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姐妹反目，政见殊途后的分道扬镳（1/1）
宋霭龄可算得上是宋氏家族的大姐大及总设计师，这个集多面性格于一身的女人为夫揽权、借权圈钱、为家族争利益，开始了人生舞台上的一连串的精彩表演。她力促小妹宋美龄与国民党新贵蒋介石走到一起，为夫谋权力谋利益，在幕后运筹帷幄，开创了一个属于“四大家族”辉煌统治的时代。
孔夫人情倾权力，助夫给力高升
由于宋霭龄的全程策划及热情参与，蒋宋联姻才得以成功，从此宋氏家族的命运和蒋氏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宋氏三姐妹之间的姐妹情感却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宋氏三姐妹个个性格鲜明，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作为宋家大姐的宋霭龄，除了为丈夫孔祥熙出谋划策争权赚钱之外，还为父亲离去后的宋氏家族重振威名而倾注了全力。
对于蒋宋联姻，有人欢喜有人忧愁，其中自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就是宋家老二宋庆龄。因为蒋介石的政治做派，已经偏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她不愿宋美龄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但仅凭宋庆龄一个人的力量，阻止不了蒋宋联姻，何况其中还有大姐宋霭龄的“倒戈”，蒋宋联姻最终成为定局。
按照事先与宋霭龄的约定，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先后将孔祥熙与宋子文调入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其中，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受益最大，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孔祥熙开始了飞黄腾达的仕途生涯。
自1928年开始，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孔祥熙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实业部长。1933年，蒋介石和宋子文因财政预算闹得不愉快之后，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之久的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生涯，成为国民党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核心成员。
孔祥熙所有光鲜的背后，都少不了宋霭龄的功劳。孔祥熙当政期间，他台前谈事，妻子幕后拍板，这是他办事的一贯套路。孔祥熙俨然一个“妻管严”形象，他在办公室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身为女人的宋霭龄虽然没担任什么职务，但政府上下却没有人敢忽视她的存在。不要说孔祥熙，就连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会让她三分，私下里称她为“大姐”，宋霭龄则称蒋介石为“介兄”，“委座”、“委员长”之类的称谓压根儿用不上，因为她是除宋美龄之外唯一一个不需要跟蒋介石客气的人。
在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职务的宋霭龄，一直热衷于支持丈夫孔祥熙谋权，以致在孔祥熙即将退出政坛时，宋霭龄还在国民党政坛内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是1946年，孔祥熙卸下身上所有重要职务，准备和宋霭龄去美国定居。宋霭龄觉得丈夫就这样退出太过窝囊，她认为，丈夫没少为蒋家江山操劳，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样说撤就撤，多少有些卸磨杀驴之嫌。宋霭龄越想越不甘心，便决定在出国之前，让丈夫在政坛再折腾一阵子。于是，她策划让孔祥熙竞争立法院院长职位。
孔祥熙本不想再折腾，无奈拗不过宋霭龄，便任由妻子去安排竞选事宜。蒋介石得知孔祥熙借助“山西帮”势力要参加立法院院长竞选后，只是冷笑一声，却懒得去管。
立法院历来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建立的“CC系”组织管辖，他们绝对不容许孔祥熙掺和进来。他们利用蒋介石的力量，希望委员长明察秋毫，不要批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孔祥熙参加竞选立法院院长一职，此想法正合蒋介石的心意。于是，在各方夹击下，孔祥熙参选失败，宋霭龄的计划宣告破产。
虽然没能成功参加竞选，但是宋霭龄的目的已经达到，她本想为自己和丈夫在权与利的舞台上争回一点面子，让蒋介石以及政坛上的同僚看看，孔祥熙还是有一定人缘的。如今目的达到，她可以安心地跟孔祥熙隐退了。
目标一致，夫唱妇随配合赚钱
出生于晋商家庭的孔祥熙，自小就耳濡目染，见识了金钱的魔力。美国留学归来后，他在家乡山西太谷成立铭贤学院，力图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发家致富的梦想。
回乡办学的初步成功，给年轻的孔祥熙带来了荣耀和良好的口碑，出自商人世家的他自小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加上在美国的求学经历，使他想要走上一条更加宽广的创业道路，急欲在商海中一试身手。
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孔祥熙首先看上了煤油。煤油也称火油，当时已经成为居民夜间照明的必备品，选择经营煤油生意必将有大钱可赚。1912年，孔祥熙与五叔孔繁杏一起设立了祥记公司，从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手上买下了总代理权，在山西境内经营销售，每年都能通过经销火油获取一笔不菲的利润。
后来，祥记公司又开始涉及铁砂、洋碱、白糖等生意，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孔祥熙的经商致富之路也越走越宽。为了更好地对外联系与方便缴纳保证金，孔祥熙在天津成立了裕华银行作为公司的担保方。一家公司，一家银行，两者互为辅助，一起发展。
1913年，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因处境危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日本，身为革命党人的孔祥熙亦随之亡命日本。在日本期间，孔祥熙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生伴侣宋霭龄。
有意思的是，两人有一次谈到未来的理想时，孔祥熙竟脱口而出，说他想要拥有一大笔财富。孔祥熙说完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过直白。他怕宋霭龄觉得自己俗气，便又加了一句，想把拥有的财富捐献给革命事业。让孔祥熙没想到的是，当时信奉基督教的宋霭龄不但没有瞧不起他，反而附和着说，自己也想拥有巨大的财富，用来造福于民。那一刻，宋霭龄俨然把自己装扮成了圣母玛利亚。
宋霭龄的这番话不管是附和也好，玩笑也罢，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人后来的确拥有了巨大的财富，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一对夫妻。只不过这笔财富既没有捐献给革命，也没有造福人类，而是用在了奢华的生活上。
宋霭龄与孔祥熙到底有多少钱？到现在依然没人能给出答案。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曾经披露，很多重庆政府的要人在美国银行都存有存款，而其中拥有最大一笔的户主便是宋霭龄。
宋霭龄账户里的巨款是怎么得来的呢？
孔祥熙与宋霭龄这对夫妇，都是爱钱且能赚钱的人。孔祥熙在遇到宋霭龄之前，就已通过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但是那点钱跟后来拥有的财富相比起来，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这小小的财富，也让孔祥熙顺利地戴上了“山西首富”的帽子。孔祥熙自己也知道，这顶帽子其实没多少含金量。
遇到宋霭龄之后，孔祥熙急于赚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精打细算的宋霭龄。因为宋家的两个女儿宋庆龄与宋美龄先后嫁给孙中山和蒋介石，在两个妹妹面前，完全不具备政治优势的大女儿宋霭龄必须在经济上有所“突破”，才能与两个妹妹相提并论。孔祥熙深知这一点，因此对妻子督促自己的发财规划十分赞同。
1928年，孔祥熙出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掌权之后，他开始了对财富的疯狂掠夺，将金融界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就连大舅子宋子文都对他甚为不满。与此同时，宋霭龄在幕后大搞投机活动，孔祥熙对此极为宽容，甚至积极怂恿。一个台前，一个幕后，这对夫妻一张一弛，刚柔并济，互为补充，赚起钱来，实在默契有加。
然而，孔祥熙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财产大部分来源于民脂民膏，宋霭龄曾经多次向人解释，他们的财产是孔祥熙步入政界以前在山西老家经商积攒下来的。但实际上，孔祥熙的真正发迹史是在当官以后，尤其是蒋宋联姻之后。
操控证券市场，三泰公司日进斗金
财政部长孔祥熙赚了不少钱，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处在幕后的孔夫人宋霭龄也赚得盆满钵满。孔氏家族的第一次暴富，便是宋霭龄通过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投机活动取得的。
■幕后“女王”宋霭龄
1934年，时值国民党政府财政状况不好，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指示下，采取了各种措施弥补国库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大放“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简称“二三关”。“二三关”是国民政府为了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公债，共1亿元。
在上海证券交易中心，“二三关”是一匹黑马，价格一直飙升，引人注目。人们纷纷跟风掏钱大量买进，这正中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宋霭龄二弟）下怀。这三个人一面掌握着国民政府金融大权，一面又建立公司秘密操纵股市，扰乱证券市场，牟取暴利。
他们建立的公司便是早些年在上海成立的三泰公司，公司背后的真正主人其实就是孔夫人宋霭龄。为了实现发财梦，宋霭龄选择做幕后老板娘，操作一切公司事务。此时正值“二三关”库券风潮，宋霭龄便借机操纵三泰公司大做国债投机生意。
当时日军已侵占东北全境，正向华北逼近，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宋霭龄四处散布中日两国即将开战的谣言，说南京政府准备发行一种全新的国债代替原先的公债，并且将停止支付旧有国债的利息。
此消息一传开，整个上海滩人心惶惶。人们害怕手中的公债变成一张废纸，于是按照听到的消息指示，把公债纷纷抛出。如此一来，公债很快低于面值，最低时甚至仅值所持面值的一半。
当徐堪、陈行等把公债的市面行情告诉了宋霭龄后，她大喜过望，指示他人第二天立即吃进。孔祥熙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幕后是宋霭龄，但是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暗中帮助妻子完成这笔投机生意。
很快，事情就朝着宋霭龄设想的方向发展。当三泰公司大把吃进廉价国债之后，孔祥熙所在的南京政府财政部正式出面辟谣。一时间，财政部的声音传遍金融界，无外乎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公债绝不会贬值等说法。另外，为了取信于民，财政部还表示，将会为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
官方出面辟谣，使公债市场出现反弹，价位也直线上升，此时的宋霭龄要做的事情就是抛售公债。几天时间，三泰公司将当初低价吃进的公债高价抛出，一进一出之间，公司稳赚3000万，这笔钱的一多半都落入了宋霭龄的腰包。
恰当的时机，低买进，高抛出，这一直都是通过公债赚钱的最好手段。宋霭龄亦精通此道，加之自己“掌握”的政策倾向，钱自然非常好赚。但是此举却害苦了那些不幸“上钩”的人，当时就有人因此倾家荡产，因承受不了打击而跳楼自杀。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泰公司的伎俩最终被人们识破，但面对官商勾结，再大的愤怒都改变不了既定的现实。当时的上海滩流传出了有讽刺意味的顺口溜，意思是，三泰公司是“三不”公司，即：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名义上撑门面的三人一齐“中枪”，真正的老板娘宋霭龄却在牌桌上玩得不亦乐乎。
开“母子店”，走私倒卖样样来
抗战打响后，国民政府匆忙从上海淞沪及南京撤退，不久上海沦陷，这座国内吞吐物资最大的港口就此丢失。
上海港丢失后，当时唯一的海上通道只剩下“香港—广州”一线。由于英国当局控制的香港与邻近的广州关系密切，“唇齿相依”，所以港英当局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中国内地一些方便。但由于政策的不同，香港方面只暂许中国的一些机构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活动。
在此规矩下，国民政府在香港设立了军统西南运输处和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其中中央信托局处于孔氏家族的控制之下，并在汇丰银行大楼租了20间办公室。
宋霭龄带着儿子孔令侃以及信托局局长叶琢堂到达香港。受财政部长孔祥熙“照顾”的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持业务。
中信局的主要业务是办理保险、有奖储蓄、信托、购料、运输等经济领域的相关事宜。孔令侃在港上任后，自恃是中国豪门阔少爷，大权独揽、嚣张跋扈。抗战时期，中信局主管的各领域内部黑幕重重，宋霭龄多次跟儿子孔令侃通过中信局侵吞国家财产。
当时，国民政府还在香港设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为国民党军队补充德国的武器弹药装备，以备战时之需。蒋介石将这个地下部门交给孔家打理，其主要原因就是不想将这笔中德生意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孔令侃为此特意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了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蒋委员长的招牌大发横财。
当时德国几家大商行在中国收购土产或其他物资，急欲运往德国抵充贷款。孔令侃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赚钱机会，于是和母亲宋霭龄商量，意欲从中捞钱。为了方便行事，孔令侃便在中央信托局设置了一个专门机构，在内地代德国洋行收购桐油、猪鬃、矿砂、药材、蛋品等战争控制物资，然后倒转给德国，从中牟利。
由于身处香港，又是地下贸易，孔令侃和宋霭龄在香港的所作所为非常神秘，极少有人知道内情。后来就有人戏称，当年的中央信托局差不多成为了宋霭龄与孔令侃在香港开的“母子店”。中央信托局俨然成了这一对母子操控全局、大把捞钱的指挥所。
在港期间，孔令侃还与大舅舅宋子文“杠”上了。当时亲美的宋子文正一手包办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通过几大公司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以抵押债款。当然，宋子文也从中牟了不少利益。孔令侃感到极度不满，因为两人的内地收购业务出现了交集，两人为控制内地收购市场发生了争执，互不相让。
两人都有强硬的后台，因而互不买账，最后还把纠纷闹到了重庆政府。最终，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信的王牌护身，占了上风。
在整个事件里，宋霭龄碍于亲情关系，没有直接出面处理，但由此也反映了姐弟俩、舅甥俩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
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自然也很关照孔家。1939年9月，就在希特勒准备突袭波兰的前几天，与孔令侃生意交往密切的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找到他，说自己接到上方密令，准备马上撤离香港回国。孔令侃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母亲宋霭龄。
虽然对方撤离原因不清楚，但宋霭龄感觉到德国极有可能会出大事，加之当时的欧洲大环境，战争很有可能会一触即发。于是，她立即指示账房将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事后证明，宋霭龄的预料完全正确，聪明的她由此又发了一笔大横财。
身陷香港“间谍门”，宋霭龄急切救子
孔令侃在港期间，为了更好地与内地取得秘密联系，他在中央信托局的办公室里私自设置了一部电台。
电台具有特殊的机密性，不是谁都可以随意设立的。当时，国内被允许在港公开设立电台的机构仅有三家：代表国民党财政当局的中央银行电台、军统所辖西南运输处电台以及交通银行中国电报局。显然，孔令侃这部电台是违规设立的私立性电台。
随着欧洲战事的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美国方面为了限制中国国外资金转移，决定冻结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的存款。美国驻重庆代表福克斯得知后，迅速向孔祥熙秘密传达了这一信息，孔祥熙随即利用电台与宋霭龄、孔令侃取得联系，转告了这一消息。
电台的快捷性无与伦比，宋霭龄听到消息后立马展开行动。当天下午她就在香港半山公馆召见亲信赵季言，令他即刻飞往美国，利用化名转移孔家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赵季言立即赴美将事情全部办妥。
孔家资产顺利转移后，重庆方面才正式公布了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被冻结情况的消息。消息一公布，外汇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很多银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多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孔祥熙趁此时机全面掌控了中国外汇管理的大权。
