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1/1）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它的英文名称为SINO AMERI COOPERATION OFFICE（缩写为SACO）。它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美蒋特务公开合流的一个产物，由国民党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与美帝海军部情报署合作组织起来的。我当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由于经常和这个组织有很密切的往来，对于这一机构的成立和结束以及它的组织、人事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现就个人所知所见写出，不够的地方，尚待过去了解该所情况的先生们能有以指教和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著的罪恶集团种种情况能全部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美蒋特务的真正面目。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逃到重庆后，几乎所有的机构中都有美帝的顾问从中主持和操纵。当时只有特务这一部门，还没有得到主子的垂青，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对于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单位得不到主子们的重视，也认为很不光彩。当他向蒋介石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蒋介石也表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从1940年前后开始，戴笠便一再示意当时军统局美国站站长（公开职务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肖勃，希望他在美国方面进行联系，找有关的特务部门去接洽，虽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也没有引起过美帝方面的重视。
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由于军统局电讯处担任日本密电码的技术研究室从日本空军的调动和种种部署中，侦译了解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戴笠认为这是讨好美帝的最好机会，经过蒋介石的批准之后，便把这一情况通知肖勃。由肖勃转告驻美武官郭德权，并分别告知美帝国防部有关人员，叫他们注意日空军的活动。据说当时美帝国防部一些负责的将军们听到这一消息，不但捧腹大笑，不相信有这回事，还认为是国民党政府有意在挑拨美日关系。以后军统不断地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连续告知肖勃转告郭德权以后，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去正式通知美帝国防部，而只和与他们有些私人关系的个别美军军官谈谈，同样也只是引起他们笑笑。等到12月8日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帝在太平洋的舰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美国的许多将领才想到几个月前郭德权告诉他们的情况，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这才去找他，问这一消息的来源，才知道是军统局侦译到的。他们一方面与肖勃开始进行联系，同时也叫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就近和军统直接去接洽，以便在对日作战中能够通过军统这一组织从事他们所需要搜集的情报活动。
1943年戴笠在中美合作所成立文件上签字
迪帕斯和戴笠第一次见面时，对戴所领导的工作大为称赞了一番。戴感到莫大的荣幸，除了电告肖勃应抓住时机加紧在美国活动外，并在曾家岩住宅中设盛宴招待迪帕斯，邀请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副厅长郑介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以及他的好友何世礼、伍仁硕等作陪，尽力向迪帕斯夸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对美帝的崇敬心情。
肖勃在美国活动的结果，得到了美帝主持海外情报工作的海军参谋部情报署的同意，派遣曾任远东舰队舰长的梅乐斯（MARY MILES）中校，于1942年春间由肖勃陪同到了重庆，当面和戴笠进行谈判，参观了军统局一些单位。梅乐斯回国向海军情报署报告了与戴笠谈判情况后，极力主张和军统先进行电讯侦译方面的技术合作，企图在合作过程中把军统局电讯处技术研究室所掌握到的有关对日空军密码侦译经验剽窃过去，自己能够普遍掌握到这方面的技术。美海军部批准了这一计划后，于1942年夏秋间，梅乐斯便率领了十多名美国方面专搞电讯工作的特务来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分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军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在最初合作的阶段，由于双方各有一套自私的打算，始终是貌合神离，没有法子合作得起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虽然双方所派遣的人员不断增加，但距双方真正的目的却愈来愈远，中间还几乎一度停顿下来，合作不下去。不过在这时，美帝特务部门却渐渐了解到当时戴笠所领导下的军统组织已遍布蒋管区每一角落，如果通过这一单位在中国进行种种特务活动是一个很不易找到的最理想的对象。而戴笠则看到美国人比正在和他进行合作的英国人要慷慨得多，为了满足军统今后物资上的需要，这是一个最好的靠山。由于双方都看出了对方的可利用之处，所以在进行电讯技术合作方面虽然彼此并不满意，可是都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机会，而企图改变一下合作的方向，扩大合作的范围。
1942年冬，戴笠和梅乐斯在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戴笠别墅中的一次谈话里，提到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问题。当时美帝最缺少的，是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一些活动情况，以及这些地区气象、水文等方面的资料。军统方面除了最需要的电讯器材外，更希望能够得到美帝的武器与交通运输工具。经过那次交换意见后，合作便立刻转入一个新的试验阶段，而把原来所准备进行的合作项目搁置起来。经双方的主管部门批准之后，美帝的气象工作人员和设备便陆续来到重庆，戴笠所需要的轻武器和炸药也运来了一些。这些武器虽为数不多，我记得第一批运来只不过几百支左轮、曲尺手枪和卡宾枪以及汤姆生机枪，但是来得很快，而且所配的弹药数目也相当多。不像英国人那么拖拖拉拉，不仅数量上一再争执，而且配属的东西也非常少。因此戴笠对美国人这种“大方”感到极为满意，在改变合作方向、扩大合作范围的试行期间，戴笠又不断提出请求美方帮助训练和装备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问题和请求美方供应交通工具、医药设备等问题，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原来很简单地组织起来的中美所，由于业务范围一天天扩大，双方人员不断增加，内部机构也逐渐形成。原来梅乐斯和一批美特还只在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背后钟家山一带办公和住宿，到1943年间便慢慢向东、西、南三面发展开来。
从1943年春间开始，新的合作工作不断地增添，戴笠每有所要求，很快便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大批美国特务和器材也源源不断地向重庆涌来。从3月初开始，双方便决定把已经试行的各项工作和双方所提出的要求，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而决定正式签订一项条约。为了给这种条约定一个名称的问题，戴笠曾经一再考虑。他怕别人将来指责他和帝国主义签过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便力求从名称上用得妥当些。最后才决定用签订“合同”的方式（美方有时称它为“协定”），以表示完全是从平等合作的基础上来签订的。在起草这项合同时，戴经常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和中美所组长以上的大特务开会研究，往往直到深夜才散。第一次合同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做过七八次的修改增删，除了内容方面经常由戴笠口头上向梅乐斯去试探，先征求他的同意外，还力求在文字技术上要周到仔细。1943年4月间，第一次准备和美方签订的合同草稿才拟出来，戴马上去找宋子文研究。宋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后，戴才去向蒋介石报告。蒋看了也很满意，这样才正式通知美方约期正式签订合同。从第一次合同签订之后，中美所的筹备工作才结束，而把试行的各项合作工作正式开展起来。
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时间约为1943年4月15日，地点是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军统乡下办事处的大礼堂（也是军统局重庆训练班的礼堂）。
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人：美帝方面为当时海军部长诺克斯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和美国海军部情报署代表梅乐斯中校；中国方面的主持人，蒋介石原来指派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临时宋有事没有来，改由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代表，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共同主持。
参加这次签订合同仪式的人计有：中美所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主任秘书史密司和中美所几个组的美方副组长；中国方面有中美所军统方面参谋长李崇诗、主任秘书潘其武与军统所派的几个组长。另外，戴笠还指定要军统的“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第一处处长鲍志鸿、第二处处长何芝园、第三处处长徐业道、第四处处长魏大铭、第五处处长沈维翰、第六处处长龚仙舫、第七处处长徐人骥、第八处处长沈醉等均参加。这是因为双方在业务和事务工作上需要紧密配合，他希望中美所与军统能打成一片，所以在中美所与军统的一些重要集会上，两个单位的组长和处长级的人员都要参加。
当天下午，礼堂布置一新，中悬双方国旗。仪式是在宴会前举行的，参加的人员都先坐在摆成马蹄形的餐桌前等候。5点整，戴笠领着鲁斯等和胡世泽等在热烈掌声中进入会场，在上首就座后，先由戴笠简单地表达了对鲁斯等远道而来主持这次合同签订的谢意，并介绍在场参加的人和鲁斯等见面。他是用点名的方式，把每个参加的人名字叫了一声，站起来后，便补充一句是什么职务，鲁斯微笑点一点头便又坐下来。只有郑介民、唐纵和毛人凤三人和鲁斯握了握手。介绍完毕即由潘其武将合同的中文本宣读一遍，然后由史密司宣读英文本，便由双方主持人在中英文本各两份上签字。接着由诺克斯讲话。他首先谈到，为了早日战胜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举行的合作，是符合两国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的。他说美国总统对这项工作寄以很殷切的期望，相信双方在今后一定能忠实地执行合同中所规定的一切，能做出出色的惊人成绩。他表示对合同中所列各点感到满意，并主动提出今后双方在合作期间，如果发现没有订入合同的问题而又为工作需要时，美国方面愿尽一切可能帮助中国。最后他对戴笠和戴所领导的军统局特别赞扬了一番，使参加的这群特务头子个个都很为高兴。
