控着黄河要塞——滑台。因此檀道济的援兵还不能撤，只是由救援到彦之变为增援滑台守军。檀道济率军一路上进行了十次战斗，胜多负少，好不容易进抵历城。
但檀道济没有想到的是，这里成为了此行的终点站。主要原因是粮草被北魏军队焚毁，军中出现了断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能打的军队也无法一直饿着肚子战斗下去。
刘宋在滑台的守军情况更糟糕，他们被北魏军队团团围困，已经断粮三个月，守将朱修之和士卒们忍饥挨饿，到最后只能吃老鼠果腹。本来寄希望于檀道济的援兵，苦苦支撑却连个援兵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们哪里知道援兵现在是泥菩萨过河。在北魏军队的多次猛攻下，滑台终于陷落，朱修之被俘。拓跋焘很欣赏他的忠勇，所以并没有杀他，反而授予他侍中之职，并将一个宗室之女嫁给了他。
刘义隆听闻滑台失陷，情绪陷入了低谷，提笔写诗一首来抒发内心的郁闷，结尾一句为“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感伤之情溢于言表，但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滑台丢了，檀道济失去了北进的意义，况且他此时也动弹不得，只能想办法安全撤退。魏军当然不会放掉这块快要到口的“肥肉”，派兵紧紧追击，情况非常危急。陷入绝地的檀道济上演了“唱筹量沙”的好戏。
晚上他让士兵们像量粮食一样一斗斗量沙子，按估计值高声报数，然后，将所剩无几的粮食盖到量好的沙堆之上。魏军听了一夜报数声，天亮后又看到宋军军营出现了一座座“粮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魏军觉得先前得到的情报绝对有误。
第二日，檀道济下令将士们全副武装，自己身着白衣，缓缓出营，大模大样地向南撤退，魏军觉得刘宋军队从容不迫，一点慌乱的迹象没有，像是要诱敌深入，北魏大军深怕中了埋伏，不敢再追赶，就这样，檀道济凭自己的谋略将宋军带出了险境。
这时便会有一个疑问，如果刘义隆任命檀道济为北伐前线统帅，情况会怎么样呢？虽然不一定能够扫平北魏，但至少应该不会遭遇到彦之那样的惨败。
遗憾的是，世间没有后悔药。
北魏取得了全胜，有人向拓跋焘上书，建议乘势荡平江南，一统天下。拓跋焘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知道凭借现有的力量不仅无法渡江进攻，连攻占的黄河之南的土地能否守住都是一个问题，如今最好的方式便是见好就收。因此他对此建议予以拒绝，反而派出使者到建康，主动和刘宋和解，还提出了和亲的要求，这搞得刘义隆实在有些尴尬，打不过但又不愿意结亲，只能对来使支支吾吾含糊其辞，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就此双方罢兵，刘义隆的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
刘义隆不会想到，这一次失败不是结束，而仅仅是个开始。
刘宋内部渐渐变得不安宁，这是因为一个人——刘义隆的四弟彭城王刘义康。
刘义康比刘义隆小两岁，他自幼不太爱读书，却非常聪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记忆力惊人，如果他参加“最强大脑”比赛，很有可能折桂。刘义隆登基后，任命四弟为荆州刺史，接替谢晦。将他安置在地位极为重要的荆州，显示出刘义隆对四弟的高度信任。
两兄弟一个在建康做皇帝，一个在荆州做刺史，看上去相安无事。
此时朝政大权掌控在王弘、王昙首等人手里。七十多岁的资深老臣范泰提醒王弘说：“你们兄弟掌权很久，应该考虑后路。彭城王是陛下的兄弟，应当征召入朝，共同参与朝政。”王弘听后如醍醐灌顶，想想范泰所言极是，天下毕竟是刘家的天下，如不知进退很可能重蹈徐羡之、傅亮的覆辙。正赶上这个时候发生了旱灾和瘟疫，王弘以此为由请求辞职，宋文帝刘义隆没有准许，没过多长时间，王弘再次要求让贤，刘义隆见状任命刘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进京与王弘共同辅政。王弘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去意已决，说是两人共同辅政，实际上是刘义康一个人说了算。
元嘉七年(430年)，王昙首病故。刘义隆对此很伤心，中书侍郎周纠在旁边说：“王家将要衰败了！”刘义隆则说：“这是我家要衰败啊！”又过了两年，王弘也病逝了。这样一来，刘义康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朝中第一人。
一个皇帝，一个宰相，按说这样的兄弟组合很搭，遗憾的是，刘义隆的身子骨不做主，不知道是积劳成疾，还是操心过度，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卧床不起，史书上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不想事还好，只要一想事，心便疼得要命，但作为天子，又不可能不想事，而且想的都是大事，所以刘义隆时常进入病危状态，朝中大事都由刘义康来做主。
这段时间，刘义康表现得可圈可点，《宋书》中说：“义康入侍医药，尽心卫奉，汤药饮食，非口所尝不进；或连夕不寝，弥日不解衣。”就是说，刘义康对皇帝哥哥照顾得无微不至，端屎端尿，随叫随到，从不叫苦叫累。
刘义隆身体不好，头脑却很清醒，他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觉得这位四弟表现不错，值得信任，但又担心大权就此旁落，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胁。为此他做了两个安排，一方面将朝中事务全权委托刘义康处理，另一方面征召刘湛入京担任领军将军，把自己的心腹殷景仁提拔为尚书仆射，将六弟刘义宣任命为中书监，这样的人事安排，说白了，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制衡刘义康。
刘义康此时的感觉好极了，“内外众事，皆专决施行”，他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快感中。每天一早，刘义康门口的车子不计其数，都是来请示汇报工作的。不仅朝中官员削尖了脑袋往上靠，地方大员们也趋之若鹜，把上等土特产首先进贡到刘义康的府上。
有一次，在冬日里刘义隆和刘义康一起吃柑橘，刘义隆觉得今年地方上贡的柑橘无论形状和味道都不尽如人意，刘义康则表示今年的柑橘还是很不错的，他派人到府中取来一些，刘义隆一看，每一个的尺寸居然比皇宫里的大三寸，而且味道也极为甜美。
刘义康这样做，完全是下意识的，觉得府中的柑橘比宫里的好吃，就想着与皇帝哥哥分享，但他忽视了一个柑橘的力量。这件小事，极大加重了刘义隆的忧虑，他觉得照此下去，他这个皇帝真的要可有可无了。
就在刘义隆琢磨如何能更加有效制衡四弟时，他选择的领军将军刘湛却投靠了刘义康。刘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服殷景仁。
刘湛和殷景仁起初关系还不错，正是由于殷景仁的推荐，他才被刘义隆征召进京。但刘湛有个最大的毛病——“寡恩”。他自感资历比殷景仁老得多，曾得到先帝刘裕的赏识，对他“赏遇甚厚”，如今殷景仁的职位却排在他前面，虽然殷景仁对他有推荐之恩，但刘湛并不感恩，他总觉得是殷景仁在宋文帝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于是便想把殷景仁排挤掉。但无奈殷景仁是刘义隆的亲信，刘湛琢磨着想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条路——投奔当朝第一红人刘义康。
刘义康对刘湛的投怀送抱自然不会拒绝，刘湛在他面前不断搬弄殷景仁的是非，刘义康便跑到宋文帝刘义隆那里说殷景仁的坏话，请求将殷景仁免职。
刘义隆心里像明镜一样，他非但没有解除殷景仁的职务，反而任命他为中书令兼中护军，将禁卫军交由他掌管。当然，熟稔帝王之术的刘义隆并没有冷落刘湛，他知道此人生性多疑，因此表面上对刘湛客客气气，照旧接见畅谈，心里却已生厌恶之情。他曾对左右亲信说：“刘班刚入京的时候，我与他交谈，经常抬头看看太阳，生怕他要离去，现在他再入宫，我也是经常看看太阳，担心他不早早出去。”刘班就是刘湛，因为他的小名叫班虎。
这样的感受我们有时也会体味到，如果看的是一部好电影，生怕它过早结束；如果遇到烂片，则希望赶紧出结束字幕。
面对刘湛变本加厉的诋毁，殷景仁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退让，他一再上书宋文帝刘义隆，以身体有病为由要求辞官，刘义隆当然不会准奏，但见他去意已决，允许他在家养病，但不同意他辞职。
殷景仁这样做，有很深的盘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刘湛之间的矛盾，不单单是两人之间的过节，站在背后的是宋文帝刘义隆和彭城王刘义康。刘义康虽然专权，但看不出有想篡位的企图，而刘义隆也需要刘义康在朝廷中撑门面，所以兄弟俩还远没有到摊牌的地步，这样一来，夹在中间的他就显得很尴尬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牺牲品，如果选择主动退让，自己不仅可以避祸，还可以使刘义隆直接面对刘义康、刘湛，他们双方的矛盾定会激化，有可能会让刘义隆痛下决心铲除刘义康集团。
殷景仁用的还是老一套——以退为进。
殷景仁的退让并没有让刘湛罢休，他计划派人假扮强盗，杀掉在家养病的殷景仁，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阴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了刘义隆的耳朵里，于是将皇宫旁边原东晋时期鄱阳公主的府邸，改为殷景仁的护军将军府。刘湛不敢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这个阴谋就此破产。
殷景仁虽在家休养，但并没有闲着，宋文帝刘义隆派后将军司马庾炳之与他单线联系，庾炳之与刘湛、殷景仁两人关系都不错，所以刘湛对庾炳之经常出入殷府，并没有起疑心，以为只是好友探病，殊不知，庾炳之肩负着重要使命，他像“交通员”一样，传递着刘义隆和殷景仁之间的密件，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
就在双方“暗战”之际，刘义隆的病情突然加重，一度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使得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后事，环顾文臣武将，他最不放心的还是檀道济，这位刘宋王朝第一名将资历深、威望高、有兵权，而且手下的将领个个身经百战，如果起了异心，局面会很难收拾。
刘义康对檀道济也不放心。刘湛对他说：“皇上要有什么不测，檀道济就很难控制了。”刘义康找到皇帝哥哥商议，刘义隆也有此意，于是下诏以北魏在边境制造事端为由，征召檀道济入京商议。
檀道济接到诏书，立即收拾行李启程，他的夫人向氏有种不祥预感，对他说：“你功高位尊，必定招人忌恨，朝廷无故召你入京，恐怕大祸将要临头了。”檀道济对此不以为然地说：“诏书上说有边患，故召我去京师商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檀道济到达建康后，先是探望了病中的宋文帝，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正经事，在建康逗留了一个多月，刘义隆的病情有了好转，便准备返回江州。说来也巧，就在檀道济登船准备出发时，刘义隆的病情却又突然加重，这让刘义康又起了杀心，他派人通知檀道济速回建康城，檀道济一回到城里便遭逮捕，被诬意图谋反。
