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城市 几经变化的都城（1/1）

刘邦在打败项羽，称皇帝即位以后，把洛阳作为他的首都。但是几个月以后，他听了一个戍卒娄敬的意见，并且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就下令迁都关中。

当时他的部下大多数人都是丰沛故人，就是他老家丰邑（今江苏丰县）、沛县（今江苏沛县）这一带人，他们都反对他迁都。而且原来秦朝的首都咸阳已经被破坏了，迁到关中以后，一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临时找个地方，在今天临潼这一带安顿下来，然后要等到新都建好了才迁进去。这个新都的名字叫长安，原来是当地一个乡的名称，这个名称很吉利，以后新首都建成就叫长安，所以一开始只说“迁关中”。

为什么刘邦要做出这个决定呢？并且整个西汉的首都就一直在长安。

我们知道，由于首都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它设在哪里必须要考虑到对内、对外这两个因素。对外，要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所以一般情况下，必须面对主要的军事威胁，你若离开前线太远，或者不是正面对着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无法主动遏制强敌。一旦国力衰退，就会放弃首都或者迁都逃避。相反，将首都面对主要的军事威胁，迫使自己以及后代能够不断地加强防御或主动出击，只有这样才能够起到御外的作用。当时西汉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方、西北，主要敌人是匈奴。

西汉初年经常是“烽火照甘泉”，就是在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甘泉山）一带经常要燃起烽火报警。匈奴人骑兵南下的时候，离长安经常只有八百里，骑兵一天一夜就可以赶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长安是首都所在，所以西汉不断地加强周围的防御力量，并且始终守住北方、西北的这些边界，到了国力强盛的时候，就从这里发起反击。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就将匈奴赶出汉境，稳定地守住了原来秦长城一线，并且以关中为基地向西北开拓，进占河西走廊。事实证明，刘邦选择以长安为首都，在御外上面是相当成功的。

首都还要能够制内，控制国内的敌对势力，防止国内出现动荡叛乱。在冷兵器时代，一般就要考虑选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便于防卫；还要选择居高临下的地势，需要出击时具有优势。这一点，长安比洛阳强得多，洛阳周围没有什么险阻，那些山都不高，相反通道都很宽敞，很难防御。长安所在的关中当时被称为“四塞之地”，北面是陕北黄土高原和一系列山脉，南面是秦岭山脉，西面是陇山山脉和陇东高原，东面秦岭、华山直逼渭河、黄河，是一个四面都封闭的盆地。在仅有的隘口、通道上都设有重关，往东的通道最重要，有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市北、新安县西），南面有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西北面有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东南），易守难攻，相当安全。而对于关东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又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便于主动出击。

西汉初年，关东大多数地方都不在朝廷的直接统治下，那些同姓王、异姓王的封地占了大部分。在长安建都，不但能控制关中这个基地，而且守住了以西、以北，以及西南，像汉中、巴蜀这些地方，都成了朝廷可靠的后方。

在关东发生叛乱的情况下，一方面可以确保首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后就可以随时发动反击。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出兵镇压。由于后方关中非常巩固，又有忠于朝廷的梁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挡住交通要道，周亚夫可以集中兵力进驻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以深沟高垒固守，等到叛军疲惫粮尽，一举击溃，三个月就平定叛乱。

可见，建都长安在御外和制内两方面都非常有利。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整个东汉都没有再迁回长安，只是末年才被董卓以武力强制迁往长安五年多。东汉时不断有人呼吁首都应迁回长安，班固的《两都赋》虽然极力维护东都洛阳的地位，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西都长安的巨大影响。但洛阳的首都地位始终稳固，原因何在？

以往一般的说法，是认为刘秀的故乡在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市），刘秀在南阳起家，南阳的宗室豪族是他的政治、经济基础。首都设在洛阳，更容易获得和维持来自南阳的支持。这在东汉初期，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足以解释整个东汉的形势。其实，相比长安，洛阳有一项更重要的优势，是便于解决粮食供应。

