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统一之路（1/1）
随着工业革命和农业改革的深入，德意志的政治统一已成为迫切的时代要求。1848年革命是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统一德国的一次尝试，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卖，统一运动以失败告终。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新形势下，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按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从此德意志不仅在形式上恢复了帝国形态，而且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开始对欧洲和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影响。
一、1848年革命
1848年革命是一场全欧意义的革命，除了英国和沙皇俄国，整个欧洲都发生了革命。三十多年来萦绕在欧洲各当权者心头的担忧，到1848年终于变为现实：王冠被成打地打落在地，国王们逃之夭夭，共和国纷纷成立，大街上到处是川流不息的革命民众，一切都似乎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重演，不过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大的范围出现了。但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阶级力量配置的不同，特别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大大减退，这使得1848年革命因缺乏统一的革命动力，在经历了短期的革命高潮后，很快转向低潮。革命犹如暴风骤雨，成功来得快，而失败也几乎是同样的快。到1848年6月，随着巴黎无产阶级起义被镇压，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在全欧范围迅速转向退潮。在革命初期被打晕了头的各国反动政府很快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联手发动了对革命的反扑，随着6月后潮水的降落，革命在1849年滑向它的终点。
在德意志，革命经历了和整个欧洲大致相同的历程。1848年3月，当法国二月革命的飓风越过东部边境的时候，革命迅速地、几乎是所向无敌地以惊人相似的形式席卷德意志各邦。3月1日，与法国毗邻的巴登首先发难，迫于人民的压力，大公解除了几名反动大臣的职务，并在随后的几日内被迫接受民主派提出的各项自由民主主张，宣布废除封建制度。3月2日，慕尼黑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迫使巴伐利亚政府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实行责任制内阁。国王路德维希被迫在3月16日召开议会，并在3月20日宣布退位。在黑森和符腾堡，革命在3月初也开始迅猛发展，大公和国王被迫调整或解散旧有内阁，接受宪政改革的要求，到3月中旬政权已相继转入自由派人士手中。
更大规模的斗争发生在奥、普两大邦。自3月3日来自匈牙利的爱国者路德维希·科苏特在议会发表演说抨击梅特涅制度要求实行宪政以来，多瑙河君主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3月11日维也纳街头出现传单，号召人民起义，推翻政府。到13日，由大学生和自由派领袖组织的群众示威同武装军警发生冲突，旋即演变为大规模起义。武装的群众击退士兵们的进攻，拥进王宫，要求梅特涅辞职。奥皇决定牺牲梅特涅，当晚梅特涅被解除首相职务。第二天，梅特涅乔装逃往英国，这宣告了奥地利反动政府的垮台。3月14日，新的科罗拉特内阁成立。4月25日，皇帝宣布奥地利为立宪国家。梅特涅的下台在德意志产生了巨大反响。接着革命风暴迅速波及奥地利帝国以及整个意大利和德国。3月15日柏林发生群众骚乱，至18日演变为流血冲突。为街垒战所震惊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发表文告，答应撤走军队并被迫向死难起义者的遗体鞠躬致敬。在意大利的米兰，起义者也在3月18日将奥地利驻军驱逐出去，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在匈牙利，3月15日议会批准了《三月法令》，与奥地利在宪法上采取了完全分立的立场。几天后，费迪南皇帝被迫赋予波希米亚以同样的地位。这样，在3月这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月份，德意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奥地利帝国的大厦行将崩溃；普鲁士的统治失去平衡；整个德国在酝酿实现统一；而在意大利，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可以说，革命所到之处，为革命所震惊的政府都不由自主地答应颁布宪法，人民纷纷举行制宪会议，一些独立的或自治的国家在斗争中陆续产生。那些还保存着农奴制的地区，则宣告废除农奴制，农民纷纷摆脱旧有领主的控制，获得了人身的解放。
1848年革命迅猛异常的冲击力首先是独立工人运动兴起的产物。自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发生以来，工人运动在40年代已经有了重要发展。1847年，流亡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已经将早期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1848年2月巴黎革命的前夕发表了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这个划时代的文献不仅是德国工人运动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848年革命发生后，受这一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革命在全德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月革命发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纲领性文献，用以直接指导1848年德国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的目标，同时提出武装人民，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义务，把王公贵族的土地、矿山、运输工具收归国有，建立国家工厂，实行普遍免费教育等主张。纲领还提出无产阶级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的策略原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号召下，到4月初，大约有400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带着这个纲领回国参加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回国后，在科伦创办大型日报《新莱茵报》，积极联合革命民主派，宣传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主张，推动了革命在早期的深入发展。
随着革命在各邦的胜利，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德国的任务被提到历史的前台。因此在各邦的革命之外，还有一个全德共同的革命舞台。这个“革命”主要是由各邦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进行的。经过3月末以来一个多月的筹备，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了所谓的全德国民议会。议会的法定代表为831名，但参加开幕式的仅330人，以后陆续增加到500人左右。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但以自由派和激进派的领袖为主体，也包括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除了少数例外，会议的代表很少有职业革命家，其中绝大多数为学者、教授、作家、政治家、律师、法官和政府机关人员，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士以及知名的经纪人也参加了大会。从表面上看，会议的代表是一群光辉灿烂的人物。他们都是因个人品质或声誉而不是作为阶级、党派的代表被推选出来的。从他们的主要构成成分来看，他们是理论家而非实践家，“著名的名字多，有政治头脑者少；仰承鼻息的官员特多，来自人民的有独立身份的人少”（古茨科）。他们想要建立的德国是一个自由、自治、在联邦范围内统一的“民主的”德国。他们的统一理想是热忱的、平和的，最主要的是合法的。他们希望通过劝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厌恶暴力，既不想同现存的德意志诸邦发生武装冲突，也不想同国外发生战争纠纷，更不愿发生普遍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动乱。作为受尊敬的教授和商人，他们对德国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恐惧远胜过对各邦君主的恐惧。这就决定了这个以议会方式实现德国统一尝试的悲剧性结局。不同于英、法两国的革命家，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出生太晚，当他们开始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向资产阶级宣战，他们的反封建要求已经由于惧怕老百姓而大打折扣。然而，正是下层民众在街头的革命才使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掌握了政权。现在他们想通过模仿1789年在法国举行的国民议会来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但不愿采取法国革命者与下层民众哪怕是貌合神离的联盟。他们寄希望于各邦君主的支持来实现削弱各邦君主权力的民族统一，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全德议会悲剧性结局的原因所在。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首先不是社会的，而是民族的。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它不只要缔造一部宪法，还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方面，它首先遇到了为这个国家划定一个确切范围的难事。因为奥地利统治着许多非德意志民族，而普鲁士的东普鲁士一直处于帝国领土之外。至于丹麦，由于它统治着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两个德意志公国，自1815年以来就被作为邦联的成员看待，而现在应对它如何处置？如果像一些民族主义诗人所说的，“哪里有人说德语，哪里就是德意志”，那么，那些有德意志人居住的非德意志地区，特别是早已脱离帝国的瑞士和荷兰的一些地区，又该怎样对待呢？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难题是关于“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的争论。前者希望找出一种解决办法，使存在着复杂民族问题的奥地利能被包括在统一的德国之内；后者则力图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建立一个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由于这种分歧，会议分裂为大德意志派和小德意志派两个派别。大德意志派一度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因为许多议员都期望非德意志的各民族能保留在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之内。也由于这个原因，当奥地利军队镇压捷克的民族起义时，他们不禁为之拍手叫好。但是当坚强有力的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侯爵（1800—1852）在11月21日被任命为奥地利首相，并力图按国家利益至上的大胆原则把奥地利重建为一个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中央集权帝国时，法兰克福议会关于把奥地利融解到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组成部分的设想便化为泡影。于是，洋洋得意的小德意志派开始夸耀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一些以前主张把奥地利包括进来的代表人物，如今也大声疾呼，要求立即选举普鲁士国王为皇帝。
1848年10月19日，国民议会开始审议新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从此，议会的活动就卷入冗长的辩论和不着边际的清谈之中。围绕宪法草案的第一句话“每个德国人”的提法，议会就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以后又为由谁出任帝国元首的问题争执了8天，其中有223人围绕这一问题发言。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讨论从1848年7月3日就已开始，直到12月27日才形成正式法案。议会还成立了一些专门委员会讨论有关方面的国家立法，但由于分歧过大，大多数的委员会都未能完成议会交给的任务。一些决定性的问题，如建立一支国家武装力量的问题、消灭残存的封建制度的问题，都没有在议会的讨论中得到下文。漫无边际的讨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也转移了国内政治斗争的视线。正是在清谈的资产阶级掩护下，各邦的反动势力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了元气并发动了对革命的反攻。
反扑最先出现在奥地利。1848年6月，第一届泛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开幕，会议期间爆发了捷克人的反奥起义。当地驻军指挥官温迪施格雷茨命令炮轰布拉格，镇压了起义，奥军在这里最先控制了局面。7月，奥军又打败撒丁王国的军队，以野蛮的报复手段恢复了对伦巴底与威尼斯的统治。9月至10月，在克罗地亚将军耶拉契奇的配合下，奥军开始向革命的匈牙利开战。在维也纳，富有远见的革命家已意识到，如果耶拉契奇的军队取得对匈牙利人的胜利，他们很快就会掉转头来打击自己。因此，在1848年10月，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维也纳起义。但是起义为时过晚，出逃的奥皇迅速把耶拉契奇的军队集中到维也纳，同时又调集温迪施格雷茨的大军包围了全城。经过5天的激战，维也纳在10月31日陷落。
维也纳起义失败以后，自由派内阁被解散，由封建主和旧官僚组成新内阁。1849年3月，新皇帝弗兰茨·约瑟夫（1848—1916）颁布极端反动的帝国宪法，在废除对革命的承诺基础上恢复了专制统治。
在普鲁士，随着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反革命的力量也转入反攻。1848年11月初，国王在宫廷党的影响下任命勃兰登堡伯爵组成保守内阁，完全排挤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普鲁士军阀弗兰格尔将军被任命为军队最高统帅，率4万大军进驻柏林，实行军事戒严。正在制定宪法的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迫从首都迁往勃兰登堡，并于1848年12月5日被强行解散。普鲁士又恢复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局面。不过，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答应将恩赐给臣民一部宪法。由于这部宪法的颁布（1850年），普鲁士扩大了在各邦资产阶级中的影响，为它实现自上而下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奥、普两邦的反动势力转入进攻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还在埋头讨论制宪，直至1849年3月28日所谓的全德帝国宪法才最后出台。宪法规定，由德意志36邦组成君主立宪制帝国，各邦保持内政独立，帝国首脑是依法选举产生的皇帝，帝位可以世袭，掌握联邦的最高权力。立法机关由两院制议会组成，一院代表各成员邦，另一院由人民代表组成。前者有176名代表，其中半数由各邦政府决定，半数由各邦立法机构决定，代表任期6年。下院的组成学自美国宪法：每3年经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产生，每5万人中可选出1名代表。代表们的意愿不受政府指示约束，对于议会通过的法律，皇帝不能否决，只能拖延执行。