檀道济此时才意识到夫人的担忧果然应验。他大声斥责道：“乃坏汝万里长城。”就是说“你们这群小人竟然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但这已经无济于事，檀道济和他的儿子檀夷、檀邕、檀演，部将薛彤、高进之等十三人全部被诛杀，薛彤和高进之打仗异常骁勇，被当时的人们比作关羽和张飞。
檀道济被杀，最高兴的无异是北魏君臣，他们听闻此消息，非常开心地说：“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就是说：“檀道济一死，吴国(对刘宋王朝的蔑称)的那帮小儿中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人了！”
《南史》记载，檀道济被冤杀的当天，京师建康城发生了地震，随后地上生出许多白毛，一首歌谣由此流传开来：“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
就这样，凭借几袋沙子便吓退数万敌军的一代名将，最后落得了满门抄斩的结局，他留下的“自毁长城”的遗言，千年以来一直流传，既让人惋惜，又使人痛心。
宋文帝刘义隆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使得刘义康身边的亲信开始蠢蠢欲动，除了刘湛以外，还包括左长史刘斌、从事中郎王履、主薄刘敬文以及祭酒孔胤秀等，他们表示如果一旦宋文帝驾崩，应立长者为帝。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要废黜太子刘劭，拥立刘义康为帝。
有一次，刘义隆进入弥留之际，召刘义康入宫商量后事，让其担任辅政大臣来辅佐太子继位。从宫里出来回到尚书省后，刘义康见到刘湛、殷景仁等，将刘义隆托孤的情况告诉他们，他边说边哭，泪如雨下。刘湛听后，脱口而出说道：“现在天下局势艰难，幼主怎么能胜任！”此言一出，将刘义康和殷景仁彻底惊呆了，两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沉默以对。
他们拥立刘义康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积极付诸行动，祭酒孔胤秀等人私自到尚书典礼司索要东晋成帝去世后弟弟康帝继位时的法令，为刘义康接班做好准备。不过，这些都是私下进行的，并未向刘义康报告，换句话说，刘义康对此并不知情。
就在刘义康亲信紧锣密鼓地为他登基奔走时，宋文帝刘义隆的身体却奇迹般地康复了。
刘义隆身体好一些后，听到一些风声，派人调查后很快便搞清楚了刘湛等人所作所为，心里对刘义康极为失望。刘义康本来推荐刘斌出任丹阳尹，被刘义隆拒绝，只让其担任吴郡太守。刘义康又想让其改任会稽太守，刘义隆还是没有同意。
更为重要的是，从元嘉十五年(438年)秋天起，宋文帝刘义隆便不再光临刘义康的府邸了。
刘义康明显感觉到皇帝对自己的态度起了变化，前后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过去他说什么是什么，如今他推荐的人选大多被推翻；过去皇帝哥哥对自己无话不说，现在感觉是无话可说。
刘湛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此时正赶上他的母亲突然去世，按照惯例，他不得不交出官印去守孝，他对亲属说道：“这下要大祸临头了。”
刘湛的预感没错，元嘉十七年(440)十月初三，忍了许久的宋文帝刘义隆开始动手了。
他下诏让刘义康进宫，进宫后便将其软禁在中书室，事先得到消息的殷景仁，完全没有了病态，整理好衣服鞋帽，随即得到刘义隆的召见，让其全权负责清理刘义康的党羽。
第一个被抓的是在服丧期的刘湛，他前脚刚入狱诏书紧接着便到，说他：“合党连群，构扇同异，附下蔽上，专弄威权，荐子树亲，互为表里，邪附者荣曜九族，乘理者推陷必至。旋观奸慝，为日已久，犹欲弘纳遵养，冀或悛革。自迩以来，凌纵滋甚，悖言怼容，罔所顾忌，险谋潜计，睥睨两宫。……便收付廷尉，肃明刑典。”诏书宣读完毕，随即将其投入狱中，接着在狱中杀掉，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三个儿子。
当天夜里，宋文帝刘义隆还召见了一个人——东掖门队主沈庆之，他听闻皇帝召见，穿着一身戎装来见，刘义隆看到他如此装束，吃惊地问道：“你怎么穿着这样的装束？”沈庆之回答道：“陛下深夜召见禁军将领，定有急事，不能穿便装。”沈庆之足够敏锐，刘义隆召见他，就是让他逮捕并诛杀刘斌、孔胤秀等人。
宋文帝刘义隆终于露出了他可怕的一面。
刘义康亲信中唯一得到保全的是徐湛之，他能活下来要感谢他的母亲会稽长公主刘兴弟，她是刘裕和正妻臧爱亲所生的唯一女儿，年龄要比刘裕的其他子女大许多，刘裕生前对她极为宠爱，因此她在皇室宗亲中的地位相当高，当年刘义隆出征讨伐谢晦时，就请这位大姐总揽六宫，家中重要的事情都要与之商量。
徐湛之与刘义康、刘湛走得很近，关系甚密，所以他原本也在诛杀名单中，徐湛之为了保命只好求助自己的母亲。刘兴弟听到儿子将被处死，热血直往头上涌，她立即进宫面见刘义隆，一见到皇帝弟弟便大哭不止。
当年刘裕为了给后代树立俭朴榜样，曾经把自己穿过的布衣给了刘兴弟，告诉她说：“如果后代子孙有奢侈不节俭的，就把这个衣服拿给他看。”在这个关键时刻，刘兴弟拿出这套衣服，丢在地上给刘义隆看，哭诉道：“你家本来很贫寒，这是我母亲为父亲缝制的布衣，如今，你家有了饱饭可吃，就要残害我的儿子。”
刘兴弟这一招果然管用，刘义隆见状也大哭起来，徐湛之得以保全性命。
经过这一夜的腥风血雨，刘义康已经无法在建康城待下去了，杀掉刘湛后，刘义隆派人到软禁他的地方宣读刘湛等人的罪行，接着不少大臣奉命来规劝他主动辞职，这样兄弟俩都有面子，不至于搞得太尴尬。刘义康别无他法，只好提出辞呈，刘义隆等的就是这个，立即下诏任命刘义康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持节、侍中，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
刘义康接到诏书，在动身之前来到皇宫向刘义隆辞行，这是事变发生后两人第一次见面，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俩，没想到会闹到今天这般境地，刘义康有许多心里话，他一再给皇帝哥哥解释自己根本没有谋逆之心，但刘义隆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失声痛哭。
刘义康登船后，宋文帝刘义隆派慧琳和尚前来送行。刘义康问慧琳和尚：“我还有回京的那一天吗？”慧琳和尚由此发出一声感慨——“我真恨你没有读过百卷书啊！”
不爱读书，的确是刘义康最大的短板。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多少受到了老爸刘裕的影响。刘义康是“读书无用论”的坚定支持者，不仅自己不爱读书，也不太喜欢文人，当上宰相后，重用的都是办事能力强的下属，并不看重是否有文才。
有一次，名士袁淑去拜访刘义康，刘义康问他的年龄，袁淑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对刘义康说道：“邓仲华拜衮之岁。”看到刘义康一头雾水的样子，袁淑只好说：“陆机入洛之年。”刘义康照样不知其所云，颇为愤怒地说：“我不读书，你就不要和我讲这些历史典故。”袁淑感到很失望，觉得身为宰相的刘义康竟然连东汉辅佐光武帝的名将邓仲华和西晋大文豪陆机都不知道，在他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刘义康到了豫章后，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一些政治待遇得到保留，有些朝廷大事也向他通报，刘义隆时不时还赏赐他一些礼物。
但这一切都是表象，不要忘记，宋文帝刘义隆最擅长做的就是“表面文章”，但他的障眼法没有瞒过一个人——会稽长公主刘兴弟。有一次，她与皇帝弟弟欢宴，正当说得开心的时候，刘兴弟离开座位，突然向刘义隆磕头行大礼。刘义隆感到莫名其妙，刘兴弟说：“车子(刘义康的小名)晚年之时，肯定不会为陛下所容。今天，老姐姐请求陛下饶他一命。”说完便号啕大哭起来，刘义隆看到最为敬重的大姐这个样子，发誓道：“不要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我违背了今天的誓言，那就是辜负了初宁陵！”初宁陵是刘裕的王陵，刘义隆向老爸的亡灵发誓，表明自己一定会说到做到。他下令将宴会上的美酒封存起来，派人送给刘义康，并附书信说：“会稽姐姐饮宴时思念弟弟你，现将所余美酒送给你品尝。”
后来的历史表明，刘义隆的毒誓可以忽略不计，不过会稽长公主这一闹还是起到了作用，至少在她去世之前，刘义康安然无恙。
转过年来，刘义康上表请求辞去江州刺史，宋文帝刘义隆求之不得，不假思索地爽快答应，任命其为交州、广州、湘州之始兴诸军事，这个名头听上去有些唬人，但由于没有刺史的实权，实际上只是一个虚职。自此，刘义康的权力之路基本到头了。
刘义康主动辞职，想必已经看清了形势，他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但觉得保全住自己和家人性命应无问题，但读书甚少的刘义康，还不能完全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十年中他一直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的滋味，更不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上次逃过一劫的徐湛之立功了！他告发范晔、孔熙先密谋拥立刘义康，刘义康由此被废为庶人，流放安城郡(今江西福安)。
这位范晔，便是编著《后汉书》的那位大牛人。他出身于高门士族，父亲范泰是东晋名士，很受刘裕的赏识，遗憾的是，范晔的生母只是范泰的小妾，地位很低，以至于范晔是他老妈在上厕所时生产的，他的额头因此被砖头碰伤，于是乎得到一个小名——“砖”。人们称他为“范砖”。
这个名字真心不好听！
范晔不仅小名不雅，长相也不尽如人意，身高不满七尺，又黑又胖，发际线从小就比较靠后，再加上有点罗圈腿，实在有些对不住观众，因此小时候经常遭到白眼。但老天关上一扇窗同时又打开了另一扇窗，范晔天生聪颖，又非常爱学习，史书上说他自幼博览家中藏书，又“善文”，精通隶书，又通晓音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算是一个全才。
范晔仕途起初并不顺意，做的官都不大，这和他的脾性有很大关系。他性格倔强，桀骜不驯，一副爱谁谁的样子，连皇帝的账也不买。刘义隆知道范晔擅长弹琵琶，多次暗示他弹奏几曲，换做他人，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如果让皇帝成为自己的粉丝，很有可能在仕途上坐上快马，范晔却无动于衷，好像根本没听到一样，搞得刘义隆最后没办法，只好对他说：“我来唱一曲，你给我伴奏吧。”皇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范晔只好秀一次，但等到刘义隆歌声一停，范晔立马停止演奏。
这样一位奇人，为何会走上叛乱之路呢？说来也怪，范晔并不属于刘义康的小圈子，相反，他的仕途曾因为刘义康受到过重大挫折。当年刘义康权倾朝野，他的母亲王太妃去世，范晔参与料理后事，他与其弟范广渊轮流值班，这兄弟俩或许觉得无聊，便邀请了几个朋友躲在屋里喝酒，这已经算是违规，更为甚者，几位喝高后竟然打开窗户以听外面的挽歌为乐，这事传到刘义康的耳中，肺都快被气炸了，下令将范晔贬为宣城太守。六年后，范晔重新获得刘义隆的重用，被调回京，一路升迁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刘义康失势后，作为曾经的“受害者”，范晔本应该偷着乐，怎么会密谋拥立刘义康呢？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此人叫孔熙先，据说他是孔子的后人。他的父亲孔默之担任广州刺史时，曾获罪，但得到彭城王刘义康的相救，所以他对刘义康感恩戴德，一心想着报答他。