作为一国之都，必定会聚集大量人口。而且，随着建都时间的延续，人口会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西汉的长安建成后，不仅皇室、朝廷文武百官、侍卫、驻军、差役、工匠等首都必备人员入住，还从各地迁入大批特殊移民。这些人都不从事农业生产，需要有供养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到西汉中期，长安和周围陵县（在皇帝陵墓附近设立的为他守陵的县）的人口已经超过一百万。从长安出征的军队和驻守西北边疆的军队，也要从长安调拨大部分粮食。

关中虽号称“沃野千里”，实际上，关中平原的面积是有限的，加上日渐扩大的城市、宫殿、园林、兵营占去大量土地，农业用地很快用尽。尽管有一些人工渠道灌溉比较便利，局部地区粮食亩产较高，但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不得不从关东农业区调运粮食。西汉初，每年就要输入数十万石，汉武帝时每年最多要输入六百万石，以后常年需要四百万石。

当时最便利的办法是漕运，就是通过水路用船运粮。如果从陆路运输，成本高得无法承受。秦始皇时要将粮食从山东半岛运到河套地区，路上的消耗是最终运达数量的六十倍。从关东往长安的唯一水路是黄河和渭河，偏偏都是逆流而上，必须完全依靠人力拉纤。还得经过三门峡天险。黄河流经这里，奔腾的河水被约束在狭窄的峡谷中，形成三股水道，自东至南称之为人门、神门、鬼门，其中只有宽二十多米的人门能够通行。但水流异常湍急，两边巨石壁立，稍有不慎就船毁人亡，整船货物化为乌有。从未建水库前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三门峡两岸的山岩上形成一道道深深的纤绳磨痕，可见当时漕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多么巨大！

如果首都设在洛阳，从关东产粮区运粮食过来虽然也是逆流而上，但距离就短了很多，而且不用经过三门峡天险，损失减少，也更有保证。如果光武帝刘秀定都于洛阳，主要考虑到离他的基础南阳距离较近这个因素的话，那么以后的皇帝必定会更多地考虑粮食供应因素。而在整个东汉，洛阳没有出现过像西汉长安那样的漕运难题。

另一个因素就是东汉的军事形势。在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后，北匈奴从此西迁，已经投降的南匈奴逐渐内迁，不构成对东汉的军事威胁。而随着西北羌乱不断，尽管东汉一次次镇压，却止不住羌人的叛乱和内迁，一度不得不将西北的郡治后撤到长安附近，长安成了军事前沿，根本不具备“御外”的优势。

到了东汉末年，关中盆地以北，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东北已经没有汉朝的行政区了，成了羌人、匈奴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时期的图幅中，这一块只能根据史料中模糊的记载，注上“羌胡”两个字。假设东汉曾经在长安建都，肯定早就迁走了。

当然，洛阳在“制内”方面也没有优势可言。当初娄敬劝刘邦迁都关中时，那些反对迁都的人称“雒（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洛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殽山、黾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洛水，它的稳固地位也可依靠）。但张良一针见血，道破洛阳的先天不足：“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幸运的是，东汉没有出现国内动乱，特别是来自关东的军事威胁，这一缺陷没有影响到首都的安全。等到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知道这“四战之地”是守不住的，就逼汉献帝西迁长安。可见同样的建都条件，在不同的外部形势下会起不同的作用。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七月十日，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宣布要进行南征。到八月十一日，孝文帝率领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出发南下。当时北魏已经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朝大致以淮河和秦岭为界，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峙的均势。孝文帝匆匆忙忙南伐，自然会引起文武大臣的不满。但是因为皇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大家也只能服从。

军队刚离开平城，就遇到了绵绵阴雨，一路艰难跋涉，在九月二十二日到达洛阳。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但是到了二十八日，孝文帝下令继续南下。第二天清晨，当他一身戎装，跃马扬鞭要出发的时候，早已守候在那里的群臣一下子跪在马前，磕头请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大怒：“我正要统一天下，你们干什么要阻止啊？”但是所有大臣，包括拓跋氏的宗室，还有文武百官，通通拦在马前，劝他不要南下。