宪法在议会通过后提交各邦政府审议，结果有28个邦表示有保留地接受宪法，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汉诺威完全拒绝接受宪法。议会按“小德意志”方案选举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帝国皇帝，并派遣由议长爱德华·齐姆松率领的、由32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赴柏林，向国王呈献皇冠，但是遭到威廉的拒绝。他表示只能从王公贵族和合法君主手中而不能从人民代表手中接受皇冠。普王的鄙夷态度给了代表们当头一棒，使法兰克福议会工作的最高成就全部落空。沮丧的代表团回到法兰克福，报告了使命的失败。但议会中的温和派仍对普鲁士抱有幻想，期待着通过谈判来达成新的协议。结果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拒绝接受宪法，并在5月14日宣布从法兰克福召回普鲁士代表，而奥地利在4月5日就已召回代表。这样，大部分议员由于失望接受了各自政府的指令，离开了法兰克福，而剩下的小部分激进分子坚持要为维护宪法和议会的权威斗争到底，他们公开吁请各邦人民支持宪法，希望通过新的革命维护革命的最后成果。但是，原先从未打算使用暴力的学者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革命的高潮在他们埋头于咬文嚼字的宪法条文讨论时，已经成为过去。当各邦已转入反攻并取得对革命的胜利时，仅靠维护宪法的呼吁而缺乏切实有力的反封建举措，是难以引发新的革命高潮的。尽管在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巴登等南德地区曾先后爆发维护宪法的起义，但因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它们先后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残存的国民议会被迫在5月末离开法兰克福迁往斯图加特，不久即被符腾堡军队强行驱散（6月18日）。至此，轰轰烈烈的德国革命以失败告终。
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方式自下而上统一德国道路的夭折，但是革命重创了封建秩序，锻炼了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分裂势力，这些都为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高涨和统一运动的再兴创造了条件。
二、50年代至60年代的统一形势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德国走向民族统一的转折时期。统一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普鲁士在统一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形成。
1848年革命没有摧毁各邦的君主制度和反动势力，但毕竟重创了旧的封建秩序和生产关系，从而为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高涨创造了重要条件。50年代至60年代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具有持续性，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经济发展首先是旧有生产关系得以调整的产物。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通过这项立法无偿地废除了在农村中残存的次要封建义务，把允许通过赎金免除主要封建义务的范围扩大到农村所有阶层。此举大大加快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进程，使封建性地产迅速向资本主义地产过渡。从1850年到1865年，普鲁士共有一百多万农户办理了赎免手续，获得了人身自由，其他各邦也先后通过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从农民手中获得大量土地和赎金的容克地主，开始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刺激下，通过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把传统的庄园农业改造为面向市场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部分容克还利用手中集中起来的赎金，通过开办酿酒厂、面粉厂、制糖厂、锯木厂等加工工业转变为企业家，少数人甚至投资于铁路修建和证券交易，一变而为大企业和银行的股东。广大的农民由于赎金的沉重和失去土地，相继转变为雇农或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只有少数富裕农民上升为富农。农村经济结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确立，进一步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发展成为50年代至60年代经济高涨最显著的特征。
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和关税同盟的扩大（1852年已扩及德国全境），轻、重工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最先采用机器的纺织工业部门，机器生产已普遍排挤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度作为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已取得统治地位。由于德国首先使用了矿物染料，成本低廉，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成为英国产品的强大竞争者。不过德国工业高涨最突出的表现是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经过50年代的奠基，德国的煤、铁生产，机器制造和铁路修建均有巨大的发展。其中原煤产量在20年间（1850—1870）从670万吨增至3400万吨；生铁产量从21万吨增加到139万吨；机器制造厂在15年内（1846—1861）从131家增至300家，工人达9.8万人。最大的博尔齐希蒸汽机工厂到1866年拥有工人达1600人，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
德国重工业的发展与铁路建设密切相关，以至于50年代至60年代被视为“铁路时代”。自30年代开始兴建铁路以来，至50年代铁路建设进入高潮。1860年德国铁路总长度已达1.1万公里，已形成以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为中心的四大交通网。1872年，全德铁路总长已超过2.2万公里，赶上并超过英、法两国。铁路建设推动了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并为德国同欧洲各国扩大贸易往来创造了条件。
德国重工业发展的另一特点是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在60年代的几次战争中，军火工业获得重要发展。斯汀尼斯的企业、博尔齐希的企业，尤其是克虏伯的军火工厂已成为德国军工企业的主要基地。其中克虏伯公司在业职工人数，从1850年至1873年，由237人增至1.6万人，经营范围遍及军工生产的各个领域，成为欧洲最大的军火制造商。
除此而外，德国工业发展还得益于新的科技成果的引用，在一些新的工业门类中从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化学工业的发展最为典型。自30、40年代德国化学家发现合成尿素和过磷酸盐制造方法以来，1843年德国兴建了第一家碱厂及一批制造过磷酸盐的化工厂。1856年，英国化学家珀金利用焦油合成苯胺染料，这一发明由德国化学家霍尔曼加以发展，为德国合成染料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代，碱性矿渣被大量用于炼钢。70年代，德国从焦油提炼的染料已完全代替了天然染料。至1878年，全世界合成染料总产值达315万镑，其中英国为45万镑，而德国已达200万镑，已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化学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提供了人造肥料，为轻工业提供了新型原料，而且为钢铁生产技术的提高与合理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推动了车辆和机械制造以及光学工业等部门的日益专业化。正是由于立足科技前沿，德国很快形成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导，轻、重工业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工业发展格局，从而以30—4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在70—80年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到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总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1/7，超过法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工业经济的高潮和农业改革的最终完成，为德国政治统一提供了物质条件，推动了统一运动新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德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它为统一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形势。
自1815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阻挠德国统一的力量主要来自沙皇俄国，而在德意志内部，这个角色主要由奥地利来扮演。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德国难以走向政治统一的强大外部障碍。1848年革命以后，沙皇因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起义，变得更加不可一世。因此，沙俄势力的削弱和俄奥联盟的解体，就成为德国能否走向统一的重要国际条件。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为改善德国统一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了实现南下控制君士坦丁堡的战略目标，沙皇以俄国对土耳其帝国信奉东正教的基督教徒有保护关系为借口，于1853年4月向素丹提出保护要求。但在英、法两国支持下，土耳其拒绝了这一要求，随之，俄军进驻多瑙河诸公国，10月俄土战争正式爆发。战争打响后，英、法和撒丁王国先后站在土耳其一边。俄国原指望得到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持，但奥地利对沙皇在巴尔干的扩张心怀疑虑，尽管沙俄在1849年曾帮助它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它仍以表面上的折中主义表达了它的反俄立场。普鲁士在近东利益较少，加之它对沙皇对其统一北德的干涉耿耿于怀，遂以一种谨慎的中立表达了对东方问题的态度。这样，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的沙皇很快就在军事技术占优势的英法军队的围攻下转入守势。1854年秋，战事集中到克里米亚半岛。俄国海陆军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困守将近一年，终为装备先进的英法所败。战争期间，奥地利大军曾陈兵俄奥边境，扬言要对俄国开战。普鲁士、瑞典也剑拔弩张，分散了沙皇的兵力。这一切最终决定了俄国失败的结局。
1856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的外交斗争，《巴黎和约》以对俄国比较温和的方式结束了战争。依据和约，俄国放弃对奥斯曼帝国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同意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并把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把卡尔斯归还土耳其；多瑙河两公国在素丹的宗主权下自治；黑海实行“中立”化，俄国和土耳其均不得设置海军基地；海峡禁止除土耳其以外任何国家的军舰通过。和约这些规定削弱了俄国的国际地位，使之失去了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对欧洲局势的决定性影响，也包括对德意志统一的干涉。此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俄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把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加强对中亚各汗国和远东黑龙江流域的蚕食。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其对西方的压力。
在战争中，由于奥、普两国的不同态度，也为拆散俄奥联盟，增进俄普亲善，继而实现由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创造了外部条件。奥地利由于背弃沙皇以及长时期的犹豫不决和折中主义政策，既遭到沙皇的嫉恨，又为英、法所蔑视。在战后它已陷于完全孤立。普鲁士的谨慎中立，赢得彼得堡的长久感激，又得到英、法的谅解，这就为未来由它统一德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沙俄势力的削弱和俄奥同盟体系的解体，首先为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创造了前提。1859年意大利联法反奥战争的爆发和迅速胜利，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处于孤立中的奥地利，而且为德意志民族统一提供了效法的榜样。虽然由于拿破仑三世的中途背叛，意大利的统一未能完成，但已通过重创奥地利和收复部分失地，为最终统一准备了条件。奥地利的削弱逐步改变了德意志内部奥、普二元对抗而常常有利于奥地利的格局。自1859年意大利战争以来，资产阶级中亲普反奥的感情像浪潮一般扩散开来。随着资产阶级“小德意志派”活动的加强，由普鲁士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已成为60年代德意志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趋势既得益于50年代至60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也与普鲁士自身的发展有关。
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普鲁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德意志各邦之冠。从18世纪末到1850年，普鲁士的国家收入几乎增加了5倍，而同期奥地利仅提高了2倍。50年代至60年代两邦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由于率先进行农业改革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普鲁士雄厚的经济实力已成为德意志资产阶级瞩目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还由于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和同盟本身的不断扩大得以加强。从50年代起，同盟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德。到1854年，随着汉诺威加入同盟，普鲁士基本达到把“同盟建成一个包括所有邦国在内的，以共同关税和贸易体制维系的整体联盟”的目的。由于奥地利始终被摒弃于关税同盟之外，以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体系实际上已从经济上形成德国未来政治统一的雏形。