同时，孔熙先深通占星术，他根据天象判断，刘宋王朝将会骨肉相残，江州之地会出现新天子，而刘义康恰恰被贬到了江州，这两个因素叠加，使得孔熙先铁了心想拥立失势的刘义康为皇帝。但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员外散骑侍郎，单靠自己促成此事纯属异想天开，必须找一些强有力的外援，他于是想到了太子詹事范晔。
为了拉拢范晔入伙，孔熙先煞费苦心，充分调研后知道范晔有两大爱好——钱和女人。于是，孔熙先对症下药，通过范晔的外甥谢综的引荐，见到范晔，故意和范晔赌钱，不断输钱给他，爱财的范晔果然心动，渐渐与孔熙先成为密友，在取得了范晔的信任后，孔熙先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范晔起初没有答应，他对刘义康素无好感，更关键的是谋反是灭门的大罪，他犯不着为了刘义康将自己和家族的身家性命全部搭进去。对范晔的反应，孔熙先早已准备，他知道范晔一直觉得范家属于名门望族，所以总是想着与皇室联姻，但刘义隆压根儿不搭理他。
孔熙先在这上面做文章。他对范晔说：“丈人奕叶清通，而不得连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意思是说范晔祖上很清白，皇帝却不愿与你联姻，这是因为皇帝根本没把你当人看，你却为何还想着为皇帝献身呢。
这番挖苦果然奏效，范晔脑子一热就加入了孔熙先的阵营，孔熙先还联络了一些人，其中包括刘义康当年的亲信，靠着自己老妈才保住人头的徐湛之，他们商议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择机动手。
有一天，宋文帝刘义隆设宴与衡阳王刘义季话别，他们事前决定在这场宴会上发动政变，宴会中已经被策反的刘义隆身边的侍卫许曜，把佩刀拔出一截，向范晔使眼色，就等范晔点头，但关键时刻范晔了，他不敢抬头看许曜，始终没能发出信号，一场密谋已久的政变就此流产。
两个月后，事情终于败露，告密者是徐湛之。
刘义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下诏“便可收掩，依法穷诘”，范晔被捕后，先是拒不认罪，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孔熙先的身上，声称自己是被诬陷的。刘义隆将他亲自书写的造反书信文告丢给他，范晔才哑口无言。
狱中的范晔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回首走过的路，他颇为感慨地赋诗一首：“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缘无识。好丑共一丘，何中异枉直！岂论江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范晔意识到人头落地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写道“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就是说自己虽然不能像嵇康那样在临刑前弹奏《广陵散》，但是希望能够像夏侯玄一样，面对死刑能泰然自若。
不过左等右等，过了二十多天，还是没有要杀头的消息，范晔心里又泛起了些许希望，此时有狱吏故意逗他说，外面有消息说范晔不会被杀头而会改为终身监禁。范晔喜出望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孔熙先、谢综觉得他太傻太天真，笑话他说：“你以前卷着衣袖，瞪着眼睛，顾盼驰骋，自以为是一世英雄，现在却如此怕死，就算皇帝赐你活命，身为人臣而图谋不轨，又有什么脸面活着呢？”
范晔没高兴几天，行刑令便下达，范晔死到临头还关心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在刑场上被排到第一位，问身边的孔熙先、谢综说：“今日这个顺序，是按照官位的高低排的吗？”这问话搞得外甥谢综哭笑不得，只能说道：“你是贼头，当然第一。”
范晔死时四十八岁，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几个儿子，以及孔熙先、谢综的儿子、兄弟和党羽。
范晔被捕后，刘义隆下令查抄他的府邸，发现他所用的各种乐器服饰，无不精美；他的歌伎姬妾穿戴华丽，他的生母却住在陋室里，只有一个柜子里堆着烧火的柴草，兄弟子侄冬天连被子都没有，叔父大冬天里还穿着单衣，反差巨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原来历史上留下盛名的范晔，不仅不忠，还是一个不孝不义之徒。
作为一个“精炼周密、颇有创新、文采横溢”的历史学家，按说范晔写了不少历史人物的荣辱沉浮以及其中的经验教训，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汲取其中得失。他曾评点东汉时期史学大家班固，范晔写道：“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就是说：“班固当时叹息司马迁博学多闻，却不能以智慧让自己免除宫刑。可班固本人也身陷囹圄。可见，人容易看得清远处，却看不清自己眼皮底下的事。”
令人颇感讽刺的是，范晔自己更是“致论目睫”，而且结局比司马迁、班固更为惨烈。
范晔、孔熙先被处死后，下一个倒霉的便是刘义康，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刘义康参与这场未遂政变，但孔熙先、谢综等人拥戴的是他，就凭这一点，他也很难脱得了干系。宋文帝刘义隆将他废为庶人并流放，将宁朔将军沈邵封为安成公相，带人看护他。自此，刘义康基本上丧失了人身自由。
刘义康又一次意识到多读书的重要性，在安城郡他读到了西汉时淮南厉王刘长的故事，突然联想起自己的命运，掩书叹息道：“前代也有此事，我却不知道，我获罪也是应该的。”
刘长是汉文帝的弟弟，吕后专权时大肆迫害刘邦的其他儿子，最后只剩汉文帝刘恒和刘长，汉文帝登基后对这个唯一的弟弟甚为宠幸，刘长由此昏了头，他毫无规矩，不仅直呼文帝为“大哥”，出入仪仗也向皇帝看齐，自己封地的官员不让朝廷任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后来发展到擅自处死无罪官员、私自封侯的程度。目无朝廷，多次犯法，最终将好脾气的文帝惹毛了，写信斥责了刘长一顿。刘长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恼羞成怒勾结闽越、匈奴密谋造反，影响非常恶劣。即便这样，文帝也没有杀他，而是将其流放，刘长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在流放的路上自杀了。当时有个流行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多少有些讽刺汉文帝不能容忍弟弟，但实际上刘长的结局完全是咎由自取，要怪只能怪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肆意骄横枉法。
刘义康读到这里，心里或许感到后悔不迭，如果早知道君臣有别，水满则溢的道理，自己便不会落入今天这般田地。
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有一个叫“胡诞世”的在豫章叛乱，这次又是打着刘义康的旗号，叛乱被平定后，江夏王刘义恭奏报刘义康经常发牢骚，请求将其继续往南贬至广州。
刘义隆派使者给他先通了个气。刘义康说：“人的一生最终总是要死，我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我一定要成为动乱的理由，即使把我放逐到很远的地方，又会有什么好处呢？我请求死在这里，不愿再受贬谪的屈辱。”刘义康话说得慷慨激昂，但并没有打动他的皇帝哥哥，刘义隆任命安成公相沈邵领广州事，想着让他到广州继续看押刘义康，但不巧沈邵没动身就病死了，再加上刘义隆忙着北伐，这事便耽搁下来。
不过，刘义康在安成郡的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北魏军队南下攻到了长江北岸，刘宋朝廷上下人心浮动，刘义隆忙着组织防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远在安成郡的弟弟，他担心有人会趁乱拥立刘义康，于是派遣中书舍人严龙携带毒药前往，传诏赐死刘义康。
刘义康是个资深佛教徒，所以不愿意自杀。他说：“佛法认为自杀之人转世不能再托生为人，你随便杀了我吧。”严龙就用被子将其捂死，结束了他四十三年大起大落的人生。
历史有时候充满诡异，当年刘义康的老爸刘裕派士卒带着毒药赐死东晋废帝、后被改封为零陵王的司马德文，身为佛教徒的司马德文同样拒绝服毒自杀，给出的理由和刘义康完全一样，士卒们也用被子蒙住司马德文的头，将他活活闷死。
刘义隆、刘义康的兄弟之争，以刘义康的死落下了帷幕，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带来很严重的消极后果，最重要的是，它使得刘义隆和弟弟们之间的信任逐渐消失，这些皇弟为了不重蹈刘义康的覆辙，选择明哲保身，尸位素餐。典型代表是刘义隆的五弟刘义恭，刘义康被废黜，刘义恭取代了他的位置，刘义恭看到四哥的下场，变得小心谨慎，从不管事。
刘义恭不理政事，把主要精力放在大搞奢靡之风上，这是他的老毛病。当年他到荆州上任刺史之初，刘义隆曾写信劝诫这位弟弟要注意节俭，并规定了花费标准，但刘义恭入朝后，刘义隆为了安抚他，在“相府年给钱二千万”的基础上，又主动给他追加了一千万，刘义恭天天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朝中不少显贵以他为榜样，奢靡腐化之风迅速蔓延，连宋文帝刘义隆自己也褪去了登基之初的朴素本色，大兴土木，追求享受，史书称：“内起山苑，穷侈极丽，役使百姓，江南苦之。”
元嘉初期那种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气息渐渐消失殆尽。
刘义隆成功肃清刘义康的势力后，“北伐”又涌上了他的心头。
二十年前那场惨败的记忆已经渐渐淡去，一直梦想收复故地、饮马黄河的刘义隆觉得是时候实现自己的夙愿了，而此时恰好彭城太守王玄谟上书说：“当初虎牢滑台失手，不只是将帅无能，主要还在于根基不稳，军民害怕远征，臣请求从西阳郡的鲁阳(今河南鲁阳)和襄阳郡的南乡(今河南淅川)两路北上，直扑崤山和渑池一线，这样一来，士卒就没有远征之虑了。”
王玄谟早年投靠刘裕，先后担任武宁太守、汝阴太守和彭城太守，但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表现，在仕途上想要更进一步的他，这次总算摸准了宋文帝刘义隆的脉。刘义隆看到王玄谟的上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对左右说：“听了王玄谟的话，让人有了封狼居胥的感觉。”
就在刘义隆朝思暮想北伐时，北魏道武帝拓跋焘却不请自来，率领十万大军突然南下围攻重镇悬瓠(今河南汝南)，此城屏护着淮河军事重镇寿阳，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当时城内的宋军不足千人，太守又恰好离任，群龙无首，形势危急。
当时镇守寿阳的是刘义隆的第四子南平王刘铄，情急之下他派左军行参军陈宪赶到悬瓠代理太守。这次他选对了人，陈宪到任后，立即组织防御，身先士卒，拼死抵抗，多次打退了北魏潮水般的进攻，与此同时，刘义隆派出大批援军赶来增援。
拓跋焘指挥军队围攻悬瓠城四十二天，依然无法攻克，而魏军则死伤惨重。拓跋焘听闻宋军援兵将至，无奈之下只好下令烧营北撤。
