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民心渐失，军心已远（1/1）

如果两个李家的兴衰是隋朝转弯的开始，那么“雁门之围”就是隋朝转弯的加速。正是“雁门之围”摧毁了皇帝杨广的雄心壮志，一个自信满满的皇帝从此变得意兴阑珊，隋朝国运急转直下。

天欲取之，必先予之，虽然这一年发生了“雁门之围”，然而这一年还是有祥瑞的。

这一年，亲卫府指挥官高德儒率领十几人奏报杨广，声称在洛阳宫城东南的金殿之前亲眼所见，有鸾凤落过。杨广一听，大喜过望，“鸾凤降临”那是吉兆，象征江山永固，千秋万代，这可是大大的祥瑞！

兴奋之余，杨广擢升高德儒为朝散大夫，级别由正六品升为从五品，另赏绸缎一百匹，另外参与汇报者统统有赏。赏赐完毕，杨广下诏，在鸾凤落脚之处兴建仪鸾殿，希望吉兆永驻。

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祥瑞也是一样，世上本没有祥瑞，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祥瑞，杨广的这次鸾凤祥瑞也就属于这一种，属于炒作的祥瑞。

根据我的分析，高德儒看到的肯定不是鸾凤（世上根本没有鸾凤这种鸟，是中国人臆想出来的），很有可能是洛阳西苑散养的孔雀，高德儒他们是把孔雀当成了鸾凤，经过炒作就成了举国庆祝的“鸾凤降临”祥瑞。

然而上小学的时候老师都教导过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列宁承认自己打碎过花瓶，华盛顿承认自己砍过樱桃树，所以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

按照诚实的标准，高德儒就不是一个好孩子，而坏孩子一定会遭到报应的！两年之后，一个叫李世民的老师给了高德儒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斩立决，理由就是“把野鸡当鸾凤欺骗皇上”。当时李世民攻下了不听指挥的西河郡，全郡上下好几万人，李世民偏偏就斩了高德儒一个，他是要用这个人的人头告诉全国的老百姓：撒谎不是好孩子。

孔雀？野鸡？鸾凤？皇帝杨广已经分不清了，他也不准备分清，只要他认为是鸾凤，那就是鸾凤。

有鸾凤祥瑞映衬，皇帝杨广巡游四方的脚步没有停止，公元615年的八月五日，杨广出塞向北巡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久违的老朋友正在塞外等着他，这个老朋友就是东突厥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裴矩试图采用分化的方式瓦解东突厥，然而被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识破，因此裴矩提出的“以突厥打高句丽”的狗咬狗计划没能实现，最后只能是杨广亲自上阵，三征辽东，结果三次都以失败告终。

在杨广征高句丽的同时，背后有一双眼睛始终在盯着他，这双眼睛属于始毕可汗。三征高句丽隋朝损兵折将，三征高句丽隋朝国内民变四起，现在东突厥与隋的实力对比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双方也到了掰掰手腕的时候。

八月八日，杨广继续前行，此时他接到堂妹义成公主的线报：阿史那咄吉集结骑兵数十万，很有可能对皇帝不利。接到线报，杨广不以为然，以大隋军队的雄壮还怕小小的突厥不成？不管它，继续前进！

八月十二日，皇帝杨广抵达雁门郡，一切正常，杨广若无其事地笑了。

八月十三日，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突然出现，包围雁门郡，一切不正常了。雁门郡治下四十一个城池被打下了三十九个，只剩下雁门郡和淳县还在坚守。原本杨广还指望次子杨暕能从淳县赶来救驾，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淳县也被包围了。

此时雁门郡城内共有军民十五万人，而粮食仅仅够维持二十天，二十天后即使城不破，十五万人也得饿个半死，怎么办呢？

士兵们开始拆民房构筑城防工事，高层们则正在进行紧张的讨论。形势越来越危急，之前的一次进攻，已经有冷箭落到了皇帝杨广的脚下，皇帝都不安全了，谁还能安全呢。

宇文述率先表态：集中数千精兵拥簇皇帝突围，这个馊主意刚出就被纳言苏威给否决了：“守城我们的力量足够，而以骑兵突围正是突厥的强项，皇帝是万乘之主，怎么能如此盲动？”