此外，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后因保留了一部具有立宪精神的宪法，赢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提高了它在各邦中的威望。宪法产生于1848年12月5日，1850年5月普鲁士政府作了新的修订。经过修订后的钦定宪法加强了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仍保留了原有宪法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内容，并赋予通过三级选举产生的第二院（众议院）以批准新赋税和监督国家财政开支的重要权力。这样资产阶级就获得通过有限的代议制参与国家立法的一定权力，并通过掌管贸易、工商和公共事务几个部门，直接介入国家管理。虽然仍受到种种限制，但这已部分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向往的宪制精神，是1848年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相反，奥地利在1849年3月废除自由主义宪法，取消了议会制度和出版自由，完全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两相对比，普鲁士通过有限的让步，把自己打扮成立宪君主国，无疑提高了它在各邦资产阶级中的威望。此外，1857年，新君威廉一世（1861—1871—1888）的即位，也对普鲁士政治地位的提高带来一定影响。威廉一世不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但他头脑清醒、遇事冷静、注重实际，这同前任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1861）那种难以理解的神志不清恰好形成对照。威廉一世具有强烈的成就感，一旦他确信自己的事业具有现实性，他就敢于毫不犹豫地坚持下去。他的政治立场是保守的，并对基督教抱有虔诚的信念。他不喜欢普鲁士宪法中所保留的自由主义色彩，但他表示，“只要宪法存在，就应予以执行，而不应强行篡改，加以歪曲”。他决心向世界显示，即使在有一部“不方便的宪法”的情况下，他也能进行统治。在民族问题上，威廉一世强烈地认为普鲁士负有统一德意志的使命，却又比较现实地认为，在他有生之年这一目标可能还难以实现。所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好准备方面。他在德意志统一上的作用在于，他召唤出出色的助手站在他一边，并放手让他们去干。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鲁士的政治统治，当然也由于一部温和的自由主义宪法的存在，形成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位新国王首先关心的是修订军事法规，进一步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快就同议会发生了冲突。
19世纪中期普鲁士的军队是按1814年9月3日和1815年11月21日贯彻义务兵役制的法律建立起来的。1815年，普鲁士拥有1100万居民，按比例应征召4.07万军人。他们在正规团队（野战军）中服役3年，在后备军（地方军）中服役2年，然后服国民自卫队第一征召役7年、第二征召役7年。至50年代，普鲁士人口已增至1800万，每年按比例应征召6.5万人。但由于经济原因，每年征召人数并未超过早先的人数，普遍兵役制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此外，征召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现象，许多年龄偏大的已婚男子是国民自卫军的动员对象，而大约2.4万适龄青年却因种种理由不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在1848年革命中，国民自卫队介入革命的经历也使国王心有余悸。在这样的背景下，威廉一世决心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扩大兵源，保证正规军的3年服役期，并为改革开辟法定的财源。干练而极端保守的容克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1803—1879）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协助国王进行改革工作。
1860年2月10日，由罗恩主持起草的“新义务兵役法”提交众议院讨论。依据新法案，常备军被扩大到39个步兵团、10个骑兵团，它将容纳全部符合兵役制的青年，并拟议增加950万塔勒军事拨款；改革一度缩短的服役期，重新恢复3年期限；国民自卫军的地位大大削弱，不再视为与正规军平等的武装力量，更多地受正规军官的控制，并与野战军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1860年4月30日，议会投票接受政府关于扩充军队人数的提案，但对削弱国民自卫队地位的要求提出异议，并要求将服役期限由3年减至2年。于是，政府撤回议案，声称只有国王有权决定军队的组成，众议院的职能仅在于投票通过必需的款项。内阁要求在总预算中增加900万塔勒的军事开支。众议院在5月15日以两票反对通过一个“临时措施”，同意支付用于直到1861年7月1日为止改编工作的额外开支。这个临时措施很快被国王和他的军事顾问理解为最终的决定，并宣称军队改革的内容属国王指挥的范围，无须由立法机构批准。这样，围绕军事改革的经费问题，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在1861年12月新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资产阶级获得多数席位，他们拒不通过政府关于军事改革和增加预算的建议。其中在当年6月新组成的以进步党为首的议会党团，提出所谓“哈根动议”，要求议会监督政府开支，并由政府提供过去和将来的预算细目。这个动议在议会以多数票获得通过，但结果导致了议会被解散，自由派的内阁也因“行动软弱”被迫下台。
1862年5月6日，新的议会选举使进步党获得更大的胜利，他们的议席由109席增至135席，连同其他自由派的力量，他们已在新选举中获得绝对优势（在352个席位中占230席）。这个自由派多数否决了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于是政府和议会的关系再度陷入僵局。进步党人无意从军事上削弱国家，也不是想使内阁垮台，而是想以此为手段，迫使政府进行某些宪法改革，特别是削弱上议院（贵族院）的权力。罗恩本人试图通过在两年兵役制问题上向议会让步，换取对改革的财政支持，但威廉一世态度坚决，拒绝在任何权力上向议会妥协。于是罗恩撤回了自己的让步建议，站在国王一边，公开向议会宣战。他们决定在预算没有批准以前，依靠国王的全权，按照过去法定的预算继续军事改革。但这一违宪行为遭到受人民群众支持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坚决抵制。国王打算，如果他无法找到一个能在违宪的情况下成功地反对议会的内阁，就传位给他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罗恩向国王举荐了他在法国出任大使的朋友奥托·冯·俾斯麦。这位铁腕人物在1862年9月24日被任命为首相。从此，俾斯麦这个名字开始深刻地影响未来德国的历史，在他那令人惊叹的政治生涯中，他不仅以无与伦比的方式解决了宪法纠纷，实现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而且以其在欧洲外交棋盘上纵横捭阖、左右风云的高超手腕，在欧洲和世界史上永远留下了他的印记。
三、俾斯麦其人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1815年4月1日生于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舍恩豪森庄园的一个容克世家。这个庄园从1562年起就是俾斯麦家族的世袭产业。数百年来，岁月流逝，世代沧桑，但俾斯麦家族的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14世纪的庄园主到19世纪初叶的乡村贵族，犹如庄园以西不到8公里远的易北河，缓缓地向北流淌，既不声名显赫，也并非默默无闻。几百年前这个家族的人已开始在阿尔特马克地区以外谋求社会声誉。同其他容克家族一样，它也认真履行其军事义务，但并不过分热情。这个家族经历了从等级反动派转变为效忠国王的贵族的一般发展过程，但以前并未出现过出类拔萃的天才人物。
俾斯麦的父亲费迪南·冯·俾斯麦在12岁时就进入柏林武备学堂，这是进入军界谋求前程的预备阶段。虽然他有过与年过七旬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交谈的殊遇，并在国王的侄子的统率下参加过对法战争，但未能激发他在军事上的抱负。由于胸无大志，加上晋升的机会十分渺茫，费迪南上尉在23岁就转入预备役，3年后终于退伍。在俾斯麦出生前的20年，他把全部精力用来经营他的舍恩豪森庄园，成为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典型乡村贵族。
俾斯麦的母亲威廉明妮·冯·俾斯麦出身于资产阶级学者兼官员家庭。其父路德维希·门肯曾任普鲁士高等文官和驻斯德哥尔摩大使。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非贵族出身，使她给这个容克世家注入了新的因素。也许正是传统和遗传两种因素的结合，俾斯麦身上才形成一种把统治欲望、强烈的意志同无限的智慧和想象融合为一体的独特天赋和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性格。就其复杂性而言，任何成为英雄或恶魔的简单风格与之相比，都不免黯然失色。
在俾斯麦不足两岁时，由于继承关系，他们家把舍恩豪森庄园托付给一个代理人经营，全家迁居波美拉尼亚的克尼帕霍夫。这里距波罗的海有45公里，离柏林约170公里。由于这里土地贫瘠，遍布森林沼泽，耕作条件较差，但自然风光优美，一望无际的滨海平原，畅行无阻的海风，飘逸着成熟庄稼的香味，对于少年俾斯麦来说是一个富有诗意的美好天地。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长大成人，培养了对农业世界的特殊感情和深切感受，以至于成年后对城市生活毫无兴趣。每当他不得不待在大城市时，他总是渴望远离城市文明，如他所说：最喜欢穿着涂油的靴子，漫步于幽静的森林深处，听取啄木鸟优美的啄木声……
但是，俾斯麦的母亲不愿意让环境把儿子塑造成一个典型的乡间贵族，她坚持要把两个儿子：俾斯麦和比他大5岁的哥哥，送到柏林去接受新的文明教育。于是，从1822年起俾斯麦开始在柏林威廉街139号普拉曼学校就读。这是一所在十多年以前由一位福音派牧师创办的学校。创办者力图贯彻爱国主义者路德维希·雅恩的教育思想，即通过对学生严格的体育锻炼和智力训练，为他们今后从事更高级的活动做准备，因而在普通贵族和公职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俾斯麦在这里学会了游泳和击剑，也参加了按雅恩要求所制定的体操运动，但他生活得并不快乐，他渴望在假期里回到克尼帕霍夫，他厌恶柏林和都市生活，自称是一只被冷酷无情的城里人剪短了翅膀的波美拉尼亚沼泽的大雁。
1827年，12岁的俾斯麦离开了普拉曼学校，但仍在柏林上学。他先在弗里德里希·威廉文科中学就读3年，15岁后又转入灰衣僧修道院文科中学学习。在这里，他重点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德国古典作品和数学。但在这两所学校里，他的学习从未超过中等生的水平。他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以及数学的学习缺乏热情，但对英、法两国的文学，特别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种情况使他的母亲十分失望。在母亲的劝说下，1831年秋他开始到大神学家、三位一体教会牧师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那里去上宗教课。这位神学家的玄妙说教使他成为俾斯麦所崇敬的少数人物之一，但教义所宣扬的顺从美德与这位狂放少年的个性格格不入。1832年，他作为一名泛神论者而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学校毕业。当年5月，也是在母亲的决定下，他被送到汉诺威的哥廷根去上大学。
哥廷根是一座坚固而漂亮的城市，带有明显的中世纪特征。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大多数出身于德意志贵族，但也有少量的外籍学生。俾斯麦最早结识的朋友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就是一个美国学生。25年后，这位美国人因研究荷兰历史成为名家，他早期写过的一部自传曾给我们留下关于俾斯麦在大学初年级的形象：
我很少见过一个乍一看如此不起眼儿的人，但当我们进一步认识之后，我觉得他长得挺不错。他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头发的颜色难以确定，介乎红色和浅褐色之间。他满脸雀斑，眼睛显得没有精神，周围好像有一道红圈。他身上穿着一件不像样的大衣，没有领子和扣子，没有明显的样式或颜色；还穿着肥得出奇的裤子和带有铁后掌和大马刺的靴子……他的头发挂过耳，直到颈项，腰间佩带着一把很长的剑。跟随在他足后的不是体面的长卷毛狗，而是好几头狗。站在窗口的大学生们拿他的外表和他所中意的狗开玩笑。他要求进行决斗来回答这种侮辱。
莫特利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也真实地再现了俾斯麦的奇特外表和狂傲态度。的确，这位新来的大学生没有一处不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特点：好穿奇装异服，常常饮酒，藐视校管人员，负债累累，特别是经常与同学决斗。自从1832年8月9日首次进行决斗以来，3个学期与同学决斗25次，狂暴的声名远近传扬。但是，与那些身穿镶金边衣服的浪荡公子有所不同，在他那大胆妄为的粗俗习气后面隐藏着卓越的才智和诱人的魅力。除了莫特利，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贵族世家富有教养的凯泽林兄弟最先感受到这种才智和魅力，并与他维持毕生的友谊。因为这位贵族青年会弹钢琴，会拉提琴，会讲四国语言，热爱贝多芬的音乐和英、法两国的文学，特别是当他和朋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谈吐出奇地文雅并能打动人心。莫特利写道：“这里有一个英雄的好材料被糟蹋了。”这个评价距离俾斯麦成名尚有十年之遥。
由于负债，俾斯麦未能在哥廷根完成自己的学业。一年后，他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对外语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生活习气并无太大的改观。1835年5月，他通过法学考试的第一部分，取得司法见习生的资格。一年后因完成关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获得见习官的头衔。大学生涯结束时他没有取得他母亲所期望的像外祖父那样的学术荣誉，但为步入外交界准备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尽管俾斯麦的母亲不断地通过在柏林的关系向普鲁士外交大臣举荐儿子，他的外交抱负仍然遭到了挫折。正如俾斯麦在60年后所写的：“大臣有这种印象：我们这些土里土气的普鲁士乡村贵族不能为我国外交事业提供他想要的接班人。”事实上，外交大臣很担心把这样一个喜欢舞刀弄剑的狂妄自大分子派往伦敦或维也纳会惹出事。他放荡不羁的大学生活经历，很可能是没有被任用到外交界的主要原因。
俾斯麦的外交官梦想暂时中断，他没有去伦敦或维也纳，而是被派往亚琛，在莱茵政务参事手下任公务员。亚琛这座查理大帝的首都，在多数地图上被标作埃克斯—拉—夏佩勒，虽已失去昔日的政治地位，但它正在发展成一个景色宜人的温泉休养地。在这里，正如俾斯麦后来写的，“工作很少”，使他有较多的空闲时间看书、骑马和从事其他娱乐。除了两度陷入同两位英国小姐的热恋，俾斯麦对无所事事的公务员生活十分厌倦。荒唐的恋情耗尽了他的随身积蓄，除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于是，1838年春他参加了一个近卫猎兵大队，开始履行他已无法逃避的“志愿服役”义务。起初他被分配到柏林卫戍区，以后随大队被调防到波罗的海沿岸的格赖夫瓦尔德。在12个月的时限内，俾斯麦度过了一段沉闷而平静的军人生涯。以后由于母亲病危，他获得了一个较长的特假。退伍后，他决定辞去公务员职务，回波美拉尼亚经营他的庄园。这是这位乡村贵族为追求个性独立所做出的反叛行为，也是一种天才禀性的优越感对限制和监督的反抗。1838年8月他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
办事和做官与我的性情极不相符，即使我做了官或是做了部臣，我还是不会以此为荣。在我看来，种田与办公都是一样的尊贵，而且在某种环境下，还是种田更为有用。我很想发号施令而不愿听从号令。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我只能说我喜欢这样。……一位普鲁士的官员和管弦乐队中的每个个人相同，无论他是第一小提琴手，还是三角铁打击乐手，他都要随整体同奏一个调子，不管他认为该片段是好是坏。但是对我来说，只有在我认为音乐是好的时，我才弹奏，否则宁可不去演奏。
这段自我剖白，展示了俾斯麦孤傲、敏锐、藐视一切的精神气质。也许这是他性格构成中最主要的几种元素，既是他功成名就的潜在因子，也是他的精神生活经常自相冲突的基本原因。不过，作为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他能够区别官迷与政治激情、虚荣与名誉、众人合奏与独奏、富贵与权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已表现出超常的早熟。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俾斯麦的画像：一个追求表现独立意志的人，一个愤世嫉俗者，一个不安分地等待时局变化的奋斗家。辞去公职的反常表现，不是因为他喜欢林木与自然胜过案牍与官阶，而是要按自己的意志去实现某种理想。如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俾斯麦不仅有自己独到的政治抱负，而且善于等待时机。退居乡间就是他在政治上一个蛰伏期的开始。
乡间的岁月占据了俾斯麦一生中的9年时光。作为一个容克庄园主，俾斯麦是成功的。他在退伍前就已在格赖夫斯瓦尔德附近的一所专科学校有关农业的图书和论文，并在该校旁听土壤化学分析课程。在克尼帕霍夫定居后，他曾千方百计地提高庄园的产量，也在市场上尽力为自己出产的羊毛和其他产品谋求好价钱。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很快博得邻人的赞扬和尊敬。在他亲自经管庄园的9年里，庄园的产值提高了1/3，其中还经历了3年的农业萧条。实践表明，他已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庄园主。此外，经常深入市场的交际活动也培养了他的外交风度，他自己声称，他的交际风格就是在波美拉尼亚的马市上学来的。
