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太平军金田起义（1/1）

隐居与出山——“静观时局变化”，初入湘幕

林则徐逝世后一个月，广西形势突变，战乱进一步发展。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由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农民军，经过长期准备，在桂平金田村起义，太平军发展迅猛，如火燎原，顷刻震动了中国大地。

湖南和广西比邻，很快就得到了金田起义的消息。左宗棠早就预料天下将大乱，如今果然风雨来了，战祸迫在眉睫，他需要为个人、家庭以及邻里考虑应付的对策。他对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经过周密考虑，做出了初步打算：先隐居起来。

他对太平军起义的最初的、直观的反应，是世俗的和传统的观点，与多数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相同，反对内战，厌恶暴乱，愿意过太平日子。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造反即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要杀头灭族的。儒家的思想教育是忠君报国，安分守己。满人入主中国已两百多年，正统思想深入人心。官吏们不用说，对那些深受儒家教育及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市民，特别是那些生活能过得去的阶层而言，“造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不仅仅是思想教育的熏陶，他们还懂得“造反”就意味着接连而来的社会动乱，战争破坏，将失去安定的生活。而且他们还特别慑于封建法律的威力，和“造反”牵连的后果是异常严重的。造反者被称为“大逆不道”的“贼”“匪”，一般人自然不愿意与“贼”“匪”为伍。左宗棠并不愿意天下大乱，他曾提出自己的希望：“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这其实也是世世代代被压在底层的中国人民可怜的愿望。

但是，当左宗棠对形势进一步分析和思考时，就得出更为复杂的看法。他认为天下将大乱，是有一定根据的。他曾分析形势说：“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这已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只待一根导火线来点燃了。他对中国历史是精熟的，君主昏庸，政治腐败，改朝换代是正常、必然的，腐朽的政权迟早会崩溃，换上一个清明的政府也未尝不好。另外，满族入主中国以来，对汉人采取歧视压迫的政策。汉人社会中普遍存在“扶明灭清”的思想。从左宗棠的一生言行来看，他虽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对满人上层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早就极为不满。由一个汉族为主的开明政府来取代腐朽的满族王朝，对中华民族来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他进一步思考之后，就认为没有必要去维护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这是他和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不同的地方。曾国藩、胡林翼等在太平军起义后，立即站在清王朝一方。即使是林则徐，当他得到清廷命他去广西、任剿灭起义军的钦差大臣时，也毫不踌躇，立即欣然就道。

美国人绘制的太平军士兵

那么，左宗棠既然对起义者赋予一定同情，又不愿参与镇压行动，以他自负济世之才，何不立即参与起义者的行列，助一臂之力呢？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事。左宗棠是极为谨慎小心的人，太平军究竟是怎样的性质？起义的目的是什么？领导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有没有比较正确的政治和军事纲领？他们是一个小宗派组织？还是能广泛容纳各类人才的开明的政权？他还了解得很少。当然，他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太平军的领袖人物。因此，他既不愿站在清王朝一方，又不愿站在太平天国一方，而是采取中立的态度。他也知道，从长久说来，中立是不可能的。战祸又迫在眉睫，当前首要的任务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可能时也保护邻里、桑梓，免受战争的无情蹂躏。

鸦片战争后不久，左宗棠就有了隐居的想法。他曾写信告诉贺熙龄，准备“买山而隐，为苟全之计”。后来因连年水、旱灾，他的隐居计划未能实现。太平军起义后，眼看战火即将烧到家门口，情况危急了，他于是决定迁往深山隐居避乱。他在本县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亲友：一位是郭嵩焘，字筠仙，是有名的学者，中过进士，当上翰林院庶吉士，现正值丁忧在家。左宗棠和他是要好的朋友，郭嵩焘也认为应躲一躲战祸。嵩焘的弟弟昆焘（号意诚）、左宗棠的哥哥宗植等也都同意这种想法。道光三十年秋，左宗棠和郭嵩焘二人亲自到湘阴附近考察，找到了一块险僻之处，地名青山，在湘阴东部，与长沙交界，又名东山，距左宗棠旧居十余里。那一带群峰错互，山谷深邃，还有一些洞穴，是避乱的好地方。他们看中了其中一个“白水洞”，准备在紧急关头来此避难。

乱世中入山避难，左宗棠认为是可行的办法。他提出了历史根据，并曾告知贺熙龄。明末战祸纷起，有一位孙夏峰带领了几千人躲入易州五公山，又有一位魏敏果奉母亲逃入蔚州德胜呰，后来都得以免难。左宗棠很佩服他们的高明，认为处此乱世，值得仿效。

