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代明新纪元（1/1）
万历十一年（1583年），也就是年轻的皇帝清算张居正，并到昌平天寿山寻找自己死后葬所的这一年，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人、25岁的努尔哈赤，率部正式起兵，自此踏上了与大明王朝势不两立的征途。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州左卫首领家里。祖姓爱新觉罗，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年），应明成祖朱棣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以后世代为明朝边官，掌管建州三卫之地守护、防卫。其祖父爱新觉罗·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明都指挥使。觉昌安第四子爱新觉罗·塔克世，娶妻喜塔腊·厄墨气，生三子，长子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次子为爱新觉罗·舒尔哈齐，幼子为爱新觉罗·雅尔哈齐。
尽管努尔哈赤祖上自明永乐初年即为明朝边官，但到了祖父觉昌安时，实力薄弱，只有依附建州“强酋”亲家，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部落，以图发展。王杲，喜塔腊氏，本名阿突罕（阿古），女真族人，自幼聪明机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尤其精于占卜之术，被誉为建州第一高人。随着王杲部落势力日渐壮大，其为人处世也随之骄横跋扈起来，最终竟不把明朝边将放在眼里，进而悍然挑衅和攻伐、杀戮大明辽东边关将士。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王杲率部偷袭抚顺，杀死守将彭文洙，大肆进行劫掠。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大明辽阳副总兵黑春，统军清剿王杲部落，反被王杲设伏生擒，磔死。自此，王杲更是不可一世，率部犯辽阳，劫孤山，掠抚顺、汤站，前后杀死大明指挥王国柱、陈其孚、戴冕、王重爵、杨五美，把总温栾、于栾、王守廉、田耕、刘一鸣等数十人。如此一盘杀戮攻伐大棋，弄得大明朝野震动，四方惊恐。
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辛爱黄台吉，率部到辽东抢劫，一举击败明军，并把辽东总兵官王治道砍死。王治道壮烈殉国，其手下大将，出生于辽宁铁岭、骁勇善战的李成梁，继之成为辽东总兵。新上任的李成梁，在一顿紧锣密鼓的剿匪、戡乱之后，四周敌对势力稍平。万历元年（1573年），李成梁把眼光和手中的利器，伸向了以王杲为首的建州，同时下令把大明的防线向东推进，在鸭绿江以西，修筑宽甸六堡予以封锁、看护、防御。如此一着，为大明扩展了“八百里新疆”。对这一壮举，建州的首领王杲认为夺了他们的土地，断了他们的贸易之路和财源，公开率部与李成梁叫板挑衅，继之死磕硬扛。李成梁对王杲此前的悍匪行径恨之入骨，早就想收拾他，只是没腾出手来，如今正是教训的时候，让王杲知道这块疆土上的绿草白雪及一切人畜，是属于女真还是大明，是姓喜塔腊还是姓朱，让对方尝尝李氏所属辽东铁骑的滋味。
决心已下，王杲的命运已经注定。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率数万铁骑，攻取王杲部落之寨，杀掠人畜殆尽。王杲快马逃到阿哈纳寨，李成梁部将猛追不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眼看骄横的王杲大势已去，顺势倒向明军并自愿带路，与辽东明军铁骑一起捉拿“反贼”王杲。经过一阵折腾，逃跑的王杲被海西都督王台活捉献给李成梁，李成梁当即下令砍掉王杲的头颅示众，以告慰此前被王杲杀害的大明边关将士。
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杲之子阿台誓报父仇，率部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决定斩草除根。李军铁骑直赴阿台所在的古勒寨，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斩杀阿台及其族。李成梁的计划达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也就是说，经此一役，王杲断子绝孙了。