其实孝文帝并不是真的要南征，他看到时机成熟，就对大家说：“你们看我这次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要是没有一点成果，怎么向后人交代？如果就这样轻易班师，拿什么传之千秋呢？我想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北方的荒漠之中，难道不想南迁来享受无穷无尽的幸福吗？难道只有今天的君子才有这样的念头吗？只是要等到天时人事齐备、王业完成罢了。要是不南伐，就应该把首都迁到这里，在中心地区建都，现在正是机会，说干就干，不要拖延时间。你们赞成迁都的就往左边站，不赞成的往右边站。”孝文帝以为他表了态以后，大臣们肯定都只能赞成。谁知道不少人不断地往右边站，这个时候因为犯了贪污罪，被革去南安王爵位的拓跋桢见到有立功的机会，就站出来大声疾呼：“干大事不必与一般人商量，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干成非常之事。迁移首都绵延王业，选择中心地区建都，以前周公就这么做的，现在陛下也这么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天下还有什么比首都更重要？人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呢？请求立即停止南伐，迁都中原，上使陛下安居，下使百姓放心，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全体百姓的幸福。”早已准备好的一批大臣高呼万岁，群臣只好齐声响应，孝文帝趁势宣布迁都洛阳。

其实这只是孝文帝打赢的第一仗，因为他要迁都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要把政治中心迁到中原的中心地带，有利于将来进一步的统一，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迁都实现完全的、彻底的汉化。果然在迁都已成定局的时候，孝文帝就开始实行一系列更加彻底的汉化措施。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初二，他首先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的服装），大多数鲜卑人不乐意，很多人没有执行命令，如东阳公（原东阳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不愿换装。

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三月十九日，孝文帝的岳父，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留守平城的拓跋丕本来就不赞成迁都，联合陆叡等大臣上书，请求孝文帝回到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孝文帝识破了他们的意图，严词谴责：“我在迁都之初，你们竟然出这样的主意，想陷我于不义。”他对这些大臣一律给予降职处分，同时下令将冯熙的灵柩迎到洛阳安葬。到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宣布了另一项汉化措施：“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职或撤职。”他又责备留守洛阳的官员：“昨天我还望见妇女着夹领小袖的胡服，你们为什么不奉行上次的诏书？”群臣只得认罪求饶。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诏，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违者一律免职。

不久前，广川王病故，他夫人早死，已葬在平城，有关部门请示孝文帝，广川王应在何处安葬。孝文帝又推出一项改革，代（平城及周围一带）人已迁到洛阳的，死后应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六月十九日正式下诏规定。南迁的移民，不管原籍在北方哪里，也不管原来是哪个民族，籍贯统统改成河南洛阳。

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正月，孝文帝走出了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将本家族的拓跋氏改为元氏。《易经》称“大哉乾元”，“元”就是老大，给皇家用最合适。他下令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通通改姓，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于改为于，尉迟改为尉等。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姓氏上的差别被完全消除。

同时，他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下令北方四个门第最高的家族的代表人物——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又与鲜卑高门大族结为儿女亲家，孝文帝也将他的女儿纳为妃子。他还下诏为自己的六个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汉族大家族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这样大规模的通婚，无疑使鲜卑族从皇族元氏开始不再有纯粹的血统了。

这些激烈的措施推行时自然不会顺利，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反他命令的竟是他的长子——太子元恂。元恂不喜欢念书，身体又肥大，嫌洛阳夏天太热，常想回平城去。孝文帝赐给的汉族衣服他不穿，经常偷偷穿上胡服。他的老师高道悦多次规劝，他非但不听，反而恨得要命。当年八月初七，孝文帝去嵩山，元恂就与左右密谋杀了高道悦，从牧地调来马匹，准备奔回平城。幸而被领军元俨发现，严守宫门，将他们堵住。孝文帝立即赶回洛阳，在宫里讯问，还亲自动手，和咸阳王元禧轮流打了他一百多板子，然后把他关押起来，要把太子废为庶人加以监禁。但反对派一直想利用太子，为了断绝后患，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只能把这个十五岁的孩子赐死。还有些贵族大臣，甚至密谋在平城发动叛乱，结果都被孝文帝无情地镇压下去了。

