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1/1）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胡宗南以后能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却又是得到戴笠不少的帮助。他们是一双忠于蒋介石的走狗，两人一直在蒋介石面前相互标榜，内外勾结，其势力得以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我现就个人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至于多年来，军统特务在西北时与胡的种种往来的传闻，因非亲身了解，这里不准备去多谈它。
我第一次见到胡宗南，是在1937年春天。当时戴笠正患急性盲肠炎，在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不久，戴笠指定我带一个组（十多个特务）去保护他。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戴和胡的关系很深，戴叫我们在上海为胡定制过几次军用物品。我虽为他办过一些事，但还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一天，我正从戴的病房中走出来，准备去周围看看那些值班的特务，忽见一个身材不高，而样子挺神气的人，直朝戴的病房走过来。我正准备盘问他，他却先开口问我：“戴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我没有回答他，反过去问他：“你要找什么人？”他连忙说：“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胡宗南。”我想，他在进楼门时，已一定受到过特务们的盘问，因为这个医院很少有中国人去，而戴笠住的那一层楼房，只有他一个中国人。我还没有回他的话，陪在戴笠房内的上海特区督察陈质平，已听出了他的声音，马上开门迎接，并向我说：“你还不认识胡军长？”
胡宗南
当我们一起进入戴的病室时，戴正斜靠在床上，一见胡进去，便挣扎着想直起身来。胡急忙跑过去按着他，让他靠着，连问几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戴一面回答他动手术后的情况，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夫人前两天来过一次。”胡听说宋美龄来过，连连拍着戴的肩膀说：“好极了！好极了！难得夫人亲自来看你！”说到这里，陈质平便邀我和那个特别护士一同退到外面的客室中去。我们在外室只听到胡戴两人时断时续的大笑声，只晓得胡对戴能得到蒋介石这样关心而感到高兴，并多次称赞戴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很特别等。
约一小时左右，胡才辞出，陈质平送他到楼门口。我陪胡乘电梯下楼后，他在我肩上拍一下说：“老弟！多辛苦点，上海很复杂。”接着他又问到我的姓名，并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出门时，他又叮嘱我一句：“要多注意点！”隔了两天，胡又去看过戴一次，这次谈了两个多钟头，以后便没看到他再去过。
抗战期间，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便有机会经常和胡接触。他每从西安去重庆，总是爱住在戴笠的曾家岩公馆。1944年，戴笠在神仙洞的公馆修好以后，他便住在那里。有次戴不在重庆，毛人凤接到胡要去重庆的电报，便通知我准备招待他，叫我把戴笠所用的吃的都要拿出来。我当时感到为难，因为戴笠看来很大方，但有时却非常小气，特别是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看出我的心思，便向我说明，对胡宗南，戴比对自己的兄弟要亲得多，一定要我和对戴一样招待，否则戴知道了，稍有不对，回来会大发脾气的，我只好照办。
过去，胡来访戴时，是由戴自己主持，我不大清楚，这次戴没在家，我只得天天去看看，才发觉胡住在戴家便和住在自己家中一样，住了几天，几乎天天请客，什么事都毫不客气地要照他的意思去办。以后久了，我才慢慢知道，不但在重庆这样，凡是戴笠有公馆的地方，如成都、兰州等地也完全一样。戴笠有的，不但胡可以随便享受，连胡的一些亲信高级官员如范汉杰、盛文等人，也都能够得到同样优待。