诺克斯讲话后便由胡世泽讲话。他代表蒋介石政府向美方表示最大的谢意和敬意，对美国代表诺克斯与鲁斯远道而来主持这一合同的签订极感满意，并盛赞鲁斯为美国杰出的人物。胡世泽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能忠实地履行合同，今后希望在美国不断帮助下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戴笠和梅乐斯也在最后表示：一定能很好地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事项，保证双方能做到忠诚合作，亲密无间，不负两国元首的期望等等。仪式完毕即举行宴会。双方为美蒋特务顺利进行合作与互祝两国领导人健康等不断干杯。宴会进行到晚上9点左右才停止。诺克斯与鲁斯在中美所内住了五天才回国。
第一次合同的内容很多也很繁琐，我虽然在起草前多次参加过这一合同的研究工作，以后在执行期间又亲自履行过合同中一些规定的有关事项，解放后又曾经与当时一些有关的人多次拼凑回忆，但仍只能记到一部分，更由于以后还补充签订了两次，因此对前后秩序也可能有颠倒，现就所知分述如下：
合同一开始就提出这是中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为了早日战胜双方共同敌人，愿意进行有关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与心战宣传以及在敌占领地区进行游击破坏等工作方面的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接着便说明中美所系因对日作战而成立，如对日战争取得胜利应即宣告结束，本合同中所商定的事项不论已否执行或正在执行，均应立即中止；但在对日战争尚在进行期间，如任何一方不愿继续执行本合同而要求中止此项合作时，除应当在半年前正式通知对方外，并应负责保守有关本所一切秘密，另一方有要求赔偿因合同中止而所受到的一切损失的权利。
中美所工作人员应按需要由双方派员共同组成，各个部门正副主管人员由双方选派，原则上是由军统派正主管人，美方派副主管人，必要时可另行协商办理。在选派各部门负责人员时，双方均应事先互相征求对方同意，始行派遣。如在工作期间，一方对另方工作人员有意见时，得请求更换，双方均不得借故拖延或拒绝。今后在工作需要时，对组织机构之增减等问题，应由双方负责人事先进行协商同意，不得由任何一方采取单独行动。
中美所对外一切行文，由主任副主任出面共同签署方为有效；对内双方最高负责人，中国方面为中美所主任，美国方面为美方所派之副主任。主任或副主任因工作关系需要指挥另一方工作人员时，应以主任或副主任共同签署之命令方能生效。主任或副主任因事离职时，可自行指定专人负责代理，事前并应相互通知，征求对方同意。
双方工作人员之薪给待遇，均自行负责支付。所有来华工作之美方人员，有关食宿交通运输等生活方面问题，应由军统负责协助妥为解决。各项费用凡由军统先行垫付者，由美方按期归还。有关中美所办公、宿舍及其他公用房屋之修建工程，均由军统派员主办，所需经费则由双方共同负担。
合作的主要业务，是交换关于日本海陆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上的活动部署情况及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双方均应将所搜集到的情报全部无保留地提出交换研究，俾有利于对日作战（实际上却是叫军统提供这方面情报，名义上虽说交换，而美方却从来不向军统提供什么情报）。美方在中国沿海布雷、测量等，华方可派员参加。
当时美帝特务机关，虽然很重视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各地人民武装游击队的情况，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和苏联方面的情况，但在合同中却没有正式提到，只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说在情报交换方面，除上面所谈到的对日本的材料外，“其他有关情报”也在交换研究范围之内。所以从合同全文中找不出有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字样，而在实际执行时，军统是不断地要向美方提供这些材料来满足它的要求的。当时军统局的新疆省站，便专门在中苏边境搜集有关苏联的情况，向美方提供。对中共和它所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材料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材料，军统局主管部门更是整套整套地提供。
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总共有五六万人，戴笠请求美帝帮助训练和配发美式武器装备，也得到美方的同意。在第一次合同中便提出先训练和装备5万人，并规定凡经中美所训练和装备的特务部队，都得接受中美所的指挥，这些部队对日作战的情况也要向中美所汇报。合同中关于美方为军统进行训练的情况提得很多，已记不起来，只知道以后除了在各地成立了许多“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重庆成立了助教人员训练班和气象人员训练班，在湖南东安成立过医务人员（军医）训练班，以及爆破班等。
合同中还提到为了便于双方海空军对日作战，中美所应在中国沿海及后方各重要城市以及所领导的特务武装部队驻地，设立水文站、气象站和无线电台。关于中美所因工作关系所需要之电讯及气象器材和武器弹药装备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医药设备等物资，均由美方按实际需要数量全部无代价供应，并负责运输。
另外还在合同中谈到，中美所中所有美国籍工作人员来华后均享有外交人员之待遇。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工作人员，如有失踪、伤亡等情况发生，军统应尽最大努力协助寻找与负责保护美方人员之安全。美方特别提出，凡在美国经过训练，认为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盟国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台湾、安南等地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工作。
合同最后提到，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凡在本合同签订前有关中美所筹备期间一切措施与本合同商定条文不相抵触者应继续进行，否则应即中止，另行协商解决。合同中还规定，在执行期间，如双方均感到有必要修改与增补事项，经事先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可另行补充签订合同。合同用中英文各缮写两份，中英文本有同等效力。
第二次签订的补充合同，时间为1944年秋，地点为中美所内陈家院子。美帝方面主持人为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杜诺万（W.J.DONOVAN），蒋介石集团方面为戴笠。参加的人除中美所组长以上人员外，还有军统局各处处长和各室主任，共有30余人。
第二次的合同，主要内容是由美帝特务为蒋介石集团培训美式特务人员和向军统提供美国刑具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之镇压。
合同中规定，中美所决定在重庆成立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刑事警察干部。所需教官由美方选派，技术训练工作全部由美方负责主持，教学器材和实习所需之器材设备等均由美方供给。受训人员由军统选调，所需房屋及训练经费由军统负担。
这次合同中，还提到美方同意为军统培训高级特务20名，送往美国受训一年。除旅费由军统担负外，受训人员在美国一切费用由美方支付，每人一年约1万美元左右。1945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中美所视察时，又主动地将送美受训大特务的名额增加一倍为40人。
在这次合同中，还提到增加美方供应中美所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医药设备等问题。如十轮大卡车由原来议定的500辆增至2000辆，中小吉普车由50辆增至200辆，并供应全部车辆的维修设备和可供三年使用的各种备份材料。医药器材增至可供1000张病床使用的全套设备和医药。
第三次合同的签订是1945年冬天，这时戴笠和梅乐斯均已赴东南视察，根据他们两人商定的几项原则，在重庆中美所内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和军统方面主任秘书潘其武两人主持签订，内容主要是关于结束方面的事务性问题。
根据第一次合同规定，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后，中美所应即宣告结束。有关中美所一切结束工作，均由军统负责主持。所有美方在华工作人员应即返回美国。中美所内美方人员所保存之武器弹药和其他生活日用品等，凡已运来中国者，不问数额多寡，均不计价交与军统接收处理。军统方面所要求增拨之物资及两次合同中规定应由美方供应之物资，除1000张病床所需之全部医药设备器材仍由美方负责供应齐全，改在上海交付外，其他各项物资凡已启运来华者均按已启运之数量供应，未启运者不再供应。双方合作期间，中美所各项资料文件，美方可按需要带走一份外，其余交由军统处理。中美所美方人员离华后，所有美方在华修建之房屋及各项装备与陈设物品，均不计价赠与军统接收，美方不再保有所有权与使用权。
中美所设主任一人，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人，由美特头子梅乐斯充任。对内对外一切工作，均由主任副主任共同负责。
双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军统方面为李崇诗，美方为贝乐利。
双方各设主任秘书一人，军统方面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司。内勤部门设下列各组：
军事作战组（又叫参谋组或简称军事组）：组长尚望，号渭父，系军统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参谋长。副组长易炜，系别动军参谋处长。两人均系兼职，实际上由易炜负责。组下设有高参四人，均军统大特务。美方派有一个副组长和若干参谋，姓名均不详。这个组主要工作名义上是指挥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包括各地的行动总队和爆破总队，实际上这些武装特务头子们并不听从中美所的指挥，而仍由军统所控制。这个组所拟订的一切作战计划，均须先与军统商妥后才能发出去。虽然这样，而各地武装特务头子还是不大接受，仍按他们自己的一套直接向军统请示。但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弹药与美式装备，则又不得不将每次对日作战的伤亡、战绩和消耗向中美所汇报请求补充。这些数字大多是经过一再扩大甚至捏造出来的东西，往往与他们报给军统的有出入。而美方却非常重视这些统计数字，并经常对这些单位进行武器弹药的补充，他们根据这些虚报的“成绩”便可向美国政府去要东西。
情报组：组长为陆遂初，美方副组长不详。
这个组是中美所的重点工作组，主要是将军统向美方提供的各项情报由它分类编妥后送与美方，同时把美方需要深入了解的有关问题转交给军统作补充或复查。最初一段期间，军统向美方提供的情报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美特的要求，梅乐斯一再以书面备忘录或口头向戴笠提出要求改进。以后由于军统与汉奸合流，大批军统特务安置到上海南京及东南各地，到处设有电台，对日军在华情况搜集较多。这些材料都是美国特务机关过去最感缺少的东西，这时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相当高，因此很引起美方的重视，并且弄得美国特务机关内部由于眼红而发生内讧。美国陆军参谋部战略情报局便要求派员参加中美所工作，并要梅乐斯向驻华美军总部及大使馆提供情报。据说梅乐斯因不答应还被杜诺万扣留在美大使馆一天，弄得梅几乎发神经病，曾回美国休养了几个月。以后美国陆军与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也于1944年间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