那年道光皇帝逝世了。第二年咸丰皇帝即位，是为咸丰元年（1851年）。左宗棠正好40岁。皇帝新即位，特颁恩诏开孝廉方正科，以搜集乡野遗才。郭嵩焘和湘阴县士绅都推荐左宗棠应举。左宗棠早已打算做一辈子“农夫”，现又准备隐居深山逃避战乱，并不愿进入仕途，因此谢绝了乡里友人的推荐。

这一年春天，左宗棠来到长沙，遇见了在城南书院结识的老友罗泽南。罗泽南是湘乡人，虽然只是一位秀才，但学问优长，著作丰富，著有《小学韵语》《周易附说》《方舆要览》等，在家乡讲学，慕名来学的很多，很有名望。他来长沙住在贺长龄公馆里，又在城东定王台开馆讲学。左宗棠和友人刘蓉（号露仙）去定王台拜会了罗泽南，还会见罗泽南的几位学生：李续宜（字希庵）、王錱（字璞山）和李杏春等。罗泽南这次对应举孝廉方正倒很积极，并获选中。这几位湖南学人后来都成了湘军中的主力将领，但大都早死。

罗泽南画像

这年的战事主要在广西境内。到了八月，太平军进抵湘、桂边界的永安，湖南已风声鹤唳，实行戒严。但总算平安度过了这一年。

次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们攻陷全州时，夺取了几百艘船只，准备由湘江顺流而下，直取长沙。左宗棠友人江忠源（字岷樵）率领楚勇在新宁予以阻击，太平军转而东向，连克江华、蓝山、桂阳州、郴州等地。那时湖南巡抚原是广东花县人骆秉章（字吁门），清朝廷命他回京师待命，另调云南巡抚张亮基（号石卿，江苏铜山人）接任。张亮基还未到达，太平军领袖西王萧朝贵已于七月二十七日率五万大军直抵长沙城下。骆秉章仓皇布置防守。二十九日，萧朝贵亲自在阵前指挥，为城中大炮击毙。太平军攻势稍缓。左宗棠正在柳庄，他按照原定计划，于八月中秋节后，率领全家老小搬到白水洞，临时盖了些茅草房。许多亲友也跟来避难，有二哥宗植、周夫人的妹妹茹馨和两个儿子，还有郭嵩焘和两个弟弟昆焘、焘带着全家也来了。

左宗棠的避地隐居计划是有长久打算的。他认为太平军来势凶猛，主要目的是攻占大城市，如长沙、岳州等，因此必须快速行军，无法在中途停下来劫掠。他们择一处高山深谷住下，不向外宣扬，不与太平军为敌，他认为：“是我无害于贼，贼无所忌于我，亦无所利于我也。”太平军当然也不会与他们为敌了。他说得异常明白露骨，尽管他还需要按照当时清朝统治下的惯语，称太平军为“贼”，但他却在“贼”与“官军”之间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简直是“贼我不分”了。

然而左宗棠的长久打算却没能维持多久。胡林翼和新任巡抚张亮基原来都是林则徐部下，彼此很要好。湖南危急，张亮基受命于危难之际，胡林翼认为是急需人才之时，就极力向张亮基推荐左宗棠，一连写了几封信，介绍说：“我深知左季高，他的才学品行超冠群伦，为人廉洁耿介，刚直方正，性情善良，实在是忠肝义胆，与社会一般人士简直大不相同。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熟知本朝国章，又精通时务。他还有一个特点，不重视名利，即使他的谋划成功，也不愿受赏。相信您一定会赏识他的。”

张亮基收到胡林翼的信，非常高兴。当他抵达常德后，立即派专人带上礼物到湘阴白水洞去延请左宗棠。照理，左宗棠应当欣然就命，因为正是施展抱负的机会。但是他早已有隐居的打算，因而复信辞谢。那时太平军已将长沙城包围，张亮基于八月十九日到达城外，二十四日傍晚在未及合围的北门城下一角登梯进城。他又立刻派人去请左宗棠。

宗植和郭嵩焘、昆焘兄弟本来是和宗棠“志同道合”，同在山中避难，这时都动摇了。他们劝宗棠说：“以堂堂巡抚一省之长，卑辞厚礼来请一寒士，这种事也许古代还有过，而今是多年不见了。应该答应他，以成全他礼贤下士的美名。”同时他又收到胡林翼和江忠源的敦请信。江忠源正率一支军队在长沙城南作战，看到局势危急，就想起了左宗棠。但是，最能打动左宗棠的是胡林翼的信。胡林翼最为深知左宗棠，他提出了两点意见，说：“张公想念你如饥似渴。张公是一时无两的肝胆血性人物，林文忠公最赏识他。他实在是文忠公一流人物。你最敬服文忠公，为什么不能和张公一起工作呢？”这是第一点。他又说：“我决不会劝你到一个难处和不可去的地方。只是想起家乡祸在眉睫，不能不和你说。区区愚诚，不但未蒙深察，反而回信讥诮。你怎能不想想？固然你可以独善其身，但看到家乡糜烂，能忍心吗？而且，如果湖南全部被太平军占领了，你那柳家庄、梓木洞能单独保住吗？”