就在李成梁率辽东铁骑剿灭阿台及其同党之时，有一个意外插曲，竟成为改写中国版图和历史的要害。与十年前一样，眼见李成梁大军围攻王杲之子阿台部及其同党，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再次与李的部下亲信秘密接触，成为明军的向导。当李氏大军围攻古勒寨时，觉昌安父子悄悄进寨劝阿台投降。这一幕情景，如同楚汉战争时期的郦生食其潜入临淄城，劝齐王献七十余城投降，最后因韩信进兵而遭烹杀一剧的重演。觉昌安父子刚劝降成功，尚未来得及请功受领马匹之类奖赏，李成梁的铁骑就撞开了古勒寨大门，辽东铁骑势如山中滚木礌石，轰然压来，迅间展开了无差别屠城。建州三卫主力在屠杀中损失殆尽，首领阿台被斩杀，而觉昌安父子，因明军进城时无特殊标志，也在惊呼哀叫中，被乱军砍杀——李成梁认为只有如此，才称得上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噩耗传来，年方25岁的努尔哈赤悲愤交加，伏地泣血。性起之下，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环视四周，深感势孤力单，根本无法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的铁骑交锋。无可奈何中，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首领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并奏请明朝大臣执送父、祖尸首。不料这一要求，竟被李成梁等边将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同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尼堪外兰因此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努尔哈赤见自己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死角，一怒之下，用祖父、父亲所遗的十三副甲胄武装部下，起兵与尼堪外兰为敌，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未久，努尔哈赤再度派人，通过边廷上书大明朝廷，要求归还祖父、父亲遗体。万历皇帝接到边廷传来的消息，处于多种考虑，下诏边将送还遗体，并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加龙虎将军衔。
万历皇帝的册封，使努尔哈赤如虎添翼，趁机扩大影响，广招部众，不断吞并周围部落，在征战中创立和完善自己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下令开采金银铜矿，置办冶炼，鼓励民间养蚕，发展手工业生产。在刀锋锐敌中左拼右杀，不断成长壮大的努尔哈赤，渐渐不满足于做明朝的臣民，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君主那样，与大明分庭抗礼，最终取而代之。如此的理想和由此生出的奋斗精神，是从小居于深宫，于故纸堆和脂粉中长大的万历皇帝无法想到的。
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是万历皇帝浑浑噩噩，沉溺于酒色，热衷于搜刮珠宝之时，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精锐之师。同时，乘明军抗倭援朝、辽东空虚之机，继续扩张势力，并针对大明帝国朝臣的狂妄自大，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等边将的骄横，努尔哈赤巧妙伪装，对明朝表面恭顺，暗中却称汗，积极发展势力。经过二十五年的准备，努尔哈赤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以发布“七大恨”告天为起点，把进攻的锐锋正式指向大明王朝。从此，揭开了中华历史版图以清代明的序幕。
战刀出鞘，快如闪电。努尔哈赤亲率二万铁骑，直入边关要地抚顺，迫使守将李永芳投降，并将救援的张承荫等将领一举击毙。然后，乘胜进兵抚顺东南的鸦鹘关，再克清河，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大军横扫北国朔漠平川，越过高山峻岭，疾速向关内挺进。
边防的军事危机飞报皇帝，万历和他的臣僚方感到事态的严重。但万历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平日又没有整顿军备，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边关，或进一步御驾亲征。既然他的权力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那么在这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他只能盲目听从大学士方从哲的请命，慌忙之中任命那位在抗倭战争中讳败为胜的草包将军杨镐，令其率部出战迎敌。结果是，明军在关键的一仗中丧师失地，大败而归。经此一役，疲软无力的大明王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万历闻听明军已无力阻挡努尔哈赤的铁骑，便通过太监找来阴阳术士王老七，施展阴阳八卦之术，以破敌军。王老七进得朝堂，一番占卜之后，跪请皇帝道：“女真人之北兴，与其祖坟风水有关。如将房山金人陵寝捣毁，泄其王气，明军可转败为胜矣。”