这个重点组的工作几年来是不断地在发展和加强的。1943年以前只有美蒋特务20多人，到了1944年便增加到40多人。原来完全依靠军统局供给的一些情报，也不能满足美方的要求。1944年后增加了在东南地区的几个情报站，直接搜集东南沿海地区的情报。由于业务不断扩大，并且美方特别着重于东南地区的工作，1944年夏，军统方面又增加一个副组长王一心。这人原来在军统局局本部内专门担任对上海地区的潜伏布置工作多年，对东南一带情况熟悉，所以加派他去担任这个职务。
心理作战组：过去军统一向不大着重搞宣传造谣等工作，自与美帝特务合流后，也仿照美国特务机关在中美所内设立了心理作战组。这个组先后由谢××、吴利君担任组长。谢为托派叛徒，曾任陈独秀的秘书，以出卖陈而投身军统。中美所于1943年夏间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这个组。戴笠在介绍谢××与梅乐斯见面时，曾提到谢的历史情况，梅乐斯很为高兴，认为这种人担任心战工作是非常适宜的。
这个组的成员有20多人。美帝特务由征集的兵员中，特别挑选了一批适合中美所工作的人前来工作。当时派到这个组的，有过去在美国很享声誉的漫画家两人（姓名已记不清楚）。我记得我去该组找谢××时，谢曾特别为我介绍过，说这两人在美国报纸杂志上画一张漫画就是几十块美元，应征入伍后，为了发挥其所长，便派在中美所来担任对敌宣传的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专在美国搞广播工作和几个搞新闻工作的人，也都分配在这个组。当时戴笠为了不甘落后，也把当时中国有名的漫画家聘为这个组的专员。还有当时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也被聘参加这个组工作。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更是不断地向这个组提供有关对日本方面的宣传材料。
这个组除了经常不断地向日寇占领区进行广播并用飞机空投宣传品外，1944年又成立了一个流动宣传大队，由贺元充大队长，经常在东南一带前线活动。这个大队配属有十几辆宣传车，车上装有播音设备，专在接近日军驻地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这个组的工作最紧张活跃的时期，是1945年美军向日本逐岛进攻与向长崎、广岛投原子弹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宣传美军在日本本土上作战的成绩，夸大原子弹的威力，去动摇日军军心。胜利后，梅乐斯急于想了解这个组的工作在日本军队中所起的作用，曾派出许多美蒋特务去询问过一些日本军人，得到了很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一些被封锁的消息不断传到了日军的耳中，他们互相暗中传播，据说对前方士气的影响相当大。在美蒋特务合流期中，军统得到了美特们的传授，也学到心理作战的这一套，戴笠和蒋介石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到军统结束而成立保密局时，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期间，保密局也成立了心战科，专门搞这些宣传造谣的活动。
气象组：这个组完全是由美方提出要成立的。当时虽说是为了双方海空军的活动，需要了解中国大陆的气象情况，实际上国民党的海军人员已逃进了湘西的山区，空军的一些残破飞机也天天在逃警报，而真正急于需要的倒是美方。据说美国曾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供给有关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当时中国方面实在没有办法答复，因为它本身根本没有重视过这一工作，飞机起飞都要靠无线电临时和目的地联络。等到逃到西南地区后，连过去仅有的一些设备也残缺不全，形成瘫痪状况。美帝也很了解这一情况，所以中美所一开始，首先便注重这一部门的工作，大量气象器材源源不断地运来。他们只好通过中美所这一组织，在中国大陆上亲自动手来搜集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组，军统方面原来由一个姓王的当组长，后来由程浚继任，实际负责的人是美方的副组长和他们的一些专家。在第一次合同签订前，便已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地建立起了150多个气象站和无线电台。第一次合同签订后，由美国气象专家柯朱拉（R.KOTRLA）来主持训练，大批的气象工作人员便被培训出来。几乎凡是与中美所和军统有关的部队、训练班、办事处等外勤单位驻在地区，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气象站和电台。1944年年底以前，当时蒋管区内都普遍有了这个组的工作单位。据中美所总务组一个美国副组长告诉我，美国对中美所除了装备军统特务武装花费的武器物资最多外，第二便要算气象方面了。抗战胜利后，这个单位的军统人员与各地的气象台站全部设备均交国民党行政院的民用航空局接收。
行动组：组长周知声，副组长焦金堂。美方副组长不详。这个组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工作情况和军事组差不多。因中美所本身并没有外勤行动组织，完全是依靠军统所领导的大大小小约80个左右的行动总队、行动队、行动组和各种名称的破坏队、组等单位进行工作。戴笠把这些单位的“成绩”，一方面由军统局向蒋介石报功请奖，同时也由中美所向美帝去汇报“成绩”，请求增补武器炸药等物资。梅乐斯多次受到奖励和不断得到升级，与这个组的工作“成绩”也是分不开的。当时军统一些在敌后和前线工作的行动单位，除了经常搞一点破坏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工作外，还经常在上海等地刺杀一些像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等汉奸的活动，也同样列为中美所的成绩。中美所有时竟把成绩夸大到每月毙伤敌人2000多人。
交通运输组：组长黄荣华，为一侨居美国多年的华侨，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运输处处长。当时中美所运输方面最紧张的工作，是到昆明去接运由美国海运到印度后再空运到中国的物资。这些物资中占吨位最多的是武器弹药和装备，其次是美帝特务们的生活日用品。1944年后，中美所有十轮卡车2000辆，实际上经常出动的只有1000辆左右。由昆明运出的东西，一部分存放贵阳，以便转运东南地区；一部分存放泸州兰田坝，以便转运西北各地，而大部分则是运到重庆。这个组在昆明设有接运站，在泸州、贵阳、西安、建瓯等地都设有转运站。当时运往东南地区的武器最多，回时则装货运局从沦陷区购进的物资，所以货运局与中美所的运输业务几乎是相互配合起来的。这个组也是第一次合同签订后才成立的。在没有成立这个组以前，中美所的物资都是由军统局汽车大队代运。从中美所成立起，一直到结束后的一年多，美帝供应的武器、弹药、炸药、刑具、电讯器材等都还没有运完，最后就地处理了一批。
经理组：这个组在1943年以前原为会计组，扩大组织以后改为经理组，先后由毛宗亮、刘君实任组长，周浩良为副组长，组里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军统特务，除主管财务会计工作外，以后还兼管物资账目。美方自己有它单独的经理机构。
医务组：这个组是1943年以后，中美所扩大组织时才成立的。组长原为张约翰，系军政部军医署长林可胜介绍给戴笠的。但张发现中美所是一个美蒋特务合组的特务机关，便不辞而别，后来由军统医务所所长戴夏民兼任该组组长。这个组主要工作是主管医务行政，专门接受美方供应的医药器材和设备，并计划向美方要求这方面物资。它领导一个由中美所与军统合办的四一医院，院长也是由戴夏民兼任。这个医院专门为两个单位的特务和家眷诊治。美方另外还有它自己的诊所和一个设备很好的牙医室。当时美方的这些诊所是不替军统特务看病的，甚至连替美特们搬运日用品而中暑倒在这些诊所前面的搬运工，美特们都是叫人抬到四一医院去，只有极少数大特务得到梅乐斯或贝乐利的准许，由他们事先通知后才能去看病和检查。我曾得到他们的准许去检查过牙齿，那些美国医生傲慢的神情，使我也不敢再去领教。
总务组：这个组一开始有中美所便已成立，也是一开始便忙到结束为止，又始终是美方意见最多、最不满意的一个组。戴笠把军统局办总务最有经验的郭斌派去当组长。这个在香港开过客来门旅馆和在军统局当过总务科长多年的事务工作专家，在任中美所总务组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美方提出口头和书面的意见达50多次。戴笠只好把另一个两度任军统局总务科长的杨隆祜抽调去换了郭斌。1943年，中美所扩大组织后，戴还专为办好中美所的总务工作成立了一个管理人员训练班，把军统局及所领导的公开单位中最好的事务人员选调了40多名去受三个月的专门训练后才派到这个组工作，希望在生活招待上能满足美国主子们的要求。他虽然费尽心力去讨好巴结，美特们还是不满。到1945年，又将杨隆祜撤换而改调美国留学生罗杰去担任这个职务。要不是抗战胜利中美所结束，还不知要更换多少人。
这个组的主要工作是为美特们生活方面服务，从洗衣服、吃饭到住房子，几乎无一不和美特们直接打交道。由于抗战期间的物资供应困难，美特们总认为是由他们自己出钱而交给中国人代办一下都办不好，要想买的东西不能马上买来，吃的东西不合胃口，都要大发脾气。当时虽然专为美特们盖了很好的饭厅，在重庆几处大餐馆搜罗了20多名懂得一点英语的服务员，每天派出几辆专车四处去采购鸡肉鱼鸭菜蔬水果之类食品，美特们还是天天有意见。中美所美特最多时有四五百人，除了吃的问题使他们不满外，更使他们不高兴的是住的房子太少，临时赶修赶建的房子不合他们的生活习惯。戴笠虽曾下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量搜购抽水马桶等卫生设备，几乎到了罗掘俱穷的程度，还是不能满足需要。在中美所范围内和附近一些较好的房屋，只要美特们看中了便立刻腾出来，连军统局一所白公馆监狱，美帝认为很好，也要去做了宿舍。戴笠只好在渣滓洞另外建立一所新的监狱，把白公馆改成第三招待所。
这个组除了办理事务方面的工作外，还负责保管武器弹药和物资。不过每一粒子弹每一寸电话线的处理，都不是由组长可以作主，而必须通过美方的副组长或美方的管理人员批准，才能从仓库中发出来。
中美所内部组织除了这些主管业务和事务工作的九大组以外，还设有一个总办公室，由主任秘书潘其武兼主任。这个总办公室下面又有几个组。联络组：这个组在中美所没有扩大以前是直属主任副主任领导的。1943年以后成立总办公室才划归总办公室领导。组长刘镇芳，是戴笠和梅乐斯的翻译，也是他们两人中的桥梁。他了解到戴、梅的意图，便先向双方示意，所以在商谈问题时，很少弄成僵局，因此戴、梅都器重他，而成为中美所中最走红的人物。这个组主要的工作是担任口头上的翻译与双方人员的联络。在有美方人员参加工作的单位中，都派有若干联络员（也叫翻译官）。这些联络员大都是军统所举办的外事、外语人员训练班毕业的学生，与刘镇芳都是同学，其中得到戴、梅两人信任的有潘景翔、周关锠、潘孚硕等人。每遇到刘镇芳有事不在中美所时，只有这几个人才有资格临时充当一下戴、梅两人之间的翻译。
总办公室下面还设有文书、人事、译电等三个组，其中除人事组有美方人员参加工作专主管美方的人事行政业务和办理卡片登记等外，译电与文书组没有美方人员参加。因为这两项工作，他们自己还另有组织，情况不了解。
总办公室设有秘书两人，一个是李逸云，一个是温万生，均为潘其武的亲信，又是潘的福建同乡。总办公室在职权上不能直接领导九大组的工作，但由于军统方面是主任秘书潘其武负责，潘兼总办公室主任，所以对其他各单位总其成的工作都无形中归总办公室来主持了。
1944年夏天，由于业务一天天扩大，原来一些文件翻译的工作是由联络组与派在各单位的联络官担任，经常忙不过来，积压的东西很多，又成立了一个总翻译室，由刘镇芳兼主任，专负责文字方面的翻译。当时军统自己培养的翻译人员已赶不上需要，特别是十几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先后在各地成立后，需要大量翻译人员担任美方教官讲课时的翻译和联络工作，戴笠便向军委会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要了100名当时由外事局在中央训练团主办的译员训练班的学员。这些受训的学员都是当年应届毕业的各大学学生，被征入伍，准备予以短期训练后派往有美军顾问的各部队各军事机关去担任翻译的。这100人派到中美所后，戴笠又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训练班。