我在戴笠身边几年间，每次看到胡来到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总是先和戴笠研究一下准备向蒋提出的问题，并向戴打听蒋介石那几天心情如何，遇到蒋不痛快的时候，便迟一两天去，以免碰钉子，当蒋高兴的时候，戴总催他快去。有次，胡刚下飞机，一到戴的家中，便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东西拿出来给戴看，内容我不清楚，只看到戴一边看一边连着点头，赞好之声不绝，胡也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
戴笠对毛人凤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一般都得先送戴亲自看过；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和对其他一些人那样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截然不同，而是处处偏袒。不仅如此，唐纵也得到戴的指示，其他方面向蒋介石检举胡的情报，送到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的时候，尽可能把这类情报先批交军统复查一下，以便连同军统查复的东西一同送给蒋介石去看，无形中便为胡做了掩护。唐纵虽一向很谨慎，因这样处理，还是合乎手续的，所以他能照办。因此，蒋介石耳朵里听到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说胡的好话。我从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口中听到过，如有人当面向蒋去报告胡的失职事项，蒋是不爱听的。蒋对官阶大点的人说这类话，还敷衍几句；对官阶小点的，往往还骂上几句，弄得人家自讨没趣。
胡、戴两人在一起时，无话不谈，而且一谈就没个完。有时我有要紧的事找戴笠解决，不得不在他们谈得很起劲时跑进去打断一下他们的谈话。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不是当着胡的面给戴丢脸，而是使他认为得意的问题，如像美帝给了军统多少东西，请示他如何处置，哪一处兴建工程，要不要先看过再动工等一类事，我便可以毫不避讳地当着胡的面提出来。戴一面听我的报告，一面向胡说明，一面得意地回答我。在他俩谈话之间我多次进入室内，也听到他俩谈话的点点滴滴。他俩谈话的内容，从反共和讨好蒋介石，一直谈到吃饭穿衣和玩女人。他们彼此爱吹嘘自己部下如何能干，用以显示他们自己更加有本领。最滑稽的是有天上午戴笠把我骂得一塌糊涂，说了我一大堆这不中用那不中用的话，而下午在胡宗南说了一句“军统的总务工作很不错”之后，戴又把我说成一个能干得很的事务工作专家，弄得我真是啼笑皆非。胡也不示弱，把他的副官长也说成是一个万能的全才。
胡、戴两人遇事经常商量，并征求对方意见。胡宗南是“西北王”，掌握军政大权。一次，他准备撤销陕西省主席熊斌，保举祝绍周接替。祝为著名的刽子手，因乱杀人和大量杀人而得到胡的宠信，戴也很欣赏这个人。他们两人商定以后，不慎被军统特务左明听到了。左明为戴笠黄埔六期的同队同学，当时在汉中警备司令部当稽查处长，祝为警备司令。左明在西安听到这一消息，为讨好祝绍周，便向祝透露了这一内情。祝又告诉他老婆。结果很快便传到了熊斌耳里。熊斌便向戴笠打听，戴矢口否认有这件事，并立刻调查是谁泄露出去的，最后查出是左明。原先，祝听到左告诉他这一消息，非常高兴，马上向左许愿，说他当主席后邀左明去帮忙，给他以升官的机会。不料这样一来，戴笠大发脾气，立刻将左明免职调到重庆察看，并公开提出这件事来作为教育部下的材料。
戴笠对军统内部的重大问题，也是要找胡商量，并请他帮忙的。戴对搞武装特务部队没有经验，经常向胡请教。当时军统拥有一支庞杂的“忠义救国军”，最初由俞作柏任总指挥。戴因听说俞在广西代理主席时很有一套，便把这支部队交给他率领。由于俞在军统中资历不够，一些特务们不大听他的话，加上他本人也只徒有虚名，拿不出什么办法，因此戴对他越来越感到不满。但在军统中又不易物色出一个适当的人来接替俞，戴便请求胡给他找人，以便整顿这支队伍。