关于第一点，张公是林公一流，左宗棠还不能深信。对于第二点，他想想倒也不错，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战火蔓延开来，家乡将遭到涂炭，不仅是战斗双方将有惨重伤亡，还会有许多老百姓在战火下丧生，房屋财产都将遭受巨大损失。宗棠对家乡的感情很深，“保卫桑梓”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胡林翼说得也不错，如果湖南全省被占领，柳庄和白水洞困在一隅，也不能过太平日子。因此，他在宗植和郭氏兄弟的敦劝下，改变了主意，应邀到长沙参加了张亮基的幕府，这是他第一次出山。

张亮基和左宗棠一见如故。左宗棠提出几条策略，张亮基都接受了，不久将军事权都交与他。那时太平军领袖天王洪秀全从郴州率大军已到长沙，围攻很急，左宗棠日夜筹划防守，太平军硬攻未下，就穿地道用地雷攻城，也被击退。两个月后，洪秀全看看攻不下来，就撤围北上，长沙于是解围。

左宗棠在湖南幕府的时间不长。太平军退后，他帮助张亮基整饬吏治，安定社会秩序，又平定了一起浏阳“征义堂”“会匪”。所谓“征义堂”，开始是以地方团练出现，由于主持和参与者良莠不齐，又混进了土匪、痞棍，欺霸于地方，形成为一种黑社会组织，它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只具有破坏性。他们看到太平军声势浩大，也想投奔过去。左宗棠提出策略，江忠源率兵去浏阳，迅速将其平定。

从咸丰二年八月下旬到咸丰三年正月张亮基离长沙止，左宗棠在湘幕只有四个月。他一心一意帮助张亮基维持湖南局面，他对亲友公开说：“我只是为了保卫桑梓才勉强出来的。”他说的是实话，但却很大胆，因为这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并不是为了保卫清王朝。在当时封建统治下，这种言论也算是危险的了。当然，除了“保卫桑梓”外，他很可能还有打算，他是自负很有才华、又负有时望的人。他也很希望他的才能有实践的机会。他知道才能只有在斗争实践中提高。在湘幕中从事政治、军事活动无疑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至于“敌我关系”，他倒并不介意。古语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贼）。”随时势的转移，贼我关系是可以改变的。

足以证明左宗棠这种思想的，就是他虽身入幕府，却从没有坚定、长久的打算，一有机会就准备回山隐居。张亮基任湖南巡抚没有几个月，那年冬天太平军攻占了武昌，随即又放弃了它。次年正月东下安庆。张亮基奉命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本不愿随去，但张亮基多方劝说，左宗棠因张亮基很尊敬、信任他，才勉勉强强随同到武昌，他自己说是在强迫之下去的。

那时骆秉章署湖北巡抚，江忠源任湖北按察使。左宗棠仍旧兢兢业业做他的幕府工作，但时间不长。太平军于二月攻占南京，不久又占领镇江、扬州等江南大城市。接着在南京建都。骆秉章于四月调任湖南巡抚，江忠源也调去江南大营，张亮基则于八月调任山东巡抚。于是，左宗棠借这机会离开了湖广总督幕府。他在鄂幕结识了一位幕友王柏心（字子寿），王柏心曾做过林则徐的幕府，是一位有计谋、有远见的人。他和王柏心于九月初四日一同乘船回家，顺路到王柏心在湖北监利的故居“园”，盘桓了几天。九月二十二日抵湘阴县城，第二天就回到25公里外的白水洞家中。

晚清的长沙天心阁

那时太平军正节节得势，清军在田家镇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骆秉章听说左宗棠回湘，立即派人带着书信、礼物来请，连请了几次。宗棠不肯再出山，他写信告诉内弟周诒晟（字汝充）说：“这几年我已耗尽了心血，决心不再参与和太平军作战的戎幕工作。从此匿迹销声，埋名隐姓，藏到深山荒谷之中，再不和人世间来往了。”

