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1/1）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部义军攻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左良玉部不战东窜，明王朝在湖广的统治迅速瓦解。朱由检心急如焚，把希望寄托于选拔一个有能力的大臣出任督师，组织有效的堵剿。他内定的人选是大学士吴甡，因为吴甡曾任过陕西巡按和山西巡抚，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经验。三月，在一次召对大臣时谈到承天祖陵失守，朱由检声泪俱下地说“朕不德，忧及陵寝”[1]，接着便指责臣下调度失宜，暗示要另遣大臣出马。包括吴甡在内的大臣们对当时局势都心中有数，一个个只是磕头引罪，却毫无自告奋勇之意。朱由检引而不发的策略没有实现，只好在第二天再次召对时点名指定吴甡，他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致有今日。卿曩历岩疆，可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2]吴甡表示自己不惜一死，愿意出任督师。不过，他指出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声势浩大，左良玉部官军“兵无纪律，不肯用命杀贼”，要想扭转败局，单派他孤身一人前往湖广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拨给他“精兵三万，挑选敢战之将统之南征”。具体方案是他先往南京，用直属精兵挟制左良玉部，取得驾驭之权，然后促之西入湖广，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则统兵东出潼关，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剿。这个方案同朱由检的意图显然存在很大的距离。在朱由检看来，左良玉部兵多将广，只要抚御得宜，自然会为朝廷卖命。三月十二日，他在文昭阁召见吴甡时说：“昨先生疏，欲需多兵，岂能猝集？南京隔远，似不必退守。”[3]他还为左良玉的望风逃窜辩护说：“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为措给粮饷，朕故加意激劝，留此一支劲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4]他们的分歧在于吴甡认为左良玉的军队跋扈难用，他鉴于杨嗣昌、丁启睿、侯恂督师时调度不灵的教训，坚决要求朝廷拨给他三万直属精兵；朱由检却认为，在内外交困之时，抽调三万精兵谈何容易，放着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不用更是失策。次辅陈演摸准了朱由检的心理，从旁进言道：“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吴甡老大不悦，回敬了一句：“次辅读书中秘，未谙军旅，臣之请兵正为督抚无兵耳。”他列举河南总督除了左良玉拨给的几十名扈从外“并无一卒”，河南巡抚自从开封淹没后只剩下标营一千多人屯驻河北（指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一带），湖广巡抚在襄阳、承天失守后“兵尽死逃”，哪有什么督抚之兵可供指挥。[5]这样，在朝廷内部围绕着吴甡督师的问题便出现了顶牛的局面。
朱由检内心虽然很不高兴，但他知道吴甡的意见不是全无道理，故决定先调兵一万名随督师南征。兵部尚书张国维建议抽调总兵唐通部七千人、马科部二千人，另加京营兵一千，凑足一万。可是，那时正值满洲贵族军队深入畿辅、山东等地饱掠而归，唐通部正奉命追击，要等到辽东局势暂告稳定以后才能依调南下。吴甡请调的军队没有着落，迟迟不肯出京。朱由检表面上敷衍说“姑俟兵集启行未晚也”，内心却仍然希望吴甡能尽快赶往湖广组织围剿。[6]
到五月间，朱由检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陕西总督孙传庭在朝廷的催促下，上疏表示即将统兵出关。次辅陈演又施展落井下石的诡计，一面提出唐通部官兵负有拱卫京师重任不可轻调，一面又以孙传庭的“奋勇直前”同吴甡的畏葸不进做对比。朱由检果然大怒，下令由孙传庭接任督师，吴甡致仕回家。张献忠部义军攻占武昌后，朱由检迁怒于吴甡，八月以“故延师期，以致楚省不守，根本震邻”的罪名，把吴甡逮捕来京[7]，不久便发往金齿卫（今云南保山）充军。在封建社会里，出将入相历来被视为人臣最高的宠遇。吴甡的规避不前，表明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连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都没有多大的信心了。
朱由检越是意识到自己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就越是倒行逆施，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一样，把希望寄托于孤注一掷，妄图侥幸取胜。他除了严令陕西总督孙传庭领兵出关外，还力图调动整个官僚地主的力量同起义农民决战。崇祯十六年四月，朱由检下令对各地结寨自雄的地主武装赦罪录功，宣布“但能擒斩伪官即与授职，能收捕贼徒即与给赏，能破贼恢城献俘者即行超擢，断不逾时”[8]。六月又颁发赏格：有能擒李自成者赏给白银一万两，封爵通侯；能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官极品，世袭；其他按“功劳”大小分别给赏。[9]为了欺骗群众，朱由检又一次玩弄口惠而实不至的把戏，宣布“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以体现“朝廷德意”[10]。当时河南五府已经处于农民政权管辖之下，明政府根本不可能到那里去征收租税。这种拙劣的宣传手腕能收到多大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孙传庭部的出关，明廷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朱由检幻想孙传庭部出关，将同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部合歼起义军，力主孙部尽早出关；陕西籍的一些官僚也由于孙传庭征兵征饷加重了自己乡土的负担，抱着以邻为壑的心理赞同叫孙传庭早早出关。孙传庭自己在冢头镇吃过败仗，明知农民军势大难敌，指望多争取一些时间练兵储饷，加强实力，尽量拖延出关的时间。其他一些大臣却内心忐忑不安，他们盘算过朝廷现有兵力主要是三个集团：辽东的军队虽然比较精锐，但抵御清兵已难以胜任，实在无法移调；左良玉部号称兵多将广，实际上畏敌避战，跋扈难用；可以用来对付起义军的唯一王牌，只有孙传庭统率的陕西官军。孙传庭部倾巢出动要是真能取胜，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他们也感到这种侥幸取胜的希望毕竟非常微弱，如果孙传庭部被歼，明王朝的覆灭就注定了。因此，他们极力主张慎重行事。有的大臣直截了当地向崇祯皇帝说明利害，指出孙传庭部在陕西不动的话，起义军要北攻京师或东下南京都难免有后顾之忧；如果李自成义军打算先取陕西，孙传庭可以不脱离自己的后方基地，固守潼关，比孤军深入河南、湖广要有利得多。兵部侍郎张凤翔说得最为恳切：“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11]朱由检眼看农民起义的烽火一天天蔓延，恨不得将它一口吞下，加之他吝啬成性，唯恐孙传庭老师糜饷。所以听到主张持重的意见就大不悦耳，狠狠地瞪了张凤翔一眼。周围的大臣心领神会，一个个便义形于色地支持出兵。朝廷催促孙传庭出关的使者接踵而至，传庭顿足叹曰：“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大丈夫岂复能对狱吏乎！”[12]他怀着渺茫的希望，勉强上疏报告了出师的日期。
孙传庭上疏出关，固然是迫于朝廷严旨，他自己也确实存在相当的侥幸心理。他认为上次冢头之败，证明陕西兵还是能打仗的，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招致失败。另一个因素是他正好接到窃据了农民政权兵政府侍郎要职的丘之陶的密报，说待李自成领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他将捏造左良玉部进犯襄阳的情报，迫使自成退师，然后乘衅而起，内外夹攻，可以一举打败义军。此外，在郧阳负隅顽抗的高斗枢也派人潜来西安，询问出师日期，表示要配合作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觉得可以碰一碰运气了。
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选择这个场所，自然是为了托庇于“武圣”之灵。典礼既毕，他即命总兵马爌、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河南南阳地区作为偏师；自己则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共十万人马东出潼关。[13]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于洛阳会师，檄左良玉统兵西上，夹攻起义军。
李自成早已得到陕西官军将要出关的消息，从这年的四五月间起就源源不断地调兵北上，加强了河南的防务。接着又亲统大军北上河南，集中力量准备迎敌孙传庭部的来犯。[14]他根据河南境内由于天灾人祸造成了赤地千里，大军所过，粮草问题不易解决的状况，决定在战略上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地区。至于从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除留下为数不多的巡逻部队以外，“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15]。