电台的优点体现出来以后，孔家更加依赖于这部电台。身在重庆的孔祥熙和身在香港的孔令侃、宋霭龄不但可以随时联系，掌握国内外金融市场动态，还可以就外汇、金银、美国股票行情等方面进行交流讨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电台隐藏得再好，也有被人发现的时候。当时，香港这个“中立地”表面上一片宁静，实则鱼龙混杂，充斥着各种势力，特别是各地的情报部门都在此处驻扎，进行间谍活动。没过多久，日本情报部门就监测到了孔家的电台。
日本情报部门将此事上报香港英国当局，并称这种行为是一种张狂的间谍行为。英国当局获悉情况后很快展开调查，最终查到这部电台的设立者和后台操控者居然是中央信托局的孔令侃。香港警察随后赶赴汇丰银行大楼中央信托局查抄了电台，带走了很多文件、密码本、电文底稿。孔令侃的几个心腹及电台情报人员也被警方带走。
第二天，此事就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很多报纸直接称之为间谍情报电台，整个香港为之震惊。英国当局对此事极为重视，在调查到这部电台涉及孔宋两大家族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相关机构时，香港英国当局认为不便将此事扩大化，便决定将与此案有关的孔令侃等数人驱逐出港。
英国当局的强硬态度让宋霭龄有些措手不及。母子俩赶紧连夜商量对策，花钱交保打通各个环节，尽量将此事的影响压到最低。
在与英国当局的协调下，香港方面做出让步，将全部案卷移送中国政府驻港代表俞鸿钧，因考虑到孔令侃的特殊背景，请他自由离境。
俞鸿钧接手相关案卷后，考虑到事件的特殊性，在和宋霭龄商量好报告的相关措辞后，正式向重庆政府外交部作了汇报。此事最终也惊动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看来，以孔令侃的背景，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顺利解决的。然而这次却闹得英国人也大动干戈，可见问题有多不简单。于是蒋介石做出批示，要求孔令侃返回重庆，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向他汇报。
孔令侃见姨父蒋介石如此坚决的态度，自感大事不好，只得找母亲宋霭龄商量对策。宋霭龄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可能还会影响到丈夫孔祥熙的仕途生涯。思前想后，宋霭龄为避免儿子与老蒋直接交锋，决定将孔令侃送出国暂避风头。她立刻联系美国方面相关人士，安排将孔令侃送到美国哈佛大学，至于重庆方面，也只能祈祷一切都能顺利“摆平”了。
一向骄纵自大的孔令侃只好独自一人黯然赴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宋霭龄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香港。
赚钱最狠一招，剑指美元公债
宋霭龄最擅长的赚钱方式就是做投机国债，利用一进一出的巨大差价赚钱。如果说利用三泰公司做投机生意，利用战争进行物资交易是宋霭龄智慧的体现，那么侵吞美元公债绝对是其一生最大胆的表现。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的飞机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本土牵制了日军绝大部分主力，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愈加凸显出来。
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经过全面考虑，准备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战争储备贷款。美国国会经过讨论，认为此举可以加强中国反侵略的能力，使中国军队更多牵制日军精锐部队，减轻太平洋海域作战美军的压力，最后这一议案通过。
5亿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这从当时国民政府高层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简直乐开了花。他马上找来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商讨这一笔贷款应该如何使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经过蒋介石和孔祥熙以及财政部、中央银行等机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商议后，大致拟出了一个使用方案：5亿美元中，有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作为战略储备；另外1亿购买军火用于抗日；其余1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对于发行公债筹钱，孔祥熙自然赞同，本来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相当紧张，甚至入不敷出。身为财政部长，正愁没有办法摆脱当下财政困境，巨款从天而降，犹如给委靡不振的国民政府财政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孔祥熙顺势借助这次美国的援助机会，准备玩一次寅吃卯粮的游戏。
宋霭龄也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她很高兴，因为自己又有机会在这笔巨款上做文章了。
这次美元公债以“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为名发行，然而初期并没有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中国人普遍对美元国债不是很了解，大多不敢买。有钱人宁愿用钱来抢购物资囤积，也不愿去碰这些公债。至于那些平民大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没有闲钱购买。
公债卖不动，蒋介石只好“披挂上阵”。他亲自致电各省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让他们想办法将公债向所辖区内的社会各阶层摊派认购，并按照比例上缴国库。
■宋霭龄夫妇与宋庆龄及史迪威
委座有了指示，下面的人自然不敢怠慢。高压之下，公债购买这才有了一定的进展。那些被迫购买的人，大多愿意折本脱手抛出公债，造成了美元在黑市上的价格一降再降。当初官价折合20元法币的1美元一直降到17元至18元左右，最低时仅10元多一点。
没过多久，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美元公债市场购买力低迷的现状。发行美元公债的同时，孔祥熙滥发法币，使得国统区通货严重膨胀，法币愈加不值钱，甚至成为废纸。于是，很多人开始转而购买美元公债。黑市上的公债价格又一次被“炒”火，一路反弹飙升，10元出头的价格直线上扬，涨到30多元时，行情仍然看涨。
孔祥熙没想到歪打正着的这一招使得美元公债飞涨，不禁暗自欢喜，同时还不忘给美元做个宣传，称美元公债是当今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提供担保的，信誉度不用怀疑。到1943年下半年，美元公债成为抢手货，面值甚至夸张地飙升到100元。
孔祥熙见公债卖得这么好，更是欣喜若狂。但奇怪的是，孔夫人宋霭龄却在这个时刻站了出来，制止公债发行买卖。
其实，美元公债发行的前前后后，宋霭龄一直关注着。待美元升值到一定程度后，她也从国库局得到消息，国民政府财政就是一个空壳，随时都可能崩盘，必须拦下孔祥熙手里的最后5000万美金债券。在见惯了大场面的宋霭龄眼里，5000万只不过是一堆数字，完全有能力一口吞下。
宋霭龄此举大大出乎孔祥熙的意料，他一时不明白妻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待宋霭龄道出其中缘由，孔祥熙这才恍然大悟，但赤裸裸地这样做，他多少有些担心。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由于涉及数目太多，极有可能惹来大麻烦。但是胆大的宋霭龄表示，只要搞定国库局以及业务局，一切都好办，就算蒋介石查到此事，就借口说这些公债是为辛苦的政府官员准备的。在妻子的劝说下，孔祥熙同意了这一提议。
第二天，全部美元公债即将销售告罄的消息出现在了重庆各大报纸的头版。在宋霭龄的指示下，几天后，财政部停售美元债券。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霭龄的授意下，要求各省将剩余的美元公债押向中央银行，转存国库局。
随后，宋霭龄拨出一小笔钱分给国库局职员作为“辛苦费”，运用中央银行空头支票，分期分批将5000万元美金转了出去。除了其中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派给了一些权贵和政府要员之外，其余资金全部进入了宋霭龄的三泰公司的账户。
美元公债停售后，供不应求的美元债券在黑市上的价格扶摇直上。1943年底，疯狂突破了200元大关，是第一次发行时的10倍，最高价达到了273元。后来有人保守估算，孔祥熙、宋霭龄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至少赚了30亿元法币，仅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当时四川省全省一年的储蓄总额。而事实上，他们获得的财富远远不止于此。宋霭龄这次空手套白狼，不花一分钱就赚了如此一笔巨款，俨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赚钱高手。
所谓福祸相依，他们虽然赚取了一生中的最大一笔财富，可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侵吞美元公债引发了民国政府官员最大的贪污案，这件事也为孔祥熙政坛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孔祥熙只得放弃财政部长一职，黯然下台。
1947年，无官一身轻的孔祥熙与宋霭龄飞往美国定居。在美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秘密调查孔家在美国的财产。
调查发现，宋霭龄在纽约大通银行存有8000万美元，宋子文在花旗银行存有7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存有1.5亿美元，而这些巨款只是宋氏家族成员的一部分存款，还不包括孔祥熙在纽约中国银行以及宋子文在旧金山广东银行的存款。
看到这些调查资料，杜鲁门总统大为震惊。脾气暴躁的他再也无法忍受，大骂宋氏家族个个如贼，贼一般地侵吞赚取美国的钱财。至于宋氏家族到底有多少财产，由于孔的中国银行和宋的广东银行属私人控制，外部力量很难介入，FBI的调查工作最终不了了之。
至此，宋霭龄到底有多少存款，其他的宋氏家族成员存款到底几何，还始终是个问号。
宋霭龄撮合蒋宋联姻、为夫谋权、聚敛钱财，造就了财富滚滚的孔氏家族和宋氏家族，同时也开创了“四大家族”统治的时代。
除此之外，宋霭龄还是蒋氏、宋氏、孔氏三大家族之间唯一的润滑剂，比如帮孔宋家族成员做过事的徐家涵说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族发生内部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这个大姐姐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平日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喜欢抛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让她三分。
就是这样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在钱与权之间博弈，在家族爱恨的情感之间完美地穿梭，成为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宋庆龄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了十年，这也是宋庆龄过得最幸福的十年。病魔无情地夺走了孙中山的生命后，宋庆龄从此失去了最值得依靠的人。
然而，在孙中山先生身边耳濡目染的熏陶，加上多年来一直心系革命，使得宋庆龄重新坚强地站了起来，接过革命的大旗，再次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并矢志完成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
在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之后，在国家前途与姐妹亲情面前，宋庆龄毅然选择了前者。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她流亡海外，继续为中国革命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孙中山抱病北上，宋庆龄全程相随
1924年6月16日清晨6时，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前往黄埔军校参加开学典礼。有人用相机把这一幕定格为永恒。
照片上，孙中山身穿浅色衣裤，神色凝重地站在主席台上；宋庆龄上穿素花中式大襟女衫，配上庄重的黑色长裙，陪伴孙先生身边；旁边站的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
下午，宋庆龄陪孙中山出席军校阅兵式。军容整齐的学生们迈着正步，精神抖擞地接受检阅，孙中山先生倍感欣慰，一旁的宋庆龄自然也为孙中山先生高兴。
1924年对于孙中山先生来说，是生命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黄埔军校建成，完成了他建军先建校的夙愿；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结成，完成了他顺应历史潮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拼图，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了新三民主义。
同年秋，西北军领袖冯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战争之际，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坐镇北京的直系旧军阀大总统曹锟。然而，打垮了直系军阀，又迎来了皖系军阀，北京出现了以冯玉祥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共同支配的政权，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总执政。
这样一个妥协组办的政府注定政治矛盾重重，三方谁也不服谁。经过商议，他们只得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先生一直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先后经历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失败后，他又领导了1918年、1922年以及1924年的三次北伐，其中第三次北伐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确立后。虽经历数次失败，但孙先生仍坚定不移地朝着革命道路往前走。
早在1912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际，就宣告要为统一新生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所以对冯玉祥等人的邀请，他非常重视。
此时，南方革命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大多数人认为孙中山先生不应该北上，因为时局动荡不安，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但孙中山却认为“现今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要想结束目前南北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真正地统一中国，就不应该放弃任何一线希望。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抱病北上。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人离开广东北上，17日抵达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了讲话：“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他也谈到了应该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于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并未对皖、奉军阀的实质有根本上的认识。11月21日，孙中山一行离开上海继续北上，最后却选择了取道日本。孙中山为什么要去日本？历史上说法不一，根据孙中山当时的演说和多数史书显示，因上海北行车船受阻而临时决定绕行日本。
当时从上海到天津的船位紧张，火车也不通，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必须要取道日本才能去天津。综合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孙中山去日本其实有着更多的想法。
早在这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就曾派李烈钧赴日发起亚洲大同盟，谋求中日提携合作，并加强同俄国的合作关系，意在共同对抗欧美列强。因此孙中山此次赴日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争取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增加与皖、奉军阀谈判的砝码。因为北京政变后，北方政局实际上由以日本为后台的皖、奉军阀所控制。孙中山深知，要想谋求和平统一，争取日本当局的支持很关键。
孙中山派汪精卫、韦玉等人先行与接待方协调，自己和夫人宋庆龄等少数随员赴日。11月23日，孙中山一行抵达日本长崎，日本记者以及中国留学生登船欢迎。孙中山举行了记者会。28日，他们抵达神户。当日下午，孙中山与宋庆龄一起来到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院发表演讲。孙中山首先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阐述了只有亚洲各民族联合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的道理。接着，宋庆龄做了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
