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九旅驱逐何绍南（1/1）

三五九旅驱逐何绍南

1939年8月的一天，在革命圣地延安，酷热的夏天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但高温还没有降下来，知了不住地在枝头发着令人烦躁地叫声，像是在替烈日呐喊助威。此时，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毛泽东正一边吸烟，一边和朱德总司令商讨问题。毛泽东对朱德说：“老总，我看能吃苦，能打硬仗，调他们回来怎么样？”

朱德点了一下头，说：“我同意，调‘王胡子’回来，巩固一下黄河防守，再到绥德，整治一下那个‘摩擦专家’何绍南！”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笑着说：“行，就这么定了！”

这个时候为何要调在前线作战的第三五九旅回来呢？这和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我抗日人民政权的挑衅有关。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制订出一整套“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

从此，国民党反共活动越演越烈，6至11月相继制造了平江、鄂东和确山等惨案，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八路军以及抗日群众。与此同时，逐步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军事摩擦，并以重兵集结于陕甘宁、晋西、晋冀豫根据地附近，伺机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在这些对抗日政权发起进攻的国民党顽固派中，何绍南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何绍南是江苏武进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历任陆军第三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一师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第三集团军第十六军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等。抗战时期，何绍南是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也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

何绍南所在的这个绥德分区，地处黄河之滨，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北边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分区原系陕北苏维埃区域，自1936年受到国民党军攻击后，即渗进国民党势力。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绥德等5座县城划为八路军河防警备区，隶属陕甘宁边区。但国民党当局不但不配合工作，反而不断进行破坏活动。何绍南的到来，更让绥德的形势变得越发严峻。

这个何绍南曾被毛泽东指责为“摩擦专员”，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何绍南反动透顶，颇得蒋介石赏识。何绍南来到绥德后，当上了“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主任。

1939年5月，何绍南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不久，何绍南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我第七一八团第三营副营长尹才生。接着，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串通土匪，无恶不作。

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起初，我警备区首长和各团领导，为维护团结抗日，力求通过谈判解决。但何绍南一伙视我们的规劝为软弱可欺，继续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军就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

一方面，我军利用谈判等各种公开场合，与何绍南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揭露何绍南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主张。另一方面，我军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则坚决给予还击，通过多种方式的斗争，何绍南一伙的反动面目昭然若揭，其反动势力逐渐在群众中被孤立。

正是为了消灭何绍南这个摩擦专家，毛泽东和朱德才商量决定调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到绥德，进而保护陕甘宁、保卫党中央。

1939年8月12日，党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零师、晋察冀军区。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王震即旅三五九旅旅直和717团，通过雁门关、同蒲路，于10月4日抵达绥德地区。抵达以后，王震旅长率第三五九旅就驻扎防绥德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守备力量。

得知第三五九旅到来后，反共分子何绍南很是吃惊。他一边向胡宗南、阎锡山等人报告，一边准备召开群众大会，对王震部表示“欢迎”。

在欢迎会上，何绍南振振有词，先对八路军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表示欢迎，然后，话锋一转：“现在中日双方正在激战，第三五九旅不在前方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这是违反军纪！”何绍南话音刚落，王震拍案而起，大声驳斥：“我们是奉毛泽东主席命令来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顿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

会后，何绍南派出亲信，在群众中处处散布谣言，说：“第三五九旅在前方打败仗了，第三五九旅是‘溃军’……”

何绍南在绥德坏事做尽，被我党一一揭露后，何绍南一伙已经陷入“人心背离，孤立无援”的境地。王震对何绍南的行径异常愤怒，决定先发起政治攻势，若何绍南执迷不悟，立即动用武力。

9月间，何绍南途经延安去西安。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人团结抗日，毛泽东还是决定接见了他。毛泽东首先讲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合作的方针，明确向他指出了国民党正在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

毛泽东要何绍南看清形势，不要再根据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磨擦，重申了不久前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当时何绍南只得嗫嚅应允，但回去后仍旧不断制造磨擦。

10月底，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到延安，亲自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了警备区的反摩擦斗争情况，中央和边区中央局作了明确的指示，决定成立“军政委员会”，王震为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警备区的全盘工作。

1940年春，警备区军政委员会在王震的领导下，遵照中央关于“大刀阔斧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群众力量，向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决定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共摩擦活动进行总体反击。

1940年正月初十前后，以警备区政治部剧团为主组成武装宣传队，将何绍南八大罪状的具体事实，以照片、画像和由演员化妆的各类人物，在绥德城内外大张旗鼓地进行揭露。同时，第三五九旅的两排战士全副武装，保护宣传队从南关开始，在城内大街小巷宣传了一天。第三五九旅进行的这次武装宣传震动很大，把反摩擦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看到大势已去，为了抢占先机，顽固分子何绍南召开秘密会议，准备用13个保安中队偷袭第三五九旅。得悉这一情况后，王震旅长立即命令全旅做好自卫的军事准备，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

何绍南见第三五九旅已有准备，他的罪行又被揭露，在绥德已无立足之地，便煽动清涧、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哗变为匪，袭击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第七一七团在团长刘转连指挥下予以还击，全歼了这批土匪。

1940年2月28日半夜时分，他们将其库存的弹药、物资、文件档案全部放火烧毁，遂即偷偷逃走。当得知何绍南一伙逃走的消息后，我军立即组成追击部队，急行军堵截何绍南部。

何绍南率队从二郎山西南下山，绕七里铺翻山到五里湾、苗家坪向横山、榆林方向逃窜。我军的堵击部队绕郝家桥走偏了路线，后急速返回到苗家坪北面，只堵住了他们的后尾约200人左右，其中有何绍南的骨干20余人。就这样，何绍南这个“摩擦专家”被赶走了，第三五九旅有力地保障陕甘宁的安全。

何绍南哗变逃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绥德警备区5县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为司令员为专员，以利保卫河防。

王震旅长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委任，当即召开了绥德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公众一致推举他兼任绥德专员。从此，绥德地区5县面貌一新。

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回师延安，驱逐何绍南，和之前的陇东事件、栒邑事件、淳化事件，都是我军在国民党顽固派主动挑衅的情况下，而主动予以反击的。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

通过这些有力的反击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渐告平息。这期间，我留守兵团各部队和第三五九旅以及边区保安部队取得了很大胜利。在绥德分区，清除了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巩固了边区的东大门在陇东和关中地区。在政权建设上，新设了庆阳、合水、镇原3个县的政权机关，任命了县长，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在军事上，我军兵力也大有加强，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