八月上旬，陕西官军重占洛阳。孙传庭左右的谋士提出建议，不要急于冒进，应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先以洛阳为基地，修复城堞，招徕流民，开屯田，储粮草，这样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待时机成熟时再进取中原。[16]孙传庭终畏朝命，不敢逗留，还是领兵向南进发。为了保证军需，朝廷下令由山西平阳（今临汾）等府、县协解米豆，地方官“催逼严急，里老有自缢而死者，运夫有淹没河中者。人情汹汹，莫知所措”[17]。
李自成见孙传庭部来势凶猛，便故意示弱，只派出小部队稍加阻击随即南撤。陕西官军轻易地一直打到宝丰县。这意外的胜利使孙传庭由心虚胆怯一变而为头脑膨胀。他沿途滥杀居民，斩级计功，并向朝廷报捷说：“贼闻臣名皆溃。臣誓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18]朱由检得报大喜，欣欣然把孙传庭的报捷书交朝臣传阅，梦呓般地叫嚷：“贼灭亡在旦夕！”[19]甚至急不可耐地面谕吏、兵、工三部：“督师驻兵豫中，屡报战胜，土寨多已招安。各镇、抚宜整旅渡河，星速赴任。规避不前者飞参重治。一面招抚流移，开垦荒芜；一面修复城池，安插民众。仍饬河北各府输挽粮草，接济督师，山西附近地方派运不得迟误，功收万全。通侯之赏，断不少靳。”[20]看来，他已经着乎准备给功臣们加官论赏了。但兵部尚书冯元飚却忧心如焚地顿首说：“贼故见羸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21]弄得朱由检大为扫兴，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孙传庭所统的官军，一路上拼命搜括居民的粮草财物，残酷地对农民政权管辖下的人民实行阶级报复。九月八日，兵至汝州，义军都尉李养纯投降。九日，抵宝丰城下。李自成任命的宝州牧陈可新、州判姜鲤组织百姓据城抵御。十二日晚，有绅衿二百八十八人私自出城投降，“城遂破，诸军蜂拥入，城中鼎沸，火光照若白昼”。陈可新、姜鲤等均被捕杀。孙传庭从投降的二百八十八人中，“择二高年，命一一指名，不能名者十余人，疑为贼，斩之”。对其他城中百姓，更借口“为贼固守”，全部杀光。[22]官军别部于十二日夜攻占唐县时，也借口义军老营曾留在该县，将全城居民屠戮殆尽。
这时，隐藏在农民政权内部的奸细丘之陶认为时机已到，利用他窃据的兵政府侍郎的职务，向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李自成发出伪造的情报，谎说左良玉部官军从东面进攻襄阳，后方形势危急。可是，他和孙传庭都没有料到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原来，孙传庭接到丘之陶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的密信后，欣喜异常，除了转报朝廷外，还亲自给丘之陶写了一封回信，加意联络。这封回信被义军巡逻战士截获。李自成不动声色，只是暗中加以提防。丘之陶的假情报一送到，李自成立即派人把他叫来，拿出孙传庭的回信揭穿了他的内奸面目，处以死刑。[23]
内奸既除，更好全力对敌。九月十四日，义军同官军接战于郏县。义军初战失利，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但这只是局部性的挫败。由于李自成诱敌深入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整个战局很快就扭转了过来。官军孤军深入，距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又值大雨滂沱，道路一片泥泞，官军粮车进展缓慢，前线的士卒和马匹饥瘦不堪。有人劝孙传庭回师就粮，孙传庭却回答说：“师已行，即还亦饥，不如破郏县就食。”[24]郏县本是个又小又穷的县份，官军破城后只抢到几百匹骡马，几万士卒很快就吃完了。李自成见官军深入绝地，一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使官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带着一万多名骑兵由间道抄到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白沙地方切断明军的饷道。孙传庭闻讯大惊，部下军心不稳。自成此时却用大牌写下战书，指定日期同官军决战。孙传庭无计可施，命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兵分路撤退，企图打通粮道。陈永福部下的士兵看着陕西兵撤回迎粮，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恨不平，拒绝服从命令，纷纷跟在陕西官军后面乱跑。“永福虽斩之，不能止。”[25]陈永福知道军心难违，只好随部众北撤。孙传庭部署的阻击部队一逃，义军即乘势发起总攻，官军部伍大乱，遂全线崩溃。总兵白广恩所统火车营军[26]士卒为了逃命，解下拉车的马匹骑上就跑，火车翻倒倾轧，道路也被堵塞。义军铁骑腾越而过，奋勇直追。步兵则手持大棒猛击官军，“中者首与兜鍪俱碎”。官军大败，“死亡四万余人，甲仗马骡数万，尽为贼有”。[27]义军逐北四百余里。孙传庭和总兵高杰收集散亡士卒数千骑北渡黄河，经山西垣曲县绕到潼关。总兵白广恩也领着残兵败卒奔往潼关。
李自成部义军郏县战役的胜利，给了明政府所留下的最精锐的部队——陕西兵以摧毁性的打击，为推翻明王朝的罪恶统治奠定了基础。它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战例也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孙传庭部精锐被歼灭，对于李自成部义军来说，跟踪追击，全歼陕西官军残余兵力，趁势夺取关中地区，乃是当然之事。然而，对于义军的这个进军方向，在许多著作中却沿袭了一种不可靠的记载。说李自成在襄阳时，曾同牛金星、杨永裕、顾君恩等商讨过进兵方略，牛金星主张直取京师，杨永裕建议东下南京，顾君恩认为前者失之急，后者失之缓，主张先取陕西，收取三边兵力，然后东取山西、北直隶。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方案，后来果然夺取了西安，赏给顾君恩女乐一部作为奖励。[28]这种说法颇能引人入胜，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却尚有商榷的余地。因为，李自成在襄阳的时候，孙传庭正养锐于西安，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之所以没有东追左良玉部官军，进而夺取南京和江浙财赋之区，原因就是避免孙传庭追蹑其后。至于北上进攻京师更不是一着高棋，因为这样一来孙传庭必然东向夹击义军，左良玉也会利用义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夺取襄阳一带，弄得不好有可能前功尽弃。至于先打陕西官军的原因，正如上面所说，是孙传庭出关的消息已确，李自成才把主力调到河南迎头痛击，并不是他主动向陕西进攻的。到郏县战役以后，趁势夺取陕西好比瓜熟蒂落，这时是很少可能在进兵方向上出现争议的。可见，顾君恩献策先取关中之说未必实有其事。
明陕西总督孙传庭在河南惨败之后，率残部据守潼关，妄图阻止义军进入陕西。朱由检接到败讯后恼羞成怒，把责任统统推到孙传庭身上，“谕兵部曰：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削去督师尚书，以秦督戴罪收拾余兵守关，图功自赎。如纵贼入秦，前罪并论”[29]。他又担心义军万一置孙传庭于不顾，东向直取京师，所以“复谕兵部令晋、豫、保、东四抚，各整兵马，亲驻河干，协力堵御，不许一贼窥渡”[30]。不久，又下令升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挂荡寇将军印[31]，拨给兵员三万，希望以不次之赏使这个败军之将感激用命，同孙传庭一道固守潼关，保住陕西。据文献记载，当时退据潼关的官军残部尚有兵员四万，不过已是惊弓之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了。
就在官军喘息未定之时，李自成义军开始了歼灭孙传庭余部进兵陕西的战役。按照李自成的部署，他自己同刘宗敏等统率义军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然后向西安挺进；同时派袁宗第、白鸠鹤、刘体纯、蓝应诚带领右营十万兵马作为偏师，从河南邓州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十月初，义军接近潼关。孙传庭令总兵白广恩部扎营于关城外通洛川，总兵高杰部扎营于南门外西山头，他自己驱使城中壮年男子守城。十月初六日，义军自陶家庄进抵官坡，奋勇冲击。高杰部不战而走，向西逃窜。白广恩部抵敌不住，也望风而溃。由于官军士卒的妻子居住在关城里面，士卒们争先恐后地逃进关城，“保妻孥夺门出”，有的士兵急于入城，用刀劈开南水关栅栏。义军尾随而进，趁势占领潼关。[32]孙传庭和监军副使乔元柱在混乱中被杀。[33]潼关一破，通往西安的门户就打开了。李自成留马世耀镇守潼关，统兵继续前进。义军到达渭南时，明朝知县杨暄“籍子弟乘城固守”，本县举人王命诰却开门迎接义军入城。[34]十月初十日，李过所部前锋攻克临潼县。次日到达西安城下。由于陕西官军的精锐已被歼灭，西安城中的守御力量十分薄弱，地方官员留下途经西安的五千名四川兵协助防守。这时天气已经比较寒冷，川兵没有御寒的衣物。官僚们劝秦王朱存枢拿出点银钱给士兵置棉衣，借以鼓起士气。要求遭到朱存枢的拒绝，守城副将王根子大为不满，决定投降义军。他写好约降信射到城下，大开东门迎接义军进城。十月十一日，李自成起义军占领了古都西安。[35]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炯被杀，布政使陆之祺等投降。义军立即着手安民，“下令不得妄杀一人，误者将吏偿其命”[36]，迅速稳定了西安的局势。