万历闻听此言，大喜，谕令兵部急速派人赶往房山，捣毁金人陵寝，“以救国难”。
金朝原是由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创建的，公元十二世纪初，其部落联盟的首领阿骨打战胜辽国，夺得了东北和华北的统治权，当上了皇帝，是为金太祖。他及其后几位皇帝死后就葬在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附近陵地。1153年4月，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同时将始祖以下十帝的“梓宫”，迁葬燕京南部的大房山，下令毁掉上京的旧宫殿，各女真贵族的住宅及储庆寺夷为平地耕种。两年之后，大房山寿宫建成，棺椁便运往新陵地安葬。由此，在今北京房山地域，形成了以金太祖、太宗、十帝，以及其他后妃王墓等数十处金代皇家陵区禁地。
位于房山的金陵图（局部）
明军奉令赶往房山金人陵区，大肆焚烧盗掘。一时间，整个陵区烈焰升腾，烟尘四起。不到两个月，建筑规模和历史艺术价值比明十三陵毫不逊色的房山金陵地面建筑，被毁坏殆尽。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毁陵掘墓之事刚荡平地面建筑，万历皇帝就一命呜呼了。而他的儿子朱常洛继位不到三十天，随即驾崩。皇位遂传至万历的孙子朱由校，年号天启。这位小皇帝闻听努尔哈赤不但没能被灭，反而锐气俱增，遂按阴阳术士之言，罢金陵祭祀，继之拆毁山陵，割断地脉。又命人在陵区修建数座庙宇，内中供奉关公，复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的遗址上，修关帝庙、“皋塔”，内中供奉岳飞、牛皋两位抗金英雄，以压其胜……而最后的结局是，清军的铁骑很快踏破山海雄关，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自挂煤山，清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至京北昌平，多尔衮下令捣毁定陵，以报房山金陵被毁之仇。其中，宝城垛口、明楼地面的花斑石、外罗城等，全被焚烧捣毁，辉煌的定陵园林只剩一座明楼。当然，这个报复性的毁灭，要在万历死后二十四年才得以应验，此为后话。
房山金陵碑亭复原模型图
被捣毁的金陵石碑
被捣毁的金陵石兽
面对这艘千疮百孔、正遭遇“巨浪”（农民军起义）和“冰山”（努尔哈赤八旗军）两重夹击的大明帝国古船，万历于无奈中，似乎显得疲惫而麻木，对政事的处置更加散漫懒惰。病入骨髓的他，自知必定先于帝国古船湮灭，尽管船上救命的号子喊得翻江倒海，他却再也无力顾及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孝端皇后王氏气绝身亡。按照她生前的地位，应葬于昌平定陵地宫。此时地宫已经封闭，要葬王氏必须打开地宫隧道，为担心雨水进入地下玄宫，礼部左侍郎孙如游上疏说：皇后发葬，惯例要出百日，可玄宫隧道不可久泄，眼下正处大雨季节，臣等非常担忧。此时的万历皇帝连战事都不再顾及，哪还有心思去理睬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女人的丧事，因此王皇后的棺椁一直没有入葬。对此，心灰意冷的群臣，再也没有了当年“国本之争”时代的热情与火气，遂不再过问，只管随着帝国的沉沦苟且偷生。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一病不起。这位“难识君王真面目，二十余载匿深宫”的大明帝国君主，在将要撒手归天的弥留之际，既不接见太子朱常洛，更不允许大臣们去问安。他只要既带给他欢乐又带给他苦恼的郑皇贵妃一人陪伴。二人相对，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庆幸，在这苦闷苍凉的人生旅途中，能和这位美丽聪明的爱妃相遇。同时，他又感到无限的内疚和忧虑，他辜负了爱妃和爱子的期望，使她和她的儿子落到今日天各一方、茕茕孑立的可怜境地。鉴于历史上无数后宫相互倾轧的血腥教训，万历无法知道自己死后，太子朱常洛会对郑贵妃施以何种残酷的手段。他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的珍贵与紧迫，在回光返照的最后一刻强打精神，谕令方从哲等几位重臣，火速前来受顾命。
当方从哲等几位大臣快步赶到乾清宫时，见万历皇帝面如灰土，奄奄一息，急忙跪地痛哭流涕。万历微微抬了抬手，示意方从哲上前，两滴浊泪夺眶而出。他颤巍巍地拉了拉方从哲的手，有气无力地说道：“念郑贵妃待朕好，册立为皇后，死后葬入定陵寿宫同朕做伴……”说完，头向后微斜，撒手归天，终年58岁。
万历皇帝驾崩，上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至于“神宗”这个庙号之“神”有何来历，后世有多种解读，但通观万历皇帝一生的所作所为，确是够“神”的了。