胡除了告诉他一些带部队的方法外，并推荐黄埔一期的马志超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在抗战前曾在戴笠举办的杭州特训班当过教育副官，以后离开戴而投向胡，戴对这个人的情况很清楚，对胡推荐这样一个人很感失望。我记得那次马从西安飞往重庆时，戴叫我去迎接他。那天早上戴和毛人凤与我一同吃早饭时，谈到这次胡推荐马的事表示很不满意，但碍于胡的情面只好勉强同意，而且表面上装出非常欢迎的样子。当我把马接回时，戴看到马只有一个人，连副官卫士都没有带一个，便叫我挑选一个精干的卫士给他，并指明在他私人收集的手枪里拿出一支最好的送给马，另拿一支全新的德造二十响驳壳枪给卫士，还给马添置了许多装备。我当然很清楚，这不是对马的优待，而是看胡的面子。马任总指挥不久，戴终于将其免职，而改以他自己培植出来的周伟龙接充。
胡宗南和戴笠，私人之间的确达到了不分彼此的程度。胡曾将他在长沙以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六七十名送给戴笠的临澧特训班去受训当特务，另将几百名武装部队连人带枪拨给军统特务总队，还送过几十匹军马给特警班。这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一小部分。戴笠对胡，除了送些从国外购回的奢侈日用品外，还经常代胡在重庆送礼给一些要人，替胡拉拢人事关系。每逢年节或这些要人的生日，如何应钦、钱大钧、林蔚、俞济时等人，戴自己备礼一份外，还叫我为胡也备礼一份。戴为人很细心，在代胡送与要人礼物时，总要叮嘱我注意一下，两份礼物的东西不可完全相同，以免别人看出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胡的名义送出的东西，其价值往往略高于戴所送。送去以后，戴才打个电报，或在与胡通长途电话时告诉胡一声，好让他能接上头。所垫付的款子，总是戴自己掏腰包，从来不见胡归还，也不在军统费用项下支付。反正他们两人都有用不完的种种来历不明的大宗收入，谁也不计较这些小问题。
戴送给胡最隆重的“礼物”要算是胡的老婆叶霞弟了！戴对叶霞弟的培植，可说费过不少心思，除送她去美国“镀金”外，回国后又介绍她到光华大学去当教授，好让她取得“大学教授”这样一个漂亮头衔，便于日后在政治上帮助胡进行活动。戴感到叶霞弟这个“弟”字有点低气，给她把“弟”字改为“翟”，使之音相近似，而写出来却文雅得多。抗战胜利后，戴又为他们准备好在南京居住的公馆，一切陈设都挑选上乘的。不料这所房子后来却闹出一场意外的纠纷。原来这所房屋的地皮为国民党头头之一刘健群所有，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刘知道他那块地皮上由汉奸盖了洋房，满以为可以将地皮连同房屋一并收归己有，喜出望外，准备安享其成。不料一打听，房子不但给戴笠抢先一步接收了，而且还送给胡宗南住了。他自知这两个人比他更加厉害，不能用硬的办法再抢回来，便到处托人讲交情。戴因事忙一直没有理会。等到戴笠一死，他便迫不及待地唆使他老婆带着孩子天天去大吵大闹，睡在门口耍赖皮。毛人凤以刘健群也不是好惹的，要我给胡另外找了房子，把这处房屋让了出来。
胡宗南和戴笠都是野心勃勃，连做梦也在想当蒋介石的继承人。几年来，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我觉得胡比戴更加狂妄，而戴比胡则更加阴险。有次，我有机会听到他俩高谈阔论了几小时，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那次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送给戴笠一部二十门的自动电话机，戴马上叫我给他曾家岩公馆的每个房间，连洗澡间在内都装上一部自动电话，因他每天洗澡两三次，可以泡在澡盆里都能随心所欲地打电话。我带着总务处电话队的一个技正到他每个房间去勘察设计装置，戴和胡在寝室外边一间起居室畅谈。我在这几间房内穿来穿去，断断续续地听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他们毫不掩饰地在做将来如何平分天下的打算。胡勉励戴尽量设法控制政治和经济部门，多准备这方面的人才。戴对胡很恭维，说他将来在军事上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胡自己也有统治军事“舍我其谁”的狂妄表示。