尽管孝文帝在两年以后就以三十三岁的英年过早离世，但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政权的非华夏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尽管鲜卑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它本身就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元氏家族，就是原来的拓跋氏，尽管经历了尔朱荣之乱，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取代东魏、西魏等屡次内乱、战祸和天灾，但依然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好几位杰出人物。比如在唐朝记载中找到的就有神童元希声，北门学士元万顷，名士元德秀、元集虚，学者中有元行冲，特别是著名的诗人元结、元稹，元稹是跟白居易齐名，被称为“元白”的。一直到金朝末年，还出了一个大诗人元好问。其他家族呢？在唐朝的宰相里可以找到好几个家族，像刘、窦、高、房、宇文、长孙、李、于、豆卢、元、独孤等十几支，其实他们都是鲜卑、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后代，或者是与汉族通婚的产物，就连唐朝的皇室李氏也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

至于其他王侯将相，以至士农工商平民百姓中带有胡人血统的，尽管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确切的分析，毫无疑问也是相当多的。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了汉族的一部分。正是由于鲜卑等民族的不断加入，为汉族不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汉族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今天汉族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实际上离不开鲜卑等民族的贡献。而鲜卑族本身尽管因此不再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存在，却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

我们中华民族应该纪念华夏族的祖先，但同时也应该纪念包括鲜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祖先，不应该忘记像孝文帝元宏这样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人。孝文帝的南迁并不仅仅是首都的迁移，而是以迁移首都为手段、契机，进行了一场自觉地融入汉族的重大改革，并且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长安的建都史上，唐朝可以说是最辉煌的时代，无论是都城的规模，还是它对全国以及对中国以外的地区的影响，都达到了高峰。但是，唐朝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朝代在长安建都，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在唐朝初年，甚至隋朝的时候，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长安作为一个首都的危机，还是老问题——粮食和物资的供应。翻阅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记载：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大旱，饥荒，隋文帝率百姓“就食”洛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关中饥荒，诏令百姓任意往各州“就食”。二年（公元671年），因上年以来旱饥，唐高宗赴洛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饥馑，令诸府兵往邓、绥等州“就谷”，高宗与武后赴东都洛阳，不少随行的官民饿死在路上。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经常住在东都洛阳，武则天还曾迁都洛阳，改称为神都。所谓“就食”，就是就发接受粮食救济。

这是因为关中的粮食供应本来就相当紧张，相当一部分粮食是依靠关东从黄河逆流而上，经过三门峡天险，再进入渭河，同样逆流而上运到长安的。一遇到关中出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的情况，需要的供应量就更大。要在短期内将粮食运上去相当困难，成本也很高，还不如皇帝带领文武百官和百姓到粮食供应比较容易的洛阳接受救济。比较起来，还是这个办法方便，而且也更节省。

所以隋朝就在洛阳建了几个大粮仓。其中最大的含嘉仓，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北，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唐朝时大规模存粮，含嘉仓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考古发掘证实仓城东西长六百一十二米，南北宽七百一十米，总面积四十三万多平方米，共有圆形仓窖四百余个。大窖可储粮一万石以上，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总储粮量约为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以前讲到隋炀帝、唐高宗和武则天、唐玄宗喜欢常住洛阳，或者经常往返于长安、洛阳，都说他们是贪图享乐，或者说洛阳的环境比长安好。其实如果只讲生活享乐的话，皇帝和皇后在长安也不会差；如果是为了巡游的话，临时去一下就可以了；但皇帝住在洛阳，即使不带上大批百姓，肯定可以节省一部分将粮食从洛阳运往长安的费用。

西汉时供应关中的粮食都来自关东，即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和山东半岛。到了隋朝和唐朝前期，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要靠淮河流域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北方受到战乱的影响，而南方因为接受了不少新移民，增加了劳动力，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和粮食的生产。供应关中的粮食来源地已经不是北方的黄河流域，而是南方江淮一带和江南地区了。隋炀帝开通由洛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的运河后，更便于将江淮和江南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运到洛阳，但从洛阳运往长安的条件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关中对江淮漕运的依赖性更大了。