宋庆龄性格偏静，跟大姐宋霭龄和小妹宋美龄比起来，她是一个比较腼腆害羞的人。她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就曾提过自己很害怕公开演说的事，她希望能在丈夫孙中山背后给予他最需要的帮助和力量。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她出面，她仍然会克服困难，毫不犹豫地站到台前。
神户是个美丽的城市，对这个地方，宋庆龄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曾经是她和孙先生度蜜月的地方。宋庆龄阔别日本近十年，人们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令她很受感动。虽然是第一次公开演讲，但是宋庆龄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她赢得了阵阵掌声。当她阐述妇女解放的问题时，全场更是掌声雷动，给了她莫大的鼓励。她在演讲中强调，妇女问题是民族尺度的问题，妇女应该积极参加国家公共福利事业，妇女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
在那个年代，宋庆龄能如此高瞻远瞩，实属难能可贵，当时日本的评论界高度评价了此次演讲，并将此称为“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这也奠定了宋庆龄日后为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积极活动的基础，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她对妇女解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与民间对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不同，官方的态度比较冷淡。因孙中山北上谈判属政治敏感事件，日本政要在这一刻选择了集体“蒸发”。孙中山一行极为尴尬，一腔热忱和希望化为泡影，只好失望地离开日本。
孙中山原本身体就虚弱，此次北上，旅途奔波，再加上日本之行遭到官方冷遇，更使他的心情大受影响，越发心力交瘁。好在有宋庆龄陪在身旁照顾，他才能勉强支撑，心情也逐渐好了起来。
■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北上
在一个晴好的日子，孙中山还饶有兴趣地登上甲板看看风景，与宋庆龄合影。照片中的孙中山左手撑杖，右手拿帽，看上去身体很虚弱；一旁的宋庆龄一身绒毛大衣，手拿小包，稍稍歪着头，很是优雅。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张合影竟成了两人此生的最后合影。
经过黄海的狂风巨浪，一行人于12月4日抵达天津，天津工商学界及市民等团体单位两万人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夫妇。
当一行人终于到达天津时，孙中山面色苍白，腹部剧痛。随后，他在宋庆龄、汪精卫以及儿子孙科的陪同下前往河北曹家花园奉军总部，与张作霖短暂交谈后即返回行馆，请德医克利博士诊视，后遵医嘱没有参加晚间举行的欢迎会，只派了汪精卫代表参加。
这一晚，张作霖回拜孙中山，孙身体欠佳，卧床未起，宋庆龄在身边服侍。张作霖干脆坐在床边说起国事，两人不知不觉谈了两个多小时，可见抱病在身的孙中山对国事的关注程度。
由于身体不适，孙中山在天津行馆疗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宋庆龄侍汤侍药，并多次亲自下厨料理膳食，将孙中山先生照顾得无微不至。
不久，当孙中山听说在北京的段祺瑞提出“外崇国信”主张后，因过分动怒而伤及肝。宋庆龄看到丈夫为国家大事大发怒火，心忧如焚，但自己能做的似乎只剩下劝慰了。她尽量以平和的语气告诉先生，这些都是此次北京之行的不和谐因素，但正因为如此，先生才有北上商议的需要。她还开玩笑似的告诉先生，首先要珍重身体，才好有力气继续战斗。
由于病情始终没有好转，孙中山只好接受医生的劝告，前赴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趁着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孙中山决定于12月31日赶赴北京。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抵达北京。车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各界列队欢迎，约有十万之众，群众情绪热烈。为重申来京的目的，同日，孙中山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孙中山下榻北京饭店后，由宋庆龄贴身照顾。孔祥熙及宋霭龄各被安排辟室一间，代表宋庆龄招待女宾并看护孙中山病情。当时规定，非重要公务或未经医生许可，不得晋谒总理。由于每天来访者众多，孙中山不能一一接见，只好按来访者身份，指派其他人员接见处理。当时侍从众多，经过分配，昼夜轮值。
孙中山不幸病逝，宋庆龄继承遗愿
1925年1月21日后，孙中山先生的体温骤然升到了40多度，基本上已经不能进食。23日，他的眼球出现了黄晕，经医师诊断，发现肝脏的脓液已经侵入身体其他部位，不得不考虑手术。
各国名医联合会诊后表示，目前最好的救治办法就是立即进行手术，这也是挽救孙先生生命的唯一希望。在征求孙中山本人意见时，他却开始迟疑不决，最后在宋庆龄的反复请求下，才答应入住协和医院进行手术。
孙中山到底得了什么病？之前各国医师会诊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虽然查到了是肝出现问题，但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否癌变，一直没有下结论。
26日下午，孙中山先生被推进了手术室，此次手术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主刀，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等大夫在旁辅助，外国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在看台上守候，情绪最为紧张的宋庆龄则被安排在与手术室相邻的房间等候。
待手术开始进行，孙中山的腹壁被切开后，让人震惊的状况出现了：他的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长满了大小不等、黄色发硬的结节，使腹脏各器官连在了一起，手术已经无法割除。邰大夫明白这是肝癌晚期的表现，只好向看台示意停止手术，汪精卫等人看到医生此举，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程度。
邰大夫只好选取肝上的小块组织作为标本，洗净缝合伤口，快速地结束了手术。宋庆龄虽然知晓丈夫病情的严重，但还是对手术治疗抱有一丝希望。当从医生那里得知肝癌晚期的结果时，她的心凉了半截，丈夫痊愈的希望彻底破灭。
手术后的第二天，经国民党党中央会议研究后，征得宋庆龄同意，协和医院代院长刘瑞恒、外科主任邰乐尔对媒体联名宣布，孙中山先生已到肝癌晚期。
孙中山在京期间，北京政权领导人又有何反应呢？据说，孙中山动手术的第一天，段祺瑞来探病，由于段祺瑞封建军阀卖国求荣，之前孙中山曾轰走过段祺瑞派来的代表。这次段祺瑞亲自来访，孙中山依然没有给他好脸色。
孔祥熙等人深知孙先生的顾虑与不便，就在前厅陪坐了一会儿，等待孙中山的答复，但是固执的孙中山因气愤段祺瑞政府的一意孤行，仍不愿意与其会面，最后派人婉言谢绝了段祺瑞，段也只好起身告辞。
孙中山先生已是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后，孙中山身处各地的亲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纷纷赶来。宋霭龄带着大女儿孔令仪来到北京，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也从广东赶到北京，帮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这些人无疑都给了孙中山和宋庆龄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2月18日，在协和医院医治不见好转的孙中山，转移到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宅静养。顾维钧是前外交总长，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留下这所空房。宽敞的房舍，足够孙中山夫妇及其随从人员居住。据1925年2月19日上海《申报》载《孙中山最近病状》记：
东方社十八日北京电云：孙文已于十八日午后零时半出协和医院。当时该医院大门内外，完全禁止闲人接近。孙文出院移入红十字会汽车时，无一人得见其病躯，上车后即驰赴铁狮子胡同前往顾维钧之住宅。
另据同一天的天津《大公报》载《孙中山已迁出医院矣》记：
中山先生昨日午刻十二时出协和医院，由升降机下楼，乘红十字睡车，送铁狮子胡同行辕。沿途协和医生与德医克礼、民党各要人、孙夫人均护送。行辕结彩欢迎，并有军警多人在彼照料。临时遮断交通，恐途中颠簸，故驾驶者开车甚缓。抵顾宅后，用床抬入大客厅内。出院时体温如常，脉搏一百次。抵顾宅后复加试验，体温如常，脉搏一百十次，惟精神衰弱。至出院原因，闻系因在医院方面，施治技穷。左右主张改用中医，惟中山本人仍信西医。故现在仍主由西医诊治。非待至西医束手时，断不至改用中医。今日到行馆慰问者甚多，段执政代表蔡廷干、郑洪年亲到慰问。均国民党代表招待。又行馆秘书处今日发出通告，报告此事，并请访客勿谈国事。兹将原文录左：奉孙中山面谕：
此次搬入行馆，专为疗病，一切宾客，概未能接见。凡到访者，派人招待，惟以询问病情为限。关于军国大事，暂行停止谈话。特此通告，诸希谅察。
秘书处
二月十八日
另外，汪精卫将孙中山出院情形发了封电告给留守广州的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其内容部分摘录如下：
总理受镭锭母治疗，已历四十余小时。协和医生，谓此病用镭锭母亦未必有效，且用四十八小时，即当停止。而连日总理体气日弱，医生屡告绝望，故总理决意出院，迁入行宫疗养。家属及同志皆同意，即于今午迁入，沿途平安。特闻。兆铭。巧（18日）
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协和医院相关医生吩咐准备后事。为避免刺激宋庆龄，汪精卫请她暂离病房。征得宋庆龄同意后，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和汪精卫四人进入病房，拟征询中山先生遗嘱，汪精卫记录下了孙的遗嘱初稿。
这次征得孙先生家事遗嘱和政治遗嘱各一份。家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文
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文
除了两份遗嘱之外，汪精卫还征得孙先生的《致苏联遗书》一份，遗书真诚恳切，字里行间深切地表达了他希望国民党能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完成赶走帝国主义，解放中国事业的理想。
3月11日，孙中山再度病危。孔祥熙、宋子文、宋庆龄等人围拢在孙中山周边，先生特意将何香凝唤到身旁，悄悄告诉她，一定要“善视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孙中山将宋庆龄托付给了自己最信得过的人，同样的话他也向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做了强调。
此时，在孙中山身旁的宋庆龄已经哭成了泪人，她托起丈夫颤抖的手，在遗嘱上艰难地签上“孙文”二字。在场的孔祥熙、汪精卫、孙科、何香凝等人，均成为《总理遗嘱》见证人。
据史料记载，孙中山迁入铁狮子胡同行馆后，出现了一些特殊征兆。无数乌鸦云集至此地，密布天空，甚是惊人，以至于3月11日孙中山病危之际，梁启超前往问候孙中山时，竟然惹来了数千乌鸦猛扑上身。
梁启超何时遇到过这样的攻击，自然狼狈至极。见到平生与孙中山关系并不好的梁氏遭到如此“待遇”，照顾孙中山的相关人员认为这完全是天意使然，但他们也知道，冥冥之中似乎有种预兆，某种不幸很快就会到来。
果然，就在梁启超问疾孙中山后的第二天，孙中山生命垂危。3月12日早晨，医生告知家属及相关人员，孙先生只剩最后一口气。在汪精卫和宋庆龄的带领下，在场的孙先生家属以及党内相关人士一起入室，见孙先生最后一面。此时的孙中山处于昏迷状态，眼前的很多人他已经难以分辨。
在孙中山弥留之际，人们还可以从他口中听到“和平”、“奋斗”、“救中国”等字眼。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与牵挂，与世长辞。
孙中山遗体被抬走后，宋庆龄孤单单地坐在丈夫躺过的病床前，这令人心碎的场面使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忍目睹。
宋庆龄当时才30岁出头，柔弱美丽的她正是需要呵护与温暖的年纪，却承受了如此的生离死别。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牵手走过政治风浪，留下过许多温馨的回忆。可如今，斯人已去，永不复见。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
■宋庆龄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守灵
孙中山病逝的那一夜，大姐宋霭龄看到二妹如此孤单痛苦，就告诉女儿孔令仪去陪伴宋庆龄说说话，懂事的令仪明白母亲的苦心，她体贴地陪着姨妈一起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夜晚。
据孔令仪后来回忆说，当时二姨还问自己怕不怕，其实当时自己十分害怕，但还是说不怕。在她的印象中，宋庆龄相当内向，但是只要认准了一件事就会坚定地走下去，比如当初不顾外公外婆的阻拦毅然决定嫁给孙中山。
孙中山离世，并没有留下什么万贯家财，但他却留给了后人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宋庆龄所能做的，就是坚定地继续先生遗志，朝着孙先生指引的革命道路勇敢前进。
为国奋斗，投身大革命洪流
如果从1894年在夏威夷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已奋斗了30年。在这30年里，一个个中华儿女聚集在孙先生的旗帜下，追求自由，为国奋斗。很多人因此而改变了人生轨迹，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宋庆龄。
孙中山去世后，移灵香山碧云寺暂置。宋庆龄离开北京，回到了上海寓所居住，其间还去过两次南京，其主要任务就是为孙先生选墓地。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首府，也是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地方，宋庆龄决定将先生安葬于此。
关于选择南京作为孙中山最后的归宿地，还有一个小故事。当年卸任总统的孙中山有一次在南京紫金山打猎，登上紫金山时，被眼前的山水气象折服，他对随行的辛亥元老胡汉民、贴身侍卫郭汉章说，将来死后能够葬在这里就好了。也许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看得出，孙先生钟爱紫金山。没想到一语成谶，13年后，这句玩笑话变成了现实。
孙中山逝世后几个月，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各地工人纷纷罢工，反对剥削和压迫。宋庆龄也不忘使命，在廖仲恺以及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元老的帮助下，在上海、南京大力宣传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精神。
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开枪射杀示威游行群众，酿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引爆了全国大革命风暴。反帝国主义怒火席卷全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6月初，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见《民国日报》记者，就“五卅惨案”发表了看法。她愤怒地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
她认为面对船坚炮利的帝国主义，国人的态度应该是“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只有这样，才能抵抗帝国主义压迫，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另外，她还希望国民要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一起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她说：“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
对于这场爱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宋庆龄也给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她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及时站了出来，与《民国日报》记者的一番谈话也很有见地。她多年追随孙中山左右，耳濡目染，展现了一个正逐渐走向成熟的政治领袖风采。除了思想上的支持之外，她还身体力行，号召妇女们募捐，支持南方罢工，并且帮助那些在上海流离失所的工人。为此，她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做了大量的救助工作。
“五卅惨案”发生一个月后，即6月30日，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召开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当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了20万群众，这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在天安门举行的规模最大的群众集会。这样大规模的集会当然少不了宋庆龄的参与，刚刚从上海抵达北京的宋庆龄没顾得上休息，就直奔天安门会场。
宋庆龄身体本就不舒服，加之旅途劳累奔波，并没有做与会发言。共产党妇女运动代表刘清扬代她向大家说明事由，并表示歉意。当宋庆龄登上主席台挥手向大家致意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宋庆龄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与崇敬，不禁深受感动。