由袁宗第等人统率的义军右营，从河南南阳地区出发后，于十月十二日进抵陕西商州，十五日攻克该城，处死驱民顽抗的明朝商洛道黄世清。十七日，占领洛南县。[37]义军右营胜利地同李自成所统主力会师于西安。
占领西安以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各个据点，以便解除下一步东渡黄河进兵京师时的后顾之忧。具体部署是：李自成亲率由李过所部后营和刘芳亮所部左营组成的大军，向北追击明总兵高杰部官军，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明总兵高汝利部，打通南下四川的孔道；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西向追击白广恩部官军，攻取宁夏、甘肃、西宁等地。下面分述三路进兵的情况：
李自成、李过和刘芳亮所统大军于十一月到达延安。陕北地区除了原有的驻军外，还有在潼关失守后逃来的明总兵高杰部官军。高杰及其部众早已被义军的凌厉攻势吓破了胆。高杰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投降明政府后作恶多端。他自己盘算，如果落到义军手里就没有活路，所以在李过等部占领延安时，他即乘黄河结冰的机会逃入山西。后来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又望风狂奔，一直逃到南直隶。南明弘光政权建立时，他由于还掌握点部队，竟成为史可法部下的四大主力之一。
义军进军陕北，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许多州县都自动纳款投诚。由延安北攻榆林，途经米脂，这里是李自成的故乡。崇祯十四年底，明政府曾掘毁了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遗骸焚弃无遗。李自成这次重返故里，只杀了参与策划伐墓的一个当地劣绅，此外秋毫无犯。祖墓“筑土封之”，派礼政府侍郎姜学易致祭。[38]李自成还“访求其宗人赠金、封爵以去”，“改延安为天保府，米脂为天保县，清涧为天波府”[39]。
这时，陕北的榆林守军仍效忠于明王朝。榆林是明代北边重镇之一，居民多隶军籍，以当兵为职业；出身将门的子弟也特别多。由于他们长期混迹于行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反动的政治立场很难改变。为了解决榆林问题，李自成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办法。十一月十二日，他派辩士舒君睿携带白银五万两招降榆林诸将，同时命李过、刘芳亮率领大军七万随后进发，以便劝降不成即用武力攻取。做了这些安排之后，李自成即返回西安。榆林总兵王定眼见大势已去，借口往蒙古部落调兵，带着几十名亲信逃跑了。榆林道都任和卸任总兵王世钦、侯世禄、侯拱极、尤世威等商议对策，企图据城抗拒。义军的使者在城中从十二日谈到十四日无结果，十五日开始攻城。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到二十七日方被攻下，尤世威等被处死。
田见秀部南下汉中比较顺利，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一月十二日进抵城固县，围攻四日，克其城。[40]明总兵高汝利企图逃往四川，于途中被义军追迫投降。汉中地区平定后，田见秀留部将贺珍、韩文领兵镇守，自己返回西安。
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统领大军向西进军，兵至固原，明总兵白广恩投降。[41]为了争取明军将领，减少进军中的阻力，李自成亲宴白广恩，相谈甚欢。左光先闻讯后也解甲投降。陈永福由于守开封时曾射中李自成左眼，担心不会得到谅解，正处犹疑之中。李自成知悉后，让白广恩转达不咎既往的意思。陈永福说：“汴城之战，永福亲集矢于王之目。今穷而归命，惧无以全腰领。”自成立即回答道：“此各尽其事，何害？”并以折箭为誓，保证不算旧账，陈永福才决心投降。[42]继白、陈之后，其他明朝将领也纷纷投诚。
袁宗第部由陕西凤翔向巩昌推进，一路上“将吏争降恐后”[43]。占领巩昌府后，所属州县都不战而下。
次年春，左良玉见大顺军主力已经移到西北，并开始了向山西进兵，就妄图夺取湖广的荆州、承天、德安、襄阳四府；河南的地主武装刘洪起、沈万登也发动叛乱，颠覆了汝宁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负隅于郧阳的明官军亦猖獗一时，直接威胁到襄阳的安全。为了保证后方的稳定，李自成遂调袁宗第部经商洛地区驰赴襄阳，协助当地驻军迎头痛击左良玉等部来犯之敌。接着又移师河南，粉碎了刘洪起等人的叛乱，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复辟活动，稳定了大顺政权对湖广四府和河南地区的统治。李自成派遣袁宗第等统领重兵前往湖广、河南平定叛乱，充分说明他对大顺军经过浴血战斗开拓的疆土、建立的政权是十分重视的。那种以为大顺军入陕以后，就把中原地区置之度外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在宁夏方面，义军的檄文一传到，明朝巡抚李虞夔和分封在这里的庆王朱倬?束手无策。庆藩宗室和文武官员聚集在王府里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决定投降。李自成命明监军道陈之龙为宁夏节度使，以投降总兵牛成虎镇守该地。[44]
固原、宁夏等地平定之后，明政府在西北的残余据点就剩下了甘肃、青海（当时称西宁卫）等比较僻远的地方。李自成乃命刘宗敏返回西安，准备大举东征，完成西征的任务就落到了贺锦的身上。十一月，贺锦领兵西征，一举攻克安定[45]，金县开门迎降[46]，兵锋直抵兰州。明朝甘肃总兵马爌、副将欧阳衮等人见形势危急，劝肃王朱识鋐西奔甘州（今张掖），征兵固守。朱识鋐驽马恋栈，没有采纳这个意见。马爌等人便自行逃往甘州。十一月二十一日，贺锦所部义军到达兰州，“兰州人开城迎贼”[47]。肃王朱识鋐仓皇逃出城外，被明朝卸任总兵杨麒派人擒获，当作自己投诚义军的见面礼。贺锦厌恶他卖主以牟取富贵，既不忠于明王朝，也不是真心投顺起义军，因此，他不仅处死了肃王，也把杨麒父子斩首。[48]这种做法显然不够策略，不利于争取尚在观望的明政府文官武将。贺锦留下党守素镇守兰州，自己统兵继续西进。明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二卫先后投降，义军进迫甘州。甘肃巡抚林日瑞、总兵马爌等人组织顽抗。十二月，义军踏冰过河，直抵城下。当时大雪纷飞，积雪深盈丈，被驱迫上城防守的官军士卒手脚皲裂，甚至冻掉手指，都有怨言。义军战士却意气风发，利用积雪堆做登城的阶梯，积极准备攻城。十二月二十七日，“守者引贼上”[49]，义军胜利地夺取了甘州城。林日瑞、马爌等都被处死。[50]占领甘州之后，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也不战而下。贺锦在各府州县派设了官员，安抚地方，甘肃全境遂处于大顺政权管辖之下。
这时，奉贺锦之命进取青海的义军将领鲁文彬（原是明朝将领），领兵进抵西宁，被效忠于明王朝的反动土司祁廷谏、鲁胤昌等击败，鲁文彬被杀。[51]贺锦闻报后，亲率大军从甘州驰赴西宁。祁廷谏等人惶惧失措，参军胡琏器献计道：“贺贼骁勇，兼我寡彼众，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敌也。”建议派少数民族人士伪降，假作向导，引贺锦入伏兵地加以谋害。贺锦歼敌心切，领部队一往直前，阵斩鲁胤昌，全歼其众。由于警惕性不高，不幸陷入敌人的埋伏处，被反动土司杀害。这位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农民革命领袖壮烈牺牲了，时为永昌元年正月。贺锦部下的将士悲愤填膺，决心为主将复仇，在辛思忠率领下攻克西宁，活捉反动土司祁廷谏。[52]李自成遂命辛思忠镇守西宁，派兵平定青海，各土司先后归附。至此，整个西北地区的官军据点已全部拔除，为大顺农民军渡河东征，夺取京师，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保证了后方的稳定。
到崇祯十六年底，李自成起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连克陕西三边各重镇（西宁一隅正待征讨），把原先为明廷提供兵员武将的重要地区，变成了义军的后方基地。至此，李自成军占领的地方，已经包括了现在的湖北省西部、河南省大部以及西北数省，军事上占了绝对的优势。明王朝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谈不上了，彻底结束反动透顶的明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有效地推进农民革命事业，扩大政治影响，李自成等起义领导人决定正式建国改元，把襄阳时期建立的中央政权进一步正规化。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旧历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53]当时采取的措施大约可以归纳为下面各点：
一、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以明秦王府为宫殿。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母吕氏为太后，册封高氏为皇后，陈氏为贵妃。颁布为李自成和他的父、祖避讳的规定：“其一切文书避海、玉、光、明、印、受、自、务、忠、成等十字，不许用。”[54]有的史籍还记载大顺政权曾经“造甲申伪历”[55]。