这个班当时叫做军统重庆训练班译训队，费了一个月时间，向学员们讲述中美所的业务和统一翻译名称等工作。因他们在中训团译训班只受了一些军事术语方面的统一翻译课程，而中美所是美蒋特务合组的机构，对一些特务工作方面的常识和术语弄不清楚。同时也要他们全部先办理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的各项手续以后，才能正式叫他们去工作。这100人中有几个女学员。她们在总翻译室工作不久，便为美特们发现。他们对这几个能操英语的女性感到很大兴趣，便在她们上下班时几十人列成队伍在办公室通往宿舍的路上等候，找她们纠缠。后来给梅乐斯和戴笠知道了这一情况，便马上把她们调走，并规定中美所内的职工不准用女性，怕这些美特们因争风吃醋发生问题。
这批学员一下子派在中美所后，又感到人太多了点，戴笠便把其中一些学化学工作的派到军统所办的贵州遵义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去工作。到1944年底，有些人不安心于这个特务机关的工作，戴笠怕出问题，便送了一批回外事局。到1945年年底中美所工作刚一结束，便全部把他们遣送回去。
中美所里还有一个工程处，1944年成立，由沈觐康任处长。当时由于房屋缺少，戴笠自作聪明临时赶建的一些房屋因设计和工程质量不断发生问题，梅乐斯一再向戴笠提出书面备忘录，叫他注意美方人员安全，这样才成立这个处，专门负责房屋修建工程。在此以前，所有中美所房屋的修建一向是由戴自己设计，由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工程股兼股长侯桢祥负责雇工兴建。1943年以后因大批美帝人员不断涌来，戴本人工作也很忙，往往只随便指手划脚地说上几句，侯便完全照他所指示的去办，结果不断发生房屋倒塌、石堡坎下陷等情况。到1944年又因要成立重庆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戴想在美国人面前显示他的力量，要盖一所比重庆所有的大礼堂都要漂亮的房子。这样才决定不再由他亲自设计，而只提出要求——能容纳4000人，尽可能做到美观和适用。由于这些原因，便成立了这个处。
工程处成立后，戴还决定以后中美所的房屋兴建工程，不再由办事处工程股负责，全部要交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承包。这个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是戴在云南新结识的朋友，戴特地邀请到重庆来帮同兴建中美所的房屋。通过陆的介绍，当时重庆第一流的基泰工程司派专家来这个处担任设计与监工工作。从1944年春开始，中美所的范围随着戴笠和梅乐斯的需要，便一天天扩大起来，到处开山挖石，废回填沟，数以千计的泥木石工彻夜工作着。在炎热的夏天，每隔几天便有一两个工人因赶工中暑或过度疲劳而死去，至于因赶工而发生工伤事故折手断脚者则天天都有，但是戴笠和梅乐斯还是嫌工程进度太慢。
中美所为要兴建房屋，附近民房被强迫拆除。他们对一些指定要拆除的民房，一看中了便叫住在里面的人马上搬出去，立刻将旧房屋拆掉，而只给予少量的迁移费。一面付钱便一面叫搬家，从不问这些居民在一天之内能搬到什么地方去，因此为了强迫迁居也不断发生人命事件。我记得在强迫五灵观近100户居民迁移时，有的迟迁一步，除被特务们痛打之后将行李丢出来外，稍露不满，立刻被抓走关起来。有一个妇女刚生小孩，没有马上搬走，被特务们将房顶拆去。当夜狂风暴雨，第二天这个产妇和刚生下的婴儿便都死去。戴笠听到后说：“这是一个好榜样，以后看有谁还敢赖在房子里。”以后在拆步云桥一带几十间民房时，也有些老人舍不得离开住了几辈子的老家而被特务推倒地上，当场也发生过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中风死去，结果也只给了一点埋葬费了事。
当时在中美所附近一带的居民无不天天惶恐，不知什么时候会被看中自己的房子，弄得马上无安身之处。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戴笠到附近去看看准备兴建军统接收美方炸药的仓库，希望离得远一点，已走出了中美所的范围。回来经过一处农民住的茅棚时，戴笠看到这家人养了一对小鹅很好玩，便走过去看看。这时这一家人都惊慌异常，因为一看那副前呼后拥的气派，加之天天在担心要房子，所以当戴刚一走近时，全家大小六七人便一齐向他跪了下去，连说我们家里人多，找不到房子，请开开恩准许住下去。当时弄得戴莫名其妙，便笑着向他们解释不是来要房子，是看看这对小鹅，这时他们才敢爬起来。当戴离开时，我因走慢一步，便亲眼看到这家一位老人马上把这对小鹅摔死，或许是因为恨它几乎惹出大祸来。当时附近人民对这些特务的恐惧和仇恨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在我脑中浮现出来。
几年间中美所的范围由于不断扩大，从北起缫丝厂向南伸延，包括了小歌乐山的茶店子直到小歌乐山山顶的黄角树。这里原来有一条从歌乐山通往磁器口的捷径，也被封锁，而叫来往的人绕道走杨公桥。中美所的西边则伸延到渣滓洞煤窑紧接兵工厂。为了占用这个煤窑，也把这个小煤窑的老板活活逼死才占过来。东面一直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围绕整个范围有近30里。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房屋、田地、山林，全被强征，误入这个范围的人，轻则遭到打骂，重则囚禁杀害。有四个中学生因假日游山而误入禁地，被指为共产党所指派来的侦察人员，竟囚禁在重庆和息烽集中营十多年，到了解放前还有三个被杀害在白公馆。
工程处成立一年多，主要兴建的工程是矗立在钟家山东面步云桥南边的一座特警班的大礼堂和特警班的房屋与大操场。1945年春间，又替梅乐斯在钟家山南边另一个小山头上新建了一所华丽的小住宅（梅原住在戴笠在钟家山的一座别墅中）。正在动工的时候，戴有天带我去看工程进度，很得意地告诉我：“这座房子背山面水，看来风景很好，其实大门正对着一条大山沟，住在里面的主人是要破大财的。”当时他非常希望他的主子住进去后破大财，好更多地供给军统武器和物资。他为了讨好梅乐斯，把这座房子取名为“梅园”，并准备于建成后在房子四周种上几百株梅花。1945年秋天，这所房子落成时已接近胜利，刚把屋内家具陈设等弄好，梅乐斯和戴笠一道去东南，连一天也没有住过。那座比当时国民政府大礼堂还新式还宽敞的特警班礼堂，于1944年圣诞节前赶建完成，除了举行几次盛大集会和宴会外，也因抗战胜利没有再用到它。
汽车总队：汽车总队于1943年冬成立，总队长一职久久不能决定，一直由军统汽车大队大队长张秉午以副总队长名义负责。到1945年春，才调了当时自（贡）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许建业来担任总队长。总队部设有业务课，由军统汽车大队副大队长王济兼课长。还有一个保养课和一个总务课，保养课由军统汽车修理所所长曾惕明兼课长。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修理所。重庆有两个大队，1000多辆十轮卡车。贵阳有一个大队，分驻昆明、衡山。在东南和西北地区，都驻有一个中队。这个总队成立时，最初有一部分美国司机，以后全部是西南运输处处长宋子良拨给的华侨司机。这些人多数是从南洋一带回祖国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共有1000多人，胜利后便陆续回去。直到中美所结束一年多这个总队才结束。
中美所的外勤单位原来只有一个东南办事处，1943年成立于福建建阳。当时中美所的重点工作是在东南方面，所以由军统方面的参谋长李崇诗兼主任，长驻东南指挥。这个办事处组织很庞大，设有军事、情报、训练人事、总务四个科，和秘书、会计、督察三个室。当时中美所与军统在东南的工作，几乎都由这个办事处在领导。1944年中美所在东南设立的四个情报站和一个前进指挥所，也都由这个处直接指挥。这四个情报站的工作，以上海站最受美帝重视。站长庄心田，经常通过一些汉奸到日本去的关系，而能搜集到日本本国的情况。特别是有些汉奸亲自看到日寇海军舰只，在与美帝海军发生战斗后受伤拖回来修理的种种表面现象，更为美帝海军方面所急于要了解的材料，因此这个站的工作经常受到奖励。另外还有闽侯站（站长王调勋）、定海站（站长张元）、漳州站（站长王德元），也都是负责搜集日寇在沿海地区的活动（主要是海军）和对沿海的军事部署情况的。据梅乐斯说，这是美国海军准备帮助中国打日本，准备从海上向日寇进攻后，再派遣部队登陆，前后夹击日军。当时许多人都信以为真，总希望他们早点开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战场。特别是在1944年冬，日寇先头部队已越过广西而进入贵州境内时，重庆方面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何应钦等都急于希望美帝海军能在中国沿海发动攻势以挽救重庆的危机。结果却是一直等到胜利之后，为了帮助国民党布置打共产党的内战，这些美国海军才从容地登上了中国大陆。
由东南办事处领导的前进指挥所，是由毛森任指挥官，设在浙江分水县印渚埠。这个单位虽然是列入中美所编制内，实际上却是军统局的一个前哨据点。它主要是指挥属于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等一些乱七八糟的特务武装，到伪军驻防的地区去活动一下，便分别向军统和中美所报战功。这个指挥所因比较接近日寇占领地区，美帝特务们从来也没有敢去过一次。毛森利用这些经过美帝武装起来的特务部队，在附近设立关卡，强征捐税，而成为当地的太上皇。
另外，还有一个属于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局的东南运输站，和中美所有联系，也由东南办事处就近领导。运输站站长姜守全，遇事得向李崇诗请示。由于李是以中美所中方参谋长而兼东南办事处主任，连中美所设在东南的雄村、玉壶、漳州、建瓯、港口等地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也要受李的监督指挥。这个办事处几乎把中美所的工作分去了一半。
东南办事处还在建阳回龙寺设有一个庞大的美军招待所，除了招待来往东南的美特外，每年还要在这里举行几次盛大的集会，慰劳在东南地区工作的美特。据说有一次在举行圣诞节晚会上，几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美特抱着李崇诗的老婆乱来，气得李崇诗拔出手枪来准备和这几个美特干一下，后来经旁人力劝，才弄了个不欢而散。
中美所从成立起到结束止，前后办过20多个各式各样的训练班。美帝特务在帮助军统训练特务和武装特务部队方面，花费的人力、物力最大最多，其中以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最为完善，设备最多，训练时间最久，也最能说明问题。
重庆特警班的成立时间比其他训练班要迟一些，一方面是由于在第二次合同中才正式提出，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和器材以及学生的挑选都费了不少时间，所以到1944年秋天才开始训练。特警班由戴笠兼班主任，梅乐斯兼副主任，实际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一期为副主任、军统特务乐干，第二期为刘人奎。主持训练工作的则为美特总教官怀特（White），一切大权都是操在总教官室。班里共有美特教官50多人，所有技术方面的课程全部由美国教官担任，完全是按照美国训练特务的方式进行训练，对军统过去那一套特务技术课程一概不采用。当时虽然连戴笠也感到不掺入一点合乎中国情况的特务课目，将来工作起来不方便，因为不是训练好了去美国工作。但是美方还是不同意，认为军统那一套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戴笠也不好在这一点上再争执，便完全听他们去安排。
这个班的组织也和军统其他训练班一样，设有教务、政训、总务等三个组。第一期的教务组组长便是后来在解放前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第二期是曾宪凯。班里设有大队部，第一期大队长为李汉庭，第二期为杨元森。大队下设有三个中队。第一期有学生800名，第二期1200名。这些学生的来源都是从军统局的几个基本特务训练班，如兰州、息烽、重庆等班中挑选出来的。
这个班的训练内容分为刑事警察与保安警察两个系。其中以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了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如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车驾驶、爆破等。当时美特最感自豪的是从美国搬来的那一整套刑事实验器材，其中有一部最新的“测谎侦察器”，这是专门用来侦察被审讯的人说话是否真实的。