父皇驾崩，多灾多难的太子朱常洛在群臣拥戴下，于八月初一日继承了帝位，是为光宗，年号泰昌。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压抑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压抑无聊，遂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他虽然年龄还不到40岁，但身体的健康状况已到了崩溃边缘，对帝国事务已无法料理，包括最为急迫的父皇梓宫入葬昌平定陵地宫这样的头等大事。
眼看朱常洛继承大宝，万历驾崩前一直放心不下的郑贵妃，深知人情世故的冷暖和立身处世之道。为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甚至生命，在余威尚未散尽之时，她一反过去的常态，千方百计奉迎讨好新皇帝，除赠送大量珍珠异宝，还投其所好，搜罗数名绝色美女供朱常洛淫乐。结果，由于纵欲，这个一生历经苦难的短命皇帝，登基不到一月就一命呜呼了。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到九月一日，大明帝国先后失去一后二帝，这在中国历朝的宫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小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一登基，则要大办丧仪。而此时宫廷内部各色人物，钩心斗角，吵闹不休，边关异族不断入侵，内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种情形，搅得天启小皇帝头昏脑涨，不知所措，万历皇帝的丧葬礼仪操办得如何，可想而知。
按惯例，老皇帝驾崩，送葬前，杠夫要在北京德胜门外“演杠”十天。根据礼部安排，杠夫抬一具木箱，木箱上方中心位置摆放满满一碗清水，按正式送葬的要求，杠夫须抬着箱子在广场上走来走去，一直演练到滴水不洒为止。但万历的丧仪，礼部没有一名官员出面要求演练，直接发棺而走。
明光宗朱常洛
这年的九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孝端皇后梓宫同时发引。护丧的是孙如游、黄克缵、李腾芬、王永先等二十四名朝廷大员，雇用军夫八千人抬灵。整个仪仗颇为壮观，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幡队，举着花花绿绿的万民旗万民伞。后面紧跟上千人的法架卤簿仪仗队，高举数不清的金瓜钺斧、朝天镫，兵器刀枪如林，幡旗蔽日。跟在棺椁后面的是十路纵队的武器兵弁，最后面是由数百辆车子组成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的车队。灵柩启动，整个送葬队伍蜿蜒十几里，所到之处，凡有碍通行的建筑物，无论大小，一律拆除……
由于事前未演练抬棺技巧，又因棺椁太重，路上常有绳索损伤，行走极慢。早上从紫禁城出发，天黑才到德胜门，杠夫不堪重负，只好临时再增加六百名杠夫轮换。
三十一日傍晚，当棺椁运到沙河时遇到风雨。先是狂风大作，黄尘升腾弥漫，接着大雨飘落，势如瓢泼。风雨潇潇，天地苍茫，五步之内难辨人影，送葬队伍乱作一团。恰在这时，拖灵龙木（主杠）轰然断裂，万历皇帝的棺椁一角坠地，跟随的重臣见此不测，认为是神灵作怪，急喊：“停下献酒，停下献酒……”竟无人理睬，棺椁在风雨泥水中拖曳而行。直至十月三日，棺椁才进入定陵地下玄宫。
这位驾御大明帝国四十八年的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确实是愧对祖先于地下。虽然他死后二十四年，明朝才被农民军和大清八旗劲旅推翻，但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承认这样的评判：“明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政。”至少在万历年间，这种沦亡便开始了。此一段史实，正如大清王朝入主中原修缮房山金陵时，康熙皇帝所做的评论：
朕惟圣王制祀，昭德报功……所以扢扬曩烈，光表前王。
惟金朝房山二陵，当我师克取辽阳，故明惑形家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德是与。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有明末造，政乱国危，天命已去。其时之君臣，昏庸迷谬，罔知改图，不思修德勤民，挽回天意，乃轻信虚诞之言，移咎于异代陵寝，肆行摧毁。迨其后，流寇猖獗，人心离叛，国祚以倾。既与风水无与，而前此之厌胜摧毁，又何救于乱亡乎？古之圣王掩骼埋胔，泽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毁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谬实足贻讥千古矣。[1]
注释：
[1]来源于考古人员在房山金陵遗址发现的《清圣祖仁皇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