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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1/1)

科举道上的坎坷——三试礼部不第

在封建社会中,等级森严,贫富悬殊。上层的王侯将相、达官富商、土豪劣霸,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是广大农民和市井小民,也包括为数不少的“低级”知识分子——所谓“寒士”。这些人终日辛勤劳动,衣食不周;遇到荒年,只能吃糠、咽草、逃荒,以致饿死道旁。底层人要想改善生活,就需往上爬。统治者给他们准备了一条途径,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以一般家庭望子成龙,对子弟从小就延师课读;即使是穷苦人家,只要有可能,也想方设法让儿子识字读书,将来如能考中科举,就可能得个一官半职,其中少数人也能飞黄腾达,真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清代的考试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府县考,考取了称为秀才,未考上的称为童生,因为考生大多是十几岁的小孩。但如果上了年纪还未考上,也仍称为童生。《儒林外史》中的范进,50多岁了,也还是个童生。秀才是最低级的科名,但比童生地位又高得多,在村里谋一名教席是很容易的。但秀才不是官,在社会上还是被人瞧不起,常有“酸秀才”之称。

第二级称为乡试,每三年一次,由全省秀才去省城赶考,取中了称为举人。乡试在秋天举行,所以也称“秋闱”。举人的地位比秀才高多了,虽仍不是官,但在地方上可以当个乡绅,出头露面,也可出任教谕、训导、山长等教育方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作为跳板,可以去京师参加三年一度的会试。

会试在春天举行,也称“春闱”,会试取中了,称为进士,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进士还要参加殿试,是皇帝亲自选门生,考定名额。第一甲第一名就是众所熟知的状元了。中了进士,就可以顺顺当当做官。一部分优秀的选入翰林院,称为翰林,这是最高“学术职称”。一般的进士至少也可外任知县。虽然是起码的地方官,但也有实惠。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个寒儒当上官,就可夫荣妻贵,显亲扬名,发财致富。

当然,也有许多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传统的优良教导,应考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施展一身抱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历史上由科举成名的人,世有许多好官、学者、文人等。科举只是一块敲门砖。

清代科举内容是沿袭明代,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是一种特殊格式的文章。要写成四段,每段又分为二小段,因此称为八股。题目是由考官随意从“四书”中选取一句,例如左宗棠考过的题:“大德不逾闲”是一题,“言必信,行必果”又是一题段。考生得根据古人的意思发挥成文,所以又称为“代圣贤立言”。考生必须熟读“四书五经”,否则连题目都看不懂。这种文章毫无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几百年来,集中国内千百万聪明才智之士,日日夜夜,都花在背诵几千年前的几本古书上,绞尽脑汁,写一篇摇头摆脑的八股文,是何等的浪费!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陶澍、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和贺长龄、贺熙龄兄弟等,虽然自己也是从科举出身,有进士的荣誉头衔,但他们却反对八股文,提倡实用的学问。他们倡导向西方学习,在列强的炮舰压力下,“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当时这还只是一股新兴的思潮。广大知识分子除了科举一途外,还没有别的出路。他们依然苦读“四书五经”,以博取进身之阶。

左宗棠的父祖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也希望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摆脱困境。但是命途多舛,几代都只考中秀才。春航公在儿子们幼小时,就教他们读“四书”,左宗棠8岁学作八股文,15岁参加童子试,16岁参加长沙府试。这两次都是考秀才的甄别试。知府张锡谦很欣赏他的文章,准备取作冠军,后来因照顾一位老年考生,就将左宗棠取为第二名,知府还当面奖励了一番。接着还有最后一次院试,由学政亲临主持,考取了就为秀才。不料宗棠母亲恰于此时去世,他回家奔丧,没能参加院试,因而这次没有取得秀才资格。

两年后(道光九年)他在居丧期间,从书肆买到两本书:一本是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书》,另一本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是清初著名学者,他曾首倡经世致用之学。《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地理书,除记载山川形势外,也叙述一些古今战史和战守机宜。左宗棠以前接触的不过是“四书五经”和典范八股文等,得到这两本书,如获至宝,早晚研读,还加以评论。他既首肯顾氏书“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又指评他“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也有欠妥之处”。除了《郡国利病书》外,他还购到了齐召南(字次风,乾隆时人,地学家)的《水道提纲》等书,对有用的材料都抄录在笔记本上。他还藏有一部《皇朝经世文篇》,这部书名义上是贺长龄主编,实际上是魏源(字默深)代他编辑的,全书密密麻麻都有他的批注。他的一些同学和亲友只知读八股文可以做官,见他读这种“无用”的书,都暗暗笑他。他有他自己的主张,人家笑他,他读得愈勤奋。两年后,他遇到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两位前辈也教导他研求有用之学,不要专重八股文。他又从贺长龄处借阅了许多实用书籍。他对“经世致用之学”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觉得八股文无用。他后来说:“八股越做得入格,人才越见得庸俗低下。”