我曾经多次去参观过他们如何使用这部“测谎侦察器”。这部机器很复杂，占了半间房子，全部是电气操纵。受审讯的人坐在那个特制的椅子上，胸部与脉搏上都系上电线。据说，电门打开后，这个人每说一句话的心理状况是否正常，生理上有什么变化，机器上的仪表便能指示出来。审讯员只要看这些仪表，便能断定受审者所说的话是撒谎，或者是老老实实在招供。美特们把这种机器看成是宝贝。我多次参观后，当时便感到太不可靠了！这对一个有经验而沉得住气的人，倒是成了救星，只要在撒谎时情绪不紧张，心脏跳动得很正常，仪表上便出现了不需要怀疑的种种记录。如果遇上一个初出茅庐或有心脏病的人，那就会变得再说老实话也会一辈子弄不清楚。有些人一坐上那个椅子，心情已经紧张万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仪表上的指针与自动记录设备所显示出来的便是忽高忽低零乱异常，这便是表示出他说的不是“老实话”了！
我记得这部机器刚一运来，他们要在戴笠面前显示一下美国的科学进步，便在装置好以后邀请戴笠去参观，我也跟了去。那几天正巧军统总务处在中美所范围内的洪炉厂仓库发生了失窃案，看守仓库的人认为临时雇来的几个搬运工人有嫌疑，把他们都扣留起来，但不能解决，谁也不承认偷了东西。我便向戴建议，把这几个人交给他们实验一下，好当场表演给大家看看。戴马上同意，要我派汽车立刻将这几个人从警卫大队部接出来送到刑事实验室。第一个被拉到椅子上的，以为是要受电刑，马上喊娘叫爷地大哭起来，问了半个多钟头，操纵这台机器的几个美特忙得满头大汗，结果只说了一句“这人所供的是不老实”，戴笠看得有点不耐烦便借故走了。我送他到汽车旁边时，他才笑着对我说：“这样麻烦，还不如我们那些不科学的方法有效得多！”我因急于要想弄清这次失窃案，便又回到实验室耐心地等他们一个个去实验一下。结果个个都是“不老实、嫌疑重大”，最后都只好继续扣留下来进行侦察。半个月后，这个仓库失窃案案情完全弄清楚，原来是管理仓库的特务们自己监守自盗，因分赃不均发生了内讧，相互检举出来，这样才把这几个说老实话而被这部机器断定为不老实、有重大嫌疑的无辜者释放。从第一次试验了这部“测谎器”是在撒谎以后，戴笠对它便毫不感兴趣，不过对美帝的其他几种刑具倒很为称赞。
当时从美国运来的还有一套“强光审讯器”。这是用几盏光度极强的电灯组成的。被审讯的人经过相当时间的照射后，神经上受到极大刺激，便不能控制自己而胡言乱语起来，法官可以从他说出的许多话中找出矛盾再去追问。另外还有几套新式电刑设备，这比军统一贯用的手摇电话机改成的电刑具不但方便而且很美观，像小巧的收音机一样，可以控制电流的强弱，对不同体格的人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使用过久也不会晕过去，而只是越来越难受，虽然痛苦到汗出如雨，连精液都要流出来，但还能说话，这便最有利于审讯。这些美制刑具，更大的特点是虽然经过多次用刑，受刑人的神经系统与心脏机能受了重伤而表面却看不出半点伤痕来。由于这些原因，以后特警班的学生除了几个人专门学习过对“测谎侦察器”的使用、操纵和检修等技术外，大多是学习另外一些美式审讯方法。美特还送给特警班学生实习用的许多美制手镣脚铐。戴笠看到以后很高兴，认为比军统原来使用的轻便牢靠，携带方便。美特们听到后，便立即赠送5000副给军统。以后这种美式手脚镣，除了军统自己留了一批外，大都分配给各地的公开特务机关。解放前中美所大屠杀中，许多被乱枪打死的烈士们手上和脚上都还带着这些东西。
当时特警班实习用的警犬有100多条，也全部是由美国经海空陆等运输而到重庆的。戴笠原来认为这些活教材可以由军统警犬室来繁殖，免得占去运输吨位，好多运其他物资，但美国教官不同意。他们去看过军统的警犬后，连戴笠所最称赞的那条叫小琳的第一号警犬，都认为品种不纯，不够条件，便决定全部由美国运来。只有保警系用来训练骑警的一些马匹，从美国运来太不方便，才派人从新疆去采购了一批，但是美特也感到不合条件而是勉强使用。他们认为用最好的马队组成的骑警，对驱散示威的群众比之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救火车的水龙向群众喷射的效果要高明得多。戴笠也很重视这一项新办法，保警系的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便经常练习骑在高头大马上冲入人群中挥动皮鞭警棍去痛殴群众头部的种种技术。
特警班第一期的学生受训一年刚刚满期，便赶上抗战胜利，戴笠立刻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并对那些专心致意负责主持训练的美国教官，叫我每人给准备了一份厚礼，以答谢他们的辛劳。第二期因中美所结束，美国教官都回去了，但训练方法却仍保留了原来的方式，把第一期学生中向美特学习得最好的留下当助教。不过由于这一期的学生，没有受到美国教官的亲自传授，在毕业后分派工作时便不像第一期那样到处受欢迎了。
中美所成立得最早的训练班，是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这是由于美帝海空军急于要掌握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在第一次合同未签订前便于1942年冬间成立。关于这个班的情况，我了解不多，只知道先后办过四期，是专门训练有关气象测量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除了美国的专家外，中国方面也聘了两个气象专家帮同训练。每期有学生30到50人不等。学生大都是在军统无线电训练班中挑选的，毕业后都是分发在各地的气象部门工作。
另一个较早的训练班则成立于1943年春间，叫“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准备为各地的中美特种技术班培养担任美特教官的助手的，全部是由美特们自己负责。这个班由梅乐斯兼班主任，所以学生们自己便把它叫作“梅乐斯训练班”，借以显示出他们是完全由美国特务培训而有别于军统局的其他训练班。这个班只办了一期，学生50余人，是由军统其他特训班毕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毕业时由梅乐斯赠送了镌有“梅乐斯赠”的短剑一柄。学生大多是分在一些中美班去当助教。
中美所办得最多的是“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这些班都是由戴笠兼主任，军统派副主任，美帝方面只派总教官和教官。每个班的组织都相同，主任、副主任下设美国总教官室、教育长以及教务、政训、总务三个组。学生系由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里调来，受训完毕由美方负责按实际受训人数全部配发美国武器和装备。所发武器都是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或U.D手提机枪，以及少数火箭炮与曲尺及左轮手枪。训练的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并传授爆破术、侦察术、游击战术以及配合美军登陆等战术。这些都是由美国教官负责，只有政治训练才由军统特务负责。受训期间大都是三个月左右一期。在人多的地方是采用一期未完二期便又同时举办的办法，一般是一期接一期地训练下去。从1943年到1945年，这些班共训练和装备了武装特务5万多人，在解放战争期间都改编成为交通警察总队。
这些班是按成立先后次序排列，但通常却是以班的所在地来取名的。最先成立的训练班，是在安徽军统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所在地附近歙县的雄村，所以第一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一般人又称为雄村训练班。这个班的副主任为郭履洲，教育长佘万选，教务组长吴未生，总务组长张东生，政训组长不详。班里有美特教官30多名。参加受训的部队都是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的成员。这个班训练的时间最长，一直到抗战胜利才结束，训练出来的人也最多，共有8000名左右。1945年秋，戴笠曾陪同梅乐斯前往视察，对这个班极表满意。这个班在第一期举行开学典礼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前往讲话。抗战胜利后抢先进入上海的特务部队，便是由这个训练班所训练出来的，当时军统称之为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基本部队。
第二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于1943年秋成立于湖南南岳，1944年因湘北日军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这个班便一下迁逃到湘西洪江，但一般人仍称之为南岳训练班而不称洪江班。副主任为陶一珊，教育长郭宗尧，政训组长苏业光，总务组长粟沧洲，教务组长不详。这个班当时调训的部队主要是军委会别动军第六纵队何际元部以及军统在湖南招收的土匪陈士虎的部队。陶一珊在调训陈士虎部队以后，看到这部分土匪为数不少，自己便想吃下去，曾和陈闹得不可开交。两人表面上虽仍称兄道弟，暗地里各显神通，先是相互向戴笠去控告，戴双方敷衍。最后演变到陈士虎准备派人暗杀陶一珊，陶闻讯立即赶赴重庆检举陈在湖南的种种不法行为，说陈野心太大，将来得到美式装备后又准备去做山大王。陈士虎在其部队受训时，曾向美特教官们行贿，装备的武器不但比何际元部要好，而且得到的弹药也多。戴笠听信了陶的话，怕陈士虎一旦叛变，给他丢面子，便同意陶的建议将陈士虎秘密杀害，将其部队改编。
第三中美班于1943年成立于河南临汝县风穴寺，1944年因战事关系迁往西安附近牛东，一般称为牛东训练班。副主任先后由文强、杨蔚两人担任过，教育长由金树云、张树勋先后担任过，教务组长为常惠卿，政训组长刘克敌，总务组长黄翠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为军委会别动军廖宗泽、岳烛远、杨蔚等几个纵队。1944年，戴笠和梅乐斯一道去视察过这个班。当时这个班有美特教官40名左右。戴笠和梅乐斯都很重视这个班，因为它是设在国民党反共的重要战略地区，所以决定要使它成为西北方面训练反共的特务武装部队的基地。
第四中美班设在绥远陕坝，一般称为陕坝训练班。副主任高荣，教育长黄康水，其他各组负责人不详。这个班成立不久，高荣便与美特总教官闹意见，戴笠一再责备高荣要他听从美方意见，高表面上接受而暗中仍自己搞一套，最后戴将高撤职，由乔家才接替。这个班没有训练几期便结束。
第五中美班设在贵州息烽军统息烽特训班旧址。副主任先后由邓匡元、何峨芳担任，系训练别动军徐光英纵队。戴笠和梅乐斯也去这个班视察过。
第六中美班设在江西修水县国民党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附近。副主任唐新。专调训别动军杨遇春、盛瑜等纵队和一些军统局的行动总队、爆破总队。每期开学，王陵基均前往讲话。这个班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结束。日寇投降时，王陵基率部进驻武汉市区时，唐新也跟着带了他的行动总队和30多名美特教官一同驶往武汉。当时驻在武汉的日军发现唐部有美国军官，拒绝他们进入市区，这些美特教官才悻悻返回重庆。
第七中美班设在福建漳州，副主任先后有雷镇中、陈达元，其他情况不详。
第八中美班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副主任赵世瑞，系训练忠义救国军张惠芳部和军统的行动总队等，其他情况不详。
第九中美班设在福建建瓯，只知道副主任为林超，其他不了解。
第十中美班设在安徽临泉。只有这个班的班主任不是戴笠，而是由汤恩伯兼主任。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生，政训组长钱孟起等，则仍为军统人员。主要是调训汤恩伯的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所领导的游击部队和周麟祥的军统行动总队。这个班是由于汤向戴笠提议而成立的，汤和戴感情一向很好，戴为了尊重汤，所以自己不兼主任，但成立不久便因抗战胜利而结束，没有办几期。
除以上十个专门训练特务武装部队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浙江淳安港口成立过中美爆破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毛森。这个班也是由美帝派遣专门教官和供应训练器材，帮同训练。