我听到这些对话时就想过，万一蒋介石故去，国民党内必将发生一场生生死死的争权夺利的大流血斗争，最后如果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结果还得再火并一次才能完事，而决不会真的一个专门搞军事，另一个便安于专搞政治，两人同时并存。因为胡在当时不仅搞军事也在搞政治，他军权所及之处，政权也同时抓过去，甚至连他这个最知心的朋友所搞的特务组织，他也自己搞了一套。
当时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副长官部搞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就不是戴笠所派的人，而是由他的亲信刘庆曾当处长。那时别的单位几乎都是由军统控制第二处，胡却不同意由戴笠来统一安排，而由他自己另搞一套。当时胡宗南的特务组织中除刘庆曾外，还有刘大钧等几个小头目，都是他自己培植出来的。从胡当第一军军长的时候起，刘庆曾就在参谋处当第二科科长，一直为他主持他的那个特务组织。当时凡属“中央”系统的军队或军事机关，蒋介石是不准有自己的特务系统的；戴笠知道了，也要千方百计地抢过去，而胡却仗着他和戴的关系可以例外。
由于军统特务都知道他们两人关系不同一般，谁也不敢向戴建议把它统一起来，不过背后却有不少牢骚，认为胡在这一点上还是信不过军统。可是戴笠还是尽心尽力地为胡介绍了不少搞无线电通讯的技术人员，并送他不少美帝给军统用的无线电台。胡的这一部门工作，多年来一直由他自己掌握不交给军统，也不让他的特务参加军统组织。抗战胜利后，副长官部撤销，胡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二处由国防部第二厅任命军统特务金树云当处长，他只好把刘庆曾调为少将高参，仍旧保留他自己的那个特务组织，由刘等主持，不合并于军统特务组织之内。
戴笠尽管表面上推崇胡宗南，怂恿他统一军事，而他自己却不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想方设法也抓军队。他除了大搞特务武装外，还大量培植军事人才。1944年，戴笠又在军统掌握的军令部第二厅办的谍报参谋班内成立一个高参队。在此同时，他还保送一批军统大特务如魏大铭、岳烛远、阮清源、谢力公、王一心等几十人去陆大将官班或步兵专科学校将官班、军校高教班等处去受训。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使其部下取得军官的资格，一方面为军统拉军事干部。当时军事情报处长鲍志鸿，副处长杜逵、胡屏翰，科长麻清江等，都是陆大毕业后被拉进军统的。
戴笠在搞军队方面，却得不到胡宗南的帮助。戴曾向胡要求把范汉杰给他，去当税警总团长，胡一直不答应。戴要忠义救国军当总指挥的人，胡把原来跟过戴笠的马志超推荐过来。相反的，原来在军统中工作的人，在反共方面表现积极的，胡却尽力收容和拉过去。梁干乔本来跟戴笠多年，因反共积极，投入胡部下当了耀县专员，专门去搞对延安的封锁等罪恶活动。又如戴笠身边最活跃的红人赵龙文，战前当过杭州市警察局长，也被胡要了去成为他身边“智囊团”中的谋士。
总之，在有关切身利害而影响到自己前途的问题上，他们两人并不真正是同心同德，而往往是离心离德、各有各的安排和打算。当蒋介石还没死以前，各人发展的天地还大，在不触及根本利害的问题上，他们是能够上下其手相互勾结得很密切的。
戴笠在部下面前一直为胡尽力吹嘘。他每次从西北视察归来，总要公开在纪念周上大大捧胡一顿，说什么“胡长官”在治军方面如何有办法，军队如何精锐，装备如何精良，在反共方面如何积极。好像没有胡在西北坐镇，共产党就要打到重庆来，蒋家王朝全靠胡在保护。
戴笠不但在特务们面前称誉胡宗南，而且也为胡向他的美国主子吹捧。我记得他第一次陪梅乐斯去西北视察时，照例在行前找几个人一同吃早饭，顺便安排一番他离开后的工作。那次，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梅介绍胡的为人，在蒋介石身边如何重要，拥有的军队是中国最精锐的，以及在反共防共方面的作用等一大堆。梅乐斯听了也连连点头，并表示能亲自去看看感到高兴。
梅乐斯于1944年间因病回美国去休养，由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代理副主任期间，有次胡从西安来到重庆，戴又特地陪胡去中美所参观。戴向贝乐利介绍胡的时候，又为胡大大吹捧一番。当时我站在他们旁边，看到贝乐利听完戴的介绍，再一次紧紧跟胡握手的时候，胡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情，连一些在旁边的美国特务看了也转过身子在暗暗发笑。
