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理想主义者王莽和他的短命王朝（1/1）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和平方式改朝换代的人，他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殁于公元23年，终年69岁。

汉成帝时期，大权旁落，王氏家族崛起。那时王氏五侯并立，风光无限，王莽在众多王氏子弟中并不起眼。直到他二十四岁时，照顾卧病在床的王凤，“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汉书·王莽传》），给王凤留下深刻印象，王凤临死前，将他“托太后及帝”（《汉书·王莽传》），如此他才算进入了王家的“圈子”。

王凤去世后，王音、王商、王根相继辅政，到王莽三十八岁那年，公元前8年，王根病重，王莽瞅准了王根的位置，他发掘竞争对手淳于长的阴私，把淳于长挤掉，由比二千石的光禄大夫一跃而成为大司马，位列三公，成为内朝首领。

他本希望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欲令名誉过前人”（《汉书·王莽传》），不料一年之后汉成帝去世。汉哀帝上台后，傅太后将王家视为眼中钉，王家失势，王莽不但不能有所作为，反而被新外戚打压，只好回新都侯国。

在蛰伏于新都侯国的三年里，有数百封上书为王莽鸣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太可能全是王莽安排的。傅太后去世那年（元寿元年，前2），刘欣下诏，让举荐贤良方正、敢于直言之人，当时推举上来的贤良周护、宋崇等人就在给天子的对策中说王莽如何如何厉害。刘欣听了这些赞美就起用了王莽。一年多后，哀帝驾崩，汉平帝继位。王氏家族迅速夺权，王莽铲除了所有异己，大权在握，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从大司马到安汉公、宰衡，享受九锡之礼，女儿被封皇后，还有非常多的赏赐……

在这个过程中，每上一个台阶，每得到一次封赏，王莽看起来都是不情愿和谦逊的。而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有一批批臣子用一封一封的奏疏让王莽在拉拉扯扯中“无可奈何”地接受，以至于到后来，群臣奏请王政君，说应当颁布正式文件（诏书），明确规定不再接受王莽那些拒绝好处的上书，而王政君也同意了这个提议。群臣一方面“逼迫”王莽接受赏赐和尊号，另一方面还在不停地创作文艺作品歌颂王莽。

大臣齐刷刷这么干，我们可以怀疑是受到了王莽的指使甚至某种程度的胁迫，但必须承认，王莽当时的确是口碑不差，的确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因为在史书上找不到公开反对王莽的人以及言论。倘若真的有，在东汉人写的《汉书》中，不会不记载的。

一个臣子的权力太大，确实会逼着一部分人对他大唱赞歌，也可以通过权谋打压异己、欺骗众人、为自己博取好的名声。但是在汉代，言论相对比较宽松，一直都不乏刚毅之臣，倘若这个权臣（甚至皇帝）有原则性问题，极其不被人认可，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会有人拼死弹劾的：

汉武帝时代的汲黯明知道汉武帝喜欢儒学，但他坚持黄老之学，就非要跟汉武帝讲黄老，他知道汉武帝重用公孙弘和张汤，仍然时不时当着汉武帝的面斥责这两人；

汉昭帝时期，盐铁会议，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跟朝廷官员辩论了数月之久，激烈程度世所罕见，不但彻底否定汉武帝，还将矛头指向当时的皇帝、权臣；

汉宣帝时，盖宽饶不喜欢丞相魏相，当众在酒席上给魏相难堪，后来为了表达对汉宣帝的不满，跑到城墙下用佩刀自杀；

汉元帝时代，宦官石显、弘恭极受宠幸，但他们品行不端，所以对他们的弹劾也一直没有停过；

汉成帝时代，赵氏姐妹骄纵不法，王氏家族一手遮天，宠臣张放任性妄为，臣子们明明知道改变不了刘骜，但仍然有臣子给刘骜上书弹劾他们；

至于汉哀帝时的宠臣董贤，很多人哪怕死，也要梗着脖子说董贤不好……

倘若在百官和天下人眼里，王莽是一个混蛋，就算王莽通过各种手段给自己贴金，与此相伴的一定还有许多批评之声，一定有极其不认可他的人，愿意冒死来抵制他。我们也看到，当后来王莽做出了明显不被人接受的事情（要改朝换代）时，有消极情绪的人就出现了（如甄丰、刘歆等人），地方上不怕死的、反对他的武装也出现了（翟义、刘崇），还有个叫龚胜的人，宁愿死也不做新朝的官。