另外还在湖南东安办过两期中美医务人员训练班。副主任傅荣。这个班是美特专为这些武装特务部队训练军医人员的。
抗战胜利后，按照第一次合同的规定，中美所应即结束。但是戴笠为了要设法保留一批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分子，便要求美方仍以中美所名义在上海和北平各成立一个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这一要求立刻得到美方同意，除愿意留下一批美国教官负责主持训练外，并答应供应两个班所需要的各种器材，俾使这批南北两地的汉奸特务镀一镀金变成美蒋特务。戴笠在接收了上海江湾日本海军俱乐部和北平日本特务机关的大批房屋后，还感到规模不够大，又加工扩建。当时因上海方面修建房屋工程太大，没有等到完工，戴笠便已死去，只决定了由赵志憙为副主任，正在筹备中即行停止。北平特警班先后由楼兆元、乔家才担任副主任，已招收学生300余人，刚准备训练，也因戴死去而匆匆结束。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后，怕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顾虑很多，这两个训练汉奸特务的中美特警班才没有继续举办下去。
派到中美所工作的美帝特务，除了担任中美所的公开职务以外，都有另外的一种任务，最明显的是他们利用中美所这个基地来发展在亚洲的情报活动，以加强它在东南亚各国的特务联系。这方面的工作，有的是由他们直接去进行，有的则利用军统的关系去活动。
我记得最先与中美所美特发生关系的，是英国在缅甸、印度活动的英国特务组织。这一关系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只是有一次偶然听到该所担任事务工作的特务们告诉我，说有三个远道来的英国客人在该所住了几天便走了。我便去问戴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复我说英国人走了以后他才知道，因为美方事前没有告诉他。为了这件事，戴笠有点不痛快，认为美方不应该不和他商量一下。
不久，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活动的一个法国特务要来中美所与美方联系，美特便先通知戴笠，戴听了很高兴。这个法国特务的姓名我已记不得，只知道他的妻子叫梅丽亚，是越南皇帝隆治的女儿。戴笠为了招待这位越南公主和驸马，曾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还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那位身材矮小，只有她丈夫三分之二那样高的公主。可是戴笠和这位法国特务只在宴会上见过面，攀谈了一番，到美法两方特务正式商讨问题时，却又没有被邀请去参加。他虽很难过，但表面上又要装成不在乎的样子，从他当天借故发脾气骂人的情况，便可看出他的心情。以后泰国代表团团长乃沙愿来到重庆，先是与军统局联系，由戴笠在黄家垭口找了一栋小洋房给他们六七个人居住。戴笠多次带我去那里布置，对这几个人招待得很周到。后来美方知道这一情况，又很快地把这些人拉了过去，表面上是叫他们与中美所联系，实际上是美帝想直接利用这些人。泰国代表团与美国特务组织勾上后，便感到比和军统往来更为有利，便投入美帝怀抱。戴笠因此更加不满，可是自己还得事事依靠美帝，也只好忍受下去。
美国特务们利用中美特务合作这一便利条件，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最初还是秘密地进行，后来便逐渐变成公开的了。例如美国司机去东南和西北地区运送武器、物资时，据一些同去的军统局司机告诉我，这些美国佬不但非常注意公路交通情况，而且每次休息下来，便留心打听各地的民情风俗、山川河流以及出产物品等等。派在各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美国教官，更是随时随地从事各种间谍活动，每天由他们自己带去的电台直接向重庆美方发报。有一件最具体的活动，是我亲自参加过的。那便是1945年春，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的失踪事件，美特进行了为期近两个月的寻找，这一情况我最清楚。从这一件事，便可说明美帝特务在中国的种种活动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1944年春应复旦大学邀请到重庆讲学。有天早上，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搭船去北碚，和他同行的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两人因为都没有进早餐，这个学生便请费巩留在码头上看行李，自己到岸上去买早点。等这个学生把早点买回后，便再也找不到费巩，到开船时还不见影子，他只好一个人回到学校去报告。等了一天，还不见费巩到学校，复旦大学便把这一情况向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作了报告，要求设法寻找。卫戍总部的处置办法，便是传讯这个和费一同候过船的学生，问去问来也得不出结果。
这时，费巩教授的失踪引起了教育界的许多人的注意。他们认为一定是被那些无法无天的特务秘密抓去了，便纷纷进行营救工作，希望早日释放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也得不到一点消息。事情越闹越大，许多教授认为个人安全这么没有保障，都人人自危。后来蒋介石知道了便向戴笠查问这件事。戴回答他军统没有抓这个人。当晚，戴又约集中统局长叶秀峰、宪兵司令张镇到军统局漱庐办公室开会，这两个单位的特务头子也矢口否认秘密逮捕过费巩。蒋介石便准备以不了了之，置之不理算了。
但一个大学教授突然无端不见了，除了费巩的家属和亲友们异常关怀以外，社会上一些进步的舆论也为此而提出了指责，而反动派仍旧不理会。这时便有与费巩先后在美国同过学的大学教授40人联名上书美帝驻华的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请求他出面来营救这位留学过美国的教授。这一下果然引起了魏德迈的注意，他曾亲自去问过蒋介石。蒋介石虽一面答复没有抓这个人，但还不放心，便再一次叫戴笠详查，也无结果，而只把那个同行的学生再严刑逼供一次。
当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再次回复而转告魏德迈之后，魏德迈为了要想树立美帝在华的威信，便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梅乐斯来办，希望通过美帝特务们把费巩找出来。梅乐斯当时感到很棘手，便找戴笠商量，希望在戴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任务。戴同意之后，梅乐斯便把在中美所的一个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派出来去负责这一工作。戴笠便叫我参加协助，并向梅乐斯吹嘘说我过去是上海的名探。因我抗战前在上海搞特务活动时是以侦探来作掩护的。戴笠在派我时，曾再三叮嘱，如果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设法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由克拉克弄去，以免他在蒋介石面前丢脸。戴并叫我不要多出什么主意，一切看这个美国名探的办法。因此我在和克拉克初次见面商谈时，便问他准备怎样进行？他主张先去复旦和浙大调查一下再做计较，我同意先去浙大了解费巩过去的情况再说。
第二天我和他带了中美所一个翻译潘景翔由重庆动身去贵州遵义，先去见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我记得那天竺先生很不耐烦地在校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之后，他便用英语直接和克拉克交谈，答复了这个美国名探提出的有关费巩的问题。我记得竺先生对我们十分肯定地指出，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教授的，说要找到这个人，最好是回到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去查询，在那里可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但是我们对这样一个肯定性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请他介绍一下费先生在遵义和其他地方的关系，我们好去多方了解。竺先生想了很久，最后又问了在旁的其他一些人之后，便要我们去附近的湄潭县费教授一个亲戚处去了解一下。我们并向他要了一张费巩的最近照片。第二天我们便驱车赶往湄潭，见了费巩的一个亲戚和几个与费相识的人，他们也和竺先生所说差不多，说费教授平日思想很进步，对政府常有不满言论，浙大的学生都很尊敬他等。
从湄潭回来后，我便找了军统在遵义负责的贵州站遵义组组长陈某查问情况。他告诉我，费在浙大教授中一向是表现很激烈，除了军统对他注意外，中统也很注意他，中统并派有特务监视他，这次去重庆可能还有中统特务跟他一路去。他认为军统如果没有逮捕他，很可能是被中统秘密逮捕了。
我们在遵义军统设在茅草铺的植物油炼代汽油的工厂住了近一星期，便返回重庆。克拉克认为竺校长告诉他向政府机关查询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当我们向戴笠和梅乐斯一同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情况以及竺校长的意见后，梅乐斯也认为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回答给他上书营救费教授的40名留美教授们。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我陪同去向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的照片去查对一下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
在走出来的时候，我悄悄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的，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当我们翻遍了稽查处和刑警处等单位的档案而找不出一点线索时，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又向我们建议可能是由于失足落水淹死了，所以到处找不到。克拉克一听也很以为然，便和我到码头上调查，后来又到长江下游唐家沱一处专门打捞尸体的地方去查询，甚至还把最近所捞到的无人认领的尸体十多具一起挖出来对证一下。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在唐家沱附近的坟地里，搞了两天，仔细查对了那十多具腐烂得已经发臭的尸体，没有一具可以勉强联系得上是费巩，才失望而归。
魏德迈听说没有一点结果，很不高兴，还要梅乐斯继续设法侦查。他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单位抓去了，只要弄确实以后，他一定有力量能要回来。正在这个时候，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突然接到一个署名浙江大学学生××的一封告密信，说他亲自见到失踪的费巩教授在巫山县过渡，费身穿和尚装束，经他认出后费叮嘱他不可对人声张，因他看破了红尘，决心出家，要这个学生一定要守秘密。卫戍总部正急着没有办法好交代，因为一个大学教授居然丢了找不出来，又惊动了美国主子来出面查询，实在没法可辞其咎，得到这封信后，便连夜由稽查处派人去巫山寻找。卫戍总部去的人还没有回来，梅乐斯也得到这消息，也要派人去，戴笠又叫我陪着克拉克赶赴巫山县。巫山县政府一听洋大人要找什么和尚，便准备下令各乡镇将巫山县各寺庙的和尚全部押到县里来由我们当面查对。我和克拉克都不赞成这个打草惊蛇的办法，决定亲自到各寺庙去查访。结果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们遍历巫山十二峰，寻访了几十个大小庙宇，仍旧找不到一个可能是费巩的和尚。我们在巫山渡口住了两天，留心观察渡河的来往行人，也没有看到这位教授来过，才扫兴而回。
最后，总算由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消息传来，美国人纷纷作回国的打算，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解放后，我也没有听到费巩的下落，这一件大学教授失踪案，始终成了一个谜。