二、封功臣以五等爵。权将军、制将军封侯；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封伯、子、男。其可查考者如：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李过）、磁侯刘芳亮、义侯张鼐（李双喜）、绵侯袁宗第、淮侯刘国昌、岳侯刘世俊；光山伯刘体纯、太平伯吴汝义、巫山伯马世耀、武阳伯李友、平南伯刘忠、文水伯陈永福、桃源伯白广恩、确山伯王良智（在西安投降的明将王根子）[56]、京山伯陈荩[57]、鄢陵伯刘某；子三十人，宁陵子田虎等；男五十五人，临朐男高一功等。[58]
三、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中央行政机构为六政府，襄阳时期六政府只各设侍郎一人，此时增设尚书、侍郎，作为政府首长；属员改郎中为中郎，主事为从事。翰林院为弘文馆，六科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尚宝寺为尚契司，太仆寺为验马寺，通政司为知政使。
由于大顺军占领地区已经包括好几个省份，地方官增加了省一级，设节度使，相当于明代的巡抚。不久，又仿照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在各省加派巡按直指使，代表中央司监督之责，如以明临汾知县刘达为陕西巡按直指使[59]，介休知县李若星为山西巡按直指使。[60]其他道、府、州、县设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官，与襄阳时期相同。[61]
在任命官职的同时，大顺政权又收缴各地明朝印信，另行颁发新印。史籍记载，大顺政权“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62]。从目前所见到的实物来看，有符、契、信、记四种，券、章尚无实物可资证明。[63]
四、在军制上，定五营的名称为中吉、左辐（辅）、右翼、前锋、后劲；旗纛前营为黑色、后营为黄色、左营白色、右营红色、中营青色。军职虽仍设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官，但在级别上似乎重新做了厘定，如在襄阳时期五营的主将授予制将军称号，这时却改授予相当于明朝总兵级别的将领[64]、其他军职大概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加强军事训练和纪律。李自成在西安曾大规模检阅军队，操练士马，“金鼓之声动地”。规定马兵越乱行列者处斩。所骑马“腾入田苗者斩之”[65]，这条纪律显然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
五、在经济方面，除了继续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以外，还对明朝官绅实行追赃助饷，即没收官僚贪污所得钱财充作政府经费和军队粮饷。史籍记载：“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66]为了平抑物价，便利民间贸易，废除了明朝崇祯年间官私所铸薄恶小钱，开炉铸造永昌通宝，大钱值白银一两，另铸当十、当五钱。[67]
六、开科取士。为了搜罗人才担任各级官员，由礼政府“设科目试士，宁绍先充考官，用《定鼎长安赋》为题，拔扶风举人张文熙为第一”[68]，中试者授以府、州、县官。
此外，还让宏文馆学士李化鳞等草檄文，为李自成“颂功德”，揭露以朱由检为头子的明朝廷的罪恶，号召未下诸郡县认清形势及早归附。
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是襄阳政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标志着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彻底推翻朱明王朝的关键时期。大顺政权的建立激荡着千百万贫苦群众的心，也使各阶层人士另眼相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因而具有划时期的重大政治意义。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大顺建国时采取的各项措施，虽然在主导方面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但是也显示出了这个农民革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明显迹象。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李自成鉴于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已基本结束，遂派李友、白鸠鹤等率先头部队于十八日渡过黄河，占领了山西荣河等县，为大军东征做好了准备。是月下旬，大顺军传牌山西各郡县，檄文如下：
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69]
在叙述大顺军东征的经过情形时，需要首先指出，各种史籍和历史地图中关于大顺军进军路线的表达都包含了严重的错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说大顺军在渡过黄河以后，占领了平阳（今临汾）地区，攻克太原之后才分兵两路，一路由李自成率领北上宁武，经大同、宣府、居庸关进抵北京；另一路由刘芳亮[70]带领由太原东入井陉关，攻占保定后会师北京。这种描写把大顺军东征占领的地区划得很小，为了解释大顺政权管辖区的广袤，又说河南、山西、北直隶、山东的广大地区，都是靠派出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职官员去“虚声胁下”。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实际情况是，大顺军在渡河东征时就已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于占领平阳后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进抵京师；另一路由刘芳亮率领大顺军左营，于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即沿黄河北岸进军，先占领河南怀庆府（今沁阳一带），继占山西潞安府（今长治一带），又东下收河南卫辉、彰德二府（今汲县、安阳一带）、北直大名府，分兵收取附近州县，然后经邯郸、邢台、河间攻取保定，会师北京。此外，在李自成、刘宗敏所统的主力攻克太原之后，又分出一支军队由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等带领东出固关，占领真定（今正定），然后经保定至北京。这是一个大包围的战略。它的特点是：李自成、刘宗敏亲率主力承担消灭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官军的任务，使京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刘芳亮等人统率的偏师，不仅收取了黄河以北的大部郡县，同主力形成钳形攻势，防止了朱由检等反动头面人物沿运河一线南逃以及山东、南直隶官军北援。大顺军东征和攻占北京，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按照它的原貌来叙述当时的双方态势是绝对必要的。
下面分述大顺军两路作战的具体情况。
永昌元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统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了向北京进军。行前，李自成命权将军田见秀留守西安，自成之妻高氏和一部分六政府官员也留在西安。包括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在内的另一批大顺朝廷官员则随军行动，称之为行在。大顺军主力渡过黄河后，于正月二十三日到达平阳，明知府张璘然投降。军队略事休整后，即向太原进发。[71]在此前后，大顺军镇守陕北的李过等部也按照统一部署抽调兵力，“由葭州渡河，沿河邀击守渡官兵，以绝太原之援，而开西来之路”[72]。这时，山西的百姓有如大旱之望云霓，等待着起义军的到来。“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73]明山西巡抚蔡懋德为了对付这种民心瓦解的局面，竟伙同封建文人傅山一道，炮制了一份托名“秦民王国泰、黎大安”的帖子“言贼荼毒逼勒之惨”，在太原省城内外到处张贴。又私下编造“马在门内难行走，今年又是弼马温”[74]的童谣，欺惑群众。然而，反动统治者捏造出来的“舆论”毕竟是无根之萍，它欺骗不了人民，更阻挡不了大顺军的前进。
蔡懋德面临着的不仅是大顺农民军的重兵压境，而且形势越危急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愈加错综复杂。他以一省长吏亲赴平阳部署防河事宜，妄想扼守黄河渡口。由于粮饷无着，请求封在平阳的晋藩两位郡王西河王和交城王带头“劝缙绅士民捐饷”，却没有一个人答应捐钱。防河计划尚未落实，明晋王又派人催他回太原守城。等他回到太原，巡按御史汪宗友又劾奏他擅自放弃平阳。崇祯得奏，不问情由立即下令把他解任听勘，另派郭景昌接任山西巡抚。郭景昌刚到固关，就得到义军占领汾州的消息，不敢到太原赴任。蔡懋德虽然已被革职，但接替人未到，只好硬着头皮同左布政使赵建极、巡道毕拱辰等人策划死守太原。这时，山西著名文人傅山、韩霖被聘为督帅阁部李建泰的军前赞画。傅山从保护乡梓免被大顺军占领着眼，亲自赶到北直隶请李建泰急救太原。说是只有保住太原，晋南地区才有希望恢复，畿辅才有屏障，这正是督师的责任所在。李建泰却有他自己一番考虑，他受命督师原打算把曲沃老家的财产用来募兵，拼凑一支反革命武装在山西境内阻击农民军。现在曲沃已被大顺军占领，计划无从实现，从北京带出的三千名禁旅见形势不妙早已散去了一大半。在这种情况下援救太原，真是谈何容易。因此，他断然拒绝傅山的请求，退回保定。