然而，学生时代的粗野习气回到乡间后没有什么改观，而且由于无人监督而更加放纵。他经常骑着一匹叫卡莱普的矮壮黑红马，横冲直撞地驰骋在草地和林区，以吓唬邻近的农户来取乐。他曾用以手枪向天花板开枪的方式向几位约他来访的朋友宣告他的来临；他也曾像牵狗一样牵着一只惊恐万状的狐狸，来到主人的客厅里，大声吆喝狐狸奔跑来引起大家的狂欢。在庄园里他也养成了豪赌的习惯，常常在几个晚上把庄园的辛苦所得输得精光。这种粗野的乡村贵族习气在他身上达到了极致的表现，但令人惊异的是，他常常对庄园里的雇工表现出一种宽大为怀、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这与他公开显示的傲慢态度迥然不同。他常坐在卧榻上打靶，倘若枪子误中了木匠店，他也不会理会，但如果他的马夫跌入水中，他会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水中去救他。这都是俾斯麦性格中极为矛盾的方面。
他与一般庄园主的不同还表现在另一方面：他开始博览群书。他在充任后备役少尉时已养成夜读的习惯，回到乡间这种兴趣日益加深。的范围也从文学、历史，扩大到政治和哲学。他曾说：“我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时期得来的。那时候，我在乡下有一间藏书室，拥有各种各样的书，我几乎要把这些书吞到肚里。”文学是他的偏爱，除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作，他还广泛地了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感伤主义文学、亨利·菲尔丁（1707—1754）的现实主义以及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1779—1852）的民族诗歌。英国的政党政治和社会史也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他曾细致地考察过罗伯特·皮尔（1788—1850）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的具体方法。在哲学领域，除了黑格尔的作品，他还了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批判圣经的神学著作，以及斯宾诺莎（1632—1677）的神学政治论等著作。广泛的和深入的思考，全面地充实自我，是俾斯麦未来能以崭新的面貌投入政治风暴的必备条件。但这种素养暂时还掩盖在他那过分放纵的粗野习气之中，鲜为人知。
1841年夏天，已年过26岁的俾斯麦开始再次考虑结婚问题。半年多以来，他一直向一位叫奥托琳妮的富有庄园主的女儿大献殷勤。虽然他对她的情感远未达到几年前对那位英国女郎的热烈程度，但俾斯麦是真诚的、实际的。然而由于这位女子的母亲对他品行的怀疑，俾斯麦遭到无情的拒绝。这次求婚的失败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以至于数年后心头尚有余痛。由于无法接受最深沉、最真诚的情感被人蔑视的事实，他接受了父亲和哥哥的劝告，决定作一次长途外出旅行。他首先想去的国家是英国。这样，在1842年年初，他离开波美拉尼亚，经汉堡乘邮船前往赫尔，7月由苏格兰南下进入英格兰。英国之行是他生活习惯发生改观的重要转折。英国人的彬彬有礼和谦逊礼貌使他感触颇深，当年10月他经瑞士返回国内时，早期那种放荡不羁的作风已荡然无存，并变得十分热爱交际。同莫里茨·冯·布兰肯堡的相识对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位莫逆之交使他直接间接地结识了许多对他具有重要影响的人。莫里茨的表兄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少校当时39岁，是总参谋部的军官。此人以后被擢升为陆军大臣，是最早发现俾斯麦的政治才干并向普鲁士国王推荐他出任首相的人。莫里茨的妻子玛丽·冯·塔登这位秀美、健壮、活泼的女子是俾斯麦终身都仰慕的女性。正是在她的影响下，俾斯麦从一个徘徊在自然神论和泛神论之间的怀疑主义者转变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从此，他被认为是为合乎上帝意愿的具体生活权力效劳，并在言行中发现和贯彻隐藏着的上帝的意旨。此外，也是在玛丽的引荐下，俾斯麦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尔。这是一位身材修长、面貌祥和、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但并不十分美丽的女子。俾斯麦选择她既非出于她的秀雅，也非出于她的家世，而是她的坦诚和至纯。如同玛丽对她的描述：清洁透亮，澄朗得如同蓝色的海水。
对他步入政界最先发生影响的是结识了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顾问利奥波得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两兄弟。利奥波得当时任国王的侍从副官，路德维希则在马格德堡的省司法机关担任着最高职务。他们在交往中对俾斯麦的为人了解甚深，知道这是一匹暂时围圈在栅栏里的骏马，一旦外面有跑马声，它就要出猎。
1846年冬至1847年春，为了取得修建一条连接柏林和东普鲁士的铁路的费用，国王召集了由普鲁士8省各等级代表组成的联合邦议会。议会定于1847年4月在柏林举行。西普鲁士的自由派决心通过联合邦议会争得一个民选的国会，但俾斯麦和他的朋友们则认为，召开这样一个议会有可能使霍亨索伦王朝面临法国1789年的国民大会对波旁王朝所施加的命运，其结果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在革命中有失而无所得。因为容克们想要一条通往柯尼斯堡的铁路，却不想要一个公开选举的国会。了解俾斯麦政治态度的格拉赫兄弟深信，普鲁士的保守派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因此，当联合邦议会一位叫冯·布劳希奇的马格德堡议员生病的时候，他们竭力劝说俾斯麦代表他到柏林去充当普鲁士萨克森贵族的代言人（严格说来他并不属于普鲁士萨克森贵族，因为他的领地主要在阿尔特马克和波美拉尼亚）。这个提议十分诱人。年届32岁、在乡间蛰伏9年之久的俾斯麦经过多方磨炼已羽翼丰满，狭小的波美拉尼亚农村世界已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他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出山”，从此开始了他那令人惊心动魄的真正的政治生涯。
联合邦议会，从莱茵河到梅默尔，各省都有代表参加。这是普鲁士统一的一个标志。但在到会的五百多名代表中，只有七十余人属保守派。俾斯麦于1847年5月11日到会，会议已召开了4个星期。在此期间，组织得很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员格奥尔格·冯·芬克的领导下，把每次会议都变成关于国家根本结构的讨论，这是俾斯麦从一开始就感到无法忍受的。经过一周的沉默，俾斯麦针对自由派把1813年解放战争的胜利与国王答应给臣民一部宪法联系在一起的说法发起了反击。他说，自由派议员在给“我们的民族荣誉感抹黑”。事实是，我们在1813年遭到法国的痛击，然后又一次振作起来进行抵抗，从而勉强免遭失败。因此，解放战争与宪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俾斯麦的反击伤害了一些普鲁士人的虚荣心，因而他的登台引起了一阵阵愤怒的风暴。俾斯麦的观点是支持国王的，他那强有力的、坚定的战斗性演说，给黑森大公的公使留下深刻印象，被称为“芬克先生的折磨者”。但犹豫不决的国王并没有承认他是自己的战友。在当年夏天宫廷举行的多次宴会和舞会上，国王都不理会俾斯麦，以至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依次对每个人说几句话，但一走到我跟前就中断了，转过身去或是迂回穿过大厅”。这是一个不解之谜，也许国君出于谨慎和策略上的考虑，有意在公开场合冷落他，但这恰恰说明国王对他已有深刻印象，不到非常时期，他不会使用这位敢捅“马蜂窝”的年轻容克。
邦议会，正如梅特涅所说的，像一幕蹩脚的滑稽剧，最后被国王解散。俾斯麦与约翰娜于1847年7月28日在莱因费尔特附近的一所小教堂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然后赴巴伐利亚、瑞士和威尼斯进行了一次长途的蜜月旅行。当他们回国的时候，一场革命危机已经孕育成熟。革命的烈火首先于1848年2月在巴黎燃烧起来，这对俾斯麦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他忧郁地预料会发生一次新的革命战争，他的预言使他在舍恩豪森的全家深感不安。3月19日，当他在舍恩豪森以南30公里的卡罗造访瓦滕斯勒本伯爵的时候，伯爵的儿子带来了柏林三月革命的第一批传闻，说是前一天上午首都已发生革命，国王已成为暴民的俘虏。俾斯麦闻讯十分震惊，他匆忙赶回舍恩豪森，深恐革命波及他的庄园。舍恩豪森尚且平安无事，但有人告诉他，一个来自市镇的市民代表团曾到达庄园，要求在教堂的塔楼上悬挂象征自由的黑红金三色旗。这件事激起了俾斯麦的傲性与怒火，他下令让农民赶走这个代表团，并说服他们的妻女为教堂缝制一面白底黑十字旗，准备与自由主义分子公开对抗。他用70根鸟枪把庄园内的农民武装起来，并煽动周围地区的农民准备进军柏林勤王救驾。
3月21日，俾斯麦带着国王兄弟卡尔的信件只身来到柏林，希望觐见国王，能说服他让军队占领首都，摧毁街垒，包围革命群众，但未获成功。以后他又到波茨坦拜会王储威廉亲王的王妃奥古斯塔，希望在王妃的配合下以亲王之子名义接管政府，但仅受到冷冰冰的接待。两天后，国王骑马来到波茨坦安抚那些在巷战期间服从命令撤出柏林的军官，并向他们强调了他对“好柏林人”的强烈信任。至此，俾斯麦已完全失望。他在新召开的联合邦议会发言指出：“过去是被埋葬了，而使我比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更加痛心惋惜的是，在国王自己把泥土投在它的棺材上以后，世上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重新把它唤醒。”讲到这里俾斯麦激动万分，没有结束讲话就大声啜泣着离开了讲坛。在1848年，俾斯麦就是以这种忠君观念来表达他对革命的仇视，对国王软弱态度的痛惜。但是，俾斯麦的忠诚表现未能得到应有的报偿。当1848年11月9日，弗兰格尔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在柏林恢复旧的统治秩序时，俾斯麦看来很有希望在新政府中担任某一大臣职务。路德维希·冯·格拉赫等保守派也竭力主张任命俾斯麦为大臣，以奖赏他在革命期间的非凡表现，但是被人们指责犯有多种错误，却有知人之明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用一条奥妙的眉批拒绝了这一建议：“只有在刺刀横行无忌的时候才任用。”这句话表达了国王对俾斯麦的基本看法。
未能获得一官半职的俾斯麦在11月底回到舍恩豪森自己的妻女身边，但他并不气馁，他知道任用他的时机尚未到来。怀着这一信念，1849年年初，他全力投入争取被选入新的下议院的战斗。竞选的辛劳使他疲惫，也使他感到满足，因为他获得了成功。在有四百多人参加的庆祝宴会上，这位新议员因为频繁地与人握手，右手的所有肌肉都感到酸痛。但三天以后，选举他的人当中，有几位窗户被人打破，也有几位遭到无端的殴打，而他却在2月26日安静地坐上下议院自己的座位。
新议会的核心议题是德国的统一，但俾斯麦关注的是保护和增强普鲁士的地位。当被他长期蔑视的法兰克福全德议会派遣32名议员到柏林向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奉献皇冠的时候，俾斯麦同普鲁士下议院的容克们一道联名上书国王，要他不要无视全德议会的劝进请求。但当国王不打算当一个“人民恩赐”的皇帝时，他却坚定地站在国王一边，并攻击依照这部宪法所虚构的统一。当国王任命外国人拉多维茨创立一个由小德意志诸侯组成的普鲁士联盟来与奥地利对抗时，他却以避免对全德宪法的承认，公开反对这个计划。而出人意料的是，他虽嘲笑拉多维茨组建普鲁士联盟的做法，却又接受了联盟在埃尔富特召开的议会为他保留的席位。1850年夏，当普、奥两邦关系紧张，奥地利以恢复德意志邦联来同埃尔富特联盟对抗的时候，俾斯麦力主同奥地利开战。但是，当普鲁士在沙俄的压力下在奥尔米茨与奥地利达成妥协而全普鲁士都视为奇耻大辱的情况下，俾斯麦却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并以生动有力的反战演说全力支持内阁的政策。俾斯麦变化无常的政治立场给人们留下了他毫无原则的印象。有时候，容克认为他是本阶级的一名叛徒；有时候国王也把他视为敌人；有时候他先无礼地凌辱然后又抚慰尊严的哈布斯堡王室；有时候他与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交朋友，但转过身又与他们为敌。开始他发动战争，尔后他又坚持要求和平。如同变幻不已的魔术师的权杖，他的政治策略使人难以捉摸，也常遭到误解。其实他是第一流的“现实政治”实践家，而不是轻率的、毫无原则的政治赌徒。他念念不忘的是维护容克的利益，并使普鲁士国家变得强大，后来才逐渐形成建立一个新德意志联邦的设想。他一次次不尚空谈的演说，都影响了普鲁士的现实政治，并奠定了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威望，一次新的升迁机会开始向他招手。
1851年4月，当在法兰克福重新成立的邦联议会要求普鲁士任命一位具有外交才能的政治发言人的时候，长期推崇俾斯麦的格拉赫兄弟再次出面向国王举荐这位性格坚强的新议员。犹豫不决的国王几经踌躇，最后违背自己的意愿把这项重任交给了俾斯麦。消息传来，除了报刊上的讽刺挖苦，连普鲁士亲王一想到由一位“后备军少尉”承担如此重任也叹息不已，但国王没有收回成命。从这时起至1859年止，俾斯麦担任这一外交重任达8年之久。在这8年中，他通过广泛的外交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并对欧洲的国际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他开始形成与法国，特别是与俄国结盟，孤立和有选择地打击奥地利，谋求一种不受邦联和奥地利约束的独立的普鲁士政策的战略意图。这是俾斯麦政治立场逐步发生改变的重要转折，他开始抛弃宫廷党保守政治原则的最后残余，放弃了早年反对德国统一和亲奥的立场，接受了欧洲强权政治的观点，力主利用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为君主政体服务，争取在普鲁士的领导下，部分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最终实现德国民族统一。
但是，俾斯麦的雄图大略对格拉赫兄弟、曼陀菲尔首相以及可怜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来说，已经太革命了。他们只会赏识俾斯麦的政策，但不会接受他的政策。这种状况随着1857年10月国王得了中风，他的弟弟普鲁士亲王接管政权变得更没有希望了。普鲁士亲王威廉接管政权时已是60岁的老人，他是一位守成的君主，对政治有着固定的看法。他把俾斯麦当作一个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学童”（俾斯麦当时已42岁），认为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挑战性姿态会毁掉普鲁士的前程，反对把邦联议会作为普、奥“冷战”的舞台。1858年11月，这位摄政王在秉政一个月之内就开始对极端保守派的政府进行了清洗。两个多月后，一位叫乌泽多姆的新代表被派驻法兰克福。忐忑不安的俾斯麦尚不知自己的新岗位在哪里。1月29日他获悉自己将成为普鲁士驻俄国的公使，这本来相当于一次晋升，但俾斯麦并不感到高兴。8年来谋取高位的苦心所得微乎其微，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雄心壮志受到了冷落。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还从来不曾这样远离过事件的中心。“我被打入涅瓦河畔的冷宫！”在越过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白雪皑皑的平原时，俾斯麦这样喃喃自语。
与俄罗斯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有所不同，俾斯麦在俄国宫廷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沙皇及其首相哥尔查科夫对俾斯麦十分敬重，不久他就成为彼得堡沙龙里的宠儿。亚历山大二世把俾斯麦视为一位家族的大使，俾斯麦还通过与威廉的妹妹、俄国皇太后富有情感的交谈不断加强俄、普之间的友谊。他曾同一些名门望族一道到俄国南方去旅行；他也曾同沙皇一道站在皇家检阅台上，检阅一支4万人的队伍。哥尔查科夫十分信任这位明智、迷人、表面上十分谦恭的普鲁士公使，把他视为“未来的大人物”，常同他在打开了的中欧地图前面进行无休止的交谈。
“俄国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大规模的”，他通过参加俄国人的猎熊活动和盛大阅兵，对于这个仍在酣睡的大国所具有的广大、雄厚和专制传统有了深刻的印象。俄国是狩猎者的天堂。无论是隆冬持枪漫步于一望无际的雪原，还是在初夏穿越青草芳香的森林，猎熊总是一种充满挑战和野性的自然生活。当猎者击中的一只大熊，尚未倒地死去而用两条后腿撑地，前身直立起来向人怒吼的时候，动人心魄的壮观场面就出现了。人与兽之间面对面的冲突以及俄国猎人在险境中所表现出的超常胆略和勇武，使热衷于参加这项活动的普鲁士公使受到了震撼。由此联想到阅兵中俄国士兵所表现出的战斗士气，他感受到这个民族所具有的魄力和强毅。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使他在以后30年间一直对这位东方巨人保留着敬畏的态度。他长期的亲俄倾向，大多来源于出使期间对这个神秘的辽阔国度的直接感受。