胡宗南讨好美国主子，也很有他的一套办法。他在中美所参观时，只要见到美国人，总是主动走过去同他亲切握手，等待戴笠和贝乐利给他介绍。一些美特知道他，也乐于和他周旋。他对美帝的一切无不加以称赞，向每个美特都表示慰问，夸奖他们一番。果然，在他离去后，许多翻译反映，美特们对胡的“印象很好”。戴笠自然又得把这些告诉胡，使他增添几次得意的狂笑。
戴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事先都得告诉胡，并经常保持和胡的联系。他与胡互通电报使用几套密本，除一般用的之外，还有一套亲译的密本随时带在身边。当时所谓“亲译”，实际上也不是由他们自己去译，不过是由更亲信的人代译罢了，目的是只让更少的人了解他们之间所谈的问题。有次戴笠匆匆忙忙决定去贵阳，迟了一点告诉胡。胡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发给他一个亲译的电报，军统机要组的译电科译不出来。因为亲译的那套密本戴笠带走了，所以他们之间一些不可告人的事，连当时毛人凤也不能完全了解。
在他们平日来往的电报中，戴笠随时把有关反动派内部发生的一切问题告诉胡，以便在某些问题上采一致步调，或彼此研究。他们在讨好蒋介石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几乎是完全一样，除了在反共反人民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方面尽力迎合蒋的心理外，并且都是走内线和争取为蒋介石办理他的私事，成为蒋的心腹。在这方面，两人都同样成功。他俩商定，将蒋介石的另一个老婆陈洁如和小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照料，而把同胞哥哥交给戴笠安顿，因此更增加了他们和蒋介石的亲信关系。
1946年春，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胡得到这一消息，悲痛万分，连忙赶到南京，亲往中山路357号吊唁。我和几个大特务都赶去照料。胡进门看到戴的遗像便泪水纵横，立即跑进灵堂抚棺痛哭起来。他哭了好一阵，才询问我们戴摔死的情况。当时外间传说很多，胡也听到不少，便问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告诉他，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他当时还打算去戴摔死的地方看看，因为不能直通汽车，要走许多小路，他才没有去。我把戴死后收尸的一套照片送给他，他含泪接收下来，又绕棺走了两圈，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戴笠死去以后，毛人凤继承了戴的衣钵，对胡不但和过去一样，并更加依靠他。当时军统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胡却极力支持，一再在蒋介石面前讲好话。当时许多特务对他这样的表现都表示感激，认为他始终是爱护军统的。毛人凤对胡非常尊敬，还是和戴笠生前一样，经常把有关南京方面的情况向他报告，不过没有过去戴笠在世时的电报那么多。
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这些面粉是怎样来的，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金树云和保密局陕西站站长侯定邦，为了抢夺这批面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了保密局。毛人凤打电报要金树云交出来，金也不肯接受。毛便写封亲笔信，叫我拿去见胡。胡看到信以后，马上把金找去，勒令他交给我处理，并说明绥署不要这批东西。这样，我才顺利地把它变卖掉。
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
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他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去给他看。