此次国民大会不仅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团体队伍，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后援团会和工党代表。宋庆龄从中受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和启发，学到了很多东西。
国共合作期间，宋庆龄跟共产党走得很近。在上海，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妇女领袖向警予、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经常去上海宋庆龄寓所拜访，她们在一起讨论形势，瞻望未来，谈得很投机。这给宋庆龄带来了很大的慰藉，也更加坚定了她追随孙先生脚步的决心。
没过多久，一件让宋庆龄心痛的事情发生了。同年8月20日，从广州传来噩耗，与孙中山夫妇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廖仲恺被暗杀。
早在20世纪初期，廖仲恺与孙中山在日本结识，随后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随后积极筹备黄埔军校，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叛乱，参加北伐、东征等战役，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去工作关系外，从私人关系而言，廖仲恺是孙中山先生感情最深的挚友，其妻何香凝女士也是宋庆龄女士的至交好友，而且廖氏夫妇还是宋庆龄同孙中山婚姻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最后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宋庆龄最大的精神力量与鼓励。
刚送别丈夫，又送别丈夫最亲密的战友，宋庆龄悲愤至极。此时的她深知廖夫人何香凝内心的痛楚，她在给何的唁电中说：
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猝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廖仲恺被暗杀后，广大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为廖党代表复仇”的声音响彻南粤大地，正如廖夫人何香凝所说，“仲恺所流的赤血，已变作了革命的火花。”
国民政府立即组织特别部门，追查凶手及幕后策划者，最后查明此次暗杀行动竟由国民党右派集团策划，胡汉民嫌疑最大，胡的哥哥等一批人全部被抓获归案，胡汉民本人事先逃离了广州。
9月1日，广州召开廖仲恺追悼大会并举行了葬礼。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群众20多万人参加，会后还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宋庆龄因身体抱恙，加之上海也有很多公众活动无法脱身，没能去成广州，向何香凝表示了歉意。
1926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二大”会议，这是孙中山逝世后举行的第一次国民党大会，会议由汪精卫主持。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期间，到会代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共产党人，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主要是支持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左派人士。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做了演讲。她大力批判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大家团结协作，一起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宋庆龄在此次“二大”会议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她被推选为以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和她自己共六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与何香凝、邓颖超组成大会的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在《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她们喊出了“妇女应急起参加国民革命”的伟大口号，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决议条款。
会议选举了新的机构，一些共产党人也都得到了重用，而宋庆龄则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也是她第一次取得国民党政治上的最高职位。通过“二大”，正式确立了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继廖仲恺之后，成为国民党左派领导核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政治上对国民党右派做出了妥协退让，在大会选举中执委和中常委时做了让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借机崛起，在党内老右派的支持下，蒋介石顺利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捞足了政治资本。
与蒋介石决裂，为小妹婚姻担忧
就在宋庆龄投身妇女运动的同时，国民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带领下，正进行北伐战争前的准备。
广东国民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恐惧。在北方，他们联合进攻冯玉祥的西北国民军；在南方，他们支持军阀吴佩孚出兵湖南，并联合孙传芳以及滇、贵、川等西南军阀势力，企图三面合围广东革命根据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为了打破北洋军阀的“围剿”计划，决定实行“打出去”战略，将革命推向全国。1926年5月，叶挺第四独立团被任命为北伐先遣部队开往湖南，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同时，国民政府委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此，蒋介石这个对中国产生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其可以发展的舞台。
北伐军同仇敌忾，英勇善战，向北的一支冲破湖南的北洋军阀，打到了武汉；向东的一支平定了江西，直接进驻上海，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歼灭殆尽。为了把北伐的胜利成果发展到全国，实现孙中山统一全国的遗愿，广东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
筹备迁都事宜，也是宋庆龄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担当的第一次重要使命。宋庆龄想到孙中山生前几次誓师北伐的失败，又想到如今终于可以将胜利旗帜高高地插到武昌城头，欣慰不已。
实际上，蒋介石一直反对迁都武汉，他不是不想迁离广州，而是因为他看上的地方是南昌。南昌是他的司令部所在地，他觉得南昌的地理位置比武汉更适合做首都。
宋庆龄一行于1926年11月16日从广州出发，先走粤汉铁路到达韶关，再徒步翻越粤赣交界的大庾岭。宋庆龄虽然坐着轿子，但是她经常会在一些不好走的路段下轿徒步前行，吃了不少苦头。眼前此景让她联想到革命道路的崎岖与坎坷，感慨孙中山革命的不易，也更加坚定了前进的信念。
翻越大庾岭抵达江西境内，在赣南工商业中心城市赣州，宋庆龄一行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迎。在这座并不大的城市里，处处都能看到悬挂的标语，比如“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廖仲恺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等，赣南的革命热情让宋庆龄印象深刻。
随后，他们决定由赣江坐船前往南昌。12月2日，宋庆龄等人终于到达蒋介石大本营所在地南昌，蒋介石盛情接待。
由于南昌的局势也不是很稳定，原本预定在此召开的中央军政会议，临时决定将会议移至离南昌不远的庐山牯岭镇举行。从南昌到庐山，安排陪同宋庆龄左右的是蒋介石当时的妻子陈洁如。那年她21岁，正值青春妙龄。此时她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一年后，就被迫与蒋介石离婚，把蒋夫人的位置拱手让给宋美龄。
在庐山牯岭镇召开的中央军政会议很成功，庐山冬季难得的美景让与会代表心情都很好，宋庆龄的感觉也不错。
在会上，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坚持加强团结、开展工农运动、进行社会改革等主张。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对这些所谓的社会改革完全不感兴趣，他们在乎的是增加军费、扩张军力等问题。此外，与会者们集体通过了召回寄居海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决定。
会议结束时，由于左右两派很多政治观念不同，所以并没有取得实质意义上的成果。
10日，宋庆龄与其他先遣人员抵达武汉。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以及共产国际特使鲍罗廷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此作为迁都武汉前，国民党党中央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随后，宋庆龄立即投入了筹备迁都的繁杂工作中。
与此同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北伐军一路高歌，捷报频传。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从这天起，武汉成为国都，武昌旧督署成为国民政府办公地点。
武昌阅马场、汉口华商跑马场、汉阳球厂先后举办了大型群众庆祝活动，庆祝武汉成为国民政府首都。武汉三镇人民全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连三天活动不断，盛况空前。
武汉表面上热热闹闹，一片祥和景象，但是背后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力量正在暗流涌动，这股力量正是来自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
借国民党二大正式“上位”的蒋介石相继制造了排挤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风波，发展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力量，将自己人替代了原来由共产党人担任的职务。他本人则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大权。如此看来，蒋介石愿意待在南昌，而不愿轻易挪窝去武汉，是有一定原因的。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蒋介石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所以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会上，宋庆龄领导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共同努力，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议案，重申坚持国共合作原则。
大会斥责了蒋介石大搞个人军事独裁行为，指责他破坏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使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破坏殆尽。另外，大会决定，将一切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等大权，全部集中于党，确立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取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设定的设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制度等相关规定。
这些规定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挫败了蒋氏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个人野心膨胀行为。
这次会议可以说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他认为，既然自己不被接受，武汉国民政府不承认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何不投靠帝国主义公开反对革命，建立自己的政府？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蒋介石在其控制范围内，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一路杀到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勾结上海青帮杜月笙等人在上海派出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数千人，血洗宝山路。根据他的密令，他的爪牙随后深入沿海各省市，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赵世炎、萧楚女等先后被杀害，南方各地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据说，密令谋杀的名单上还有宋庆龄，只是后来蒋介石出于与宋美龄的关系而被搁置下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方面做出了快速回应。4月17日，经国民党党中央研究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党内各部门职位。
就在蒋介石被开除党籍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8日，他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
4月22日，宋庆龄、孙科、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代表人士会合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名义共同发表了《讨蒋通电》，指出蒋的种种罪行。先前回国的汪精卫戴着一副左派的假面具，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煞有介事地在《讨蒋通电》上签了名。4月23日，武汉召开30万人大会，掀起了群众反蒋高潮。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后，彻底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起来，中国现代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如此一来，国民党内部彻底分裂，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
武汉政府政治上的失势也导致了军事上接二连三的叛乱，分别驻守宜昌和长沙的夏斗寅和许克祥先后叛变。在这紧要的革命关头，宋庆龄坚定不移地捍卫着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无畏地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对当时宋庆龄的状态，可以从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她的采访中看出来。斯特朗是这样描述宋庆龄的：
尽管她温文尔雅几近于柔弱，却具有坚强的意志，不顾家庭和社会的层层压力，坚定走自己的道路，她的朋友想劝她脱离汉口革命政府，甚至安排了一条日本船让她出走，然而她拒绝了。
人在孤单无助的时候特别想得到来自亲人的支持和力量，而宋庆龄自从跟着孙中山走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和家人的关系疏远了。父亲宋耀如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的身份执掌门户。
可以说，刚开始时，宋氏家族内部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姐妹们在政治上也基本能达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但自中山先生去世后，随着国民党内部的决裂，蒋介石的崛起等，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有的和谐局面，内部团结的基础开始松动。
在紧张的形势下，精明的大姐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重新寻找可以依靠的新势力，为丈夫孔祥熙的前程铺好道路，重振宋家辉煌。令宋庆龄感到气愤的是，大姐盯上的靠山是叛变孙中山先生遗愿的蒋介石，而交易筹码竟是小妹宋美龄。
早在1922年的上海，蒋介石无意中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宋美龄后，就立即对其展开了追求。中山先生还在世时，跟宋庆龄说过蒋介石想娶小妹为妻的想法，宋庆龄当时坚定地表示不同意小妹跟这个有妇之夫在一起。
但当宋霭龄知道蒋介石钟情小妹宋美龄后，便心动了。宋家当时需要一个助推的力量重现辉煌，一旦促成蒋宋联姻，对双方都有好处。
在对比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实力之后，精明的宋霭龄将目标锁定在蒋介石身上，宋家必须跟老蒋联合起来才能实现“双赢”，于是她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南京国民政府这边。宋庆龄代表的是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深恶痛绝。姐妹俩在小妹的婚姻问题上态度迥然不同。