在这里，最后还要谈一点中美所美特们的胡作非为。当时在中美所工作的美特，因为经常到处乱来，时常被人民包围起来喊打，往往弄得狼狈逃回。他们进到中美所范围才敢大摇大摆地走，因为追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无辜受害。这些美特们后来发现美国的许多空军背上都有国民党政府发给的一张护身符，上面有十二个很大的中国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他们从这些背上有字的美军口中，知道这张护身符的好处，也希望弄到一张。戴笠听到翻译的报告后，曾考虑过这一问题，后来认为中美所是一个特种机关，没有用这一办法，而改用了一种有中美两国标志的臂章，另外还定制了一批浅蓝色的证章，上面有SACO白色字母，给他们佩带。重庆当时的警察和公开特务机关工作的军统分子，看到佩戴这种证章和臂章的美军，都知道是中美所的，遇到他们有不法行为都得让他们几分而好好地保护一下，因此他们便越来越有所恃而无恐了。
在抗战快要结束前，美特们便忙着做生意。有些在美国经营木材、纸张、杂货等生意的特务，纷纷找人签合同，希望在中国找人推销货物。一些原来在中国当牧师、神父的中国通，不少也在抗战时调到中美所工作，胜利后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岗位去了。其中有一个在川西一带活动多年的美特任福根，解放后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直到1956年才释放回国，他当时也曾在中美所担任过工作。
以协助中国抗日为名而来到中国的美帝特务头子梅乐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对他的仇恨的。他在中国的几年当中，不但尽心竭力地帮助军统培养大量美式特务和选送军统大特务赴美国学习，以加强军统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镇压，并供应大量各种杀人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数以万计的武装特务部队，企图加强反动派阻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解放以后所破获的许多潜伏特务组织，都与梅乐斯过去在华的罪恶活动有密切关系。他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和戴笠“合作”的几年时间中，主奴关系是处得非常之好的。主子对奴才是宠爱倍至，使得奴才们也恭顺异常。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上是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他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刻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接到这类与他意见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了一会便得完全依照这一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梅乐斯从来不当着戴笠的部下给他难堪，所以戴笠便往往可以向部下夸口他和梅乐斯之间不但完全平等，有时梅还得听他的。其实天晓得，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能自己作主而不听梅乐斯的话。据我所了解，戴笠曾经希望在广西柳州或桂林成立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梅乐斯认为没有必要，戴笠只好依他，而把广西的特务部队送到贵州息烽去训练。还有，当时戴笠希望中美所的武器多集中到重庆，梅乐斯却要多配给到东南沿海地区，以便接应美军在东南登陆。梅一定要在贵阳成立大武器仓库，这样便可以把运到昆明的武器分置到贵州后更快地运往西南。又如，戴笠一直不爱照相，梅乐斯也叫他改变过来，任意由美特们给他拍照。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永久能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浑身舒适以外，他还极力怂恿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尽、终身难忘的恩赐，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听到了之后，知道是梅乐斯替他在美国吹嘘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这么重视。他便愈加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程关系太大，便更加俯首帖耳了。
梅乐斯不但对戴笠肯下功夫，即对派在中美所工作的大特务和军统的处长级的特务也是尽力表现出一副主人的姿态。不少的大特务都得过他赏赐的手表、衣服之类的东西，一般都能得到些香烟、巧克力糖之类。个别的人还得到他赠送的手枪、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我因在事务工作上和他常常有所接触，他还送过我一部吉普车引擎，自己可以装配成一辆汽车。他在赠送这些东西时，总是叫人用打字机打好一张证明文件，由他签名，以免误会。
自从中美所正式成立那天起，梅乐斯便在他所住的钟家山办公室前面空地上升起了他那面七星旗，一直到中美所结束。他除了回国养病和出去视察工作的期间外，每天一早他总是先叫人去升旗，到傍晚才收下来。我对这面长不到两尺、宽不过几寸的窄长小尖角旗很为好奇。这面旗是白底镶红边，一顺排着七颗红星，既不像美国国旗，也不像中国过去那种帅字旗。后来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这面旗子的来历。原来是梅乐斯过去当海军舰长时，有次去镇压菲律宾人民武装反抗美帝的船队时，他的军舰大炮把逃在海上的反美武装船只击沉以后，船上的菲律宾人便挤在许多小舢板上逃命，很快这些舢板又都一一被击沉了。在他凯旋归来时又遇到一只装人最多的舢板在海上挣扎逃命，他便命令军舰不要开炮，而紧紧尾追，到了机关枪可以扫射到的距离时，他才自己亲手用机枪去扫射。在一船人都被杀死后，他还在舢板底部扫射了一下，这时白色的小舢板内的鲜血便从七个弹孔里涌了出来。他看到这一幅惨景非常得意，第二天便在他军舰上加上了这一面七星小旗用以纪念这一次的胜利。从此以后，这面小旗也成了他的个人标志了。
在对待部下方面，梅乐斯经常劝戴笠要学他的那一套假民主方法。因为戴一向讲个人威信，希望部下怕他，所以动辄以打骂和监禁甚至枪决来表现他的权力，使别人不敢违抗他的意志。梅乐斯却与他这一套不同，他就在责备部下时也往往不采用最粗暴的方式。
我记得最清楚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次是发生在歌乐山地区，当时有一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夫妇，因在重庆找不到工作，无法维持生活，便仗着自己能讲几句英语，向亲友借了一笔钱在中美所背后歌乐山开一家小酒店，想赚这些外国人的钱，成天和美特们打交道。有一天晚上，几个美国特务趁着酒店男主人去办货，便把这个女老板轮奸了，男的回来不依，告到中美所。梅乐斯知道后，只把几个强奸犯找去说了他们一顿，罚他们一个月不准休假外出；另叫翻译请我通知当地警察局出面，赔一点钱叫他们不要再在附近做生意，如果不听，以后出了事便不再管。当时附近的警察分局和派出所都为军统特务所掌握，只要一句话便把这样一件美特轮奸案轻易地解决了。
还有一次是中美所刚成立不久，正在准备强行征用附近民房民地时，有天戴笠陪同梅乐斯带着我和两个翻译一同在后面山坡上察看形势，忽听到一个小山坡背后传出一阵女人惊叫声和男人的狂笑声。戴笠当时很担心军统特务们在胡来，给他在美国主子面前丢脸，赶快给我使个眼色叫我快去看看。梅乐斯一听到这些声音，也急着想了解一下情况，便跟着向这个地方走去。刚一进小山坳，就看到一个衣服穿得破烂的中年妇女狂奔而来，两个穿着美军军便服的美特紧紧在追赶。这个妇女看到我们这群人才停下脚步来，一面理着被抓乱了的头发，一边用手掩住被扯破了衣服的胸膛。戴笠当时很有点生气，因为他一向是只准自己胡作非为，而要求部下守纪律，可是对美国人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只有看梅乐斯如何发落这两个侮辱妇女的美特。当翻译把这个受欺负的贫苦妇女的话告诉了梅乐斯之后，他却发出一阵狂笑，并用很亲切的声音问这两个美特：“你们调戏这样的女人，不会嫌脏吗？”接着也只轻轻说了几句，最后还在他们背上拍了一下便打发走了。戴笠看到这样处置，很不以为然。梅乐斯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心事。当我拿了点钱把那个妇女喊走之后，他们便坐在一些乱石上谈开了。梅乐斯趁这个机会劝说戴笠，告诉他应当学学美国的一套方式来对待部下，不可动辄打骂，不但要设法使部下口服，更重要的是心服。
戴当时听了也连连点头表示愿意接受，但以后我却很少看到他能真正这样做。不过每次当着梅乐斯面前，戴对部下那种狂叫怒骂的态度有点收敛，而往往改用一些最严厉的字眼，只是说话时态度上稍微温和一点，使人不易看出他在大发雷霆，不过这些话往往使对方听了更为害怕。如有一次他为了招待那个随法国特务来中美所的越南公主，叫中美所一个事务股长布置一个大客厅，要用60张藤沙发（因为天气热，他听说越南人爱坐藤椅），结果这个人给他准备的是普通软沙发。当他带着我走进这个临时大客厅一看，马上大怒起来，正准备用脚踢那个事务股长时，我看到梅乐斯已从另一个门走了进来，便赶快告诉他。他立刻改变态度而狠狠地说了两句：“今晚不给我准备好全部用的藤沙发，你明天就会活不成。”当他和梅乐斯打过招呼后，又怕还没有说够，再补上一句：“办不到就要你的命！”这个股长吓得浑身打颤，在戴和梅乐斯走开以后，便哭着要求我想办法，因为一下要那么多东西，的确凑不出来。最后由我请稽查处和侦缉大队的特务们帮忙，才从几家藤具店强行借来用了一次。当梅乐斯陪着客人走进来一看，只两个多钟头又换上了一套新的布置时，曾对戴笠特别夸奖了一番。
梅乐斯最能使戴笠感到满意的地方是在供给中美所和军统所需要的东西方面。戴笠提出的数目往往怕太多而不好意思开口，梅乐斯总是主动地替他增加一些，有时还额外赠送一些，特别是武器弹药炸药等物品，总是出乎意外地使戴笠感到满足。而美帝特务机关利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这种阴谋，也通过梅乐斯来进一步实现了。从几年间梅乐斯由中校连升了三级，便可说明美帝对这个特务头子的成绩是如何满意了。
在美国内部，为了争夺对中美所的领导权，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自梅乐斯来华与戴笠接触之后，了解到军统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不仅有种种强大的特权，而且机构遍布各地，如果能通过这一组织进行工作，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美国所需要的一切。梅乐斯的这一发现，立刻引起陆军方面的注意。海军生怕陆军插手，所以在中美所刚谈判成功时，便立即明令宣布：美国驻华的海军有关机构，乃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个工作单位，应在舰队总司令直接指挥之下作战。这项宣布，目的很明显，中美所应当由海军单独控制，其他单位不能过问。
海军这一宣布，反而造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相反结果。陆军原来还不太注意，这样一来，便通过美驻华武官等深入了解，得知这是深入中国各处的大好机会，决不能让海军独占，因此也马上来一个声明：凡是在华美军一切机构，均应受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部节制，并接受美军参谋长之统驭。当时的参谋长为马歇尔，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中美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直接由海军来指挥。
另外一个想控制中美所的是美国战略业务局局长杜诺万。这个局原来是由美军情报协调处改组扩充为两个机构，军事情报局与战略业务局。杜诺万一向与陆军方面较为接近，所以对陆军想控制中美所，他不但极力赞成，而且希望能借机把中美所置于战略业务局的掌握之中。中美所刚一成立，他就加派梅乐斯为战略局驻远东代表，先行控制梅乐斯。