所以说，在王莽当臣子时期有那么多赞歌，虽然有权谋的作用，王莽也通过各种手段打击了异己、欺骗了众人，但没有人公开反对王莽，至少说明，没有人觉得王莽已经坏到需要拼命去反对的地步。那时王莽的确是受人拥戴的，那些名声就算有水分，也有一定根据，不是完全捏造和策划的[1]。

那时候，王莽的公众形象是这样的：刚正不阿，为了公平正义宁可杀害儿子；谦逊礼让，不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一次次拒绝朝廷的赏赐；具有仁爱之心，将自己的钱财分给贫困百姓；能力出众，即便被罢免也有人不停举荐，人人都说他是可以安定汉朝的好官；为人节俭，妻子的穿着就像婢女；孝敬长辈，对母亲关怀备至，对姑姑王政君鞍前马后；对于汉朝非常重要，就像当年周公之于周朝，而且大家都这么说……

所以在当时，王莽是优秀的。

王莽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可为何后来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老百姓把他恨到要生啖其肉的地步呢？

后人说他是乱臣贼子，说他得到那样的结局皆因为谋朝篡位。他死之后，他的头被送到更始帝所在的宛县，更始帝还说，倘若王莽不当皇帝，就会像名臣霍光一样受人爱戴。

但实际上，他的败亡跟当皇帝这件事关系不大。

当皇帝肯定让许多人接受不了，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他的形象，但对于百姓和臣子而言，虽然谋朝篡位大逆不道，可干这个事情的人是优秀的王莽，那么这种行为的大逆不道程度，就要降低很多了。他们即便不会从道德上去支持王莽，但也不至于冒着杀头危险反对王莽。

最有可能拼命的是刘氏子孙，他们的利益来自刘氏政权，这个政权受到威胁，他们肯定不愿意。

然而王莽做得很到位。汉平帝五年（5），他在明堂举行了祭祀大典，二十八个诸侯王、一百二十个列侯以及九百多刘氏宗亲都参加了典礼，结束后，王莽将三十六个刘氏子弟封侯，所有贵族予以重赏。

那些本来对王莽颇有微词的贵族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忽然就不那么讨厌王莽了。他们中可能会有目光长远之人考虑到王莽对刘氏政权的危害，但又无法忘却王莽的好，也不敢公然反对王莽。于是，在王莽一步步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那些朝廷供养的千万宗室都缄默不语，只有一个刘崇站出来螳臂当车了一阵。何况，王莽当皇帝这件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王莽通过一些权谋及一系列对他的正面宣传就可以消除。

刘崇得不到响应，翟义迅速失败，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百姓在当时并不思汉，甚至隐隐期待优秀的王莽。事实上，王莽代汉立新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心思新”的反映：

第一，那时候汉帝国已经弥漫着汉运衰落的观点。汉成帝时，一个叫甘忠可的人著书立说，广招门人，宣称汉朝国运即将衰亡；汉哀帝时，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也宣扬“汉朝气数已尽”的观点，影响力之大，连刘欣都被说服，当了两个月“陈圣刘太平皇帝”。

第二，王莽所展示出来的良好道德与当时社会上贵族们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王莽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谦虚恭谨、大义灭亲……而很多贵族骄奢淫逸、欺压百姓、贪得无厌、徇私枉法……