宋霭龄和宋庆龄这一对姐妹，在性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早些年，宋霭龄在父亲的影响下投身革命，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革命党人。但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群龙无首，她必须物色一位很好的靠山继续宋家的辉煌。抱着对革命不同的态度和最终目的，一个特别的情景出现了：宋庆龄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和理想主义，想得更多的是为国为民，完全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而宋霭龄的思想则越来越保守和功利，她追求利益的愿望也越来越鲜明。
在政治思想上的殊途反映到了生活中。宋美龄在宋霭龄的一番“游说”下，逐渐倾向于蒋介石，这个结局是宋庆龄极为不愿看到的。宋霭龄在家庭宴会上提出蒋宋联姻的想法，征求家人的意见，顿时激起不少反对意见。
除了宋庆龄以外，在宋家，不喜欢蒋介石的还有宋母倪桂珍以及大弟宋子文。但这两人先后被宋霭龄“搞定”，蒋宋联姻全无障碍。
随着宋霭龄的“倒戈”，蒋宋联姻最终结成，贴上各种标签的联姻被国人津津乐道。然而，宋氏家族却面临着第二次分裂。
国共合作失败，宋庆龄远赴苏联
宋庆龄跟大弟宋子文的关系一直很好，但宋子文随后在大姐宋霭龄的规劝下“加盟”了南京国民政府，让她心痛不已。
效忠南京国民政府后，宋子文还充当了一回蒋介石的说客，专程从上海赶到武汉游说二姐，提出种种好待遇企图软化宋庆龄。
宋庆龄越听越心寒，她知道姐弟俩的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性格刚强的她永远忠于自己的革命信念，当即拒绝了大弟的“好意”，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姐弟感情随之破裂。
后来，有史学家这样评论宋庆龄：“这种以政治信仰和理想超越亲情的例子，世界甚为少见。”在这些史学家们看来，那些没有坚定革命信仰的人永远不能理解宋庆龄的“狠心”。
宋庆龄也想过自己的出路，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武汉政府失败了，她会去苏联，所以，她时常跟着鲍罗廷顾问手下的阿基莫娃学习俄语。
1927年7月，武汉革命形势一落千丈，完全没有了生机。在南京方面反共政策的高压下，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提出共产党放弃革命领导权，完全解除革命武装的要求。虽然共产国际意在加强国民党中央左派力量，并提出“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紧急指示，但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革命面临着失败。
与此相反的是，本来就有反共情绪的汪精卫借机制造各种谬论，大搞反革命，叫嚣“一条船上不能有两个掌舵的人”。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汪精卫的解释是，三大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暂时性政策，环境在变化，政策也要跟着变。
汪精卫的一番谬论让宋庆龄颇为气愤，她陷入了沉思。她深知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是经过无数努力的实践才最终得出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权宜之计。7月14日晚，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宋庆龄拒绝出席。
与此同时，宋庆龄正在打印着一份题为《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的文章，简称“714声明”，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我认为我现在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作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针对汪精卫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那些谬论，宋庆龄谈道：
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的机关。
最后，她对自己的引退做出了说明：
现在，我认为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后来这份声明以革命传单的形式贴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为革命鼓舞打气。
随后，共产党人全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转入地下工作，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与鲍罗廷一起去往苏联暂避。宋庆龄也离开武汉，返回上海寓所。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为安全起见，只与家人见了面，不再与外界接触，但是宋庆龄回沪的消息还是被记者知道了。蒋介石获悉后立即派何应钦前去上海，务必恳请孙夫人出山，但被宋庆龄严词拒绝。随后，宋庆龄通过通讯社重申了她的“714声明”，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
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宋庆龄通过美国女记者雷娜·普罗美与苏联秘密联系，希望赴苏。普罗美是武汉国民政府办的唯一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正是她替宋庆龄一行办好了赴苏相关手续。苏方同意以苏联政府名义正式邀请宋庆龄访苏。
接到邀请后，宋庆龄决定马上动身。但是当时没有从上海开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轮船，一直等到8月中旬才终于成行。
对宋庆龄赴苏的做法，包括宋母倪桂珍在内的宋家上下都表示反对。他们觉得宋庆龄随便去哪一个西欧国家也强于去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但是宋庆龄表示，除了苏联，她哪儿也不去。全家人都拗不过老二的倔脾气，只好“放行”。
这次陪同宋庆龄访苏的，除了雷娜·普罗美之外，还有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和秘书长吴之椿，6人一同远赴苏联。
与当初起草“714声明”一样，宋庆龄于8月21日赴苏前发表了一篇《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由于孙中山以大政治家的风度运用了三大政策，并由于三大政策使各种力量相互结合，国民党才能结束十年来广东的混乱局面，创建了并供应了革命军队……除了在广东的惊人政绩以及在北伐中取得的伟大军事收获外，国民党在中国历来只有失败和耻辱的国际舞台上还获得一些值得纪念的成就。它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地提高了，迫得列强的代表与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在会议上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使世界各地朝野人士都重视他就国民革命的目的与抱负所发表的谈话。在那些日子里——还只不过三个月前啊——国民党可能叫人憎恨，甚至叫人害怕，但是没有人敢轻视它。
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国民政府的盛名，现在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昔日受革命委托而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今日却任凭长江一带的新督军府操纵利用国民党……
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因此我得出结论：在与国内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下正确地配合运用由三大政策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国民党内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孙中山活着，他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必须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因此，我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
宋庆龄的这份声明，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背叛“三大政策”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不点名地批评了蒋介石与汪精卫之流的丑恶嘴脸，她依然坚信中国革命必定会走向最终的胜利，在声明的最后，她还明确表明了自己是带着同苏方合作的使命前往苏联的。
抵达海参崴之后，宋庆龄一行改乘苏联专门调配的火车，远赴莫斯科。在旅途中，宋庆龄仍不忘工作，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她写下了《向苏联妇女致敬》、《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等多篇文章。
9月6日，宋庆龄一行终于抵达莫斯科。到达时，苏联政府安排外交部长季维诺夫等人接车。车站站台上站满了工人、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妇女团体以及中国侨民，欢迎人群中还有人举着中文为“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的横幅。
宋庆龄在莫斯科受到了国宾级的待遇，但是忧虑中国革命的她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她到莫斯科的目的是让苏联重新评估和肯定中国革命，但她碰到的却是一场评价中国革命价值和方向的激烈争论。国家领袖斯大林和共产主义左翼领袖托洛茨基都坚持自己对中国的指导意见是对的，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不在自己。
11月1日，宋庆龄在莫斯科与邓演达（先期赴苏）、陈友仁共同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表示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
11月21日，陪宋庆龄一起赴苏的好朋友普罗美因患脑炎去世；12月1日，小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消息从上海传来，对宋庆龄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她感到身心俱疲。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幸好还有陈友仁、邓演达的鼓励与支持，宋庆龄这才支撑了下来。
在苏联期间，宋庆龄参加了一些演讲活动，比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外第一所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宋庆龄对这里的学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她希望中山大学的学生能够继承孙中山遗志，高举三大政策精神学习奋斗。
在莫斯科，宋庆龄经常收到蒋介石的来信，大多是说南京政府形势大好，希望她回国就职等甜言蜜语式的劝降。同时，她也接到了母亲和小妹的劝说信，这些微妙的“巧合”让宋庆龄觉得有些不安。12月17日，宋庆龄回复了蒋介石来电：
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这种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
精明的蒋介石收到这封回复后，在复电中表示宋庆龄被迫滞留莫斯科是受人胁迫的结果，不是自己所逼。宋庆龄对这封假惺惺的复电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的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作出了致命的决定……
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宋庆龄多次用这种严厉的口吻揭穿了蒋介石的劝降请求。
当时的苏联，苏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左派被开除出党籍，在莫斯科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宋庆龄作为国宾又是党外人士不方便对这些敏感事件发表看法，也不宜参与苏共党内的事。但眼前的情形使她明白，要想在苏联寻求更大的实质性帮助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她准备离开莫斯科。
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商讨后达成共识，准备离开形势不稳定的莫斯科，将工作任务放到其他地方开展，加之莫斯科医生没能治好宋的皮肤病，所以决定前往医学更发达的德国。
邓演达先行离开莫斯科去柏林为宋庆龄打前站，陈友仁则去了法国巴黎，寻求革命合作事宜。
流亡德国，日子清贫孤寂
1928年5月4日，宋庆龄到达德国首都柏林，开始了在德国生活的日子。在人生地不熟的柏林，经常来看她的便是邓演达，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中国革命问题。
两人基本观念一致，所以谈得很投机。邓演达还不时赴西欧各国考察，就中国革命问题与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了解外国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宋庆龄在德国
在柏林，宋庆龄电话拒绝了大弟宋子文为她开支票的要求，拒绝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提出的有政治目的的有酬演讲，拒绝接见美国驻国民党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她每天深居简出，过着清贫孤寂、平静怡然的日子。
宋庆龄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有亲人来看望她。这年夏天，宋庆龄的小弟宋子安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时特意选择了绕道柏林看望二姐。宋庆龄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与小弟宋子安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
弟弟的到来给宋庆龄无聊孤寂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欢乐。姐弟俩参观柏林大学，游览城市公园，尽情地游玩。谈到政治把宋家人分离的事实，宋庆龄教育小弟以后最好不要从政，还开玩笑地说做个工程师就很不错，这从侧面反映了宋庆龄希望宋家人团结互爱的美好愿望。
一周后，宋庆龄陪同弟弟到汉堡，亲自把他送上了赴上海的轮船，依依惜别，并让他代她向家人问好。
11月，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因公赴德，特意去看望了宋庆龄。宋庆龄跟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都是多少年的革命战友，所以宋庆龄把廖承志当成亲侄子一样看待。
这位不久前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青年，给宋庆龄带来了积极、阳光的青春气息，宋庆龄特别高兴。后来，两人还一起前往巴黎，与留法的廖承志姐姐廖梦醒见面。
对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她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己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度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从斯特朗的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得出来，她眼中的这位年轻女子的性格是多么坚韧勇敢，她孤身一人身处德国，面对诱惑毫不动摇，对谣言置之不理，有着多么坚强的心性。虽然暂时流亡西欧，但这并不影响她追求和平、民主，拯救中国的强烈愿望。
在国民党右派反动的险恶形势下，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不改初衷，勇往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坚定立场。革命的道路依然漫长，宋庆龄一直在路上。
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后，很快成了国民政府第一夫人，从此，她顶着“第一夫人”的光环辅佐蒋介石。她深入前线，亲身经历中原大战、积极“剿共”、陪夫西北华北之行，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与此同时，她还积极投身于社会事业，如管理励志社、创办遗族学校、开展新生活运动等。在姐妹关系上，她与二姐宋庆龄之间，由于政见的不统一，彼此的隔阂越来越大……
成为第一夫人，积极参与改造南京城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奢华盛大的婚礼，正式成为夫妻。和其他新婚中的夫妻一样，两人开始了蜜月之旅。
至于蜜月旅行地的选择，宋美龄一开始选择了美国。但是根据当时国内形势，蒋介石很可能会马上被邀“出山”，所以只能重新安排。最后，蒋宋选择了离上海不远的浙江莫干山旅游胜地。就在他们新婚的当晚，在200名卫兵的保护下，两人乘专列去往莫干山。
列车到达杭州后，好友张静江为他们接风洗尘，宴会过后，蒋介石收到了一份密电，在和张静江进行一番秘密的交谈之后，蒋赶往他在杭州的下榻处澄庐，取消蜜月之旅，并告知宋美龄他要重新“出山”。宋美龄得知后欣喜若狂，尽管蜜月暂时搁浅，但她丝毫没有怨言。
在杭州稍作逗留后，12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回到上海。
