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四五运动与天安门事件（1/1）

◎各地此伏彼起的抗议声浪

◎南京大学生首先走上街头

◎“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

◎中共中央电话通知

◎张春桥：特别要盯住彭冲

◎姚文元：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

◎《捉妖战歌》

“四人帮”对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压制和对周恩来的攻击，激起了人民的更大义愤，引起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人民群众空前的抗议运动。

以四五运动为标志的人民群众广泛的抗议运动，是在长期的专制重压之下的一次总爆发。周恩来逝世以后，人们通过传单、小字报等形式，表达对周恩来的哀思和对“四人帮”的憎恶，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的情绪。1976年2月中旬，中央广播事业局干部窦守芳在北京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西四等处张贴小字报，指出“张、江、姚是林彪的大小舰队，是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号召对他们进行斗争。2月23日，福建省机械局齐宗利在福州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六大罪状。2月26日，福州大学教师厉海清在福州东街口贴出《天仙子·葬志》词一首，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悼念和对林彪、“四人帮”的痛恨。2月28日，重庆钢铁公司技术员白智清在重庆交电大楼墙上贴出大字报《我爱我的祖国》；3月4日白智清又在成都盐市口贴出大字报《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四人帮”。3月7日，杭州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由批马天水而批“四人帮”。3月10日，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7人在贵阳紫林庵贴出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支持和宣传现代化建设。3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贴出大字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春桥》，等等。这些分散而此伏彼起的抗议活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和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

3月5日出版的《文汇报》删去周恩来的题词，该报3月25日对周恩来明目张胆地进行攻击，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更大义愤，南京的学生首先开始大规模的抗议行动。3月21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部分学生联名致信文汇报社，责问删去周恩来题词居心何在。3月24日，江苏新医学院学生在雨花台为周恩来献了花圈，挽带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第二天，医学院的师生又到南京新街口贴出了“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等大标语。26日、27日两天内，南京闹市区鼓楼广场和新街口广场等主要街道两旁，层层叠叠贴满了批判“四人帮”的大小字报和颂扬周恩来的诗词，公共汽车上刷出了各种标语。

1976年3月底南京街头出现的这次影响很大的示威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压制。“南京事件”一发生，王洪文就立即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姚文元在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四人帮”还以中央的名义向江苏省发出指令，禁止举行悼念活动，不准张贴大字报和标语。然而，“四人帮”的禁令并没有能够阻止群众的抗议活动。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400余人抬着周恩来遗像和花圈，到梅园悼念周恩来。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在出发前对大家说：“我们今天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去悼念周总理。我们要造成强大的声势，让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看看，人民群众是不好惹的！”

从南京大学到梅园并不远，但队伍特意绕道繁华市区新街口，所经之处，成千上万群众肃立在人行道两旁，眼中噙着泪水，向周总理的遗像表示敬意。许多工人、青年学生乃至一些老大娘默默随行。到十字路口时，交通警察对四个方向亮起了红灯，止住一切车辆，让游行队伍通行。到了梅园新村，事先得到省委通知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29日，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继续在市内广泛张贴标语，抗议“四人帮”对周恩来的影射攻击，南京城到处出现标语、传单和演讲，形成大规模的抗议声浪，并且迅速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还在经过南京的列车车厢上刷写“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文汇报》向何处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等大字标语。这天中午，由南京工学院2000多名师生率先，成千上万人抬着花圈随后，沿鼓楼大街、中山东路到梅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一些手持半导体扩音器的青年站在路旁高处发表激昂的演讲。一位青年对听众高声讲道：

总理逝世，人民痛哭，可那伙祸国殃民的上海帮，一面往总理脸上抹黑，一面要把小平同志打下去。请问，小平同志究竟犯了什么错？！

想小平同志，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推翻三座大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年，他主持中央工作，国民经济有所好转，生产上去了，大家都有目共睹。可是，这些怎么就成了小平同志的“罪状”了呢？请问，这是哪个阶级的逻辑？他们想把小平同志打倒，居心何在？

30日，南京街头遍布声讨“四人帮”、《文汇报》的大小字报、标语和诗词。南京警备区某营战士徐同新贴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不得人心》的传单。传单公开提出：“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署名孙元亮的《满江红·悼念周总理》的词写道：

