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星星之火，起自秦川黄土间（1/1）
明末，从上乱到下，从内乱到外。朝堂上在掐，边关上在掐，中原大地也在掐。就那么点儿钱，那么点儿人，拆了东墙补西墙，整日疲于奔命。
翻开张廷玉所撰《明史》，有一《流贼传》，当头一句就是：“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
这是说流贼问题历来都有，到了明朝末年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发展到了极端，史无前例。为什么会是“史无前例”，张廷玉也做了分析：明朝自神宗弃政、熹宗近阉共数十载以后，国家命脉早已断绝。等崇祯即位，大臣们结党朋比的局面已经发展完善，国家的财政物力已经消耗殆尽，法令不行，纲纪败坏，边疆混乱。虽然崇祯帝锐意治理，但是常常在一些问题上摇摆不定，不单单是在“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的问题上摇摆，也在对于流贼是安抚还是剿灭上摇摆。为了重新严明法纪，崇祯帝对于赏罚也是过于严明，“败一仗而戮一将”，“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
有话说“犹豫就会败北，果断就会白给”，其真正的问题在于，明末的局势已经不具备容错性了，任何一个不当或错误的决策和执行都会被放大，进而带来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正确的决策和执行却很难再得到优厚的收益。
江河日下，其势终不可当也。此时的救国就好比进了ICU了，想到平时没注意健康，等癌症扩散了想着没早点儿治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造孽，后人承担。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苦不苦，兴亡还不是影响最大的，“百姓”才是重点，跟“苦”挂钩的从来不是“兴亡”，而是“百姓”。
大明国运日渐衰颓，年年灾荒，几个月不下雨是常事，千里田地看不见一点绿色，中原地区饿殍遍野，百姓以树皮为食。树皮吃完了，又开始吃石头，死者无数。
易子而食，这个古老而残酷的成语，离如今的我们很远，但离当时的中原百姓很近，多个孩子多双筷子，少个孩子多一锅肉汤。吃自己的孩子太残忍，所以跟别人家交换，拿自己的孩子交换也太残忍，所以直接偷，直接抢。
那个时候，谁都不敢把自己的孩子放出去玩，因为出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经常是昨天还对你笑嘻嘻的叔叔伯伯，今天就对你举起屠刀。这不是夸张，这是写在《明季北略》之中的，原文为：“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
天降奇荒，所以资自成也。
李自成，出身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祖上世代养马，属于养殖专业户，因此家底殷实，并不贫穷。
八岁时李自成进入私塾读书，脑子很好使，吟诗作对都很会，而且内容大气。比如先生出了上联“雨过月明，顷刻顿分境界”，李自成对曰“烟迷雾起，须臾难辨江山”，很有文化。
如果就这样下去，李自成的未来很可能是去考官，步入仕途，再不济，继承家里手艺，继续养马。
然，好景不长，李自成的爹去世了，李家家道中落。李自成不仅没了钱，还欠了债，不得不为同村的富户放羊抵债。再后来，李自成又去当驿卒讨生活，吃点皇粮，勉强度日。
又过了几年，皇帝也没钱了，驿站一撤，李自成的“铁饭碗”摔了个稀碎，失业又欠债的他就此走上了起义的路。
关于李自成起义之初投奔的谁，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记载，包括王左褂、不沾泥和高迎祥，其真实情况已经难以考证，此处取万斯同《明史》的看法——投奔高迎祥。
高迎祥自称闯王，手下有八闯将：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和八队李自成。
高迎祥的队伍和其他起义队伍不一样，这是一支有文化、有素质、有纪律的部队，他们拒绝“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抢一把就完事儿的流寇心态。他们以文化知识为软实力，武器装备为硬实力，从内到外武装自己，作战必有准备，行军必有规划，志向远大，与同时期的同行们格格不入，因此也很快成为明王朝的眼中钉——流寇不可怕，就怕流寇有文化。
李自成的七个同事自然也都是文化人，其中点灯子据说还是个学霸，特别爱学习，每晚秉烛夜读，因此得名“点灯子”。
出来混，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谁也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闯将们所称名号皆是诨号，李自成也不例外。所以，李自成的本名并不是李自成，具体是什么，众说纷纭，现在也无从知晓了。