悬瓠保卫战的胜利，就像一支强心剂，使得本来就蠢蠢欲动的刘义隆更加坚定了信心，在他看来，拓跋焘的北魏大军不过尔尔，封狼居胥并非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但北伐毕竟是大事，稳妥起见，刘义隆召集群臣商议出兵事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群臣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
一派赞成刘义隆的主张，觉得皇上就是皇上，站得高望得远。持这派观点的是丹阳尹徐湛之、彭城太守王玄谟、吏部尚书江湛、尚书吏部郎袁淑等人，反对派主要包括太子刘劭、太子校尉沈庆之、护军将军萧思话，左军将军刘康阳等。
不难看出，主战派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一是罪臣，如徐湛之，他曾经参与孔熙先、范晔的密谋，虽然最后反戈一击，但毕竟有历史污点，所以对刘义隆言听计从，深怕再惹皇帝不快。二是文人，如江湛，他们只在书里读过战争场面，根本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支持北伐更多是因为有文人的理想化情结在其中。第三类是“大忽悠”，如王玄谟、袁淑，他们赞成北伐不是因为觉得时机成熟，而是为了献媚，袁淑知道宋文帝刘义隆梦想封禅泰山，故意说道：“如今当在泰山鸣锣开道，席卷赵、魏，臣愿意奉上《封禅书》一篇。”这马屁拍得刘义隆极为舒服，但又不好意思表现出来，故作谦虚地说：“封禅是盛德之事，朕如何能够担当啊！”话虽这样说，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反对派除了太子刘劭外，清一水儿的将军，他们身经百战，知道开战意味着什么，也很清楚出征的时机是否成熟。沈庆之说：“我们是步兵，敌人是骑兵，难以抗衡，到彦之、檀道济都是无功而返，王玄谟才能不及二人，兵力也不及过去。如果出征，恐怕会再次落败。”刘义隆不同意他的看法，觉得是灭自己威风长敌人士气。刘义隆说：“我军两次失败，一次是因为檀道济有二心，另一次是到彦之生了重病，不得不退。魏军最大的优势是马匹，但如今正值夏日，河道畅通，我军可乘战舰直抵碻磝城下，敌军肯定会退去，滑台也肯定能攻下，攻克这两座城池，囤聚粮食，招抚百姓，虎牢和洛阳也指日可下，然后建立稳固的防线，敌人即使再渡过黄河，只会成为我们的俘虏。”沈庆之觉得宋文帝的估计过于乐观。
刘义隆看到无法说服沈庆之，便让他与徐湛之和江湛辩论。沈庆之对此很不屑：“治国同治家，耕田的事情要问农夫，织布的事情要问婢女，陛下如今出征作战，却让我和这些白面书生坐而论道，如何能成功？”
一句话，专业的事情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干，刘义隆听完哈哈大笑，虽没有生气，但将沈庆之的话当作了耳旁风。
拓跋焘听说刘义隆有意北伐，觉得南边的这位皇帝实在有些不自量力。他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刘义隆，信中写道：“如果你厌倦了你的地盘，可以来平城居住，我可以去扬州住。你已经年过五十了，还没有出过远门，见识不过像个三岁小孩，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今送上十二匹白马还有药物，你要来的话，如果缺乏马匹，可以乘坐；路途遥远，或许你会水土不服，可以吃药……”
表面上看，拓跋焘很贴心，又是送马又是送药，但字里行间充满讥讽之意，言外之意是，即使给刘义隆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兴兵北上。
这一次，他严重低估了刘义隆的决心。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七月，也就是取得悬瓠保卫战胜利三个月后，刘义隆下令北伐，他为这一天足足等了二十年，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国泰民安，兵精粮足，这是第一次北伐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一次刘义隆志在必得。
不过，打仗不仅仅是前线交锋，实际上打的是国力，要想取胜，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为此刘义隆下了血本，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来解决“兵源”和“军费”问题。在兵源上，他下令征发青州、冀州等六州的壮丁，具体比例是一家三个壮丁征发一个，五个壮丁征发两个。军费上，他号召全国上下“踊跃捐款，保家卫国”，表面上看是自愿，实际上是摊派，上至皇室成员，下至普通百姓，都纷纷解囊，即便如此，还是不够，刘义隆又下令扬州、南徐州、兖州、江州四州，凡是家财达到五十万钱的，僧尼财产达到二十万钱的，都要出借四分之一，等到战事平息后，再由政府归还。换句话说，先把钱交出来，朝廷打个“白条”，至于还不还到时再看情况。
有了充足的兵源和军费保障，刘义隆这次祭出了大手笔，他下令兵分三路大举北伐，具备部署：东路由萧斌担任主帅，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为前锋；中路以南平王刘铄为主帅，统领臧质、刘康祖、梁坦等；西路由随王刘诞为统帅，名将柳元景率庞法起、薛安都等从襄阳出击，刘秀之率刘弘宁、杨文德等人从汉中出击。江夏王刘义恭坐镇彭城，担任中路和东路的总指挥。
从刘义隆的部署看，这几路总指挥都是皇亲国戚，刘铄、刘诞都是他的儿子，刘义恭又是他的五弟。从这点看，刘义隆的猜忌心还是很重，统兵之权都交由皇室成员，对其他人不是很信任。
三路大军中，最为重要的是东路，刘义隆选择让“纸上谈兵”的王玄谟作为先锋，而非身经百战的沈庆之，大概是因为王玄谟对北伐热情极高，而沈庆之则是坚定的反战派，虽然刘义隆知道他在战场上要比王玄谟强，但忠诚和热情远比才能更重要。
但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选择！
刘义隆的作战意图很清楚，萧斌率领的东路兵团全力攻击碻磝和滑台，得手后与中路兵团实现对河南之敌的包围，形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这次北伐的起始阶段和第一次北伐极为相似，那便是刘宋军队所向披靡，萧斌率军刚刚到了碻磝，没想到北魏守军居然弃城而逃。萧斌和沈庆之于是留守这里，王玄谟则率军继续西进，进攻滑台。与此同时，中路军前锋刘康祖攻克长社(今河南长葛)，进逼虎牢关。西线的柳元景等越过熊耳山后进入关中。
面对宋军的咄咄攻势，拓跋焘显得并不着急，大臣们却坐不住了，纷纷建议派兵渡过黄河，挽救黄河沿岸存储的物资。拓跋焘说：“如今马匹尚未养肥，天气还炎热，现在反击必定无功。如果宋军一直向北挺进，我们暂且到阴山躲避一下，我们鲜卑人素来穿羊皮毛裤，要丝绸锦帛有什么用。等到了十月，我就不用担心了！”
这便是拓跋焘，他打仗始终有一个特色，那便是“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给人一种“大开大合”之感。这一次，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退至阴山。但刘义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雄心，“封狼居胥”只是口头上说说，真正的目标仅仅是想攻占河南，据黄河与北魏对峙。
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东路军攻克滑台，然后与中路军合围虎牢，进而占领洛阳，建立黄河防线，阻止北魏军队南进。
王玄谟对攻克滑台信心满满，和上次率军北伐的到彦之一样，刘义隆给他配备的是主力中的主力，武器装备也是优中选优，算得上是一支王牌军。王玄谟率军很快包围了滑台，当时正值盛夏七月，滑台城里有许多茅草屋，手下都劝王玄谟采用火攻，他却不同意，给出的理由是：“滑台早晚是我们的，哪里有焚烧自家财物的道理。”后来等明白过来，魏军早已将茅草屋拆得一干二净。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王先锋搞了一场“布匹换大梨”的闹剧。
黄河北岸的百姓看到宋军到来，心情很高兴，不仅给宋军送来了粮食，还有不少青壮年带着武器来投军，王玄谟将这些人收编到自己亲信将领手下，并给参军的每家赏赐一匹布。按说这是件好事，但王玄谟最大的能耐就是将好事办砸，他要求拿到布的人家必须奉上八百颗大梨。王玄谟为什么这样做，史书上没有说原因，但他如此荒唐的作为，使得当地百姓对宋军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王玄谟的队伍根本不是“王师”，而是“强盗”。
王玄谟的糟糕表现是一贯的，据史书记载，他不苟言笑，刻薄寡恩，说他“眉头未曾伸”，对手下非常严苛。在这一点上，他与宋军的另一位将领宗越齐名，当时流传一首歌谣：“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尤尚可，宗越更杀我。”就是说，宁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也不愿当王玄谟的部下。
让这样的人领兵打仗，焉能不败！
果不其然，王玄谟指挥军队对滑台连续围攻，却久攻不下，一直从夏天打到秋天。终于等到天气转凉，拓跋焘和他的北魏大军迎来了反击时刻。
拓跋焘依然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策略，他根本不理会西线的宋军，而将全部主力集中到东线。他先派小股部队突破宋军防线，进入滑台城内抚慰守军将士，并让他们登上滑台城楼，将宋军营寨的虚实画成图纸报回大营。
比王玄谟更早感受到敌情危急的是垣护之，他被王玄谟任命为先锋，率百余艘战舰进驻石济(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上)，这里距离滑台有一百二十里，因此更早得到了敌情信息。垣护之给王玄谟写信劝他不要顾及伤亡数字，务必在魏军主力到来前攻下滑台，但王玄谟不以为然，依然不紧不慢地围攻滑台。
留给王玄谟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北魏大军如潮水般涌来，王玄谟顿时傻了眼，毫无招架之功，只能仓皇跑路，一路上把物资装备丢得一干二净。魏军缴获的武器装备堆积如山，王玄谟成为了对方名副其实的“好帮手”。此战宋军被斩杀一万多人，其余的全部溃散，这一仗彻底把刘宋前锋部队打残了。
王玄谟只顾自己逃命，并没有通知百里之外的垣护之，等他得到消息，率战舰撤退时，发现魏军已经铁锁横江断了他的后路。面对危局，垣护之命令舰队顺流而下，利用迅急的水流闯关，每遇到铁锁，就命兵士用长柄大斧将其斩断，就这样一举冲出了封锁线后安全返回。
东线主帅萧斌听闻魏军进攻滑台，急令沈庆之率五千人去救援，沈庆之不干，他认为王玄谟久攻滑台不下，士卒疲惫不堪，敌人来势汹汹，如果仅带这点人马去增援，无异于肉包子打狗，但萧斌怕担责，执意让沈庆之率军救援。正当两人因为此事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王玄谟灰溜溜地跑回来了，萧斌下令将其关入监牢。
这下不用再争执，只能琢磨该如何收拾残局了。萧斌第一个想法便是杀掉败军之将王玄谟。沈庆之站出来为他求情：“拓跋焘威震天下，拥兵百万，王玄谟岂能抵挡！况且阵前杀战将只能削弱自己，并不足取。”
王玄谟被关入大牢后，自知难逃一死，夜里梦到有人对他说，只要背诵《观音经》一千遍就能逃过此劫，如今死马只能当活马医，王玄谟索性不睡了，闭着眼睛一遍遍默诵《观音经》，直到第二天他被推出处斩时，还在喃喃诵读。就在刽子手准备行刑时，突然传来了萧斌的命令，免除了王玄谟的杀头之罪。