然而，俄罗斯漫长冰冷多雪的冬天不免使他感到厌烦，他惦念早已春暖花开的德国。事实上，气候的影响不是主要的，他真正关注的是柏林政治气候的变化。他雄心未泯，他清楚地知道出使圣彼得堡不是他的最终归宿。他的事业在柏林。1859年岁末，一场大病袭击了身心疲惫的俾斯麦。由于久治不愈，呼吸困难，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继续奔向锦绣前程，但到了新的一年，他的身体和政治本能恢复了。当2月末传闻摄政王正在物色一位新的外交大臣时，刚刚走出死亡之谷的俾斯麦便匆忙赶回柏林去了。
但是，摄政王还不信任他的驻俄大使。虽然他愿意征求他的意见，并在4月初两次召见俾斯麦，但后者所鼓吹的俄普合作、使柏林对维也纳显示真正的独立的观点，让威廉感到十分不安。俄、法之间的合作态势，莱茵河畔的普鲁士领土有可能受到新波拿巴主义侵略浪潮威胁的现实，使他回想到1813年至1814年的情景。尽管1859年奥地利在法意联军打击下已处于十分虚弱的地位，他仍不愿冒修改外交政策的风险去实现普鲁士的独立地位。这样，在柏林滞留近11个月的俾斯麦一无所获地回到圣彼得堡。他的宏图大略受到了第二次挫折。
重返俄罗斯的俾斯麦变得心灰意冷，郁郁寡欢，但并未完全放弃希望。1861年年初，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摄政王宣告登基，成为国王威廉一世。新王决定恢复臣属对他“宣誓效忠”的古老传统，选择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举行加冕典礼。这一逆时代潮流的古怪想法遭到一些进步大臣的辞职抗议。陆军大臣罗恩趁机向国王进言，建议从彼得堡召回俾斯麦授予要职，以支撑危局。但当俾斯麦再次返回柏林时，威廉国王又改变了想法。似乎王后奥古斯塔的影响起了作用：俾斯麦被视为一个极不可信、“反复无常”的人，让这样的人待在首都会使人感到不舒服。于是国王只让他草拟一份关于德意志问题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在7月底在巴登巴登呈交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备忘录”。俾斯麦在这份文件中充分论证了利用德意志人民日益增长的爱国主义情绪，成立一个把奥地利代表排除在外的“关税同盟议会”的主张。这个文件似乎是俾斯麦以往主张的发展，它没有引起国王的重视。在当年10月的柯尼斯堡加冕礼上，俾斯麦出席了这一仪式，并同国王进行过交谈，但国王只字不提这份备忘录。11月1日，俾斯麦满怀失望地回到圣彼得堡，看来，至少在表面上他仍然一事无成。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三年前我还可以当一个有用的大臣，现在我一想起这点，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跃跃欲试的有病的马术家。”
但是戏剧性的效果很快发生了。3月中旬，一封来自王宫的电报召他回国，但没有透露他今后的任用。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圣彼得堡向继任者移交工作，直到5月10日才回到柏林。他对国王的意图仍然捉摸不透，若不是确信有罗恩的支持，他会觉得自己的前程又岌岌可危了。
5月22日他得到通知，他被派往巴黎去当公使，月底之前他已奉命搬进巴黎的使馆。俾斯麦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第三次遭到挫折，但他并未完全失望，他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新转机的来临。在巴黎，他更为深入地了解了他早年曾到过的法国，并对拿破仑三世的为人及其战略意图有了透辟的了解。这为他尔后在普法战争中做出明快的判断提供了条件。在巴黎，他还接受邀请渡过英吉利海峡去参观伦敦万国博览会，实际上他是想考察英国的政治舞台。20年来他还没有再去过英国，也没有同威斯敏斯特的任何大人物进行过外交上的接触。这一次他受到帕麦斯顿首相和罗素外交大臣的接见，也同他最钦佩的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进行了促膝长谈。迪斯累里保留着对这位不凡客人的良好印象，他有关“对奥地利进行清算，解散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使德国获得民族统一”的雄图大略，曾引起这位保守党领袖的震惊。会见后的当天晚上，迪斯累里深有感触地说道：“你们要提防这个人，他说到也会做到。”
1862年7月至9月，返回巴黎的俾斯麦利用休假的机会到法国西部进行了一次回归大自然的旅行。在那里，由于他与俄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尼古拉·奥洛夫亲王夫妇的相遇及其友谊，他又恢复了25年前对自然和异国女性那种柏拉图式的激情，以至于他又一次把公务抛到九霄云外，以几个星期的旷职行为陪同这对夫妇东去普罗温斯尽情游览。然而当各种奇异的浪漫想法向俾斯麦袭来的时候，陆军大臣罗恩的来信把他唤回现实的世界。他开始意识到决定他政治前途的时刻已经到来，15年来他刻意追求的政治权力已近在咫尺。9月13日，他在阿维尼翁与奥洛夫夫妇依依惜别，然后经日内瓦返回巴黎。由于国王与议会在3年兵役期问题上已形成僵局，深感失望的财政大臣海特和伯恩斯托尔首相已相继提出辞职，威廉一世也示意他正在考虑退位。危急关头，罗恩急速向俾斯麦拍了那份著名的电报：“速回，危机在继续。”俾斯麦已不能再推迟返回柏林。
9月19日，俾斯麦登上东去的列车，次日抵达首都。22日，国王威廉一世在巴贝尔斯贝格宫召见俾斯麦。他已一筹莫展。面对邦议会反对3年兵役制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强硬态度，国王已打算放弃王位，以保全上述原则。俾斯麦当即向国王许下无条件的诺言：作为“一个见到其君王处于危机之中的忠臣”，愿意登台为国王效劳，并在必要时将在违背议员意志的情况下推行军事改革和实行新兵役制。俾斯麦斩钉截铁的表态使国王大受宽慰，国王当即撕碎了已拟就的退位诏书，并表示将同他的这位新大臣一道继续斗争。9月24日，俾斯麦任职的消息传来，王太子和太子妃（维多利亚女王之女）竭力反对，资产阶级报以哈哈大笑，许多观察家拒绝把他认真看待。在国外，俄国人的反应是高兴，法国人持怀疑态度，英国人则敌视。不管是何种反应，事实表明，在普鲁士和德国历史上，一位可与法国的黎世留（1585—1642）相媲美的首相产生了。
四、铁血宰相
“起用俾斯麦无疑是使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深水之中。”这是宫廷反对派对俾斯麦的基本看法。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用稍微温和的口吻写道：“即便是一个有更大魄力的人，一旦与议院的强大势力相碰，也会触礁沉没。我们可以让俾斯麦这样做一年。”显然，初登相位的俾斯麦政治形势并不乐观。他必须战胜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的反对、诸党派的恶意攻击以及外国大使的种种阴谋。但他是一位具有武士精神、勇往直前、不知畏惧为何物、坚定不移地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从青年时代参与多次决斗起，他就做好了活到老、战到老的准备。这种胆略与天生的机警和善于谋划，使他成为按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德国的成功实践者。他的统治不是诗人和学者们所预言的一年，而是28年。不过，万事开头难，他从秉政之始就面临着议会的挑战和随时被免职的种种风险。
俾斯麦的任职首先在议会引起轩然大波。一些自由派议员把俾斯麦组阁视为国王的“政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23日，当国王的任命尚未正式下达的时候，议员们就破坏了任何妥协的可能性。他们不仅拒绝3年兵役期，而且故意从预算中删去军费开支。被激怒的国王大发雷霆，他的怒吼和叫骂声穿过紧闭着的窗户，在宫廷里回荡、弥漫，但无人理睬。俾斯麦别无他法。他组织了一个由温和的保守派组成的政府，除了留任的陆军大臣罗恩，新内阁中没有什么有声望的人物。俾斯麦对这种冷落局面并不介意，因为他并不希望任何有影响的人在内阁中妨碍他独立行事。
9月29日，俾斯麦在下议院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以含糊其词的语言表达了对议员们敌视预算态度的遗憾，强调了进行军队改革的必要。由于心神不宁和拘谨，他的首次演说没有给听众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在第二天仅有二十几人参加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他的漫不经心的即兴演说，实际上是早有准备的一通讲话，给他留下了永远难以抹去的声名。他用鼓动性的言辞，呼吁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同时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这句未经深思熟虑的演说辞，犹如野火春风，使俾斯麦获得广为传扬的暴力声名，也立即在议会内引起轩然大波。他受到普遍的指责，但这成为今后几十年中他一直奉为圭臬的既定国策。
对这段讲演的非议来自普鲁士的各个方面，连他的老朋友、政治立场保守的罗恩也指责他是“心血来潮”。在德国各地，自由派和进步党人都确信，俾斯麦通过他那挑衅性的讲话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把战争看作是解决普鲁士问题的唯一办法。年轻的德意志爱国主义历史学家亨利希·冯·特赖奇克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多么热爱普鲁士，但我听到像俾斯麦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容克谈论铁和血并想把它当作桎梏套在德国肩上时，这句话的荒谬更甚于庸俗。任何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他是多么向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祖国，都不会对呼唤赤裸裸的暴力行动的言论表示欢迎。”
俾斯麦的讲演很快传到了正在巴登的威廉国王耳中。他首先受到王后的指责，等到王后的生日时，又受到来自太子和太子妃的指责。威廉一世忧心忡忡：也许王后和太子对俾斯麦的评价是对的，他是否应当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应轻信罗恩的荐言？他是否应在俾斯麦可能给朝廷造成更多的麻烦之前就把他免职？国王最后决定在10月4日返回柏林。动身前，他既未写信也未发电报给俾斯麦，因为他耳朵里已装满了对新首相的不满与警告。俾斯麦已预料到他的演说会在巴登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他既未告诉君主也未告诉内阁，决定在君主回来的半路上去面见国王。
在柏林以南约70公里的于特堡小站上，俾斯麦截住了国王。威廉一世独自坐在头等车的包厢里，心情郁闷地凝视着消失在暮色中的苍茫大地，默默地思考着令他担心的问题。俾斯麦的突然出现出乎他的意料，他很不高兴在这儿见到他的首相。不等俾斯麦解说完毕，国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很清楚事件的最终结局，在歌剧院广场前我的窗子下，他们将会砍下你的头，过些时候再砍下我的头。”俾斯麦对国王的反应是有精神准备的，他不慌不忙地辩解说：“既然我们迟早是要死的，我们能不能死得更体面一些？我是在为国王陛下的事业奋斗而死，而陛下则以自己的血来保卫上帝所赐给您的权力。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陛下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都必须抗争到底！”俾斯麦的慷慨陈词激发了国王的自尊自信，他很快走出沮丧的低谷，焕发出一个军人所具有的战斗精神。30年后，俾斯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常把国王态度戏剧性的变化视为自己的诸多杰作之一。他上台仅一个星期，就掌握了这位军人国王复杂多变的奇特心理。这小试锋芒的成功，为他以后利用国王好战、虚荣的心理驾驭德国全局打下了基础。当火车最后开进柏林车站时，国王原打算解除首相职务的想法已荡然无存，而且俾斯麦原先的临时任命很快得到正式确认。现在，无论是王后还是太子或什么人，都已不能动摇国王任用俾斯麦的决心。接下来的一幕，就看俾斯麦如何与议会周旋，在兵役制问题上，他还面临着新的考验。
兵役期限和军费开支是政府和议会冲突的两个焦点。在兵役期限问题上，罗恩和俾斯麦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即形式上保留3年服役期，但允许中等阶级和上层根据自己的愿望对第3年进行赎买。在军费开支方面，议会的顽固态度不亚于国王的固执。他们声称，如果不从中删除军费开支，议会就拒绝批准预算。于是俾斯麦只有一步棋可走：他把包括原有军事开支的预算计划从下议院撤回转交上议院，然后声称，由于邦议会两院意见不一致，最终将由君主来填补这一“宪法漏洞”；只要上院和下院不能取得一致，国王就有权批准国家预算。结果上院否定了下院的决议，于是俾斯麦于10月13日以国王的名义宣布议会休会，并按他的“宪法漏洞”理论，不理睬资产阶级的“违宪”指责，擅自支付经费，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俾斯麦认定，只要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所谓的宪法纠纷自然会烟消云散，资产阶级也会匍匐在他的脚下。从这时起到1866年秋季，议会的抗议虽不绝于耳，但它始终只能扮演一个咨询机构的角色。俾斯麦顶住了种种压力，自行其是，继续开支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政府经费。“危险的首相”，由于深谙德国国情，不仅太平无事，而且向全世界表明：他不经议会批准也能进行统治。
在同国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迈出大胆的一步后，俾斯麦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他知道，一次外交杰作可以带来双重收获：既达到削弱奥地利的目的，也可使国内的民族自由派服输。10月末他前往巴黎，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能亲自隆重地向拿破仑三世递交他的召回国书，实际上是想设法了解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冲突将作何反应。因为在10月间一位亲奥的大臣已取代对柏林友好的大臣领导法国外交部。从拿破仑皇帝那儿获得的印象是不打算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但新任的外交大臣德鲁安则采取观望态度。接着他把外交的目标直接转向奥地利。他时而讨好奥地利人，时而又向他们发出威胁，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甜言蜜语继之以威吓的手法以后成为俾斯麦在外交事务中惯用的伎俩。早在9月初，俾斯麦在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公使的一次谈话中就表达了对奥地利的观点。他说：“奥地利应当把其着重点从德国转移到匈牙利境内。这样奥地利就会成为普鲁士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盟友。另一方面，我们将会把你们在意大利以及东方的切身利益看作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一定给予支持。你们若是不理睬我们的想法与期望的话，那么我们想要做的事就是使你们相信，你们的选择必定是错误的。”可是奥地利公使不为所动，他清楚地知道首相是孤立的，不必认真看待他的每一句话。但是，当奥地利在1863年1月将关于改革德意志邦联的建议提交表决而没有取得必要的多数时，俾斯麦似乎在外交上迎来了一个胜利。他暗自欣喜，普鲁士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他开始把外交的重点转向俄普联盟。1863年，波兰爆发的大规模反俄起义，为他推行自己的计划提供了机会。
为了阻止一个中兴的波兰出现，使俄、普两国军队联合对付波兰叛乱者，俾斯麦在1863年2月派遣国王侍卫长官古斯塔夫·冯·柯尔文斯莱本将军前往彼得堡，同沙皇和哥尔查科夫进行协商。2月8日，双方签署一项正式协定，规定在出现紧急状态时，“为了追击从一个国家流窜到另一个国家的暴动者”，两国现役军队可相互越境行事。这一协定立即在巴黎和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中唤起了强烈的义愤，法、英两国的舆论也要求政府对波兰表示同情。十分珍视法俄友谊的拿破仑三世左右为难。舆论的压力迫使他在2月的第3个周末，开始与英国和奥地利磋商首先向柏林提出联合抗议的可能性。单是这样一种国际外交步骤就有可能使俾斯麦任职以来的外交成就化为乌有。他力图使巴黎相信这个协定是俄国首先倡议的，并且俄国并不需要普鲁士的什么帮助。法国和奥地利对俾斯麦的申辩无动于衷，但英国主张把矛头转向真正的罪魁祸首。这样法国不得不弄巧成拙，承担起反对俄国的义务。随着1863年4月和6月法、英、奥三国向彼得堡发出的两份抗议照会，法、俄之间令人珍视的友谊不复存在了。相反，柏林和彼得堡之间的友谊则得到了巩固。沙皇从三国联合抗议中恢复了对克里米亚战败的记忆，从此他更加看重同普鲁士的友谊。普鲁士即便不支持俄国，它的善意中立也会形成俄罗斯与西方发生冲突时的一道缓冲屏障。俄国在欧洲需要俾斯麦。这样，俾斯麦的国际威望得到了挽救，并达到了破坏法俄友好、增进俄普亲善的外交目的。俾斯麦很便宜地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采取的办法不是战争，不是流血，而是在一份协定上的签字。他勇敢的冒险得到了回报。由于俄普友谊的巩固，俾斯麦消除了对东方军事巨人的后顾之忧，这为普鲁士以后放手在南边或西边进行军事行动，提供了外交准备。