第三，王莽嫁女后，朝廷给王莽加封食邑，王莽辞让，然而有487572人上书，让朝廷千万不得接受王莽的推辞，其中除了普通百姓，还有诸侯王、列侯、刘氏宗亲。就算我们不相信《汉书》记载，主观上认为这是有组织的行为，然而这个庞大的数字的确说明王莽得人心，否则要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请愿行动，难度太大，其余那些众人为王莽请愿的事情，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得了人心。

第四，刘氏江山快没了，然而刘崇的造反，没有起到一点波澜；翟义的造反，也只是一开始气势汹汹，后劲疲弱，至少说明，在汉与新之间，百姓并没有太留恋汉。

所以，王莽的悲剧根源，不在于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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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他称帝之后所做的事情。

王莽继位后，做了两件大事：对内全面改制；对外改变政策。

对内，他锐意改革，推出的土地国有化、废除奴婢、发行信用货币、计划经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理念非常超前，以至于有人戏称他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我们可以推测，倘若这些措施成功实施了，很可能改变中国历史，给中国的政治家提供另外一种治国理政方略。

但这些改革大都失败了。

土地国有化制度，本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限制大地主，然而只推行了四年就宣告失败；废除奴婢政策推动了社会进步，对奴婢的人权起到很大保护，同时也限制了大地主，可也只推行了四年就失败；他发行的货币品种多样，可要么大家都不用，要么就都盗铸，因货币而获罪之人数不胜数；他的计划经济制度，想法非常好，既稳定市场又防止商人做大，还有贷款功能，可执行下去遭殃的却是普通百姓。

施政的结果为何跟理念背道而驰呢？

他的王田奴婢政策、计划经济制度，目的是抑制大地主和大财主，从本质上说，是把原本属于地主和商人的利益重新分配给普通百姓。然而，执行王田奴婢政策的，是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和奴婢的官员；执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是地方上的富商大贾。原本，劳苦大众听到了这些美妙政策，以为将要迎来幸福生活，却不料各级官吏趁机剥削，他们反而不如从前，便渐渐失去耐性。官员地主们知道自己是被改革的对象，抓住最后的机会狠狠搜刮，还对王莽的新政策充满怨恨。王莽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他用错了人，让利益受损者去推行侵犯自己利益的政策，却没有发动那些将因为改革而获益的人参与到改革之中，这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他为了降低铸币成本，减少铸币的用铜量，推出“信用货币”，这个想法是很好的，然而这么做滋生出大量盗铸钱币的人，他无法设置铸币的技术门槛，又要降低铸造成本，就只好寄希望于刑罚，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多人还是愿意铤而走险。到后来，他的新货币超发严重，质量参差不齐，还因为利润太高吸引着更多人参与这个行当。王莽无法控制了，就非常粗暴地“一刀切”，把之前大家都在使用的低成本货币废除（币值为50的大钱，在新政策后币值变为1，而且就连这个等同于1的币值，也只能持续六年），使货币持有人的财富大幅缩水，于是就没有人再相信王莽的货币了，那所谓的“信用货币”变得毫无信用。

他为了增加货币种类推行了多种币值的货币，最多时达到二十余种。但实际情况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种类的货币，让习惯于使用单一货币的百姓难以适应，增加了交易时的换算成本，而且因品类多样，也吸引了更多的盗铸人群，因为一个普通百姓可以识别一种或几种货币的真假，却不能识别二十八种货币的真假。既然大部分人不知道货币真假，那必然滋生出大批盗铸的人。

在推行货币政策过程中，王莽没有仔细论证，想到了就干，干坏了就废，而没有考虑一点点漏洞会给百姓带来多大伤害。通过一道政令就让百姓的合法财产缩小九成以上，这样的政权岂不令人寒心？

王莽上台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改革，就是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打破和建立需要时间，让人们适应更需要时间。旧制度被否定，不允许使用，而新制度都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于是旧制度千疮百孔，新制度还未建立，那么在改革的领域就必然出现混乱。作为改革者，必须预料到这些混乱，做好政策衔接。官员们面对纷至沓来的新指示、新称谓、新政策，都会不知所措，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王莽的好想法到后来都没有落实，归根结底还是他不注重执行。他喜欢讲理念、提方案，可是新理念和方案有没有可行性呢？如何执行呢？这个他就不仔细研究了。