王玄谟真的以为是佛祖显灵，他不知道的是真正的“佛祖”是沈庆之。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固守碻磝，还是另做打算？萧斌心里觉得城池难以守住，但又害怕被刘义隆追责，所以坚持留守。但沈庆之认为固守是死路一条，上次北伐朱修之固守滑台后城破当了俘虏。沈庆之拿这个说事：“我军深入敌境，为的是有所得，如今已经大败，岂能长久在此停留，况且山东防务空虚，如果敌人越过我们继续向东，则青州等地很难保全。”
萧斌犹豫不决，就在此时刘义隆的诏书到了，命令是——“坚守”。萧斌找沈庆之商议如何是好，沈庆之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前线的形势瞬息万变，已经和诏书发出时完全不同。将军帐下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瞎讨论什么呀！”
本来帐中的气氛很凝重，听到沈庆之说自己是“范增”，所有人不禁笑了起来。范增是项羽的“亚父”，有名的谋士，此人读书万卷，很有谋略，而沈庆之出身农家，从军后一直待在军营，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算是一个“大老粗”，所以他自比“范增”，让人觉得他过于抬高自己。萧斌不由笑道：“沈先生您可真有学问！”沈庆之听出了其中的讥讽味道，勃然变色道：“在座各位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不如我用耳用心去学。”
玩笑归玩笑，萧斌冷静下来觉得沈庆之言之有理，碻磝现在是孤城一座，很难抵御北魏大军的进攻，即使勉强能守得住，魏军若越城而过，占据青州等地区，也是得不偿失。就在这时，幸免被杀的王玄谟决心戴罪立功，主动要求率军坚守碻磝。这样萧斌算是解了套，他满足了王玄谟的心愿，同时命令申坦、垣护之驻守清口，自己和沈庆之率领大军撤回历城。
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东路军接连受挫时，西路军却异常顺利，捷报频传，柳元景、庞法起率军攻入潼关，到了宋文帝刘义隆老爸刘裕当年北伐构筑的营垒，关中的百姓纷纷响应，形势一片大好。
但拓跋焘自有他的大气魄，他置关中于不顾，而是聚焦东线，五路并进，全力向南。永昌王拓跋仁率八万大军自洛阳向寿阳(今安徽寿县)攻击前进，尚书长孙直率军直扑马头，楚王拓跋建攻打钟离(今安徽凤阳)，高凉王拓跋那从青州进攻下邳(今江苏邳州)，拓跋焘则亲率大军向邹山(今山东邹城)扑来。
拓跋焘的意图很明显，便是围歼彭城的江夏王刘义恭、武陵王刘骏所部，端掉北伐军的大本营，然后挥师北上，消灭退到历城一带的萧斌军队。
刘义隆似乎看清了拓跋焘的战略，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他不得不将进攻改为防御，下令让已经进入潼关的柳元景等部撤回襄阳，又命准备北上进攻虎牢的刘诞率军返回，以强化寿阳地区的防务。
但是这道命令下得有些太晚了。
恶战首先在中路打响，永昌王拓跋仁率大军从虎牢南下，连克悬瓠、项城，向刘康祖所部追击而来，在尉武(今安徽寿县西北)追上了宋军，双方的人数对比相差十倍，八千对八万，而且是步兵对骑兵，刘康祖陷入了绝境。
但刘康祖不认怂，他原本就是将门之后，膂力惊人，武艺出众，他的部将胡盛之建议军队依托山林地形从小路撤回寿阳，但被刘康祖断然拒绝。他有些生气地说道：“我受命北伐，清荡河洛，兵临黄河求战，不见一兵一卒，深以为恨事，幸其自来送死，奈何避之！”这话充满一股豪气，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刘康祖如此有信心，大概是觉得尉武距离寿阳只有十里地的距离，驻守寿阳的南平王刘铄一定会派兵援救，内外夹击魏军，应该会有胜机。
但他高估南平王刘铄了，自始至终这位王爷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救援近在咫尺的刘康祖，由此第二次北伐中最惨烈的一场血战在尉武上演。
宋军结车为阵，奋勇向前，刘康祖给全体将士下达命令：“敢回头看的，斩首！敢往后退的，砍脚！”八万魏军发动了潮水般的进攻，宋军以一当十，大战了一天一夜，魏军不仅难以占据上风，而且死伤惨重。拓跋仁见状改变战法，将部队一分为三，一队休整，两队进攻，采用车轮战术打消耗战，反正他有的是人。
关键时刻，刘康祖被一颗流矢射穿脖颈，坠马而死。宋军看到自己的主将战死，无心再战，各自逃命，但哪里能逃得掉，八千人大部分被杀，只侥幸逃出数十人。
尉武之战后，拓跋仁兵临寿阳，将刘康祖的人头送入城内，然后令兵士挑着被杀宋军的人头绕城示威，接着将这些人头堆积在寿阳城西，竟然和城墙一样高。胆小如鼠的刘铄此时更是胆战心惊，下令将寿阳外城内的民居全部焚烧，固守不战。
魏军在中路节节胜利的同时，东线的拓跋焘率大军到达彭城城下。彭城是军事要冲，自古以来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所以刘义隆多次写信给江夏王刘义恭，让他务必守住彭城。
面对拓跋焘的大军，这位江夏王早已将皇帝哥哥的嘱托抛在九霄云外，他首先想到的是跑路逃命。但对于到底跑向何处，他的手下有两种意见，有人建议向东逃到郁州(今江苏连云港)，从海路回建康；由历城返回彭城的沈庆之建议用箱子和战车组成车阵，以精锐部队担任外翼，护送江夏王刘义恭和武陵王刘骏及其王妃、公主，一路北上到历城，投奔萧斌军队。
两边都觉得自己的意见最为稳妥，刘义恭一时不知该听谁的好。这时，刘骏的手下长史张畅站出来说：“不行！统统都不行！”他分析道，“如果历城或郁州都能顺利到达，那再好不过，但现在的情况是城内军粮匮乏，百姓早有逃亡之心，只不过因为城门关闭无法出去。大军一旦出城，定会一哄而散，各自逃命，根本就无法安全抵达郁州或历城。现在军粮虽然不多，尚可以坚持，岂可舍万安之计而就危亡之道。”他进而表示如果刘义恭决心跑路，他将用自己脖子上的鲜血沾染江夏王的马蹄，摆出了一副大义凛然、以死相谏的样子。
听了张畅的慷慨陈词，刘义恭更加犹豫。对他来讲，上策莫过于走海路回到建康，北上历城也算是一种选择，毕竟萧斌军队驻防在那里。但仔细想想，张畅说得也有道理，凭现在的实力，估计走不到郁州或历城，就会被北魏军队包围，到时下场会极为惨烈。
就在刘义恭打不定主意的时候，城内另外一个王爷武陵王刘骏说道：“既然叔父是全军的统帅，是去是留，我不敢勉强，但我身为彭城守将，弃城而逃，实在无颜面对皇上，我决心与此城共存亡。”
刘骏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他心里想，父皇曾经要求我死守彭城，自己曾拍着胸脯表示要与彭城共存亡，如果弃城而去，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况且出城之后，吉凶难测，如果真如张畅所言，还不如留在彭城，拼死抵抗尚有一线生机。刘义恭看到刘骏如此坚决，也就不再考虑逃跑的事宜了。
还真给张畅说中了。
拓跋焘率大军来到彭城城下，说来也怪，他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先派人向守军索要甘蔗和美酒，以此为引子，一场精彩的外交争锋在彭城上演了。
刘骏对拓跋焘的要求并没有拒绝，而是说：“给他美酒两器，甘蔗百杆，听闻北方有骆驼，可遣人送来。”拓跋焘表现得也很大方，派尚书李孝伯带着骆驼、貂裘、骡子来到彭城小南门送货。
这哪里像打仗，倒像是进行贸易。
刘骏派张畅与李孝伯进行接洽，两人在彭城南门外开始了一番唇枪舌战。李孝伯说：“魏主想与安北将军(刘骏)相见，安北将军可以暂且出城，我们不会攻城，何苦让将士们在城头劳累。驴、骡、骆驼，北国所出，如今送来。”张畅说：“二位王爷也愿意和魏主相见，但是作为本朝臣子，人臣无境外之交，因此，不能与魏主城下见面。加强城防是为了以防万一，士兵们心悦诚服，劳而无怨。”
就这样，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魏书》《宋书》对这番城下论战记述不一，都站在各自立场，觉得己方取得了优胜。倒是李孝伯和张畅两人，聊久了居然聊出惺惺相惜之情，张畅将要回城时，李孝伯说道：“长史多多保重，与我相距数步，恨不执手。”张畅对李孝伯说：“君善之爱，天下不久定会太平，君若能回到刘宋朝，今日为相识之时。”
两边舌战基本打成平手，只能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拓跋焘一声令下，北魏大军对彭城发起了猛攻。面对魏军潮水般的进攻，宋军拼死抵抗，魏军迟迟无法得手。正当宋军在夜里整军备战，等待第二天魏军更为疯狂的进攻时，天一亮，他们突然发现，几十万魏军在一夜间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北魏大军是知难而退了吗？非也，这正是拓跋焘的战术，他此次反击的策略非常明确，攻得下就攻，攻不下就走，绝不为了一城一池而过多消耗有生力量，在彭城遭遇到宋军顽强抵抗后，拓跋焘很快便改了主意，放弃进攻彭城，统兵继续南下，目标直指刘宋的都城建康。
拓跋焘统率的是骑兵，攻城不是强项，他们只讲究一个字——快！
拓跋焘下令三路大军齐头并进，由高凉王拓跋那进攻山阳(今江苏淮安)，拓跋焘率中军主力直扑盱眙(今江苏盱眙)，拓跋仁率军离开寿阳南下，直扑横江(今安徽和县)，魏军采用的策略是“就地取粮”，沿途烧杀抢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淮水本来是第一道天险，但没想到，拓跋焘的第四子燕王拓跋谭制造了数千只木筏，偷偷从上游渡过了淮河，然后向守淮的宋军发起突然袭击。宋军惊慌失措，大败而退，守将臧质见势不妙，带着残兵逃进了盱眙。
拓跋焘继续着他的一贯作风，尝试攻击了一下盱眙城，结果没能攻克，索性放弃攻城，继续向南前进，很快便带着大军进抵瓜步山(今南京市六合区东南)。拓跋焘由此成为西晋败亡后，第一个饮马长江的北方政权皇帝。
现在轮到刘义隆惶恐了，他打死也没有想到，北伐会变成这个样子，不仅没有收复失地，反而让魏军打到了家门口，此时建康城里人心惶惶，不少人收拾好细软和行李，等魏军一旦开始渡江，便跑路走人。
百姓能跑，刘义隆却跑不得，他能做的便是动员全部力量，拼死守住长江防线。为此，首先，他宣布了戒严令，征召建康附近的青壮年全部入伍，包括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王公大臣的子弟；其次，他重新部署长江防线，把能调回的兵马全部调回，让太子刘劭坐镇石头城，统一指挥水军。
相对于拓跋焘风一般的骑兵，刘宋王朝最大的王牌便是水军，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到暨阳(今江苏江阴)，长江上战舰密布，刘义隆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拓跋焘，没有水军不要轻举妄动。为了确保建康防御战取得胜利，刘义隆还使出了阴招，他知道鲜卑人好酒，于是便派人潜入江北，在一些村庄放置毒酒，想造成魏军非战斗减员。
忧心忡忡的刘义隆登上石头城，望着江对岸黑压压的魏军，心里生出悔意。他对身边的江湛说：“北伐之事赞同的人少，今百姓劳累怨恨，不能不心生惭愧。为大家带来灾祸，这是我的过错。”接着说道，“檀道济如果还活着，岂能让胡马来到这里！”
早干嘛去了？
拓跋焘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作秀，面对滔滔江水，他根本无计可施，况且身后是一个个尚未攻克的城池，魏军表面上看不可一世，实际上已经身陷死地，况且自出征以来，转战四五千里，人困马乏。更要命的是，宋人坚壁清野，对打仗从来不带干粮的魏军来说，随时有断粮的危险。拓跋焘对此心知肚明，他觉得这一次出征也只能到此为止，当前最好的结局就是能安全撤退。
拓跋焘采用的策略是以威逼和，一方面在瓜步山举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持续给对岸的刘义隆施压；另一方面，派出使者带着礼物渡江去讲和，并提出两国结亲的要求。
这正是刘义隆求之不得的。