左宗棠这次在山中住了有半年之久。这期间，江忠源和曾国藩都曾来邀请他出山共事，但他拒绝了。直到咸丰四年（1854年）二三月间，太平军又打回湖南，进逼长沙。经过湘阴时，很不寻常地扬言要到白水洞寻找左宗棠。这时骆秉章又派人数次到山中来请，左宗棠于是于三月间再度到长沙，加入了骆秉章幕府。这次他还是说是“不得已”“勉强去一趟”。骆秉章在《自订年谱》中也记载说：“上年冬，左季高先生已自武昌回湘阴，屡次函请到省帮办军务，不就。咸丰四年三月同婿陶桄到省捐输，极力挽留，始允入署襄办，仍不受关聘。”左宗棠不接受正式聘约，将来说走就可走。《清史稿》说，骆秉章是用计将左宗棠赚入的。据说他派人将左宗棠爱婿陶桄抓起来，扬言陶桄抗捐，左宗棠很生气，急忙赶到抚署。骆秉章迎出来，拍手大笑说：“哪里有陶文毅公的儿子、左季高的女婿，可以被抓起来的道理？”这样左宗棠就被赚入了抚署。这个传说虽不一定可靠，但所有史料都表明，当时人们都知道，他原来确是不愿意参与镇压太平军的行动的。

他虽然只是一名在籍举人，但是在湖南的声望已很高。既是陶澍、又是贺熙龄的亲家，受到贺长龄、林则徐、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高度赞扬和推荐，两任巡抚再三敦请，他的消极中立的表现不单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也是危险的。如果清王朝扣他一顶“立场不稳”的帽子，恐怕是适合不过了。的确，后来甚至引起了皇帝的怀疑。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有一次咸丰皇帝在养心殿问郭嵩焘：“你可认识左宗棠？”

郭嵩焘说：“我们从小就相识。”

咸丰又问：“你们自然有书信来往？”

郭嵩焘回答：“有信来往。”

咸丰就说：“你写信告诉左宗棠，说是我的意思，他应当出来为我办事。左宗棠不肯出来，是何缘故？”

郭嵩焘吓了一跳，赶紧解释说：“他为人刚直，与人不容易相处，所以不愿出来。如果皇上天恩用他，他一定会出来的。”把话搪塞过去。

事后他立即写信告知左宗棠皇上问他的详细情况，让左宗棠有所警惕。

当时社会对左宗棠这一时期中的不寻常表现，曾有过一些猜测和传说。有人说左宗棠想投靠太平军。还有人说他去会见过洪秀全，因为二人意见不合，才分手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对左宗棠抱消极、观望态度的这段历史避而不谈。也有个别眼光敏锐者注意到了这点，认为左宗棠是在静观时局的变化（如杨东梁）。他打算“匿迹销声，埋名隐姓”的时候，王柏心写了一首诗赠他：

武库森然郁在胸，归来云壑暂从容； 人从方外称司马，我道山中有伏龙。 多垒尚须三辅戍，解严初罢九门烽； 何当投袂平妖乱，始效留侯访赤松。

王柏心是左宗棠知己，深知左宗棠胸罗万卷兵书，非等闲之人，素以诸葛亮自命。现在是伏处山中，待时而动。他企盼左宗棠能早日出山，建功立业，然后再学张良归隐深山。

左宗棠和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郭嵩焘、王柏心、魏源等都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当面临清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和同时代人的态度却如此地不同，这应该怎样理解呢？

就政治和社会地位说，林、曾、胡等都是现任或卸任清王朝的大小官吏，有的官还很大。如曾国藩是侍郎，林则徐是总督，骆秉章、张亮基为现任巡抚，胡林翼为现任知府等，他们都中了进士。左宗棠则只是举人，三次会试不第，身无一官半职。儒教“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左宗棠来说，他既未当官，就没有维护清王朝的责任。其次，就经济地位来说，当了现任官，不用说，经济状况比老百姓好得多。曾、胡等的家庭也远胜过左宗棠。曾国藩父、祖都是较富的地主，胡林翼的父亲也是京官（詹事），而左宗棠家是几代秀才，靠教书束脩为主要生活来源，吃过糠屑，吮过米汁，年轻时经过多次饥荒，自己和全家救过灾。他了解、同情农民和社会下层的困苦生活，对于贪污腐败的统治集团一直是痛恨的。当然，人的思想变化很复杂，它还受环境、教育、师友、际遇等的影响。也有与左宗棠情况相似的人，如罗泽南，王錱，李续宾、续宜兄弟等，也只不过是秀才，有的连秀才也不是，但他们参加清军就没有犹豫过，左宗棠出山前，他们都已成为湘军中坚分子。而左宗棠则徘徊观望，几乎达10年之久。