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成功，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心跳开始加快，奥地利决定通过召开一次改革德意志邦联的王侯会议，来挫败俾斯麦不断强化普鲁士在德意志地位的阴谋。会议拟定建立一个由5位诸侯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个由300人组成的代表议会来改造现有的邦联，并提高奥地利的传统地位。由于这个计划是以往有利于多瑙河君主国和牺牲普鲁士利益来加强邦联的一种尝试的继续，奥地利从一开始就估计到普鲁士有可能不出席会议。为了排除这种可能，奥方首先安排了一次突然袭击。1863年8月2日，奥皇弗兰茨·约瑟夫趁威廉一世在加施泰因温泉进行浴疗之机，在非正式的会见中突然提出邀请后者参加在法兰克福由自己主持的“王侯会议”，讨论有关改革德意志邦联的问题。威廉一世感到很意外，因为奥皇建议在8月16日，也就是不足半月的时间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使他感到十分突然。尽管有些犹豫不决，但国王还是很想前去赴会，这使弗兰茨·约瑟夫感到十分高兴。
但是，较晚获知这一情况的俾斯麦则斩钉截铁地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一次“穿着丧服来庆祝生日大典”的会议。因为他知道，奥地利和南德各邦的票数加在一起，必然使普鲁士在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他确信这次所谓的“王侯会议”不过是奥地利愚弄普鲁士的圈套，于是他着手进行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说服动摇不定的国王放弃这一邀请。国王是一个固执的人，要叫他收回允诺是一件难事。俾斯麦使出浑身解数，竭力向国王表明，在非正式的疗养地提出邀请意味着一种侮辱；而在短短的几天之后就宣布召开会议，使我们来不及充分准备就是一种蔑视。他还极力让威廉一世回忆起普鲁士在过去召开的会议上所受的难堪与羞辱，这对于这位君主的自尊心是十分敏感的。最后，俾斯麦取得了胜利，国王被说服，拒绝了弗兰茨·约瑟夫的邀请。这是这位军人国王与他的首相经常因分歧相持不下，而最后总以他向他的大臣让步为结局的诸多戏剧性插曲中的小小一幕。但它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王侯会议”如果没有普鲁士的参加，要想通过一个新的德意志计划是不可能的。精疲力竭的俾斯麦终于放下心来。
但是，时隔几天，新的变故又发生了。“王侯会议”开幕不久，与会的君主又派遣萨克森国王以大家的名义再次邀请威廉一世赴会。同一问题现在变得更为棘手了，因为这是一个很体面的邀请，而萨克森国王约翰又是威廉一世最敬重的人。此外，威廉一世这时正在巴登逗留，他身边的人都是支持“王侯会议”的。巴登距法兰克福仅有3个小时火车的路程，而国王碍于情面也开始考虑接受邀请。“30位君主，甚至一位国王当信使，我怎么能拒绝呢？”当俾斯麦再次制造新的理由加以阻拦时，国王面有难色地这样嘀咕着。俾斯麦再次向国王的犹豫不决发起攻势。他说：国王如去法兰克福接受会议的决议，就意味着放弃一支独立的普鲁士军队，意味着在同邦议会议员的争吵中失利，因为如果国王的部队仅仅是邦联的辅助部队的话，那就不需要什么钱来加强军队了。两人的争辩一直持续到午夜，俾斯麦才最终说服了君主保持他最初的拒绝态度，但双方都已精疲力尽。威廉一世这位性情倔强、威猛盖世的军人，再也无法忍受与首相的紧张对峙，在他签署完给萨克森国王的拒绝信之后，便倒在沙发上大哭起来。满头大汗的俾斯麦也疲惫到了极点，当他晃着身子离开国王，想关上房门时，他那因激动而颤抖的手竟然把门把都拉断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他随手拿起一个玻璃盘向墙上扔去。“我必须损坏什么东西，才会感到舒服些！”他向吃惊的秘书这样解释道。“王侯会议”已经不会取得什么有意义的结果，这就是俾斯麦的收获。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俾斯麦面对君主的固执、暴怒和眼泪，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冒着获罪于君主的危险，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终取得了成功。但是成功后的滋味又是苦涩的。任职一年来，他已感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正如他对他的秘书科伊德尔所说的：“我觉得我在这一年好像老了15岁。”他开始憎恨整个政务活动，向往能够再一次逃离现实，但是他已身不由己。他登上的是一辆正在冲向敌阵的战车，不待战争结束，车轮就不会停止旋转。一年间的从政体验，仅是他漫长的28年政治生涯的小小开端，由他导演的波澜壮阔的戏剧高潮，尚在后面。
五、王朝战争与第二帝国的建立
1863年，当俾斯麦通过波兰问题赢得俄国的友谊，并通过破坏“王侯会议”使奥地利的计划宣告破产的时候，围绕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所发生的纠纷，再次把他推向国际外交的风口浪尖。这是一场既困难又冒险的外交经历，在俾斯麦一生的外交实践中，它堪称一项深谋远虑的艺术杰作，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俾斯麦务实、多变的外交风格。其外交策略变化之快，连威廉国王都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他涕泗滂沱地违心拒绝出席“王侯会议”的15个星期之后，首相又在谋求与奥地利人的合作。俾斯麦究竟想干什么？在首相所玩弄的外交魔术面前，生性率直的国王委实被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开始怀疑，首相是否像别人所说的“在没有罗盘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外交海洋里疾驶”，“他是否已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但事实表明，俾斯麦是对的。14年后，俾斯麦仍然承认：“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是我最大的外交成就。”正是以此为起点，俾斯麦真正拉开了以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序幕，排除了任何用“铁与血”以外的方式解决德国民族问题的要求。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地处易北河下游和丹麦日德兰半岛之间的地方。这里有富饶的农田和贫瘠的荒原，构成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的过渡性边界。四百多年来这两个公国一直处于丹麦王国的控制下。在拿破仑战争的领土变动时期，这种隶属关系没有发生变化。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现状，并将劳恩堡这个小公国也并入丹麦国王治下。所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问题实际上涉及上述三块地区。矛盾首先起因于这里的种族分布，其中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的居民纯粹是德意志人，而北边的什列斯维希则杂居着德意志人和丹麦人，其南部已像霍尔施坦因一样德意志化了。在隶属关系上，三个地区虽同归丹麦管辖，但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又同时属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国。此外，从1460年起就规定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是不能分治的。这种人种上、隶属关系上的复杂构成，使易北河两公国成为欧洲的“痛点”之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折磨和烦扰着欧洲的外交家们。19世纪上半期，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德意志人愈来愈希望把这几个地区变为民族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然而，丹麦的地理位置却使这一问题成为几个大国，特别是英国、俄国和瑞典密切关注的问题。由于欧洲列强的干预，1852年5月8日英国、俄国、法国、瑞典、奥地利和普鲁士六国会同丹麦签订了《伦敦议定书》，在相关问题上达成新的妥协。依照议定书，丹麦君主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得以保证，并规定诸公国不可分离，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同时隶属德意志邦联成员国的传统特权不得侵犯，同时为无嗣的丹麦国王规定了王位继承顺序，即规定在现任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死后，由他的堂妹夫克里斯蒂安·冯·格吕克斯堡亲王继任为王。但是，这一继承安排遭到两公国居民的反对，他们援引两公国通行的“萨利克继承法”（Lex Salica）关于女性后裔无权继承土地和王位的规定，对议定书的继承决定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合法的继承人不应是克里斯蒂安亲王，而是其先祖曾统治过丹麦的德意志贵族奥古斯滕堡公爵。这一继承要求得到了德意志邦联中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王位继承问题为两公国问题的复杂化埋下了隐患，它表现为“国际法”与“德意志法”之间的对立。
丹麦方面，在50年代以后也加强了把两公国完全并入丹麦的努力。在一小撮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国王弗里德里希七世于1863年3月最后一周颁布了一部适用于全国的宪法。宪法取消了什列斯维希的传统特权，将其纳入丹麦单一的王国体制，同时对霍尔施坦因和劳恩堡的传统权利也作了一定限制。此举立即在全德引发了一场反对丹麦的抗议风暴，弗里德里希七世被迫推迟对宪法的实施，但过度的精神紧张摧毁了他的健康。11月9日，他出乎意料地死去，格吕克斯堡亲王旋即被拥立为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他轻率地批准了新宪法，结果危机达到高潮。霍尔施坦因拒绝向新王宣誓效忠，并呼吁德意志邦联议会承认奥古斯滕堡公爵为独立的三公国联合大公。
这时候，正在静观事态发展的俾斯麦有自己的打算。他既不愿站在德意志邦联的立场上去投入对丹麦的战争，也不愿放弃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保卫者的难得机会，而是愿意在《伦敦议定书》的基础上对丹麦进行干预。干预的目的在于能为普鲁士带来明显的好处。干预最好让普鲁士以一个独立大国的身份进行，以便在名、利两方面都取得最大的收获。但俾斯麦敏锐地意识到，由普鲁士单独出面干预必定会招致欧洲各大国的干涉，因此他决定与普鲁士的对手奥地利联手行动。奥地利虽多次受到普鲁士的羞辱，但它不愿让普鲁士在这一问题上占据头功；让普鲁士单独行动，它将会失去在德意志的影响和领导权。这样，奥地利就心甘情愿地走进俾斯麦为它布置的圈套。在俾斯麦看来，拉拢奥地利共同对付丹麦是一箭三雕：第一，两国联合行动，并以维护《伦敦议定书》为出发点，可以杜绝列强的干涉；第二，借助奥地利的力量，可以对丹麦打一场强弱悬殊的战争；第三，利用两国在两公国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分歧，制造矛盾，最后向奥地利开战。至于受忠诚的霍尔施坦因人热情拥戴的奥古斯滕堡公爵的地位，奥、普两家都持否定态度。奥地利不喜欢由这位公爵所体现的民族自决原则，这对维护多民族的多瑙河君主国是有害而无利的；俾斯麦则认为，一个边界延伸至易北河和汉堡附近的独立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联合公国对普鲁士不会有什么好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伦敦议定书》，接受奥古斯滕堡公爵的特殊地位是与此相矛盾的。未来的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俾斯麦的预见和谋划。
1864年1月16日，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限4时内取消11月18日公布的宪法，否则将对它采取军事行动。丹麦指望得到欧洲列强的援助，拒绝了两国的最后通牒。然而，援助却完全落空。法国因过深地陷入在墨西哥的冒险，拒绝作任何有效的援助，英国没有大陆国家配合不会下决心单独行动。此外，法国为了在莱茵河西岸扩大边界，英国为了利用普鲁士牵制法国，都不愿牺牲同俾斯麦的关系。这样，到2月1日，普、奥军队已越过艾德河，进入什列斯维希。3周后它们占领了日德兰半岛。4月中旬，丹麦陆地上的所有工事都掌握在它们手中。为了阻止事态扩大，英国出面决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各方的争端。但由于分歧过大，未取得结果。此后战争重新爆发，一直延续到7月12日，丹麦被迫要求停战议和。1864年10月30日，交战的三方在维也纳签订和约，丹麦被迫将三个公国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由两国共同进行军事管辖。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签订了《加施泰因温泉协定》，对三个公国的归属作了最后处置。依照这一协定，普、奥两国对几个公国实行联合统治，但行政管理分开进行。与普鲁士接壤的霍尔施坦因由奥地利管理，北部的什列斯维希则由普鲁士控制，至于最南边的劳恩堡小公国，经奥皇同意以250万塔勒卖给了普鲁士。除此以外，普鲁士还获准在霍尔施坦因保有一条军事通道和电报线路，并可在这里修建一条沟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运河。两公国还获准参加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协定是普鲁士外交的一大胜利，它战胜了丹麦和国内的自由派，并把奥地利引进俾斯麦设计的圈套。连俾斯麦也在私下承认，他几乎无法相信加施泰因的收获。他在审阅协定条款时情不自禁地感叹：“想想吧，哪里再去找一个愿意签订这样条约的奥地利外交官呢！”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这不过是“一张遮盖裂缝的糊墙纸”，下一步他将严重损害哈布斯堡的抵抗力，在战场上打败奥地利才是他外交格局的中心所在。正当普鲁士举国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时，俾斯麦却打算去法国南方进行一次旅行。据说，首相需要通过比亚里茨海滨的阳光、空气和海水恢复因连续危机而损坏了的身心健康。但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探明拿破仑三世对普奥冲突的态度，尽可能买到法国皇帝的中立。
10月的柏林已经披上冬装，但阳光明媚的比斯开湾似乎还处在温暖的春天。和煦的海风夹裹着阳光和海水的润气，把清新的空气和温和的气候送上白色的海滩。远处水天一色、一望无际，近处波光粼粼、清澈见底。阳光、大海、不时飘逸而至的贝多芬的音乐，使俾斯麦长久地沉浸在一个德意志人的梦境之中。但是，出现在远处的欧仁妮皇后别墅的显著标志很快打断了俾斯麦梦幻般的遐想，他意识到了这次出行的主题，同拿破仑皇帝的会见开始占据他大脑中的全部空间。这将是他28天旅行中最主要的目的。
会见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都想尽可能地摸清对方的意图，而不是达成有约束性的协议。与前来“疗养”的首相相比，拿破仑三世精神不振，双目枯槁，由于膀胱病的折磨和近来在墨西哥冒险失败所增添的忧虑，皇帝已丧失了早年的活力和自信，他的智力和体力都处于不断减退之中。会谈很快转入正题。俾斯麦在离开柏林前曾直率地对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表示，对于法国“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但面对神秘的法国皇帝，他没有对他在柏林说过的微妙允诺作详细解释，仅热情地向拿破仑三世表示，普鲁士为酬谢法国的中立，不会反对将卢森堡并入法兰西帝国的版图。但法皇毫不经意地拒绝接受卢森堡，他暗示普鲁士不能用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敷衍了事。当俾斯麦企图问对方究竟要求什么时，拿破仑三世犹豫不定，他不想透露会使整个欧洲群起而攻之的想法，仅满足于对“以后总有一天会水到渠成产生好处”的说法进行猜测，却避而不谈占有比利时或其他国家的法语地区的具体要求。这对于对自己的政治宏图守口如瓶的俾斯麦来说，正中下怀，他需要用含糊不清的空头支票来骗取对方的信任。对于拿破仑三世来说，他不愿暴露他的具体要求的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普、奥之间的战争将是长期的、破坏性的和两败俱伤的战争，只要普军陷入这一战争，他就可将精力充沛的大量法军调往莱茵河，得到他所想要的一切地方：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河西岸的土地。因此，在具体问题上他们是不能达成协议的。但经过会谈俾斯麦获得三点收获：第一，用空头支票暂时买取了拿破仑三世的中立；第二，他获悉拿破仑三世对威尼斯有兴趣，这为他与意大利结盟创造了条件；第三，法奥联盟是一种谣传，拿破仑三世已公开表示，他不会“紧靠着一个靶子站着”。除去这三点，俾斯麦还获得这样一种深刻印象，即在对欧洲政治地理进行重大调整时，法国必须得到补偿。这一点印象使他在普奥战争前已经预见到，普、法之间在未来存在着一场战争。