王莽不注重执行，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他看来，只要有好的制度，天下就可以垂拱而治，所以他想得最多的是制度改革、重新规划地理、确定新王朝文化等宏观工作，这样一来，自然就没有精力去考虑执行层面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由于曾经的经历，他担心臣子的权力过大，就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称帝十多年来，几乎看不出谁是他的得力干将。所以即便他通宵达旦，仍然干不完活。下面一大堆事情等待王莽决策，可王莽一个人就只有那么多精力，根本不可能做完，整个国家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行。有时实在干不过来，他宁愿相信宦官，也不相信有可能当皇帝的官员，于是他身边的宦官就胡作非为起来。

官员的上书，都得通过他的秘书（尚书）上呈，可他非常忙，于是秘书们就在这上面做文章，有时迟迟不肯把上书递给王莽，有的上书官员们为了等批复，竟然要在京城等待几年时间；犯人的案情呈了上去，久久得不到批复，地方上不知道能否释放，就把人一直关着，直到等来朝廷的赦令（类似面向所有人的大赦天下），就把人一股脑儿放了；有些县没有县令，几年都配不上，只好其他人兼着，人的精力有限，这些县自然得不到有效治理，贪污腐败日益严重。

王莽又派人到地方上传达政令、鼓励耕作，这些人每到一个地方就开会，地方官稍不如意就被逮捕。地方官员没办法，只好从百姓那儿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用这些搜刮来的财富给朝廷使者行贿……

于是理想和现实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王莽致力于构建新王朝的伟大蓝图，开拓万世之基；另一方面，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王朝，乱象丛生、民怨载道。

如果让王莽兢兢业业，做好当下之事，他没有问题，这在他当汉朝臣子的时候就已经证明；然而王莽是个有志向的人，他希望创立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创造前所未有之业，那就很难全身心投入当下的具体事务之中。理想的状况原本是：一把手王莽主抓方针路线，设计好各种制度；得力干将狠抓落实，使社会井然有序，一步步朝着美好目标前进。然而王莽的多疑导致他身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股肱之臣，那么当他挖空心思建造大厦上层的时候，其实根基已经千疮百孔了。

也许，王莽应该在遇到得力干将之前、在执政之基未稳之前，改革更稳健一点，铺的摊子更小一点。想要一步登天，还不找帮手，到最后只能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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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在国内的改革虽然最后是一地鸡毛，但至少可以说理念是好的，然而他的对外政策实在没有能够圈点之处，因为他的政策直接激化了中国和边疆各族的矛盾，使中国陷入战争泥沼。

王莽和匈奴翻脸后，王莽二年（始建国二年，10），派出三十万大军，计划一举荡平之，这一番用兵，天下骚动，耗费巨甚。王莽五年（13），匈奴单于囊知牙斯去世，乌累若鞮单于继位。双方约定和亲，却因为王莽之前杀了乌累若鞮之子而流产。这时两国虽然不再剑拔弩张，但已经貌合神离，匈奴明里说自己对中国恭恭敬敬，暗地里却派人侵犯边境，王莽不得不在边境投入大量兵力。

西南夷乱了，还杀了新朝的地方官，到王莽六年（天凤元年，14），朝廷派平蛮将军冯茂前去平乱，但冯茂根本不行，不但没成功，他的士兵反而因为疾病和瘟疫死去十分之六七；王莽八年（天凤三年，16），王莽召回冯茂，再派廉丹和史熊，他们前后发动了二十万人进攻益州，但没有效果，他们得到朝廷的进一步支持后到当地横征暴敛，征收赋税达到百分之四十。只是当地已被掏空，根本无法支持这么大规模作战，廉丹和史熊不但不能平乱，反而葬送了数万士兵；西南夷地区，王莽完全不能控制了。