于是，刘义隆也派使者田奇给拓跋焘送去各种美味，拓跋焘抓起其中的黄柑就吃，并且痛饮送来的酃酒，左右怀疑食物中有毒，低声提醒拓跋焘小心为好，他却不管不顾，猛吃猛喝一番后把自己的孙子拓跋濬叫到身边，然后对田奇说：“我远来自此，不是为了建功立业，只想为着孙子结亲，继续我们两国的和好关系，宋国如果能答应将公主嫁给我这个孙子，我也愿意将女儿嫁给武陵王刘骏，自此以后，一匹马也不会南下。”
皮球又踢回到刘义隆这里，这门亲事到底该不该结呢？他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于是召集太子刘劭和群臣商议。朝堂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江湛等人反对结亲，他认为鲜卑人是蛮夷，素来不讲仁义和亲情，答应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而太子刘劭力主联姻，他本来就反对北伐，现在看到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实在忍无可忍，怒斥江湛道：“如今三位王爷都深陷困境，岂容你又提反对意见！”他继而对自己的父皇说，“北伐之败，自取其辱，只有斩杀江湛和徐湛之，方可向天下人谢罪。”刘义隆并不同意，他说：“北伐本来是我的主意，江湛和徐湛之只不过没有提异议罢了。”
争来争去，搞得刘义隆拿不定主意，不结亲怕拓跋焘发飙，如果同意则是在屈辱之上再增屈辱。他想来想去，准备故伎重演，那便是“拖”，不说同意也不说拒绝。
拓跋焘一看结亲无望，虽然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越拖下去对自己越不利，于是在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初一，拓跋焘在瓜步山大宴群臣，对他们加官晋爵后，令部队举起烽火，焚烧房舍，劫掠百姓，向北撤退。
让拓跋焘始料未及的是，在撤兵路上他遇到了此次北伐最大的挫折，途径盱眙时，他向守将臧质索要好酒，臧质却封了一坛屎尿送过去。这下彻底激怒了拓跋焘，他下令猛攻盱眙城，但足足围攻了三十天，尸体堆积与城墙一般高，盱眙城岿然不动，死伤惨重的魏军只好选择撤围。
盱眙城下的失败，使得拓跋焘更加恼怒，他将这份情绪发泄到了撤军路上，魏军一路屠杀，十万户刘宋百姓，生还者不足万分之一，壮丁被魏军一律杀死，年幼的被掳掠为奴，千里之内不再有鸡鸣犬吠之声，千村万户全部夷为平地。
从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魏军之残暴，破坏之严重：“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就是说，春天飞回的燕子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巢，只能构筑新巢，一条树枝上竟然筑了十几个鸟巢，春雨一过，鸟巢压断树枝，掉到了地上。
宋军截击魏军的最后机会是在彭城，魏军路过这里时，城里的诸将纷纷请战，有人向刘义恭建议说：“敌人驱赶一万多百姓，傍晚将在城外数十里的地方宿营，如果派兵出击，有可能将百姓救回。”被吓破了胆的刘义恭一律不从，直到宋文帝命令彭城守军截击魏军的诏书到了，他才派出小股部队出城装了装样子。
刘义隆的这次北伐，可以用彻底失败来概括，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话说就是：“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就是说，“元嘉之治”就此画上了句号，刘宋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南强北弱的局面得以逆转。
痛定思痛，刘义隆从心底开始反思，当年他父亲北伐摧枯拉朽，将北边两个王朝的国君信手牵来，押到建康闹市砍头，而自己远没有父亲那般远大的抱负，只想收复黄河故地，怎么就如此艰难呢？
刘义隆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军不行，而是敌人太强大。”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他老爸当年面对的是内部纷争不断、支离破碎的后秦，而他面对的则是已经统一北方的北魏。但这只是一个客观理由，即使北魏实力强大，经历了“元嘉之治”的刘宋，将仗打成这个样子，是无论如何也交代不过去的。
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一是，宋文帝刘义隆比他老爸刘裕差太多，刘裕身经百战，堪称一代战神，每次出征都是身先士卒，而刘义隆生于深宫，根本就没有什么作战经验，水平不行还不敢御驾亲征，只能在建康遥控指挥，而北魏皇帝拓跋焘亲率大军，要知道，皇帝是否御驾亲征，直接决定着士气的高低。二是，刘义隆手下的将领比刘裕的手下差太多，当年刘裕手下猛将云集，随便拉出一个都能独当一面，到了刘义隆当政时，最善战的檀道济惨遭冤杀，手下能打的将领屈指可数，只能依靠“大忽悠”王玄谟这样的人，可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前锋”。三是，刘义隆的瞎指挥，他喜欢在建康城对着地图遥控指挥大小作战，殊不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建康离前线距离一千多公里，马匹往返需要数天，接到皇帝的作战命令，往往已经过时，前线的将领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除了沈庆之等人外，大部分将领因为害怕事后追责，只能硬着头皮按照刘义隆的部署作战，这样焉能不败。四是，作战部署存在重大问题，刘义隆的部署是东西两路比较强，而中路偏弱，这样一来，一旦魏军从中路突破，就将宋军东西两路遥遥分割，根本起不到协同作战的作用。
归根到底，这次北伐是错上加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满盘皆输。
面对魏军造成的满目疮痍，刘义隆不得不收拾残局，一方面他继续交好北魏，防止魏军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他采取措施抓紧医治战争的创伤。
但这样平静的局面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四十六岁的刘义隆又一次提出了北伐的议题，他如此不记打，是因为死对头拓跋焘在这一年被太监宗爱所杀。消息传来，刘义隆的脑海中
只有两个字——复仇，他想趁北魏政局动荡再次北伐，以雪前耻。
当刘义隆把自己想法抛给群臣后，得到的回应是一片沉默，上次北伐就出兵与否大臣们分为争锋相对的两派，这次却都不站出来说话，这是因为，上次表现极为积极的江湛、徐湛之等人，被严重打脸，自然不敢站出说话。而上次反战的太子刘劭，因为自己出现不少过失引起了刘义隆的不满，这次也不敢出来公开反对。
既然没有人帮着拿主意，刘义隆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办。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宋文帝刘义隆正式下诏向北魏宣战，开始了第三次北伐。刚刚遭遇大败，这次出兵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规模要比两年前的那次小得多。就打仗而言，刘义隆实在是个外行，作战部署没有太大长进，依然是东中西三路，依然没有重用沈庆之，依然还是胡乱用人。
东路军的先锋叫张永，此人是上次与李孝伯在彭城舌战的张畅的堂兄，是个全能型人才，既会写文章，又擅长隶书，通晓音律、杂艺，他所用的纸墨都是自己制作的。刘义隆每当收到张永上奏的奏章，都喜欢得不得了，经常拿在手中把玩欣赏，感叹宫里的东西无法与之相比。遗憾的是，张永啥都会，但有一样不会，那便是打仗。刘义隆却把他任命为此次北伐最重要的东路军的前锋，显然还是在乱弹琴。
隔行如隔山，张永统率军队围攻碻磝，连续进攻了十八天，居然还攻不下，反倒是魏军通过挖地道出城，纵火烧毁了宋军营垒和攻城器具，破坏了宋军进攻的通道。从未上过战场的张永吓得魂飞魄散，他没有向其他将领通报，擅自率领本部人马撤退，这样做极大动摇了宋军的军心，其他部队也跟着撤退。
东路军统帅萧思话见状，赶紧派兵增援，但为时已晚。宋军主力只能后撤，萧思话下令将张永关进监狱，然后退兵回到历城。
东路无果，西路遭到惨败，只有中路有所斩获，但已无关大局，刘义隆的第三次北伐也就这样草草收场。
事不过三，刘义隆的三次北伐均告失败，事实证明，他的才智、勇气和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他的北伐大业，用一个成语来形容，那便是“志大才疏”。七百多年后，大诗人辛弃疾写出了千古名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算得上是刘义隆三次北伐失败最为真实的写照。
三次北伐将宋文帝刘义隆搞得灰头土脸，原本心情沮丧的他，遇到了更让自己感到震怒的事情，那便是有人告发太子刘劭和二子始兴王刘濬联合起来，让女巫运用巫蛊之术，诅咒自己早死。
太子刘劭是皇后袁齐妫所生，正宗嫡子，他的官方出生日子为元嘉三年(426年)闰正月初六，实际上应该更早些，因为他出生时，刘义隆尚在服丧期，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而是等服丧期届满才公布这一喜讯。
史书记载，这位太子从小便显出异样，《宋书》里说袁皇后生下这个皇子后，仔细端详便觉得不祥，派人对刘义隆说：“这个孩子相貌异常，肯定会破国亡家，不可让他活下来。”想要将这个婴儿溺死，刘义隆听闻赶忙制止，这才让刘劭活了下来。
这个记载可信度不高，一个母亲怎么可能仅仅因为长相就将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杀掉呢？这或许是为了突出袁皇后的先知先觉，也为了映衬刘劭后来的残忍寡恩。
刘义隆起初为他起名为刘卲，但此字分开看，是召、刀二字，刘义隆觉得不吉利，便给他改名为刘劭。
尽管围绕刘劭的出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但刘劭从小的表现很不错，他好读史书，骑射娴熟。刘义隆很喜欢他，在他六岁时，便将他册封为太子。元嘉十五年(438年)，刘劭成亲，正式迁入东宫。刘义隆一心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对他的要求从不拒绝，当时东宫的兵力与皇家禁卫军相当，刘义隆觉得还不够，又增加了东宫的守卫力量，以至于东宫拥有甲兵万人。
太子刘劭和二弟刘濬的关系起初并不好，甚至相当恶劣，这是因为他们的母亲。
刘劭的生母是袁皇后，而刘濬的母亲是潘淑妃。潘淑妃出身贫微，在史书上甚至找不到她的真实名字，只是记载她以美色被选入宫中，起初她和众多宫中女子一样，根本见不到皇帝的面。不过，刘义隆有一个爱好，便是驾着羊车在宫里四处行走来决定临幸哪位女子，这应该是拜师于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这种怪癖被称为“羊车望幸”。
潘淑妃虽然出身一般，但想必读过史书，她向当年西晋后宫中的女子学习，在自己的门前撒上盐水，羊对盐很敏感，为了舔舐盐渍，刘义隆的羊车乖乖地停到了潘淑妃的门前，刘义隆以为这是天意，又见到潘淑妃美若天仙，便开始宠幸她，潘淑妃使出浑身解数，深深迷住了刘义隆，几乎达到了独宠的地步。刘义隆为此感叹道：“羊到了你这里都徘徊不前，何况人呢？”
宋文帝刘义隆很节俭，甚至有些抠门。皇后袁齐妫的娘家也不太富裕，她经常向皇帝求一些钱财接济娘家，刘义隆每次只给三万或五万钱，多了一分都不给。刘义隆对潘淑妃却很大方，只要她提出要求，刘义隆二话不说全部满足。
袁皇后听到这个消息，起初并不相信，觉得自己和刘义隆夫妻感情很好，他不会如此厚此薄彼，为了试探虚实，袁皇后让潘淑妃帮忙向宋文帝求取三十万钱，没想到不到一天，三十万钱便批了下来。