从法国回来后，俾斯麦一方面利用易北河两公国的每一件事来败坏奥地利的名声，另一方面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他要使法国皇帝希望看到的长期消耗战，转变成一场闪电战，即在拿破仑三世醒悟过来之前，一举击败奥地利。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受威廉国王高度器重的梅克伦堡人、65岁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1800—1891）成为协助俾斯麦进行战争准备的军事领导人。按照威廉国王的评价，这是他的首相在军事上的伙伴和完美的补充者。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威廉国王远在他的首相和多数高级军官之前就发现了这位军事天才，虽然毛奇是在大多数将领已经到了退役年龄才受到器重的。丹麦战争是毛奇受到重用的转机，在此之前，他一直被当作陆军部的一名科长，负责秘密的军事情报工作。在50年代以前，毛奇几乎默默无闻；1855年担任威廉亲王（现在的国王）的副官，被擢升为将军；1857年被任命为一个方面军的参谋长；两周后被委于领导陆军总参谋部的工作；1858年9月，正式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这时的毛奇已满58岁。他的同事在这个年龄多已退役，而毛奇则认为他的事业刚刚开始。由于长期在参谋部门和情报部门供职，加上对军事理论和现代战争特点的深入研究，毛奇成为新型的参谋将校的代表。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成就首先表现为创立了大规模的总参谋部体制，为制订战略战术、协调各军种兵种、统一军事行动进行了体制上的创新。其次，他把技术革命的成果引入现代战争，重视军队装备的更新和新的通讯、运输手段的运用，特别是电报和铁路的运用，为在短期内把大量的兵员和装备集中在特定的战场，形成优势兵力，完成战略任务创造了条件。最后，在周密地制订作战计划的基础上，采取先发制人的快速进攻，务求必胜，是毛奇的基本军事原则。因此，毛奇的军事战略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政治现实主义的重要补充，为普鲁士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提供了军事保证。
除了军事上的积极准备，俾斯麦向御前会议提出同意大利结盟的主张。毛奇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他赞成让意大利人向奥地利占领的威尼斯进军，以便开战后在两条战线上对付奥地利的军队。这是分割奥军，实现速胜战略的重要条件。但是，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厄曼努埃尔二世犹豫不决。他担心他年轻的王国军队还没有绝对的把握战胜奥军。国王及其亲信都有意谢绝俾斯麦提出的诱人的但也是危险的结盟建议。俾斯麦本人也预见到意军必然要被击溃，但这对他的两线战略是无关紧要的，他只需要意大利牵制奥军，分散其注意力就达到了目的，并表示不管南部战场的结局如何，威尼斯将依照共同的和约交给意大利。但是，迟疑不决的意大利国王仍然下不了决心，这时俾斯麦采取了出人意料的手段：他毫不含糊地威胁说，他将不理睬意王的态度直接向意大利人民呼吁，号召意大利民主派领袖加里波第等给予直接协助。于是，维克多·厄曼努埃尔不再犹豫了，他答应接受俾斯麦的结盟建议。
对奥地利来说，自签订《加施泰因温泉协定》以来，它已逐步意识到自己被推入了俾斯麦所布置的“陷阱”。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一目了然。由奥地利“治理”的霍尔施坦因，是完全与多瑙河帝国分离的，它与奥地利本土之间为许多德意志邦国所隔断，并处于普鲁士的四面包围之中。关税同盟在经济上对它的影响渗透以及普鲁士在其境内修建的连接什列斯维希的交通和通讯通道，使得奥地利对霍尔施坦因的统治成为不可靠和十分危险的事情。这是一块远离中心并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难以控制的“飞地”，双方很快就围绕这一地区的通行权、内部秩序的维持和其他一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些争吵使双方占领军都大伤脑筋。俾斯麦一方面假装努力调解这些纠纷，另一方面故意让它获得发展，以便把这里真正变成普、奥进行半决赛的合适场地。
奥地利已意识到这种危险，它多次提出向普鲁士出让霍尔施坦因，希望在德国的其他地方获得补偿，但是威廉一世最害怕的是失去祖传的土地，特别是当奥皇提出从普奥接壤的西里西亚割让一块地方作为交换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显然，他不愿使那块代表弗里德里希大王荣誉的土地遭到任何分割。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俾斯麦愿意的话，从其他地区给奥地利以补偿，达成永久性的和平协议本来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俾斯麦不仅要为普鲁士赢得这两个公国，还想把奥地利从德意志统一运动中排斥出去。这样，所谓的永久和平就是他所不需要的。他要诉诸“铁和血”，并不愿使已经进入陷阱的猎物轻易地逃脱。于是奥地利别无选择，它开始寻求同盟者，以应付即将面临的搏斗。
奥皇最初希望英国和俄国能够出面干预，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种希望：英国自丹麦战争以来就对大陆事务奉行不干预政策；俄国正在经受农奴制改革的困扰，同时它对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的背弃行为仍耿耿于怀。于是，他最后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期待的是普、奥两败俱伤，但俾斯麦离开比亚里茨后的外交策划已引起他的警觉。他从间谍那里已获知俾斯麦和维克多·厄曼努埃尔之间所进行的交易。他立即警告弗兰茨·约瑟夫，要他注意两线作战的危险，并劝他最好在战争爆发之前将威尼斯主动让给意大利。这个计划倒是很明智的，它将粉碎俾斯麦的计谋。可惜的是，无论弗兰茨·约瑟夫还是他的大臣，都没有眼光和决心来理解必须吞服这剂苦药的道理。奥地利拒绝了拿破仑三世提出的建议，结果这场一无所获的法奥交往反倒为俾斯麦所利用。俾斯麦向拿破仑三世进言：既然奥地利拒绝了皇帝的公正建议，那就证明它对任何人的意见都不考虑，是奥地利在选择战争。此外，俾斯麦还力图使法国皇帝相信，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战争对普鲁士都是极其艰苦的。为应付这场“长期”战争，普鲁士很珍视同法国的友谊。这样，俾斯麦再次以虚假的现象蒙骗和麻痹了拿破仑三世的注意。
完成了这些外交准备之后，一天的时间也不能放过，因为拿破仑三世随时都有可能改变主意。然而，到了此刻，发动战争还需要突破一个技术上的困难，即俾斯麦还需等待奥地利承担率先启动战争的责任。对形势缺乏全面估计的奥皇开始一步步地走进俾斯麦为他设计的伏击圈。6月1日，奥地利驻法兰克福代表贸然宣布，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的前途应由德意志邦联议会来决定。这一提议意味着奥地利对《加施泰因温泉协定》的破坏。普王威廉一世认为这是对自己在两公国主权要求的损害，遂命令驻什列斯维希的普军越过艾德河向霍尔施坦因进军。然而令俾斯麦懊恼的是，普军还没有来得及打一枪，奥军就已撤离。6月14日奥地利通过邦联议会呼吁反对普鲁士。普鲁士则要求解散邦联议会，并在次日向萨克森、汉诺威和黑森选侯国提出建立新联邦和允许普军自由通过它们国土的最后通牒。三国拒绝了普鲁士的要求。当晚，隆隆的炮声响彻北德意志上空，一场兄弟阋墙的战争正式爆发。
普鲁士人凭借其优势兵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萨克森和黑森选侯国，并迅速取得对略有抵抗的汉诺威的胜利。在6月24日真正同奥地利开战之前，北德绝大部分已落入普鲁士之手。然而，在同奥地利开战的同一天，意大利军队在南线的进攻遭到意外的失败。这使俾斯麦大为气恼，因为他完全没有料到他的盟国竟如此缺乏战斗力。意军的惨败有可能破坏俾斯麦打算分割奥军的计划，但是毛奇将军出奇制胜的战略弥补了这一意外。在6月底，他已形成集中3路普军合围向北波希米亚挺进的奥军的计划。奥军总司令贝内德克面对集中行进中的普军，试图在对方会合之前把它们分别击溃，但普军的顽强作战能力和神速运动使这一计划破产。7月3日，成功会师的普军与奥军对峙于易北河与阿德列尔河汇合处的柯尼希格莱茨要塞。这一天打响了对世界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柯尼希格莱茨会战。
6月30日，一直期待着一场大战的威廉一世和随从离开首都来到波希米亚。陪同国王来前线督战的是身穿后备军少校制服、头戴铁甲骑兵头盔的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他们在7月3日早晨7点45分登上杜布村附近的一座山头，以便直接俯瞰这场即将爆发的战役的每一个风云变幻的细节。一刻钟以后，普军第一方面军奉命率先向奥军阵地发起进攻。顿时，柯尼希格莱茨要塞下的比斯特里茨河谷变成一片火海。炮弹在离俾斯麦和君主不远的地方嗡嗡地飞鸣而过，他们被战争的激烈场面所吸引，已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是一次双方投入兵力多达46万人的战役，在欧洲历史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一个单一战场上集中过如此众多的兵力。俾斯麦为首次经历这场空前的大战所展示的梦幻般全景感到目眩神迷。因为这是他一年多来所推行的政策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成千上万的人相互残杀和伤害，是为实施他的战略所付出的代价。但是，如果普军战败，那么挑起这场战争的他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应。一个小时过去了。俾斯麦在罗斯科斯山上的眺望点发现，在战地东方数公里之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正向前移动。他立即提醒毛奇注意这一情况。毛奇透过望远镜静静地观察了片刻，然后兴奋地向国王报告：“陛下不仅赢得了这个战役，而且赢得了整个战争！”因为毛奇知道，俾斯麦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座树林在移动，而是普鲁士王太子率领的第二方面军正在切断奥军被分割的部队。在当时，除了毛奇本人，还没有人相信这是事实。3个小时以后，战役的进程证实了毛奇说的话：普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役，奥军死伤2.4万人，被俘1.3万人，昔日德意志的霸主已完全俯伏在它的对手面前。这场战役德、奥历史学家一般称之为“柯尼希格莱茨战役”，而英、法等国则以附近的萨多瓦村命名，称之为“萨多瓦战役”。由于这场战役出奇地短促，一些学者也称之为“七周战争”。
普军的速胜大大出乎拿破仑三世的预料，震惊之余，他决定接受奥地利的调停要求，对交战双方进行干预。同时，军事上的胜利也完全改变了普王的态度，他和他左右的将军们为胜利所陶醉，决定放弃战前的谨慎态度，主张兵锋直指维也纳，迫使奥地利缔结一个屈辱性的和约。俾斯麦对这种扩大战争的想法感到吃惊，因为他们都忘记了法国的干涉，这种干涉足以使普鲁士功败垂成。于是，俾斯麦不得不面临另外一场“战争”：劝说国王和将军们放弃对奥地利作进一步的削弱。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国王和军界充满战争狂热的气氛中，他的努力无疑是“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正如他当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战争一样，现在他又面临着说服国王放弃继续战争的困难。战前与战后，他都是一个不为人理解的孤独者。特别是当普军即将占领距维也纳仅6公里的弗洛里斯多夫要塞，而普王正等待像拿破仑一世那样辉煌地走进维也纳，去接受战败者屈辱性的求和时，这样的劝解就变得十分困难。说服变成了首相与国王之间的激烈争吵。最后，当国王仍不让步时，俾斯麦绝望地流下了热泪，他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以避免为国王的最终失败承担责任。在这个时候，他政治上的老对手王太子出现了。太子过去一直反对俾斯麦的战争政策，现在他站在首相一边，表示将尽力说服国王接受提早缔结和平协定的必要性。正如他在柯尼希格莱茨战场上的出现带来了胜利的转机一样，这一次他配合俾斯麦劝说国王也获得了成功。国王在大臣和太子的联合“进攻”面前勉强作了让步，但他在俾斯麦的奏折上这样批示：“在维也纳的大门前，我不得不痛心地在军队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逆来顺受，接受一个耻辱的和平。”威廉一世声称，他要把这份奏章存放到国家档案处去保存，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的无奈和委曲求全。俾斯麦不理会这些，他只知道自己获得了胜利，重重地一拳打在桌子上，他如释重负地喊道：“我把他们都打败了！”
7月4日，柯尼希格莱茨战役后的第二天，奥皇电告拿破仑三世，愿将威尼斯交还意大利，并请法皇出面干预普奥之争。但不幸的是，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厄曼努埃尔二世和他的大臣远没有俾斯麦那样明智和实际，他们宣称：仅仅归还威尼斯对于他们现在来说已不能满足，他们还想从奥地利得到特兰托里和的里雅斯特。俾斯麦深知意大利人的本事，但他没有阻止他的盟友的过分要求，甚至还赞扬了意大利政府突然间表现出的这种意想不到的大胆。因为他知道，意大利的这种表现对他是有利的，在与奥地利谈判的日子里，它可以让奥皇明白，他的南部边境并不平静。7月20日，意大利的海军在与奥地利海军的遭遇战中全军覆没，对方的损失却极为微小。维克多·厄曼努埃尔天真地以为普军将继续作战，但突然失望地获知，1866年7月26日，普、奥双方在尼科尔斯堡城已签订停战协定。当意大利试图对盟国的这种行为进行抗议时，俾斯麦提醒它说，意大利反正已经取得威尼斯。如果意大利还想索取新的领土，那么谁也不会阻止它继续单独同奥地利作战。维克多·厄曼努埃尔赶忙拒绝了这种“友善”的建议。这样，俾斯麦出于外交目的所策划的这场战争，便正式宣告结束。
8月23日，普、奥双方在布拉格正式签订和约。按照和约条款，德意志邦联宣告解散；奥地利被排除在德意志事务之外，并放弃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因的一切权利；普鲁士通过兼并两公国以及汉诺威、黑森选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市，把东、西方的领土连成一片；南德四邦，即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保持独立自主；奥地利的领土完整受到尊重；奥地利承认由普鲁士建立一个由美因河以北的邦国组成的新德意志联盟，这个联盟被称作北德意志联邦。至此，普鲁士已迈出了统一德意志最重要的一步，初步实现了俾斯麦的计划。和约从整体上看，对奥地利及其盟国是比较温和的，普鲁士要达到的目的也是明确的和有限的，因此它排除了法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有可能干涉的口实。和约的内容是得到拿破仑三世默许的，也是他多年来一直赞成的。他唯一对把奥地利完全排斥在德意志之外有所保留，因为这样会使德意志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有利于普鲁士的变化。但俾斯麦以答应南德诸邦保持独立自主的条件，打消了法国皇帝的疑虑。这样，从表面上看，和约的内容使各方都觉得“满意”。但是，拿破仑三世的领土补偿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俾斯麦一味地用拖延和空话来搪塞法国皇帝，他实际上什么都不想给拿破仑三世。此外，南德四邦尚处于德意志联邦之外，俾斯麦知道，法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把这些邦国并入统一的德国。这样，普、法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场战争。正如对丹麦的战争会引起普奥战争一样，普奥战争自然会引起第三场战争，即普法战争。从1867年开始，一场新战争的谋划开始在俾斯麦的头脑里孕育成熟。他一方面做好外交和军事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在冷静地等待时机。同时，他还必须与国内的资产阶级达成新的和解，并巩固普鲁士在北德意志联邦中的地位。
打败奥地利不是俾斯麦所获得的唯一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同时被打垮的还有德国的资产阶级。在普鲁士，对奥胜利所激起的普遍狂热帮助俾斯麦解决了自1862年以来悬而未决的宪法纠纷。在柯尼希格莱茨战役发生的当日，普鲁士的议会选举就表明国内舆论在向支持政府的方向转移。8月11日，《科伦日报》公开宣称，关于军队改革的纠纷不过是出于“误会”。俾斯麦也竭力迎合资产阶级，为了使自由派能够保全面子，他提出一项补救法案，作为同议会和解的妥协措施。按照这一法案，议会将追认1862年至1864年的预算，政府以往抛开议会的行为不再被认为非法，不受指控。这样就给资产阶级议员一个安慰，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俾斯麦的补救议案已默认他任期内政府在预算问题上的做法不合乎宪法。由于这一适当的和解姿态，9月3日，这一法案以230票对75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至此，德意志议会政体中的一场宪法斗争正式宣告结束。毫无疑问，对俾斯麦胜利的记忆，是宪法之争获得解决的强有力因素。虽然，议会批准预算的权力得到确认，但政府在议会拒绝满足它所要求的拨款时，内阁可以遵循俾斯麦的先例。因而当议员们已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时，围绕预算可能发生的冲突便永远不会发生了。