星陨东方，天地咽，山河减色。忍为民，赴汤蹈火，心血沥绝。开天辟地奠国基，踪迹环球创伟业。问六十春秋昼与夜，可曾歇？

瞻遗容，泪不绝；哭总理，肝肠裂。化举国之哀，坚持马列。岂忍江山付东流，那堪神州再溶血。将遗愿早日化宏图，此心切。

3月31日下午，鼓楼食品商业大楼二楼阳台上，摆放着南京电信局三分局共产党员秦世祚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制作的直径2米的大花圈，寄托着人们对周恩来的无限哀思。花圈上飘着两条黑色绸带，上书两句挽词：

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

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

随着抗议运动的开展，南京街头的大字报和标语越来越激烈，矛头直指“四人帮”，如“揪出中央的赫鲁晓夫式野心家！”“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敬爱的杨开慧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开认罪！”“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打倒《文汇报》黑后台张春桥！”等等。

几天里，南京城内群众集会、演讲、游行，不断出现。工厂、学校，特别是军工厂的群众，纷纷抬着花圈，列队游行去雨花台，其中最大的花圈直径有5米。为了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恩来，南京人民不分昼夜地伫立街头列队等候。每天到雨花台悼念的人数达5万人左右，通往雨花台的交通要道被挤得水泄不通。

南京的抗议活动迅速波及江苏的无锡、常州、淮阴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出现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标语，并进行了游行活动。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也出现了悼念和抗议活动。

4月1日，政治局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列席会议。会议就南京局势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提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追查“幕后策划人”“谣言制造者”。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并经毛泽东批准，发到了江苏及其他省、市。“通知”称：“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些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张春桥还叮嘱姚文元：“电话通知发下去了，不等于完事大吉，告诉你们记者，要提高警惕，要盯住江苏省委，特别要盯住彭冲和许家屯。”

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

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

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中央“电话通知”传达到江苏省和南京市后，南京街头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被冲刷干净。但是，第二天上午又出现了抬花圈的游行队伍。3日，南京邮电学院学生上街，又贴出了“同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等大标语。在南京大学校园内又出现了一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这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集团的战斗檄文：

妖风起处，定有妖精；

妖为鬼蜮，必显灾情。

乱党乱军，祸国殃民；

尾巴高翘，始露原形。

原名狸精（李进），化名将亲（江青）；

年方六十，实在年轻。

奇装异服，迎接外宾；

娇态百出，不得人心。

攻击总理，手段卑鄙；

蒋帮敌特，配合密切。

欺骗主席，罪大恶极；

狐假虎威，借助钟馗。

鬼喊打鬼，贼喊捉贼；

当年武斗，它是罪魁。

有个同伙，妖法更多；

名叫蠢翘（春桥），最会奸笑。

两妖合作，收集喽罗；

篡权计划，有纲有目。

先夺舆论，伪装老左；

谈古论今，蛊惑人心。

侈谈什么，儒法斗争；

儒家法家，根本一家。

代表利益，剥削阶级；

事过千年，远离现实。

为其翻案，是何用意？

无非想当，封建皇帝。

自己复辟，不须放屁；

打击正直，排斥异己。

滥用法权，施出诡计；

既想遮天，又想盖地。

激怒群众，四方奋起；

千军万马，口诛笔伐。

妖怪惊慌，却能变色；

七变八变，本质不变。

觉悟群众，岂能愚弄？

揪住尾巴，决不放松。

众志成城，妖有何能？

即取其道，还治其身。

学习总理，革命到底！

奋不顾身，捍卫总理。

总理遗志，定能实现；

人心所向，共产主义。

◎北京天安门的第一个花圈

◎北京市公安局的紧急措施

◎丙辰清明的天安门

◎愤怒出诗人

◎天安门成为政治舆论的中心场

◎“请总理指示，是拆还是烧？”

◎诗歌如潮，花圈如海

◎怨恨与不满的大喷发

“南京事件”是以北京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广大人民群众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先声。

“四人帮”集团的政治高压，并没有把人民群众的抗议活动压倒。随着清明节的到来，群众性的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活动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很快展开。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扫先人陵墓、缅怀逝者的传统节日。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清明前悼念周恩来的第一个花圈。3月23日，安徽省濉溪县张学林又在纪念碑前为周恩来献了花圈。这两个花圈很快就被北京市公安局清除了。