西域诸国也不听新王朝的了。王莽二年（10）时，车师后国投降匈奴；王莽五年（13），焉耆国杀死西域都户但钦，投降匈奴；王莽八年（天凤三年，16），王莽派五威将王骏、新的西域都户李崇率兵巡行西域，遭到焉耆国袭击，损失惨重，从那之后，西域就不再受新王朝控制了。

高句骊也跟新王朝作对。王莽四年（12），王莽指示严尤击杀高句骊侯，那之后高句骊也反了。

这些地方都乱了，王莽得派兵镇压。打仗就需要钱、粮和士兵，连年战争，朝廷的物资储备根本不够，那就只有伸手向民间索取。帝国时代生产力有限，老百姓就那么点儿家底，根本扛不住连年征战时朝廷的徭役赋税。

国内的改革，把百姓折腾得半死不活，又因为战争加大了赋税和徭役，于是整个国家“陷刑者众”“众庶各不安生”“愁苦死者什六七”（《汉书·食货志》）。百姓受尽了苦，活不下去了，就落草为寇。

如果说王莽的国内改革和对外政策将他送向了悬崖边上，那么他对待民变的政策则直接将他推向了深渊，最终导致新王朝的覆灭。

在本书一开始已经讲过，王莽对待百姓动乱采取了武装镇压、引诱招安、舆论引导、建立压力传导机制及赈济灾民等手段，然而这些办法不但没有收到效果，举事的武装还越来越多。

导致这个后果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找到百姓起事的原因。

在他看来，老百姓聚集成百上千人造反，是谋逆，而绝非因为贫困饥寒无法生活。那些说百姓因贫穷而造反的官员，王莽都不待见。为此他还专门下发文件批评这种观点，谁如果仍旧这么说就被问罪。（《汉书·王莽传》：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

既然如此，那他就不会承认他的改革弊端，更不会改变他那一系列给百姓带来烦恼的政策。问题根源不能消除，任何手段都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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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政治改革，其中官爵、宗庙社稷、车马服饰等制度都是效法周朝制度；他的土地国有化政策也模仿周朝的井田制；他的五均六筦政策似乎也借鉴了周朝做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他“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于是人们便称他的改革是复古改革，似乎王莽所做的，只是退回到周朝，或者把古书上的治国理念和名词生搬硬套而已。

简单将王莽所发动的如此全方位的、触及根本的改革，理解为他想要个复古的壳子，想回到古代（周朝）未免草率。古法那么多，王莽又没有照单全收，反而不遗余力推进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改革。何况王莽也不可能将古法照搬，他最多能够从有限的资料中看到些古法的影子，真正要推行的，必定是他思考过后、源于古法的新政策，至于新政策有无效果，是否适于他的时代，则是王莽的改革方案是否高明的问题，而非他不思考、生搬硬套。相比于“王莽只想让自己的王朝看起来像古代，或者回到古代，因而对古代制度照搬”的观点，我更愿意认为，王莽做这些的最终目的，是使这个国家不再有汉朝那些深层问题。

为何要选择古法呢？一方面，是王莽的知识结构如此，让他创造一套全新理论，然后用这个理论指导自己改革，有些苛求他了。另一方面，那是个做什么都讲究查询经典的时代，你想做一件事情，就得在古代典籍中寻找根据，哪怕胡乱解释，也一定要跟圣人的思想和言论挂钩，因为这样你的行为就是圣人支持的、合理的、正确的了。王莽要实施那么大的改革，许多人的利益会由此受损。他如果说要推行的改革理论都是“王莽制造”，那么利益被侵犯的人一定觉得他在胡搞，一定会增加改革的难度，可如果把这些理论都套上“经典”和“圣人”的外衣，那么谁反对新政策，就是反对圣人了。王莽的改革措施，是在分析了社会问题根源之后，以复古为旗帜，有选择性地将措施饰以古法，而非看了古书然后拿着书中的概念硬往实践上套。