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那天我和叶翔之一同应邀在他家吃晚饭，他一提起这件事便感到万分痛心，想不到他身边会有共产党又很久没有发觉。他用解嘲的口吻对我们说，他因专心致力搞军队，对这些事一向没有很好地注意，这方面太疏忽。他说，过去连范长江是共产党他都弄不清楚，一直到他向蒋介石保举范去美国，被蒋介石骂了一顿，说他连这人是共产党都不清楚。我们听了也只好说：“长官太忙，哪有许多时间来注意这些事。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关系。”总算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他怕叶翔之说出去，对叶表示特别亲热。他和我们谈话时，总是一再提到他和戴笠的关系，生怕我们忘记了一样。叶翔之准备赶到兰州去搜捕兰州方面发现的中共地下组织时，胡宗南马上把他自用的一架小型专机让叶坐了飞往兰州，不料飞机到平凉出了毛病，险些把叶摔死。胡听到非常着急，立刻向驻在西安的空军交涉，另派飞机把叶从平凉送往兰州。
1949年春，我去上海见到毛人凤时，他叫我抽时间去西安一次，接叶霞弟到昆明去住，并叫我在昆明给胡找一幢漂亮房子。因为胡宗南和陈诚一向搞不好，胡不打算送叶霞弟去台湾，毛人凤也希望她能住在昆明。我拖到这年夏天才去西安见胡，说明我已为他在昆明准备好了房屋，希望他送叶去昆明居住。当时他看到整个形势已无法挽回，大陆将无安身之处，表示暂不送家眷去昆明，还是送台湾。那次他对云南情况向我询问了很久，虽没有肯定表示要立刻派部队去云南，但却非常垂涎这个地方，认为是可退可守，比西北要强得多。我听他谈话的口气，已经没有信心能把西安保得住，尽管他在我面前还是满口有办法。这从他当时的一段谈话中便可看出他苦闷的心情。
他对淮海战役中蒋军统兵将领不能合作，致遭各个击破，一败涂地，十分不满。我曾冒冒失失问过他，西安会不会有问题？他答复我时，态度依然很骄傲，不过却说过一句：“只要友军不扯后腿，是有办法的。”他还夸口说，在蒋军将领中他最了解共产党，谁也比不过他。他吹嘘他和共产党短兵相接搞了十来年，得出一套经验，他的办法比共产党更高明。不过我离开西安不到一个月，便看到西安只一两天时间便已解放，他匆忙逃到汉中。
抗战胜利后，我两次去西安，亲眼看到和听到他部下一些高级官员如盛文、袁朴、汪震、董钊等人，整天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的情形。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当时军统在西安的一些负责人，为什么这种腐化的情形胡不加以整顿？这是因为戴笠一向吹嘘胡治军极严，并且以身作则，才引起我的疑问。当时他们回答我说：“胡长官一向夸耀自己部下如何好，谁敢把这些人的丑事去向他谈，弄不好要碰钉子，所以乐得不提，反而可以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他们还告诉我，胡对自己部下也派有特务去监视，这些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问题不揭穿，也就马马虎虎的算了。
我最后一次和胡见面向他辞行时，他叫我把云南的情况随时告诉他。我回云南后，因和他没有约定密本，只向毛人凤发过一个电报，请他转给胡，向他报告云南夏秋间的情况，但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1949年9月间，毛人凤在昆明住在我家时，曾不止一次地叹息，说胡宗南没有听他的劝告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否则云南即可成为军统的天下。因为毛人凤想在昆明杀一大批进步人士而遭到卢汉的拒绝和拖延，感到很不痛快。胡宗南被解放军从陕西赶出逃到川陕边境时，毛人凤还打电报向他说明过云南当时的形势，建议他抽调一部分兵力兼程前往，以便确保云南。我对此也寄以很大希望，曾多次向毛探询胡的回电。直到10月初，毛才告诉我，胡回电表示，暂时无适当部队可抽调，但答应一定要设法派兵到云南。毛还叮嘱我保守秘密，但一直等到云南和平解放前夕，也没有看到他的部队的一点影子。
以上是我所了解到的胡宗南与军统特务的一部分情况。至于他和其他一些军统头目如郑介民、唐纵等，我只看到他们之间一般的往来，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