当时的南京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斗争严重，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政府在绝望中恳请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继续北伐，统一全国。
在精心上演了一出勉为其难的戏后，12月10日，蒋介石官复原职，再一次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1928年2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至此，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全部统一集中于蒋介石一人之手，宋美龄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
蒋介石复职后，宋美龄陪丈夫来到南京。在繁华的上海待习惯了，来到经济远不如上海的南京后，宋美龄很不适应。房屋简陋、马路狭窄，看似十分萧条。宋美龄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时南京政府许多官员的妻子宁愿留在上海，也不愿意随丈夫前往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确实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宋美龄后来还为改造南京一事找过时任南京市长的刘纪文商量。刘纪文是宋美龄在美期间的初恋情人，后来由于蒋宋联姻，刘纪文选择放手，蒋介石答应宋美龄，给了刘纪文相应的好处，让其出任首任南京市市长，刘纪文也非常感激。
在刘纪文的帮助下，不久，蒋氏夫妇聘请了中美两国建筑师共同设计出了糅合中西元素的新政府大楼，拨款拓宽马路，以他们理想中的首都模样打造新的南京城。
在刘纪文担任南京市长的两年任期内，南京城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奠定了今天南京市中心区的道路格局。1928年8月至1929年5月建成的中山大道，至今仍是南京的主干道之一。
在南京，蒋介石平时与同僚之间有很多应酬，蒋介石每次都会带上新婚妻子。在宴会中，宋美龄是唯一的女性。她曾说：“我想这些官员起先颇为意识到我是个女性，但是后来我全心地投入帮夫的事业，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女性，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蒋介石屡次将宋美龄带到这些场合，是希望宋美龄明白，她不是一个单纯的妻子角色，同时也是政治伙伴。她天生具备的交际才能，弥补了蒋介石在这方面的不足，对他的政治生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管理励志社，创办遗族学校
1928年的南京是座古老而残破的城市，虽然已经着手建设，但是对于曾久居美国和上海的宋美龄来说，仍是个不小的挑战。
在跟随蒋介石赴前线的督战过程中，她发现前线生活实在无聊之极。将士们在战时之余，如果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可供消遣，就会因生活空虚而放纵自己，奸淫妇女的行为在当时时有发生。
那些来南京拜访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也表示，公务之余，没什么好消遣的休闲活动，提议校长和夫人可为军官们办一个类似俱乐部性质的军官组织。
早年留学美国的宋美龄在校期间读了不少兵书，她深知，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强弱跟将帅们平时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所以她觉得有必要在这方面做些什么。
1929年1月1日，在宋美龄的劝说下，蒋介石在黄埔同学会励志社的基础上成立励志社。励志社主要模仿对象是日本军队中的“偕行社”组织，由蒋介石担任社长，但实际负责人是总干事。励志社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他同时身为实业部实业司司长，不久因工作繁忙，总干事一职易主黄仁霖。
黄仁霖在老蒋的众多心腹中，算得上是一个“异类”。因为蒋介石身边的人大都出自黄埔军校，黄仁霖却是留洋归来。当年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同样身为基督教徒的黄仁霖与孔祥熙相识。孔祥熙很欣赏他，举荐其进入励志社高层。另外，因为黄仁霖的岳父余日章是宋美龄与蒋介石婚礼的主持人，所以宋美龄也很照顾黄仁霖。
蒋介石想把励志社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简单而言，蒋介石就是为了保持黄埔“革命精神”，把黄埔学生聚集在自己周边，培养嫡系力量。关于励志社的宗旨，孔祥熙在与黄仁霖谈话时是这样说的：“蒋总司令要创办一种运动，名叫励志社。这是总司令的一种观念，因为在军事作战中，征服一些城市和省份并不难，但要改变人心却很不容易。他想要发动一种运动，以此来改变他的军官和学生们的心理和行为。”
蒋介石为励志社题词“立人立己，革命革心”，同时规定了十条戒律，即“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老蒋规定的革命理念与戒律，无非就是向嫡系传达了一种“革命精神”。
蒋介石的本意是想让励志社成为一个端正军中风气，培养力量的场所。但是，在宋美龄的主持下，励志社逐渐“偏离”了老蒋预想发展的轨道，成为一个“四不像”组织。
其实励志社算不上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充其量是一个服务机构。励志社的工作人员都穿军装，但武官部门又从来没有将这些穿军装的当做“武官”看待。
就是这样一个“四不像”组织，却深得蒋氏夫妇的倚重。战后，励志社成为接待外国来华军政人员的主要去处，特别是美军顾问团。因此这里的保卫工作尤为严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得了励志社。蒋介石身边的特勤人员张毓中曾表示，励志社宛如一个附带酒店的高级会所，只不过这个会所并不向外界公开而已。
据张毓中回忆，励志社南京总社“面临明故宫机场，是新建的宫殿型西式洋房。占地广大，建筑雄伟，设备精美，装潢堂皇。设有礼堂、会议室、套房、中西餐厅等。并附设跑马场、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弹子房等，是当时首都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场所，也是国内外闻人政要下榻之处所。”
虽然蒋介石是名义上的社长，但因政务繁忙，平时并没有多少精力去过问励志社的事情；而黄仁霖虽然贵为总干事，但也得听从蒋夫人宋美龄以及孔祥熙的指示。宋美龄一直掌握着“励志社”的主要人事权，并培养了包括黄仁霖在内的一批亲信。
实际上，励志社就是蒋家王朝的重要内廷机构。时任励志社副总干事长的侯鸣皋在其著作《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一书中，有过关于励志社的这样一段文字：
一是接待国外军政要员，二是充当蒋介石的内廷供奉，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社，后来发展到担任文化娱乐工作。如蒋氏夫妇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一手操办。同时，蒋宋的油画肖像、宴会或晚会演出的节目，都是由励志社里的美术股、中西餐部、戏剧股、音乐股负责办理的。宋美龄喜欢看美国电影，也由电影股派人到中央电影部取片在励志社内放映。蒋氏夫妇很少到剧院看戏，却常在励志社看。……此外，励志社内还设有网球场、篮球场、手球场、跑马场等，经常举行网球、篮球、弓箭比赛及国术表演等，地域颇大。
那段时期，励志社成了宋美龄以及蒋介石多数时候文娱消遣的好地方，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曾受邀在此演出。当时的票价高达十元一张，比一担白米还贵，但是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将官捧场，座无虚席。加之那个时候正是梅兰芳大师艺术生涯最巅峰的时候，他嗓音甜润响亮，台风雍容大方，每唱完一段必搏得满堂彩。平时就很喜欢看京剧的蒋介石听得特别入迷，常带头鼓掌，宋美龄也乐于看到丈夫在战后轻松享受这些美好的时光。
励志社除了举办一些内部活动之外，还参与了部分公众活动。1929年6月，励志社接手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工作，将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骨，移葬到南京的紫金山中山陵。在孔祥熙、宋美龄、黄仁霖领导的“励志社”的全力以赴下，奉安大典圆满完成。
在宋美龄的领导下，励志社风光无限。抗战后，各地分社纷纷建立，最辉煌的时候全国励志社有职员、社员15000多人。励志社成为宋美龄集团的支柱和重要政治班底，同时也是国民党军队内最大的群众组织。蒋介石和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由励志社首先掀起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接受日军投降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国战区接受日本签降仪式也正是在励志社完成的。1949年4月，国民党败退台湾，率先入城的解放军三野八兵团三十五军，将军部设在了励志社。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中山东路的励志社先后成为华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幼儿园、中苏友好交际处、江苏省委招待所、钟山宾馆，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成为一段历史沧桑的见证者，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除了管理励志社，差不多同一时期，宋美龄还创办了一所关注战争遗孤的遗族学校。
经历过北伐战争之后，宋美龄见南京国民政府已经牺牲的军人后代，大多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孩子缺乏有效系统的教育且生活艰苦，这使得宋美龄萌生了一个想法，筹办一所专门对烈士遗族进行教育的学校。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宋美龄通过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提议得到通过。当时筹备委员共设11位，他们分别是宋庆龄、宋美龄、蒋介石、蔡元培（教育部长）、胡汉民（立法院长）、戴季陶（考试院长）、何应钦（黄埔军校教育长）、何香凝（廖仲恺夫人）、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刘纪文（南京市长）、王文湘（何应钦夫人）等。
11位筹备委员中，只有宋庆龄没有参与会议，但是蒋介石考虑到宋庆龄极高的威望，便任命宋庆龄担任遗族学校校长。由于宋庆龄当时身在欧洲，正忙于从事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工作，所以建校的一切事宜全权委托给宋美龄办理，宋美龄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工作。
遗族学校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及女校”，校舍选择在环境优美的紫金山中山陵，于1929年9月建成。建成后，筹委会改称校董事会，宋美龄成为校董。遗族学校专收北伐中阵亡将士的子女和辛亥革命以来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牺牲的先烈后代。
■1947年的遗族学校校园
1930年，鉴于男女青年所受教育的不同，学校女生迁往新街口羊皮巷校舍，定名为“国民革命军遗族女校”，遗族学校男女生分开在两地教学。与此同时，在男校对面动工建设女校。1936年，女校建成后，当初迁往新街口的女校迁回紫金山，宋美龄任校长。
遗族学校的办学经费起初主要来自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后来由于宋美龄本人以及众多国民党要员的参与，学校经费采取公开劝募方式获得，国民政府也从财政中拿出钱积极支持学校建设。这里的学生无疑是幸福的，除了一切学杂费免除之外，在校的一切生活开支也均由学校支付，可见蒋介石与宋美龄对这所学校的重视。
宋美龄亲自抓学校的校务管理工作，她每周至少去学校三次，处理校务，研究处理相关问题。她还常常与蒋介石一道，或在学生早起前，或在学生晚寝后，在校园里到处走走。校务主任储子润常跟在蒋氏夫妇身后，陪同巡视，遇到问题及时做出答复。
由于宋美龄经常陪同蒋介石飞赴各地考察，不在南京时，她就将权力交给学校校务讨论委员会，由其全权处理相关事宜，但是待校务讨论委员会将事情处理完毕后，必须向她汇报。
宋美龄虽然没有做过老师，算不上一个有教育经验的人，但是对教育问题也有着独到的见解，比如推崇手脑并用的教育方针，学教合一的教育理论等。宋美龄十分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并将“双手万能，手脑并用”作为遗族学校的基本校训。
为此，她曾说：“我向来主张教育不但是只重精神的训练，而手足的活动，与一般的生活，也是同样的注意。尤其是对于革命先烈的子女，更要养成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力，使他们彻底了解生活的价值。……我希望他们能够具有中国旧道德和现代新知识，发展蓬勃的精神，高尚的志趣，成为建造新中国的柱石。”
学校设有小学6个年级，入学年龄6—11岁，另设一个职工科农事班，入学年龄最大不超过20岁。全校分为职工、小学、保育三部，后来又办了中学。宋美龄在遗校内设立职工科农事班后，特别从上海迁来一个良种乳牛场（今南京卫岗奶业前身），开办了400多亩地的农场，200多亩地的园艺场，同时为女校学生提供编织、缝纫等的实习场所，还在新街口羊皮巷口设立商店，专门销售学生自产的农产品及女校学生制作的工艺品等。
1930年，孙中山的美国老朋友林白克来遗族学校参观，听完宋美龄关于遗族学校校训的介绍后，赞誉遗族学校为“当今东方第一所新兴学校”。宋美龄非常高兴自己的努力成果得到了外界的肯定。
遗族学校培养的童子军十分出色。童子军是由英国罗伯特·贝登堡爵士于1857年首创，旨在通过野外活动的训练方式，将青少年培养成快乐、健康、有用的公民。1935年，遗族学校学生汤护民曾代表中国童子军出国参加美国童子军25周年纪念大会，1937年，汤护民又以中国童子军代表团队长的身份，率队到荷兰参加世界童子军第五次露营大会，并在录选考试中获得第二名。宋美龄得此喜讯后非常高兴，在汤护民回国的第二天，亲自到校祝贺。
学校在培养学生动手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其中一个最有特色的项目就是学校要求学生设计自己的房舍。宋美龄给出的要求是，学生自己设计、自己施工，靠自己的智慧完成工作。这一活动在教导员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开展，但后来由于战争的爆发，这一任务被搁浅。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局势紧张，校董事会决定暂时停办遗族学校，对于学校学生，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安排。尚且年幼的学生一律遣送原籍；想升学的学生则被安排到大后方的各个学校继续学习深造。初、高中在校学生大多安排在贵州省铜仁县中学和国立三中就读；对于不想离开南京的学生，学校将其安排在校办农场、牛奶场以及园艺场等处工作，这样他们可以一边维持生产，一边照看校舍及相关设备。
在大后方，很多遗校学子努力学习，考入了迁到后方的金陵大学（成都）、西南联大（昆明）等高校，这让宋美龄看在眼里，喜在心中。遗校学生的成绩报告单她每学期都会亲自过目，并以此决定每年助学金的金额。
一些学子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被委以重任，如将金陵大学农科院毕业生汤鹤松安排为遗校农场主任，王育民为牛奶厂厂长。由此可见，宋美龄很乐意给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安排各种工作，很在意他们的前程。
1937年，宋美龄在美国《世界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这样一段关于遗族学校的话：
七年前我在南京，由政府赞助，为国民革命军将士的遗族创设了两所学校。我们并不给那些学生以军事训练，这似乎很特殊。我们认为国家的基本力量，并不在军事精神，大半还有赖于高尚的道德和推进经济建设的能力，所以我们特别着重农工知识与技能的训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鉴于抗日战争中更多的阵亡将士子女需要收容教养，宋美龄决定恢复遗族学校。在战争中破败的遗校重新修葺一番，于1947年秋季正式开学。
宋美龄工作之余并没有忘记遗校，经常抽空去学校看望孩子们，了解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情况。她亲自参与学校的一些制度建设，其中有一个规定就反映了宋美龄的良苦用心。她规定，学校奶牛场产的牛奶，除了对外销售之外，还得供应日常所需，为了让学生跟得上营养，所有学生每天第二节课后必须加饮一斤牛奶，这样优待学生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
遗族学校的孩子在宋美龄的细心照顾下，接受教育，长大成人，奠定了事业基础，也有了家庭。他们对这位近似母亲般的女人心存感激，都热情地称宋美龄女士为“蒋妈妈”。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遗族学校再一次面临遣散，一部分学生被家属领回，其余学生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寄读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附中。1953年，遗校的最后一批学生正式毕业，自此，遗族学校走完了它25年的办学生涯。至今，仍有部分在世遗校毕业生分布在世界各地。
1997年，宋美龄百年华诞，除了台湾当局部分领导人、蒋介石旧部等赴美庆贺之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遗校毕业生也会聚纽约为“蒋妈妈”祝寿，宋美龄感到特别欣慰。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自己风风雨雨走过的这一百年，宋美龄自认为办得最满意的事情就是遗族学校，培养了这样一群有孝心的孩子。
2003年10月24日，宋美龄在纽约逝世。在纽约华埠圣约瑟教堂举行的纪念宋美龄追思大会上，一群年逾古稀的中国面孔唱着《慈爱的母亲》：“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圣洁多么慈祥，发出爱的光芒……”他们向宋美龄致敬，场面极为感人。而这群老人正是“蒋妈妈”的孩子，遗族学校曾经的学生。