民部尚书樊子盖也支持苏威的观点，皇帝身处险境不能有侥幸心理，万一突围被擒，后果不堪设想，眼下，只要皇帝宣布不再征高句丽，能对守城将士大加赏赐，雁门郡自会固若金汤。

苏威和樊子盖说的都有道理，但他们立足的都是守，万一阿史那咄吉迟迟不退兵，就在“沙家浜”扎下了怎么办？他那边后勤供应简单，喝点马奶、羊奶一天就过去了，而皇帝杨广这边可就不同了，这十五万人只有二十天的粮食，二十天后怎么办呢？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萧皇后的弟弟、内史侍郎萧瑀提到了一个人，让杨广如梦方醒。萧瑀提到的这个人就是杨广的堂妹，始毕可汗阿史那咄吉的皇后义成公主。

萧瑀说，义成公主作为隋朝皇家女儿嫁到突厥当皇后，皇后在突厥很有地位，按照突厥的风俗，皇后有权参加军事会议，也就是说义成公主说话是有分量的。为今之计只能派人去试一试，看看义成公主能否想办法让始毕可汗撤军。

杨广沉重地点了点头，事到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试试看吧。

于是杨广两手准备，一方面派密使沿小路到突厥寻求义成公主的帮助，一方面诏令天下兵马勤王，各郡县官员都有义务组织兵马前往雁门郡救驾。

诏令一出，天下雷动，此时皇帝还是有号召力的，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就在这次救驾的军中，这一年他十七岁，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

云定兴就是独孤皇后讨厌的太子小老婆云昭训的父亲。杨勇当太子时他天天往太子府跑，杨勇被赐死之后，他有感于自己受杨勇连累，居然在几年后建议杨广除掉杨勇的所有儿子，这样他就跟废太子没有任何关系了（人也能无耻到这个程度）。

虽然初次参军，李世民却已经表现出他的军事天才，他建议云定兴多带旌旗，这样会让突厥误以为救援的兵马很多，晚上再安排人定点敲鼓打锣相互呼应，这样就会让突厥人以为隋朝援军已经源源不断地赶来（吕思勉先生认为，这个情节可能是御用文人们为了拍李世民的马屁杜撰的）。

事实上，隋朝的援军确实源源不断地赶到了，各郡的援军已经赶到了山西忻口，离雁门郡已经近在咫尺。

就在此时，义成公主的假情报也准确无误地送到了始毕可汗的大营中，假情报显示：边境告急，速回！始毕可汗一看，心里有些着急，出来打别人自己家里还告急了，再听探马报告，各路隋军已经云集忻口，这下形势又朝着有利于隋朝的方向发展。

打得着就打，打不着就跑，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下令，全军撤退。

得到始毕可汗撤退的消息，皇帝杨广来了精神，命令出击，一定要把丢掉的脸面夺回来。当然出击只是一个姿态，此次出击的只有两千骑兵，一路追击，连匹马都没追到，倒是在马邑郡追到了两千多个老弱病残的士兵，估计还是始毕可汗不想要，索性甩包袱遗弃的。

“雁门之围”从八月十三日开始到九月十五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不知道只有二十天粮草的十五万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解围之后每个人都庆贺劫后余生，杨广却在庆贺的同时陷入了深思：为什么贵为天子会这么狼狈？为什么雄心壮志却连高句丽都平不了？以前的雄才大略哪去了？难道这一切是假的？

人这一辈子遭遇挫折并不可怕，怕只怕挫折来得不是时候：年轻时受点挫折并不可怕，哪怕头破血流，却能够愈挫愈勇；进入中年之后，挫折还是少点为妙，因为人已经不起失败。

杨广一路春风得意，没有想到进入四十岁以后却接连失败。三征高句丽失败，北巡遭遇“雁门之围”，国内民变弹压不住，文武百官人心思动，以前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却都是问题。

“雁门之围”短短的一个月，然而对杨广的触动非常大，这次被围让他认识到原来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自己似乎也不是雄才大略，媲美秦皇汉武或许只是一个梦。自此乐观激进的杨广变得消极保守，隋朝的历史在“雁门之围”之后大转弯，国运也开始急转直下。当一个人对自己都丧失了信心，那么无论多么大的庞然大物，都会轰然倒塌。