翦伯赞在《秦汉史》中这样评价王莽改制：

虽然如此，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当王莽篡位天下以后，眼看他所接收的天下已经陷入崩溃决裂的现象，而且他知道，这种现象是从社会经济最深刻的地方爆发出来的，即由于土地兼并而引致之农民流亡所致。他知道，为了要抢救土地所有者的政权，已经不是减租、免税、救灾、恤贫等小恩小惠所能奏效；他认为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也许是最有效的。于是而有王莽的改制。

但王莽的改革又的确有局限性，他在改革过程中过于迷信古制。他吸收了古法之中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但同时也采纳了其中不合时宜、脱离实际的内容，比如那变来变去的地名、那慕古的官爵名……这些起不到改良社会的效果，反而徒增混乱。也正因为这些举措，许多人将他评价为“一味慕古”“抄袭者”。

王莽失败了，但他的改革仍不失为一次伟大的尝试，他完全可以像其他朝代那样照搬前朝制度，然而他没有坐享其成。他看到了西汉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以及引起这些弊端的更深层矛盾，勇敢对旧有制度进行通盘改革，他的改革虽然有着诸多缺点，但其展示出来的政治魄力及政治智慧，仍然值得人称道。

王莽改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疏于执行，之二在于用力过猛，没有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现实，用了不合时宜的法子来推行他的美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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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王莽传》评价王莽时，说王莽“不仁而有奸佞之材”，意思是王莽是个没有仁义而只擅长阿谀奉承的邪恶之徒；他当皇帝，多亏了王家人掌权且汉朝衰弱，而非他本人有多大本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也矣）；他当皇帝后，“穷凶极恶，流毒诸夏”“颠覆之势险于桀纣”。

对王莽的整体评价，非常铿锵：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2]。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汉书·叙传》）

对王莽的外形，是这样形容的：侈口蹶顄，大声而嘶。长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装衣，反膺高视，瞰临左右。（《汉书·王莽传》）翻译过来大意是：大嘴短下巴，嗓音大而沙哑。身高一米七三（汉一尺约今23.1厘米），喜欢加高的鞋子和帽子，衣服中充了羽毛以显得蓬松、外张，看人时挺胸抬头，有居高临下之势。《汉书·王莽传》还说，有人称王莽“鸱目虎吻豺狼之声”，即鹰眼虎唇豺狼之声。

其实《汉书》对王莽的评价，参考价值有限，因为《汉书》作者班固就是东汉人，出生于王莽被杀九年之后。这些评价之中要考虑的政治因素太多。王莽是篡汉之人，是大汉王朝最恨的敌人，汉朝必须黑化他，才能体现诛杀王莽的正义性、篡汉的罪恶性。

《汉书》定下了这个基调，于是后人评价王莽时，首先骂他是乱臣贼子。有了这个结论，那么在评价他的时候，就要极力批判他所做的错事，同时对他做的所有有争议之事都进行道德审判，以得出王莽人品有问题的结论：

他当臣子时，打击政敌，史书说他“胁持上下”“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汉书·王莽传》）；

朝廷提高他的地位，给他赏赐，他一再辞让，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才答应，被认为是向上迷惑太后，向下取得众庶的信任（《汉书·王莽传》：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

他掌握更多权力，是想“专断”“擅权”（《汉书·王莽传》）；

至于他安排臣子给自己唱赞歌，安排人劝自己接受名号和赏赐，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风，安排外邦国王改名、进献祥瑞……这些行为都证明了他的虚伪。

只是，倘若史书由王莽的史官撰写，那么打击政敌就会变为打击邪臣；他一再辞让就是为人谦逊、克己奉公，众人劝说就是深得人心，“专断”“擅权”是挽救危亡局面，他自导自演的那些事情自然都是他民心所向、大家伙儿的自愿行为。

可是这世上之人，哪个不是在为着某种目的而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谁还没有为了哪个目的言不由衷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不干坏事的前提下，一直那样“演”，这个“演”是不是就是奋斗时的自我克制呢？倘若你认为别人活了一辈子的活法都是“虚伪的”，那么也许这个“虚伪的”他就是真实的他了。