中原大战，宋美龄助夫胜敌
在南京，重新上台后的蒋介石积极策划进行“第二次北伐”。宋美龄充当了蒋介石的秘书和翻译，并参与了“第二次北伐”的筹划活动。
宋美龄在这次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一，她缓和了蒋介石与其他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二，她深入部队，给蒋介石的军队带来了安抚和温情。没有宋美龄这个“润滑剂”，“第二次北伐”的准备工作就远没有计划中的顺畅。宋美龄凭借着独特的交际才能和沟通技巧，一步步成为蒋介石集团的要员，最后进入国民党统治的最高决策层。
1928年4月，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等）四大集团军直逼平津。结婚不久的宋美龄首次以蒋夫人的身份随夫出征，陪伴蒋介石身边。
1928年6月，在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系军阀张作霖全线崩溃，退出北京，北伐以胜利告终。随后，张作霖在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死，由此，退居东北的奉系军阀实力大损。
在北京，宋美龄与丈夫一起参加了对北伐军阵亡将士的授勋典礼。周末闲时，还参加了在京外国人举办的周末酒会。美丽活泼、受过美式教育的宋美龄在这种酒会上很“吃得开”，颇受众人欢迎，这也是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之后的首次小规模“表演”。
北伐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宣布进入训政时期，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过渡阶段。然而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蒋介石一个人手里。迫于外界舆论压力的影响，蒋介石也做出了所谓的“选举”活动。与此同时，宋美龄通过写给外国友人的信件、随笔和文章，努力将中国描绘成“民主”的政府形象。
婚后第二年，蒋介石偕妻子宋美龄回到浙江奉化老家省亲、祭祖，正式确定了宋美龄的名分，蒋家族人还特意为宋美龄在丰镐房布置了一间卧房。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宋美龄的一再督促下，接受了牧师洗礼，正式皈依基督教，兑现了当初对宋美龄以及宋母许下的承诺。此外，蒋介石接受洗礼也是一种积极的亲美信号。《纽约先驱论坛报》就曾经指出，蒋介石是一个“为物质利益而接受洗礼的基督教徒”。
在国民党政权根基未稳的艰难时刻，宋美龄做出了很多努力。她动员宋氏家族所有成员全力支持蒋介石，当然，远在西欧的宋庆龄除外，二姐宋庆龄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自己婚礼的亲人。由于政治观念上的分歧，她知道某些方面她正在与二姐渐行渐远，心中虽感遗憾，可也无能为力。
“第二次北伐”完成以后，四大集团军之间矛盾重重，爆发了一系列新一轮的军阀混战。蒋介石先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为控制两湖地区进行战争。接着，又和冯玉祥在华北开战。后来，阎锡山联手冯玉祥加入战争，演变成1930年4月发生的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开展时，宋美龄经常陪同蒋介石往返前线，后来她在写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
你无疑已从报上得知，中国军阀尚未被打倒。他们为了保持各自利益范围满足私欲，公然反抗中央政府，而置唯有统一才能救国于不顾。我丈夫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已尽最大努力阻止反叛将军阎锡山和冯玉祥作乱。可是这些将军封建意识浓厚，只顾私利而不知其他，因而中央政府只得颁布戡平叛乱的命令……
一想到这种灾难我就感到痛心疾首。连年旱涝饥荒，共匪乘机作乱；而现在，为了满足无聊军阀的贪婪欲望，又要进行一场血腥战争。
从宋美龄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她完全站在丈夫蒋介石的角度，对当前战争根源做了一番表白。中原大战中，双方调动了百万军队投入战斗，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华北地区陇海一线展开激战。这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涉及地方军、杂牌军之多，对政局影响之大，在“中华民国”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正面战争激战正酣，后方也没闲着。宋美龄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对于蒋武力统一全国起到了一定作用。
蒋介石让宋美龄北上笼络冯玉祥骨干力量韩复榘，对战局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韩复榘是冯玉祥一手提拔上来的老部下，当时为河南省主席，蒋介石有必要拉拢他。
■“第一夫人”宋美龄深入前线
宋美龄单独北上与韩复榘会面，一阵清风细雨式的谈话再加上一阵夸奖，性情鲁莽且无多少心计的韩复榘心花怒放。当韩复榘说到要在河南实行反对蓄婢纳妾、禁止女子缠足束胸的举措时，宋美龄表示非常赞成，还说要代表全国两万万妇女向他表示敬意，韩复榘不禁直呼受之有愧。宋美龄借此话题谈到当前全国革命的形势，说主席要想在河南实行一系列改革，前提是要保证有一个和平统一的大环境。
韩复榘听到这些话，立刻明白了宋美龄的用意。宋美龄继续表示，委员长很看重韩复榘，想让他担任第一军团的总指挥，还另调一些部队任其调遣，并为他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韩复榘就这样被宋美龄的一番话感动了，表示愿意站在中央军这边。但是注重感情的韩复榘也表示，他唯一不想做的就是把枪口对准恩人冯玉祥，如果可以，他更愿意进攻阎锡山。显然，宋美龄的游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后来，蒋介石在徐州军事会议上作出部署安排，按照韩复榘的意思，将其第一军团调往山东，正面阻击阎锡山南下的进攻力量，对当时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12月29日，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由此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0年10月，在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的帮助下，蒋介石在正面战场连续击败北方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集团。中原大战以蒋介石中央军的胜利而告终。
积极深入前线，成为蒋介石“剿共”“知音”
在中原大战进行的同时，共产党的力量也在蓬勃发展。中国工农红军经过几年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十余块苏区，一直积极反共的蒋介石面对这个状况再也坐不住了。中原大战刚一结束，他就迅速抽调兵力，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将重点置于江西的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在长沙不幸被捕。国民党劝降不成，杨开慧拒绝退党或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一个月后被国民党杀害。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不已。
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蒋介石先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一次比一次猛烈，却一次又一次被中国工农红军击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东北沃土陷入敌手，张学良对此痛心不已。伪满洲国的建立，清朝溥仪皇帝成为东北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南京政府将此事提交国际联盟，希望对方能够出面干预，但是国际联盟对此毫无反应。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共产党人和爱国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舆论矛头一致指向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备受质疑。共产党领导的抵制日货运动发展到高潮，眼见事情不妙的宋美龄立即通过外交渠道向西方国家报道了这次事件，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声明：
共产党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鼓动和利用我们单纯、充满热情的青年学生，煽动他们与日本军阀立即进入敌对状态。
类似的很多声明都是出自宋美龄之手，她完全从一个娇羞的新娘变成了蒋介石身边最给力的政治伙伴。美国驻南京国民政府大使曾经就这样说过：“她坐在这位统帅身边，告诉他做什么，然后他就照做。”“她发表声明，他们就照着做，她有巨大的影响力。”
南京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制，限制了知识分子的自由。蒋介石在正面对阵共产党的军队时，也不忘打击任何倾向共产党的思想异议，一些白色恐怖统治甚至出现在了大学的校园里。共产主义拥护者是主要打击对象，进步学生经常无端地遭受搜捕、开除和逮捕。
蒋介石一意孤行，遵循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论调并积极“剿共”，在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1933年11月，被调往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在福州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带领下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蒋介石对此大为震惊，急忙调兵镇压。
1934年1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前往福建督战。不久，她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发表《闽边巡礼》，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有时公路穿过山谷，既窄且陡，两旁高山崔巍欲堕，颇有直迫行人头上之势……有时我们沿高原边上的悬崖奔驰，开车一不小心，就会堕下深渊……事后我丈夫深悔不该教我冒这许多危险。所幸人们在身处危境的时候，每每不如追想时那样觉得可怕的。一星期后，丈夫动身向南边的建瓯去。他坐军用飞机，一小时便到了，可是此去的航空途中，寒冷而危险，所以打电报来，叫我乘船前去。……我带着美籍看护妇、女秘书、女仆和男仆、卫兵等，同行共有六七十人，分乘五个民船、五个竹筏。……
我丈夫坐飞机一小时便可到达的那段路程，我们坐小船费了四天四夜的工夫。……步行时我走过许多村庄，都是杳无人影，很难得看到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大半都像死寂了的世界……整个村镇里只听见我手杖的答答声，和我们在街石上的一阵步履啄啄声。空屋的大门敞开着，残破的家具散乱在里面，给“匪徒”匆匆纵火而没有烧起来的墙壁上留着焦黑的烟痕。“匪徒”的凶恶，于此可见一斑。
凡是民兵们没法带走的东西都给毁了。毁灭和死亡，弥漫了整个村庄。……举目所见，一片空虚，一片荒凉。为什么呢？“匪徒”的成绩啊！……
在福建不上两月，我们就打胜了，一部分由于近代航空的力量。我草此文时，江西方面，胜利也就在目前了。但是我们把叛军镇服，匪徒的深山坚垒也给扫荡以后，问题尚不能就算解决。……
正如信中所说，“福建事变”很快被蒋介石平定。通过这篇文章，宋美龄将自己的感情和对“共匪”深恶痛绝的立场全盘托出，将“叛军”、“匪徒”的凶恶行径全部嫁祸到“共军”头上。相应地，将她和丈夫的此次福建之行说成是“挽救”人民于火海，将“夫唱妇随”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甘心前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在1933年10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年底，宋美龄也来到了南昌行营“围剿”前线。1934年1月，由于天气阴冷，宋美龄患了感冒卧床休养，这时她向秘书口授了一封信，寄给了远在美国的一位老师。她在这封信中写道：
我担任士兵慰问团的领导，尽心指导江西妇女慰问伤兵。我们要随军向腹地接近，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很高兴，我的健康良好，能够坚持，这样我就能同他在一起，就能协助他。假如我静坐家中，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将长期无法团聚，所以我宁愿同他在一起……我们虽不得不放弃一些物质享受，但那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俩互不分离，各有工作。
除了跟随丈夫在前线活动之外，宋美龄还不时地向国外宣传他们的“剿共战果”。她在写给外国友人的信件和国外杂志的文章中，经常把国民党军队摧毁村庄、焚烧农田等罪行说成是“赤色分子”所为，极力“美化”国民党。
1934年，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没能冲破蒋介石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离开南方和中原地区，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2月，待工农红军主力进入西南川黔境内后，宋美龄随蒋介石赴西南部署追击工农红军。
在与红军进行的“遵义之战”中，国民党川黔军战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让蒋介石很是恼火。他立即带夫人赶赴贵阳，开展所谓的“督剿共匪，实施禁烟”运动，力图扭转败局，并派遣滇军孙渡纵队赶赴贵阳支援。
在西南的几个月里，宋美龄分别从贵阳、成都以及峨眉山向“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寄出了三封信，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她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要将我们的这个堂堂大国——中华民国最近的时事告诉你们一点。你们知道：贵阳是贵州省的省城……我们这里四周都是“共匪”，他们正用恐怖手段来残害百姓。所以委员长要到此地来把他们“剿灭”。现在他们离开我们只有二十英里，但是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要被国军消灭干净的。那时候我们便可以真正做一番事业来救百姓，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了……
四川二十年来虽不断地遭到内战的惨祸，可是在成都仍到处可以看到富庶的景象。……天气太热，我们就到峨眉山来，峨眉山在成都西南，是著名的佛地。……我们住的屋子都有林木隐掩，远远近近还有若干同样的房屋散布着……
1930—1935年，蒋介石对中共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欲将共产党扼杀在革命的襁褓中；长征后，国民党军队联合西南各地军阀和杂牌军又开始了在西南的“围剿”与封堵。这期间，宋美龄都全程陪同蒋介石，并参与其中。
高举“新生活运动”大旗，不遗余力做宣传
平息福建事件之后，蒋介石全力进行第五次“剿共”，并取得一定进展。蒋宋二人也分析了几次“围剿”的失利以及福建政变的原因。他们意识到，应该做一些军事以外的努力，激活革命。
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并留学美国的宋美龄，把目光投向了国外。放眼看世界，这个时期的德国正推行“纳粹主义”，意大利推行“墨索里尼政策”，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全力推行“新政改革”，甚至自己的敌人，走共产主义路线的苏维埃政权也在实行“五年计划”。正是这些先进的思想以及政策，才抵御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宋美龄对比中外革命形势的时候，意识到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鼓励，国民道德的重塑很重要。只有彻底去掉国民陋习，国家和个人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是时候来一场运动的洗礼了。
1935年，宋美龄在美国杂志《论坛》上表明：“中国必须要解放精神，因为精神的价值足以超越物质的丰裕。”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国人思想上的儒家信仰，提出了“新生活运动”。
何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对于礼义廉耻，宋美龄的解释是：“一礼，最浅显的解释，礼就是仪节，然仪节定要自衷心流露，而不是虚伪的形式；二义，义可以略释为对人对己的尽责和服务；三廉，廉就是能辨别权利界限，不侵犯别人，换言之，就是一种公私及人己权利的辨别；四耻，耻就是觉悟与自尊。”
■“新生活运动”
与引进基督教教义一样，这场运动和儒家价值观念的复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譬如儒家的“五常”中的两种——“礼”和“义”，就被重新启用，加上“廉”和“耻”，一起构造了“新生活运动”的“四德”。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既然要和儒家“五常”相对应，为什么没有“仁（爱）”呢？这个儒家和基督教最传统的核心内容竟然被蒋宋“忘记”了。
实际上，这种结合儒家学说提出的“礼义廉耻”，仍让一部分人看不明白到底何意。蒋介石为此也给出了另一种比较明了的说法：“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围剿’，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从江西，尤其是要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