这让皇后袁齐妫崩溃了！
伤心透顶的袁皇后选择了“冷战”，从此称病不见刘义隆。刘义隆每次入宫，她都跑到别的地方躲避，和自己的皇帝老公玩起了“捉迷藏”，不仅拒见刘义隆，除太子刘劭外，其他人一概不见，很快便忧郁成病。
元嘉十七年(440年)，袁齐妫病危，宋文帝刘义隆想起两人的昔日情感，拉着她的手泪流满面，表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一切都可以满足。袁皇后凝视了刘义隆许久，一句话也没有说，拉上被子蒙住脸庞，不久后便去世了。她用生命最后的沉默，示意至死也不能原谅刘义隆。
刘义隆对袁皇后的死很是哀痛，他让“大笔杆子”颜延之撰写哀悼的策文，这篇悼文写得委婉动人，文辞华丽：“兰殿长阴，椒涂弛卫……霜夜流唱，晓月升魄……嗷嗷储嗣，哀哀列辟。洒零玉墀，雨泗丹掖……呜呼哀哉！南背国门，北首山园。仆人案节，服马顾辕。遥酸紫盖，眇泣素轩……邑野沦蔼，戎夏悲讙。来芳可述，往驾弗援。呜呼哀哉！”
太子刘劭把母亲的死完全归罪于潘淑妃，在他看来，这个女人就是害死母后的“狐狸精”，由母及子，刘劭对潘淑妃的儿子刘濬自然也很厌恶。
那为何刘劭和刘濬走到一起，合起伙来诅咒自己的父皇呢？
这是因为刘濬的主动作为，他知道自己成为了太子的“眼中钉”。太子是储君，如果将来刘劭继承大位，自己的结局如何，他心里像明镜一样，于是他放低身段，拼命巴结刘劭，在刘濬的糖衣炮弹和甜言蜜语前，刘劭渐渐打消了对他的敌意，两人的关系急剧升温。
按说刘义隆对这兄弟俩都不错，为何他们要让父皇早死呢？
这涉及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很微妙的关系，那便是皇帝与太子的关系。太子虽然贵为储君，角色却很尴尬，也很难做，既不能表现得很无能，也不能表现得过于聪明，既要培育自己的势力，但又不能引起皇帝的猜忌，尺寸拿捏得需要恰恰好。
刘劭六岁就被立为太子，转眼已经到了三十多岁，父皇刘义隆虽然有段时间身体不好，甚至到了病危程度，但缓过劲儿后，身子骨显得越来越硬朗，看上去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自己接班。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父亲在北伐的问题上意见不同，并和父亲身边的红人江湛、徐湛之等搞得很不愉快，甚至有些水火不容。而且他的弟弟们一天天都在长大，父皇刘义隆对其中的几个皇子甚为宠爱，这一切都让刘劭焦虑不已，他担心自己能否最终顺利登上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
就在刘劭陷入忧虑之际，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女巫，此人叫严道育，她学了一门秘门左道，自称可以通灵，能驱使鬼物。刘劭亲姐姐东阳公主有个婢女叫王鹦鹉，她和严道育相识并来往密切，她对东阳公主说：“严道育通灵，有异术。”公主对此很感兴趣，不过当时巫术在宫中被禁止，东阳公主借口严道育有一手养蚕的好技术将她召入公主府。
严道育入府后，小试牛刀便让公主服服帖帖。她对公主说：“神灵有吉祥之物赐予公主！”当天晚上，东阳公主躺在床上时，只见一束荧光从外而入射到一个箱子，打开箱子一看，竟是一双闪着光泽的青色宝珠。
这也太神了！
东阳公主无意中将这段神奇之事讲给了刘劭，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刘劭顿时觉得找到了依靠，他和刘濬求严道育将一些不愿意让父皇知道的事情隐瞒过去。严道育对此拍着胸脯满口答应。二人大喜，尊称这位女巫婆为人师。
形势的变化让刘劭的危机感甚重，由于和严道育已经很熟稔，他居然想到了巫蛊之术，刘劭私下与刘濬、严道育、王鹦鹉合谋，用玉石做成他老爸刘义隆的模样，派公主府的家奴陈天兴送给宫中的内应太监庆国，把这个玉像埋到了宋文帝刘义隆的寝宫含章殿前。
刘劭觉得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纸里哪能包得住火，问题就出在了陈天兴和王鹦鹉身上。陈天兴本来是江夏王刘义恭府上的家奴，生得一副好模样，结果被王鹦鹉看上了，她想方设法将他从江夏王府弄到了东阳公主府，对外宣称是将其收为养子，实际上两个暗自偷情，宛若夫妻一般。
陈天兴由此成为刘劭圈里的人，他圆满地完成了刘劭交给他的任务。感恩图报，刘劭破格将他提拔为东宫卫队队长。不久后，东阳公主去世，按照当时的规矩，作为公主婢女的王鹦鹉应该下嫁，刘劭害怕王鹦鹉随便嫁个人家走漏风声，于是将她嫁给了刘濬的心腹沈怀远。
东宫卫队将领的变化引起了宋文帝刘义隆的注意。他派人责问刘劭道：“听临贺公主说南第(东阳公主府在西掖门外，因此称为南第)有个下人要出嫁，又听闻这个下人养别人的奴才为子，而你却将此人提拔为卫队队长，为何提拔得如此迅速？最近的队长、副队长都是奴才出身吗？那个下人嫁到哪里了？”
这一连串的问句问得刘劭胆战心惊，刘义隆固然英明，但刘劭也太不注重细节了，在刘宋王朝奴才不能为官，何况陈天兴还是个婢女的义子。刘劭只能编瞎话搪塞父皇，他表示陈天兴能在东宫卫队担任职务，是因为东阳公主生前的嘱托，那个要嫁人的下人王鹦鹉尚未找到婆家。
这谎越扯越大，为了不让刘义隆发现真相，刘劭赶忙写信给刘濬，让他不能承认王鹦鹉嫁给了沈怀远。刘濬接到信后，建议索性不如把陈天兴杀掉灭口，而王鹦鹉嫁给沈怀远后，也害怕她和陈天兴过去的奸情暴露，也主张杀掉陈天兴。刘劭于是按照两人的建议，派人秘密杀掉了陈天兴。
陈天兴的死，让一个人坐立不安，那便是太监庆国，正是他和陈天兴将巫蛊之物埋在了宫中。他敏感地意识到刘劭已经开始杀人灭口，陈天兴死后，下一个恐怕就要轮到他了。他不愿意坐以待毙，思来想去决定向宋文帝刘义隆自首，以换取一条生路。
刘义隆听到庆国的供述后，极为震惊，立即派人逮捕王鹦鹉，在她家中搜出了刘劭、刘濬的亲笔信，又挖出了埋在含章殿前的玉石雕像。刘义隆随即下令逮捕严道育，不过这位“半仙”或许早已测得凶吉，提前拍屁股跑了。
刘劭、刘濬到这个时候再也无法抵赖，只能低头认罪。刘义隆对太子刘劭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心里或许还有些准备，但万没想到刘濬也参与其中。他对潘淑妃说：“太子想要富贵，这还说得通，但虎头(刘濬的小名)竟然也这样做，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你们母子二人岂能一日没有我？”话里话外隐含这样的意思，潘淑妃和刘濬能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罩着，没想到刘濬如此不明事理，不懂感恩。
该如何处置这两个儿子呢？刘义隆虽然气了个半死，最后还是决定放过二人。他如此仁慈，除了父子感情外，更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多年以来，他费尽心思构筑了一个以太子刘劭为核心的权力圈子，来对抗和制衡宗室各王和高门大族势力，如今要毁掉这个权力体系，恐怕会生出其他祸端来。
更关键的是，把太子刘劭和始兴王刘濬废黜，刘义隆不知道该立哪个皇子为太子，剩下的皇子没有几个成器的，他能看上眼的只有四子刘铄、六子刘诞、七子刘宏三人，但觉得似乎他们也都比不上刘劭和刘濬。他还考虑到两个皇子的母亲，刘义隆对刘劭母亲袁皇后有深深的愧疚，如果杀掉刘劭，他觉得更加对不起袁皇后，而刘濬的母亲潘淑妃更是刘义隆最心爱的女人，爱屋及乌，他也无法下定决心除掉刘濬。
刘义隆希望自己的宽大仁慈，能让两个儿子改邪归正，使一度陷入混乱的朝局迅速恢复平静，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两个儿子不仅不思悔改，反而他的宽容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就在刘义隆选择息事宁人，整个局面逐渐恢复风平浪静时，突然又发生巨大的波澜，还是因为那个“半仙”严道育。
这个神婆看上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她暗地里一直与刘劭、刘濬保持着联系，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刘义隆任命刘濬为荆州刺史。在上任前，他从外地入朝拜见父皇，这次进京便秘密带着严道育。刘濬把她安排进了刘劭的东宫，刘劭害怕出事，将她藏在了京口平民张旰的家中。
这时，有人向刘义隆告发说京口张旰家有一个尼姑经常出入，而且有时还到征北将军刘濬府中，怀疑是朝廷通缉捉拿的严道育。刘义隆原以为刘劭、刘濬已经与严道育彻底断绝联系，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半信半疑，派人去京口抓捕张旰。虽然严道育又一次成功逃脱，但抓到了她的两个婢女，二人供认严道育与刘濬一起回到了京师。
刘义隆的内心再一次被点爆，他本以为宽仁能换得二人浪子回头，但没想到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没有感恩图报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刘义隆这次决定痛下决心，准备废黜太子刘劭，杀掉始兴王刘濬。为此他召来侍中王僧绰来商议，并让王僧绰将汉魏以来废黜太子、诸王的典故搜集整理出来，接着又将这个议题抛给了尚书仆射徐湛之和吏部尚书江湛，让他们琢磨将谁立为新太子。
这件事情如果设立密级的话，应属“绝密”，在没有正式实施前，除了核心圈子外，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但刘义隆自己却成为了第一个泄密者，他将计划告诉了心爱的潘淑妃，没想到这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潘淑妃听后大惊，她赶忙把刘濬召来，拉着自己儿子的手痛哭道：“上次你参与巫蛊之事，我还寄希望于你能改过自新，哪想你居然还敢把严道育藏起来。皇上对你失望至极，以至于我磕头求情，也难平皇上的愤怒，现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把毒药拿来，我先死在你的面前，实在不忍心看到你闯下弥天大祸，弄得身败名裂！”潘淑妃的苦言相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刘濬毫不领情，愤愤地说道：“天下之事靠自己决断，您放宽心，不会连累您！”
刘濬立即将这件事告诉刘劭，刘劭觉得除了发动政变，别无他路。于是，他们开始积极筹划，刘劭每天都设宴款待东宫卫士，有时还放下架子，亲自给大家敬酒，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取得成功最为可靠的力量，必须要让他们从心底效忠自己。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熟稔帝王之术的刘义隆却忽略了这一点，关键时刻他没有立即出手，给出的理由是，严道育的两个婢女尚未押送到京，严道育也没有抓获。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最重要的原因是下一步立谁为太子还没有商量好。
如果废掉刘劭，杀了刘濬，第三子武陵王刘骏是当仁不让的人选。但遗憾的是，刘义隆非常不喜欢这个儿子，从刘骏十四岁起，他就让刘骏出镇外地，同时让他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妃子路惠男跟着刘骏。皇妃不陪在皇帝身边，而是跟着儿子出镇地方，这在古代王朝着实不多见，这说明刘义隆既不喜欢刘骏，也不待见路惠男，所以在他的盘算中，刘骏首先便被排除在外。