二月初六日，大顺军进抵太原城下。[75]晋王朱求桂拿出三千两银子，送到城头“募死士杀贼”，山西提学黎志陞却从中克扣，用纪功纸票代替现银，官军士气更加低落。初八日凌晨，巡抚标营裨将张雄[76]开新南门投降，大顺军遂占领太原。[77]朱求桂被活捉，蔡懋德自杀，布政使赵建极、分巡冀宁道毕拱辰、分守冀宁道毛文炳、督粮道蔺刚中、太原知府孙康周等都被处死。山西提学道黎志陞被俘后，跪在大顺军将领面前口称“本道历任三月，尚未入考棚”[78]，竭力为自己洗刷。已投降大顺军的文士韩霖也为之吹嘘说，“此天下文章士也”。大顺政权当即加以录用，让他主持考试，选拔文官。
李自成在太原停留八天，休整士马，设置地方官员，拘捕明朝官绅追赃助饷。二月十六日，李自成统率大军北上进攻宁武。
在攻克太原后向北京进军途中，李自成发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全文如下：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寝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弹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79]
这份幸而流传下来的大顺政权诏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实际上是起义农民向明王朝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诏书全面地揭露了明廷的极度腐败，指出这个朝廷维护的只是贵族、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天下的财富都落到了宗绅（明宗室和官僚）、公侯、宦官的手里，对于平民百姓却“征敛重重”，造成了“闾左之脂膏罄竭”。这就迫使人民起来同他们拼命，即所谓“民有偕亡之恨”。接着，李自成庄严地宣布：“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表达了他和广大群众具有共同的命运，要把农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了减少进军中的阻力，诏书给朱由检指明了出路，要他“度德审几”，看清形势，及早投降。诏书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
过去有的史学著作，在“君非甚暗”一语上做了不少分析，似乎认为在李自成眼里，崇祯皇帝也不那么坏，主要是大小臣工为非作歹，把大好山河弄得乌烟瘴气。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既然目的在于劝降，语气上就不能不稍留余地，如果把朱由检说得昏暗已极，劝他识时务就成了对牛弹琴。诏书中没有涉及“三年免征”一类的革命政策，是限于诏书本身的针对性，不能认为它比崇祯十六年发布的《剿兵安民檄》倒退了一步。就精神实质而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当然，我们并不讳言，诏书中存在一些消极成分，主要表现为天命论。这虽然同诏书起草人的遣词造句有关[80]，但毕竟反映了李自成作为一位旧式农民革命领袖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过，对诏书中的天命思想也需要分析，它明显地继承了“天心视我民心”的进步思想，还出现了“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这样的句子，对天皇老子也不无微词。可见，借“天命靡常”“帝心已改”做文章，主要是为了抹去朱明王朝正统地位的神圣光圈，为大顺政权取而代之做舆论准备。
永昌元年诏书发布的前后，大顺农民军就按照原定部署，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畿辅地区进军了。
宁武之战是大顺军渡河东征以后，占领北京以前进行的唯一战役。这里的守将明总兵周遇吉十分顽固，驱使士卒据城抵抗，最后落得个兵败身死。正是由于周遇吉逆潮流而动，在一片倒戈声中敢于负隅顽抗，博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赞扬。他们抓住宁武战役编造了许多谎言，后来的史家不察，往往轻信盲从。这些谎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渲染宁武战役的激烈程度，把这次战役持续的时间说得很长；二是诬蔑大顺军攻克宁武以后，把城里的老百姓都杀光了；三是夸大战役的后果，把大顺军的胜利描绘成惨胜，甚至毫无根据地说李自成等人，由于士卒损失过多曾一度打算退回关中。下面就依据可靠史实，对以上三点进行必要的考辨。
一、《明季北略》卷二十《周遇吉宁武大战》条中说，“遇吉设奇制胜，每战必胜”，相持半月，至三月初一日才被大顺军攻克城池。这是不真实的。据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卷三十《杂志》载，李自成是在“二月十六日自太原起身，数日至宁武”；崇祯十七年三月《兵部为贼势已压云境等事》行稿说，大顺军“二十日过雁门关，二十一日攻宁武”[81]；据乾隆十五年《宁武府志》卷十一，大顺军攻克宁武的时间是二月二十二日。这就清楚地表明，整个宁武战役首尾不过两天。就官军而言，当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士气不扬，只是在周遇吉的逼迫下才勉强迎敌，根本就没有“相持半月”之事。
二、大顺军攻取宁武时，周遇吉被擒处死。但是，大顺军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平民。乾隆《宁武府志》记载：
贼初破宁武，亦不甚杀戮，旋引兵而东。明日，贼别部在城中者忽树蓝旗，遂肆戕虐，被祸者数千人，其伪总兵尤世禄所为也。王珻作《节录补》而谓“贼恨其久不下，屠杀一尽，血流成波”，亦失其实，盖但得诸传闻耳。[82]
这里说的伪总兵尤世禄，是义军攻占榆林时投诚过来的将领。他曾经任过明朝山西总兵，革职后居住在宁武，同山西官绅结下了宿怨，被撵回原籍榆林。[83]大顺军进攻宁武之前，尤世禄奉李自成之命，以过去曾与共事的关系，到城下去招降周遇吉。周遇吉翻脸无情，弯弓相向，虽然没有射中，却又结下了新仇。可见，攻克宁武以后杀了几千人，也还是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尤世禄的个人报复行动。《平寇志》等书说，“贼屠宁武，婴稚不遗”，完全是一些文人别有用心的捏造。
三、这次战役持续的时间不长，规模也比较有限，大顺军在攻城过程中的伤亡自然不会太大。可是，《明季北略》卷二十《周遇吉传》中，却煞有介事地说“廿五日，贼（指李自成）集头目计曰：
‘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师”，云云。根据可信史料的考核，这里所列出的大同至居庸关官军数目，完全是信口开河。我们知道，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各部义军都非常注意侦察敌情，李自成对官军的实力肯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作者借李自成之口夸耀官军实力，妄称大顺军已刻期班师，“回陕休息”，无疑是痴人说梦。
宁武战役以后，李自成、刘宗敏率大军继续北上，三月初一日到达大同[84]。这里的兵民早就要求归顺，明朝代王朱传?却责令守城。大同总兵姜瓖自知力量单薄，难以抵敌，遂开门投降。[85]大同巡抚卫景瑗被俘，由于他薄有令名，李自成恳切地开导他：“我米脂一民耳，今日至此，天命可知，尔真好官，尔降仍用尔抚大同。”过了三天，李自成见他不肯投降，爽朗地说：“尔真忠臣，我且驿乘送尔还家。”卫景瑗却死心塌地要为明王朝“杀身成仁”，请求速死。李自成说：“我必不杀尔。”卫景瑗唯恐做不成忠臣孝子，自己跑到海会寺自刭而死。李自成得报后仍然给了五十两银子，派人把卫的丧柩送回韩城老家。[86]对于明朝代藩，李自成却毫不手软，下令杀了朱传?全家。义军离开大同之前，派制将军张天琳留守。
大同的投顺，在敌人的营垒里引起了连锁反应。明宣大（宣府、大同地区）总督王继谟驻地为阳和（今山西阳高县），义军还未到，军民就纷纷准备迎接。王继谟在一六四四年旧历三月上旬给朝廷的题本中说：“该臣见得阳和将士人民俱欲迎贼，出示严戒，惕以军法，而犯迷终不可解。”为了给部下鼓气，王继谟在关帝庙召集全城文武官员歃血盟誓，自己“大声激烈，洒泪倾肝”，而“诸人但默默虚应而已”。属部各标将领“俱密写禀迎贼”，使他感到“一时已如异世”。王继谟于无可奈何之中，打算带领亲丁百余人护送库银一万余两逃回京师。不料刚走到天城卫，“众兵呐喊震天，又将其好马及饷银尽夺，挟去投贼矣！”这位总督一方的明朝大员不胜感慨，哀鸣道：“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臣茕茕孤身，止有归命于皇上而已。”朱由检阅报后气急败坏地批示道：“王继谟奉旨援云（指大同），此时正当推诚鼓众，奋励图功。据奏兵将溃散，不服调遣，平日料理安在？姑着戴罪收拾兵将，立解云围。不得饰词规避，以干大法。”此时大同已投降数日，王继谟成了光杆司令，叫他“收拾兵将，立解云围”，只能表明朱由检已经急得发昏了。[87]
大顺军到达阳和时，明阳和兵备道于重华，“郊迎十里，士民牛酒塞道”[88]。宣府（今河北宣化）总兵王承胤也先期派人到大同递表投降，接应大顺军先头部队千人潜入宣化。民间早已宣传大顺军“所过秋毫无犯，发帑赈贫，赦粮苏困，真若沛上亭长、太原公子复出矣”[89]，均急不可待地盼望义军早日到来。三月初六日，大顺军主力到达宣化[90]，宣府巡抚朱之冯妄图负隅顽抗，在城头勒令军士同义军作战，“军士抱手默然无动者。盖一切大炮之火线已绝其火，门已俱塞实，不能发矣”。朱之冯见大势已去，急得仰天大哭。王承胤分守南城，当即大开城门迎接义军入城。“满城结彩，或帛或布，无者继以纸。百姓胸前皆粘‘顺民’二字，焚香跪接。”[91]朱之冯自缢而死。李自成巡视全城时，王承胤“跪之前称贺”，面有德色。李自成对他这种自矜功伐颇不以为然，当面问道：“此谁家城？”王承胤满面惶恐，无言以对。[92]
