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壤”纷争(1/1)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昌平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有个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臣子琦,自幼深晓地理风水,请命臣前去天寿山选择吉壤。”
万历览奏,大喜,想不到本朝还有这么多的奇才,难道这就是世间所言“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乎?!欣喜之中,立即诏令梁子琦随礼、工二部大员,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才华极为赏识、赞叹,自是惊喜万分,踌躇满志。待随二部臣僚们来到陵区,进入实地踏勘阶段,梁子琦的心态,伴着天空随风而荡的白云飘了起来,以首席专家和天下第一风水大师的架势,处处与礼部郎中李一中、工部郎中刘复礼、钦天监监副张邦垣,以及术士连世昌等意见相反,且不时装腔作势,大吵大闹,借以吓人。然而,李一中等人并不理睬,且干脆抛开梁子琦,自行其道。一行人从东山口至九龙池逐一察看,终于选中形龙山、勒草洼前、大峪山、宝山、平岗地、黄山岭等六处“吉壤”。被踹出圈的梁子琦,一人择得黄山一岭、黄山二岭、团山、珠窝圈、石门沟山、蔡家山、长岭山、景陵左山等八处。
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工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谕令礼、工二部再行实际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申时行画像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兴奋不已,仿佛看到大明帝国的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然而,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有一个叫申时行的人凭空插来一杠,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晋爵的机会,且最终落得个贬职闲居的下场。
申时行《草书诗轴》
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长洲(今属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第一,授修撰。以文字受知张居正。历官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等职。万历年间为立太子问题,触怒皇帝,遭黜责,后辞官返乡。卒,谥文定。时行所著诗文,有《赐闲堂集》四十卷、《四库总目》传于世。《明史》卷二百十八有传。该诗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以张的威望与在朝廷的地位,无法像当年的张居正一样,再来一次“夺情”,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万历命内阁学士申时行代理首辅。然而,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吕调阳又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申大学士,推到了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奉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他的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政治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
八月二十四日,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申时行联名呈奏:“臣等谨于八月二十一日恭诣天寿山,将择过吉地逐一细加详视,尤恐灵区奥壤伏于幽侧,又将前所献地图自东往西遍行复阅,随据监副张邦垣等呈称,原择吉地三处,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申时行诗《莲花》
整日在朝廷内外上蹿下跳,心中火烧锯拉、四处打探消息的梁子琦,得知此情,恼羞成怒,认为这是首辅申时行与礼部尚书徐学谟,故意和自己这位隐于朝中几十年的首席专家兼风水大师作对。脑袋一热,上疏皇帝,攻击申、徐二人,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相互“附势植党”,以权谋私,为图一己之利,故意隐瞒上佳之所,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云云。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大怒,并不审讯,立即下诏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立感形势严峻,大祸欲临,疾速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亲至一线勘察的臣僚,一起揭露、指控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偏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凭空臆断、挟私泄愤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的陈奏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局面就此翻盘。万历皇帝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昭陵明楼及马道
梁子琦的陈奏,导致徐学谟被罢职,他自己也遭到了惩罚,是谓双方打了个平手。然而,这个看似平局的背后,潜伏着更加严酷的较量和杀机。既然梁子琦不识好歹,自己跳出来悍然与申、徐等朝廷重臣叫板争雄,就意味着他打破了官场秩序和游戏规则,触犯了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既然战端已经拉开,双方就没有以平局和好的可能。孤单势薄、狂傲不羁的梁子琦,必须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
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首辅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剑指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一场昌平之行和风水堪舆之争,落了今天这个结局,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梁子琦才真正明白,面对眼前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了。只是,后悔晚矣。
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十三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十六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两年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