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为了避开三门峡天险，减少运粮的损失，李泌建议从峡东的集津仓到峡西的三门仓之间开一条18里长的车道，将粮食先装车，沿这条路绕过三门峡后再装船运往长安。虽然更费事，毕竟比船毁粮尽人亡强，也救了长安一时之急。那年四月，关中粮食耗尽，禁军将发生哗变，正好江南的三万斛米运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听到消息，唐德宗高兴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经运到陕州，我们父子俩得救了。”

此前的兴元元年（公元784年），由于李希烈叛军的阻挡，江淮漕运不通，不得不改变路线绕道。王绍只得押运一批缯帛衣料赶到德宗逃出长安的临时驻地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德宗喜出望外，亲自慰劳，对他说：“将士们还没有春装，我还穿着皮衣。”这时已是农历五月。

唐末天复四年（公元904年），朱温逼迫唐昭宗及长安士民东迁洛阳，并拆毁长安的宫室和民居，将木料建材由渭河、黄河运往洛阳，从此长安成为废墟。洛阳取代长安当了首都，但三年后，朱温夺取唐朝政权建（后）梁，立即将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定为东都开封府，而将原来的东都洛阳改为西都。五代期间，实际首都已到了开封，并为北宋所沿袭。

如果说长安只是宫室被毁、城市废弃的话，在战乱平息后是不难恢复的。举全国之力，重建新城亦不困难，以往长安、洛阳不止一次被完全重建。但唐以后，各朝再也没有以长安为首都，自然有其他方面的充分理由。其他条件都具备的话，战乱以后要恢复长安并不是难事。但是事实上，到了五代，然后又到了宋朝，首都不仅没有再回到长安，而且从洛阳到了开封。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继续以开封为首都，如果从军事上讲，开封无险可守，是四战之地，毫无优势可言。果然，到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很快就兵临开封城下。赵匡胤军人出身，岂会不知道这样的形势？其实，还是不得不考虑首都的粮食和基本物资的供应。

因为到北宋初年，整个经济重心，特别是产粮区，能够供应商品粮的地方，都已经转移到了江淮和长江以南了，首都所在的地方对南方粮食和物资供应的依赖性比以前更大了。从这一点上讲，开封的条件比洛阳更有利。通过汴水（汴渠）等水道沟通淮河的支流，连接淮河、邗沟、江南运河，可以形成以开封为终点的非常便利的水运系统，而且沿途基本都处在平原，运输成本更低，可以保证开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朱元璋也知道当时是因为北方元朝还在，还没有完全统一，等到占领了大都（今北京市）以后，元朝的残余势力也还在北方，所以他刚开始建都南京，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但是他知道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首都建在南京是太偏南了。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称帝建明朝。当时天下尚未平定，元朝的首都大都还没有被攻克。但他也明白，对一个统一政权来说，首都设在应天府太偏南了。所以在当年八月，他就确定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他又就建都地点征求群臣意见，有的说关中是“天府之国”，有的说洛阳是“天地之中”，有的认为汴梁（开封）是宋朝旧京，有的认为北平“宫室完备”，莫衷一是。最后朱元璋裁定：现在天下初定，百姓尚未得到休养生息，劳力供应都得靠江南。应天府有长江天堑，临濠（今安徽凤阳）前有长江，后有淮河，又有水路通漕运，建为中都。所以明初有“三都”的说法，即南京应天府，北京开封府，中都中立府（后改名凤阳府）。

朱元璋的确曾准备迁都中都，所以中都的建筑规划比南京还宏伟广大，但到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四月，就在中都基本建成，只待进行收尾工程时，他宣布暂停，并且在当年九月正式决定停建。表面上的理由是动用的劳力太多，建筑标准太高，而南京的一些重要设施还没有建成。停建中都后，就集中人力物力改建南京的宫殿，并建设凤阳的皇陵。从朱元璋此后还要考察关中看，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终于认识到，中都并不是理想的全国首都。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撤销了开封北京的称号。原来将开封作为备选首都，是因为比较起来，北方的几个城市中，开封水运条件最好，但之后发现汴渠早已淤塞，河道中的水太浅，漕运无法开通。既然解决不了开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自然不会再有迁都的打算。