王莽的这些做法，不过是他夺取政权过程中采取的必要手段，他没有伤天害理，所杀的都是政敌，而杀死政敌又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普遍甚至唯一做法，那么在不站队的情况下，就无须对他的这些行为进行道德审判。倘若非要认为王莽的这些行为“不道德”，那么王莽的原罪就是不该去改朝换代。

还有很多批评源自“王莽道德不高尚”这一结论，有了这个前提，他曾经得到的赞誉就被解释为骗来的，他不接受赏赐就是虚伪，他处决亲生儿子不是为了公平，而是有城府、藏得深、毒辣……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支持你的人，会极力宣扬事情的正面；反对你的人，会极力发掘它的负面。既然已经有了“王莽道德不高尚”这个结论，那么对于王莽称帝之后的改革，评论者主要谈论的就是其中弊端了。只是，如果将为政过失归咎于王莽的道德水平，未免有诛心之嫌。真实的人，有好有坏，仅仅通过某一件事情，就给一个人贴上“善良”“邪恶”“高尚”“无耻”之类的标签，实在草率。

我们尽量客观去分析王莽以及王莽所做之事，会发现他有着远大志向，而且从很早就开始了。

王莽虽然是王政君的侄子，但因为父亲早夭，故生活条件不佳。和其他堂兄弟相比，“莽独孤贫”（《汉书·王莽传》），平时姿态低，恭谨简朴，努力学习当时的主流文化——儒学。在家对待母亲、寡嫂和叔叔们，他谦恭有礼。在外他广结英俊，得到一片赞誉。

汉成帝二十五年（绥和元年，前8），王根去世，王莽成为大司马，年仅三十八岁。史书有明确记载，说他即已经脱颖而出，成为四个叔叔之后的辅政大臣，就希望自己的名誉能够胜过前人，于是克己奉公、孜孜不倦，聘请众多德才兼备之士担任自己的左膀右臂，得到的赏赐和从新都侯国收来的钱财，都用来慰劳自己的属下。钱给了别人，那他就只有更加节俭了。他母亲生病时，官员们派夫人前去探望，见迎接她们的是一个穿着俭朴、衣不曳地的布衣女子，还以为是个丫鬟，得知布衣女子是王莽妻子，都大吃一惊。

王莽想做出超越前人的成就，但当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汉成帝驾崩了，新来的傅太后要搞斗争，他成为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好在姑姑王政君的庇佑以及他平时积累的名望，才能够在新都侯国蛰伏几年。然而这件事情让他深刻体会到：要想有所成就，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否则干着干着就会被人搞掉。

再次复出的王莽，就集中于夺权了。他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击异己，为自己树立了良好形象，从大司马到安汉公，再到宰衡，地位一步步上升，到后来，他发现改朝换代并非不可能之事，于是就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了。

王莽最终当了皇帝了，但王莽一开始的大志向很可能不是当皇帝，毕竟在那个时代，你说一个穷困潦倒的、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的年轻人早早就树立了谋朝篡位的目标，有些可笑。王莽的大志向，是用自己的才学和理念经世济民成就叔叔们未有之功业。所以王莽在登基为帝后没有停下脚步。在他看来，当皇帝不是终点。

要经世济民，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沿袭汉朝制度，在其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修补，积极解决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像汉宣帝那样，在既有制度框架下，以积极的态度治国理政，这个国家就算不能像汉宣帝时代那样鼎盛，也不至于亡国的。事实上，在王莽改革之前，虽然老百姓生活艰辛，土地兼并严重，也有一些百姓揭竿起义，但都发生的零零星星，这些问题还不能对既有政权产生威胁。

其实，只要王莽像个传统的明君，做到勤政爱民、整顿吏治、推行仁政、公平公正，不浪费不折腾，要是担心政权不稳，大权旁落，就打压权臣，限制地方财团，遇到天灾了颁布诏书、开仓赈济……那他就是个好皇帝，新王朝也不至于短命的。

