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翁父”到“九千岁”——明朝愈演愈烈的宦官政治（1/1）
宦官曾在东汉和唐朝曾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异军突起，肆无忌惮的他们就像人体内的癌细胞一样，不把其所在的朝代拖入历史的垃圾堆，与之同归于尽，就不会善罢甘休。明太祖立国后，吸取了汉唐时期的历史教训，对宫里的宦官一直“另眼相看”，不但不允许他们读书识字，规定“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还专门在宫门内立了一块上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广告牌，用以宣示中外，告诫子孙。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时，由于宫中宦官对其贡献很大，“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所以朱棣即位后，对这些曾在困难时期无私帮助过他的人们心存感激，认为太监们忠心可嘉，“遂多所委任”,授以实权。到了宣宗年间，大概皇帝觉得很有必要提升皇宫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便在宦官中间开展了大面积的扫盲运动，“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从此以后，当了官识了字的太监们面貌焕然一新，逐步的在明朝政坛上崭露头角，“逞其智巧，逢君作奸”，其能量之大，为祸之烈，汉唐的宦官前辈们如果泉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感叹时代不同，后生可畏了。
明朝首位专权乱政的大太监王振诞生于明英宗时期，这位公公最为勇猛的行为之一是：悍然把太祖立的广告牌拆下来卖了废铁！王振能够大权在握的秘诀是糊弄骗取皇帝的信任，他深得皇帝的器重，英宗开口闭口的尊称他为“先生”，还成天夸奖他是国家栋梁。有了英宗的表率，某些讲究礼节的大臣们对王振就刮目相看了，他们开始对其毕恭毕敬，鞍前马后的巴结讨好，后来一直发展到了“公侯勋戚呼曰翁父”的地步。
王干爹掌权日久后，好大喜功，目空一切的毛病就出来了。正统十四年，他在外交场合戏弄了不远千里前来进贡的蒙古瓦剌部的使节，指责蒙古上贡的马匹都是劣马，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送礼还不讨好的瓦剌首领也先得知后大为愤怒，于是起兵攻打大同。边关狼烟四起，告警文书纷至杳来，王振从来没有觉得朝廷这么热闹过，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应该借此机会劝说皇帝亲征，顺便自己也能体验一下被几十万部队簇拥的那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感觉。当年八月，对王振言听计从的英宗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率领文武大员和急切间征调的五十万各地军队，仓促的出征了。
王振本以为凭借着“御驾亲征”的金子招牌和五十万精锐大军的震慑力量，会让也先吓破了胆乖乖撤军。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的到来没有鼓励起己方的士气，反而使蒙古军队的战斗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发了起来。从八月出征以来，蒙军一路突进，边关各地的明军败绩不断，一溃千里，甚至亲征大军的前锋部队也在大同被包了饺子全歼了。王振这时才知道了什么叫兵凶战危，急忙下令全军撤退。要说撤退的话，那自然是越快越好，但王振忽然想起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摆摆威风，为实现这个愿望，他建议皇帝临幸他的家乡河北蔚州。大军朝蔚州行进，走在半路上时，王振又考虑道，那么多的士兵去他的家乡，那他置办的千顷粮田万一遭到践踏，岂不是得不偿失，于是又迫不及待的下令部队折回去改道宣府。
具有大将风度的王振临危不乱，就这样指挥着五十万大军不慌不忙的在华北平原上转圈，等大家疲惫不堪的到达土木堡这座小山丘的时候，也先的十几万骑兵已经从屁股后面追了上来。明军军心散乱，兵无斗志，结果在蒙古军队的进攻下大败，“壬戌，师溃，死者数十万”，随行的英国公张辅等朝廷大员“皆死”，养尊处优的英宗皇帝享受到了宋朝徽宗钦宗的政治待遇，成了战俘，被也先请到漠北喝茶去了。至于祸国殃民的王振，也死在了乱军之中，落了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明朝第一个大太监王振在政治上不遗余力的倾情表演不负众望，一炮打响，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他克服了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不利因素，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开一代之先，最后凭借着使明朝由盛转衰的“土木之变”而名震天下。王振成功的经验深深激励着后世的宦官们，而明朝的阉祸到此仅仅才开了个头。
王振之后，有名的太监就轮到宪宗时期的汪直了。汪直是特务机关西厂的提督，专门刺探百官的隐私，所以大臣们对他颇为忌惮。因为这个缘故，汪直出行时，都是目空一切的一往如前，所到之处，“公卿皆避道”。有一次兵部尚书项忠在街上没给他让路，结果被汪直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说，后来还被削职为民，回家反省去了。汪直势倾天下，骄横无比，久而久之，连皇帝对他也有了看法。成化十七年，宪宗撤销了千夫所指的西厂，打发汪直到南京当御马监去了。
经过随后孝宗朝十八年的积累潜伏，到了武宗时期，宦官集团学有所成，东山再起。这一次，他们贡献出了一位集明朝中前期专权之大成的太监——刘瑾。