温室里只能长出花朵，永远长不出参天大树。没有经历磨难的杨广遭遇挫折就此颓废，而经历风雨的李渊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

大业十一年，看似平淡，隋唐的历史却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大业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杨广从雁门郡抵达太原郡，是从太原直接回大兴，还是先回洛阳再回大兴，文武百官发生了分歧。在纳言苏威看来，大兴是京城所在，关中则是全国大局的棋眼，只有关中这个眼做活了，安抚住了，全国的棋局才能活。事实证明，苏威是对的，跟前太史令庾质的观点一样，他们都知道大兴对于王朝的重要性，杨广却恰恰体会不到。

其实杨广并不是完全体会不到，主要还是大兴这个城市给了他太多的压力。从十三岁封晋王开始，他就离开了大兴，从此对这个城市没有了认同感，而当他镇守江都时，大兴对他而言就是父皇居住的城市，是他的上级城市。每逢听到有使臣从大兴来，他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可以趁机在使臣面前好好表现，忐忑的是不知道使臣传达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在压力中，杨广度过了十年镇守江都的生活，也正是在那时，他认定大兴不是他的城市。

现在苏威建议直接回大兴，尽管他也知道关中的重要性，但皇帝的心事又有谁能读懂呢？

还是有人能读懂，这个人就是老搭档宇文述。宇文述这个人打仗是个狠人，不过给杨广出的主意一般都是馊主意，别的不说，先看他给杨广出的最后四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数千骑兵拥簇杨广突围。真要那样，杨广的结局可能就是被东突厥俘虏，想在江都被弑都没有机会。

第二个主意：从太原郡先回洛阳，然后回大兴。自此杨广再也没有回过大兴，再也回不去了，关中的眼没有做活，隋朝的棋局只有等死了。

第三个主意：三下江都。自此全国政局不在皇帝掌握之中，在交通和通信都不发达的隋朝，以江都遥控大兴和洛阳，那是痴人说梦。

第四个主意：请皇帝厚待三个儿子。这个主意使得杨广重新起用宇文化及，并委任为右骁卫将军，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最后弑君。

四个主意，四个馊主意，馊率达到百分之百，真可谓“宇文述出品，必是废品”。

在宇文述的建议下，杨广决定先回洛阳，择机再回大兴。

抵达洛阳之后，杨广开始慵懒起来，以前“言必信，行必果”的皇帝变得言而无信，原本在雁门郡做出的承诺基本都不作数了。

按照在雁门郡的承诺，将士们只要认真守城，皇帝全部重重有赏，守城有功的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士兵，直接升为六品，赏绸缎一百匹。有功的官员按品级逐级升迁。现在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杨广却变得小气起来，当时参加守城的士兵总共有一万七千人，全部兢兢业业地守城，杨广却只给了一千五百个嘉奖的指标，嘉奖率居然不到10%。

就是这一千五百个士兵也没有得到当初约定的赏赐，杨广规定：第一次作战建功的升官一级；原先不是军官的此次只能升为从九品的立信尉（当初承诺是六品）；累计立三次战功的可以升为从八品；参加作战但没有立功的，累计参加四次战役才能官升一级。

本来不能按约升官已经让将士们非常郁闷，令他们更郁闷的还在后面，皇帝居然赖账了！每人赏绸缎一百匹的承诺居然作废了，一千五百人连个布头都没得到！

仅此一项，杨广省下了十五万匹绸缎，却寒了全军的心。民部尚书樊子盖还在坚持给士兵赏赐，被皇帝一句话噎回去了：“难道你想收买军心？”

“收买人心”，这顶帽子太大了，樊子盖万万戴不起，只能叩头请罪，仓皇离去。

雁门承诺已成泡影，四征高句丽却又成了皇帝的话题，自此皇帝威信日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却成了将士们议论的话题。

士气可鼓不可泄，自此民心渐失，军心已远。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杨广高兴不起来。按照惯例，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经过调查发现，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压根儿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种是贺岁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掉；一种是贺岁代表还被堵在路上，进退两难。