3月25日清晨，北京市第58中学的学生又在纪念碑安放了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不久，一个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您”的横匾被几十名工人放到了这个花圈旁边。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到天安门的人数越来越多，纪念碑前的花圈越来越多，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们悼念周恩来，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曲折地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恨和对“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现实的不满、对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抵制。悼念周恩来既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内容，又是表达怨恨情绪的一种掩护。随着花圈的增加，天安门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群众，人们的情绪互相感染，不断增长。

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送来贴有悼词的花圈。这个题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誓与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是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包含着明确的政治内容。从这一悼词开始，大量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悼词、挽联、小字报、诗词纷纷出现，人们朗读传抄，热烈议论。“南京事件”的消息传到北京，更是对群众悼念和抗议活动的有力鼓舞。

天安门的悼念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提出清明节是“旧传统、旧习惯”，禁止送花圈；决定坚决清除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对写诗词的人要“进行跟踪，查明下落”，“在适当地点处理”，并“彻底追查幕后操纵者”。中央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发布后，北京市公安局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传达贯彻，并决定成立首都工人民兵、卫戍区、市公安局联合指挥部，设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灰楼；抽调公安干警、民兵各3000人与卫戍区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出动应付局面。北京市公安局还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意见”共8条，其中包括对“散布政治谣言，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的”，要“以群众的面目出现，当场抓获或跟出现场扭送”；对“影射攻击的”，要“监视跟踪，查明下落”；对“蓄意捣乱，制造事端的”，要“揭露扭送”等。

北京市还将中央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和北京市委的电话通知传达到各个机关、团体、街道、旅店，制止群众去天安门进行悼念活动。

然而，“四人帮”的压制并没有效果。

4月2日，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的职工以四辆汽车开道，抬着献给周恩来、陈毅、杨开慧的大花圈和巨型诗碑，穿过王府井大街等繁华地段，走进天安门广场，巨型诗碑上写着：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这是第一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游行队伍。天安门广场再次成为北京热点，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4月3日就达到100万人次。4月4日清明节，正值星期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行动达到高潮，整个广场到处是花圈和张贴的诗词，到广场的群众达到200万人次，形成空前壮观的场面。天安门广场的气氛肃穆悲壮，震颤人心。

在天安门，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传单、诗歌、悼词，一些人发表了公开的政治演讲。这些是人民群众在“四人帮”的压制下创造和使用的舆论工具，通过这些舆论工具，人民群众表达了他们的意志、愿望和呼声。在悲哀、痛苦、愤恨的情绪下，人们都成了无畏的战斗诗人。短短几天之内，人们写出大量优秀的诗文，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极左政治势力的痛恨之情。

在“四人帮”从政治上不断攻击周恩来、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的情况下，人们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王海力展示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喊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随着天安门广场群众政治情绪的不断高涨，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表达着对“四人帮”的痛恨和批判。例如：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总理指示，

是拆还是烧？

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青年工人韩志雄的《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诗文写道：

历史，在太空中逝去，也在太空中永存。

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

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

这些诗文，发泄了人民群众积聚多时的怨恨与不满，人们争相传诵传抄，情绪愈加慷慨激昂。4月4日晚，纪念碑西南角出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传单，公开点名批判江青，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满和对邓小平的支持：

江青扭转“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企图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在周总理养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最近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垂死的翻案活动。他们已经成了不得中国大多数人心的过街老鼠。

许多诗文还表现了中国人民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愿望和信念。如“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天安门的诗文中，还有一部分激烈地申明了人民的政治权力的内容：

谁是历史的主人？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有人想重新充当“天才”“天马”，爬到人民头上欺压人民，想当“秦始皇”“武则天”，重建“蒋家林氏王朝”，他一定被人民唾弃、摔得粉碎。

历史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

在世界文化史上，像四五运动这样自发的群众性文化运动是不多见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在作诗、抄诗、朗诵诗，用诗来抒发情感，交流感情，表达意志，人们积聚已久的怨恨与不满通过这个特定的场合发泄出来。只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控制下挣扎和酝酿着突破的一代人，才能造就出这种奇观。四五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天安门诗文被严厉禁止和查抄，但是人们用各种途径和各种方法，把它们中的相当部分保留下来。这也昭示着：新时代就要来临了！