杜诺万这一如意算盘，立刻遭到美国海军部和戴笠的反对。杜诺万便请陆军出面，向梅乐斯提出要派遣一批教官来华，协助中美所训练军统所控制的特务武装，还企图在西北另行建立据点，并派出巴纳斯与约翰?海登博士等来华。梅乐斯立即告诉戴笠，认为杜诺万派人来不先征求中美所同意，坚决不接受，结果陆军方面准备好的一些教官等，均只好半途回去。杜诺万并不因此罢休，所以1944年中美所签订第二次补充合同时，他便作为美方主持人，企图以战略局取代海军情报署来控制中美所，并推荐战略局的柯林上校为中美所美方第二副主任，也为梅乐斯与戴笠所拒绝。
魏德迈继史迪威出任中印缅区美军司令后，他对中美所与军统局不但歧视而且成见很深。他极力主张将中美所置于战略局指挥之下，应使中国人退居被支配地位，对中美所主任由中国人担任早就感到不满。美国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更从中推波助澜，而梅乐斯则坚持战略局来华工作人员应受中美所节制。魏德迈便进一步要中美所必须受他指挥，否则他就辞职。官司打到华盛顿，代表陆军的马歇尔首先赞成魏德迈的主张，空军亦随声附和，海军虽力争仍无结果。美国联合参谋本部便发布命令，要在中美所工作的美军人员，自梅乐斯以下均直接受魏德迈之指挥。
由于梅乐斯对魏德迈只是表面上承认受其指挥，实际上并不理会，魏德迈司令部的人员便借机予以打击。如中美所每月所需物资约150吨左右，实际上连半数都不给运送。海军方面愿自备飞机、车辆为中美所运输物资，亦被魏德迈阻拦。海军元帅尼米兹气愤之余，曾表示要用军舰来给中美所运物资到印度，再经雷多公路运往重庆。
美国海军方面原准备调往中美所工作的人员为3000人，因得不到陆军支援，有2000左右的人滞留印度，无法飞越驼峰。他们又不愿吃苦经公路来华，结果一直拖到抗战胜利，即由印度向后转返回美国。
当时中美所在中国的活动，连许多美国人都看不惯，因为军统局及戴笠声名狼藉，早为美国许多开明人士所不满。美海军部门想把一些夸大与伪造的所谓“成果”在国内外报纸上披露，遭到了美军方面主持发布新闻的机构所反对。梅乐斯为此气得发昏，曾准备在重庆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要把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和战略局的许多丑恶内幕公开揭发。结果，记者招待会尚未来得及举行，已被中印缅战区司令部与战略局发觉，立即宣布梅乐斯神经错乱，马上派人将他押送回国。所以1945年秋天，蒋介石视察中美所时，梅乐斯已被送走，由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主持对蒋的欢迎仪式。
梅乐斯回国后，五角大楼的头头便宣布撤去他的官职，并将他的官阶由少将降级为上校，不过海军方面对他还是支持的。1946年3月下旬，当美国海军元帅尼米兹得到戴笠摔死的消息后，准备派梅乐斯为代表来华致祭。这一消息被刚从中国回美的马歇尔听到了，马上赶到海军部部长福莱斯特办公室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戴笠是中国臭名昭著的反共头子，如果美国派官员参加戴的丧礼，将影响他主持调处国共关系。不但如此，连美国海军原来拟就的“战后海军助华法案”，也遭到了马歇尔等人的反对而无法实现。
1947年初，梅乐斯又被美海军部启用为哥伦布号巡洋舰上校舰长，并同意他的请求，在中国沿海巡弋一年，所以埋葬戴笠的时候，他能闻讯匆匆由上海赶往南京。毛人凤带我去机场迎接他时，他一看到我们便泪痕满面。他在戴笠坟地上，更是泣不成声。很显然，他不但是在哭他死去的这一好友，同时也是在哭他自己的不幸遭遇。
中美所历次举行的盛大集会中，要算1944年12月25日圣诞节最为热闹了。为了举行这次圣诞节晚会，一座可容4000人的大礼堂便日以继夜地赶建完工。这座礼堂中间没有一根柱子，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因平日集会一般人都是站着听讲话，只有晚会时才临时布置桌椅。在兴建这座礼堂时，所有电器材料如扩音、照明以及电动舞台等设备，全部是从美国运来。梅乐斯还特地按照礼堂大小在美国定做了几十面万国旗。这些漂亮华丽的万国旗都是一丈多长，用的是最好的丝绸，周围加上金色的绦子。这些万国旗当中，没有德、意、日等国国旗，也没有苏联国旗。为了举行这次集会，军统由印度空运来60多件乐器，乐队队员全部用军政部发给的将军呢做成制服，换发了新皮鞋和白手套。礼堂的节日布置从12月中旬就开始准备。戴笠准备赠送美国王子们的礼物也在11月底前都已办妥。梅乐斯在12月初就已由美国运来大批妇女们穿的衣料、台布、糖果与小孩玩具以及圣诞节化装用的纸帽，等等。这些东西都分成一份份地装在一个小竹箩筐内。一棵圣诞树，是从几十公里以外用专车装来。一切布置都是按照美国的习惯，由一些到过美国的太太们指挥，完全按美国生活方式，处处要使美特们像置身于自己家乡一样。
从12月20日以后，戴笠每天都要抽出一些时间亲自去看看，有时还邀请梅乐斯去，看合不合主子的意。为了圣诞晚餐要吃火鸡，重庆一向没有，只好把养在动物园和公园的仅有几只供观赏的火鸡弄来供奉贵宾，其余的则用鹅肉来替代。戴笠原来想在宴会后来一次盛大舞会，因为凑不出200个女客，只好改在宴会后看文娱表演。
这天晚上六点钟左右举行宴会，所有在重庆的美特300多人全部参加，中美所副组长以上、军统副处长副主任以上的人员都要带自己的太太和18岁以上的女儿或儿媳去参加，另外选定了40名年轻貌美的女特务去作陪客。因为怕一些太太们不敢去，戴笠要我预先通知一下，只要参加晚会，即使不跳舞，去的女客都可得到一小箩筐的美国礼品，被邀请的女客如不去，则要查究。等女客们一进入礼堂，戴笠便叫人把她们全部分别安排在美特们的中间。有些从来不曾和美国人往来过的女眷，被夹杂在这些美国流氓身边，弄得如坐针毡。宴会散后，有些女眷气得把那一小箩礼物摔在地下和我吵起来，说不该劝她们去活受罪，连祖宗三代的脸都丢尽了。其中也有少数的人认为很难得这种机会参加这样盛大的宴会。
这次被邀参加的有800多人，在大礼堂当中排着五长条桌子，上首加一横排。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有30多人被请去参加。乐队奏着美国流行的许多小调，引起了美特们的怪声叫好。宴会完毕，即互相赠送礼品。梅乐斯别出心裁地叫每个女客走上礼堂的舞台到他面前去领礼品。戴笠站在旁边，一直鼓励她们要对主人多多表现亲热尊敬。所有女客都只和梅乐斯握一握手便拿着礼品走下台来，其中只有一个一向在香港当舞女的女特务刘美美，在戴笠的鼓动下当众抱着梅乐斯吻了一下，立刻引起了在场美特们一阵狂笑和掌声。戴笠便叫她再来一次，梅乐斯又加一份礼物给她。戴笠还希望其他的女客都学刘美美，结果再没有第二个人肯那样干，弄得他非常扫兴，认为这些人太不合时代潮流。礼物赠送完毕后，便开始文娱晚会，京戏刚演一半，一些喝得醉醺醺的美特便跑上台去把演员的大刀、花枪拿过来大耍大闹。戴笠也跟着上去到后台挂一串白长须，跟他们一起乱叫乱打，一直胡闹到深夜才散。最后我督促办事务的收拾会场时，管餐具的特务哭丧着脸向我报告，又有几十双牙筷和银质汤匙被这些美特偷去当纪念品了！
1945年圣诞节是在上海杜美路军统办事处举行的，参加的人虽然没有重庆那么多，但更为豪华奢侈，因胜利后上海物资供应比重庆方便得多。特别使戴笠感到满意的是，请的女客都是些所谓名媛闺秀和交际花、电影明星、红舞女，京剧、沪剧、越剧的名演员等。她们对与美国流氓往来都有一套，使得在座的美特们皆大欢喜。
在中美特警班大礼堂未建成以前，1943年和1942年的圣诞晚会，都是在中美所美方人员的大饭厅举行的。由于当时马路没有修通，还得坐一段路的轿子（四川人称为滑竿），因此每次举行类似的晚会，除了全部动员军统和中美所所有的滑竿来接送客人外，还得临时派出大批特务武装和警察把歌乐山、磁器口等地的滑竿抓几十乘来当差。上百名抬滑竿的苦力，被抓来后一直要抬到散会才准回去。有的因连续不断地抬来抬去，弄得筋疲力竭，遇到天雨路滑，一不小心把穿着漂亮的女客或贵宾摔了一下或弄脏了衣服，她们总是要向戴笠去撒娇，戴一怒之下，抬滑竿的便往往被打得死去活来。
戴笠为了讨好这些美国主子，除了圣诞节外，遇到过春节与军统成立纪念日开四一大会，也要举行一次宴会、晚会来招待一番。美帝总统代表赫尔利和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等，到中美所视察时，更少不了也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此外对从美国来的什么慰劳团之类的组织，到中美所来表演或进行慰劳时，也得大事招待。特别是每次听到梅乐斯升了级，更要为他庆祝一下。每举行一次这种盛大豪华的宴会，所花费的钱，为数都是很惊人的。我因办理总务，对此最了解，像这样一年要举行几次的大宴会，以黄金计算多则要几百两一次，少也得几十两，一席所费就不止穷人百年粮了！
1945年秋天蒋介石来视察中美所，带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秘书曹圣芬、参军皮宗阚等十来个随员，在中美所几个重点工作部门看了一下。蒋介石最感兴趣的要算中美特警班的美国刑事实验室了。因为这里有美国最新式的各种审讯人犯用的刑具，和大批从美国运来的良种警犬。这些东西对镇压人民、巩固他的统治都有很大作用，所以他每看到一样新的刑具，问明了它的用途和功效后，总是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戴笠和贝乐利（梅乐斯当时已被押送回美，由美方参谋长贝乐利代理副主任）为蒋介石安排的主要节目，是给蒋介石看看特警班第一期800名学生的各种精彩表演。在新建成的大操场上，刚把一座检阅台赶建完工，蒋介石登上去以后，左边是中美所和军统的中级以上的特务一字排开，右边是中美所近300名服装整齐的美国特务。这些美特这天都穿上美国海军制服，我和他们往来几年，还从没有看到过他们这么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集合过。操场中央站着800名学生和40多名美国教官。蒋介石刚一出现，离检阅台还有100多公尺远，戴笠便示意我指挥8名号兵吹响“立正”的号音，一直等到蒋介石缓步登上检阅台答了礼之后才叫稍息。学生们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表演近一小时才结束，蒋介石不待戴笠去请他，便走到扩音器前训起话来，由皮宗阚替他译成英语。他满面笑容地向远道而来为他尽心尽力培养爪牙的美国特务们一再表示感谢，并尽力称颂他们几年来的功绩。对这些受了美国式训练的特务，蒋是勉励有加，连说你们不但是戴局长最好的学生，也是我最喜爱的学生，今后你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应当有很大决心去完成我所交给你们的任务。他一气讲了近半小时，才在一阵欢呼声中离去。
根据第一次合同的规定，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美所便应结束。可是戴笠和梅乐斯却认为这次亲密的合作，任务还没有完。因为合同以外的工作当时只进行了一部分，就是帮助军统抢先进入沦陷区进行接收，和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进入各大城市。此外，对训练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和继续帮助军统全力与共产党作斗争等任务并未完成，双方虽均依依不舍，但一时找不出充足的理由再继续下去。
戴笠在得到蒋介石准许之后，才于1945年冬天第一次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几年的所谓成绩，公开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公布出来。梅乐斯曾一再向戴笠保证过，为了将来帮助国民党战胜和消灭另一个比日本更凶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他们随时会再度回来与军统进行更亲密的合作。而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镇压中国人民的海军由戴笠来统率，他们是会尽最大努力的。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赶来吊唁时，还一再向毛人凤、郑介民表示过这种“慷慨的”愿望。但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得太快了，加上美国海、陆军之间的矛盾重重，使得他们永远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至于中美所的结束工作，完全是由军统局代为办理，我在另几篇材料中已经记述过，这里就不再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