到了这个时候，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随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以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关于平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种方法：残酷镇压。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结果人杀得越多，匪反而越多。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吐万绪只打变民，而樊子盖是见人就打。

樊子盖弹压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为了斩草除根，樊子盖不分平民还是乱民，从汾水北岸开始，见人杀人，见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来樊子盖以为，这样可以斩草除根，没想到适得其反，原本造反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变成了大多数，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数万平叛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这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不过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李渊一接手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恢复了平静。

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一杀到底，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乱民同样能变成良民，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反之，如果民不聊生，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反正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条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条红线，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杨广恰恰不知道，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贞观年间，马周上书唐太宗说，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对黄巢的恐惧，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虽隋有才，却不用之。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远见卓识的能臣，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历史必定要重写。

得知民变四起之后，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

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随口应道：“应该是逐渐减少。”杨广追问：“减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听到宇文述的回答，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要么说实话，要么说鬼话，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

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因此挪动步伐，尽量站在柱子后面，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

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

苏威一看躲不过了，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杨广一听，愣了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威壮着胆子继续说道：“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看皇帝没有反应，苏威接着往下说：“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都当了乱民？我认为各地报来的变民数字根本不可信，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乱民怎么可能消失？”

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辩驳他，只能恨恨地看着他：“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否则就会对自己很不利，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节，大臣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而苏威送了皇帝一本书——《尚书》。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

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两者如同是猫和老鼠，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有苏威这样的忠臣，就有一些佞臣。看着苏威送皇帝《尚书》，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做文章，很快找到了把柄。

《尚书》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子之歌》，记录的是夏朝第三任帝姒太康的母亲和五个兄弟在河边唱的五首歌，歌的主要内容是对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责。佞臣们就把《五子之歌》与苏威联系到一起，把杨广和姒太康联系到一起，最后得出结论：苏威指责皇帝跟姒太康一样的暴虐，献《五子之歌》绝对是不怀好意。

佞臣们把小报告打到了杨广那里，杨广对苏威的怒气就积累了下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又过了一段时间，杨广命苏威做一份“四征高句丽”的计划书，苏威接过话头，想借此机会让皇帝知道国内的民变到底有多严重。

苏威说，我认为这次征高句丽，朝廷根本不用出动军队，只要皇上下一道诏书赦免全天下的变民，让他们戴罪立功，那么马上就会有数十万的军队。用这些军队打高句丽，高句丽没几天就完了！

杨广一听又扯到了国内的民变上，脸上已经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苏威见状只能点到为止，告退出宫。

苏威一走，杨广的怒气还没有消，御史大夫裴蕴开始劝慰皇帝：“这个人说话实在不靠谱，天下变民哪会有那么多，这不是让皇上操心吗？”此时的杨广长出了一口气：“老家伙，我忍他已经很久了，我真想当面抽他一顿！”

话说到这个份上，近臣裴蕴明白了皇帝的意图，不就是整人吗？简单！

在裴蕴的指使下，苏威很快被控告“随意任用官员，临阵畏敌”，有这么几条，苏威就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又过了一个月，苏威又被控告，“勾结东突厥”，这可是一顶铁帽子，谁戴上，谁就是铁帽子“亡”。

经过审理，苏威被判处死刑，百口难辩的苏威只能拼命地叩头，一直叩出了血，嘴里反复为自己的罪过向皇帝道歉。

还好，皇帝杨广网开一面，听说苏威认罪态度良好就把苏威给释放了，并让人传话说：“不忍心诛杀！”真是皇恩浩荡，热烈鼓掌！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连同孙子这一代，苏威一家被剥夺三代公权，有点剥夺三代政治权利的味道。耐人寻味的是，从此之后的苏威在历史上再没有留下实话，留下的都是鬼话，遇到王世充和李世民，苏威说的都是鬼话，什么好听说什么，就是不说实话。李世民厌恶苏威光说鬼话，将他永久搁置，于是苏威在冷落中了此一生，在家终老！