“尝慕王振之为人”的刘瑾非常善于总结学习前辈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他深知月亮的光芒来自太阳的照耀，太监的权力依靠皇帝的授予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便绞尽脑汁的来获取皇帝的信任。武宗喜欢游玩，他就投其所好。而刘瑾常常在武宗兴致最高的时候拿着奏折请他批示，武宗不耐烦的说道：“这点小事还来麻烦我，你是白吃干饭的啊？”就这样，皇帝每骂他一次白吃干饭，刘瑾的权力就随之增长一分，到最后“自此遂专决，不复白”。
刘瑾控制朝政以后，一些大臣们见风使舵，争先恐后的向其献媚。大学士焦芳见了刘瑾就肉麻的叫“千岁”，自己自称“门下”。（好像以前他是读着刘瑾编写的教材考上进士的。）内阁大学士都如此的谦恭，那其他的官员的表现就自不必说了，总之洋相百出，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而对于那些不肯向自己卑躬屈膝的正直官员，刘瑾则把他们列入“奸党”的名单，该下狱的下狱，该回家的回家。这一轮的职务调整完毕后，放眼朝堂，真是一个阉才济济，群凶并立的大好政治局面。
当时刘瑾权势熏天，官员们见了他，都“相率跪拜”，所上的奏折，也得经过他的预览审查才能到达皇帝的手里。京城儿童们童言无忌，编了个歌谣说道：“北京城里皇帝多，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刘瑾控制威吓住了外廷大臣，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和防备宫里的其他太监。这些同类们表面上对他是真心拥护，骨子里却妒火中烧。正德五年，太监张永讨平叛乱归来，受到了皇帝的亲切接见，他趁机声泪俱下的控诉刘瑾的恶行。不闻外事的武宗恍然大悟，立即命人搜查刘瑾的住所，结果里面不但金银财宝无数，还发现了一些僭越违禁之物，武宗这次是震怒了，他毫不留情的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据说这位大太监在受刑时，一直被割了三千多刀，拖了三天才断气。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老话，又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
凌迟不要紧，只要权力真；杀了我一个，还有一大堆。刘瑾的败亡只是暂时的遏制住了宦官对权力的渴望，而朝廷上短时间的风平浪静也往往预示着更猛烈的滔天巨浪。明熹宗时期，太监们在蛰伏了近一百年后，厚积薄发，再度崛起，隆重推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权势最大，脸皮最厚，心肠最狠的一位特大太监。他，就是魏忠贤。
说他权势最大，是因为魏忠贤完全掌控了朝政，并且史无前例的把祭祀天地太庙这样必须由皇帝亲自驾临的活动承包给了自己的侄子。他的党羽遍布天下，这些人被分门别类的称为“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等等。（在魏忠贤的运作改造下，朝廷成了明朝最大的黑社会组织。）说他心肠最狠，是因为魏忠贤对于那些不识时务，上书攻击自己的官员，打击起来毫不手软，不管对方职务有多高，功劳有多大，一律先关后杀，绝不徇私。说他脸皮最厚，是因为魏忠贤不但很乐意别人尊称他为“九千岁”，还默许各地官员给他建立生祠，塑雕像，用来歌功颂德。更为好笑的是，天启七年，一位监生竟建议让魏忠贤配享孔子庙，享受和孔圣人一样的祭祀待遇！
由此可见，明朝在“断头政治”（皇帝不上朝）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宦官专权，两者“交相辉映”，从而使得“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当刑余之人层出不穷的居庙堂之高，对天下指手画脚的时候，受害的不仅仅是国家百姓，更为严重的是，这使得整个天下臣民的道德礼仪观念都被彻底颠覆了。十年寒窗苦读，倒还不如挥刀斩断是非根来的痛快，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朝廷，究竟还会有多少人为之真心效力呢！？看来明朝的气数以尽，等待它的，也只有被取代的命运了。
本文史料来源于《明史》。
《明史》宦官列传：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
十四年，也先贡马，振减其直，使者恚而去。秋七月，也先大举入寇，振挟帝亲征。廷臣交谏，弗听。至宣府，八月己酉，帝驻大同，振益欲北。镇守太监郭敬以敌势告，振始惧。班师，振初议道紫荆关，由蔚州邀帝幸其第，既恐蹂乡稼，复改道宣府。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
汪直者，大藤峡瑶种也。初给事万贵妃于昭德宫，迁御马监太监。成化十三年，设西厂，以直领之，列官校刺事。直乃任锦衣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直每出，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迫辱之，权焰出东厂上。
刘瑾，兴平人。瑾尤狡狠。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牴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当是时，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
张永出安化王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
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号“五虎”。武臣则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