朱元璋晚年还动过建都关中的念头，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八月，他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关洛形势，谋划建都事宜。但太子从陕西回来就一病不起，次年四月就去世了，建都关中一事不了了之。不过，真正的原因应该还是考察的结果并不理想，才不得不放弃。否则，朱元璋在此后的六年间完全有可能继续派人经营。

到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在元朝以前的统一时期，首都最适合设在中原的黄河流域。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即在西安—洛阳—开封一线移动。决定性的因素是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所以必须保证从粮食产区到首都之间有可靠的运输渠道。从元朝开始，首都迁到了北京，离主要的粮食产区更远了，但找到了新的运输渠道。朱元璋生前没有能够选定最合适的首都，只能留给他的后人来解决了。

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一般都只有一个首都，其他的最多叫陪都，有的朝代中间迁了都，原来的首都一般也是陪都的地位。有些皇帝长期住在首都以外，或者不叫正式迁都，那么就把皇帝住的地方叫作“行在所”，意思就是临时首都。

但只有明朝是两都并建的，明朝一级政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级单位，称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就是北京、南京两个京，加上十三个省级单位“布政使司”。怎么会形成两京的格局呢？

前面一节已经说过，朱元璋生前也知道，对一个大一统政权来说，首都设在南京并不合适，但他一直没有找到或者建成理想的新首都，所以只能留在南京。既然迁不了，他就尽量扩大首都直辖区——京师直隶的范围。元朝的时候，长江以北是归河南江北行省管的，而长江以南是归江浙行省管的。朱元璋就要以南京为中心，把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辖境合在一起，称之为京师直隶。一度还把浙江的嘉兴府一带也划入京师，后来大概看到这样一来浙江太小了，才又退回给浙江。他自己的故乡濠州，先设为临濠府，因建了中都又改为中立府，后来又改为安徽凤阳府。为了使故乡享受首都的地位，普沾皇帝的恩泽，自然也将其划进了南直隶的范围。

朱元璋死后，帝位传给已故太子朱标的儿子——皇太孙朱允炆，就是建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驻守在北平，就是原来元朝的首都大都。到第二年，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朱棣就以“靖难”的名义起兵叛乱，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兵临京师，建文帝自焚而死，朱棣入城即位，后称明成祖。

第二年，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朱棣就定北平为北京，二月又改北平为顺天府，并设立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开始按照首都的规格配备了。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下诏明年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正月，朱棣赴北京，留太子在京师监国。但此后朱棣仍往返于北京与京师之间，直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三月才最后一次离开京师去北京，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九月才将一直在京师监国的太子召至北京，下诏自明年起改京师为南京，改北京为京师，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

本来，朱棣曾长期驻守北平，又是从那里起兵的，将首都迁到自己的根据地，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当时明朝的主要威胁还是在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将首都设在那里，对继续打击元朝残余势力，防范蒙古南侵，能起到震慑作用。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战略性选择。但是为什么迁都的过程拖得那么长？如果前面这几年还可以用北平需要营建宫殿及首都各项设施作为解释的话，朱棣以后的事就不便用常理解释了。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秋，朱棣在北征班师途中病死，太子继位，是为仁宗。到第二年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宣布迁都南京，北京的各部门都改称“行在”（临时首都），让太子去南京谒太祖陵后就留守南京。但当年五月仁宗就去世了，继位的宣宗在位十年，始终留在北京，只是没有撤销迁都南京的决定。英宗继位后也没有任何迁都的动作，直到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十一月才正式宣布定都北京，各部门不再称“行在”。从此，北京称京师顺天府（北直隶），南京称应天府（南直隶）。此时距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已有38年，距他正式宣布迁都北京已有二十年。

而且，在这以后直到明朝灭亡，一直是“两京”并建，南京始终与北京一样享受首都的待遇，在形式上几乎具有首都的全部功能。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建成和居住的宫殿都保留，只是没有了皇帝、皇室和近侍。皇家的祭祀场所社稷坛、太庙也保留，还按时举行祭祀仪式。国家的重大典礼、诏书的颁布、政令的公布等大多在两京同步举行，或者在北京举行后再到南京补办。皇帝的专用刑罚“廷杖”也可在南京执行，接到命令后，南京的锦衣卫会将被罚的官员押到南京午门前，在太监监刑下按规定数目打屁股。