如前所述，李自成在部署向北京进军时，采取了钳形攻势。当他和刘宗敏亲率大顺军主力取道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一路上扫荡沿边各镇明军，从北面向京师推进时，大顺军的另一支大军，即刘芳亮统率的左营，也按照统一部署展开了南线作战。
永昌元年二月，刘芳亮率部于蒲州渡河，沿黄河北岸向东进军。二月下旬，进抵河南怀庆地区，明朝副将陈德（陈永福之子）把巡按御史苏京拘捕起来，投降了大顺军。刘芳亮在怀庆地区设置了防御使、府尹和所属六县的县令。[93]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的明潞王朱常淓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义军还未到达就在总兵卜从善的保护下，携带宫眷和宝器渡河南逃。[94]刘芳亮安抚地方以后，领兵进取山西长治地区。长治古称上党，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的沈王就分封在这里。当时明王朝各地政权机构已成瓦解之势，在义军到达之前，潞安府的官员就逃跑一空，出现了地方无主的局面。大顺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长治和附近州县。当地士绅不禁叹息道：“夫河东上党，为古来用武必争之地，而皆唾手得之，天下事不可为矣。”[95]义军活捉了沈王朱回洪，缴获了宫中所藏大批金银宝器。刘芳亮任命孙明翼为潞安防御使，让他负责追赃助饷，“系诸郡王宗室及乡士大夫，非刑酷拷，大索金银，动以千万计，名为捐助。下至乘田委吏，无一得免者。或已经物故，复收其子孙一体拷掠，是名故宦例亦如之。……且分布诸贼各县严比”。[96]刘芳亮留下大将平南伯刘忠镇守长治地区，自己引兵继续前进。
大顺军左营主力离开长治后，东下彰德府，派部将领兵收取大名府和府属各县，“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97]，并且留大将刘汝魁镇守河南彰德府（今安阳）一带地方。[98]他自己则带着部队取道磁州（今河北磁县），进入畿辅地区。广平府（今邯郸地区，府治在永年县）的明朝地方官逃窜一空，“城中无主”。居住在广平府内的原通州总兵张汝行，派腹心前往磁州向刘芳亮纳款。三月初十日，大顺军进入广平府，“汝行郊迎三十里”。略事休整后，刘芳亮即整队北上。“汝行请为前行，献取京、通之策。芳亮许之。”队伍开拔前，刘芳亮任命翟凤耆为防御使，留下郭都尉、常掌旅领兵五百名镇守广平。[99]
刘芳亮部继续北收邢台、河间等地，一路上皆望风归附。三月二十一日，进抵畿铺重镇保定。史籍中对大顺军向保定进军的场面，留下了这样的描写：“寇大至，络绎三百里，羽旗铁甲，熌烁夺目。尘坌纷起，昼为暝；马嘶人喊，海沸山摧。”[100]足见兵威之盛。当时，大顺军旌旗所向，明朝的“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风降遁，或绅士争为乱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后，相与称仁诵义曰迎真主”[101]。保定城里的百姓不愿为朱明王朝坚守，纷纷要求开门纳款。就在这时，“代帝亲征”的明大学士李建泰逃进了保定，他也认为“势难支”，不如及早投降。可是，署府事同知邵宗玄和新任知府何复，却同当地乡绅张罗俊等沆瀣一气，坚决主张守城。他们责骂“百姓无知”，不懂君臣大义，“下令人缀崇祯钱一于额以示戴主之义”，驱使军民上城拒守。大顺军在城下高声喊话，告以京师已于三月十九日攻克，奉劝他们不要执迷不悟，自寻绝路。张罗俊、邵宗玄等人冥顽不化、置若罔闻。刘芳亮见劝降无效，下令全力攻城。大顺军“架铳土阜上，击雉堞如振秋箨，铅丸铁子，喷天抉地，屋瓦飘纷。人皆戴木板循墙走。未几，西北楼火，南郭门又火，隍池溃，高橹灰飞，深沟涛散，守者不寒而栗”[102]。三月二十四日夜半，南城守弁王登洲等人缒城投降，“百雉顿空”，起义军一拥而上。李建泰所带的几百名军士也“崛然内应”，领着保定府推官许曰可、清苑知县朱永康向义军投诚。方正化、邵宗玄、何复、张罗俊等都被处死。
李自成在北京听说保定的明朝官绅仍在顽抗，唯恐激起将士的义愤，破城后杀人过多，特地发布诏书赦免当地军民。刘芳亮于克城前一个时辰接到诏书，进城后立即下令禁杀。[103]他在西门召集士民宣读告谕，任命文华国为保定府尹，同时委任了推官和县令，责成他们办理粮草。第二天，“下令遍拿乡绅之未死者及其子若弟，拷掠惨毒”，进行追赃助饷。还把驱使军民拒守的劣绅、明工科给事中尹洗等处斩，“揭其首于竿，榜曰：据城抗师，恶宦逆子”[104]。二十六日，刘芳亮留部将张洪守保定，自己带领军队向京师进发。李建泰也随同进京，受到李自成的礼遇。
下面再谈大顺军由山西东出固关，占领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地区的经过。真定在明朝末年是巡抚衙门所在地。二月间，大顺军占领太原的消息传来，当地驻军就准备投降。奉巡抚徐标之命出守固关的参将李茂春，一面派人去山西同大顺军联络，一面把大顺军的檄牌传到真定。[105]徐标碎牌斩使，表示要同大顺农民军对抗到底。他标下的兵丁立即行动起来，把徐标绑出西门斩首，推都司谢加福为首，称副总兵，用大顺永昌年号，通令府属各县迎接义军。三月初七日，大顺军一部在大将任继荣、马重禧等人的统领下由固关来到真定。马重禧任大顺政权真保节度使，并任命了防御使、府尹、推官、县令等各级地方官。[106]三月下旬，任继荣带领部分兵马经保定前往京师。[107]
大顺军的南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李自成、刘宗敏所统主力攻占北京，完成了收取黄河以北大批郡县的任务，对于大顺农民革命全盛局面的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
[1]吴甡：《忆记》。
[2]吴甡：《忆记》。
[3]吴甡：《忆记》卷四。
[4]吴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对纪略》。
[5]吴甡：《忆记》卷四。
[6]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吴甡传》记大学士“蒋德璟谓倪元璐曰：上欲吴公速行，缓言相慰者，试之耳。观首辅疾趋可见（指首席大学士周延儒奉命督师抵御清兵）。甡畏贼势大，出必死，卒迟回不肯行”。
[7]吴甡：《柴庵疏集》卷二○。
[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于五月丁丑日，五月无丁丑日，当为六月之误。
[1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11]李长祥：《天问阁集》（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题为《天问阁明季杂稿》）卷上，《甲申廷臣传》。
[12]《平寇志》卷七。
[13]《崇祯实录》作“步骑各五万”。
[14]李长祥：《天问阁明季杂稿》记，李自成听说孙传庭部蠢蠢欲动，担心自己兵力不够，向张献忠借兵。“谓秦师荡我中原，必疾力西蜀。”张献忠派出六千铁骑相助。《甲申传信录》卷二也有相同记载。按，当时张献忠部还在湖广地区活动，并没有进川，所谓“必疾力西蜀”同情理不合。在李自成部义军同孙传庭部决战的时候，张献忠是否提供了兵员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史料证明。
[15]高斗枢：《存汉录》。
[16]《绥寇纪略》卷九。
[17]康熙十一年《垣曲县志》卷十二，《兵乱》。
[18]《甲申传信录》卷二。
[19]孙之：《二申野录》卷八。
[20]《平寇志》卷七。
[21]《二申野录》卷八。
[22]乾隆八年《重修宝丰县志》卷五，《兵燹》。
[23]《绥寇纪略》卷九；《平寇志》卷七。按，丘之陶是明朝大学士丘瑜的儿子。李自成见他年轻英俊，委任为兵政府从事，又升任兵政府侍郎，在提兵北上河南迎敌陕西官军时，还“委之管留务”。这样重用一个没有经过严格考验和审查的官僚地主分子，险些误了大事。丘之陶充当内奸一事，有原始材料证实。当时的明廷大学士吴甡，在朱由检召见阁臣讨论孙传庭出兵疏时说过：“又谓间谍密谋，兵至内应，臣窃忧焉。贼皆秦人，结连日久，内应之谋，果否得当？”（见吴甡《忆记》卷四，又见吴甡《柴庵疏集》卷十九，《召对纪略》）清初尤侗《雁门哀》云“惜哉蜡书计不成，襄阳并杀丘公子”，也是指的这件事。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二，《丘大学士传》说法略有不同：“公次子之陶，于壬午为曹贼罗汝才所获，羁之营中，后又归闯。寻以自成出与孙传庭迎敌，之陶窃其令箭以逃。竟穿营走出，将渡黄河，盘获。见闯，陶骂不绝声，贼怒剐之。”没有提到丘之陶被李自成任为兵政府从事、侍郎以及充当内奸之事，不是有所讳就是传闻之误。
[24]《绥寇纪略》卷九。
[25]同1。
[26]火车是孙传庭在陕西制造的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箱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
[27]《平寇志》卷七。
[28]毛奇龄：《后鉴录》；吴伟业：《绥寇纪略》。
[29]《平寇志》卷七。
[30]同1。
[31]白广恩不久就投降了李自成，这颗用白银铸造的“荡寇将军印”从来没有送到白广恩手里。一九六四年该印发现于南京玉带河淤泥中，现藏南京博物馆。《文物》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有专文报道，但对此印发现于南京所作的解释有不足之处。实际情况是，后来南明弘光朝廷把“荡寇将军印”授给了总兵王之纲。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下江南，王之纲在南京投降，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该印被扔进了南京御河。