尽管如此,他仍然读些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他认为:“读书不是为科名,但没有科名就难以养活自己,因此为科名而读书,也是人之常情。”他仅仅把科名当作进身之阶和谋生之术。由于他花了很大的精力钻研实学,八股文就不会作得那么“入格”;兴趣在实学,八股文的味道可能就不那么正统,入不了一般试官们的眼。当然,也可能有些真才实学的人会赏识他。那时湖南巡抚吴荣光(号荷屋)在长沙办了一个“湘水校经堂”(在今湖南大学内),收取一些学生教以经学,还给些生活补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正当父母去世不久,就进了校经堂。堂内经常举行考试,他一连得了七次第一,引起了吴荣光的注意。

第二年服丧期满,可以应考了。他还不是秀才,由于急切希望考中举人,可以谋取较好的工作,于是借钱捐了一个与秀才相当的监生,这样就可以直接应乡试。清代晚期,监生可以用钱买,但是举人、进士则不能买,必须通过考试。考试也很严格,试卷都密封,试官如收受贿赂,可能处以死刑。那年的湖南乡试正考官是徐法绩(字熙庵),副考官胡鉴(字藕湾),还有几位阅卷考官,称为同考官。宗植、宗棠兄弟均应考。宗植中了解元(第一名举人)。宗棠出考场后,抄了一份底稿送给老师贺熙龄。贺熙龄看后说:“文章虽好,但是不合程式,恐怕没有考官会赏识。”果然,阅卷的同考官在左宗棠卷上批了“欠通顺”三字,他于是落选了。

说来也是幸运,这一科考试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大寿特别开的“万寿恩科”,皇帝下诏各省试官在落选的“遗卷”中,再择优录取一些,以示恩典。那时副考官胡鉴在试院中病逝,徐法绩一人披阅了5000多份卷子,选中了六份,左宗棠的卷子居首位。按规定,试卷先要由同考官阅后推荐给考官,然后才能取中。同考官没有推荐的卷子,考官不再取阅。徐法绩就将宗棠这份卷子交请同考官补荐,而且要将原批语“欠通顺”改一改。不料那位同考官不同意,说:“中不中是考官的事,荐不荐是我的事。你要中就中,批语我不能改。”徐法绩告诉他这是奉皇上谕旨办事,其他同考官一齐相劝,又将文卷给各位同考官传阅,大家看看经文卷不错,这才改了评语为“尚通顺”,取中了第18名。当时同考官和监考官都怀疑这份试卷是“温卷”(关系户),当密封打开,监考官吴荣光一看是在校经堂考七次第一的左宗棠,赶忙向徐法绩道贺,说他取得了真正人才。其他同考官也有些听说过左宗棠其人,于是群疑释然。兄弟二人同时中举,宗植还得了解元,这是左家从未有过的光彩。

第二年正月,兄弟齐赴京师会试,这是他们第一次去京师,不幸二人均落第。在京师时宗棠写了有名的《燕台杂感》七律八章:

其一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其二 纥烈全金功亦巨,李悝策魏术非疏。 公孤自有匡时略,灾异仍来告籴书。 不惜输金筹拜爵,初闻宣檄问仓储。 庙堂衮衮群公在,休道功名重补苴。

其三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其四 南海明珠望已虚,承安宝货近何如? 攘输啙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尾闾。 邾小可无惩虿毒,周兴还诵旅獒书。 试思表饵终何意,五岭关防未要疏。

其五 湘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益惘然。 陆海只今怀禹迹,阡庐如此想尧年。 客金愁数长安米,归计应无负郭田。 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

其六 青青柳色弄春晖,花满长安昼掩扉。 答策不堪宜落此,壮游虽美未如归。 故园芳草无来信,横海戈船有是非。 报国空惭书剑在,一时乡思入朝饥。

其七 已忍伶俜十年事,惊人独夜老雅声。 一家三处共明月,万里孤灯两弟兄。 北郭春晖悲草露,燕山昨日又清明。 宵深却立看牛斗,寥落谁知此际情?

其八 二十男儿刺促长,穷冬走马上燕台。 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 清时台辅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莱?