除了李自成，《流贼传》里还有一个张献忠。
李自成还默默无闻时，张献忠已经称霸一方了，按理说张献忠还是个前辈。
张献忠也是延安人，和李自成同岁，从小也是在私塾学习，有些家底。估计是因为没当上皇帝，大家要么不关心他的文化水平，要么说他是个粗老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从小就好勇斗狠，打死好几个同学，人命案子一堆。总之，一切描述就是为了证明这人天生就是个当反贼的料，并且没当皇帝的命。
张献忠的起义之路也很不同寻常，据说是去当兵，犯了军法，本来应该处斩，主将见他相貌奇异，就请求总兵饶他一命。饶完了，张献忠就投了神一元的队伍。
很多书里，这些搞起义的，但凡是民间出来的，都有长相奇特的说法。一会儿是刘邦腿上长了七十二个黑痣，一会儿是朱元璋长了一张猪腰子脸，一会儿是张献忠脸上有麻子、身上长黑毛，都不像人了，像妖。
这也好理解，那些造反的，若是写得平平无奇，大家就不爱看了。一个亭长，一个要饭的，凭什么当皇帝？这世上亭长那么多，要饭的遍地都是，凭什么这俩当皇帝？那必须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其他亭长与要饭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首先就是奇人自有异相。
靠不靠谱呢？反正刘邦腿上有没有七十二个痣也没人真数过，但朱元璋从画像看来，应该是大脸盘子，没啥凹陷。至于张献忠，据此推测，也不至于不太像人。
说到起义队伍，大家心中一般会浮现出质朴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过不下去了，举起锄头就去干仗了。这不假，但是也不够真。农民，以务农为主，起义最多就带着镰刀、铲子、锄头，这是没什么战斗力的，抢抢普通人还行，打官兵基本上不要指望胜利。造反的队伍之所以能发扬光大，是因为里面有专业人士——士兵，准确来说是哗变的士兵。
这些士兵本是官兵，自万历年起，频繁被调往辽东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却常常拿不到军饷，至崇祯元年，部分地区已经三年没发过一分钱了。三年不发钱，搁谁能扛得住？我为朝廷洒热血，朝廷视我如草芥。不哗变才离谱。
崇祯二年，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曾上疏，言辞迫切，说如今局势已是危若累卵，哗变现象已成燎原之势。还有人称三秦之地是国内上游地带，延安、庆阳等地便是关中的屏障，榆林又是延安、庆阳的屏障，一旦发生变故，延安不保，进而秦地难守，势必天下安危难测。
很不幸地，当地官员的预言都在未来一一应验了。
流贼猖獗的消息传入京师，朝廷上下愕然。然而，在朝官员都视陕西为虎狼之地，没有人愿意在此刻担任陕西三边总督，职位一空就是好几个月。迟则生变，吏部实在没有办法，推出了对军事并不通晓的杨鹤出任该职位。
杨鹤，字修龄，湖广武陵人，杨嗣昌的父亲。作为一名左佥都御史，他是个实打实的文人，临时被吏部抓壮丁送往平叛前线，其结果可想而知。
一到陕西，面对漫山遍野的流贼，这位清流文人便手足无措了。隔行如隔山，杨鹤实在是无力围剿，只能招抚。
朝廷为什么要选个文人去前线呢？朱由检为什么会批准呢？
原因很简单，皇帝一开始也没想“剿寇”，他觉得面对民众造反，能抚则抚，如果问题没解决，那就说明抚得还不够，得加大力度继续抚。
崇祯四年时，朱由检在文华殿开会，讨论流寇问题，官员上报说：“现在兵饷不足，难以剿灭。那些流寇见着官兵就跑，官兵走了又聚在一起。”朱由检赶紧强调说：“流寇也是我的赤子，应当招抚他们，不必专门剿杀（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
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执行起来却难以为继，赈济本身就需要大笔钱财，之后为了让这些人安居乐业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物力支持，比如钱粮、种子和耕牛。现在自然灾害又严重，朝廷根本没有资源去执行这套方案。
那在财政空虚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推行安抚政策呢？原因也很简单，剿寇才是下下策。
武力围剿不仅不能解决百姓因饥起变的问题，还会激化这一矛盾，更加大朝廷与民间的对立，何况军费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百姓吃不起饭要起义，根本问题在于吃饭，欲行仁义者是不会在此刻选择杀伐的。无奈的是，明末吏治败坏如此，财政空虚至此，任何的上策、下策都已经无效了，一辆手刹脚刹都已然失灵的车子必然只能冲下悬崖，一切不过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