刘义隆看上的是第七子刘宏，这个儿子自幼丧母，爱好读书，性情淡泊，刘义隆很喜欢他。看到皇上首先破坏了立长的规矩，心腹大臣江湛和徐湛之都推出了各自的建议人选，江湛推荐的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第四子刘铄，徐湛之则主张立第六子刘诞，这两位之所以如此积极，并非想为皇上排忧解难，而是从私心出发，因为刘铄的王妃是江湛的妹妹，而刘诞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女儿。
刘义隆一时拿不定主意，更要命的事，他没有当机立断废黜刘劭的太子之位并解除东宫的武装，或许他觉得废和立必须同时进行，但原本这完全是可以分开的事情。就这样，宋文帝刘义隆一步步丧失了自救的机会。
有一个人看出了其中的危险，便是王僧绰，他是东阳公主刘英娥的老公，换句话说是刘义隆的乘龙快婿。刘义隆见江、徐二人争执不下，对王僧绰发牢骚说：“他们各为自己利益算计，根本不能与国家同甘共苦。”王僧绰道：“立储之事，全由圣上做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做这种事，要做就要快，应以大义为重，割舍骨肉亲情。如果做不到，就该对太子像过去那样坦诚相待，不要再猜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能坐等灾难发生，让后世的人们取笑。”刘义隆对此答道：“卿可谓能办大事，但此事重大，不可不三思而行，况且庶人(指彭城王刘义康)刚死，如果再这样做，天下人会说我没有慈爱之道。”王僧绰看到他依然执迷不悟，说道：“臣恐千载之后，人们会说，陛下只会制裁弟弟，不能制裁儿子。”听完此话，刘义隆陷入了沉默。
如王僧绰所言，这种事，要做就应当机立断，对刘劭、刘濬痛下狠手，要不做就回到过去，重拾与刘劭的父子之情。刘义隆觉得回到过去已无可能，再往前走一步也很困难，只能在原地踏步。
正在几人商议之时，刘铄从寿阳入朝，这位皇子或许听到了什么风声，显得傲气十足，这让刘义隆大感失望，将其排除在候选人之外，江湛也就失去了商议的资格。从此，刘义隆与徐湛之开始夜以继日地密谈，为了防止泄密，刘义隆屏退左右，就这样还不放心，夜深人静时常常让徐湛之拿着蜡烛，四处查看是否有人窃听。
刘义隆这样做，简直就是掩耳盗铃，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潘淑妃，也相当于告诉了刘劭和刘濬。
刘劭觉得不能再等了，自己的老爸在加快节奏，严道育的两个婢女很快就要押解到京，她们到京之日，应该就是自己罹难之时。由此他伪造了一份宋文帝给自己的诏书，称有人谋反，让太子在凌晨时率军入宫，驻守宫门。
刘劭令手下张超之等人集合平时豢养的亲兵两千多人整装待发。当天夜里，他派人召来了右军长史萧斌、太子左卫率袁淑、中书舍人殷仲秦、左积弩将军王正见。见到这四位后，刘劭痛哭流涕道：“皇上听信谗言，将要废黜我，但我自感并无过错，不能受冤屈。明天一早，我将行大事，希望大家同心协力。”说罢起身向每个人下拜。
这四位吓得够呛，敢情太子叫他们来，是要谋逆篡位，他们一时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久，萧斌、袁淑站出来齐声说道：“自古无此事，还请太子三思。”刘劭哪里还用得着三思，他早已千思、万思，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事到如此，不干也得干。听到两人所言，他很不满意，脸色大变，横眉立目，萧斌害怕被杀，立即转向：“下官昔日侍奉大王，常思为大王效命，危难之时，愿意竭尽全力，听从大王指挥。”袁淑虽然不同意，但也不敢直接反对，他给刘劭找了个台阶：“你们以为殿下真要这样做？殿下小时候曾经得过疯病，大概是病又发作了。”
刘劭早已铁了心，根本不领情，斜着眼睛问袁淑道：“我的大事能不能成功？”袁淑答道：“居不疑之地，何坚不克！只怕做成之后，不为天地所容，大祸随之而来。真有此谋，现在息事还不晚。”意思是说，你在暗处，皇上在明处，应该能成功，只是事成之后，大祸便会降临，假使真有这个想法，现在收回还来得及。刘劭的脸色更难看，左右急忙把袁淑拉到殿外，劝他说：“这是何等事，怎么能中途停下？”
在刘劭看来，袁淑太理想化了，如今不成功便成仁，根本没有其他路可选，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关太子之位，而是关系到身家性命，成功了，便登基称帝；不成功，便人头落地。
第二日清晨，刘劭带着东宫人马向皇宫进发，他派人去叫袁淑，袁淑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直到四更才睡着。刘劭派人叫他时，他还在梦乡中，心里极不情愿的袁淑慢腾腾来到车前，刘劭让他上车，他却磨磨蹭蹭不肯上，联想起昨夜的表现，刘劭气不打一处来，使了个眼色，手下的侍卫手起刀落，袁淑身首异处。
刘劭率人浩浩荡荡直奔皇宫，按照朝廷规矩，东宫卫队不准进入皇城，刘劭拿出伪造的诏书对守卫说是奉诏入宫，大队人马从万春门入宫，张超之带着数十名骑兵从玉龙门快速进入，随即闯入宋文帝刘义隆所在的合殿，此时合殿的值班卫士还在睡梦之中。
刘义隆和徐湛之又密谈了一夜，他看到张超之带着士兵手持利刃冲了进来，顿感不妙，惊恐之余随手举起身边的茶几抵挡，但无济于事，张超之利刃一挥，刘义隆五个指头齐刷刷被砍掉，张超之上前再补一刀，刘义隆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位创造了“元嘉之治”的皇帝就这样一命呜呼。徐湛之见状向外狂奔，被蜂拥而入的士兵乱刀砍死。
宫中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正在尚书省值班的江湛听到外面一片嘈杂之声，心里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叹道：“不听王僧绰的话，以至于此。”他躲在小屋里以求避难，但很快被搜出杀掉。
刘劭一直忌恨的潘淑妃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他派兵进入后宫将潘淑妃杀掉，并命人将潘淑妃剖开胸膛，挖出心来，看看是正还是歪。他的手下揣摩上意，回报说是歪的，刘劭心满意足道：“奸佞之人的心，当然是歪的。”
刘劭总算给自己的母亲报了仇，这位潘淑妃实在可怜，如果没有她通风报信，哪里会有今天的局面，她不但害死了最为宠爱她的皇帝老公刘义隆，也让自己成为刀下之鬼。
刘濬此时身在西州，就是建康城的西边，他对京城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他自己王府的人赶来通报，说是太子谋反，宫里乱成了一团，但不知是真是假。
刘濬知道自己的大哥动手了，假装很吃惊的样子，问左右应该怎么办。有的说，应该驻守石头城，静观其变；有的说，应该立即行动解救皇上。刘濬当然不会坏了大哥的好事，他带着一千多人前往石头城。南平王刘铄此时驻守在石头城，也有一千多兵马，两人合兵一处。
刘濬到了石头城不久，刘劭派的使者拍马赶到，此人便是杀害他们父皇的张超之。刘濬屏退众人后，张超之将前后一一说来，刘濬得知经过后，立即下令进城投奔刘劭，他的手下大多不同意这样做，觉得这样无异于助纣为虐，刘濬却不为所动，今天这样的局面正是他期盼已久的。他大声说道：“皇太子有令，谁再多说，定斩不饶！”
刘劭见到自己的二弟后，首先告诉他，他的母亲潘淑妃被乱兵所杀，这显然是在说假话，他原本以为刘濬定然悲戚，但刘濬居然来了这样一句：“正合我意。”想必这话让刘劭也惊了，没想到二弟比自己还残酷无情，亲妈被杀了，居然还拍手称快。
刘劭随即宣布即位，他下诏称：“徐湛之、江湛二人谋反，弑杀父王，我率部入宫，但为时已晚，感到五内俱焚，肝肠寸断。所幸元凶已经伏法。现在我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太初。”
自古以来，胜者王败者寇，作为胜利者的刘劭，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不容易坐上龙椅的刘劭，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父皇刘义隆的后事，他先是将老爸的遗体搬到太极前殿，宣布三天后进行大殓。出人意料的是，刘劭以身体不适为由没有出席大殓仪式，这显然不合礼仪，他的病应该是装的，大概是因不敢面对被自己杀害的父亲。直到举行正式葬礼时，刘劭才露脸，这次他表现得很“卖力”，在太极前殿上哭得死去活来，在王公朝臣面前“秀”了一把。
三月二十日，刘劭下诏将宋文帝刘义隆葬于长宁陵，谥号为中宗景皇帝，应该是下面官员迎合刘劭，给了刘义隆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谥号。后来的孝武帝刘骏继位后，改宋文帝刘义隆的谥号为文皇帝，庙号太祖。
是时候给宋文帝刘义隆盖棺定论了！
他的一生可以用高开低走来形容，就像抛物线一样，到了一个峰值后急剧下坠。作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三子，他本来没有希望继承大统，但徐羡之、傅亮等人将他大哥、二哥杀掉，让刘义隆捡了个大便宜，他登基后励精图治，将老爸刘裕留下的基业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使得刘宋王朝成为当时南北朝时期最为强盛的国家。但是，北伐的接连失败，使得元嘉盛世半路夭折，刘宋王朝自此走上了下坡路，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最终的结局。
作为皇帝，他取得了还算不错的业绩；作为父亲，却是彻头彻底的失败，最后死于两个儿子之手。
刘义隆落得如此下场，说到底也怪不得别人，刘劭的阴谋最终能得逞，最大功臣恰恰就是他自己。为了利用太子对抗宗室力量，刘义隆为东宫配备了极为强大的卫队，与禁军不相上下，刘义隆最后正是死于这些人之手。
更为关键的是，刘义隆在发现刘劭图谋不轨后，没有当机立断，犹犹豫豫，久拖不决，丧失了处置危机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而且在此期间，刘义隆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居然将废黜太子、诛杀刘濬之事告诉潘淑妃，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犯下如此无厘头的错误，实在不能用“百密难免一疏”来当作托辞，完全是昏了头，就这样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最终将自己送上了末路。
刘劭所制造的弑父惨案，不是一个个案，也不是结束，而是刘宋王朝内部互相残杀的开始。
刘宋王朝从开始便被涂抹上血腥的色彩，刘裕为了成功篡位，诛杀了大量的东晋宗室和异己大臣，特别是在他禅代登基后，没有放过手无寸铁的东晋废帝，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接着，被委以重任的徐羡之、傅亮等顾命大臣，在刘裕尸骨未寒时杀掉了宋少帝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开启了刘宋王朝大臣杀皇帝的先河。刘义隆上台后，杀掉拥立他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他的太子刘劭却成为了刘宋王朝明目张胆弑杀父皇的第一人，从此以后，刘宋王朝皇族内部杀来杀去，再没有消停过，以至于江南有首很流行的歌谣唱道：“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猜忌和杀戮成为了刘宋王朝的主题词。
隋唐时的虞世南这样评价宋文帝刘义隆：“夫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沈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自作，岂命也哉。”
“孽由自作，岂命也哉。”算是对一生大起大落刘义隆的总结陈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