为了表彰俾斯麦在战争期间的功绩和勇敢表现，在柏林举行胜利阅兵式的当天，国王授予他终身军籍以及后备军铁甲骑兵第七团少将军衔。这对俾斯麦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因为在一个尚武的社会里，他常为自己的非军人身份和有限的军人生活经验感到遗憾。国王认为这一褒奖已给首相足够的酬报，但当威廉一世建议议会批准给前方指挥作战取胜的将军们以赏金时，议会主动修改了国王的提议，他们使首相也获得40万塔勒的赠款。用这笔钱，俾斯麦购置了位于波美拉尼亚的瓦尔青领地。这一切都像一位完成毕生事业后打算隐退的政治元老的选择，然而俾斯麦还处在他政治生涯的高峰期。偏爱乡村风光的乐趣，并不妨碍他投身于筹建北德意志联邦的复杂活动之中。1867年年初，一个包括德意志北部大小22个邦国的北德意志联邦，开始因近期通过的统一宪法联结成一个有机的国家实体。与此同时，俾斯麦还通过与南德四邦所缔结的攻守同盟，为可能发生的新的统一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对德国新的政治秩序做出这些合理安排之后，俾斯麦外交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对法关系方面。这是走向新战争的前奏曲，俾斯麦决心像准备对奥战争一样，赢得对法战争，下好走向民族统一的最后一盘棋。
普法之间虽然难免一战，但俾斯麦反对任何出于纯粹主观上的原因擅自干预历史的进程。他把毛奇和总参谋部急于同法国开战的急躁情绪理解为试图“摇落不成熟的果实”，竭力反对率先为这样一种暴力灾难承担责任。但是，无所事事地等待也不符合俾斯麦的本性。他虽然不愿采摘“不成熟的果实”，但也不愿等到果实成熟后自行落到他的手中。他的原则是积极为这一结局创造条件，并为此而正确地选择时机。目下，他在外交上有三个目标要逐步实现：第一，争取列强承认由他一手改变了的德国政治新秩序；第二，设法使法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第三，由法国承担发动新战争的政治责任。
普、奥两国缔结和平和约的头几个月内，所有事态的发展都笼罩在一种忐忑不安的阴影之中，人们不清楚欧洲其他国家将会对俾斯麦的欧洲新秩序作何反应。事实表明，英、俄、法三国对普鲁士的迅速胜利都感到吃惊。但是，俾斯麦很快就摸清了三国的底细。在英国，自从帕麦斯顿勋爵在1865年10月去世以后，继任的内阁以不干涉欧洲大陆事务为基本方针。此外，由于英、法在海外殖民地扩张上的矛盾，特别是围绕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所发生的争执，英国有理由相信，普鲁士—德国的崛起是抵制法国强大的有效力量，因此英国的惊讶包含着赞叹与默许，它对于普鲁士是有益的。相反，与普鲁士毗邻的俄国的态度颇令俾斯麦担忧。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一直怀着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普鲁士在外交上的成就，俄国军界也对其邻国在柯尼希格莱茨战役中所显示出的完善的军队组织和新战术原则感到焦虑。俾斯麦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哥尔查科夫已正式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决定德意志的前途。但是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伦敦的同意。此外，俾斯麦告诫哥尔查科夫，任何试图改变已经改变了的德意志政治秩序的行为，都有可能激发1848年革命的热情，普鲁士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并且它将引发波兰独立的风险，而俄、普两国在波兰是有共同利益的。此外，俾斯麦还派特使前往彼得堡，专门向沙皇表明普鲁士将支持俄国修改黑海非军事化的《巴黎和约》，这使沙皇回忆起在克里米亚惨败所蒙受的耻辱。由于在英、法那里没有得到类似的保证，沙皇只好接受了俾斯麦的友谊。这样，俄国对德国政治现状改变的不安和怨言也就慢慢消失了。
法国的态度比较复杂。对于北德意志联邦的迅速出现，拿破仑三世既感意外，也在他原来的设想之中，因为俾斯麦的目标是有限的、温和的，使他无法加以干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向对方索取“补偿”，因为这是俾斯麦在比亚里茨专程拜访中口头答应的，至少要取得卢森堡。但这是一笔不可能成交的买卖：已经服务过了，再去向人收钱，是没人愿意付的。在俾斯麦看来，意大利收回威尼斯就是他付给拿破仑三世的代价，现在法国想取得卢森堡，那是法国人自己的事。至于要在德意志边境取得领土，那是不可能的，他拒绝放弃“哪怕是一个德意志的村庄”。
然而，当拿破仑三世醉心于取得卢森堡，秘密地同卢森堡的主人、荷兰国王谈判割让这块地方的时候，得到法国金钱贿赂的国王在达成协议的最后关头，却坚持要在取得普鲁士同意的前提下签署条约。卢森堡是一块古老的德意志土地，它的统治权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归属荷兰国王，但它的安全由一支普鲁士驻军保证。国王打算出卖卢森堡，一定要普鲁士撤军，所以征得普鲁士的同意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原来秘密的交易便大白于天下。首先它使德国舆论处于出人意料的激动状态。普鲁士国王一想到要把一个半个世纪以来普鲁士有权驻兵的大公国割让给法国就感到震惊。总参谋部也变得十分恼火，他们宁可同法国开战，也不愿做出让步。此外，英国舆论也对此倍加关注，因为法国改变疆界的企图，将从战略上、地理上威胁英国本土。如果法国吞并卢森堡，继而向比利时扩展势力，那么就应验了拿破仑一世说过的一句话：“安特卫普是指向英国胸膛的一支手枪。”这样在国际舆论的反对下，见势不妙的荷兰国王只好把出卖卢森堡之事作为罢论。在俾斯麦的策划下，卢森堡问题被提交国际会议去决定。1867年5月的第2周，由英国主持召开伦敦会议，列强决定卢森堡为永久中立国，由各大国保证它的独立地位不受侵犯。这样，拿破仑三世的补偿要求遭到彻底失败。
卢森堡危机是普法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法国放弃领土补偿以及与普鲁士联盟的主张，开始把目标放在维持《布拉格和约》所规定的欧洲现状方面，即保持法国对南德四邦的控制，以阻挠普鲁士统一大业的最后完成。但由于卢森堡危机，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已经声名狼藉。英国是他的主要对手；俄国则因为他反对修改黑海非军事化条约而成为普鲁士的盟友；奥地利因为国内问题的困扰（它已变成奥匈二元帝国）对法国的结盟要求表示沉默；意大利渴望从罗马撤走法国军队，以克复它的首都。因此，法国是在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盟友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普法战争的危机。俾斯麦已达到他外交上的前两个重要目标，现在他正等待着从道义上启动战端的借口。不久，西班牙发生的王位继承问题，终于把法国引进了他的伏击圈。
1868年9月，西班牙发生了一场革命。临时接管政权的军政府想在全欧范围寻找一位君主来取代身败名裂并已逃往国外的伊莎贝拉二世女王。俾斯麦马上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一个转移人们注意力，并能刺激法国的好机会。1868年圣诞节，受首相和总参谋长指派的两名心腹悄悄地前往马德里去了解西班牙首都的情绪。第二年春天，又有一名政府的非正式代表前去活动。1869年5月，人们盛传西班牙已将王冠奉送给普鲁士王室的一个成员。到9月，西班牙军政府的代表前往瑞士的魏因堡，在那里秘密会见了霍亨索伦家族的西格马林根亲王，正式向亲王提出西班牙议会准备接受他的儿子利奥波德为空缺的王位候选人的请求。至此，传闻开始得到正式证实。1870年2月24日，在西班牙政治秩序恢复正常的情况下，西班牙摄政王普里姆元帅派全权代表赴杜塞尔多夫，再次建议利奥波德接受王位。与此同时，摄政王还把西班牙的决定正式转告威廉国王和俾斯麦。亲王一家对接受王冠一事一直犹豫不决，但在俾斯麦的鼓励下，最后在6月19日接受了提名。虽然一切谈判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消息还是泄露出去了。7月3日，这一消息传到巴黎，立即在法国引起爆炸性的反应。法国舆论普遍认为，由于这一王位继承关系，法国开始处于德意志和西班牙的包围之中。这是历史上查理五世帝国的再现，法国绝不允许它的邻国把自己的亲王捧上查理五世的王位。
面对法国举国的抗议浪潮，普鲁士国王委婉地否认普插手这件事，声称西班牙人和亲王都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和普鲁士官方没有什么联系。威廉一世本来就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子弟在马德里执政，因此当7月9日法国驻普鲁士大使向国王提出交涉时，国王事实上已经在劝说利奥波德放弃王位，以避免战争。国王的态度使俾斯麦颇感失望，因为他正需要利用这一事件迫使法国发动战争。但接下来，由于法国的愚蠢和俾斯麦新的谋划，正在熄灭的余烬又被煽成战争的熊熊大火。法国人不满足国王威廉一世劝阻利奥波德接受王位的承诺，他们要求普王做出新的保证，答应今后永不允许利奥波德继承王位。对此威廉一世感到不快：法国人要求他做出一个时间上没有限制的承诺，这真是太过分了！
7月13日，当法国大使贝内德蒂前往埃姆斯温泉疗养地，要求普王做出这种保证时，威廉一世坚决而有礼貌地拒绝做出这一承诺。以后他又派一名副官通知大使，除了现在劝阻西格马林根家族放弃继承王位以外，其他已无可奉告。
国王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后，恼怒之余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步骤：他委托他的副官将发生的事情电告俾斯麦，如果首相认为适当，可将他与法国大使会见的经过向新闻界公布。俾斯麦一直注视着埃姆斯事态的发展，他对国王在谈判中的退让深感忧虑，因为这将使他的战争计划陷于破产。他闷闷不乐地与毛奇和罗恩坐在一起，相互叹惜，相互同情着。突然国王副官阿贝肯的电报来了，内容是叙述国王与法国大使在埃姆斯会见的详情。话语是平和的，国王对大使的谈话是委婉而有礼貌的。他们读后情绪低落，以至于破坏了他们进餐的胃口。然而俾斯麦在反复电文之后，忽然变得兴奋起来。他发现这份电报大有用场。他注视着总参谋长和陆军大臣，避而不谈电文内容，而是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对法战争中，普军能否保证取胜？在得到两人毫不犹豫的肯定答复之后，俾斯麦劝他的客人继续安静地用餐，而他迅速离席，到另一间屋子里开始修改这份电文。俾斯麦一字未加，稍作调整，就把一份语气温和的商谈文稿，变成对法国十分轻慢的挑战性宣言。他自信，这份电文将起到“一块红布对高卢公牛的作用”。而对首相的“杰作”，毛奇和罗恩十分惊喜，因为退却的信号现在已变成挑战的号角。战争就这样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三人的餐桌上决定下来。
由俾斯麦加工的电文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柏林的重要报刊上，当晚它已被刊登在巴黎报纸的号外版上。那一天正是7月14日法国革命纪念日，本来就情绪激动的巴黎人，因这一刺激变得怒不可遏。到了夜间，“打到柏林去”的呼声已响彻云霄，就如同同一时间柏林人也在高呼“打到巴黎去”一样。爱国主义情绪像闪电般迅速蔓延，人们18年来第一次唱起《马赛曲》，歌声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一遍又一遍地此伏彼起。7月15日，法国议会批准战争拨款，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议员们高喊：“普鲁士忘记了耶拿，让我们让它重新想起来吧！”带着这种情绪，法国代办于7月19日下午向柏林外交部递交了正式宣战声明。法国宣战以后，民族情感的浪潮也席卷整个德意志，符腾堡、黑森、巴登以及巴伐利亚先后宣布站在普鲁士一边对法作战。所有德意志邦国都为了伟大的民族事业而团结起来。俾斯麦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德意志南、北两部分统一的基础在战初已基本形成。随着一支50万人之众的德意志民族大军开赴法德边界，俾斯麦的第三场战争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此时，俾斯麦深信他的外交和军事准备已达到无懈可击的程度。俄国在战前已答应保持中立；俄国的中立也是制约奥匈轻举妄动的条件；至于英国，为了保险，俾斯麦把珍藏达4年之久的拿破仑三世要求吞并比利时的书面文件递给了英国大臣，这是争取英国保持中立的最后一道保险阀。军事方面，毛奇从普奥战争后就确定了包围和歼灭法军的战略方针，他的奇袭快攻战术和一支经过高度训练的战斗部队，使俾斯麦对自己的胜利充满信心。怀着这样的信念，7月31日，身着后备军现役少将军服的俾斯麦，陪同国王威廉一世亲赴前线督战。
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对法军不利。战争远非拿破仑三世所估计的只是到柏林的一次“军事散步”，而是面对一个民族的抵抗。尚未完成动员的法军，因未能在边界集结优势兵力，从一开始就被迫应付普军38.4万精锐之师的分割合围。经过8月初的几场交锋，南线法军和北线法军主力相继为普军所败，战争主动权开始落入普军手中。为了阻止南、北两部分法军的会合，普军乘胜前进，切断了他们的联系。8月18日，普军在格拉夫洛特和圣普里瓦大败巴赞元帅所率领的北路法军，后者被迫退入梅斯要塞，但很快被普军团团围住。麦克马洪元帅奉命救援被围的巴赞大军，但普军以优势兵力阻止了这一计划的实现，麦克马洪被迫退守色当，在这里他和随军的拿破仑三世一起陷入普军重围。
9月1日，弥漫的晨雾刚一消散，400门普军大炮就向默兹河东岸的法军阵地发起怒吼。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及毛奇、罗恩等人站在离主战场不远的一个小丘上，用望远镜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世纪大战。战役开始不久，毛奇放下望远镜对普王说：“近卫师进攻了，我祝贺陛下取得本世纪最伟大的胜利。”9月2日，色当陷落，拿破仑三世率12万法军向普王投降。9月27日，斯特拉斯堡陷落。10月27日，梅斯投降，巴赞元帅连同17万法军一并成为普军俘虏。色当战役宣告了法国主宰欧洲局势时代的终结。从此，势力均衡开始发生惊人的改变。9月4日，巴黎发生革命，宣布推翻第二帝国，由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和甘必大组成所谓的“国防政府”，但长驱直入的德军很快将巴黎团团围住。9月19日夜晚，俾斯麦在费里埃接见了茹尔·法夫尔，双方就议和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会谈。1871年1月28日双方订立停战3周的协定；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预备和约。随后经过在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的进一步谈判，双方于5月10日缔结了法兰克福正式和约。根据和约条款，法国将阿尔萨斯（贝尔福除外）和洛林东部（包括梅斯）割让给德国，并支付赔款50亿法郎，赔款付清前，德军将驻扎在法国北部。
在对法胜利后的一片狂欢声中，俾斯麦着手实现王朝战争的最重要目的：宣布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早在1870年11月，胜利的兴奋浪潮便推动南德四邦相继加入德意志联邦。现在只剩下新的联合的地位和名称尚有待确定。不过，已没有人怀疑，新的德国应是一个帝国，普鲁士国王将接受皇帝的称号，但困难在于，必须以某种形式来创立一个“帝国”，以便使各邦不再把新的联合视为普鲁士的扩大；此外，还要说服威廉一世接受一个新的称号，因为这位老国王已表示不愿从人民手中接受帝冕，而且一听说要把老的普鲁士称号撂下，就感到痛心。俾斯麦的工作首先从劝说国王接受帝位做起。他巧妙地鼓动巴伐利亚国王以德意志诸侯的名义请求威廉国王重建德意志帝国并接受皇冠，并在这个问题上争取到了太子的支持。在他们的联合敦促下，国王终于在12月16日勉强同意接见一个由3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最终，国王接受了请他就帝位的劝进书。
但是，直到帝国建立的最后关头，皇帝的正式称号仍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受资产阶级自由派支持的王太子希望用“德意志人的皇帝”称号；而威廉国王直到最后一天还坚持要使用“德国皇帝”这一较为威严的称号。俾斯麦认为恰恰是这个“包含对非普鲁士地区行使君主权力”的威严称号有可能对消除南德各邦的疑虑带来危害，他坚持使用巴伐利亚国王劝进书中使用的“德意志皇帝”称号。
新帝国的成立仪式选定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的镜厅举行。这一天正好是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的170周年纪念日。在72米长的镜厅内，17面曾经捕捉过太阳王风采的镜子，如今映照的是德国军服和勋章的光辉。在为威廉皇帝举杯祝酒的欢呼声中，一个强大的新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勃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