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悬梁自尽（1/1）

在地宫内清理文物，是发掘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极为艰巨、复杂。

考古程序要求，一件器物出土，既要详细地记录它本身的位置与上下层次和周围的关系，又要制图、拍照，以取得最重要的现场资料，作为研究工作最可靠的依据。

可以想象，那些殉葬品并不都保存完整。如果是一件已腐或半腐的战枪、甲胄等等，有关它的质地、尺寸、形式、装饰物等等，如果不能在现场弄清楚、记录明确，而是留下一笔糊涂账，也就失去了发掘的意义。这不仅是工作队的失职，也可以说是对文化的亵渎或犯罪。正因如此，这一发掘与清理器物工作本身就是研究。它不仅要求广博的学识，更要求技术的配合，在目前，则更需要时间。

工作队把清理的工作时间定为每日至少十二小时。实际上，整日在黑暗的玄宫里不见天日，灯光如豆，分不清黑夜白天，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正忙得不可开交，又插入拍摄电影，一大群人来来往往，真是忙中添乱。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庆鸿、摄影师沈杰带来了一支近二十人的队伍，设备、器材、男男女女四卡车。特制的摄影机座搬入地宫，厂内仅有的三部发电车无法进入陵园，不得不安排在宝城外面的荒郊野外，而把成捆成捆的电线通入地宫，需要发电时，摇动电话呼叫。

年轻的摄影师沈杰，性情爽朗，带着一股青春气息，他和赵其昌一见如故。

“老赵，你等着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让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赵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着呢。有一点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摄影机！”为了不影响清理工作，摄影师和导演商议，把摄影时间全部放在夜晚进行。这一来可难住了赵其昌，他不得不把时间再次调整，十二小时之外再加四个小时拍电影。午夜时分，全体队员再下地宫，把一天来的清理工作再做“重复表演”。这样，影片拍摄的仍旧是现场实况，但又不完全是实况。为了时间，也只能如此。

至于赵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经手，一刻不离，夜间电影拍完，他还要整理一天的记录，核对图片，同导演一起编写解说词，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刚亮，沈杰又来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后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园广场前踢足球。

电影拍摄很不顺利。深埋在地下的石头建筑内，潮湿的水汽混杂着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尔马林与酒精的混合气体，本来就刺人鼻眼，加之十来盏炽热的摄影灯的烘烤，使地宫成了雾的世界，严重影响着影片的质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盘胶片拍完，连夜送回厂里洗印车间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须重新拍摄。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庆鸿、摄影师沈杰等摄制组拍摄的电影胶片

制片厂的三辆发电车全部拉到定陵，厂里停产，厂长派人来要发电车。结果只得两头兼顾，白日里两部发电车回厂应急，夜晚再赶回定陵，车辆人员，日日夜夜，来往于北京与定陵之间，一连四个多月，影片终于完成。

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地下宫殿》，不仅在国内放映引起了轰动，国外放映时，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也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就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另一位摄影师也在默默地工作着。他就是工作队专门请来的刘德安，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他不声不响，整日在地宫内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层拍一层。一层层一件件，日夜不断。

正常情况下，拍照并不困难。但是在地下宫殿这一特殊环境下，拍一张质量较好的照片，也确非易事。地宫潮湿，照相机进入地宫，镜箱镜头就沾满潮气露珠，必须先吹风、烘烤，使水汽散尽才能使用。发电机电力不足，灯光微弱，拍完一层，必须显示效果，否则，下一层清理工作不能进行。这就逼得刘德安将地宫殿内当作临时暗房，拍完一张便立即冲洗。一年多的时间，几千张照片就是这样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拍摄地宫内部全景。赵其昌要求，必须将前殿到后殿、石门楼、墙壁、三口棺椁作为一个整体拍摄下来，既要显示殿堂的雄伟壮观，又要具有深邃的立体感，同时还不能出现电线、灯架的痕迹。刘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调整角度、位置与灯光，终于拍下了殿内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洁的石门和墙壁，巨大的棺椁，都在照片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达到了现实与艺术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后，这张珍贵的照片被选作发掘报告的封面，显示当时玄宫洞开时的独特风采。

1959年前后，正当纪录片《地下宫殿》轰动中外时，沈杰随同我国女子登山队拍纪录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风雪，他抱着机器坚持拍摄，不幸身负重伤，被截去全部脚趾。三十多年中，他参加拍摄了一百多部纪录片，获得六个国内奖、九个国际奖。他的业余爱好是喂养鸽子。现在除去在电影摄影师学会负责之外，他还是信鸽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刘德安是北京昌平沙河人，从小爱好摄影，在北京一座照相馆学徒，后来自己开了一间照相馆。公私合营后，在长陵经营照相业务。地宫打开，急需建暗室，把他请了来。“文革”中，有人说他是“资本家”，万历皇帝的“孝子贤孙”，一阵苦斗，他挺不住，撇下爱妻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悬梁自尽了。

他的死，使赵其昌深感不安。当初要不是自己的邀请，也许他能躲过这场灾难。赵其昌总感到有责任，又不知道责任何在。他曾经几次去沙河，想找刘德安的亲人，但没有下落。他又翻阅照片资料，想选取几张放大，作为纪念并送给刘德安的亲人，但是，在刘德安拍摄的那么多照片中，竟没有一张是拍摄他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