这些做法王莽都懂，他辅政期间就做过这些事情了。他知道这么做有效果，却也知道这样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可以做个传统的明君，用丰富的经验去解决国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是以后呢？以后，他的新王朝也许仍然稳定，可是老百姓仍然要疲于奔命只为温饱，他们仍然很苦很苦，土地兼并依然存在，不人道的奴婢制度也依然存在，遇到饥荒，仍然会发生易子而食、典妻鬻子的悲剧，百姓仍会饿死，那些历史上有过的“人相食”会再次出现……

这，不是王莽经世济民的理想，这样的社会也不是儒家经典所描绘的盛世。

那么要成就万世功业，就不仅仅是做好当代之事，更要解决根源问题，使当代的悲剧和问题不再流传到后世。

所以，王莽不愿意停下脚步，他要从源头上对现有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那样，才不会有土地兼并，百姓才不会有“七死七亡”，不用活不下去卖身为奴婢，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画面；到那时“里有序而乡有庠”（《汉书·食货志》）“七十者可以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那时礼乐兴盛，尊卑有序，祥瑞频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称赞……

皇帝的位置让王莽有了最好的平台去实现这些理想，所以王莽甫一登基，他思谋已久的各项改革就陆续展开了。

只是远大理想需要从现实做起，一步步实现，他做了策划的愿景使命、重要意义、指导思想、组织架构，却没有具体实施方案，谁干、怎么干、时间节点……都不明晰。

对政治经济进行全方位改革，将在很大范围内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牵一发而动全身，但王莽没有想好应对措施。于是新政策弄得人心惶惶，既得利益群体想尽办法阻挠，并打着改革的旗号加大搜刮力度，理论上的受益者等待许久，却等来更为严重的压榨，对新政策失去耐心。新政策得不到任何一方的拥护，失败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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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王莽这个人，很会做宣传工作的人。最开始体现在树立形象，那时他广交宾客，轻财好义，对哥哥的儿子王光视如己出，对母亲嘘寒问暖，给自己赢得了品德高尚、为人谦逊、仗义疏财、勤俭节约、重情重义、尊老爱幼的美誉。面对朝廷的赏赐和尊号，他从来不轻易接受，一定要通过翻来覆去折腾，让人觉得他是谦让踏实、不慕名利的。由于他的良好形象，所以后来他干出谋朝篡位这等不为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事情，在当时也没有受到太大谴责。当政权受到威胁，王莽会发表讲话，批驳敌人，展示自己的力量。如果威胁太大，他会及时发布诏书，稳定人心，让人都觉得自己是胸有成竹的。这样，很多不知道如何站队的人，看到如此自信的王莽，都会选择相信王莽。

王莽是个重视学问的人。他年轻时，勤于修身、博学多闻，对《礼经》更是颇有研究，行事依照儒家规范，谨言慎行。他掌权后，很重视学术传承和研究。汉平帝四年（4），王莽奏请为学者修筑一万间宿舍，将《乐》立为官学。那时候一门学问被官方视为正统，其标志就是被立为官学，并针对它设置博士官。王莽增加了每一门学问对应的博士官数量，还网罗各家学问、奇能异士，凡能通晓学问者都被邀请到官府作为人才储备。

王莽这个人有私心、有错误、有缺点，还很迷信，但倘若因为他失败了，从而质疑他做的所有之事，甚至把这些都归咎于人品不好，这不是公正的评价，也不是高明的评价。

[1]刘禹锡在其《陋室铭》中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的语句，其中的“子 云”指的是汉末的扬雄。扬雄被誉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另外三人是司马 相如、班固、张衡），被后人称道。他在当时是大学问家，曾撰写了一篇 文章《剧秦美新》，对王莽歌功颂德。这其中固然有吹嘘拍马的成分，但 也说明扬雄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王莽的。

[2]夏癸，即夏桀；商辛，即商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