[32]各种史籍关于起义军攻占潼关一事记载很不一致。这里是根据康熙二十四年《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及《孙忠靖公全集》卷首。《潼关志》卷下载杨端本《明指挥使忠烈张公传》记孙传庭退到潼关后，“越十日，贼众大至，铁骑百万，围城内外，大战自寅至午，炮轰如雷，攻愈力。城中矢石俱尽，城遂陷，兵民逃窜不可止”。情节略有不同。
[33]孙传庭死后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因此对他的下落出现了不同说法，请参看《豫变纪略》卷六。
[34]乾隆六年《沁州志》卷六，《忠烈》。
[35]《绥寇纪略》卷九和《平寇志》卷七，记义军占领西安的时间是十月十一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记于壬申（十二）日，《国榷》卷九九记于癸酉（十三）日午时。根据康熙七年《咸宁县志》（咸宁是西安府的两个附郭县之一）卷七，《杂志·祥异》；《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所收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兵部为塘报贼情事》；《明清史料》辛编，第九六三页，都确凿地证明占领西安是在十月十一日。
[36]见《绥寇纪略》卷九和《见闻随笔》。但这两部书还说义军进入西安时，“放兵大掠三日”，然后才下令安民，显然是出于恶意造谣。据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兵部关于义军占领西安和陕西其他地方的塘报，引述原先监禁在西安府狱中被起义军释放逃出的人和经潼关逃来的贩花客人的口述，丝毫没有涉及“大掠”的情事，其中只说：“贼令省中（指西安府）的民站一边，宗室站一边，家丁站一边；贼将宗室杀死，已行安民，将家丁跟随贼营等情。”可见，义军入城后在掌握政策上泾渭分明，受到严厉打击的是朱明王朝的宗室，并没有损害普通百姓；明朝将领的家丁娴熟弓马，收入义军军营既增强了兵员，又防止了他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37]乾隆九年《直隶商州志》；乾隆十一年《雒南县志》卷十，《要事》。
[38]李自成进军陕北过程中在米脂祭墓这件事，许多史籍都称之为“大合群贼，戎马万匹，旌旗百里，诣米脂祭墓”（如《绥寇纪略》卷九、《国榷》卷九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平寇志》卷七）。把李自成亲统大军北征描绘为专程祭祖，大摆排场，是非常错误的。
[39]见《绥寇纪略》卷九等书。谭吉璁《延绥镇志》作“升米脂县为天保府，治天保县，南割清涧以上，东割山西之永宁、宁乡、临县、保德、河曲属焉”（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
[40]乾隆四年《内黄县志》卷十四，《人物·忠节》；《明史》卷二九四，《司孔教传》。
[41]参看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七八页，《原任总兵白广恩揭为恭谢天恩披沥苦衷仰乞垂鉴事》。
[42]见《绥寇纪略》卷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豫变纪略》卷六说，陈永福在郏县战败后就投降了李自成。自成命他为先锋，“仍张其旗帜蹑官军后袭潼关”。这种说法同有关潼关战役的可信史料不符，疑不可信。
[43]胡秉虔：《甘州明季成仁录》卷四。
[44]同2。
[45]康熙十九年《安定县志》卷五，《风土·灾变》。
[46]康熙二十六年《金县志》卷下，《宦绩》。
[47]《明史》卷二六三，《林日瑞传》；《横云山人史稿·林日瑞传》。
[48]康熙二十五年《兰州志》卷三，《杂记志·拾遗》。
[49]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林日瑞传》。按，这句话在《钦定明史》中被删去。
[50]《绥寇纪略》等书，都说义军攻克甘州时“杀居民四万七千”。清胡秉虔辑《甘州明季成仁录》引《天山雪传奇》，说死者只有一万多人，并且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义军攻入甘州后，经过了一番巷战，死的人多一些本在情理当中。封建史籍常常诬蔑农民军“嗜杀”“屠城”，多系造谣不实之词。甘州的记载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5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二，《陕西八》写作祁廷楝。这里是根据乾隆十一年《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征志》。
[52]大顺军把祁廷谏押解到西安后，没有及时惩处，后来清军攻占西安，祁廷谏得以逃脱，投靠了清朝，授以世袭指挥使。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征志》。
[53]关于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的问题，一般史籍都说他当时称的是大顺国王，到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在北京称帝。但是有一些记载和迹象表明，李自成在西安时可能已经称帝。如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记：“自成遂以西安为都，僭称皇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有的书上说李自成自称大顺国王，却追尊七世祖为帝，妻封皇后，未免太不合情理，两者必有一误。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请参看拙稿《从永昌元年诏书谈到李自成何时称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六期）。
[54]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事纪》。按，关于大顺朝避讳的规定，各书记载不尽相同，以《肥乡县志》最明确。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记自成曾祖名世辅，讳为世辐；祖父名海，讳为每水，父名守忠，讳官衷；自成讳作奋戚。如果《肥乡县志》所记确为大顺政权当日颁布的诏令，那么，自成曾祖名世辅的说法就不可信了。另外，县志中所列十字中的“受”字，疑为守字之讹。
[55]《甲申传信录》卷六。
[56]冯甦《见闻随笔》记“确山伯王根子”；康熙《延绥镇志》记“王俍智为确山伯”。良、根形近，智、子音似，大约是王根子投降大顺军后以其名不雅，改为良智。谭吉璁在《延绥镇志》里，凡遇良字均写作俍，如左良玉也写成左俍玉。
[57]乾隆六十年《钟祥县志》卷二十，《杂记》中云：“甲申，僭封陈荩为京山伯。”按，陈荩时任大顺政权扬武州（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防御使，在镇压地主阶级叛乱中功绩显著。
[58]封爵的记载主要根据《绥寇纪略》和《见闻随笔》，参考了一些档案文献，大顺政权所封的爵位，史籍中漏载和没有查到的还有不少，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和雍正七年《临汾县志》，都记载李自成曾经派恒山伯（一作衡山伯）驻守平阳府，恒山伯的姓名就不清楚。《甲申传信录》卷六，说李自成封明朝投降总兵牛成虎为伯，伯的封号尚有待于查考。此外，李自成建国以后还给一些明朝投降将领封爵，如马科封为怀仁伯，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59]《国榷》卷九九。《清世祖实录》卷二五作“山西临汾知县、伪授两河巡按御史刘达”。两河即河南省。
[60]《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五二页。
[61]康熙《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内，说大顺政权“分天下为十二州，如舜典焉”，无法从各种史料里证实，疑为传闻之误。又《延绥镇志》等书云自成改“布政曰统会使”。从现在所见到的大顺军政权地方官员材料来看，节度使和防御使可考者甚多，独不见有何人曾任何地统会使，疑不确。郑廉《豫变纪略》卷六，述自成西安建国时“有六政府、安抚使、防御使、权将军、制将军等号”，并云有一山西人原为明朝汝州知州，“降于贼，后为伪安抚使”。考大顺政权所设官职，无所谓安抚使，当系节度使之讹。明后期冗官甚多，地方上省一级文官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布、按二司又有参政、副使等副职，大顺政权唯设节度使一人，当有裁冗就简之意。
[62]《甲申传信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九说，大顺政权“易印为信”。
[63]目前所知大顺政权印信实物有夔州防御使符，辽州、金乡、清源、仪陇、工政府屯田清吏司的契，长方形的“通政司右参议之记”；另有永昌元年十二月造的“三水县信”和铸印时间不详的“商洛防御使信”。估计可能是李自成败回西安以后，各地符、契丧失太多，为了防止弊病，重新颁发了官印，改符契为信。参看《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年第一期，载罗福颐《李闯王遗印汇考》。