人为什么不说实话了？环境逼的！

忠臣用不了，实话听不进，杨广的路只能越走越窄，越行越迷茫。这一年的五月一日，发生了日全食，在古代，这是不祥的征兆，虽然是迷信，但当时的老百姓都信。

这一年的五月九日，杨广命人寻找萤火虫，总共找到了数斛之多，等到黑夜外出游山的时候，杨广命人放掉所有的萤火虫。刹那间，萤火虫漫山遍野，萤火布满高山深谷。这一刻，最是浪漫；这一刻，也是迷茫。

萤火虽多，却点不亮山谷；萤火虽亮，却照不亮皇帝前方的路。

国内剿匪形势依然没有好转，征高句丽也遥遥无期，对于皇帝而言，现在的他已经无所事事了，在洛阳实在憋闷坏了。根据统计，在杨广统治的十四年里，他停留在大兴和洛阳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多一点，剩下的时间他都在路上，而他的心，也是“驿动”的心。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江都新建造的龙舟运抵洛阳，皇帝的心又动了。大忽悠宇文述又一次看出了皇帝的心事：想去江都了。于是宇文述提议，杨广批准，三下江都就这么定了下来。

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大兴和洛阳，禁军士兵的家属也都在洛阳和大兴，除了皇帝，没有人愿意远行，然而谁又能阻挡住皇帝“驿动”的心。

左候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说，如今民变四起，国内已经政令不通，请皇帝速回大兴，安抚天下百姓。话是实话，情是真情，只可惜已经慵懒、失去锐气的皇帝不想再搭理这些烦心的事了，洛阳已经让他拘谨，大兴会让他更加紧张。对于已经丧失斗志的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天地伟业，而是“哪舒服哪待着”！

对于大兴和洛阳，杨广做了相应的部署：年迈的卫文升协助十二岁皇孙杨侑留守大兴，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协助十三岁皇孙杨侗镇守洛阳，此前镇守洛阳的有功之臣、民部尚书樊子盖于七月八日病逝。在杨玄感之乱中力挽狂澜的樊子盖不在了，下一个樊子盖又在哪里呢？

七月十日，告别的时刻到了，皇帝杨广作诗向洛阳的宫女告别，诗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这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吗？或许是吧。

此时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在做最后的努力，这个人是从九品奉信郎（初级巡察官）崔民象。崔民象在洛阳罗城正南门执着地阻止皇帝出行，执着程度堪比当年阻止杨坚出行的章仇太翼。

然而执着并没有感化皇帝的心，皇帝却发怒了，前几天已经在朝会上当场打死一个正六品任宗，也就不差你崔民象这一个了。杨广下令，用刀砍碎崔民象的面颊，拖出去，斩了！

从七月十日启程，皇帝杨广一路在反对声中前行，一路走，一路砍，砍得差不多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了。

在朝会上打死正六品任宗，在洛阳罗城正南门斩从九品崔民象，在汜水斩从九品王爱仁，在梁郡（今河南省商丘市）斩一群劝驾回大兴的梁郡人。

每一个牺牲的小人物都永垂不朽，大人物杨广却遗臭万年。

杨广顺利抵达江都，这是他三下江都，也是最后一次。公元600年他从这里出发到大兴，开始他的储君生涯，十六年后，身为皇帝的他又回来了，江都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他的人生就是围着江都画的一个圈。后世的人无法想象杨广当时的心境，已经心灰意冷的杨广三下江都究竟是为了东山再起，还是为了彻底逃避呢？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隋唐交接的雏形已经悄然出现。

这一年剿匪英雄张须陀阵亡，剿匪颇有功绩的大将杨义臣因为被皇帝猜忌解除兵权，民变形势不可阻挡；

这一年十月六日，大忽悠宇文述病逝，哀痛之下的杨广起用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担任右屯卫将军，皇家杀手横空出世；

这一年，被杨广赶出仪仗队的李密辗转与翟让联合，江湖声名鹊起；

这一年，右骁卫将军李渊被正式任命为太原留守，有地有兵有权有谋有胆，李老虎从此插上了翅膀（此前山西抚慰特使只是皇帝任命官员的全权代表，太原留守则是地方全方位的一把手）。

人这一辈子，无论是福是祸，其实都是自己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