◎姚文元：为什么不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四人帮”集团制造“情况”

◎政治局会议决定“清理”花圈

◎王洪文视察广场

◎广场冲突的加剧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清场”和血腥的镇压

◎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

◎邓小平问题性质变了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是以自发形式出现的自觉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和政治纲领的群众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迷惘、怀疑之后的觉醒，这对于顽固地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企图利用这个错误达到其篡党夺权目的的“四人帮”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4月2日，姚文元在给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现在天安门纪念碑前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给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打电话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毕竟不是绣花。

姚文元的日记，显示了“四人帮”准备镇压的决心。

随着广场上人民抗争声浪的日益高涨，“四人帮”掌握的专政机器和舆论工具的运转也加速了。仅4月3日、4日两天，就有26人被捕，搜获所谓“实物罪证”200多件，清除所谓“反革命案”500多起。

为了给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活动制造舆论，“四人帮”一伙伪造情况，歪曲事实。

“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每天派记者到广场收集情况，按照“四人帮”的定性进行采写与编发。姚文元又亲自进行修改、审定，突击编成所谓《情况汇编》。这些材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制造假情况，并且乱加批语。如《满江红·敬周试作》有：“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姚文元将“捍卫咱，周总理”删掉，然后批道：“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又如署名“青年工人丁亮”的《倡议书》有“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一语，姚文元将其他原文删去，给作者扣上“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的帽子。姚文元还诬指“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中的“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四人帮”编造假情况，目的就是准备对天安门前的群众活动进行镇压。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在“四人帮”的左右下，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与抗议活动的性质被确定为反革命事件。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主持会议。他先作开场白，明确了会议内容：“今天研究一下天安门的情况。”他说，天安门的情况很严重。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人攻击中央，煽动群众。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基本情况。他首先对连日来天安门广场上的基本情况用数据作了介绍：在纪念碑前有2073个花圈，以单位名义送的1400多个。其中，4月3日，507个单位送了800多个。4日，420个单位送了450个。一部分是送给人民烈士，一部分是悼念总理；人数方面，3日有20万人，4日有七八万人。最多的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有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重型电机厂送了钢焊的花圈，花圈送得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在内容方面，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攻击文章，有的煽动、讲演，有18件是恶毒攻击主席和中央的。

接着吴德介绍了采取的措施：投入了5000民兵，3000公安人员，都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出现。在广场上当场取证、拍照。看准了是反动的，派人盯着，离开人群后便抓。对外地进京火车，有各种标语的，都在丰台站刷掉。

最后，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作了大量舆论准备，什么“批林批孔”是批周公，什么反经验主义是揪总理，并造了大量舆论说某某人要夺总理的权，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才形成的。明显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吴德讲完后，进行了讨论。江青等人主张采取果断措施，清除广场上的花圈、诗文。而李先念提出，处理这件事要慎重、稳妥，这个时候和群众冲突，只能激化矛盾，扩大事态。李先念的意见，虽有几位委员赞同，但是没有被会议采纳。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为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事端，维护首都的正常生活秩序，政治局决定：

（一）立即清除放置在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挽幛及一切张贴物。

（二）凡在天安门广场张贴反动诗词进行演讲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继续进行反革命煽动和畏罪潜逃者，一经查获，严加惩处。

（三）今后不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私自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挽幛和张贴大小字报。对违反者必依法严惩。

在讨论调动什么力量时，吴德说集中全市公安干警，江青主张从卫戍区调军队、坦克。王洪文、张春桥反对这样做，认为有公安干警、民兵力量就够了，以免政治上被动。

根据政治局的决定，4月5日凌晨出动了大批武装人员和200辆卡车“清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花圈被强行运走，在场群众遭到关押审查，其中7人被捕。