[64]例如镇守大同的张天琳就是位制将军；后来清军还缴获了大顺政权铸给的“榆林制将军”银狮子纽大方印一颗，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四○页。
[65]《绥寇纪略》卷九。
[66]《鹿樵纪闻》卷中，《关西二烈》条。
[67]见《绥寇纪略》卷九。然而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永昌通宝只有小平钱和较大的当二钱（？）两品。究竟有没有当银一两和当十的大钱，尚存疑问。
[6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绥寇纪略》卷九。又，康熙《延绥镇志》记：“出题曰：道得众则得国。”
[69]《国榷》卷九九。按，檄文发布人自称“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估计是刘宗敏，但这个头衔还没有见到其他可以印证的记载。
[70]有的史籍甚至误刘芳亮为刘宗敏，如《鹿樵纪闻》卷下，《自成犯阙》条记：二月十三日，“贼至潞安，分遣刘宗敏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自以大队徇忻、代，陷宁武……”又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记，三月初四日，“刘宗敏兵至大名，传檄招降……”《甲申传信录》卷七则云：“闯寇既陷居庸，犯京师，遣其党刘宗亮驰寇畿南诸郡，所过悉下。”不仅误书人名，而且把南线作战的大顺军，说成是占领居庸关后所派。类似的错误记载还有不少，都反映了作者对大顺军东征的进军路线和情况没有弄清楚。
[71]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记：“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自蒲州至平阳，知府张邻迎降，留五日而北。”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记载得更详细，大顺军前锋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克蒲州后，“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李自成至蒲州……十八日至猗氏，十九日至闻喜，二十日至绛州，二十一日至曲沃。二十三日至平阳，知府张邻迎降，留五日而北。历洪洞、赵城、霍州、灵石至汾州”。按，张邻即张璘然。《平阳府志》中记李自成到达猗氏的日期差了一天，据乾隆三十八年《临晋县志》的记载，李自成抵该县的日期是正月十八日（见卷六，《杂记》上，《灾祥》）；雍正七年《猗氏县志》记：“是岁正月十九日，闯贼入县。”（卷六，《祥异》）
[72]嘉庆二年《合河纪闻》卷八。
[73]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74]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75]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76]《太原府志》卷五○称，开门纳降的是“小将张急鬼”；戴廷栻《半可集》卷一写作“标营小将张权”。据前任山西巡抚吴甡在崇祯十六年四月的题本中，讲到山西抚标将领有陈尚智、张雄，可知张权是张雄之误，张急鬼大概是张雄的诨名。
[77]关于大顺军进攻太原的经过，《鹿樵纪闻》说：“二月五日，自成抵城下。（明巡抚蔡悉德之）部将牛勇、朱孔训等出战，死之。”《平寇志》卷八也记载，二月初五日“贼犯太原……巡抚蔡懋德遣标下骁将牛勇、朱孔训出战。孔训伤于炮。牛勇陷阵死，一军皆没，城中夺气”。其他史籍类似的记载很多。考康熙《山西通志》，《太原府志》、太原府附郭县《阳曲县志》、时人戴廷栻《半可集》以及当时正在城中的路之谦，于同年十月所作《中顺大夫分守山西督粮道布政使司参议蔺公坦生殉难记略》（收入道光二十五年《陵县志》卷十六，《艺文志》），均作二月初六日义军抵太原城下，也都未载明将牛勇、朱孔训出战败殁事。戴廷栻在《周将军传略》里还说：“贼围太原，抚标小将张权、牛勇守新南门。权故贼，开门纳贼。勇逃入西山。”可见前面所引史籍中关于牛勇、朱孔训领兵出战被大顺军歼灭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当时太原的官军已经人心涣散，没有打什么仗就缴械了。清初史籍的作者加上一段出城作战的描写，是为了给蔡懋德等人脸上贴金。
[78]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79]这件诏书以《平寇志》卷九、《甲申朝事小纪》卷一所载为基础，据《国榷》卷一百、《明季北略》卷二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校补，参考了王世德《烈皇帝遗事》。笔者的这个校补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之后，又看到了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十，《轶事志》附《拾遗》内，收有永昌元年诏书的另一文本，题目作《李自成檄明臣庶文》，开头云“新顺王李诏明臣庶知悉”，结尾一句是“檄到如律令”。这一头一尾为其他史籍所无，同内容的风格也不一致，很可能出自后人之手。
[80]永昌元年诏书的起草人，史籍中有不同说法，如牛金星、黎志陞、周钟等。据查考，初步可以判定是明降官张璘然的手笔。
[81]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四九页。
[82]乾隆十五年《宁武府志》卷十一，《余录》。
[83]凌义渠在崇祯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具题的《请旨安置罪帅疏》中说：“顷者废帅尤世禄贪横不法，罪状显著。监臣牛文炳据实奏参，奉旨革职究拟，似已翦其翼，抉其爪，纵负狂啮之性，亦穷于计无所施矣。然而山右士大夫不无鳃鳃过虑者，则以凶焰虽除，狡窟仍在，恐不为去恶务尽计，将来播毒一方，终无已时也。……查世禄向来籍贯原在榆林，此地既难容身，自当另图变计，惟有问拟之后即时回还原籍为便。第世禄侨寓宁武日久，广置腴田大宅，多买歌童妇女业已弃故乡若瓯脱，踞任所为郿坞矣。若不奉明旨发遣，而望其逡巡引去，当下毫无系恋，万万不能。……”（见《凌忠介公奏疏》卷五）
[84]《国榷》卷一○○。记大顺军占领大同事于二月二十九日。据明宣大总督王继谟题本及乾隆《韩城县志》卷六《卫景瑗传》，应为三月初一日。
[85]程源：《孤臣纪哭》（收入冯梦龙编《甲申纪事》）云：三月“初九日，贼至宣府，叛将白广恩、官抚民以书约总兵姜瓖。瓖叛迎贼，宣陷”。程源把姜瓖说成宣府（今河北宣化）总兵，在宣化投降，均误。
[86]乾隆四十九年《韩城县志》卷六《卫景瑗传》。
[8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五一至四五二页。不久，王继谟自己也向大顺政权投降了，见赵士锦《甲申纪事》。
[8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
[89]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一，《朱忠壮传》。
[90]关于大顺军占领宣化的时间，陈济生《再生纪略》载于三月初八日；程源《孤臣纪哭》说是三月初九日；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一记于三月十二日。这里是根据赵士锦《甲申纪事》所载大顺军队长姚奇英的口述。
[91]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一，《朱忠壮传》。
[92]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抚宛平朱公庙碑》。
[93]康熙三十四年《怀庆府志》卷九，《古事》。
[94]顺治十六年《卫辉府志》卷二；又见康熙《卫辉府志》卷二，《建置上·卫志》。
[95]乾隆二十八年《长治县志》卷二七，《事迹》。
[96]同3。
[97]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二四，《外传》。
[98]参见康熙《广平府志》卷十二，《兵纪》。
[99]乾隆十年《永年县志》卷十二，《兵纪》。
[100]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附《甲申纪事》。
[101]张罗喆：《明张氏兄弟倡守保定阖门殉难实迹》。
[102]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附《甲申纪事》。
[103]陈僖：《明崇祯十七年保定府纪事》（按，即《甲申上谷纪事》，此书多以为早已亡佚）云：“方保定守于京师之既亡也，自成患之。谓伪军师宋企郊（当是宋献策之误）曰：‘我起兵横行中原，所略地无敢拒者，独榆林卫、太原府、宁武关拒我师。今京师亡，保定犹守。不大屠掠，何以威天下！遣渠帅刘宗敏行，卜日出师。’宋卜曰：‘吉！城克在即，师无庸出也。但保定守于京师已亡，人人敢死，乃忠义之区。我今已有天下，当恤之，急走诏赦，为日后封疆臣劝。’自成从之，降伪诏。方亮于廿四辰刻接诏，巳刻下城，午即出令禁杀，由是得不屠。”（引自陈僖《燕山草堂集》卷三）
[104]康熙《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附《甲申纪事》。
[105]据乾隆五十一年《平定州志》，《建置志·营制》附《兵事》记载，大顺军在二月间就占领了平定州（今山西阳泉市），“伪总兵焦驻兵一日东行”。平定州同北直隶井陉相邻，固关（或名井陉故关）就在两地之间。这说明大顺军当时已经迫近关门，距离真定不远了。
[106]顺治三年《真定县志》卷四，《政事志》。
[107]参看康熙《保定府志》卷十七；《小腆纪年附考》卷四等书。按，在一些史籍里把任继荣写作任珍或任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