在诗中抒发了对国事民生的悲叹,在朝衮衮诸公缺乏长治久安之策,在野小民炊烟长断,生计可怜。他亦哀叹自己身在草莱,人微力薄,报国无门。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第三首诗中,他已看到西域问题的重要,提出了新疆置省和屯垦政策,还注意到西北给养和运输的困难。在嘉庆道光年间,已有一批学者注意研究新疆,如龚自珍(号定盦)、魏源、徐松(字星伯)等人。左宗棠曾研究他们的著作。他认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盦。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龚自珍写了一篇《西域置行省议》,左宗棠不赞同他所拟郡县建置,但钦佩他的建省原则。左宗棠在京师还会见了徐松,徐松将自己有关新疆的著作,如《西域水道记》等赠给他。左宗棠那时只是一个22岁的青年,已经在筹划治理新疆,想不到50年后,他真的来到新疆治理。他给陶桄的信中说:“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这表明他从少年起就对新疆有一番抱负,虽然后来也没有能完全实现。

他当时已看到天下将乱,在第四首诗中,已预见西方列强将为患于中国,警告必须加强国防。他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七年后,就爆发了鸦片战争。

他在京师还拜会了一位大名人、他的老师的老师阮元(字伯元,号芸台)。他对这位一代宗师十分佩服,说他“博古通今,文教武功,早已震惊寰宇”。那年阮元已70岁。左宗棠以一少年后辈,聆听他的教诲,对他的言论风采,钦仰不已,印象深刻。直到左宗棠去世前一年,为阮元的题诗作跋时,还记下了这次会晤。

他还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胡林翼,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他们的结识,对他一生的事业起了重大的影响。

春榜放后,他点检南归,行前给座师徐法绩写了一封信,说今后将要“讲求时务之所急”,主要研究“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归来后,从此立志研究国家急需的实学。

三年后,他又赴京会试。这一次几乎取中了。或者说,已经中了,但又被刷下来。阅卷的同考官翰林温葆深,很欣赏左宗棠的卷子,极力推荐上去。主考官也很欣赏,说是“立言有体”,取中为第15名。当时进士名额各省都有一定的限额,后来一清查,湖南省多了一名,湖北少了一名,因此就将左宗棠名字取消,补上一名湖北人。虽然温葆深争取了一番,但没有成功。只将左宗棠取为“誊录”,意思是文章虽好,但名额已满,只好请屈就史馆当名抄写员,以后年资久了,还可补个知县,他29岁写诗说:“聊欲弦歌甘小僻,谁能台省待回翔?!”就是指的这件事。他没有屈就誊录,他的师友如贺长龄早就告诫过他:“幸无苟且小就。”他的高傲的个性和非凡的才具使他也不会干这类工作。

他回湘经襄樊,正遇汉水盛涨,狮口堤溃裂,河水泛滥成灾,所乘的船在淹没的树木、村舍上航行,船工的篙插在屋脊上,飞驰而过。由樊城到长沙只用了13天,当时算很快了。

他回家后,就和周夫人共同绘制地图,研究地学和军事学。三年以后,他又参加了会试。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会试。他经过洞庭湖时,顺便游了洞庭君祠。洞庭君是传说掌管八百里洞庭的湖神。到汉口后,遇见同去考试的同乡欧阳兆熊(字晓岑)。欧阳兆熊比他大五岁,中举人却比他迟四年,然而欧阳兆熊后来中了进士。左宗棠得意扬扬地告诉欧阳兆熊,他作了一副《题洞庭君祠》的对联: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 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兆熊听了很为惊讶,觉得联语“意态雄杰”,口气好大,将来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客窗春呓》,书中追述了这段往事。

这次会试又落第。左宗棠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他又注意起农业,开了试验田,写了农书,还准备做一辈子的农人。然而他以后又曾多次表示过要再参加会试,那是太平军起义后,他在幕府时期,是想以考试为借口,脱离幕府。最后一次,当他遭到官文、樊燮构陷时,毅然脱离湖南幕府,动身去北京会试,还真的到了襄樊。他说:这次也并不是真想考进士,只是为了躲避仇家的借口。但后来被胡林翼追了回来。从此,他再不提会试了。

这次会试虽未去成,但在北京却留下了一段笑话。那是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的名气已很大,皇帝也点过他几次名。京师的考官们都互相告诫,“这次务必要取中左宗棠”,因为考官都渴望收录真正的人才为自己的门生。后来看到一份卷子,文章“奇特雄伟”,大家怀疑定是左宗棠的卷子,就取中了,发榜时原来是另一人,即湘潭的黎培敬(字开固,号简堂)。左宗棠这次根本没去京师。黎培敬也是一位人物,后来成为名太史,放了贵州学政,因为招抚苗民考生有功,又升任藩司和巡抚,他曾自题联云:

人若不自知,愿诸君勤攻我短; 弊去其太甚,与尔民率由旧章。

颇有些愿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雅量。

左宗棠的科举道路是坎坷的,也可说命运不济。但是如果他果真中了进士,点上翰林,他的后半生可能又是另一番面目了。他自幼就不重视科举,这注定了所追求的是有价值的另一条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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