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郑介民（1/1）
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的，但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因此他常说他不是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
郑介民在蒋介石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梧的北方人一样，黝黑的面孔上整天带着笑容。他经常爱穿挂满勋标的笔挺军服，神气十足，乍一看去，俨然是一员正式军官。
郑介民
郑介民一向以所谓“老成持重”与“博学多才”和“肯钻研问题”著称。他与人谈起话来，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着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不易摸清他的真心实意。我是他十多年的老部下，长期和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得很有限，所以要求全面深入记述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八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刑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所以我了解也比较具体。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输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押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发表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当时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对俞部下进行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技。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的理想那么大。他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这次回来，蒋介石给他冷了一个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等书，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做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者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虽然请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基干。以后郑才介绍了邢森洲、王昌裕、郑公弼等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知道蒋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所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外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刚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随时了解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才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一同赶到古北口。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3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七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过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和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信，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他们。希魔看到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时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关系吹牛皮。
1935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1933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三四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交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除一面派大军镇压外，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等以后，又以40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并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时，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令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唯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宜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江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江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帝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帝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帝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帝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与军统负责与英帝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1942年前后，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度尼西亚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度尼西亚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3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度尼西亚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6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其野人头，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暗示他是消息灵通。
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发表他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发表。
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帝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帝还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最后，美帝才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对美帝“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美帝文化特务头子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3年，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得多。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当特务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帝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径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希望能早日同这个为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径波联系好以后，郑第一次去见司徒的时候，两人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郑在北平时，司徒每次来平津活动，郑都赶去迎接。司徒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帝国主义。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四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为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
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被日本飞机截去，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蒋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也是负责蒋的警卫工作。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后，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正在赶办赴美手续中，一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帝的帮助上面。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去香港转赴美国。以后听说他由美回台，蒋介石派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他之出任这个职务，是与这次去美有重要关系的。
郑介民在与英美两国公务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曾颁给他两枚勋章，英国人也给过一枚。他还有一枚法国勋章，这个勋章的来历不清楚，他平日在闲谈中也没有说过。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认为蒋介石挑选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子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沉重，不像往日那样一团高兴指手画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一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儿。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他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而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报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向这些大特务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帝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祺、董承烈、黄介新等100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公布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前，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请他立即回重庆。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开身，改为24日中午才能动身。
24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特务们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局召集各单位负责特务们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的领导下继承戴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请郑训话。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的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
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不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口头上虽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在重庆只停留四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我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宁县山上暴尸三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三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我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老婆要这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我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敌伪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
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3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
5月初，我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物时，郑见到我还余怒未息，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我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一番。郑虽已接到毛人凤的复电，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那天郑和我一同吃饭时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特务头子。
郑在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
1946年2月21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这个“请愿团”是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为基础，通过郑指使军统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地去进行捣乱。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账。这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部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在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指使下，不由分说一齐冲入中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当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桌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部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当时连美帝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
5月的一天，我和廖华平在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我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给中共丢脸。七八月间，我再度赴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平人员的毛病，采取了种种监视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帝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我只知道他每次回到南京时，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都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三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到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20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帝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在短期内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帮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台湾。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样指望。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帝必定要趁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们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帝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发表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的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帝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帝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帝方面供给的。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帝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也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便同意了。蒋介石看到郑、林两人会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迄今还能记得姓名的有：吉章简、马志超、马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铨、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贤、简朴。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来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辞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自己也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没有做成。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下面略举数例，以概其余。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反动派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做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反动派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指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四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却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对本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三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1946年5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和我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京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沱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沱。我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关照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牢来威胁，又各发100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陆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1000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大桶。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1960年突患急病死于台湾。
（1984年6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