蒋介石这样一番话，无非就是要人民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独裁统治下不闹事，安居乐业，这正契合了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主张。
各地政府官员为了讨好蒋介石和宋美龄，对这项运动的实施也是全力支持，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如：
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伐整齐；走路靠左，上车莫挤；窗户多开，通光通气；捕鼠灭蝇，习劳习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生，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视听，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给；厨房厕所，净扫仔细。
按照规定，“新生活运动”由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促进会于1934年2月19日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会长。至于这场运动为什么从江西开始，又以什么方式开始，蒋介石和宋美龄已经达成了共识。
选择从江西开始“新生活运动”是有一定道理的。江西是第五次“围剿”前中国工农红军的大本营，江西也是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共产党人在江西乡村地区成立了众多组织。虽然这次“共匪”在“围剿”下离开江西，开始长征，但是要改变所有当地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必须从这个由共产党思想影响的“重灾区”开始实行。对此，宋美龄也默认了，她声称：“我们计划向人民提供共产党所承诺但没有做到的东西。”
至于“新生活运动”开始的方式，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盯上了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西方基督教的一些教义在本质上跟中国的佛教基本同义，选择这个切入点比较容易入手，也符合中国国情。
“新生活运动”以南昌为试验点逐步开始。在一次邀请了南昌市各基督教会中西传教士领袖的会议上，宋美龄发表讲话。她介绍了该运动的时代背景、政治意义以及与基督教的关系，在国难当头之际，就是要通过一切宣传教育的方法，改造人民大众。会上研究决定，“新生活运动”将理公会、学校、女中等作为宣传基地，加强在车站、菜市场、茶馆等人流比较多的地方进行宣传工作，就连医院、监狱等地也要采取相应的宣传措施。
一时间，南昌全城出动，到处可见宣传“新生活运动”的标语和宣传团体，甚至晚间都会“提灯游行”，在街头巷尾张贴“不要吐痰”、“清洁可以防病”、“戒酒戒色戒赌”等各种标语。
3月11日，在南昌举行的一次十万人的公众大会上，蒋介石出席并发表了《救国先救自己》的讲话。之后，大会宣示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决定把这项运动推向全国。
在南昌大肆宣传了一阵之后，各地基督教会纷纷效仿，狂热地利用讲道坛为“新生活运动”做宣传。宋美龄看到效果不错，也没有忘记加强对外宣传。她聘请了英国传教士牧恩波为全国新生活运动的顾问，负责国外宣传工作。宋美龄还将《新生活运动纲要》亲自翻译成英文，分别给那些在华西方传教士，通过内部刊物转载。
1935年4月，“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成立，并分为军队、宪兵、警察、教员、学生、党部、机关、铁路等各部门。这些团体提倡改革生活习惯上不卫生、不文明的现象，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是所谓“新生活运动”施行的结果只在不随地吐痰，出门扣好衣扣等小节方面做文章，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在这项运动开始实施的两年里，宋美龄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除了帮助蒋介石处理有关这项运动的信件、报告和建议书之外，还陪同蒋介石飞往各地宣传。整个活动的宣传方案也由宋美龄一手策划并译成英文，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介绍新生活运动的进展及成果。可以说，是宋美龄在主导整个运动。
美国记者埃德娜·李·布克就新生活运动采访了蒋介石、宋美龄，随后写道：
她和蔼可亲，充满热情，沉着而有自信心，非常忙碌……在结婚以后的几年间，这位动人的年轻新娘，已成长为漂亮的中国第一夫人。她容光焕发，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进取的意志，她在南京已争取到一席重要地位。
正如布克所说，通过“新生活运动”，宋美龄获益颇丰，不仅获得了权力，获得了将军头衔，还借此“运动”锻炼了办事能力以及演讲能力，而不是仅活在她丈夫的影子里。她逐渐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公众政治人物，进入中国政坛。
“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因为活动的限制性，很多方面做得不是很到位，甚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引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对此就很不屑，她认为这是一项迂腐的运动，无法带来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变，对这次运动的指导思想——儒家新体系，她表示这是一种封建而专制的思想，与真正的革命概念是对立的。
宋庆龄还特别指出，革命的目标就是要人民的物质生活变得富裕起来，而不是一味地改变精神和道德上的需要。她觉得这项运动一开始就是不对的，对那些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的人们来说，讨论精神上的提高是没有用的。该运动其实是以禁锢人的思想为目的，完全不可取的，当时就有人指出该运动含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
1937年4月，宋庆龄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指出：
三年以前，国内开始了一个名叫“新生活”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但在“新生活运动”中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没有给人们任何东西。因此，我建议用另一种运动来代替这个学究式的运动，那就是，一种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改善人民生活的伟大运动。
由此可见，对于“新生活运动”，姐妹俩一个尽全力推行，一个全盘否定，明显的思想差距使两个人的政治观念越来越格格不入。
正如宋庆龄所说的那样，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战争、饥荒、旱涝、疾病等威胁，这样的状态下谁也没有心思去听什么礼、义、廉、耻的教训。与同一时期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施的实质性措施相比，蒋介石显然没有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然而，“新生活运动”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最大的闪光点就是，在宋美龄的努力下，一个全国性的妇女运动组织体系逐渐构成。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妇女组织演变为战地服务，慰问伤兵，救济难民，保育难童，征募物品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路辛劳，陪夫西北华北之行
在进行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蒋介石并没有忘记除去共产党这个“眼中钉”。1934年10月，逼得红军被迫长征以后，蒋介石接受顾问端纳的建议，准备访问西北。
这个澳大利亚人与中国颇有渊源，他早年曾供职于孙中山、袁世凯等人幕下，担任顾问，后来又成了张学良的顾问。宋美龄与他早就认识，在嫁给蒋介石后，她就向丈夫极力推荐这位既懂中国革命，又擅长与西方政界交流的人才。随后，在宋美龄的举荐下，端纳成了蒋的顾问。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宋美龄等极力营救蒋介石的过程中，端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去西北看一看，但是端纳提议，趁着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西撤，南方战情比较轻松之际，有必要去很少涉足的西北看一看，亲自了解一下当地百姓及政府官员对国民党的态度，顺便“巩固”革命成果。“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洛阳被国民政府确立为行都，当时蒋介石夫妇正好受邀赴洛阳参加中央军事学院洛阳分院开学典礼。
西北之行中，另外一个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在端纳提出西北之行的计划后，孔祥熙也力劝连襟蒋介石此行很有必要，并邀请蒋去自己的老家山西太谷做客。得到蒋介石认可后，孔祥熙赶忙叫管家七弟孔祥吉收拾房舍，购置家具，做好了一系列迎接准备。
蒋介石夫妇把第一站放在了古城西安，端纳与时任鄂豫皖“剿共”总司令的张学良陪同。西安时称“西京”，在1932年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确立为“陪都”。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一行到达西安，受到了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盛情接待。在杨、邵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接见了陕西省党政军各地方长官，会见了西安各界知名人士，游览了西安城的名胜古迹，并对古城的碑石以及皇陵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0月15日，蒋氏夫妇出席了在西安举行的“扩大纪念周”活动，蒋介石在活动上发表了《陕游之感想及对陕之希望》的演说，大力宣扬要在中国“实践四维，恢复八德”，不忘宣传新生活运动，并与新生活运动代表以及外国教会团体举行座谈会展开交流。《华北日报》曾对蒋介石夫妇的西安之行做过这样一则报道：
舆论认为蒋介石西安之行与共产党对四川的威胁不无关系，因为国共的任何行为都会变该省为一主要的战线。但蒋委员长暨夫人却大肆鼓吹新生活运动。……昨天下午，该市所有外国传教士被邀参加茶话会，实为开明之举。蒋将军、蒋夫人先后做即席演说，前者用中文，后者用准确、美妙的英文，赞扬传教士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并呼吁他们对新生活运动应尽力协助之。如同在江西取得的优异成效一样……
美国女记者艾米丽·哈恩评论了蒋氏夫妇的这次西安之行：
传教士们远不只是赞叹，他们实在感到有些惊讶。他们最乐观时，也从未指望过中国的领导人会像蒋氏夫妇在茶话会上那样找他们来了解情况。蒋夫人用英文解释说，蒋委员长和她本人都渴望进行真正的改革。他们认识到，传教士是与中国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了解他们疾苦的，因而他们能够说出怎样才能改造和提高社会风尚。传教士还有一种特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讲实话，不必像官员那样由于害怕和野心而有所顾虑。蒋夫人央求他们诚恳陈言，并代表政府保证合作。
在西安，宋美龄还单独召开了一次西安国民党高级官员夫人的会议。在会上，宋美龄督促她们热衷于公共事业，支持丈夫参加革命。会后，宋美龄还同这些官员夫人一起参观了陕西省立孤儿院和专门为穷家少女开设的“生意学校”。
10月17日上午，蒋氏夫妇结束了对西安的访问，乘福特号专机飞往兰州，甘肃省军政要员朱绍良、邓宝珊、胡宗南等到机场迎接。在兰州期间，蒋介石视察了兰州织呢厂、羊毛厂以及棉纺厂等工农业生产部门，召见了甘肃省团以上军事长官和党政军各界代表。结束兰州访问前，蒋介石接见了专门从青海赶来的青海省主席马麟以及地方军阀头目、“西北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兄弟，他们希望委员长多多关注青海省务。
10月19日上午，蒋介石一行结束了在兰州的访问，飞往宁夏银川。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率众盛情迎接，并安排来宾下榻“将军第”公馆。在银川，蒋介石做了“训话”，勉励大家团结在一起，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报效党国。
在宋美龄的陪同下，蒋介石参观了银川制币厂和一座由冯玉祥军火库改造的大工厂。在考察宁夏交通状况时，蒋对当地人渡水的羊皮筏子感到好奇，还饶有兴致地询问了这种东西的制造方法。
20日下午，蒋介石结束了在宁夏的短暂访问，与随同人员飞返西安。稍作休整后，他们乘车返回河南。到达郑州后，张学良因公务离开蒋介石考察团队，端纳正式成为蒋的顾问。在开封期间，宋美龄召集教会人士聚会，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分别作了演讲，再一次宣传“新生活运动”。当时的报纸对于蒋氏夫妇在开封的活动曾做过这样的报道：
蒋夫人表示愿意同在该市工作的全体传教士会面……茶会上，蒋委员长高度赞扬了传教士在中国所作出的努力。……他说，现任政府的政策是，对传教士的工作给予最大的自由，并与他们合作。他详尽解释了在全国展开的新生活运动的宗旨，这并非是一个控制民众的惩戒性运动，而是旨在提高民众的道德、文化和社会水准。
会后，国内各新闻媒体纷纷采访蒋介石此次西北之行的感受，但蒋介石并没有接受正面采访，蒋的首席智囊、秘书长杨永泰对记者简要表示：委员长对此次西北之行印象很好，很满意。
结束了在西北的成功访问后，蒋介石决定趁势巡视华北各省。10月24日下午，蒋氏夫妇在端纳的陪同下飞赴山东济南。在济南，蒋介石只做了3个小时的短暂停留，主要接见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军政要员，针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做了一番交流和部署。离开济南后，蒋介石乘机继续北行，直飞北平。
到达北平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投入工作，而是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去了趟协和医院。由于前段时间他患上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这次来北平，首先想去确认一下病情。在得到健康无病的报告后，他才开始各种政务活动。在北平，他接见了黄郛、宋哲元、商震等当地军政界领导人。
与此同时，内蒙古亲王致电蒋介石，邀请蒋氏夫妇赴内蒙古一游，蒋介石欣然接受邀请。11月4日，蒋介石一行乘专车抵达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蒋介石出席了张垣“扩大纪念周”集会，视察了察哈尔畜牧职业学校等，并给张家口绿化防沙工程拨付了专项经费。
11月5日，蒋介石一行离开察哈尔，乘火车赴大同参观了著名的云冈石窟。第二天，他们继续乘火车驶往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在归绥，蒋介石在绥远行辕接见了蒙古两位王公，云王和德王，还接见了一些驻绥将领和各国牧师。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召开的各界联谊大会上，蒋介石再一次宣传了“新生活运动”的重要意义。
11月8日上午，蒋介石夫妇及随行者们离开了归绥，乘机直飞太原。
山西一带是阎锡山的老巢，自中原大战之后，蒋阎的关系一直闹得比较僵，这次蒋介石造访太原，阎锡山决定借此缓和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需要依靠蒋这个靠山，维持自己在山西的“土皇帝”之位；而蒋介石也有自己的考虑，他急切地需要拉拢阎锡山作为华北“剿共”的一支重要力量。两人各有算计，各取所需，因此都愿意“和好如初”。
得知蒋介石要来以后，阎锡山就已做好了精心安排，蒋介石一下飞机就受到了热情欢迎。9日上午，蒋介石专门乘车去五台县河边阎锡山的故里访问。蒋介石在阎府只待了一个上午就返回太原，其间，阎锡山全程陪伴。
与此同时，孔祥熙在老家太谷也忙活开了，检查、布置了迎接连襟到访的一应准备。11月10日上午，按照计划安排，蒋介石夫妇在孔祥熙的陪同下，乘汽车去太谷。随行人员除端纳外，还有杨永泰、宋哲元、傅作义等一批将领。
对于孔祥熙来说，蒋介石既是顶头上司又是连襟，关系非同寻常，加之此前他在蒋面前多次说到家乡作为“晋商之都”是如何的繁华，因此决定把这次迎蒋工作做到最好。
当天下午4时许，蒋介石一行首先到达位于太谷县城东南部的铭贤学校，铭贤师生们夹道欢迎蒋氏夫妇的到来。晚上，蒋介石夫妇及随行团下榻繁华的孔宅。据说，蒋介石见到如此奢华的孔宅之后，不禁暗暗称奇，赞不绝口，觉得不虚此行。
为了安全起见，孔祥熙将蒋介石夫妇安排到了戏台院过庭。那里客厅敞亮，卧室隐蔽，且通道较多，可备不时之需，连宋美龄都为姐夫如此细心而暗自称道。蒋介石一行在孔宅住了一宿，第二日一早用过早餐后，便离开太谷回到太原。
因南昌行营有重要军情等待着蒋介石处理，在太原，他便与宋美龄、孔祥熙、端纳等辞行，同四名顾问乘专机返回南昌，其他人飞往北平处理相关事宜。
从西北到华北，蒋介石的北方之行历时一个多月，宋美龄一直跟随蒋介石参加活动，进行公众演讲以及去各地参观。因为不存在战事的烦恼，这段日子总体来说给她的感觉是比较轻松、新奇的。但是，宋美龄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任务”，她每到一个城市，都不忘宣传“新生活运动”，不忘召集当地的妇女，敦促她们协助家庭响应国民政府的改革。同时，在每一座城市的公众演讲，为她以后在演讲上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蒋介石的这次北方之行，在树立权威、联络北方将士情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征服人心的程度，有些也只是“逢场作戏”。譬如在山西阎锡山老家，针对这次蒋介石的来访，就出现了很多“打倒蒋介石，打倒阎锡山”的标语，让阎锡山头疼不已。两年后的西安事变更是对蒋介石北方之行成果的最大讽刺，而至于发展经济，更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任何相关准备和实质性发展。
北方之行中，蒋介石再次重申的“攘外必先安内”，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日本也终于放开了手脚，肆无忌惮地开始准备侵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