南京六部九卿各衙门一应齐全，各级官员基本不缺，原来使用的印信虽然都已调到北京使用，但当时就为南京另铸了一套，在前面都加上了“南京”两字。不同的是，北京的衙门和官员是实际办事管事的，有职有权，而南京的衙门和官员只是象征性的、礼仪性的、供养性的、安置性的。如北京有兵部，长官是兵部尚书，是真正的国防部长，要处理军事国防的事务。南京也有兵部，长官也是兵部尚书，当然，前面要加上“南京”两个字，但只是个享受“正部级”待遇的官员，平时无公可办，偶然签个文件，逢时逢节或有重大活动时站在、坐在或跪在规定的位置上，按程序做动作就可以了。

有些官员名气响、政绩优、功劳大，但皇帝和同僚都讨厌，却不便撤职罢官，又不到退休年龄，南京就是他们最合适的去处。海瑞生前的最后两年就被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长，正二品，年俸七百二十石，第三位高薪，但没有什么事可办，倒使皇帝身边和北京城里清静了不少。

为什么明朝迁都北京要花那么长时间，费那么多周折，最后还得两京并建，花很大的人力物力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空架子呢？表面上的理由只是为了不改变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旧制。仅仅为了这一点，有必要吗？值得吗？

理解历史不能只看史料，只理解史料的文字，还要看这些文字背后的真实内容，看明朝的“两京并建”现象也应如此。

朱棣虽是朱元璋的儿子，但不是太子，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朱元璋死后将帝位直接传给了太孙朱允炆（建文帝），朱允炆合法地当了四年皇帝。朱棣是通过武装叛乱夺取政权的，仗打了三年多，逼死了建文帝，不是宫廷政变或阴谋篡位，无法隐瞒，全国臣民都知道。他当皇帝后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取得政治合法性。

所以朱棣在攻占南京以后，曾经要建文帝的大臣方孝孺跟他合作，起草一道诏书，昭告天下，来证明他继位的合法性，结果被方孝孺拒绝。他曾下令在全国收缴污蔑帝王的非法出版物，目的自然是为了销毁民间流传的对他不利的记录。他三次修改太祖皇帝的《实录》，造成朱元璋生前对他有高度评价，曾动过传位于他的念头的假象。但《实录》秘藏于皇家档案馆，是给后世人查看的，当时无法公开，起不了现实作用。

正因为这样，他在涉及太祖高皇帝的事上特别小心谨慎，处处要显示自己是合法继承人，绝不丝毫改变高皇帝的成规。迁都是国家现实的需要，但既然高皇帝定都在南京，就要世世代代“继承遗命”，绝不改变。何况高皇帝的陵墓——孝陵在南京，南京如果不保持首都的地位，就是对高皇帝的不敬。

明成祖朱棣表面上是异常强悍的，但他自然明白自己究竟做过什么，内心是虚弱的。所以，只要多少能够掩盖暴力夺权的真相，有利于加强他的政治合法性，他就会不计工本、不惜代价去做。迁都北京的过程和两京并建的制度，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真正理解。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耗费空前巨大的人力物力的壮举究竟是为了什么，真实的原因也得从这方面去找。

至于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为什么一当皇帝就要将首都迁回南京，因为他当皇帝的时间实在太短，只有十个月，留下的史料也太少，实在无法判断。喜欢假设的朋友曾经问我：“要是他多当几年皇帝，是不是明朝的首都就会迁回南京了？但以后其他皇帝是不是又会迁回北京呢？”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假设的结果就不是历史，我回答不了。

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些人热衷于研究破解“建文帝下落”这个“千古之谜”，其实从建文帝一死，民间同情他的人就开始制造和传播各种版本的故事，可惜没有一个能得到史料或实物的证明。历史上留下的“千古之谜”很多，大多因为不可能再找到证据，所以是无解的，真想研究历史的朋友千万不要去钻牛角尖，做无用功。如果只是想写，编故事，自然可以放心写，大胆编，但无关历史，不必让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