5日凌晨，王洪文在刘传新的陪同下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视察，向刘传新、马小六等人询问了清场的情况。王洪文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坚决顶住。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做斗争。并吩咐：他们明天很可能要反扑，你们要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5日，当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时，他们发现花山诗海的广场已经空空荡荡。花圈、花篮、花匾、横幅不见了，松墙上那如雪的白花消失了，诗词、悼文被撕掉，地上是一摊摊积水。一队警察由北而南排列着，把广场分割成东西两半，松墙外是一大批身穿蓝大衣的工人民兵，纪念碑四周站着武装军人，布置了警戒线。

尽管如此，群众仍然越聚越多，几十万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并与军队、警察和工人民兵发生严重冲突。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涌向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小灰楼首都工人民兵、卫戍区、市公安局联合指挥部，并派四名代表与联合指挥部谈判。但是，联合指挥部拒绝与群众代表谈判，愤怒的群众放火烧着了联合指挥部的上海牌轿车、面包车各一辆和两辆吉普车，并且点燃了联合指挥部小灰楼。

北京的青年工人王立山的诗又贴到了纪念碑上：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纪念碑上还贴出了北京电视机厂工人景晓东的长诗《告别》。

这天，“四人帮”集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亲眼看到了天安门的局势。然而，他们坚持与人民为敌。4月5日下午6时25分，天安门广场开始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广播讲话：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反革命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当晚，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卫戍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周围集结。晚上9时半，天安门广场突然灯火通明，民兵、警察和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滞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一场群众性的自发抗议活动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作了相应的决定。接着，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这段时间毛泽东病重，基本上整天躺在床上。关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都由毛远新带着经过筛选的材料、照片向他汇报。他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都已不准回家，毛泽东不能从别的渠道了解外界的情况。毛远新带来了天安门广场“暴乱”被镇压的情况和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表示同意。

4月7日清晨，毛泽东召见毛远新，当面听取汇报，并宣布了他的两项重大“提议”：一是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二是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的提议获得政治局委员们的一致通过。不久，毛远新又送来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的指示，也得到委员们的拥护。会议决定由姚文元负责新闻舆论方面的准备，迅速拿出文稿。

姚文元紧急召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新华社负责人解力夫、广播局负责人邓岗和《人民日报》的几位记者。王洪文、江青、张春桥接见这个由姚文元亲自主持的写作集体，给予鼓励。报道稿完成后，政治局开会讨论文稿，张春桥多次发表意见。他说：“事件的性质就像匈牙利事件差不多，是一场反革命事件。背后有人支持，邓小平就是总后台，他是像纳吉一样的人物。”“在开头的地方，应该写上是在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上，是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是在毛主席检阅群众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当姚文元读到烧房子一段时，张春桥又插言：“应该改为这伙坏蛋点火烧人民解放军的军营，叫我们的解放军也看看他们是何等猖狂。”

王洪文也提出：“这次事件中，首都民兵起了很大作用，应该写上。”

政治局讨论通过后，连同两个决议、吴德讲话稿，一起呈送给毛泽东。下午6点40分，毛泽东批示后的文件退回政治局。

当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天安门事件被正式公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1976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两条决议，并发表吴德4月5日对天安门广场群众的讲话和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文章。这篇文章把几百万人自发参加的群众行动，诬蔑为受一小撮人唆使的反革命事件，诬陷邓小平为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说天安门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要“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新的政治迫害开始了。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说：“首长都有指示，我的理解是放开干。”一定要专门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筹划者、指挥者”和“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双追”办公室成立了，重点清查参加天安门事件的漏网分子、天安门打砸抢分子。一场追查“反革命”的运动在北京街道、机关、工矿企业、学校和各个单位展开。凡到过天安门的人都要登记、交代；凡抄过诗词的，也要登记交出；自己看见什么人到了广场，干了些什么，都必须揭发。许多被盯梢、被揭发检举的无辜者被逮捕。在北京一地，天安门事件后先后立案侦查1984件，先后拘捕388人。首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白色恐怖不仅笼罩着北京，“四人帮”集团的镇压和追查波及全国各地。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去后，“四人帮”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歪曲事实，欺骗舆论。4月8日至10日，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奉命集会游行，表态支持两个决议，支持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制造全党、全国人民“热烈拥护”的假象，强奸民意，愚弄人民。

然则，党心、民心之所向是不可逆转的。

四五运动是人民意志与情感的表现，其实质是拥护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次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